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進化論的社會含義-1
海克爾堅持認為，一個民族要強大，就必須要統一和實行中央集權。這與斯賓塞所倡導的個人主義腔調正好相反，在德國，人們譏諷斯賓塞的思想是可憐的英國商業主義的反映。一個強大的民族不能容忍這種令國家四分五裂的內部爭吵，而應該讓所有人都團結在一起，遵循統治者指引的目標。令人奇怪的是，海克爾像斯賓塞一樣，在對物種與社會內部發展問題的看法上，也是一個拉馬克主義者。但是斯賓塞贊成從軍國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變，而海克爾則堅持民族競爭仍然是推動進步的更重要力量。因此，國家一定要提高所有公民的素質，將他們鑄造成奔向一個明確目標的群體。斯賓塞相信必須任由自然界的控制，因為人類不可能控制進步的方向；海克爾則相信人類能夠把握自身的能動性，並在他們自己對未來的展望，建立起強有力的新民族。
倡導國家有責任控制不適應公民繁衍的觀點是優生學運動的基礎。達爾文本人曾指出過文明社會當中自然選擇的寬鬆性所帶來的問題，因為在文明社會裡無法對不適者進行嚴格的淘汰。倡導自由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點在於，社會中最不適應者很少完全消失；確實，當時大都市的貧民區已經越來越被認為是惡劣人品的滋生地。人們會很自然地認為，社會中最貧窮的階級中含有數量最多的品質低劣的人，因為可以認為貧窮會直接造成人的能力低下。達爾文的侄子弗朗西斯·高爾頓最先呼籲，這個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失去控制，國家必須擔當起到積極的作用，控制適者與不適者的相對比例。生活在貧民區的劣種人的大量繁衍，會使整個種族墮落，同時也會造成公共資源的流失。與之相反的是，具備最高水平能力的職業人員則傾向於擁有比較少的孩子。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通過政府的介入，達到逆轉這種自然傾向的目的。在高爾頓看來，從效果上看，利用人工選擇作為手段來改善種族特徵的動機，似乎具有宗教意義。他的著作後來為整個優生學運動奠定了基礎。（關於優生學的綜合論述，參見Blacker，1952；Allen，1975b，1976；Bajema，1977；Farrall，1979，Kevles，1985）。
斯賓塞的追隨者們，特別是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威廉·格萊漢姆·薩姆納，倡導過類似的看法。薩姆納的哲學可以歸納為三個詞：「根，貪婪或死亡。」他公開發出挑戰，聲稱任何一個人只要具有比他更強的執教能力，就可以取代他的位置。他對那些事業上失敗的人絲毫不屑於同情：懶惰者與無能者受到的是自然的懲罰，任何使挫折得以緩和的企圖，都只會為軟弱的傳播大開方便之門。工廠主們也吸收了斯賓塞的看法，或者至少宣稱他們的行為依據了他的哲學。安德魯·卡內基自詡是斯賓塞的的信徒，同時，鐵路大王詹姆斯·J·希爾和約翰·D·洛克菲勒也用「適者生存」這個術語為毫無節制的競爭辨護。
在20世紀，仍然曾一度流行國家或種族競爭是人類進步核心的觀點。導致優生學運動（見下文）具有吸引力的觀點基礎是，白種人如果要想保持他們優越于其它種族的地位，一定要防止他們自身出現生物學意義上的退化。這時一些考古人類學家試圖提出，人類進化的化石計錄表明，發達的人一直在消滅著劣等的人（Bowler，1986）。尼安德特人在歐洲的消失被看作如同白種人消滅美洲和澳洲土著人一樣的過程，只不過發生在更早的時期。直到1949年，阿瑟·基思建立了一個人類進化的理論，按照這個理論，部落與種族的鬥爭是進化的主要推動力。有意義的是，基思和其他倡導種族鬥爭的人，對於通過自然選擇來解釋高等種族的產生不感興趣。選擇僅僅是被動的過程，其作用是淘汰那些在進步中落伍的的種族。鬥爭的概念已經有了自身的意義，其作用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理論毫無關係。
社會達爾文主義
直到1883年，高爾頓才發明出「優生學」這個詞，但在此之前很早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嘗試建立一個基本的遺傳觀點——能力是遺傳的，而不是靠教育產生出來的。他在1869年出版的《天才的遺傳》一書中，通過對許多名門望族的研究，得出證據表明，兒子可以遺傳父親的能力。他宣稱，從中可以知道，通過確保高能力的人擁有更多孩子，才能維持種族的生物學水準。後來將這種觀點稱為「正優生」，即可以利用向擁有孩子的職業階層人士減稅的方式來達到正優生的目的。同時，高爾頓還大致描繪了那場運動最有影響力的一個方面：「負優生」；負優生的目的是限制那些能力上低於平均水平父母的生育數量。對於貧窮階級中最差的成員，那些據認為智能低下的人，就不應該治療他們的疾病。因此，在高爾頓的心中，已經基本形成了優生學的基本綱領（Forrest，1974；Buss，1976；Cowan，1977；Fancher，1983）。
