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過50年的2004年中組部領導看望高崗的未亡人——李力群談話時，第一次稱「高崗同志」。這是巧遇還是有意而合，恰是高崗死的50周年。

高崗、饒漱石的反黨活動表明，他們遠不是一時地和個別問題上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他們既然適應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需要而企圖分裂黨、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他們就在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

毛澤東當時插話說：「只要不是裡通外國。」

抗戰是為了趕走日本侵略者，解放戰爭是打倒反動的蔣家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反對彭德懷「集團」是黨內鬥爭，造成了如此嚴重的惡果，事實說明，一次錯誤路線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不亞於抗戰和解放戰爭，死人數比抗戰和解放戰爭中還多。同時，反對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中主要對象是領導幹部，打倒了一批優秀幹部。

毛澤東在十三陵舉行的政治局會上講話，使劉少奇覺察到什麼？他為適應毛澤東「左」的偏向，以「左」的姿態奉順毛意，投其所好，毛澤東說：「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不在我們手裡」。劉少奇表示擁護，並進一步強調說：在群眾沒有發動以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隨後，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劉親自挂帥，指揮全國社教並主持制定社教工作后「十條」，成了他的主要任務。搞民主補課，把矛盾擴大化，全國縣以上都召開幹部會，推廣「挑園經驗」。西北地區搞得更凶，劉瀾濤提出「民主革命補課」的任務，說什麼「階級鬥爭無處不有處處有，無時不有時時有」，到處搞什麼「囲根子」，補定了一批富農、地主、半地主，「左」的出奇，批鬥、關押、開除、撤職了一批幹部，整死了很多人。胡耀邦來陝西為剎住極「左」風，搞了幾個「暫停」，不久被趕下台。

彭德懷以個人名義給毛主席寫信惹下的禍，全國人民和幹部何罪之有？廬山會後，全黨全國自上而下，如法炮製，縣以上層層召開幹部會，發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迫害了一大批敢諫言、講真話、辦實事的人，結果錯批一批人，餓死了幾千萬人。據國內資料說非正常死人4000多萬，外電的數字大於此數，說餓死五、六千萬。廬山會議後到1962年，全國死人數目不少於文革浩劫死人數字。有關資料記載：四川餓死1千多萬人。湖南省委周小舟、周惠等被打倒后，全省批鬥「二周」，抓他們的追隨者，造成嚴重災難，至1962年全省非正常死千萬人，有一個鄉一半人被活活餓死，有的村絕煙火。貴州省死人近千萬(這些數字可靠否，無法考證，可能是本省人口減少數，其中包括逃荒出走人數)。這不是什麼錯誤，簡直成了罪過。周小舟最終選擇了自殺的道路。

有極少數同志認為高崗、饒漱石所犯的錯誤只是一般性質的黨內錯誤，還不能看作是反黨的活動。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已經有系統地進行分裂、顛覆黨中央的活動，已經暴露他們的目的就在於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從而按照他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觀點來改造黨和國家，陰謀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黨亡國，既然如此，他們的錯誤的性質還能算是黨內的一般性質的錯誤嗎？尤其像高崗那樣，在黨已經揭露了他的全部陰謀的時候，還公然採取與黨對抗的自殺手段，當然就不是別的，而只是一個最可恥的叛徒！

鑒於高崗自殺，會議決定撤銷黨內外各項職務，開除黨籍。饒漱石不能參加黨代會了(高饒原為代表)，撤銷中央委員，不開除黨籍。

1969年在「九大」預備會上，推舉主席團主席，毛澤東提出：「我推林彪同志當主席。」林彪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說：「林彪同志當副主席好不好。」周恩來為迎合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對林彪奉稱類似恩格斯對馬克思、斯大林對列寧的評價，對林彪說了許多讚美之詞，使人看了有一種不舒服感。江青、葉群假惺惺謙虛不進政治局，他親自給江、葉談話說：歷史把你們推上「前台」。黨的「九大」會上毛澤東欽定且寫進了黨章：「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在國際共運史上是史無前例的。「9·13」前，林彪發紅髮紫，是呼風喚雨的響噹噹二號人物，有人用肉麻的溢美之辭吹捧，騙得全國人民天天高喊：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9·13」后，林彪又與高崗聯繫起來，才開始清算「保護」了的「高饒集團」大後台的舊賬，林彪如何如何支持高崗，高崗如何如何拉攏林彪，隻字不提吹捧和寫進黨章里的第二代接班人的問題。

1964年5至6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亦稱五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社教等問題。與會人員在十三陵參觀羅瑞卿組織、楊成武指揮部隊大比武的活動時，中央政治局在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把矛頭指向了接班人劉少奇。他關於接班人問題的講話中突出強調：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他講接班人五條標準的第三條時說：「他們必須是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相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

高崗在東北解放后的工作中用了許多「左」的詞句來嘩眾取寵。例如他曾經企圖實行一下子消滅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他又曾不顧實際條件地規定東北地區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對於中央的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和在政權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政策，高崗卻用「左」的借口來加以抵抗。

報告說，我們的黨在歷史上曾多次戰勝叛徒和反黨分子。1927年，党進行了反對叛徒陳獨秀分子的鬥爭。1935年紅軍長征中，黨粉碎了叛徒張國燾分裂黨的陰謀，迎來抗日戰爭的新形勢的到來。歷史上這兩次事件都發生在階級關係激烈變化、階級鬥爭十分緊張的時期，發生在革命發展的緊要關頭。

