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大陸，達爾文主義激起了不同的反響。在法國，這個理論幾乎沒有造成什麼影響（Conry，1974；Stebbins，1974）。法國科學家只是到了19世紀後期才逐漸相信進化論，但是選擇機制卻沒有引起他們的興趣，也沒有激發人們去替代它。居維葉的遺留的影響決定了這種否定的反映。法國博物學家從原子論者的視角，將進化看成是純粹結構變化的過程，而且他們發現很容易復活拉馬克的信念，認為新的習性能夠直接影響結構。這與由達爾文和華萊士確立的研究地理分佈的英國博物學傳統截然不同。此外，源於笛卡爾的理性主義使得法國無法將基於隨機變異的不嚴整東西認真地當作是機制。因此，從一開始我們的敘述中就無法容納法國，因為法國科學界並不關心關於達爾文主義合理性的大爭論。甚至現代關於選擇與遺傳學的綜合在法國產生的影響也要比在其他國家的影響要小。

英國以外地區接受達爾文主義的情況卻不盡相同（Glick，1974；Kohn，ed.，1985）。有很多文獻談到美國的反應，不過多數著作側重於知識界和社會的反應（Hofstadter，1959；Persons，1956；Daniels，1968；Loewenberg，1969；Pfeifer，1974；Russett，1976）。在科學家中，信奉唯心論的老一輩科學家一般對達爾文主義持否定態度，而他們的年輕學生們則持比較肯定的態度。最知名的反對者就是美國赫赫有名的博物學家路易斯·阿加西。阿加西唯心論的世界觀與任何自然進化的理論都格格不入（Lurie，1960；Mayr，1959a；Wi nsor，1979）。在他看來，物種是上帝創世計劃中不變的因素，絕沒有發生過任何程度的自然變異。最終，阿加西很荒謬地表達了他的立場。他為了儘力低估自然變異的程度，故而堅持認為每一種略微具有明顯特徵的形態一定是分別創造的物種，儘管多數博物學家認為其中有一些僅僅是地區性變異。如果這就是捍衛特創論的唯一方式，那麼年輕的博物學家根本不會贊成，阿加西到了晚年沮喪地看著他自己的許多學生轉而相信某種進化論。

達爾文本人不願意去猜測迷失的間斷時期，但是他的許多追隨者卻感到有必要重建完整的生命史。如果缺乏化石，就用比較解剖學和胚胎學來表明可能發生的事件。這種進化形態學缺乏堅實的證據，最終陷入到只是提出了一些不可驗證的假說的困境之中，但是這種形態學的流行卻清楚地表明了對達爾文主義的信奉。一般人們認為之所以能夠形成形態學的運動，事實上是由於達爾文並沒有抨擊當時形態學的基礎，相反，他促使博物學家以更加實在論的方式來重新解釋當時的知識。在某種意義上，根據一種類型與原型或共同祖先的祖先描述或分類該類型是沒有什麼區別的。進化論僅僅更加關注那些似乎能夠揭示出關鍵發展信息的形態，無論這種形態依然生存還是已經滅絕。然而，達爾文主義者卻不得不創造可以解釋成因果過程結果的順序。他的關於適應壓力的觀點中可能主要是猜測，但是他不能從原則上設想出一種純形式的發展圖景。