從科學的角度看，優生學得益於孟德爾遺傳學在1900年以後的迅速發展。高爾頓最初曾經形成自己的觀點，來代替在人類中的自然選擇，同時，他的英國追隨者，特別是卡爾·皮爾孫，也跟著
rｅad•99ｃsw•ｃｏm提出了相似的看法。生物統計學上的定量技術不僅被用來證實自然選擇的力量，而且還作為研究人類特徵遺傳的手段，用來證實優生政策的必要性。無論如何，達爾文主義不是遺傳唯一的來源；事實上，高爾頓本人並不相信對有差異個體的選擇是自然進化的動因。孟德爾定律的重新發現為遺傳觀點奠定了全新的科學基礎。這些規律恰好通過實驗說明生物特徵能以完整單位的形式進行多代遺傳。在美國，並沒有以任何形式的高爾頓生物統計學，但是新生的優生學組織卻非常熱情地支持孟德爾主義。有人認為，一個劣等的特徵，比如弱智，是某一個基因在人群中循環的產物。進而，這種觀點似乎支持了迅速淘汰劣等特徵的建議，或許也支持了防止那些具有此種特徵的人生育的建議。雖然大多數早期的遺傳學家不相信選擇是生物進步的原因，但是他們的理論還是對那種認為有害特徵可以傳播的不太激進的觀點提供了思想基礎。一開始，高爾頓的提議沒有博得積極的反應。很多人對他的人工控制生育的思想感到震驚。人們對高爾頓的遺傳觀點也非常懷疑。再者，因為出身名門的孩子通常能比普通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怎麼肯定他們的能力就是天生的呢？後來，高爾頓花了很多的精力，提出一種生物學上的統計技術，以直接回應最初出現的懷疑態度（Cowan，1972b）。他更加詳細地表明，遺傳控制了人口的性質。他將統計學方法應用於變異的研究，這也為生物統計學派的研究道路奠定了基礎，後來，他的學生卡爾·皮爾孫利用生物統計學來捍衛達爾文主義。可以認為，皮爾孫定量技術的真實結構反映出他想為優生學政策提供明確科學證據的慾望（Mack enzie，1982）。在皮爾孫的學生R·A·費舍爾那裡也發現同樣的觀點（Bennett，1983；No rton，1983）。
所有這些活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遊說政府，告訴它們應該通過立法來提高——或者至少是維持——種族的生物學水平。有少數人鼓勵職業階級的人多要孩子，但是優生學運動逐漸開始集中於限制底層社會成員的出生率上。一種更加悲觀的思想傾向替代了高爾頓所倡導的改善種族的觀點，這種悲觀思想的基礎只是要防止種族的進一步墮落。瘋子與弱智者成了最常見的靶子，犯罪傾向也被看成是心理缺陷的副產物。為了提供必要而「準確」的甄別手段，從事心理測試的科學家受到了鼓勵，並且首次嘗試確定一種衡量智力水平的標度。這種方法是把心理年齡與實際年齡相比，於是就得出了智商，或稱IQ。有人認為，很容易識別出天賦的智力，不過早期的測試並沒有能夠完全消除教育的影響，因此突出了底層階級具有明顯較差的智力（Gould，1981；Evans and Waites，1981）。優生學運動堅持應該對那些智商水平最低的人加以管制，或者讓他們與異性隔離，甚至採取絕育措施，防止他們的生育。美國的一些州還通過了立法，要求智力上低於某個標準的人不能生育。人們還恐懼那些從東歐移居來的「次等」種族群眾的繁衍。20世紀30年代，在納粹德國，開始了最大規模的絕育工程，並成為純化「亞利安人種」努力的一部分（Harmsen，1955）。
現在，已經有人對霍夫斯塔德所宣稱的存在過廣泛使用選擇作類比的觀點提出了質疑。甚至薩姆納也不贊同斯賓塞提出的自由的企業行為能夠帶來真正進步的樂觀看法。儘管可以援引一些例證，但是還是有人提出，就是在商業界內部，也只是有限地接受了「適者生存」的生活信條（Wyllie，1959；Bannister，1970，1979）。那些已成功地消除對手的人，或許要用這種觀點來為他們的無情辨護，但是大部分普通商人都了解自身的弱點，因此不敢苟同。在商業界外部，明顯的非達爾文社會進化論享有一定的聲譽。
