8月26日，同志會居然動員了200多名孩子，捧著光緒皇帝的牌位，遊行到總督府門前，集體下跪，放聲大哭。在他們提交給四川總督趙爾豐要求代奏中央政府的信中，雖然總是不斷地強調自己「三尺童子」、「髫齡孺子」、「乳臭小兒」等，卻通篇都是老道的公文口氣，而且文采斐然，開頭便是「竊惟釣者何愛魚兒投餌、獵者何樂獸而設阱、外人何德我兒借款修路，此三尺童子皆知為誘我者，豈堂堂部臣如盛宣懷等，尚不知誘我，而借重以修路耶？殆自私之一念誤之耳」，語氣分寸拿捏得十分老到，絕不可能出自小學生之筆。其後就是同志會的老套路，極言借款修路將亡國滅種，自詡為「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蓄項血以杜奸黨之謀」，要求皇上乾綱獨斷。

四川警界的很多人都是周善培當年的部下。周善培在早上7點就致電他的學生、三聖司警察局局長，要求在演講開始后每三分鐘用電話向他彙報一次現場情況。眾位高官在周府痛飲看戲，下午兩點半演講開始了，警局三分鐘一報，直到演講結束，果然平安無事。

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轟轟烈烈成立后，不久就音訊杳無，如同那個年代其他一大堆速生機構一樣。那位要同志們為她綉遺像的朱李，似乎也人間蒸發了，此後在史料里再也沒有出現過。估計是跟著夫君一起到了重慶，當夫君成了端方的幕僚后，她也就修成正果，顧全大局，不再出來混了。

組建了領導機構，每個大蘿蔔都找到自己的坑之後，同志會就開始招募會員及各部門的志願者。

接著還是羅綸，以他那很宏大的聲音叫出，在他看見會場稍稍在鎮定的時候：

藩司衙門的一個師爺搬來了一張太師椅，王人文就站在太師椅上向民眾發表演說。「他真是再溫和也沒有，滿臉都堆有笑容，很心平氣和地說。他說，大家的來意由羅副議長已經傳達了給他，他始終是表示同情的。他自己雖是貴州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實際上是他的桑梓之邦。只要於國計民生有關休戚的事情，在他的職責上，無論怎樣是要力爭的，更何況是關於桑梓的利害。所以這次的問題，他對於朝廷要力爭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總決不負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這真是從古以來所未有的奇事，以一個官僚而能和民眾接近……素來是怕官怕慣了的百姓，得到了官府的這一道護符，他們還有什麼顧忌呢？於是乎保路同志會的氣勢便真好像是在火上加油了……」

如此速成之下，留日學生學業水平普遍低下，絕大多數無非混到了中學水準。日本法政大學總理梅謙次郎博士就曾指出，日本學生進大學學習法政，一般需要三四年，而中國學生還得先學習語言，然後才能開始專業學習，正常必需六七年，卻在6個月就「速成」了，蘿蔔快了自然沒法洗泥。

朱李消失了，女同志們的激|情仍在，主角換了位老太太——毓秀女學堂校長羅旭芝。

無論什麼原因，事實就是蒲殿俊回到老家后，「歸病腹瀉，憊卧中」。《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報道這一消息時，還發表了一篇感人的短訊《病議長之愛國熱》，說是病中的蒲殿俊從老家來電，願意在鐵路保衛戰中，「區區當為從死之一」。

庚子事變后，大清政府在逃亡途中就發布了改革詔令，而師法日本則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這種共識，在甲午戰爭慘敗的震撼和刺|激下就已形成。1898年，張之洞就在他那篇被中央政府作為幹部必讀讀物的《勸學篇》中，雄辯地發出了到日本去留學的號召，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費省、語言接近之外，「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日本人）已刪節而酌改之」。這就是說，對於那些有點艱澀甚至危險如河豚的西學，日本人已經幫我們試吃並拔毒了。

川路公司臨時股東會議的會場里，長時間痛哭達到三十分鐘時，列席會議的四川省商業廳廳長（勸業道）周善培坐不住了。他站起來說：「諸位在會場大哭是無濟於事的，要保路就得請護院電奏才有辦法。」

這頓酒席是為了慶賀四川省商業廳廳長（勸業道）周善培的老母壽辰。老人家的生日在農曆六月初二，這一次（1911年6月27日）正趕上了四川兩百年來的大亂，而亂源則來自周善培分管的鐵路建設。

王人文在早上6點半就先趕到周府拜壽了，給老人家掙足了面子。之後王人文悄悄告訴周善培，他擔心同志會當天會舉行暴動。周善培趕緊寬慰他說不可能。

主人公憤然道：「這搞的啥名堂！」

——「贊成！」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一場大|波浪中，大多數人隨波逐流，一種「不頂不是四川人」的氣氛儼然已經形成。

朱李並非四川人，但其父輩在四川為官，她也出生並成長於成都。有其夫必有其婦，保路同志會剛成立時，她就率先捐款，並在《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上呼籲：「群願誓死進行，從諸先生之後。唯是綿材薄力，恐貽龍頭蛇尾之羞。檢呈平時手制美術共得若干品，請懸之局門售，為女同志會經費。」

袁某表示，借房的事情須經幹事會議討論，私人礙難即復，明日午後三點鐘一定答覆。他怕孩子們的積極性受挫，隨即請成都著名的大儒、同志會負責人之一蒙公甫和孩子們談談心。

郭沫若回憶這次大會時，深深欽佩羅綸有本事，把在場的股東「捏成了一團粘土」。當談到借款危害到國家存亡時，「坐在後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維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視流淚。會場幾無一人不罵盛宣懷，無一人不罵郵傳部」。一種集體無意識已經被有意識地調動起來了。

同志會辦報目的只是宣傳動員，並非傳播新聞，更非探尋真相。於是更多的「非典型性」新聞，不斷地出現在同志會的刊物中——

在這一輪浪潮中，四川趕上了潮頭。1901年，四川總督奎俊在日本陸軍大尉井戶川辰三提議下，派出22名學生奔赴日本。1903年錫良執掌四川，把「興學育才」作為其他新政的抓手，「督催各屬，使知興學育才，具有次第」，「籌學費，擇校地，選學堂，查學齡」，教育改革全面推開。新式學堂在四川大量湧現，但「蜀地偏僻乏才」，需要更多的海歸充填師資隊伍；因此，至1904年，四川留日學生已達321人，僅次於湖南、湖北，超過江浙。此後，四川留日學生最多時高達2000多人。

會後，各種各樣的女子保路同志會在四川到處開花，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建立規模如此巨大、滲透力如此之強的婦女組織。成都主會場的哭場效果，在各地無一例外地被複制：出席重慶女界保路同志協會成立的，有五六百名女子，「懼宗社之將絕，決意誓死力爭，共表同情」，哭聲震天；在觀音閣成立成都外東區女子保路同志會時，「女界同志來者甚形踴躍，有聽而嘔血者，有願赴京叩閽者，有年逾七旬之老姥痛哭失聲者，有瞽媼頓足求人急欲報名者，有願捐銀百兩者」。

地方行政長官首鼠兩端，火上澆油；黑白兩道通吃的富家子弟一呼百應，新成立的同志會會場里聲震屋瓦、群情亢奮。時人將這場運動比喻為「大|波」，但在洶湧的集體無意識波浪中，大多數的人只是盲從而已。

1911年6月28日這天，「陰雨，天風盪檐」。位於城中心的新玉紗街17號，珠環翠繞、鶯鶯燕燕的，居然是女子們的大派對。

蒲殿俊是中央政府派遣的公費生，同行的四川同學還有胡駿、肖湘等人，一道進了日本法政大學。從他們留學的年限分析，他們所接受的是正規的教育，並非那種短期速成的野雞學校。