從一開始，只有少數博物學家看出達爾文至少是使物種起源的問題成了科學探討的問題。沒有這些人的支持，達爾文主義可能會早夭。但是由於有很出色的博物學家捍衛這個理論，因此反對意見無法佔據強勢。到了1870年，雖然變化的機制仍然存在著爭議，許多研究與生物學最相關領域的科學家不得不承認進化比特創更有說服力。在探討這場革命時，我們先來看一下最初那些有助於使博物學家轉而相信進化的大致證據。《物種起源》表明，如果認為新物種的產生是由於像自然選擇這樣的機製作用的緣故，那麼許多人們熟知的現象第一次可以得到解決了。越來越多的博物學家感到這種觀點很有說服力，站的住腳，並且將達爾文主義當作可以使用的假說。尤其在英國，到了19世紀80年代，轉而相信進化的人數一直在增加，相信進化的人已經在科學界佔據了主導地位。然而由於人們對自然選擇仍有爭議，我們還應該廣泛看一下確保達爾文主義在科學界取得成功的策略。《物種起源》並沒有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先討論進化的情況。相反，它一開始就徑直詳細討論了自然選擇，因為達爾文一定要使追隨他的博物學家相信他已經找到了新的更合理的變化機制。許多人清楚進化的一般論點，但是只有出現一種可以檢驗的有關變化方式的科學假說，他們才不會拒絕承認進化。在19世紀初，拉馬克主義已經聲名狼藉，而《自然創造史的痕迹》中倡導的含糊不清的「發展的法則」看起來也沒有什麼科學價值。對於達爾文來說，根本的是要表明他是在通過新的途徑探討進化問題，這樣，他在說明一般的進化情況之前，就必須先解釋自然選擇。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達爾文並不認為選擇是唯一的進化機制。他當然認為選擇是重要的進化機制，然而從一開始他就承認，可能會存在其他機制，比如用與不用的遺傳效應，即拉馬克主義，來作為補充。為了回擊對選擇觀點的批評，他對理論的細節作了修改，並且逐漸愈加看重其他機制的作用。因此《物種起源》的每一次再版都與原先的版本不同，包括最後增加了選擇學說難以面對的一些章節（《物種起源》集注本，ed.Peckham；Darwin，1958b）。達爾文對批評者的反映為我們檢查史學家的態度提供了一個試金石。那些將選擇視為巨大錯誤的史學家認為，達爾文的讓步表明他不斷認識到他的學說有很大的弱點。在他們的筆下，達爾文沒有立場，匆忙地從一種觀點倒向另一種觀點，竭盡全力支持一種基礎不牢靠的學說（Barun，1958；Himmelfarb，1959）。皮特·沃爾茲曼（Vorzimmer，1970）認識到，這個問題是由於達爾文不正確的遺傳觀點造成的，不過他描述了一幅類似的達爾文畫像，在這幅畫像中，達爾文沒能從全局把握困難，他經常消弱一種觀點，以便加強另一種觀點。有些學者提出，到了他的學術生涯結束時，達爾文已經放棄了選擇學說，而支持拉馬克九_九_藏_書主義（Eiseley，1958；Himmelfarb，1959）。這種觀點太離譜，達爾文確實承認其他機制的重要作用，但是《物種起源》中對選擇的基本描述沒有使得達爾文在解決所面對的問題時，太有可能採取一種很積極的觀點（Ghiselin，1969；Hull，1973b；Ruse，1979a）。即使他遇到一些羈絆，他也努力保持他基本進化觀的完整，可以將他視為英雄，而不能將他視為一個可憐鬼。史學家在達爾文到底取得多大成功這個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一事實表明，我們不能通過簡單地統計多少人同意他的理論，多少人反對他的理論，來評價對他理論的接受程度。達爾文主義的出現代表了科學共同體內的一種變化，對於這種變化的解釋可以通過共同體內的社會因素和科學家所接受的一種廣泛的價值革命來解釋。

最雄心勃勃的重建進化進程的工作是在德國進行的。在德國，達爾文主義的引入使得博物學家試圖尋找不同於唯心論的研究思路。他們不再去探討物種之間的原型關係，而是去搞清楚物種之間真正的進化聯繫。卡爾·格根堡是這種由唯心論轉向進化論研究的領頭倡導者，他不太關心達爾文主義機制的細節，而是對搞清楚已知形態之間最可能關聯的形態學問題更感興趣（Russell，1916；Nordenski(lk，1946；Coleman，1976）。雖然後來的博物學家不得不拋棄他的一些具有開創性的見解，但是他卻提出了一個有關重要的觀點，涉及直接呼吸空氣的脊椎動物是怎樣從魚進化來的。

1860年在牛津召開的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會議上，赫胥黎在達爾文主義者與主教「油滑的山姆」威爾伯福斯的那場著名的論戰中，成為最耀眼的人物。當時赫胥黎宣稱，他寧願是猿的後代，也不願意成為一個濫用其高位對一種他所不懂的理論肆意攻擊的人的後代。現代的研究表明，赫胥黎在這次會議上對於達爾文主義的捍衛並沒有像公眾傳言所說的那樣有效（Lucas，1979）。他的真正的勝利在於以一種巧妙的過程確保了進化論者受科學共同體的控制。

達爾文主義者的成功明顯地改變了科學共同體的態度，只要對進化的實際機制產生爭議，就會出現新的觀點來對於生命的發展作出因果性的解釋，而拒絕援引神創觀和神學的解釋，因為這類解釋往往將進化視為向著預定目標的變化。達爾文主義之所以獲得持久的成功，就是由於這種態度獲得了勝利，因為直到19世紀結束時，關於自然選擇本身的爭論一直很激烈。人們可能依然會期望——當時達爾文本人也曾有過這種期望——進化的法則能夠導致生命逐漸地向著更高等的形態攀升，不過那時利用未來的目標來解釋進化趨向已不再說的過去。如果說是造物主設計了進化的法則，那麼科學已不再去證實上帝的作為，而只是將上帝在宇宙中的作用當作信仰的東西來看待。達爾文主義的興起伴隨著新一代生物學家的出現，從而註定導致完全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物種的起源。在第九章中會論述在這個世紀後期許多舊的唯心論和目的論的態度又重新浮現出來，成為新拉馬克主義等理論的知識基礎；但是即使支持其他進化論的人也註定要表明他們所假定的趨向是由因果因素、而非超出科學研究之外的神秘因素控制的。