把斯賓塞的社會哲學與其看作是自然選擇的一種形式，不如看作是維多利亞時期對「自立」精神信奉的表露，在薩繆爾·斯邁爾的書中(Smiles，1959），也可以找到不少這種觀點的子。這種觀點後來又成了新教工作倫理的自然化，摩爾(Moore，1985a）指出，許多新教的自由人士將斯賓塞的哲學看作是對他們傳統道德觀的拓展。自由競爭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消滅不適者，而且鼓勵所有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改善自己。懶情被認為是比愚蠢更大的對進步的障礙，對懶漢們的策略不是去消滅他們，而是迫使他們作出更多的努力。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阻止一切企圖旨在緩和自然懲罰失敗者所帶來的痛苦的行動。斯賓塞承認自由競爭的一個結果就是，強者把弱者強有力地「撞倒在一邊」，當他於1884年寫作《人與國家》時，無疑他已相信，到處蔓延的社會主義正在任由惡劣的品性在社會中四處滋生。如果不是國家的支持，不適應的人絕不可能繁衍到成為負擔的程度。然而在斯賓塞的哲學中，真正的進步起源於由於對失敗和貧窮的害怕而產生的對個人能動性的激勵。社會主義不九-九-藏-書僅允許不適者的生存，而且還破壞了對社會發展極為重要的自主品質。對痛苦的恐懼教育著每一個人去如何調整自己，以運適應新的經濟形勢，下一代人又直接人他們的父母那裡學習到這一點。這種政策看來不象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更象社會拉馬克主義，由此也可以看出斯賓塞在生物學上對拉馬克主義的偏愛。可見，那些賦予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東西，事實上應該屬於斯賓塞主義，與自然選擇不存在什麼類似性。
最為人熟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就是根據「生存而鬥爭」來為維多利亞時期資本主義競爭精神辯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但是一些現代史學家們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是，當時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點，即使對達爾文本人的信念理解上，也存在著同樣類似的差異。格林(Greene，1977）列舉了各式各樣的詮釋，在一種極端，有人譴責達爾文主義助長了攻擊性的個人主義（Harris，1968），在另一個極端，有人則否認達爾文同情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Freeman，1974)。達爾文著述中的有些內容確實從哪個角度都能解釋。格林指出，達爾文受到了維多利亞時期那種有益於經濟競爭思潮的影響，並且對這種影響並非毫無意識。達爾文看到了個體和部落競爭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作用，並且害怕文明群體中寬鬆的選擇會對種族會造成危害。同時，他又不情願接受自由競爭政策的某些更極端的含義。當他讀到報紙上的一篇文章，宣稱他的理論為拿破崙以及每一個奸商都提供了依據時，他感到驚訝。雖然他覺得需要有些東西去阻止惡劣品質在種族內部的傳播，但是他顯然不想看到建立在強權與狡詐基礎上的競爭。
優生學
「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短語捏造出一個形象，好象人類為了生存要做殊死的鬥爭，而且好象社會達爾文論者提倡淘汰不適應者，並把這當作進步的一個必要步驟。通過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著作《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Hofstadter，新版，1959），我們知道了，這種捏造出的幻覺經常與自由競爭時期產生的資本主義殘酷競爭聯繫了起來。最能說明這種形象的例證就是19世紀末期工業革命時，那些「強盜式資本家」通過剝削人民進行殘酷競爭，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看起來利用達爾文主義的隱喻來維護工業家們所鼓吹的鬥爭準則似乎不可避免。如果自然界通過個體競爭的方式進步，那麼適者生存肯定是人類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關鍵。當然，霍夫斯塔德的書還涉及到其他利用達爾文主義作類比的情況。重要的鬥爭領域也許根本就不在個體之間，而在國家或種族之間，通過鬥爭來維護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奴隸制度。甚至就是在一種社會中，由於對於鬥爭論點的略微曲解，導致生存鬥爭被優生學這種人工選擇形式所取代。