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進化論，可以明確認為種族是具有顯著特徵的變種，它們來自共同的祖先，但在後來的分離過程中，獲得了許多不同的性狀。看來種族必然要歸為同一物種，因為種族之間仍然能夠相互配育。儘管如此，人們廣泛認為雜交後代體質虛弱，從而證實種族之間已經發生很大的分化。在德國，恩斯特·海克爾聲稱，除了可以相互配育外，所有其他方面都表明，種族之間的差別足以將種族視為不同的物種。關鍵的問題是，從多遠的過去，人類開始分化為不同的分支。如果所有種族的共同祖先距今十分遙遠，那麼就可以認為，人類的分化已經達到使變異類型之間的差別明顯到能夠將變異類型視為真正物種的程度。

首先是通過社會主義者萊斯特·沃德對薩姆納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對，拉馬克主義者的樂觀看法傳播到美國，並在那裡特別流行（Hofstadter，1959；Scott，1976）。具有明顯美國特色的新拉馬克主義學派對與約瑟夫·勒康特(LeConte，1899；Stephens，1976，1978）的工作以及G.斯坦利·霍爾(Hall，1904；Gould，1977b）的心理學有明顯的影響。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伴隨著新拉馬克主義在生物學中取得的成功，所有這些人在當時都贏得了名望。他們的思想是那些生物學家權威觀點的直接拓展，其中有古生物學家愛德華·德林克·科普。為了支持存在上帝設計的論點，科普堅持認為意識是哺乳動物的內在特點，意識甚至還指導了更低等生物的進化（Cope，1887）。用盡廢退式遺傳逐漸發展著意識能力，直至達到人類心靈的水平，到了這一水平，就可以認識這一過程的性質並控制該過程。霍爾所強調的教育在塑造孩子心靈中具有積極作用的看法，是這種觀點的發展，其基礎也是期待經過幾代人之後就能看到人類的狀況得到積極的改善。人們顯然為盡廢退式遺傳的觀點所吸引，而且這樣便可以解釋為什麼到了20世紀，雖然許多科學家已經放棄了用盡廢退式遺傳，但是這種觀點能倖存下來。人類不再被看作受盲目的機械力左右的奴隸，而是他本身迅速進化的參与者。保羅·卡邁勒(Kammerer，1924）在美國訪問時發展了這種觀點，而且有關繁殖一種新的超人種族的文章依然可以上報紙的頭版。

蕭伯納將拉馬克主義當作對付唯物主義哲學的必要堡壘而捍衛著，今天仍有人贊成這種觀點（Koestler，1971）。在20世紀20年代，他試圖重新振作拉馬克理論的做法是非常徒勞的，因為這樣做就得對拉馬克主義在生物學中正淪落成聲名狼藉的運動這一現實採取蔑視(或者不理睬)的態度。然而，那些關心社會改革這一現實問題，並且堅持拉馬克主義運動的人，則充分地認識到，他們不能再指望種族的改善會遺傳下去。實際上，20世紀中期繁榮的自由主義思潮所依據的基礎只不過是認為通過改善教育和生活條件，就能給人以幫助。可能會有人認為，拉馬克主義者所希望的種族遺傳進步的觀點是一種不必要的妨礙，從而使得幫助窮人是我們現在就要做的事情——無論將來是否對窮人有利——這個必然的邏輯推導變得模糊起來。事實上，拉馬克主義者通過設想後天的影響可以轉變成先天(遺傳)的東西，從而使得我們在重視改革的道德基礎時必須搞清楚的東西，變得含混不清。

早在達爾文普及進化論之前，就已經出現了種族可以劃分成等級且白人為最高等級的概念（第四章）。歐洲人想當然地相信，從生物學的角度看，自己比那些被自己以武力征服的種族優越。達爾文主義似乎也涉及到種族之間的親緣關係很密切的問題，但是事實上，有可能利用達爾文的觀點來表述任何先驗的觀念。適者生存機制會被用來替以殘暴手段征服他人辯護，說明滅絕是劣等人的標誌和結局。沒有什麼人力圖發展達爾文動搖線性存在鏈條基礎的傾向。進化論者常常簡單地接受低等種族是聯繫猿和人的最高等形態的中間紐帶這一傳統看法。人們將低等種族蔑視為停滯在從猿向上進步早期階段的遺留物。有人將進化與胚胎學聯繫起來，用以支持這種這種線性發展的設想，儘管這種觀點更像拉馬克的發展觀，而不像達爾文的發展觀。