作為一名顯微鏡學家，海克爾描述了最早的生命階段，在這一階段，單細胞生物進化成為具有原始體內管道的多細胞類型。他把這個假想的整個動物界的祖先叫做「原腸動物」。從原腸動物進化出各種無脊椎動物類型，包括被囊動物，海克爾認為被囊動物與脊椎動物的祖先有密切的關係。人們根據A.柯瓦列夫斯基對文昌魚的研究提出這種動物是原始的現代動物，這種動物沒有骨骼，是整個脊椎動物或脊索動物門的祖先。從這種動物進化出真正的魚，特別是肺魚，肺魚可以在短時間內呼吸空氣。肺魚通過具有肢和具有一定功能的肺，進化出兩棲類，從兩棲類又進化出爬行類，爬行類可以在乾燥的陸地上產卵。海克爾猜想從大量不同種類的爬行動物分別出哺乳動物，而鳥類是則屬於另一個分支。最初的哺乳動物類似於現代的單孔類（比如鴨嘴獸），之後是有袋類，然後出現的是真正的哺乳動物。從這個綱分生出現代不同的哺乳動物目，包括靈長類——猿和人。海克爾甚至發明了類人猿這個詞來表示從猿進化到人的中間類型。

生命的歷史與化石記錄

達爾文主義的發展

雖然達爾文提出已知的化石記錄知識與他的理論相吻合，但是他知道古生物學設置了一個巨大的障礙。化石記錄當然沒有顯示出生物的結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逐漸轉變。相反，化石記錄表明物種在其歷史中一般保持著恆定不變，而且很快被完全不同的形態所取代。新的類型或綱顯示出形態完備的特徵，沒有跡象表明新形態可能從更早的形態進化而來。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用了一章來解釋「地質記錄的不完備，」他認為我們發現的化石只代表了實際生存過的物種中一小部分。許多物種，以及進化上的許多間斷時期，根本就沒有留下化石，因為在它們生活的地區環境條件不適合形成化石。因此，正因為我們可以獲得的證據中存在著空缺，才造成了生命像是突然跳躍式發展的假象。將來的發現可能有助於填補其中的一些空缺，但是我們可能不會有希望建立完整的生命歷史圖景。

赫胥黎是新一代科學家的典型，這一代科學家註定要擺脫傳統勢力對科學的控制。對於他們來說，進化論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進化論證明科學已經可以確定曾經屬於神學控制領域的真理（Fichman，1984）。赫胥黎後來又成了著名的公眾人物，成為協助政府處理許多事務的科學專家。他還是「X俱樂部」的成員，這是由一些人組成的非正式但很有影響的組織，這個組織的幕後活動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科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正因為赫胥黎及其追隨者在這個關係網中確立了一定的地位，所以他們的皈依對於達爾文主義是重要的支持（Ruse，1979a）。他們避免在科學雜誌上公開爭論，但是利用他們對於期刊的影響保證達爾文主義者的價值觀逐漸地融入到文九九藏書獻中。《自然》雜誌的創立至少部分原因是為了促進達爾文主義的發展。學術會議也受到一定的控制，從而有利於贊同達爾文主義的年輕科學家，他們的存在確保了可以教育下一代人也支持進化論。到了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科學共同體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這種交替，那些殘留的反對者宣稱達爾文主義已經被盲目地作為一種教義所接受，他們謹慎地避免捲入任何真正的爭論。

除了古生物學和生物的地理分佈外，《物種起源》還表明現在分類學和形態學的證據如何可以被視為是達爾文式進化的結果。歧化原理解釋了林奈分類系統等級所依賴的某一類群從屬另一類群的現象。博物學家長期尋找的自然分類系統所表現出來的是共同由來導致的關係。每一類群中「類型的統一」並不是某些奇妙的原型模式的產物，而是來自一個共同祖先的所有後裔保持了祖先最基本性狀的結果。現存生物之間的關係只能理解成是歷史過程的產物。沒有必要試圖假稱每一個物種都完備地適應了其生活的方式，因為在許多同源的情況中，器官的使用似乎是和無效的。一個能幹的設計者絕不能使同樣的結構改變得能夠適應高度不同的功能，比如蝙蝠的翼和鯨的鰭。但是進化的作用就體現在使結構發生這樣的變化，而且大量的同源性就是這種機會主義的結果。在胚胎髮育中，成體結構的特異性是逐漸表現出來的，因為選擇所作用的變異是微小的，而且是在發育過程的後來階段出現的。發育的早期階段保持不變，從而通過胚胎展示出極大歧化類型的共同進化起源。最後這個學說解釋了痕迹器官經常產生的現象，這些痕迹器官長的很小，不能行使其功能。然而對於古老的物種來說，它們也曾經是有用的器官，但是隨著環境的變化，失去了它們的功能，正在逐漸被淘汰。