其作用是控制人口生育，從而阻止非適應性個人的繁衍。##鑒於其內涵非常廣泛，因此，毫不奇怪，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很難下一個精確的定義（Ha lliday：1971；Rogers，1972）。最近在英國進行的一項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研究（Jo nes，1980）表明，即使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能依照他們各自的目的，來改造自然選擇的觀點。不可能僅僅把社會達爾文主義視作達爾文主義在人類領域的簡單而明顯的應用。人們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建立生物學與社會思想之間的聯繫，並且在每一個情況下，有選擇地強調了科學理論的某一方面。那些把戰爭鼓吹為進化動力的人確信，個體競爭會消弱一個民族抵抗外部敵人的能力。與令人眩目的新社會傾向截然不同，生物學思想觀點被當作了使已有的意識形態地位合理化的手段。科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繫也是雙向的；科學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受其提出時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如果無情的資本主義看起來象是自然選擇在經濟上的直接應用的話，我們必須記住，常有人認為達爾文的理論本身就建立在受馬爾薩斯(第六章；Young，1969，1971b，1973）影響的意識形態基礎上。##歷史學家們一定知道許多在生物學基礎上類比社會的方法，但是，如果他們把「社會達爾文主義」擴展到覆蓋如此眾多的不同思想，以至於使「社會達爾文主義」變得實質上毫無意義時，那也將一無所獲。達爾文的名字經常被那些與社會進步有關的思想體系所使用，結果使得達爾文的理論在公眾中蒙受了理應由其他理論承擔的壞名聲。班尼斯特(Bannister，1970，1979）對霍夫斯塔德所宣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資本主義形式在19世紀後期美國思想中很流行這一論點提出了挑戰。他的攻擊是雙向的，既針對所謂流行的程度，也針對以達爾文思想作類比的內在邏輯。他指出，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們曾刻意地誇大了早一代人對鬥爭含義的依賴，目的在於強調，他們的觀點與這種經過雕琢的粗俗觀點相比，要高明得多。「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備受反對自由競爭人指責的術語。工業家們使用達爾文主義語言的頻度可能被高估了，因為很多表面上看來是倡導自reaｄ.99cｓw.ｃoｍ然競爭邏輯的見解，實際上是出於頗為不同的動機。這就引發了關於赫伯特·斯賓塞個人主義哲學具有什麼真實目的的爭執。對霍夫斯塔德來說，是斯賓塞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從英國散布到了美國。可是斯賓塞對拉馬克主義的偏愛卻阻礙了他接受生物學上的自然選擇觀，也可以認為，他更多地把自由競爭看作對人們行為的激發，而不是對不適者的淘汰。##從政治觀念的另一個極端看，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Heyer，1982）。馬克思之所以歡迎進化論的思想，是因為其中固有的唯物主義特點，但是從一開始，他就認為達爾文的機制反映出維多利亞時期資本主義的競爭氛圍。現在清楚了，所謂馬克思將一卷《資本論》題獻給達爾文的故事，根據的錯誤地理解了他們之間的通信（Colp，1974；Feuer，1975；Fay，1978）。在達爾文的鬥爭概念與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是歷史推動力的信仰之間，只能找到一點點類似，因為後者是起源於辨證法哲學的。在革命后的俄羅斯，達爾文主義總是處於備受敵視的狀態，比如在李森科案件中（見第九章）。##馬克思主義者排斥選擇理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不應因此而誤入歧途，去認為達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聯繫是勿庸置疑的。