促使優生學走向消亡的真實原因顯然不是由於科學的發展，而是公眾日益認識到了優生學的危險性，尤其是德國納粹的極端行為所帶來的影響（Searle，1979）。納粹的行為表明，極權國家根據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去控制人口，會造成更具威脅的集權主義危害。這就揭示出形式上不夠嚴格的優九_九_藏_書生學所具有的道德危險。最初的時候，人們確實認為國家有責任去限制不適者的生育，當時只是針對幾種明顯的缺陷類型；但是納粹的行為表明，可以將「不適者」的界定拓寬到整個人類。這時，人們對摺中的態度開始重新審視了，而且隨著科學家向公眾指出優生學的遺傳學基礎很脆弱，優生學便失去了支持。

進化與種族

歐洲人向全球的擴張致使其人民有機會接觸那些技術水平遠比他們低下的社會。最初他們蔑視一些原始人，認為他們不比動物高等多少，只不過到了19世經初期，這種論據才站不住腳了。如果人類屬於一個物種，種族僅僅是地區性變種，那麼其中一些可能因為生活在不適宜的環境中，發生了退化。這是「一元發生說」，即相信儘管存在著種族之間的差異，但是人類屬於一個物種，具有單一的起源。然而，有些博物學家則過於看重種族之間的差異，因此，他們採納的是「多元發生說「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不同的種族有不同起源。路易斯·阿加西相信黑人和白人是作為不同的類型而被分別創造出來的，那些認為奴隸制是劣等種族必然下場的美國人很容易接受這個觀點。

那些堅持拉馬克主義是進化中唯一機制的人，可能認為人類未來的發展是自然進程的必然延伸。但是，如果就此承認選擇在進化中至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麼也應該小心為好。無論如何，如果選擇和用盡廢退式遺傳都是自然過程，那麼社會達爾文主義將會像社會拉馬克主義一樣容易說的過去。沃德和勒康特這兩個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而且他們堅持認為，如果利用教育來塑造未來的人，那將意味著與自然決裂。他們承認，人類在過去主要是通過選擇進化的，所以他們倡導的改革是一種超越大自然粗糙低效方式的努力。然而他們也相信在進化中殘存著一些拉馬克主義的成分，可以將這些東西開發出來，用於人類有目的的發展。雖然一個人在受教育過程中獲得的技能和思想傾向不能遺傳，但是，學習的〖HTH〗能力〖HTS S〗可以通過用盡廢退式遺傳加以改進，從而使整個種族受益。

直到本世紀初的幾十年，新拉馬克主義在坍塌之前，在生物學中一直是與遺傳論明顯抗衡的理論。歷史學家們可能會低估新拉馬克主義在社會思想中的作用，感到它缺乏牢固的生物學基礎。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59）在分析萊斯特·沃德的案例中提到過拉馬克主義曾作為替代理論，同時斯多京(Stocking，1962）對拉馬克主義在美國獲得廣泛接受的事實作過論述；但是，人們對於社會拉馬克主義的研究顯然不能與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的研究相比。我們現在認識到拉馬克主義在1900年前後對生物科學的影響，而且還能認識到需要更加認真地去對待拉馬克主義在社會中的影響。除了拉馬克主義被斯賓塞用來捍衛自由競爭以外，同時還存在過一種廣為傳播的信念，即獲得性遺傳足以使人們以更加積極的方式承擔起他自己的進化。拉馬克主義成了憧憬未來的哲學。同時，大多數拉馬克主義者拒絕以這種樂觀主義的態度看待非白種人；實際上，他們的理論是種族可以按進化等級劃分信念的基礎。