樂山牛華溪一個姓倪的10歲女學生，找出自己的壓歲錢5元，「泣懇」其師代寄成都以作保路經費。

王人文終於喝醉了，成都官場「一時都以為怪事」。這位四川省長本是海量，平常喝七八斤沒問題，但這次只喝了十幾杯就倒了，被人扶著送上他那頂八人抬的綠呢大轎，回家之後又吐又哭了好幾回。這都是因為川路公司的衝突鬧的。

對於王人文的這份彈章，中央政府最後「留中不發」——也就是不予處理、不予答覆，實際上也很難處理、很難答覆。

壽宴總共三桌，席上都是川省的頭面人物。諮議局副議長、保路運動的核心領導人之一羅綸帶著十多人，「代表四川人民」給王人文敬酒，說是要「謝謝護院對四川人爭路的功德」。或許是擔驚受怕了一整天，或許是心情鬱結，幾杯下肚后，平日海量的王人文就不行了……

這是地方行政長官第一次旗幟鮮明地在鐵路問題上表態，而且與中央政府完全不一致。這份奏摺的破壞力相當大，是對既定方針的挑戰，令整個行政體制進退兩難，地方的手腳與中央政府的大腦脫節，導致離心乃至反叛勢力趁機崛起。

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離開成都時，是川路同志會成立的當天（1911年6月17日）上午。沒有任何史料明確記載他匆匆離開的公開理由，當然，這種巧得不能再巧的時間契合，任何公開理由也都是前人撒土迷迷後人的眼罷了。

周善培對後世中國最大的影響是在1949年的政協第一次會議上，堅決反對繼續使用「中華民國」國號，最後促成政協放棄了大多數人贊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方案。

會議推舉朱李為代表，「赴京吁懇」，提出往湘鄂粵聯合女同志，朱李「答以蹈湯赴火，義不容辭」，又很煽情地說：「恐不生還，望同志為我買絲，綉一朱李之肖像為紀念。」這麼一來，與會者再也撐不住了，無不「座中相對，嗚嗚而泣」。同志會的筆杆子們記錄道，其「茹苦含辛、懷仇挾恨」的氣概絲毫不遜於「男同志會」，「而愛九_九_藏_書國心……純出天良，發為沉雄鷙勇，有不可以語言氣象觀察其深者」。

《啟智畫報》在9月4日刊登一篇《羞死那無志氣男兒》，說是崇義橋地方保路同志協會成立后，派人在火神廟演講動員，聽眾不少。散會後，同志會的人在神道碑前看見一個婦人坐在路邊放聲大哭，問她為何，她說：「我哭的根由有三宗：一為朝出奸臣，賣路于外人；二為本地方少愛國的男子出來爭路；三恨自己是個女人，不能擔任一切事務。」顯然，這篇報道就是要刺|激一下「本地方少愛國的男子」。

成都學道街劉墨寶去世，還沒下葬，其妻徐氏居然也不顧靈柩，先「攜銀四十兩來公司，願捐作本會經費」，據說這是其夫君的遺願，而她家裡還有三名幼|女需要撫養。同志會再三婉拒后，徐氏「懇收再三，始持銀含淚而去」。

同志會的宣傳造勢能力很強，《西顧報》說：「吾川七千萬人，省垣實為聚處人文之藪，平時最講服從，素乏政治思想，獨於是日同志會開幕，一呼而萬人響應，及聞羅（綸）、程（瑩度）、鄧（孝可）諸君沉痛之演說，而萬眾皆淚不可仰（抑），均曰起起起！均曰死死死！甚有拂衣而起，似欲即吮仇人之血者。」

就這樣，鐵路總公司的第七次股東大會搖身一變就變成了川漢鐵路的「保路同志會」……

一路遊行到了藩司衙門，又把衙門口擠得水泄不通。為首的羅綸先進去，眾人便在外邊候著。不一會兒，見羅綸出來，後頭居然跟著全套官服披掛的王人文，驚詫的人群開始熱烈鼓掌。郭沫若日後感慨說：「一省總督部堂，儘管是署理，要出來和群眾見面，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體。」

在全力開動的宣傳機器面前，女子同志會的一切都被神化，甚至過度神化，顯示出很多光怪陸離的景象。

王人文等到的是預料中的結果：一個月後，朝廷再度下旨對其書面警告（申飭），並下令趙爾豐火速到任。王人文以犧牲自己政治前途掙到巨大的名聲，7月13日《大公報》就說：「署川督王人文居官以來，初未有赫赫之名，聞日前奏劾盛氏，痛論其誤國殃民之罪，洋洋洒洒二千余言。誠可謂一鳴驚人。」《時報》則說，王人文在起草這份彈章時，「在籤押房親自敘稿，閉門不許他人窺視。稿成，飭繕者至房立書，用印包封，俱自監之，外間揣測之詞，不可信也。人民見官如此，益信其所為合法」。

後頭排隊排得不耐煩的人擠攏來，都憤憤然叫道：「這耍的啥子把戲？……他龜兒，哪有這麼多朋友親戚？叫他龜兒說清楚！不准他龜兒走！」但一回頭，人已不見了。

1903年，朝廷頒發由張之洞擬定的《奏定遊學日本章程》，規定只要在日本的學校獲得學歷證書，就可以分別獲得舉人和進士等相應的頭銜，並授予一定的官職以示獎勸之意。隨即出台《奏定考驗出洋畢業生章程》八條。

能言善哭的黃學典從此成了小政治明星，不斷地登台講演，參加示威遊行。長大后，他先後赴日本和美國留學，並成為國民黨高級幹部，國民黨戰敗赴台後，他擔任過「內政部長」、「考選部長」、「教育部長」等。

從岳府街到總督府約有三四里路。浩浩蕩蕩的人群穿街走巷，高呼口號，煞是熱鬧。

講到這裏，「會眾均竦然色怒」；隨後朱李宣布女同志會成立，台下眾人高呼：「努力！努力！」這樣整齊的口號顯然需要事先布置的骨幹們帶動，不是各界女同志們能自發喊出的。

周善培又說：「諸位且等幾分鐘，待我先去報告護院，把接見的地方預備一下，立刻來電話請諸位再去，比現在就去適當一點。」

成都的夏天多雨。

這裏位於成都市中心，離總督府只隔了幾條街，本是雍正、乾隆年間名將岳鍾琪的府第，鬧中取靜，是一個「肅靜、迴避」的所在。文武全才的岳鍾琪是整個清代官位最高、功勛最重的四川人，乾隆皇帝稱之為「三朝武臣巨擘」，也是成都茶館擺龍門陣時「格老子」們最為自豪的老鄉。

據李劼人記載，請願隊伍由八旬老人、翰林院編修伍肇齡領頭，「緩緩走出的是一大群氣派十足的紳士們。穿公服的確實不少，但也有隻穿一雙薄底青緞官靴，戴頂有品級頂子的紅纓緯帽或玉草帽，而一裹園的藍綢長袍上，僅套了一件對門襟、大袖口的鐵線紗馬褂的……好些都是諮議局議員兼租股股東……後面又是潮湧的人。大約都是沒有資格的，只管穿著各種各色長衫，偏沒有一件馬褂，也沒有一頂緯帽和玉草涼帽，但聲勢卻大，把站在兩旁專看熱鬧的人都裹去了不少」。