斯賓塞是拉馬克主義者這個事實告訴我們，為自由企業社會所提供模式的不只一種生物學的類比。斯賓塞的情況還證實了非達爾文進化理論可能在社會爭執中扮演相當的角色。大多數拉馬克主義者選擇的是以國家干涉作為創造更好條件手段的社會政策。他們希望因此而導致的改善可以產生遺傳效應，從而使種族本身發生真正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進步。優生學運動也主張國家調控，但目的卻大相徑庭，優生學運動希望藉此限制不適應者的繁衍能力。當代大量關於這場運動的文獻表明，存在著另一個獨立於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啟發源泉。雖然優生學是在達爾文理論影響下的英國創立的，但優生學在利用了孟德爾遺傳學這門新科學后，卻在美國進入了繁榮發展的階段。可是早期的遺傳學家們反對把自然選擇看作進化機制。他們宣稱，人類種族的「壞」基因必須經過人工選擇來淘汰，他們無視這樣一種假想，即自然進化是通過更加快速地複製適應基因而實現的。##生物學與社會思想的相互作用之所以複雜，是由於科學理論常常被捲入到當時的爭論中，導致這些爭論的各方，在基本觀點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從上面提到的政治分歧中都可以看出在「先天與後天」中哪一個是決定人的品質的最重要因素這一問題上的對立態度嗎？（Past ore，1949；Cravens，1978）。那些相信先天——即遺傳——是根本影響的人，會反對認為條件改善和教育對人的品質能帶來有益影響的觀念。如果一個人繼承了惡劣的品質，那麼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他，甚至任何嘗試都只能是浪費金錢。這種傾向產生出建立在對下層階級的數量和影響需要進行限制基礎上的保守政治思想，因為據認為生活在下層階級的人是惡劣品質的主要來源。可以通過自然或人工選擇的方式來淘汰不適者，可以選擇社會達爾文主義或優生學的方法。達爾文主義和孟德爾主義都為優生學提供了科學基礎，因為兩者都強調遺傳對個體生物品質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相反，可以將拉馬克主義者對「軟繼承」的強調視為「人定勝天」信念的一種極端形式。拉馬克主義相信，如果有更好的外部條件，人性就〖HTH 〗可以〖HTSS〗得到改善，並且認為這種改善可以一代又一代地遺傳下去。實際上，對於「後天決定論」的支持者來說，並不需要倡導遺傳效應，也可以主張更好的條件會造就更好的人性。因此，儘管正逢拉馬克主義的衰落，但是自由主義思想在20世紀還是繼續盛行。##還有一個比任何特定的生物學理論深刻得多的思想，傾向於從等級的角度來考慮人的差異。優生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礎是對同一社會內部個人劃分等級。一些人被假定為生來就比其他人更能幹，這種思想反映了社會被分成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事實。按種族的不同來分等級的傾向甚至更加流行。歐洲人幾乎不可避免地認為，其它種族次於他們，其低劣程度則由他們的技術與社會發展來衡量。很容易就會設想，「越低等」的種族對應著從猿到人的最高形式這一過程中的「越早」階段。理論上，達爾文主義應該是從根本上摧毀了線性等級進步的概念，因為達爾文主義強調進化具有不斷分支化的特點。可實質上所有的進化論者都承認，人類的起源是一種線性圖式，並且還用這種觀點為盛行的種族歧偏見辨護。拉馬克主義應該更容易被那些從等級角度考慮進化的人所採納，因為拉馬克主義者更貼近將進化比作胚胎向著最終目的進步式發育的信念。那些最執著地試圖建立種族等級界定的生物學家們，幾乎一直在他們的生物學思想中融入相當可觀的拉馬克主義成分。通過非達爾文主義的途徑，更容易將一種社會偏見演繹成「科學」理論，只不過在這個案例中沒有一種理論能徹底逃避那種廣泛存在的基本態度。
達爾文主義在英語世界以外也起到了一定的影響，有時其影響是矛盾的。在法國，生物學上的達爾文主義影響不大，同時，那裡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又很少強調個人鬥爭的概念（Clark，1984）。在德國，意識形態背景不同的思想家們都接受了進化論，並願意將自己稱作達爾文主義者（Kelly，1982）。歷史學家們極為關注軍國主義形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按照這種形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戰爭譽為強大民族施展權威的手段（Zmarzlik，1972）。