20世紀30年代，優生學運動開始衰落。儘管它的影響程度在逐漸下降，但它還在繼續有影響。乍一看，衰落的原因好象從「負優生」立場出發的一些論點顯露出科學上的弱點。在20世紀20年代，人們已經認識到，把所有不適特徵簡單地描述為是由少數幾個「壞」基因造成的，這是對真實情況的歪曲。許多特徵都是受到了一定數量的不同基因的影響，同時，無論遺傳潛力如何，環境都能對生命體的生長造成影響。群體遺傳學家也表明，要使整個種族的構成都發生明顯的變化，是非常困難的。這一時期達爾文主義與遺傳學的綜合，阻礙而不是推動了優生學的進程。但這些科學發展顯然又不可能是從根本上摧毀這場運動的主要原因。早在優生學出現明顯的衰落之前，多數生物學家就已認識到事情的真實狀態。他們中許多人不再支持優生學，雖然少數幾個人是例外，他們只是不去批評優生學，而任由一些優生學的倡導者繼續詳細闡述那個過分簡單化的靈丹妙藥。隨著科學家們疏離一個會引起爭議的問題，對人類基因的嚴格探索也開始一蹶不振。這僅僅是厭惡了公開爭論？還是害怕直面一場在公眾中仍擁有廣泛支持的運動（Ludmerer，1972；Provine，1973；Gould，1974a）？到了1930年，優生學的主流已墮落成為一場偽科學遊戲，然而僅僅在這以後read.99csw.com，科學家們，比如J·B ·S·霍爾丹(Haldane，1938），才開始公開指出優生學的缺陷。

無論如何，即使在生物學界最後清除拉馬克主義之前，社會科學家們就已經反對它了。第一次大戰期間，學院派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們對於整個進化研究已經有了越來越清楚的認識。A·L·克魯伯(Kroeber，1917)在一篇批評沃德及其他人的著名文章中，指責他們盲目地認為自然的變化一定符合人類的預想。克魯伯提出，人類文化屬於一個獨特的活動領域，他稱之為「超生命「領域。我們獨有的心理特徵確保了我們的心理過程與當初創造出人類的生物進化過程無關，無論這種進化過程是達爾文主義式的，還是拉馬克主義式的。因為思想和行為的模式傳遞是通過習得，而不時通過生物的遺傳，所以文化發展不需要依賴種族腦力上的增加。這種觀點的含義是，環境和遺傳對個人品質的影響是一樣的。這樣就為社會改革政策作了必要的辯護。這種新的社會科學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特徵是，它們同樣反對19世紀提出來的可以將不同種族排列成人類進步不同等級階段的設想。

這種觀點不止限於說明種族問題。義大利人C.隆布羅索創建了一門「犯罪人類學」科學，按照這門科學，犯罪類型被視為是退回到進化的較早階段，原因是由於未能進一步發展（Nye，1976）。甚至有人認為，女性尚處在男性發展的較低階段。但是拉馬克論主義的線性進化模式還是在種族領域得到最廣泛的應用。美國的一些新拉馬克主義者，比如E·D·科普(Co pe，1887），列舉了大量特徵，用來說明黑色人種「發展停滯」（J.S.Haller，1975）。德國人海克爾也沿襲了同樣的思路（Gasman，1971）。海克爾是倡導重演論和線性進化概念的領袖。雖然他利用達爾文主義來說明種族之間的鬥爭，他還是根據拉馬克主義來解釋新的種族性狀的起源。通過他的著作，從等級序列的角度解釋人類的起源慢慢變成了19世紀進化論中帶有普遍性的觀點。如果說後來的納粹將其他種族貶斥為次等人有什麼生物學理論依據的話，那就是海克爾利用唯心主義改造了的拉馬克主義和達爾文主義。