有兩個被達爾文最早說服的人，他們是對植物的地理分佈很感興趣的植物學家，這很有意義。約瑟夫·道爾頓·胡克在不列顛傳播這種理論中起到了領導作用（L.Husley，1918；Turrill，1963；Allan，1967）。他在世界許多地方作過考察，而且一直對於難以提供理性解釋來說明植物的地理分佈感到困惑。作為達爾文的早期支持者，他不久就認識到選擇學說的價值。胡克關於塔斯馬尼亞植物的導論性文章（Hooker，1960）是公開支持達爾文的最早的科學著作之一。在美國，阿沙·格雷起到了類似的作用，他根據達爾文的思想研究了美國大陸的的植物分佈（Gray，文集，1963再版；Dupree，1959）。阿爾弗萊德·拉塞爾·華萊士繼續通過動物學研究提供地理證據（Marchant，1916；George，1964；WilliamsEl lis，1969；McKinney，1972；Fichman，1981）。他在1864年寫的一篇有關馬來群島蝴蝶的文章（再版于Wallace，1870）中提出，在群島上通常很容易發現當地的變種，而且他指出，不可能在變種和物種之間作出明確的劃分。他在幾部大部頭著作（Wallace，1869，1876，1880）中指出，通過將進化論與對於限制遷徙的障礙的研究結合起來，便能夠解決世界範圍的地理分佈問題。在東南亞的發現依然成為華萊士最好的例證，而且位於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劃分亞洲和澳大利亞動物群的線仍然叫做「華萊士線」。這裏他表明，可以通過考慮不僅可能是現在的遷徙而且是過去的遷徙來解釋位於印度尼西亞群島上的分界線，那時的地質變化可能導致海平面的上升或下降（Beddall，1969；Mayr，1954；Fichman，1977）。

在《物種起源》後面的章節中，達爾文論述了那些用他的理論可以說明的現存生物學領域。雖然他不得不更多地涉及由於地質記錄不完備所帶來的困難，但他還是用了整個一章表明已有的生命史輪廓與他的理論相符。自然選擇不是註定導致發展的機制：當變化成為優勢時，物種發生變化，但是也有一些物種保持其原先的形態。化石記錄表明，不存在恆定的變化速率：有些物種變化很快，有些物種在很長的地質時期中保持穩定。在有些情況下，有些很古老的形態今天仍然生活著，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即所謂的活化石。按照達爾文的理論，這種不變很好理解，因為一旦某一物種適應了穩定的環境，那麼就沒有理由非得變化。只要一個更適應的競爭者沒有出現，那麼不一定會滅絕。不存在預定的發展圖景，因此沒有哪兩個進化分支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儘管當兩個物種適應于類似的生命方式時，趨同可能會產生表面上的相似）。結果，進化是不可逆的，一旦某一特定類型由於滅絕而淘汰，它絕不會再次出現。古生物學家對於這種概括很了解，後來對此賦予了一個名字，「多洛律」（Goul d，1970）。當一種新的綱出現后，自然選擇將產生一種普遍的歧化和特化趨向，這裏達爾文可以引述理查德·歐文的古生物學工作及其他人的工作，表明在地質記錄中的確可以發現這種趨向。最後，達爾文可以指出，他在南美時已經注意到這種類型連續法則。在一個大陸區域內，類型的連續具有基本的相似性，如果新物種的確是由於原先物種轉變而來的，那麼類型的連續性便會如所預期的那樣。達爾文並不相信他所發現其遺迹的巨大犰狳和樹懶是現存更小類型的祖先。小的類型和大的類型同屬一個類群，大的類型是滅絕了的那個分支，但是地質記錄還表明，在大的類型生活的年代，還相伴生活了一些親緣關係比較近的較小類型，這些小的類型生存了下來，並變成了現代一些南美動物的祖先。

德國從唯心主義時期起，就有著對比較解剖學感興趣的深刻傳統。德國對進化論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其中就包括努力將唯心主義解剖關係的觀點轉換成進化的關係。而且至少表面上看起來一些社會因素確保了德國人要比法國人對於選擇論更感興趣（Gasman，1971；Montgomery，1974）。有些德國的科學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恩斯特·海克爾，是政治上的激進派，他們認為達爾文對設計的否定是反對保守主義的武器。ｈttｐｓ://reaｄ.９９ｃｓｗ•coｍ有人認為達爾文主義雖然誕生在英國，但是卻在德國安了家（Radl，1930；Nordenski(ld，1946）。毋庸置疑，到了19世紀70年代，達爾文主義在德國已經很流行，但是這卻根本就不是建立在對選擇機制充分認識基礎上的。海克爾公開宣稱打算將達爾文、拉馬克和歌德的進化理論綜合起來（英譯本，1876）。因此達爾文主義只是作為反對傳統宗教的一種符號和人類進步的一種承諾而流行的。當後來魏斯曼試圖堅持選擇是進化的唯一動因時，達爾文主義在德國的蜜月也就結束了。