倡導最適者統治的觀點，並不僅僅是貴族軍團對達爾文主義的曲解。相反，這種觀點得到了德國權威的達爾文主義者之一恩斯特·海克爾的鼓勵（Gasman，1971）。海克爾把進化變成了他的近似宗教的哲學——一元論的基石，這種哲學的根本論點是精神與物質的統一（Holt，1971）。一個叫作「一元論者聯盟」的組織把一元論傳播到全德國。雖然海克爾對當時的德國是靠軍事而非中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感到沮喪，但是，他和他的追隨者們很快就贊同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進化論使他們知道，有史以來進步都是依靠優越種族對近鄰的控制取得的。鬥爭必須繼續下去，才能確保有不斷的進步，而在下一個階段，德國將以世界統治者的形式出現。在一次大戰期間，海克爾是一個狂熱的國家主義者，他對德國最後的失敗感到極度的失望。「一元論者聯盟」在接下來的納粹意識形態出現過程中擔當了角色，它們強調德國人具有天生的優勢，鼓吹他們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只要把達爾文與瓊斯(Jones，1980）看作「達爾文理論首次在政治場合中有意義的使用」的運動聯繫起來，達爾文本身思想的自相矛盾是可以解決的。這不是攻擊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形式，而是一種比較傳統的自由主義；它的根本目的是限制擁有土地的貴族的影響。這些自由主義者們不反對統治階級的存在，而僅僅是反對現有統治者的墮落。他們寄希望於一種新的〖HTH〗自然〖HTSS〗貴族，這種貴族以職業階層的形式出現，應該允許他們在社會上佔據主導地位。對於達爾文主義與宗教之間的爭吵，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釋為這個新階級把進化理論當作了進攻教堂的手段，而教堂是傳統權威的標誌（Turner，1978；Desmound，1982）。達爾文本人就是一位莊園主，並且每天要處理位於唐恩鄉下的事務。有些人，比如赫胥黎，也在國家一級的公共事務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摩爾(Moore，1982）認為，達爾文的追隨者通過將達爾文葬在西敏士大教堂，來確立他們作為新統治階級的地位，「在新的管理下」，抵抗舊的社會等級制度。這場運動並不一定會產生出攻擊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這場運動本身已經證實了新統治階級所具有的優越地位。如果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不適應人數多到使整個社會不堪重負的地步，解決的辦法不會是任他們挨餓，而是通過政府的控制來限制他們的繁衍。雖然達爾文對於針對人類的人工選擇持懷疑態度，但是職業階層在19世紀末卻轉而越來越支持優生學運動。
從斯賓塞的早期著作，如《社會靜力學》(Spencer，1851)中，以及晚期著作，如《人與國家》(Spencer，1969年重印；Peel，1971；Kennedy，1978)中，都可以證明他對自由競爭的支持。在他看來，自原始社會以降的發展中，從封建社會到現代資本主義，是人類進化過程中關鍵的一步。對於經由眾多個人努力的積累而達到的進步來說，自由是必需的。自由也是使所有個人都與社會發展保持協調的必要手段。斯賓塞堅持認為，國家只需要關心外部事務；至於內部九_九_藏_書事務，則無須對人們的生活和活動進行控制。不需要通過國家來控制衛生醫療、教育以及對窮人救濟等，而今天人們則認為國家理所應當做這些事。舉例說，比如一個人想成為一名醫生或者教師，那麼他就可以自由地去做這些事，而且只要他能使人們為他提供的服務支付報酬，他就是成功的。如果他並不擅長所從事的職業，那麼只需幾個魯莽顧客的驅趕，就能使他失敗。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所起到的對公眾的最好維護，就是保護失敗者，以使他們擺脫由於自身的無能所帶來的痛苦。