我們的黨現在的處境當然同在上面所說的兩個時候有根本區別。革命已經取得空前偉大的勝利。但是我們現在同樣是在階級關係激烈變化、階級鬥爭十分緊張的時期，同樣是在革命發展的緊要關頭。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階級鬥爭不但不會和緩，而只會更加複雜，更加尖銳。我們的黨正在率領廣大的勞動人民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為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這是一個比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更深刻、更廣泛的革命。我們的黨已經成為在全國範圍內執政的黨，但是一切國內外仇視社會主義事業的階級敵人當然不會因此而停止對我們的黨的進攻，恰恰相反，他們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計地進攻我們的黨。

1994年，張秀山對筆者說，在平反冤假錯案中，他對陳雲說，1954年東北局高幹會上，把他們定為高崗集團的「五虎將」，一大批幹部和家屬、子女受株連，並不是鄧小平說的「沒有傷害什麼人」。東北各省市主要領導幾乎全部撤職、撤換、下放，長期不分配工作，中央應該重新審查這個問題，有個明確說法。陳雲說：「這個問題要解決。」

為了實現他的篡黨陰謀，高崗重用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以自己為中心組成一個反黨的宗派。他用越級提拔的辦法向他們封官許願，說將來他要把某某提成委員等類的辦法來籠絡他們，用反中央的陰謀來武裝他們。在高崗指揮下積极參加高崗的反黨活動的有原中央東北局幹部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高峰、陳伯村等同志。他們在不同程度上積極支持高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高崗和他的宗派竭力把持東北局的工作，排斥和打擊一切同他有不同意見的人。在1952年高崗被調到中央工作以後，中央已任命林楓同志代理中央東北局書記，主持東北局工作，但高崗仍指示張秀山、張明遠等東北局內把持實權，排擠林楓同志，使他實際不能主持東北局工作。高崗和他的宗派把持東北地區看作不受中央領導的獨立王國，同中央分庭抗禮，競爭領導威信。他們宣傳所謂「東北特殊」、「東北比中央先進」的荒謬思想，用種種或「左」或右的錯誤政策來抵制中央的正確政策，甚至拒絕執行一貫的決議。他們又常把中央所決定的政策說成是由他們在東北首先發起的，好象不是中央領導東北地區，倒是他們東北領導中央。高崗多次在知道中央有什麼新的工作布置以後立即搶先在東北發號施令，然後宣傳自己比中央「先進」。這種反黨的話正是表明，在高崗及其一伙人的心目中，東北早已成為「高崗王國」。

高崗在南方活動回到北京后，更積極地狂妄地展開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以至當1953年12月毛澤東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間委託劉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領導工作的時候，高崗就出來反對，並且私自活動，要求由他來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要求改換政務院總理的人選，即是說要他來擔任政務院總理。這樣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的野心。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給了這個反黨聯盟以毀滅性的打擊。

毛澤東的這番話，表明對高崗的死承擔了責任和顯露出惋惜之情；同時示意彭德懷別像高崗干那種傻事；對與會者提醒吸取處理高崗事件的教訓，對彭德懷等「要盡一切努力，把他們爭取過來。」

7月2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上講話時說：黨的歷史上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饒四條路線，彭德懷參加了「高饒集團」的主要成員，實際上彭德懷是高饒集團的「頭子」，高饒集團的「領袖」是彭德懷。我們知道彭德懷是「陷得相當深的」，是「高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他針對周恩來說：現在又是一條路線，「站不穩，扭秧歌」，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悲觀性」。以批彭射周，使周恩來緊張起來，又得主持會議批鬥彭德懷，為迎合毛澤東的脾氣，不得不表現出積極態度。廬山會議上是周恩來讓彭德懷向毛主席建議惹的禍，批鬥彭時，他和劉少奇輪流主持會批判彭德懷，並帶頭髮言批判，硬說彭德懷反黨、反毛主席，分裂黨，裡通外國，和高崗的問題聯繫在一起指控。

張老說：1982年中央決定任命郭峰為中央組織部長(因患病做手術)，長期未上任，胡耀邦對郭說：「你們的問題要解決。」結果，一直沒有解決。1985年整黨時，他們向整黨指導委員會提出重新審查「五虎將」的問題，指導委員會的同志表示，在整黨後期解決，結果成了空頭支票。

廬山會議后，反右傾風暴卷進北京。9月，在北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繼續批判彭德懷，同時批判鄧華、洪學智等，他倆是彭德懷在朝鮮戰爭中的左右手，和高崗交往較多。硬逼彭交待和高崗組織「軍事俱樂部」的問題、「裡通外國」和參加「高饒反黨聯盟」等罪行，彭拒不承認「莫須有」罪名。他說：「你們誰是俱樂部成員？」與高崗議論劉少奇不是「反黨」，不存在「聯盟」。劉少奇在批判發言時說：三面紅旗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彭德懷參加高饒反黨聯盟，組織軍事俱樂部，在廬山會上「急於發難」。周恩來情知彭德懷在廬山會上惹得禍與他有關，他在發言中有點內疚地說：我沒有將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懷同志過問此事，釀成今天的錯誤。