大量中國學生都蜂擁進了速成科，1907年，清廷學務大臣在奏摺中承認：「在日本留學人數雖已逾萬，而習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習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學輾轉無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專門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學者僅百分之一。」留學日本成為中國學生戴上「海歸」頭銜，從而進入大清政府機關的捷徑，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陽澄湖洗個澡后便成大閘蟹身價倍增。

孩子們說：「我等願赴京面見攝政王、郵傳部死爭。」

趙爾豐到任后，王人文交割了工作，進京述職。保路派們以「人民」的名義，要為他組織大型的歡送會，他倒也知道分寸，悄悄地微服離開成都；走到西安，就被陝西巡撫錢能訓奉旨軟控，準備解送到京問責，但隨即爆發的革命救了他。民國成立，王人文受封為辛亥八功臣之一，但那個逼他成為功臣的慾望——總督四川，卻再也沒有機會實現了……

遊說股也就是同志會的宣傳部，由羅綸親自擔任負責人，當場招募分赴四川各地的遊說員。四川諮議局機關報《蜀報》主筆朱山是宜賓江安人，被稱為「蜀中報界之巨擘」，此時自告奮勇擔任川東遊說員。

有趣的是，在川路特別股東會及四川保路同志會中，很多人都與蒲殿俊有著同樣的留學日本的資歷，他們是：肖湘（諮議局副議長）、鄧孝可（度支部主事，同志會文牘部長）、彭蘭村（特別股東會主席）、顏楷（特別股東會會長）、江三乘（同志會總務部長）、郭策勛（第一屆股東會臨時副會長）……

與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說才華也十分出眾。照例是那些已經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繪出一幅喪失鐵路、喪失主權、國家被外敵侵佔的悲慘前景，當然加入了許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主持會議的是一位20歲上下的少婦，名字叫李哲華，又叫李毓，其夫君就是四川諮議局機關報《蜀報》主筆、年方24歲的「蜀中報界之巨擘」朱山，正是在同志會成立大會上不小心傷了手卻被宣揚成破指流血表決心的那位。當時的媒體上多把李哲華稱為「朱李」。

不愛紅妝愛武裝？

這一天，1911年6月17日下午，川路公司在此召開臨時股東會議，商討如何應對鐵路收歸國有。

蒙公甫衝上台，抱住了這孩子，痛哭著向全場說：「我輩所以爭路爭愛國者，皆為此輩小兄弟計也。今小兄弟等熱誠慘苦有如此，吾輩焉得不痛。」「台下萬眾無不痛哭失聲，在場之兵，在場之巡警，均莫不痛哭。兵中有攘臂且喊曰：『我亦四川人！我亦愛國者！』」

在四川保路運動中，起核心作用的正是這些留日學生。如同蒲殿俊學會了潛水，但未必能再度浮上水面一般，這些日本來的海歸們，雖然已經學會了如何「放火」，但，他們是否還懂得如何「滅火」呢？

「為啥簽了這麼多？」

王人文這幾招下來，尚未到任的趙爾豐其實已經失去了更多的選擇，只能先順著王的思路進行，「公既主張於前，豐必維持於後」。趙爾豐在路上致電王人文，恭維他說：「惟公正氣特識，萃於一身，實為豐所欽佩。然正氣必須多而後壯旺，乃能固結不致散漫，是以深望公勿因此而求去，多留一正氣以撐持乾坤，不亦善乎？」毫無疑問，這也是寫給勢力日益坐大的保路派們看的。

岳府是老式建築，並沒有大會堂，便在一個以前演戲的天井內搭了一個大棚。戲檯子則正好做了講壇，各色人等便在這裏粉墨登場。台上擺了張案桌，兩旁和靠壁則是太師椅，端坐著川路公司的主要領導人。天井周邊的廊下、台階上也滿是人，足有300多，雖然鬧哄哄的，卻秩序井然。

——「我們要組織一個臨時的機關，一方面我們要聯絡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們要連絡外省的、全國的同胞，我們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達不到目的，我們四川人要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稅！」

1902年，岑春煊督川，實行改革，廢保甲總局，新辦警政。周善培被聘為警察傳習所總辦，負責建立新的警察制度。1903年，岑春煊赴粵任兩廣總督，周善培跟隨而去，出任總督府副總文案兼廣東將弁學堂監督。1905年，錫良任川督后將其調回，出任巡警道。他力戒鴉片煙，改造監獄，預防火災，很是做了些實事，而最為著名rｅad•9９cｓw•coｍ的就是效仿日本，率先開設官方的紅燈區。

「羅記」女同志會不僅堅持下來了，而且還鬧出了不小的動靜。8月28日這天，羅老太太決定集體到總督府請願，如真成行，這就是有史以來中國婦女第一次集體遊行示威。

可以說，周善培實在是刺|激保路運動升級的因素之一。

在那個特異的留學興盛年代，多數拿著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賭、不學無術的半吊子們，回國后一天天風光起來。大清國正處在人才饑渴期，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些半吊子們，至少能說一些時髦的改革術語，儘管他們沒認真看過（或許壓根看不懂）政治理論著作；他們至少願意穿上筆挺的制服，踩著鏗鏘的馬刺，儘管他們或許壓根不會騎馬，也從來沒有放過一槍一彈。面對任何可能的質疑，他們只要用「大清國情」四個字便可輕鬆化解。

羅老太太是個有文化的人，幹練老辣，組織能力又強。她其實對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會並不滿意，曾在7月17日致信同志會，從國際大勢的「天邊」開始講，拉回到四川保路的「地頭」，不僅將保路運動上升到了「恐遭印度、朝鮮之禍」的民族存亡高度，而且批評保路同志會光說不練：「日聞諸公之力爭，不聞諸公之辦法，無辦路之條目，以何對付郵傳部？試問如此巨款，川中之富戶，可以口舌動，當不必議租股，路資已有餘儲，又何至於涓滴之積，用之如泥沙耶？官辦無成，紳辦更無成，即使爭迴路權，滿人將何以憑信而出款不惜也？」

至此，本來佔著民生優勢、足以獲得民意支持，且快刀斬亂麻就能迅速處理的川路國有，被王人文的幾次攪局敗壞，連討價還價的經濟談判的最佳時機也被錯過。既得利益集團以政治手段為經濟索償保駕護航，卻最後失控，將包括自己在內的各方都頂到了死角上。

這一評價是公允的。從租股的不得人心來看，川路公司管理層本無動員民眾的能力與機會，如果王人文一開始對中央政府的決策持積極的態度，堅決壓制川路公司少數高管（他們動輒聲稱代表人民）的煽動，另一方面強化對民眾的宣傳，這次鐵路國有就能如同中央政府預先推演的那樣順利過關，農民能真正減輕負擔，鐵路能真正加快建設。

岳府街簡直快成集市了，水泄不通。那道又厚又寬又高的磚砌影壁後足有七八丈見方的小廣場上，也黑壓壓地擠滿了人。

人群中的另一少年、19歲的成都人李劼人，後來在著名的紀實體小說《大|波》中，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

但是，王人文卻如吃了秤砣，鐵了心要逆勢操盤。就在為周善培老母祝壽、他喝得酩酊大醉的當天（6月27日），他又向中央政府代奏了《羅綸等簽注川漢、粵漢鐵路借款合同》。在這份文件中，羅綸等人全面分析了四國銀行借款合同的「危害性」，認為「除抵押兩湖五百二十萬部有之厘捐外，至路線工程、用款、用人、購材、利息等項，凡路政所有許可權，一一給於外人，不容國家置喙者且四十年。損失國權，莫此為甚」。而且，將借款合同未經資政院審核的程序缺失上升到了「使人民生憲政上之缺望」的高度，指控「盛宣懷蔑棄欽定資政院章程，不以外債交院議決；又蔑棄欽定公司律，不容股東置一詞」，因此提出「收路國有之命，川人尚可從；收路而為外人所有，川人決不能從」，要求「速將郵傳部所訂借款合同即行廢棄」。這是四川方面第一次系統地將保路與憲政挂鉤，並鮮明地提出了「破約保路」主張。

