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時，丁玲在文抗，周揚在魯藝，延安文藝界內部也有矛盾，主要是從上海左聯時期帶來的。丁玲最要好的幾個朋友，如馮雪峰、柯仲平、蕭三等，對周揚都有意見，他們的看法影響了丁玲。以後丁玲從直接的切身感受中，也逐漸對周揚有了一些意見。

但是在共事中間，丁玲也逐漸發現了周揚的另外一些毛病。

周揚口才好，善於做大報告，不拿稿子，但是條理很清楚，有水平，有時講話愛動感情，容易激動。周揚和丁玲的關係並非一直劍拔弩張，他們曾經長期合作共事，而且在個人經歷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

最讓丁玲氣惱的，是周揚在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上表現出來的態度，那次會議是在周揚的領導下進行的。丁玲怎麼也沒有想到，周揚在會議上表現得那麼凶，把她整得那麼狠，簡直是必欲置之死地。多年在一起共過事的，他怎麼能下得了手呢！丁玲寫道：「去年黨組擴大會，給我增加了新的印象，使我不能不對周揚同志產生意見。我也願意趁這個機會全部向黨披露。去年黨組擴大會對我進行鬥爭，會上許多同志的發言，我以為只要把事實說清楚了，我沒有很多意見。但對周揚同志，我覺得很不應該。會議是由他直接領導與掌握的。我在北京，在他直接領導九九藏書之下工作近四年。在我工作時期，他沒有意見，說我正確，識大體，黨性加強。在我離開工作兩年多之後，（這兩年我常不在北京，正在寫作）怎麼對我工作的意見突然多起來了，而且嚴重到什麼反黨，反中央，反政策，兩面派，破壞團結，文藝界的高饒等罪名，統統都摜在我頭上。而且當做法寶，急於傳達下去，甚至黨外國外都知道了。與會的其他負責同志不完全清楚真相，難道周揚同志，接受黨中央委託，長時期直接領導過我工作的同志，竟一點也不清楚嗎？那麼過去他稱讚我的話是怎樣說出口的呢？我始終相信他這些話是誠懇的，既然那樣說，去年卻又為什麼隨便改口，帶頭把這些嚴重的罪狀加在我頭上呢？真正對黨負責、愛護同志的人（即使這個同志有缺點，有錯誤）是這樣做事，這樣對待下層同志的嗎？」

周揚對幹部和同志有親疏之分，對於那些對他有過意見的同志，始終保持著距離，冷淡，甚至對有些同志有戒備（比如馮雪峰、柯仲平、蕭三）。學習七屆四中全會的文件時，會前周揚到丁玲家來，丁玲對他提出：應該團結對你有過意見的同志，不要讓他們總是怕犯錯誤被你抓住，心懷顧慮，比如馮雪峰化名李定中寫評蕭也牧《我們九_九_藏_書夫婦之間》的文章，本來並不想保密，只因聽到你四處講《文藝報》有了偏向，他才告訴陳企霞不要說出來是他寫的。周揚承認自己沒有去主動團結，而且對這幾個老同志確實有戒備。

全國解放后，周揚是領導，丁玲是下級，周揚挑選幹部時很器重丁玲。周揚表揚過丁玲，丁玲也很看重周揚對她的表揚，回到家裡很高興地講給家人聽。其實他們的文藝思想、文藝觀點是一致的，都堅定地信奉、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他們的私交也不錯，周揚常到丁玲家裡來談工作，有時還留飯。丁玲聽到別人對周揚有意見，有時還做些解釋。她在這份《意見》中說：「一九四九年，黨決定我留在北京，我即下決心擁護周揚同志，願意把關係搞好。我同一些同志談過，軍隊有司令員，文藝界也應該有司令員，周揚同志較合適。我還引用過一個例子——這是我在晉察冀時聽說的，說有許多幹部向少奇同志反映，對聶榮臻同志有意見，為了撤出張家口，而少奇同志反問，那麼你們看誰好，誰能代替他？而大家都不說話了。這個例子很好，我覺得文藝界沒有旁人比他合適，既然如此，黨又把責任委託給他，我們黨員就應該擁護他。我在柯仲平、馮雪峰、陳企霞面前都談過。而https://read.99csw.com在更多的同志面前說過他的好話。」