對彭德懷問題定性的「決議」說明，高崗還沒有反對毛主席。據資料記載，在撥亂反正期間，全國有300多萬人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在冤假錯案甄別期間，胡耀邦將高崗列入重新審查對象，他當面對李力群說：「高崗是黨內問題，不是反黨、反毛主席，有錯誤，犯了自由主義。不應該將毛主席個別對他講的話又在個別的老同志面前透露」。與一些老同志面前議論劉少奇的長與短。「高崗是人民內部問題。我已要中組部成立一個調查組進行調查研究平反。」他說：過去東北工作的老同志也對我談過，也給組織部寫過信，說明高崗在東北工作的情況。高崗「對黨對中國革命是有貢獻的，他在西北、東北的工作，歷史證明他是有功的。過去毛主席對他的成績多次在書面、電報和口頭表揚過，讓大家向他學習。」

報告說中央委員會九*九*藏*書認為，為了嚴肅黨的紀律，應當開除反黨陰謀的首腦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崗的黨籍，應當開除反黨陰謀的另一名首腦饒漱石的黨籍，並撤銷他們的黨內外各項職務。

有人說，毛澤東對劉少奇不給彭德懷平反保留著意見的。時至1965年9月，毛澤東接到彭德懷的一封信很高興，他還是重感情、念舊情的，要啟用彭德懷去搞大三線建設，劉少奇等不贊成，毛澤東生氣地說：一個同志犯了錯誤改正了，歡迎他，「不要揪住不放」。毛澤東派彭真給彭德懷談話沒有談成，彭總說，我的問題沒解決怎麼工作呢，「要是我不去呢？」彭真說是毛主席的意見。彭德懷說：八屆八中全會決議還在，我已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批臭了，還怎麼干工作。他還說，我沒做過任何對黨不利的事情，從來沒有任何「小集團」，我的問題未重新審查。毛澤東親自和劉少奇、彭真、鄧小平一起召見彭德懷談話。毛澤東說：現在要建設大小三線，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後方特別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適。你說的三條保證，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彭德懷不情願地到成都擔任三線建設第三副指揮，李井泉是正指揮。

第四部分，主要講了高饒這樣的陰謀家為什麼會在我們黨內出現的問題。

歷史地看，一向說打倒高崗是「新的勝利」，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其實不是什麼「勝利」，恰恰相反，造成唯一工業經濟崛起的東北大區重大損失，破壞了已經形成的和解放戰爭一樣的趨勢，中國經濟由北向南發展和支援全國的大好形勢。高崗事件中，東北是重中之重「災區」，人才受到迫害，經濟受到影響，東北局主要領導除第一副書記林楓外，基本全班打下台。查辦、撤掉、降級降職、下放一批政治強、有能力、懂經濟的黨政軍和事企業領導，有的部門和單位全軍覆沒。

凡在高崗工作過的西北、東北和內蒙，都有以高崗為首的「反黨集團」，華東地區饒漱石工作過的地方亦如此。可想而知，「高饒」一案株連、迫害多少人？我親眼見到某縣一個教師從畫報上剪下來一張高崗1949年訪蘇時在莫斯科的照片挾在舊筆記中忘清除，多年後被抄出來，該教師被斗的死去活來。有些檔案館存檔的書刊、報紙上印有高崗照片頭像塗掉，高崗署名的文章批上「反黨分子」字樣。1954年以來，牽強附會與高崗拉郎配式的總要批鬥、打倒、整肅甚至整死一批人。

是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高饒集團」的「領袖」、「大後台」彭德懷、林彪授予元帥軍銜，還有一批贊成高崗觀點的將領黃克誠、徐海東、鄧華等授予大將、上將、中將軍銜。真是九天之上，九地之下。

彭德懷驅出中南海后，向毛澤東作出三條保證：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反革命；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像高崗自殺；今後的工作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他還意味深長地說：「將來是非自有公論」。「公論」的希望彭總死後才實現。

根據揭發出來的事實，高崗的反黨陰謀活動，從1949年就已有系統地開始。從那時以來，他為了達到推翻中央領導的目的，就不斷製造和散布各種荒謬的謠言以破壞中央的威信，挑撥全黨的團結，吹噓自己的本領，力圖用秘密手段拉攏一部分人支持他奪取領導權力，並且組成了自己的反黨宗派作為他的陰謀活動的工具。

鄧小平在黨代表會上的報告，認定高饒為「反黨聯盟」。後來作為一次「路線鬥爭」，事實上，高崗並沒有提出什麼路線，要說是路線鬥爭，只能是堅持毛澤東路線同劉少奇主張的路線鬥爭。再後來又說不是路線鬥爭，是要「拱倒」劉少奇，是搞陰謀活動的。定性一變再變，萬變不離其宗，反對劉少奇就是「反黨」、「反中央」、「分裂黨」，挪動劉少奇的地位，就是「篡黨奪權」、「推翻黨中央」的罪名沒有變。人們不禁持疑，反對劉少奇就是「反黨」，打倒劉少奇並逐出京城，該作何論？