優生學繁榮的環境表明，優生學只是達爾文主義的間接拓展。高爾頓可能已經向世人警示自然選擇的寬鬆性可能會導致種族沒落，而英國的優生學者，比如皮爾孫，則一直認為自然選擇與他們推薦給人們的人工選擇相似。然而高爾頓本人不是一個真正的達爾文主義者，因為他堅持認為自然進化是通過短時間的突變，而不是通過對個體差別的選擇。確切地說，這也是早期遺傳學家們採納的立場。美國優生學家利用孟德爾主義這個事實表明，他們從根本上是從遺傳論的角度看待人類的性狀，而不是沉醉於通過選擇就能達到人類進步的想法。在先天還是後天的爭論中，優生學家明確地站在先天決定論一邊，也就是說，相信遺傳決定論（Cravens，1978）。他們不願意支付額外的稅收來為窮人造福，理由是窮人不可能從改善的條件中獲益，因為他們劣等性是由基因決定的。絕育則是一種更經濟的辦法，尤其是有人提出可以通過這種辦法來減少人群中的有害特徵。

種族進化論的破產並不是因為它未能得到科學的證實，而是因為20世紀早期的社會科學反對整個進化觀（Harris，1968；Hatch，1973；Cravens，1978）。在歐洲，馬克斯·韋伯和愛彌爾·杜克海姆首先將每一個社會或文化當作一個功能整體來對待，並認為不能根據任何其他社會的標誌來評價它。人們放棄了所有行為一定具有理性基礎(或至少具有比較原始社會水平的理性基礎)的設想，而根據那樣的基礎才會將所有社會劃分成等級序列，其中歐洲人或美國人位於頂端。弗朗茨·博奧斯及其學生將類似的文化相對主義引入到美國的人類學中。如果社會不能排列成完美程度不同的等級，那麼就不存在任何理由認定其他種族從生物學的角度看是低等的，不能沿著歐洲人的路線發展。僅僅根據文化力量就可以解釋這些差異；而且，正如A.L.克魯伯在他有關「超生物體」的文章中所宣稱的那樣(Kroeber，1917），這些力量與生物學意義上的差異無關。現代社會科學背棄的不僅是按等級劃分種族和文化的做法，而且是用生物進化論來說明文化發展的思想（Greenwood，1984）。如果仍舊使用進化的概念，那也意味著文化發展過程無需生物學過程的指導(Ingold，198httｐs://ｒeaｄ.９9ｃsw.coｍ7)。事實上，社會科學對生物學的背棄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以致於當現代生物學家重新站出來打算估價人類行為時，便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比如關於社會生物學爭論（第十一章）。

雖然達爾文和斯賓塞都相信種族鬥爭在人類進化中起到過作用，但是那些支持帝國主義政策的人則不贊成在現代社會〖HTH〗內〖HTSS〗發生人與人的競爭。卡爾·皮爾孫雖然也標榜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他卻公開預言低等種族會滅絕（Pearson，1894）。因此他認為，如果國家要想在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獲勝，就必須要有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Semmel，1960）。這就意味著，國家的主要職責之一，是通過優生學來保持其人民的生物學水平。皮爾孫尤其尤其害怕外國的劣等人遷入到發達國家後會導致人種混合。如果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身上混有被他們征服者的血統，那麼就會消弱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力量。皮爾孫研究了生活在倫敦貧民窟中的孩子，他試圖證明移民比英國本土居民更具先天不足的特點，而且智力更遲鈍。美國的移民現象更為嚴重，正是出於類似的恐懼，確定了優生學運動最普遍的目標。白人社團提醒大家要警惕「低等」的東方和東歐移民迅速增多的前景。在舊金山，成立了排斥亞洲人同盟（《會刊》，1907-1913），許多獨立作家也反覆宣揚同一觀點（Schultz，1908；Grant，1918；Burr，1922；Fairchild，1926；Ross，1927）。很多人認為，排斥這些可以繁衍的劣等種類，要比消除白色種族內部有缺陷的人，更加至關重要。他們的運動最後獲得成功，1924年通過了《移民限製法案》。