在推舉代表過程中，人群中忽然站出一位年僅13歲的女孩，叫李問渠，此前捐了100兩，但被大人們退回。此時，她「以手擊額，聲響砰然，大呼某願去死」。眾人當然不能選她當代表，勸了良久，到會議結束時仍不願離去。

一個台前，一個幕後；一個在政治T型台上扭胯聳肩、風情萬種，一個則在燈影中目光灼灼、窺探實際。蒲羅二人心照不宣，按照事前的劇本，唱著各自的唱段。

王人文與前任四川總督趙爾巽交好，趙爾巽在1907年入川時，將王人文從陝西平調到四川，擔任布政使（藩司）。四川與別處不同，在別的省份一般為第三把手的藩司，在四川就是第二把手。

黃學典哭完后，另一李姓小學生登台，倡議在全省各地成立小學生保路同志會，並且動員孩子們捐款，「初等學堂人日助一錢，高等學堂日助二錢，果全川童子人人一錢，以人數二千萬計之，每日可集錢二千萬串」。

此後四川總督趙爾豐在寫給其兄、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電文中說：「四川人爭路之焰，至於極點，皆由鄧孝可、羅綸、顏楷、張潞等鼓吹而成，而蒲殿俊復暗中為之主謀，以為後援。」這固然是實情，卻不完全，只要看看四川獨立后，一場兵變，新科的蒲都督倉皇而逃，羅副都督在槍杆子護衛下欣然宣誓，就能知道這兩位同志實在是同床異夢。

為首的是年僅11歲的黃學典（學典是字，其名為季陸），華陽初等小學堂的學生，原籍永定（今瀘州敘永縣）。他們一開口，就把接待他們的川路公司總務部的袁某嚇一跳：這些孩子居然組織了一個小學生保路同志會，已集合同志三百餘人，但還沒有會所，上門來請川路公司提供一間空房辦公。

連哭帶叫的聲音把滿場都鬨動起來了。羅綸在壇上哭，一切的股東在壇下哭，連在場的警察、公司里跑動著的雜役都在哭，不消說我們在旁邊參觀的人也在哭。已經不是演說，不是開會的事了，會場怕足足動搖了二三十分鐘。

1906年10月，學部與外務部共同頒布《考驗遊學畢業生章程》，確定每年10月對海歸們考試兩場，擇優聘用……

這有效地形成了示範效應，在從眾心理驅使下，民眾紛紛加入，唯恐人後。早在一年前，《國風報》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今日而爭迴路礦也，哄起應者千萬人。明日而曰商辦鐵路也，哄而應者亦千萬人。彼其所主張者，固非謬誤也，然應聲而來，盲從而去，能深察此事之真相與其所主張之理由者，則士無二三焉。」

——「反對賣國奴盛宣懷！反對賣國機關郵傳部！」

其實，這對搭檔並不搭調。蒲殿俊出身於家世詩禮的「在邑大姓」家庭，無法與黑白通吃的羅綸家相比。讓羅綸負責具體工作，這或者是蒲議長「君子不近庖廚」的自重身份；也可能是用人之長，以便將羅綸在白道、黑道的資源整合利用起來；更可能是技不如人、力亦不如人之下的無奈退避。的確，蒲議長比羅副議長稍長的，除了從日本帶回來的一大堆時髦名詞，就只有年齡了。

大清國的特殊社會制度顯示了特殊的動員能力——

不久她又給四川保路同志會寫公開信，表決心：自己生於四川長於四川並嫁於四川，「設使川路不保，川省隨亡，則生不能入朱山之室，死不能葬瀘水之濱，而未來之子女已先負有四十年之外債。是天下之苦命女，孰有嫁於川人若者？……請自今日始，與公等約：朱李願與女同志十人，各典釵環，釀集千金。有能誅賣國賊者，以此壯其行色」。

這胖子名叫羅綸，南充人，34歲，四川省諮議局副議長，也是富家子弟，其父精醫道，而且是哥老會的大哥，黑白兩道通吃，與台下的草民兼股民自然不同。

兩三百人同聲叫出的這「贊成」的一聲，要用古式的修辭來形容，說它是「聲震瓦屋」。

蒙公甫詢問孩子們成立同志會的宗旨，孩子們說：「破約保路。」

大門外顯眼地立著一位年約六旬的獨目老畫師，等待著女眷們的到來。一會兒小女兒趕到，隨後其夫人趕到，只聽他著急地呵斥老僕，趕緊回家把大女兒也叫來，特別囑咐說：不必等轎子了，就步行過來。

當時，面對著洶湧的留學潮，日本人推出了雙軌制教育：為成年學生開設速成科，學制半年至一年，課堂上必須配翻譯，課程集中在最熱門的軍事、警務、師範等；為較年輕學生開設普通科，學制三年，提供日本學校的標準課程。

四川之大，終於容不下一張寧靜的書桌，仇恨、不妥協的極端政治的種子，在新一代人的心裏紮根、萌芽，並且茁壯成長……

他進而提出，應該先治盛宣懷欺君誤國之罪，「罪其一人而可以謝外人，可以謝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內亂」，「然後可以申天下人民之請，提出修改合同之議」。畢竟合同並沒廢止，只是在抵押及路權、用人、購料、查賬等各方面做些修改。他呼籲朝廷「必不愛一盛宣懷而輕聖祖列宗艱難貽留之天下」。同時，他也給盛宣懷下眼藥，說自己料想以「盛宣懷之忠，必不惜捐一身以愛朝廷；且知盛宣懷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難修改，朝廷即予優容，而天下之怨既深，則未來之患方永」。

儘管痛哭流涕地要孩子們為將來而多保重，四川保路同志會似乎並不想真正取消這個附庸于自己門下的少兒組織。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和衝突的不斷加劇，在越來越激烈的請願活動中，小學生們成為越來越普遍的一種宣傳工具。

趙爾巽在這年（1911年）年初奉命調任東三省總督，照例要向中央政府推薦自己的繼任者。所有的人（包括王人文）都以為趙爾巽會推舉王人文，卻沒料到趙爾巽「舉賢不避親」，密折里保的是自己的胞弟、時任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欽差大臣的趙爾豐，而王人文只是接任趙爾豐騰出來的川滇邊務欽差大臣。雖然從官場級別上說，川滇邊務欽差大臣略高於一省的藩司，但那是苦缺，要處理最為棘手的雲貴川藏交界處民族事務及邊疆事務，又在高原苦寒之地。

無論小腳還是天足，無論步行還是乘轎，女子們到了這裏，「多以手拂蓋頭，步行踏水，裙帶盡沾濕。有左手扶娘右牽妹者，有蓬蓬白髮半折九-九-藏-書臂之媼，扶杖入場者」。

前一天下午，川路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蒲殿俊親自到會，會議決定「形勢日迫，不能等待特別股東會開會」，必須先行拉起隊伍與政府對抗。蒲殿俊、羅綸等20餘人徹夜謀划，認為設立保路同志會事非一般，「是公開向政府宣戰，系空前所未有的新舉動，必須同下決心，擴大陣容，整齊步驟，不避危險，前途的顧慮尚多，不能不作慎密的計劃」。會上確定了諮議局、股東會、同志會三位一體的行動體制，「以同志會作先鋒隊，要喚起全省民眾一致行動起來，各縣普遍設立保路同志會分會，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會組織健全，作為外州縣的榜樣」。同時，「以股東會作為大本營，依召集期開會；預定一些中堅分子去爭取各縣的代表資格，以壯大會的聲勢」。最後，「以諮議局作後盾，依照章程規定，九月是常會期，屆期應根據同志會、股東會的一切材料，提出議案，彈劾政府的違法政策」。