反右開始前，毛澤東旨在整「三風」(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號召各方面幫助黨整風，不料方向轉為引火燒到毛澤東本人，突然變成反右鬥爭。毛澤東的整「三風」的意圖沒有達到並未罷休，反右後至1958年，繼續進行反右傾，發動大躍進，在杭州、南寧、成都、北京等召開的會議上，矛頭指向周恩來、劉少奇、薄一波等人，批評極為嚴厲。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50米。」他說：「過去我就聽高崗的。」他手裡拿著柯慶施在上海黨代會上的講話材料，晃來晃去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老柯這篇文章把我們都比下去了……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用高崗屍骨打擊周恩來、劉少奇等。劉、周等在會上作了檢討。國家科委主任黃敬怕得精神失常，不久去世，有人說是「怕死的」。接著，在成都會議上，與會者都唯唯諾諾，乖乖接受批評、站起來作檢討。毛澤東又批評說：這些老爺們，卻並不想勢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這是精神上處於奴隸狀態，就像賈桂一樣，站慣了，不肯坐下來……。他為了證實自己的主張正確，說：「按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國革命不能成功的。我們成功了，斯大林又說是假的，鐵托式的，我們不辯論。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1956年黨的「八大」會上，自認為「我不配，不要當」副主席的陳雲當上了中央副主席，也印證了高崗「你一個」的拉攏「陰謀」。鄧小平當上了政治局常委、總書記，這是順理成章的，他倆是揭發高饒的功臣，自然是最大的實惠者。「八大」閉幕不久，林彪也爬到政治局常委。令人費解的是，林彪是陳雲親自去杭州作倒戈工作的，「陷得相當深的」彭德懷是毛澤東、鄧小平作倒戈工作的。毛澤東在1954年春對陳毅說：「老鼠屎不只一顆，伸手的何止高饒。」林彪、彭德懷等，顯然不是「漏掉」、「潛伏」下來的，高饒聯盟的「後台」、「領袖」，中央是知道的，都未追究「反黨」、「反毛主席」、「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罪責，保護過關留原職就夠從寬了，然而陞官了，前台的高崗、饒漱石直至搞死、判刑，在封建社會的法規里也是罕見的。真好像似一出「犧牲車馬，保留將帥」的把戲。這倒不是說「陞官」升的不對，因為他們的錯誤本來就不大，無非就是反對劉少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挪挪」他的位置而已。問題是不能自圓其說，自相矛盾，沒說服力，使人難以詮釋。

周恩來同志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做了總結性的發言。在無可抵賴的事實面前，高崗不但不低頭認罪，反而對黨表示仇恨。他在座談還在開始進行的時候已經用自殺來表示他背叛黨的決心。這次自殺雖未得逞，但是他仍未改變他仇視黨、仇視人民的態度。終於1954年8月，以再一次自殺結束了他叛徒的生命。

當然不能認為，在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以後就萬事大吉了。必須知道，建立社會主義的鬥爭還只是在開始，會後我們還要經歷比以往幾年更加複雜、更加尖銳的鬥爭。因此，總結這一次鬥爭經驗並從中吸取教訓，是黨的迫切的政治任務。

但是報告里有一段話，使彭總的樂觀希望消失。這段話是這樣說的：「廬山會議出現了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進攻，他企圖利用當時工作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來達到蓄謀已久的篡黨目的。這樣，會議就被迫地不能不轉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廬山會議主要錯誤就是批鬥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造成全國人死財散的惡果。

全國黨代會結束后，七屆五中全會批准了黨代會關於「高饒反黨聯盟」決議。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聽取了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第七屆四中全體會議以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所採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全國黨代表會議一致決議：開除反黨陰謀的首腦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崗的黨籍，開除反黨陰謀的另一名首腦饒漱石的黨籍，並撤銷他們的黨內外各項職務。

建國初期，經濟恢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鎮反都取得勝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完成後，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和大規模經濟建設，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社會改革、經濟建設步入了快車道之際，東北經濟建設、社會改革對全國來說已經走在前頭，起到領軍的作用。這是符合《共產黨宣言》名言：民主革命勝利后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精神的。高崗在毛澤東支持下反對劉少奇的一些錯誤主張反而被定為「反黨篡權」罪，他是怎麼「反黨」、「反毛主席」的？這個歪曲歷史事實真相，憑分析推測，假設定罪的先河新例的頭沒開好。隨後，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沒有多少安寧太平年間，沿用反對「高饒」的手段，在整人理論家和「刑官」康生等狗頭軍師的出謀劃策下，隨心所欲，派生出名目繁多的所謂「潘楊集團」，「胡風集團」、「丁陳集團」、「彭黃張周集團」、「習賈劉集團」、「習馬劉集團」、「彭高習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等等林立，文革中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次運動用這股力量打擊那股力量，再次用那股力量打擊這股力量，甚至夾雜公報私仇。任意捏造事實，枉加罪名，給一批批人戴上「反黨、反毛主席」、「推翻黨中央」、「反黨篡權」、「野心家」、「陰謀家」、「裡通外國」、「顛覆活動」等大帽子。不分青紅皂白，硬要強迫被批鬥者承認「莫須有」的罪名，只有承認「罪狀」的義務，沒有解釋、申辯和保留自己意見的權利。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無限上綱，甚至「指鹿為馬」，被批鬥者多次檢討，主持者認為不深刻，那就再斗，直至說了違心的話，仍過不了關，硬要打倒、斗臭、致於死地而後快。有人竟說什麼「馬克思主義的黨，實質上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每次政治鬥爭，都是全國性的，左扯右拉，上掛下連，不知迫害多少人？「分裂黨」的高崗死後並未安寧，利用死人整活人，他的屍骨活象一隻棋子，隨心所欲，任人擺來擺去，那裡需要拉扯到那裡；又像一根棍子，順手拿來，打來打去；像個壞事的根子，凡是大些的政治鬥爭運動，他是運動的陪襯、底墊，什麼壞事都與高崗有聯繫，給他枉加許多「莫須有」的罪名，潑一身污穢，竭盡攻擊詆毀之能事，落下千古一世罵名。