圖中描繪了不同人種間的兩種可能關係，左圖相當於達爾文論點，右圖相當於拉馬克論點。達爾文的進化概念是分支進化：種族間完全不同，不能按彼此親緣關係的遠近劃分等級，也不能認為有的種族更接近猿。在另一個體系中，則把最高級人的進化看成是一個線性的過程，由於獲得性遺傳而重演在現代胚胎的生長中。該過程象胚胎的發育過程一樣，是定向的。因為某些原因，致使有些人類的變異類型不能攀升到接下來的進化階段，不能趕上進化的步伐，從而滯留于進化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因此，不存在真正的分支進化，只有一系列平行線，它們代表著遠古類型向現代類型的延續，現代的一些種族相當於從猿進化到人這個等級序列中的各種類型。

達爾文主義對於鬥爭的刻意強調也影響了已有的種族關係觀。人們用所謂黑人劣等的觀點來為奴役他們辯護，但是在美國印地安人的情況中，白人顯然是要清除，而不止是壓迫另一個種族。達爾文主義似乎暗示，這是生存鬥爭的必然結果，《物種起源》的副標題就有此含義：「在生存鬥爭中保存有利族」。縱觀歷史，在任何有優等種族和劣等種族混居的地區，優等種族總是試圖消滅劣等種族。由於歐洲人在全球的擴張，這種鬥爭也遍布整個世界。在熱帶地區，［自然］條件或許限制了白人統治黑人，但是在其他劣等種族居住的地方，只要白人也適宜居住，白人就會取而代之。人們曾經甚至相信黑人會在美國滅絕，因為他們只能在奴隸制保護下才可以生存，如果置身於公開的競爭中，黑人就會像紅色人種一樣滅絕。「適者生存」說明所有這些都是進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20世紀，納粹將這種種族形式的達爾文主義發展到了極點。雅利安人被視為人類的最高類型，註定要統治這個世界，而其他種族則被蔑視為次等的人，只能受到奴役，或者遭到滅絕（Tennenbaum，1956；Poliakov，1970；Mosse，1978）。

19世紀晚期提出的宇宙進化體系將生物和社會進步看作同一現象的完整方面。非歐洲社會的在科技方面的落後，顯示出他們文化上的劣勢，而這一點又可以用來證明其他種族在生物學上的劣等性。因為可以將不同的社會和種族都排列成完美程度不同的線性序列，因此，通過認為文化發展是生物學意義上進步的展示，則自然就將兩種序列聯繫了起來；非歐洲種族還沒有發展出使他們自身組織更有效率的相應智力，所以他們仍然停滯在社會發展的較初級水平。可以認為現代社會中的低等種族，就等同於白種人在進化歷程中途經的早期階段。白種人之所以進一步發展了，是因為北歐富於挑戰性的環境刺|激了他們的進化發展。相反，熱帶那令人虛弱的環境則妨礙了生活在那裡的種族進步。這些不幸的人被人們與白種人過去的進化階段聯繫了ｈtｔｐs://ｒeaｄ•9９cｓw•ｃoｍ起來，成為在心智和肉體上更貼近猿的活化石。

要求限制移民反映出白人對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悲觀思想。新一代種族主義者並不是把歐洲人當作世界的征服者，相反，他們認為自己是溫室里的花朵，不久就可能會被更富生物學意義上生機的種族所粗暴踐踏。對於「黃禍」——中國人的快速繁衍——的恐懼表明，他們認識到，事實上，在種族的生存鬥爭中，白人自詡的文明不會保存很多。目標不再是擴張，而是鞏固，以確保當歐洲人在爭取到立足點后，不會被其種族的特徵所吞噬。這種態度至少從相反的角度認識到達爾文主義的真正含義。在生存鬥爭中，不可能確定某一類型是「最高等」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絕對統治其他類型。成功屬於那些在新環境中最適應和最突出的類型，而且智力可能還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種族優生學的擁護者雖然仍舊確信白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具有優越性，但是他們不得不面生存鬥爭的嚴酷性。納粹可能也有類似的不安全感，他們害怕那些被他們貶低為次等人的種族會給他們背後一擊，這樣導致的可怕結果是，消滅其他種族的工作不再藉助不可信賴的自然，而是藉助於國家本身更有效的死亡機器。