達爾文及其早期追隨者提出的論據足以使多數生物學家相信應該認真對待進化。大概過了十幾年，英國從事研究的生物學家中大約有五分之三的人已經接受了進化，然而奇怪的是，並沒有證據表明年輕的科學家比年長的、更有成就的科學家更容易轉變觀念（Hull et al.，1978）。到了19世紀80年代，科學界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達爾文學派。然而不能將這個學派的興起簡單地解釋成是由於進化論在技術上具有優勢。對於自然選擇仍然有很大的爭議，在這一章的後面，主要介紹的是對選擇學說的反對意見。許多比較保守的博物學家顯然更贊成建立在突然變化基礎上的、並將進化過程與特定目標連續起來的理論。在19世紀的後幾十年，達爾文的進化機制實際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見第九章）。因此對於當初達爾文思想學派的興起，應該根據更廣的視野來解釋，而不能僅僅解釋成證明了這個理論具有科學的力量。不過，儘管存在的許多因素可以用來作為反對達爾文支持者的依據，但是他們依然可以在科學界佔據統治地位。

在倡導這種研究的人當中，最著名的就是恩斯特·海克爾（B(lsche，1906）。在海克爾的進化哲學中，自然選擇只是起到了次要的作用，因為他將自然選擇結合到他從唯心論的角度對生命之間關係的探討和他所復活的拉馬克獲得性遺傳的觀點中。［海克爾認為］生物族的形成是由於對環境的直接反應，然後由於在族水平上的生存鬥爭，決定了只有最適者才能生存。生物最終總是向著進步的方向進步的；人類是迄今為止所產生出來的最高等類型，而且人類還能向著更高的水平發展。開始時海克爾是個唯物論者，後來他則倡導一種「一元論」哲學，根據這種哲學，心身屬於同一宇宙的不同方面。這種觀點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而且人們認為海克爾的「一元論者聯盟」對於後來納粹思想基礎的確立有一定的影響（Ga sman，1971）。

《物種起源》的第二章論述的是生物的地理分佈，當時正是通過生物的地理分佈，激發了達爾文轉而相信進化。他堅持認為，不可能通過宣稱每一個物種佔據了完美適應的區域來解釋生物的地理分佈。氣候非常類似的地區有時候生居著不同的動植物，而有些非常類似的類型分佈的地理區域卻很廣。理解生物地理分佈的真正線索在於研究限制每一種生命類型離開其原初區域的地理隔離。這樣便證實了現在的分佈是一個歷史過程的結果、每一種相繼的類型儘可能拓展自己的區域並適應了所面臨的各種環境的思想。難以逾越的區域顯然是通過不尋常的方式跨越的，達爾文就記錄了一系列擴散機制的嘗試，比如通過鳥的腳傳播種子。隔離的島嶼，比如加拉帕格斯群島，通過這種偶然的方式接受定居者，通常它們來自最近的大陸區域。而在大陸上，根據某一地質時期氣候波動的程度，可以解釋現在生物分佈的許多異常。達爾文強調了最近的冰期是如何使得許多北極類型向南擴展的，而且，隨著氣候再次轉暖，有些山區又變成一片荒涼。現存的動植物分佈完全符合分支進化和適應進化的理論，但是從超自然設計的角度就很難解釋。