自拔亂反正、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才明了，什麼是政治運動和鬥爭？所採取的形式、手段及後果是怎麼回事，就是以家長式一言堂作風對待不同觀點的人，用暴力手段打壓整肅，挑動內訌，你整他，他整你，人整人，人咬人，彼此相鬥。名日：「路線鬥爭」，實質不能離開「權力鬥爭」。

他在講話中提到高崗時說：「原來打算保留他的黨籍，保留中央委員，讓他到陝北當地委書記，結果死了。我看有人為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後來，他同陳伯達、關鋒等談話時說：「高崗不死就好了，他還能說清好多事情，他不該走那條路。有人說高崗辦舞會勾引女人，這件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節不虧，這種小事算不了什麼。高崗如果沒有政治上的錯誤或者把自己的錯誤說清楚，這點小事無所謂，我還要用他。」

我們必須把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看作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發生在這樣的階級鬥爭形勢中，當然決不是偶然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目的是要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用以達到這個目的方法是進行陰謀活動。這就是這個反黨聯盟的最主要的標誌和綱領。他們為什麼要推翻中央的領導呢？他們沒有任何公開的一定的理由。他們不但沒有公開提出過什麼同中央不同的政綱和原則，而且相反，他們在正式的場合還是口口聲聲擁護中央的。正因為他們不敢公開提出任何反對中央的政綱和原則，可是他們為了實現個人的野心又非要推翻中央的領導不可，他們就只能採取陰謀的方法來活動，就只能採取結成秘密宗派、造謠誣衊、挑撥離間，在這裏這樣說，在那裡那樣說，在黨組織和黨的會議面前什麼真話也不說的方法來活動。他們是在目前階級鬥爭的特殊環境中在黨內產生的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和毫無原則的陰謀集團。

在8月中旬廬山舉行的中央全會期間，毛澤東講到彭德懷的問題時又說了這樣一番話：「高饒也狹隘的很，兩個攤攤都要打倒，剩下不多了。那時我也犯了錯誤，信任高崗。」他說：「三十幾年的關係，難道就拉倒了？我們不要告別。要盡一切努力，把他們爭取過來。過去張國燾、九九藏書高崗告別了。高崗這件事，我有責任，就是時間延誤了。我本來同習仲勛談，我已經同他約好了。那時高崗想去陝北，回老家。我想保留他的黨籍，還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願意。可是遲了一步，沒來得及講，他就自殺了。竟是這樣一個結局，我也覺得遺憾。所以，這件事怪我，這是很不好的事。」

高崗攻擊中央負責同志，明知道自己是完全無道理的。所以他從來不在中央的會議上公開地正式地提出他對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中央其他負責同志有什麼意見。他不敢把話擺在桌面上來談，而且是偷偷摸摸地在黨內挑撥離間，迷惑缺少判斷力的人，並且在他的追隨者中鼓舞士氣，使他們大胆地幫助他到處散布種種反黨謠言。

張老說，他多次要求中央重新審查，華東受高饒株連的向明、潘楊等人的問題都解決了，西北的彭高習集團案也解決了，說明高饒兩個集團不能成立了。鄧小平在55年黨代會上說高饒反黨聯盟沒有提出和中央不同的政綱和原則，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會議面前什麼真話也不講，這不符合事實。其實，高崗在財經會議上講話的稿子毛主席修改過的，在組織工作會上，劉少奇、安子文幾次要他提意，他向毛主席彙報內容，毛主席支持講的。這能說不是黨的會議？結果都被定為反黨的證據和罪行。

其實毛澤東沒有去看一塊高產田，他是農民出身，深知打不了那麼多，不想潑冷水，讓他們「吹」。在強大壓力下，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對大躍進形勢也講了些不符合邏輯和言不由衷的話，同時檢討了所謂的「右傾」、「反冒進」錯誤。

全國人民陪著劉少奇遭難，上至中央領導，下至生產隊幹部，多數被打成「走資派」、「三反分子」、「黑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造成經濟再次崩潰的邊緣。

第一屆全國人代會上，毛澤東、朱德當選為國家正副主席；劉少奇當選人大常委(即議會)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國務院代替了中央政府職能。毛澤東認為「高饒反黨聯盟」的「領袖」彭德懷當了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高饒集團」的「大後台」林彪當了第二副總理。副總理有陳雲、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國務院的班子，印證了高崗「陰謀」的意圖。從國家主席和國務院領導是清一色的中共黨員，一二三四野戰軍的主要將領放到實質性的位置；各部部長也基本是清一色的中共黨員。這正是指控高崗所謂「是如何卑鄙地按照他自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面貌改造我們的黨和國家」的「陰謀」實現。高崗的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軍隊幹部是黨的幹部主體的觀點成立。高崗原散布過要把打天下的功臣應放在重要實權的崗位上，被指控為「煽動」、「影響」軍隊中的高級幹部。他認為原來中央政府和政務院領導中非黨人士多了些，中央政府委員會成了各黨派「聯合會」，卻被指控為「誣衊」，挪劉少奇地位，讓他搞議會，被指控為「反黨」。人代會選舉、任命的結果，正好以事實兌現了指控高崗生前的設想。這就顯現出高崗和毛澤東的意圖不謀而合，思路一致，或許是有謀而合。如果說高崗主張打天下的功臣應放到有實權性崗位錯了，那麼人代會選舉結果能說錯了嗎？