各個種族在進步的線性等級中佔據不同位置的思想，最符合重演論所倡導的進化論形式。拉馬克論者尤其認為進化是一個線性過程，並反映在胚胎的定向發育過程中（第九章；Gould，1977b）。當達爾文主義在倡導分支進化的概念時，很多新拉馬克論者則認為，每一個類群按照線性的圖景，向著預定的目標進化；後續的階段是通過胚胎髮育過程添加上去的。據信，不同的現代類型可以佔據同一個等級序列中的不同位置。如果應用這種思想來解釋人類的起源，那麼就可以認為存在過從猿到人類最高級種族的等級；劣等種族滯留在進步的低級階段。低等種族沒有經歷過達到最高級形式的所有階段，未能使其發展的階段有所增加，直到現在仍然保留著類似孩子(或類似猿)的性狀。G·斯坦利·霍爾認為，較低等的種族像是長不大的孩子（Muschinske，1977），許多拉馬克論者從低等種族的心智和體質中尋找類猿的性狀。

這種更加悲觀的態度，並沒有摧毀一個傳統信念，即，從道德的角度看，白種人是人類進化的最高產物。儘管達爾文強調發展是分支過程，不是線性過程，但是絕大多數追隨他的人仍舊相信人類的進化是從猿的直線上升過程。從18世紀發展起來，並且到了19世紀早期仍舊流行的一種想法(見第四章；Priest，1843)認為，「低等」種族可能屬於這個存在鏈條上的中間階段。新人類學科學按照自然的等級序列排列從最原始到最文明的社會。巴羅(Burrow，1966）提出，早在生物學上的進化論出現之前，有一種進化觀點就已經流行，按照這種觀點，社會沿著等級序列不斷進步。社會進化理論還留下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有一些種族保留著早期的社會形態？正如華萊士和阿蓋爾曾表明的那樣(見第八章)，沒有必要將社會發展與人類天性的生物學改善聯繫起來。有一種回答認為，貧窮的環境導致在一些種族中人類的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但是，種族之間存在著生物學意義上的差異這一流行的信念，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條更有誘惑力的途徑。

優生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根據的觀點都是認為社會中的某些成員，或者是種族，或者是階級，天生就要低人一等。他們社會地位之所以低下，是由於他們不能在現代社會中發揮出正確的作用。因此，社會結構的改革不會使他們明顯獲益。這個觀點中的意識形態很明顯：自然惠顧于那些佔據了優越地位的人，並支持那些尋找借口謹防自己在人群中的優越地位被剝奪的人。相反，尋求改革的人則相信社會背景和教育決定了一個人的品性；窮人不是因為遺傳而落伍，如果我們能改善他們的條件，他們也能成為更好的人。因為很難有辦法將先天效應和後天效應區分開來，所以這個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最近幾十年的改革似乎沒有取得什麼效果，但這到底是由於改革的不深入？還是那些被提供了幫助的人未能受益(Gould，1974a)？然而，根據一些社會學家的見解，遺傳論的政策和環境論的政策都只是代表了通向同一目標的不同道路而已。不管將不適者淘汰掉，還是吸納到社會中，其目的仍然是為了維持一種以職業階級充當統治精英的社會結構（Werskey，1978）。

拉馬克主義有能力淡化種族理論中最糟糕的一些方面。一方面，拉馬克主義不會動搖歐洲人的優越感，另一方面九_九_藏_書，它使人感到，其他種族通過教育和條件改善的累計效應，也有希望最終上升到［和白種人］同樣的水平。在F·J·特納有關美國發展的「邊疆假說」中，可以看到拉馬克主義的這種潛能(Coleman，1966）。按照特納的看法，不管開拓者來自何方，邊遠地區富於刺|激的環境直接影響了開拓者的體質構成，從而產生出更強壯的人類種族。一旦利用同樣的原理來說明世界其他地方的種族，就會有人提出，條件改善也會導致類似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進步。因捲入產婆蛙事件而敗壞了拉馬克主義名聲的保羅·卡邁勒的確為人類所有種族的進步提供了希望。然而大多數拉馬克主義者則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為低等種族在惡劣的環境中生活得太久了，這些種族在不久的將來不會有明顯的改進。英國胚胎學家E·W ·邁克布利德贊同卡邁勒所倡導的拉馬克主義，但是卻鼓吹了一種極端形式的優生學，目的是對愛爾蘭種族中的「劣等」成員實行絕育（MacBride，1924；Bowler，1984）。不管拉馬克主義者是否對白種人的發展前景持樂觀態度，但是他們還是受到自己所處時代局限性的限制，對他們的理論作出另一種解釋，否認其他種族的發展也有這樣的前景。