丁玲1956年8月17日寫的這份意見，全名叫做《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對周揚同志工作上曾有過的意見》，約一萬字。

周揚很有城府，丁玲比較透明，周揚是藏而不露，丁玲是口無遮攔。平時不動聲色，關鍵時刻突然出擊，猛刺一槍，正中要害——這就是周揚的厲害！丁玲防不勝防，自知不是對手，也就逐漸產生了躲避的心理。

丁玲和周揚都是湖南人，而且是很近的同鄉。丁玲的家鄉在洞庭湖西的常德，周揚的家鄉在洞庭湖南的益陽。丁玲比周揚大四歲。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他們先後來到上海求學，並且都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左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左聯時期他們關係很好，經常在周揚家裡開會。周揚有兩個孩子，一個叫艾若，一個叫邁克爾，丁玲1931年在寫《給孩子們》時，把這兩個名字都寫到她的小說裡邊了，她說，他們都是同事的兒子，很好玩么！後來丁玲主編左聯的機關刊物《北斗》，《北斗》被國民黨停刊后，左聯創辦了新的機關刊物《文學月報》，由周揚來主編。1932年下半年，丁玲擔任了左聯的黨團書記，1933年5月她被捕后，周揚接替她擔任這一職務。周揚是緊步丁九*九*藏*書玲後塵的。再後來，兩個口號的爭論，魯迅批評「四條漢子」等等，丁玲那時已經被國民黨押去了南京。而正是這些矛盾，逐漸發展為左翼文化運動內部的宗派鬥爭。所以，紛爭初起時，丁玲並沒有介入。

丁玲對於周揚有什麼意見，都能直率地提出，甚至對於周揚私生活方面的意見，也同他當面談，有時在黨的會議上，有時是私下。總之，他們的關係相處得還算正常。

解放戰爭時期到了華北以後，晉察冀宣傳部在阜平城南庄召開文藝座談會，決定繼續出版文學月刊《長城》，由蕭三主編。周揚提出要丁玲主編，丁玲說自己正在寫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蕭三著手工作之後，要求調一個技術編輯，但半年多也調不來，只有他一個人編，周揚近在咫尺，卻不聞不問。過了半年後，周揚同丁玲談起，覺得在根據地山溝溝里辦文學雜誌沒什麼必要。丁玲聽了想，如果覺得沒有必要，就不該做辦的決定。既然決定辦，卻不派幹部，不過問，不支持，這算什麼領導？叫下邊幹部如何工作？她想：「如果周揚同志不滿意這個人做這個工作時，那麼即使叫你做了，也是不支持的。」

丁玲自己，也對周揚產生了一些顧慮。她說：「在我負責《文藝報》和文學研究所工作時期，周揚同志對我很寬read.99cｓw.ｃoｍ容，經常向他彙報工作，他總是沒有多大意見，什麼事都好商量。我當時覺得他不太熱心領導這些工作，又覺得他太忙，只能關心文化部的行政工作，可是總以為這是他對我的信任，但是每當《文藝報》有了一點差錯，周揚同志不是雷厲風行開會討論，便是四處宣揚，如《文藝報》對《紅旗歌》的討論，其實剛剛發表了三篇文章。蕭殷的文章，雖不夠全面，有缺點，但不至反動，也決不是打《紅旗歌》。（去年黨組擴大會上周揚同志還說：「打《紅旗歌》就是打我們」，此話我至今不能理解）。但周揚同志趕快開會討論。對《金鎖》的批評，也只涉及了趙樹理同志，周揚同志也即立刻開會，決定以後不能再這樣做（實際稿子都是經過他審查的。在去年黨組擴大會上，周揚同志也說這是「打了趙樹理，打趙樹理，就是打我們。」這話同樣令人難以理解。）如對李定中文章也是這樣，經過這幾次，我就常常怕犯錯誤，心想要是真的犯了錯誤，就不知道該怎樣了。我有了這種想法，便很想脫出文藝界的領導圈子，專搞創作，（當然，想專搞創作，不是只為此原因）這種想法，當然是錯誤的，我也常在心裏批評自己。而這種顧慮，怕犯錯誤，和專搞創作的心情，都不可能不在共同工作的同志之間有此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