高崗死後，謠傳眾說紛紜，隨便亂說：在批鬥高崗的座談會上，高從公文包里拿出護身手槍對準劉少奇時，被監視人——劉少奇的警衛李觸肘，子彈打飛，李反手開槍擊斃了高崗；周恩來知道高崗有手槍，擔心胡鬧，事先安排陳賡、宋任窮挨高崗坐在兩邊，高崗拿出手槍，被陳、宋奪去；高崗心情悒鬱，長期失眠，要吃安眠藥，康生一夥故意給毒藥毒死，延安時期毒害王明的「處方事件」未成，在高崗身上重演成功；驗屍時見屍體裹一身白布，不讓揭開看遺容，懷疑不是高崗；習仲勛指使某某暗殺高崗滅口；高崗家距蘇聯大使館近，逃匿蘇聯大使館，後去蘇聯，中國要人，蘇聯不給，中央宣布高崗自殺，惹惱蘇聯，中蘇關係惡化，直至中越邊界戰爭中，還有謠傳高崗的兒子指揮蘇、越軍隊打中國軍隊；竟有當事權威人楊尚昆回憶文章里說：高崗是觸電而死；還有的說，毛主席提出讓醞釀主持一線工作的人選，他想挪動劉少奇的位置，自己不好講出，叫高崗徵求有關領導的意見，被劉少奇抓住了把柄，使毛處於被動境地，所以，躲在杭州，叫劉少奇、周恩來懲治高崗，也含有批評他(毛)自己的意思，會上不讓高崗解釋、說明，軟禁時中央長期未派人給高崗談話，早已清楚高崗有自殺信息，等待他自裁，最終含冤而死。

政治鬥爭歷史，輪迴兌現。在這種不良作風的影響下，都學會了以「莫須有」罪名整人，只要權力在手，仿照傳承。1958年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會，批判肖克、李達等同志時，也是無限上綱、上線，指控肖克等「反黨篡軍」等罪，1959年，輪迴兌現到自己頭上，被打下台，趕出中南海。高饒集團的「大後台」林彪已是黨中央的副主席兼任國防部長，后推為黨的副統帥，大肆宣傳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毛澤東同志親自締造，由林彪同志直接指揮。一朝權在手，隨便把不同觀點和過去有芥蒂的人，打成「三反分子」、「篡黨、篡政、篡軍」的「野心家」、「陰謀家」。

高崗的橫死，餘威幽靈在世，留給後人無窮遐想、疑惑空間。一個貧困潦倒，少年攬工謀生，受不了舊社會的壓榨，「離經叛道」，打旗造反，跟共產黨和毛主席靠信仰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發動人民起來革命，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搬掉了窮人頭上的三座大山，奪取了政權，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整整奮鬥了多半生，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赴湯蹈火，生死度外，陝北錯誤肅反中在「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屠刀下被黨中央、毛主席救出來，怎麼會突然成了「反黨」、「反黨中央」、「反毛主席」、「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呢？最終搭上了性命，不能不使局外人猜疑。

饒漱石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思想，對山東省的工作造成了嚴重的危害。這是因為前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向明是饒漱石反黨活動的積極支持者和饒漱石錯誤的忠實合作者。向明也製造「山東特殊」論，在許多方面抗拒中央，抗拒在饒漱石離開以後的中央華東局的領導，故意標新立異，把山東造成獨立王國。向明對待城鄉資本主義的問題上同饒漱石一樣奉行投降主義路線。向明對於城市的改革工作一貫採取消極態度，並主張對私營企業不要加以限制，內陸農村工作上一貫地違反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反對互助合作方針，而應當依靠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積極性來發展農業生產，應當「堅決允許富農經濟發展」。

彭德懷回憶中說：他給毛主席的信是讓毛主席個人參考，怎麼成了「彭德懷的意見」呢？連個招呼都不打，就印發會議批判。7月23日，毛主席打他一悶棒！而且將歷史上的舊賬翻騰出來，把井岡山時錯殺袁文才、王佐的問題和林彪給新「三人團」等信的事都安在他頭上，又一連打了幾十棒。以後立案畫押，不準翻案，不準辯駁，還算好，免除推出午門斬首，保留黨籍，「我們三十多年生死與共的戰友，既然我犯了那麼嚴重的錯誤，為什麼不先找我談談、規勸規勸，規勸不聽再用重刑也不遲啊！」八中全會不事先通知就成鬥爭對象。他說：「這悶棒不僅在政治上打死一些人，而在經濟上打出馬鞍形。黨內的民主作風不見了，習慣搞一言堂了。」毛主席一講話，對我群起而攻之，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後快。康生、柯慶施、王任重、李井泉、曾希聖等無限上綱，發言最積極、最兇狠，有人竟伸手要打。有人夾雜舊怨，別有用心，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看不出他們是與人為善的。會議一邊倒，由糾「左」變為反右，不啻雪上加霜，更加重了人民的災難。田家英發言同情彭總的觀點，被羅瑞卿打斷髮言，並指責：「你小小年紀，懂多少馬列主義，也胡說八道。」李銳發言被周恩來訓斥：「你一不是中央委員，二不是候補中央委員，你有什麼資格在這個會上發言。」廬山會後，李銳給開除黨籍處分多年。