當《物種起源》於1859年11月24號由約翰·默雷出版社出版后，第一天第一版的1250冊書就被分銷商一搶而光。為了消緩寫作這部書的勞頓，達爾文來到伊爾克利洗溫泉，並在那裡等待即將到來的風暴。有一些年輕人表示支持，但是最初多數反應是表示反對。有一個故事，說一個牧師指責達爾文是英國最危險的人。我們對來自保守勢力的反應程度並不會驚奇：進化論動搖了一直被視為現存社會支柱的宗教和教會。大量的科學依據被用來反對達爾文的理論，其中的一些依據達爾文及其追隨者很重視。儘管存在著激烈的反對，但是進化論已經開始啟航，雖然航行的速度並不像有時人們預料的那麼快（Hull et al.，1978）。如果許多博物學家都有很強的宗教信仰，那麼就很容易將他們的科學反對意見視為不過是為了維護舊的神學自然觀時所臨時拼湊的論據。似乎沒有什麼人懷疑許多攻擊背後的動機是對達爾文主義中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普遍不滿。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那些論據本身缺乏科學合理性。達爾文的理論建立在當時對自然理解的基礎上，在一些領域，特別是對變異和遺傳的研究領域，這些基礎是不牢靠的。因此有可能建立科學的論據來反對達爾文的理論，這些論據也會在某一時期顯得合理，雖然我們可以在今天客觀地看待這些論據，因為遺傳學等領域都進步多了。有些問題並沒有解決：現代的特創論者仍然利用化石記錄的不連續性作為反對任何形式進化的論據。這些反對意見可能會很好地用來捍衛自然神學，但是在達爾文的時代，它們的確對選擇學說構成了真正的威脅。戴維·霍爾（Hull，1973b）編了一部有價值的《物種起源》評論集，從這部文集中可以看出，即使是那些反對這個理論的科學家的意見也不盡相同。這並不令人驚奇，因為舊的特創論絕不是一個統一的科學理論。顯然具有不同知識背景的科學家所認為的重要異議不同。相反，那些全心全意支持達爾文的博物學家不滿自然神學的限制，而且經常研究那些限制很明顯的領域，比如生物的地理分佈。但是這一小群科學家是如何影響公眾的觀點的呢？對此，埃爾伽（Elleg？rd，1958）對當時期刊的文章進行了有用的研究，因為他研究的範圍包括具有不同宗教和政治背景的各種雜誌。不出所料，越激進的雜誌，對達爾文的理論越認真reaｄ•9９ｃｓｗ.ｃoｍ，而保守的雜誌則堅持特創論。然而埃爾伽的研究揭示出，在19世紀60年代期間，存在著一種觀點轉變的趨向。越來越多的雜誌開始認識到神奇創世的人為性，並發表了一些倡導在法則的控制下創世的文章。這是達爾文影響公眾輿論改變的最直接的效果：並不是造成對他的理論的廣泛理解，而是人們越來越願意承認世界是有法則，世界不是捉摸不定的神控制的。因此有必要詳細分清楚一般的進化論與特定的達爾文選擇學說的異同。事實上「達爾文主義」被當作了進化論同義詞，但是不在二者之間作出分辨，就不會清楚地理解後來這個主題的歷史。我們通過埃爾伽的研究發現，到了1870年，進化的基本思想得到了普遍的接受，達爾文主義一詞已經很流行。但是有些人雖然接受了進化的觀點，但是對達爾文關於進化是如何發生的解釋卻表示懷疑。即使在達爾文的堅定支持者當中，在選擇機製作用的看法上也存在著分歧，只不過這些人小心翼翼地不使這種分歧變得那麼醒目。很少有人認識到，即使是達爾文的一些最親密的支持者，包括T·H·赫胥黎，也幾乎不使用選擇學說。因此，當時那些最支持達爾文主義的人，對於這個理論的有些方面卻不贊成，而這些方面恰恰是現代生物學家所重視的地方。按照今天的標準看，早期的許多進化論者只不過是「假達爾文主義者」，他們之所以可以團結在一起，只不過他們所認識的達爾文促使他們相信一般意義上的進化思想。後面（第九章）還要探討19世紀後期非達爾文主義革命思想的繁榮程度。但是當我們評價反對選擇學說的論據時，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史學家通常認為，達爾文的理論是后達爾文時代人們關注的唯一焦點。即使他們認識到反對意見的強烈，他們告訴我們更多的是對自然選擇的反對，而不是逐漸產生出來替代選擇學說的其他理論。這種研究非常容易引起誤導，因為（埃斯利對此作過論述，Eiseley，1958）遺傳問題曾經成了主要爭論的領域。達爾文沒有孟德爾式的遺傳觀，史學家容易認為這是他的理論中的缺陷，而且直到1900年孟德爾定律重新發現之後，才彌補了這個缺陷，人們才能充分接受他的理論。現代的達爾文主義像是一個七巧板，達爾文留下了一個關鍵的空缺，等待著後來的生物學家來填補。事實上，除了遺傳學，還有很多反對自然選擇的意見，而且對於極少數真正的達爾文主義者來說，即使沒有孟德爾的工作，也可以為他們的理論奠定堅實的基礎。歷史上並沒有作出關注遺傳的決定，這種看法只不過反映出我們現代人先驗地認為進化論應該朝著哪個方向發展。真正的歷史透視必須審視各種科學的反對意見，包括那些最後成為非達爾文主義進化機制源泉的反對意見。