時年47歲的王人文是雲南大理人，光緒十三年（1887年）中了進士，之後便在貴州、廣東、陝西等地輾轉為官，歷任貴州湄潭、貴築、開泰縣知事，廣西南寧平樂府、奉城錦州府知府，廣西桂平梧道，廣東按察使、提學使，陝西布政使。

蒲殿俊玩政治始於1895年。這一年，康有為在北京創立強學會，受四川同鄉劉光第、楊銳等策動，蒲殿俊與胡駿、羅綸等在成都創立蜀學會，辦《蜀學報》。1904年，已經29歲的蒲殿俊入京會試，中進士，授法部主事，被官派到日本留學。

35歲的周善培精明強幹，人稱「周禿子」。這倒並非因為聰明的腦袋不長毛，而是他曾經留學日本，日語沒學會幾句，卻已經把辮子給剪了，遂有此名。也是大清國實行新政改革以來對官員的要求十分寬鬆，這樣的「禿子」居然也進了領導幹部隊伍，而且混得風生水起的。

保路同志會發布「破約保路」宣言的第二天（1911年7月6日），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的總部接待了幾位不速之客——6名小學生。

她直擊要害，比任何男子更深刻地看到了問題：「凡事先有可以自信，然後方能取信於人；動曰要人出款，勢必有以取之而人不之疑；否則不過一場文明殼子，吾恐遺笑大方耳！」她因此還向保路同志提交了「九策」，對如何管理提供了相當中肯的意見。

——「我們要誓死反對！」砰的一聲在桌上一拳，壇下也同聲的反響了一聲，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這位朱先生，當時已經是同盟會的秘密會員，在民國建立后曾擔任江安縣首任知事，但隨即被川督胡景伊以「測量成都五擔山，企圖炮轟都督府」罪名斬首，終年僅26歲。

由蒲殿俊主持、集體撰寫的《改良川漢鐵路公司議》，指出了川路公司種種弊端，如股票滯銷、股本挪用、租股無限、官紳混雜、許可權不明等，正是官辦商辦不清造成的，只有徹底商辦才是川漢鐵路的出路。他們提出，首先必須「訂定完全之公司章程」，嚴格根據《商律》開股東會，選董事，由董事會任用公司辦事人員，同時改良徵收租股的辦法，規定資本總額和徵收租股年限，提高租股起征點，並仿用累進稅法，使租多者多出股金，等等。

郭沫若記載道：「這朱先生竟有這樣的熱烈，真是有點出人意料。不過就是這位自薦為川東遊說員的朱先生，走到重慶，竟跑到督辦鐵路大臣、帶著剿辦四川使命而來的端午帥那裡兒去當幕府去了。這雖然是後事，但也后得並不久，這真是使我有點懷疑，懷疑當時從事於運動的指導者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誠意。」

同志會在各地陸續開會者不止十次，每次不止數千人，激昂悲壯，熱血憤涌，「而能整而有理，秩而有序」。而且，一開會就哭訴以調動會場情緒，這成為同志會的標準模式。民眾也被感染，「抱有此路存亡，匹夫有責之義，可以一觸即發矣」，「爭起入會，猶若狂」。

那人回頭說：「啥名堂？簽名嗯！」

蒙公甫被深深感動，說：「君等小豪傑何必死，我等當先死，留君等他日成我等強國之志可矣。」邊說邊哭。孩子們也跟著哭，直到起身告辭，「猶見其揮淚不已也」。

小學生的演講在8月2日正式亮相。這天，保路同志會召開大會，歡迎各州縣來省參加股東會的代表，據說到會者有六七千人。當小學生同志會的會長黃學典登台時，眾人都被這位小男孩老氣橫秋的大人話震撼了：「吾國之不強，由於國民之不愛國。前此老大國民，吾不敢言，吾不忍言！今歲幸從請先輩后，發起小學生同志會，顧自恨能力薄弱，恐終難達破約保路之目的，特以一言為我諸代表先生約：即望先生歸里，寄語我少年同志，亦如我少年等之發起斯會，熱心愛國，同濟艱厄，則此心稍慰。如以我等小兒為不足輕重，匿焉不傳，或傳焉不盡，則無如先生何，惟有一哭以動之。」這是同志會會議紀要所記錄的講話，但似乎總不像是孩子能說出來的，甚至也不像成人的口語。

群情亢奮之下，立即宣布成立同志會，選舉領導人。剛才還在痛哭的羅綸推舉川路公司的董事、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擔任會長，自薦為副會長。其下成立了總務股、文書股、交際股、遊說股四個部門，也都有人自告奮勇出任部門負責人，顯見是早有計劃的。

主持人搖鈴后，全場肅靜了下來。

首先發言的是41歲的董事鄧孝可。鄧孝可剛剛因為一篇充滿激|情的《賣國郵傳部！賣國盛宣懷！》而聞名全川。他是重慶奉節人，曾經留學日本，其父是重慶「洋火」（火柴）富豪鄧命辰，這些都註定了鄧董事與台下張著嘴巴傻看的股民們有著巨大的區別。

最為雷人的是，還有位女同志寫信給保路會預約自殺。據說，這位名叫秀參子的外地女子和家人歷游到金堂趙鎮，接到丈夫從成都來信，談及川路的紛擾，認為「近今世界均勢政策，外債未嘗不可」，該女子對丈夫如此觀點大不以為然，不僅回信「規諫」，而且要請保路會告知她代表赴京之日，她已經決定在這一天「北望自刎，以送代表，以拼于代表爭死之先」。當然，這個故事沒下文，很像是同志會文牘部的秀才們編的小說段子。

盛宣懷照例是女同志們的詛咒對象，成為各種情緒宣洩的出口：「賣國賣路，欺君蔽民，乃我四萬萬同胞不共戴天之仇。」有女詩人寫詩痛罵，大大提升了謾罵的技術和藝術含量。最為誇張的是成都外東區女界保路同志會寫給四川保路同志會的「報告成立函」，這個故意選在觀音娘娘生日這天在觀音閣內成立的女子同志會，在列舉了古今中外一大堆傑出女性后，以說大書般的口吻痛罵盛宣懷，並且「問候」了盛家男女老幼，充滿了怨毒和戾氣：

趙爾豐在那位置上已經幹了近三年，而且比王人文足足年長18歲，細思下來，由他接任總督，的確比王人文更有資格，也更符合「爵以賞功，職以任能」乃至排資格的組織人事原則。

蒲殿俊到日本后，似乎也沒有安心地學習，而是忙於「愛國」了。當年（1904年）10月份，他們就組織川籍留日學生捐款，前後得30多萬兩，號召川人自辦鐵路；到1906年，則乾脆拉了個「川漢鐵路改進會」，每月出版《川漢鐵路改進會報告書》一冊，分寄北京各衙門和四川各州縣，監督川路公司的運作，深得四川總督錫良欣賞。