拉馬克主義者比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更不顧人們指責，倡導大自然會受到人類進步意願影響的概念。生物學家當然也掉入了這個陷井，比如阿爾豐斯·帕卡德，他在從專業的角度為拉馬克主義辯護時(Packard，1894）宣稱，要麼拉馬克的理論〖HTH〗一定〖HTSS〗站的住腳，要麼就是文明不可能積累式的發展。他沒能認識到，新思想是通過教育，而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傳遞給後代的。甚至萊斯特·沃德也聲稱，如果拉馬克主義不合理的話，我們為了確保進步所作的種種努力都是浪費——雖然他早應該認識到這兩者之間沒有邏輯聯繫。大概這種帶有嚮往思想的最突出例子就是蕭伯納在《瑪士撒拉歸來》一書的前言中所表述的觀點：如果自然選擇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只有笨蛋和無賴能活下去。」這種認為宇宙一定依據蕭伯納所贊同的拉馬克主義式方式運行的狂妄設想，更加凸現出這是一種浮躁的思想，而且最終也敗壞了整個運動的聲譽。

赫伯特·斯賓塞雖然也被標榜成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是至少可以從拉馬克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他那完全主張個人自由的哲學。斯賓塞支持的個人主義建立在經驗是最好的教師和自然是進步唯一指南的信念基礎上。但是對於多數新拉馬克主義者來說，社會改革和國家教育將會引導種族走向一個由人類自己選擇的目標。然而，實際上兩種立場在基本概念上都很含混。如果人們學會了更有效的行為（無論用什麼辦法），我們可能會認為這種行為能夠傳給下一代；但是，這種通過教育達到的〖HTH〗文化〖HTSS〗繼承，與〖HTH〗生物學的〖HTSS〗遺傳過程之間有邏輯聯繫嗎？我們的孩子能將事情做得更好是因為我們的教誨，還是因為在他們的體質構成中已經結合了更好的處事方式，因此他們生而就具備了表現更好行為的先決條件？在前一種情況下，社會拉馬克主義與遺傳論的立場沒有什麼區別，都認為如果條件更好的話，人也會有所改進；但如果這種改進可以具有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作用的話，我們就開闢了一條新的社會政策之路，這條道路的基礎是希望這種改進的效應在幾代中積累。通過教育塑造人類的行為，我們實際上在控制著物種的進化。在先天還是後天的爭論中，拉馬克主義者支持後天決定論，但是他們不止是簡單地相信人類有能力自我改善，他們認為，這種改善可以通過遺傳而累積。結果，這種觀點混淆了先天與後天之間的區別，其後果是拉馬克主義者傾向於混淆生物學意義上的進化與文化意義上的進化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

新拉馬克主義與社會

有人可能會出於道德的考慮反對斯賓塞所提出的自然是進步唯一指南的觀點。那些贊成改革的人則認為自由競爭僅僅是一種維持精英階級社會地位的新途徑。斯賓塞希望最終會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每一代人中的失敗者都必須從痛苦中學到一些東西。迅速進步是不可能的，因為斯賓塞相信進化是一個緩慢而複雜的過程，並非人類的力量所能控制。他的反對者們想要加速這一過程，並且提出，只要人類能控制正規的教育體系，就能夠使進化的進程加快。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進化方向，並通過教育我們的孩子來決定這一過程。獲得性遺傳將保證進化效果在每一代中積累，從而導致人類狀況的長足變化。

圖23.達爾文和拉馬克論點中的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