在反對進化的人看來，這種臆想簡直是太過分了。他們不承認化石記錄如達爾文所言的那樣不完備，而是認為化石記錄的空缺所顯示的就是生命進程中的不連續階段，對此用神的特創很好解釋。曾經用以有效地反對過《自然創造史的痕迹》的論據也可以用來反對《物種起源》，然而，達爾文為了避免遭此攻訐，便宣稱化石記錄不完備。進化論者必須拿出一些證據表明在生物類群中存在著連續的變化，至少是拿出能夠作為現存具有明顯區別的主要類群之間聯繫的證據。儘管達爾文想儘力消除這個問題，但化石記錄還是成了爭論的主要問題，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然而，事實上，就是在19世紀60年代，仍然有許多博物學家還是信奉設計的論據，懷疑自然選擇的觀點，主要因為自然選擇學說的唯物論色彩太明顯了。J·F·赫歇爾爵士將選擇貶斥為「亂七八糟的定律」，藉此來表達他對於唯物論的嘲笑，他認為唯物論將生命的歷史描繪成偶然而無方向的條件組合。達爾文主義之所以取得成功，也可以認為部分原因可能是至少這些反對者難以設想出一種連貫的理論來取代選擇論，而且他們反對選擇論的方式比較笨拙（Desmond，1982；Bowler，1985）。到了這個世紀後期，拉馬克主義成了一種替代的理論，因為它避開了選擇論中的雜亂含義，這也正是人們接受拉馬克主義的緣故，但是在19世紀60年代，人們仍然認為，早期的批評家，比如居維葉和賴爾，對於拉馬克的進化機制給予了有力的批駁。一些反對達爾文主義的人，比如理查德·歐文和聖喬治·傑克遜·米伐特，認為除非轉變是在超自然的引導下向著一定的方向進行的，才能接受轉變的觀點，但是這種觀點看起來太像是向舊的設計論據妥協。當時難以確切地說明所謂引導的特徵，在使用引導的觀點時無法將其產生的效果與自然選擇區分開，尤其當歐文普及了特化的概念，並以此作為理解化石記錄的關鍵時更是如此。這樣，反對達爾文主義的人便減少了反對自然選擇的論據，而且未能提出任何清晰的替代理論。此外，他們似乎不能形成有效的勢力。歐文雖然令人尊敬，但是比較孤僻，而米伐特卻自決于科學共同體之外。因此在英國沒有什麼強有力的學派能夠阻擋達爾文主義的發展。

當一個理論有很多優勢，但是也有嚴重的局限性時，它的成敗可能要依賴它的支持者在科學界面前為這個理論爭辯的能力（Hull，1978）。而爭論的結果，實際上又取決於這個理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爭取公眾的能力。最初的達爾文主義者團體擁有大量的應付這種局面時極為有用的能力。對於這個理論來說，這些能力是易變的，因此，呈現出來的達爾文主義並不是嚴格的專指自然選擇的理論。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到達爾文主義者的團體中，只要他接受達爾文主義世界觀中最普遍的原理：進化是由於共同由來，通過一種適應的過程，可能是由於出色地經受了自然選擇的考驗。在這些原則之內，主要的達爾文主義者在一些細節的看法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達爾文接受了少量的拉馬克主義的成分；T·H·赫胥黎是個劇變論者；而華萊士則倡導神干涉人的進化。這種可塑性有助於緩和人們的批評。因為可以援引可能的輔助機制來回擊對自然選擇的攻擊。當時，達爾文主義者內部並沒有公開相互攻擊。他們承認差異的存在，是由於期望將來的研究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因此他們可以https://read.99csw.com在世人面前表現出團結來，他們確信他們的基本思想是堅實的。有意義的是，當19世紀後期一種教條的「新達爾文主義」出現時，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堅持認為選擇是進化的唯一機制，因而很快就失去了其他理論（比如新拉馬克主義）支持者的支持。

海克爾對於生命歷史的重建被當作新進化論的重要方面，他的著作，即使是英譯本（1876，1879），也有很多讀者。雖然缺乏化石證據，但是海克爾還是滿有把握地預測了直到人類的進化過程。儘管認識到這個過程的複雜性，但是他還是願意強調註定會產生出更高等的類型，從而給了人們一個生物進化是必然進步的印象。一個主要的問題是，他寧願將現代的類型看成是在向著人類發展過程中主要階段的幾乎沒有變化的殘留物，而忘記了任何生命都可能連續地變化，即使按照我們非常擬人化的觀點看有些生命不屬於進步的關鍵路徑，但是並不影響。