當晚，保路同志會幹事會經討論決定，不能接受孩子們租借辦公場地的要求，並且要婉勸其解散小學生保路同志會。

人群中，18歲的嘉州（樂山）少年郭開貞也在興奮地聽著。日後，他以「郭沫若」的筆名記錄下了全場痛哭的高潮細節：

鄧孝可顯然很擅長調動情緒。他通報的是川路收歸國有的基本情況，但他講到一半便開始抽泣，邊哭邊講，邊講邊哭，會場氣氛逐漸凝重起來。

羅旭芝也給川路公司寫了信，被退了回來，要她發給同志會。她很生氣：「謂老朽所詢保路各節，不應向貴公司言，當函告同志會，以此見責……老朽少所聞見，僅知保路同志會所，設於貴公司；且保路即所以保公司，為同志會之首，寧知其內容，固有秦越之見存耶！老朽不識忌諱，該死！該死！」痛揭了川路公司與同志會的掩耳盜鈴。

周善培在四川官場上人緣很好，每年老母過生日，司道同僚們都會湊份子，請個戲班子到周府演一天，大家再熱鬧地吃一頓豐盛的壽宴。這次也不例外，而且湊份子的不光是官場同事，還有一些商人，包括川路公司的高管們。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稱：「蜀人振臂一呼，集者數萬……會中萬眾血男子，指不勝屈，有先死誓眾者，有破指示決者……有官者棄官，有產者捐產……如欲一一數之，將窮白紙莫罄，此猶狂熱之已表著者。」「無日無會，無會不數千人。報名者十五日內，無不紛至沓來，近方未艾。無男無女，無老無少，無富貴貧賤，無智愚賢不肖，無客籍西籍，莫不萬眾一心，心唯一的，惟知合同失利，惟知破約保路，直提出其靈魂于軀殼之外，以赴破約之一的。」

到了宣統年間，唯一能與留日生在人數上相匹敵的，就是留美學生。有趣的是，當大多數留日生連日文都說不流利時，留美生多數能夠學貫中西，甚至湧現了不少泰斗級的人物；當大多數留日生熱衷「主義」與「革命」時，留美生則更為關注「問題」，關心文教，支持改良。做長線的美國，與做短線的日本在中國體現了鮮明的對比：從日本進口的各種速食「主義」、「思潮」潮起潮落，而從美國進口的「德先生」、「賽先生」卻成為日後持久的理想燈塔，儘管很多時候其光芒實在太過微弱……

黃學典等為首者「堅執不從，語極肫摯」，「時旁觀者麇集，皆嘆息淚下。后經再三以緩急輕重反覆譬曉，勸其暫且讀書，養成大國民資格九九藏書，備將來愛國之用」。孩子們表示，小學生同志會的報告章程業已發出，不能失信於人。昨天他們就想在海會寺集會，但因故未成，到處尋找會所而不得。

自成立之後20天，「觀近日會員名冊不下十萬眾」，可見「平日號為愛國者，當無不入其彀中」。自然，其中亦不乏「趙龍、錢虎、孫彪、李豹一類《施公案》《彭公案》上面的名字」。兩個月後，「各地同志會之成立十已八九，全川人民聯絡一氣」。

蒙公甫又問：「約不破、路不保，當何如？」

——「我們的父老伯叔！我們，我們，我們，要誓死反對！」

與半吊子人才一起從日本進口的，還有大量的被日本「山寨化」的西方理論。在大清國領導人最初的制度設計中，日本只是學習西方而需要的一塊便捷的墊腳石，實際上很少有人願意或有能力踩著這塊墊腳石去直接接觸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論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論無論魚蝦均被日本廚師加工成了生魚片，剔除了他們認為不健康的東西，再被更為粗放的中國筷子夾起來，送進了飢腸轆轆的中國肚子。

當天上午9點，已經有2000多名女子集合於毓秀女學堂，10點鐘堂內已經爆滿，「而翩躚而來者，尚絡繹不絕」。當地的巡警一看不妙，與羅旭芝商量：一邊趕緊關閉學堂大門，將後來者請走，告訴她們今天暫不請願，各位請回；另一邊則請已到的人安坐，說服她們不必集體上訪，而只需要推舉代表。羅旭芝同意，於是眾人選出了以她為首的8位代表。代表們出發后，其餘人就在學堂內紛紛演說；不久代表返回，說是總督趙爾豐同意將她們的要求代奏北京。堂堂總督也點頭稱是，眾女子便不免得意，頗有成就感。其實，保路運動之所以能大快人心，也與不少平日里的弱勢群體都在這時揚眉吐氣、大有翻身做主人之感有關。

如此論斷近乎武斷，但在此後風雲詭譎的中國近代史舞台上更為活躍、更能折騰的海歸們，的確都是那些不大重視學業，甚至沒在課堂上認真聽幾天課、連所在國的語言都還說不利落的學生領袖們。

這一天是成都婦女界乃至全中國婦女界的大日子，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成立了。

這「護院」就是護理四川總督的王人文，四川總督雖然已經宣布了是趙爾豐，但趙爾豐遠在西藏，便由四川藩司王人文先行護理兼任。總督衙門都稱「院」，於是王人文就成了「護院」。

根據報道，同志會得到的最大一筆捐款來自川劇演員楊素蘭。還在女子同志會籌備期間，這位當地小明星就親具「志願書」，「痛民力之困，特將自置田產四十畝捐入該會以資提倡」。同志會內部開會研究后，決定退還楊素蘭的捐款，待「日後鐵路爭定仍歸商辦時」，再「由楊君自行變價，入鐵路股」。顯然，這是一次相當成功的策劃，楊素蘭分文未花，她的知名度和四十畝土地這種扎眼的新聞要素則為同志會吸引了眼球，做了一回大大的廣告。至於一個戲子，為了一個與她實在有些遙遠的政治「演出」，是否真能捐出如此大的一筆不動產，這就不重要了。

鄧孝可完成了會場氣氛的預熱，隨後一位「很白皙的胖子」登上講壇，向滿場的人行了一禮。胖子用洪亮的聲音說道：「各位股東！我們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一字一頓地，隨後便號啕大哭起來。這一下子，人們被鄧孝可的前戲撩撥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情緒，也開始全面釋放出來。

作為四川省政府班子里主管經濟的領導，周善培與川路公司管理層過從極密。而且，諮議局及川路公司內的主要領導人也都留學過日本，幾位便算有了更深的淵源，經常能聚在一起「米西米西」。周善培被四川的保路派評價為「乘時應用長於因應」，見機極快，屬於「風派人物」。四川總督趙爾豐到任后，曾很長時間懷疑周善培吃裡扒外，是保路運動的幕後黑手。後來周善培自己也在回憶錄中說：朝廷為了摸清川路公司家底，要求進行查賬，王人文就派他去川路公司接收賬冊。他原以為川路公司一定不會交賬，誰知總經理曾培已叫人將100多本賬冊陳列在一張大餐桌上。周善培見此，也不當眾發表意見，就拉著鐵路公司的王小舟到曾培的餐桌前，一面佯作翻閱賬目，一面低聲問王小舟：「國有商辦還沒有定，你們就打算交賬嗎？」王小舟才恍然大悟。隨後，曾培借口賬雖預備好了，但在收回國有或是仍然歸商辦沒有解決之前暫時還不能交賬。