軍委擴大會議鬥爭是殘酷的。曾任東野十二縱司令、四十九軍軍長、解放軍防空部隊參謀長、北京軍區參謀長的鍾偉，在會上對枉加給有關將領和他自己頭上的「莫須有」罪名反駁時，當場被戴上手銬，押出會場，送進監牢。

第五部分，主要是對高饒處理和貫徹四中全會決議和吸取粉碎高饒反黨集團的教訓。

我們的黨要領導廣大人民來實現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就必須同黨外的階級敵人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就必須而且首先必須同混在黨內的階級敵人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

文革中，彭德懷被造反派從四川揪回北京，斗的死去活來，他不愧為「彭大將軍」，鐵骨錚錚，不屈服淫|威，多次逼他交待夥同高崗反黨篡權的陰謀活動，彭實事求是地承認有錯，不認為是「反黨」，當時對劉少奇有意見，不是反黨。他對專案組說：「高崗過去在西北、東北和抗美援朝是有功的」。專案組認為他為「高崗評功擺好」，替高崗密鳴不平，罪加一等。全國到處建立批鬥「彭高饒聯盟聯絡站」、「彭高習反黨集團聯絡站」。專案組寫出的《關於反黨頭目、裡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綜合報告》里說：「彭德懷一貫反黨、反毛主席，裡通外國，證據確鑿。」在審查期間，態度不老實，時常出爾反爾。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與毛澤東生死與共30多年的關係嘎然而止，赫赫有名的「彭大將軍」、開國大元帥含冤於1974年11月29日逝世。

報告說，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蓄謀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但是他們表面上裝作擁護毛澤東同志，而背後卻進行著反對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秘密活動。

彭德懷生前對劉少奇的定論說：「將來是非自有公論」，「事實將要再次證明是錯誤」預言，他在陰曹地獄里印證了。

1980年1月5日，中央批複陝西省委《關於所謂「彭高習集團」問題徹底平反的請示報告》，中組部於1月11日轉發了陝西省委的報告，指出：對所謂「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一概推倒。

七千人會前，毛澤東同意彭德懷的請求要到湖南搞調查三個月。楊尚昆轉達毛澤東的意見：彭德懷到哪裡都可以，半年也行。彭總到湘潭地區，地委書記華國鋒宴請彭總時說：「從這幾年經濟困難的實際情況看，還是彭總當年看得遠。」彭總將調查報告托楊尚昆轉黨中央、毛主席。彭總對即將召開七千人會議糾正大躍進和廬山會後的錯誤及平反他自己的冤案抱樂觀希望。他接到開會通知和劉少奇向大會的書面報告稿，認為報告里講的問題與他在廬山寫給毛主席信里說的內容大體相仿，感到捂了幾年的錯誤蓋子捂不下去了，終於才坦率承認。

廬山會議作出的《關於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決議》里說：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和周恩來，而彭德懷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對政治局委員、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高饒反黨事件時期，他都曾經站在錯誤路線方面而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本質上是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

沒出彭德懷判斷劉少奇「不會給自己平反」的所料，反而變了個戲法，對他的問題升級了。劉少奇在大會講話時說：「長期以來彭德懷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他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陰謀篡黨。彭德懷和高崗都有『國際背景』，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他背著中央進行『派別活動』、『篡黨奪權』」。他還更具體地說：「到底是高饒聯盟還是彭高聯盟？恐怕是彭高聯盟。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

高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來破壞黨的路線。例如他在1946年至1947年參加東北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的時候，就曾提出了許多極「左」的主張，因此在當時高崗指導土地改革的冀熱遼地區，「左」的錯誤十分嚴重突出。但是到了1948年春東北局檢查和糾正土改中的「左」傾偏向的時候，他卻反咬一口，說「左」的錯誤出現於1947年12月下旬全國土地會議決議下達后的一個時期。這樣既根本否認了工作中的錯誤，又藉此誣衊了九_九_藏_書中央召集的全國土地會議。

有句古語：奇文共欣賞，疑義分與析。對高饒集團定性，當時就有人持疑義，正如「報告」里所批駁，「有些同志覺得『高饒反黨聯盟』是難以理解的現象」，認為「高崗、饒漱石所犯的錯誤只是一般性質的黨內錯誤，還不能看作是反黨活動」。毛澤東在講話中，也批駁了「有人問究竟有沒有這個聯盟？或者不是聯盟」的觀點。其實，報告里有把劉少奇對資本主義工商業、互助合作、富農問題等一些觀點和毛澤東戲稱國家計委「經濟內閣」等話，都安在高饒頭上指控，這就必然給後人留下疑義的空間。可想而知，當年在那樣的高壓的態勢下，有正義感的人見不平則鳴是必然的。