之所以在達爾文主義地位的認識上出現混淆，是因為有太多非常支持這個理論的論據與科學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些論據支持達爾文全部的分支進化和適應進化的觀點，但是它們並沒有證明選擇是在變化中實際起作用的機制。已經證明，極難直接證實自然選擇的效應，因為人工選擇僅限於從現存物種中產生出變異。許多批評者認為這是自然選擇學說的一個主要的弱點，但是達爾文堅持認為應該認真對待他的思想，因為這種思想有助於解釋大量從未綜合理解過的生物學事實。在19世紀60年代早期那種令人困惑的歲月里，有一項發現有助於直接支持自然選擇：亨利·沃爾特·貝茨關於昆蟲模仿的研究。貝茨在首次遊歷南美時，曾經與華萊士結伴，他致力於研究亞馬遜森林中具有艷麗色彩的昆蟲（Bates，1863；Beddall ，1969；Woodcock，1969；有關對貝茨發現的另一種解釋，見Blaisdell，1982）。他的工作是研究模仿與警戒色之間的關係。最突出的模仿是昆蟲偽裝成一種非生命物質，以逃避捕食者的注意。那些對於鳥來說味道不好的昆蟲，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具備了非常漂亮的警戒色，以防被偶然抓住。貝茨還發現了另一種模仿，一種可食的昆蟲，模仿了另一種不可食昆蟲的形態（Bates，1862）。選擇是解釋這些昆蟲具有特異性顏色的最合理觀點。因為昆蟲不能控制它們翅的顏色，所以模仿的效果不可能是由於拉馬克式的凡使用部分一定會遺傳的機制。選擇肯定照顧那些偶然以這種方式發生變化從而得到保護的個體：它們會生活的更長久，繁衍更多的後代，最終整個物種都會具有這種保護色。

阿加西的攻擊力受到了植物學家阿沙·格雷的阻擊（Dupree，1959）。格雷像胡克一樣，站在一種比較合適的立場，來認識植物的地理分佈，而且他也是在自然選擇理論正式發表之前就知道了這個理論。他在論文集（1963年再版）中論述了根據美國植物分佈所得到的依據。格雷雖然是堅定的進化論者，並將自己稱作達爾文主義者，但是他對選擇機制本身還存在著異議。作為一名虔誠的教徒，他不得不關注如何使選擇的觀點能夠和某種自然神學協調起來。古生物學家奧瑟尼爾·C·馬什對於進化論給予了更加強有力的支持（Schuchert a nd Levene，1940）。馬什像赫胥黎一樣，承認一種簡化的選擇論，他一直在進行從進化的角度理解化石記錄的嘗試，而且他作出了有助於填補化石記錄空缺的重要發現。

達爾文本人無法參与公開的激烈爭論，也無法參加正在興起的專業科學共同體的活動。因此需要一個副司令，這個副司令要能夠處理進化論創立中的實際問題。有一個人，即托馬斯·亨利·赫胥黎，非常適合這個角色，於是他成了「達爾文的鬥牛犬」(L.Huxley，1900；Irvine，1955；Bibby，1959；Ashforth，1969；Di Gregorio，1984)。赫胥黎的確是非常合適的人物；他願意為了捍衛思想自由而與任何反對者抗爭，而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反對者有很多，從格賴斯頓先生到救世軍。赫胥黎像達爾文一樣，早年曾作過博物學家，隨一艘英國海軍的船隻出海，但是他對解剖學和古生物學更感興趣。19世紀50年代，他開始對特創論不滿，並且確信科學應該獨立於神學。但是他感到無法支持［物種］轉變的觀點，因為缺乏令人滿意的機制來解釋這種轉變。他嘲笑過《自然創造史的痕迹》一書和「通過法則創世」的思想，但是在閱讀《物種起源》時，他認識到書中至少是提出了一種合理的假說，從而提出了值得科學研究的問題。恰巧，倫敦《泰唔士報》請他評論達爾文的書。他的這篇於1859年12月26日發表在這份很有影響的報紙上的出色文章，有助於捍衛進化論不受反對者的詆毀。他還為《西敏士評論》寫過一篇更長的文章。（重印于Huxley，1893）。

赫胥黎承認，除非人工馴養的試驗檢驗可以證明能夠產生出新的物種，否則就無法證明選擇是一種合理的進化機制。他還批評過達爾文的逐漸進化觀，並且提出有時大的突變可能會直接產生出新的形態。在古生物學家看來，這種觀點可能更合理，而且赫胥黎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假設可能會在其他領域產生出另外的問題。他轉而相信進化論對他自己的日常解剖學工作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Bartholomev，1975；Desmond，1982；Di Gregorio，1982，1984）。不過赫胥黎倒是確信，進化論會受到公平的對待，而他的立場就是要確保進化論會對這個理論支持者的專業工作有所幫助。

雖然許多美國博物學家改變了觀點，相信進化論，但是他們中間有些人仍在作著不懈的努力，尋找替代自然選擇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阿加西的影響仍然很大，因為他的那些接受進化論的學生髮現很難認同達爾文的隨機變異加選擇的理論。他們在科學共同體中的地位阻礙了達爾文主義者像在英國那樣成功地取得優勢。在19世紀60年代結束之前，有一些古生物學家，比如阿爾豐斯·海厄特和愛德華·德林克·科普，奠定了後來稱作美國新拉馬克主義學派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