下午4點，會議正式開始。

「親戚朋友都托我簽一個，難道不應該？」

黃學典說，自己等人憤恨「盛賊賣國，欺我皇上」，因此結成同志會，「以死爭路」。

總之，小黃會長說完就放聲大哭，「眾皆大哭」，「蓋自開會以來，未有如此之感慟者」。

周善培雖然出生在成都，卻並非四川土著，祖籍是浙江諸暨（屬於紹興府），其祖父兩代都是師爺，其父周味東在川東北的營山當縣長（知縣），遂紮根四川。周善培讀書極好，而考運不佳，幾次科舉都不順利，但文章實在漂亮，被考官當做範文選入《闈墨選刻》，名噪天下。后被湖南學使徐仁鑄請到長沙，結識了梁啟超、譚嗣同、劉光第、陳三立等人，並在時任湖南省保衛局總辦的黃遵憲影響下，崇尚日本的變法維新，尤其是日本的警察制度。戊戌變法期間，徐仁鑄舉薦周善培進入專為推行新政而開設的經濟特科，戊戌政變後周善培東渡日本。

隨即各校宣布罷課，到了9月2日，在同志會的統籌下，成都全體學界成立了同志會，而在這個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學生聯合會」成立會議上，學生們有的建議聯絡學生軍，有的建議應當永久罷課，鬧哄哄的，很多問題無法議決，能一致通過的就是罷課、退學、還鄉。

天亮之後，蒲議長卻抽身離開了即將如火如荼的成都，把一切都留給小他一歲的副議長羅綸操盤。於是，年輕的郭開貞（郭沫若）、李劼人等就有幸看到了那個「很白皙的胖子」（羅綸）在會場上又哭又喊，隨後拉隊伍、搞請願的行動。

在多方考量后，川督錫良在離任前，於1907年3月4日上奏中央政府，請求將川路公司改為商辦。遠在日本的蒲殿俊並不知道此事，趕回上海去拜見傳聞中即將出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試圖說服他同意川路商辦。岑春煊對其頗為讚賞。川路公司逐漸成了四川紳商及留日學生們玩當家遊戲的一個娛樂場。

在這份彈劾折中，王人文詳細分析了盛宣懷簽訂的借款協議，認為每一條都暗藏著「帝國主義的陰謀」，國權、路權喪失殆盡，指責盛宣懷「欺我皇上之在沖齡，欺我監國攝政王之初為國際條約，故敢悍然肆其貪瀆，置國家一切利益於不顧」。

在這份奏摺中，儘管其對於借款合同的分析處處透著對於國際慣例的無知與士大夫的傲慢，但是，其對於內政民情的分析卻與後來的歷史走向驚人地一致。這份奏摺實際上鮮明地展現了大清帝國在那個時代夾縫中的尷尬處境：一方面要與國際接軌，盛宣懷等洋務派官員們殫精竭慮，的確爭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合同條款；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相對保守的傳統官員乃至更為保守的民眾，尤其是當這其中還摻雜了官員與紳士們為了私利而對民意的操縱和煽動。

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就對這種速成科不屑一顧，他們為清國留學生只提供正規的三年學制課程。1905年9月，該校領導訪問中國，中國高官們很擔心留日學生的「危險思想」，學校領導一針見血：「回國后鼓吹極端危險議論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學生。」他們認為，努力追求學問的人不會接受任何顛覆性的思想。

保路同志會成立兩天之後（6月19日），王人文的舉動再度震驚了中央政府——他彈劾盛宣懷「欺君誤國」，要求推翻與四國銀行簽訂的借款合同。

入會簽名處人山人海，主人公站了好一會，才在第三本簿子眼前拾到一管毛筆，但前頭一個穿綢衫、拿摺扇、約莫四十年紀的人，一條指頭粗細的髮辮歪搭在肩頭上，躬著腰俯在簿子上，還在寫，居然一人就把剩餘的三頁白紙全寫滿了，都是狂草單名，細細一看，居然都是「趙龍、錢虎、孫彪、李豹」一類《施公案》《彭公案》上面的名字。

女子保路同志會為一場經濟利益的爭鬥戰蒙上了愛國主義、女權主義的光芒，被宣傳拔高到了婦女解放的高度，報紙文章說：「我國痼習，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凡百事務，抹殺女子，中國女子也將自己定位為生男育女、經記中饋而已，不復措意于學問世故。因是沉淪閨閫，任國破家亡而無可如何。」在這危急存亡之計，女性豈能漠然置之，「外人罵吾國女子為玩物，此辱不可不藉此一洗。凡我女界，速醒速醒！大發熱念，共救顛危，無俟國破家亡，悔之已晚」！

（羅綸號啕大哭后）滿場也都號啕大哭起來——真真是在號啕……

1908年，周善培出任勸業道，負責四川全省的招商引資。他很能折騰，任內多次舉辦展銷商品的工商賽會、商業勸工會，在成都設立能容納300餘家商戶的勸業場，成效斐然，他被公認為能員。時人將他在警務和商務上的工作概括為「娼場廠唱」：「娼」就是指他開拓的紅燈區，「場」是說他對賭場的嚴厲打擊，「廠」是他在勸業道任上開辦的各種實業，而「唱」指的是他對川劇的改良。此人實在是個雜家，據說還將江浙名菜與本幫川菜結合，設計了不少新菜肴，人稱「周派菜」，至今在川菜菜品中猶存餘味。

川漢鐵路建設之初，岳家後代顧全大局，將這座府第賣給了川漢鐵路公司（也有說是捐出來的），這裏就成了川路公司的總部——巍峨堂皇，倒也符合川路公司「二政府」的身份。

早上10點半，來賀壽的司道官員們都到了周府，只有負責帶兵的營務處總辦田征葵沒到。周善培請兩位「首縣」（省城所在的縣，四川首縣為成都縣、華陽縣）縣長去請，請不動，說田大人正忙於調兵遣九-九-藏-書將，防備萬一。周善培又請公安廳廳長（巡警道）徐樾去請，到了12點才把田征葵拉來。拜了壽之後，老田很生氣，指責周善培，今天情勢這麼緊張，不該在家為母親做壽，而且還拉著這麼多官員離開工作崗位。周善培卻笑著讓他放心，說一定平安無事，硬把他留下來入席喝酒。

鬆了一口氣的王人文，在傍晚5點鐘趕到周府參加正式宴會。王人文本是四川藩司，相當於副省長兼財政廳廳長，因為新任的四川總督趙爾豐還沒卸任駐藏大臣的職務，遠在西藏，便由他先行「護理」四川。清代的一省之長一般是巡撫，只管省內的民政，總督則要高半級到一級，能下馬管民、上馬管軍，而且一管就好幾個省。四川是人口大省，比較特殊，總督只管一個省，兼任巡撫，這也令四川的省級幹部們比較容易獲得更高的級別。

眾人被他們的誠意感動，就推翻之前的決定，表示願意提供會場，供他們作一次演講。隨後，就取了他們的入會名冊，驚異地發現，孩子們居然也有血書籤名者。同志會的「喉舌」在報道此事時，感慨道：「嗟呼！為父兄者慎勸其勿再如此。天乎！演出此極端悲慘之劇，罪果在同志會眾乎？抑在盛宣懷之熒惑政府耶？」盛宣懷又成了股東孩子們寫血書的罪魁……

扯起了大旗之後，保路同志會的「大|波」便開始蔓延。「諸君子奔走狂呼，夜以繼日，其熱潮不可謂不烈也。」成都各街道、學校，省城外各州縣紛紛掛牌，同志會迅速遍布全川。入會者，「一日之間，署名已幾及萬人，至三日則逾數萬人……故旬日以來，分會成立，由總會報告者，實繁有徒。四川百四十余州縣，雖協會尚未普立，然調查該會逐日報告書，蓋已達于大多數矣」。（《西顧報》）

這篇鼓詞把「四萬萬人口」弄擰成了「四萬萬方里之版圖」，而「外款雖多，其如我民之不借何」一句，不僅是活脫脫的街頭女子相爭、不蒸饅頭爭口氣的架勢，而且如同志會的歌謠里說「要辦路因為哪一件？怕的是外國占路權。出租股我們都甘願，為的是要保四川鐵路權」，都是閉著眼睛說瞎話。