沃爾特·白芝浩在他的著作《物理學與政治》(Bagehot，1872）中，著重強調了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為了刻意明顯地把自然選擇的基本原理用於社會，白芝浩指出，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最強大的民族一直支配著他們弱小的鄰居，而且就強大民族就對文明發展所作的貢獻而言，他們也確實是最適者。處於從屬地位的民族，如果未被消滅的話，也是受著壓制，並且知道了征服者有種種優勢。白芝浩顯然背離了選擇理論的真實精神，因為他堅決主張不斷增長的政府力量才是地步的主要原動力。白芝浩並沒有倡導個人競爭，他讚賞任何有助於個人從屬於社會意志的東西，包括宗教。教堂與國家應為民族的強大而團結一致，思想自由則應受到壓制。有史以來，那些率先達到更高組織水平的民族成了征服者；這就意味著相同的因素一定也左右著國家的競爭。
20世紀早期，一些社會和科學的因素促進了優生學聲譽的突然提高。社會工作者們漸漸地轉而相信虛偽和無能可以遺傳很多代這種遺傳觀點。有人認為，這些現象表現出來的是生物學的原因，而不是社會原因。那些負責管制瘋子和弱智者的人也相信這種品質是通過遺傳因素傳遞的。中產階級和職業階級對心智低於平常水平的人在數目上的急劇增長，越來越感到憂慮。中產階級和職業階級確信，他們在社會上獲得的地位完全是依靠天賦的能力，而且他們還希望能把這種能力傳給他們的孩子。他們不想讓自己的經濟收入被大量用來作為幫助人口不斷增長的無能者和瘋子的稅收；他們的家庭變得越來越小這件事本身也說明了正優生的普遍性正在下降。
一種更為極端形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則在積極倡導實行徹底的自由競爭政策，其目的在於擺脫對經濟競爭的羈絆。國家必須放開對個人行動自由努力的限制，任由個人依其能力興衰。只有允許當最適者為在經濟上佔據主導地位而奮鬥，同時那些不適者承受這種後果時，才會出現進步。這就是霍夫斯塔德描述為資本主義倫理中不可或缺部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形象。在一些工廠主利用達爾文主義高調捍衛自由企業體系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班尼斯特對這種觀點的異議，他認為「生存鬥爭」宗旨的流行程度被高估了(又見Heyer，1982)。爭論不可避免地要集中在赫伯特·斯賓塞及其追隨者們所推崇的極端形式的自由競爭個人主義的真實性況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上。
除卻純粹的通過鬥爭取得進步的概念，德國意識形態中幾乎沒有什麼東西與選擇的機制類似。不可否認，達爾文承認國家的征服在人類進步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從生物學的起源看，納粹主義與斯賓塞主義是兩種不同的達爾文主義與拉馬克主義結合物。納粹主義者吸收了德國思想的其它方面，其中包括諸如像〖HTH〗民族性〖HTSS〗比周圍的人強這樣的種族情感，對尼採的「超人」概念的曲解，以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國家哲學。公民服從於國家，以及偉大領袖的抱負代表了國家目標這樣的信念，顯然是唯心主義的特徵，而不是達爾文主義的特徵。
到了19世紀末，斯賓塞的聲望已經開始衰萎。他攻擊許多國家正在風行的國家主義浪潮是一種效率低下的軍國主義；但是，後來證明國家主義比自由競爭個人主義更強有力。許多對征服和殖民擴張抱有期望的人感覺到驕傲的震顫說明，存在著第二種水平的競爭，對於這種競爭也可以稱作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信條不可避免地被用到了對民族鬥爭的期望之中，每一個民族都確信自己經過證明是是最適應的民族。對未來戰爭的期望，導致了對國家團結的渴望，這是與過去所重視的企業自由行為背道而馳。因此，雖然高唱的是達爾文主義的高調，但是民族鬥爭的概念已經開始背離了生物學選擇機制的根本特徵——個體競爭。
即使我們承認斯賓塞的哲學博得了一定的支持，但是我們也還是要問，在多大程度上，自由競爭就等於自然選擇？事實上，二者之間的聯繫至多能算的上有些相似。經濟競爭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壟斷，而一旦到達這個目的以後，自然競爭的所有益處都不復存在。一個成功的人會對他的追隨者指手劃腳，並進而左右社會，但是如果他沒有更多的繼承他品質的後代，那麼就不存在相應的生物學效應。在很多情況下，儘管富有會轉化成政治影響，但是繼承了財富顯然並不等於遺傳了能力。實際上，A·R·華萊士為社會主義申辯時就採用了這種觀點（Durant，1979）。他提出，如果沒有于貧富差別，丈夫們和妻子們將會按照自然的意圖，根據各自的生物學品性，來相互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