朱山健步登上講壇，也學其他人的樣子，在桌子上猛擊一拳，卻不小心打到了一隻茶碗里，頓時鮮血直流。這是小小的意外事故，後來同志會將此細節宣傳為朱山刺破手指表示決心，其立意、高度就完全不同了。

10天前，川漢鐵路公司的紳商們弄了個保路同志會，已經鬧哄哄地在全省到處串聯。這天，同志會居然安排了到三聖司警察局演講，成都官場謠傳將發生暴動。這弄得王人文心煩意亂。

川漢鐵路的問題在朱李嘴裏被徹底簡化了：「前為商辦，今歸國有，盛宣懷奪我路去，我們須爭得路回，籌款修路。大家有錢，不用他人代借洋款，合同只算死人張之洞與外國開錢業之商人未成之草約。張之洞非全權大臣，德華洋行等既名資本家，決非外國政府之財政。我們一不負洋款，二不棄路權，三不認草合同為有效。請注意認定此三樁要題，女同志會所以成立。」

王人文說他也十分清楚「合同既經簽字，國際關係已成」，自己也不敢指望能修改，但是考慮到四川民意的反彈如此激烈，只好冒昧上奏。他在這份奏摺中再度描寫了同志會成立當天的「盛況」，特別指出「巡警道派員彈壓，巡兵聽者亦相顧揮淚」。他認為，兩相比較，如果修改合同，「外患必由此而生」，但「人民哀痛既如此迫切，強為抑制，內亂既不可收拾，外患恐相因而生……輕重利害之比較，今日提出修正合同，外人不過索我賠償損失，比之損失國權、路權，既有輕重之分，比之激成內亂，不幸而見非常意外之變，其賠償之巨，利害尤不可同日可語」。

然後是宣布公約、選舉幹事等各項具體議程。其實，這個女子保路會早在6月21日就已經籌備妥當，但因為要聯絡各地會員而耽誤了幾天。

日本商人迅速行動，大量野雞學院紛紛湧現，學制一個比一個短，最誇張的是能在幾天內就拿到畢業證。湖南留學生楊度等在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當月即卒業。前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寺田氏在1905年指出：「自費留學者多為富家子弟，其消費金額也比其他官費生要多。教育清國人的私立學校之增加雖不是壞現象，但多數只是以利己或營利為目的。」「學店」之間展開激烈競爭，學費只要降低一元，就足以挖走別人的生源。而學生們為了回國后求職方便，到處周旋，使勁收集一張又一張的畢業證。

盛宣懷的幕僚周祖佑事後說：「伏查此次路事風潮，始由川路公司倡言發起，意圖抗拒，遂聯合諮議局及學界中人，刊布傳單，張貼廣告，指斥政府，搖惑民心，幾於舉國若狂。設當時行政官稍加禁遏，當不至此。乃王護院畏其鋒勢，一味姑容，以致路事風潮迄今未平靜者。」

周善培立即趕到了總督衙門，彙報了同志會的成立情況。王人文同意接見，周善培就從總督府打電話給川路公司。

與那時的留日速成生一樣，周善培在日本只學了4個月後就回來了，帶回了一大堆半生不熟的新思路、新觀點。此後，他便一直在教育圈裡混，1901年帶20名學生赴日留學，隨後聘日本外教，在成都開設私立東文學堂。

1901年劉坤一、張之洞提交《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奏摺，明確提出：「以後新派總署堂官、章京、海關道員，出使大臣及隨員，必選諸曾經出洋之員……若未經出洋者，不得開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員。」要想進大清國涉外部門，捧上公務員的鐵飯碗，你就得是個海歸。

7月8日下午3時，小學生們又來到了同志會，這次來的代表增多到了15人。顏楷、羅綸、鄧孝可等負責人親自接見，向孩子們通報了保路同志會的決定。

——「我們要反對，我們誓死反對！汪汪汪……」

當時成都繁榮「娼盛」，性工作者多達數萬，周善培對她們推行規範管理，所有妓院都被稱為「監視戶」，門上訂牌，掛牌營業，接受保甲監視。而對沿街拉客的流鶯們，則在天涯石建了個紅燈區「新化街」，街口修了警察崗樓站崗，崗樓上還掛塊「覺我良民」橫匾，娼妓一律入室經營，不得沿街拉客。據說，周善培家的門上也被人塗上了四個字——「總監視戶」。

儀隴縣有個叫鮮星一的師爺，曾經在德國領事館擔任文案，「因意見不合，投筆歸里」，本有終老林泉之志，此次為保路同志會而復出。其妻張氏正在娘家探親，聞訊后立即返家，向丈夫表決心說：「倘有不測，先生以身殉國，妾誓以身殉先生。保路同志會即妾死所也，雖有遺腹弗恤也。」只是不知夫妻的閨房決心如何卻又傳播到報端來了……

王人文情緒其實很大，他發牢騷說「垂老投荒」，「以素昧邊事者辦理邊事，豈有不鑿枘乎」。據說，在酒酣耳熱之後，他甚至還抱怨朝廷：「喪服初滿（指為慈禧和光緒服喪），即以巨款制戲具，以官職為市場，國事不綱，於斯極矣！」由自己的官場不如意，進而對整個組織、整個體制產生不滿，在鐵路國有、涉及眾多利益調整的關鍵時刻，主持工作的王人文不僅不在狀態之中，而且試圖「挾路自重」——保路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彭芬就認為王人文因對前途絕望「故不制止同志會之發展」。

自貢自流鎮有兩位「性工作者」（娼妓），一名李春林，一名毛黃氏，也要為保路會捐款，一位捐龍洋600元，另一位捐200元。據說同志會起初還不肯接收，「二妓哀求不已，始允暫存，留作將來購股之用」。簡報的編輯總結拔高道：「亦青樓中之熱心愛國，不可多得者也。」

大概是實在看不慣川路公司的顢頇和同志會的空談，羅老太太決定自己拉山頭。朱李策劃的首家女子同志會開張不到一個月，報上又刊登了一則啟事，羅老太太要成立四川女界保路同志會，訂於8月2日（農曆閏六月初八）開成立大會，地點就在老玉紗街的毓秀女學堂。這樣，成都市內就出現了兩家女子同志會。當然，朱李開辦的那家最後偃旗息鼓了。

1908年蒲殿俊學成回國，仍回法部擔任主事兼憲政編查館行走。在各省紛紛成立諮議局的政治體制改革中，他回到家鄉廣安州，被推舉為諮議局議員。1909年，他在四川諮議局第一次常會上被議員推舉為議長。此時，商辦后的川路公司腐敗依然，問題照舊，他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以諮議局的名義通過了對川路公司的整頓。此後他成為對川路決策影響最大的人。

王人文在保路同志會成立的當天，不僅接見了同志會的人，而且還「火上澆油」（郭沫若語）。在他隨後發給中央政府的電文中，端的是為保路同志會的聲勢添油加醋：「會時，人人號動，人人決死，組織保路同志會，拼一死以求破約保路，四座痛號，哭聲干霄」，「惟哀痛迫切之狀，實異尋常」。

1905年清政府正式廢除科舉制度，將原先科舉做官的道路徹底堵死，留學迅速成為年輕人進入職場的捷徑。7月，光緒皇帝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學生考試，14名留日畢業生被分別授予進士、舉人出身，並賞給翰林院檢討、主事分部學習、內閣中書、知縣分省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