毛澤東在代表會上致《開幕詞》和《結論》講話里說：高饒反黨聯盟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是我國現階段激烈階級鬥爭的一種尖銳的表現。這個反黨聯盟的罪惡目的，是要分裂我們的黨，用陰謀方法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為反革命的復辟開闢道路」。他對高饒聯盟定性講了「六點」。他說：「有人問究竟有沒有這個聯盟？或者不是聯盟，而是兩個獨立國，兩個單幹戶？有的同志說，沒有看到文件，他們是聯盟總得有個協定，協定要有文字。文字協定那的確是沒有，找不到。我們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聯盟的。」從財經會議、組工會議、饒漱石的話里，高崗、饒漱石散布兩組名單和高饒相互說情等五個方面「許多事情」看來，他們是有一個聯盟的。「沒有文字協定就不是聯盟，那麼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內部怎麼辦呢？高崗跟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之間，也沒有訂條約嘛！我們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文字協定嘛！那麼連他們這個反黨集團也否定了！還有饒漱石跟向明、楊帆之間，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條約嘛！所以，說沒有明文協定就不能認為是聯盟，這種意見是不對的。」

高崗是反右傾栽倒致死的，1957年反右運動中，又說右派的進攻是高饒集團的反映。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高崗是屬較「左」的，他是反右栽倒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如果說高崗錯誤表現為忽「左」忽右，那麼饒漱石在執行黨的政策上的錯誤基本形態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在城市工作、農村工作和鎮壓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現得很明顯。饒漱石在華東長期拖延不認真進行城市中的各種社會改革；直到1952年初他快要離開華東的時候，上海的社會改革工作還沒有真正進行。饒漱石始終不認真執行中央關於城市鬥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的指示。使解放後上海的工人運動受到很大的損失。饒漱石對於資產階級卻極為讓步，「五反」初期他召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開會，親自布置他們「自反」，並把《解放日報》社論中幾處「打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口號全部刪去，惟恐得罪了資產階級。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饒漱石片面地強調寬大，片面地強調依靠公安機關的搜捕和所謂「以特反特」。在農村工作中不放手發動群眾，不徹底摧毀封建秩序，多方照顧地主富農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發展道路的問題上，饒漱石強調鼓勵富農經濟的發展，對引導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卻很冷淡。

無論是外國帝國主義者或是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他們都知道要進攻中國人民，最厲害的辦法莫如首先進攻中國人民和中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奪取的。因此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處心積慮要利用共產黨內最不堅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經過他們來分裂我們黨、腐蝕和瓦解我們黨，以便最順利地實現他們反革命復辟的陰謀。

迫害魔狂——康生一貫憑「敏感」、「捏造」、「推測」、「假設」定罪，極力煽動對《劉志丹》批判，誣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是反黨集團，《劉志丹》就是他們篡黨篡國的「綱領」。康生一夥對李健彤殘酷迫害，定為反革命並對她曾走訪與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在西北一塊工作過的幹部、地方群眾，逐一追查、定罪、批鬥，逼死或撤職、查辦、株連近萬人和家庭，製造了一起最大的文字獄冤案。

恰在其間，劉志丹弟媳李健彤寫了一本《劉志丹》傳記小說中有一個人物叫「羅冶」。是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前，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為十中全會作準備，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閆紅彥藉機硬說「羅冶」是高崗代名，《劉志丹》小說替高崗翻案，向党進攻。他利用小說向康生告狀。康生如獲至寶，十中全會開始的第一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張紙條，就成了毛主席語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其實是閆紅彥利用小說告狀迫害無辜者是「一大發明」。

客觀地回眸這段歷史，毛澤東關於四中全會的方針是對的，對高崗的錯誤狂勁，敲打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遵循了「七大」會議的基本精神和方法，有利於增強黨內團結，克服勝利后的驕傲情緒，爭取經濟建設的勝利。「座談會」並未按毛澤東的方針和四中全會決議做，激化了矛盾，高崗放一槍和東北高幹會使問題更複雜化，致高崗于死地。但是，高崗被打倒致死，西北、東北的歷史打而不倒，永遠載入共和國史冊，翻開解放戰爭和建國初經濟建設歷史，全國六大區有誰可比？有人在黨代表會上顛倒黑白，說：如果不是高崗的宗派活動對東北地區的工作起了許多「破壞作用」，並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東北貫徹實施，東北地區成績還比現在「更大些」。事實是，不是高崗創造性地結合東北實際貫徹中央的政策，按保守思想為指導，恐怕連那些成績也取不得，近年新一代中央領導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區經濟建設，實在是英明之舉，也意味著曾經東北發展功不可沒。

由於「官無悔判」的門檻無法逾越，以胡耀邦「糊塗了」而擱淺，據說胡耀邦下台與此事多少有丁點因素。可好的是，「彭高習反黨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潘楊反革命集團」、「向明集團」，等等，都實事求是地作出正公合理結論，還歷史本來面目。人們要求重新審查高崗的問題，作出合理、公正的結論，還歷史本來真相，不無道理。

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肚子氣的毛澤東，在康生之流的煽動下，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馬文瑞、馬明方、張策等都沾了一點腥。康生公開說：「打這本書，就是為打西北山頭」。寧夏區黨委在批判習賈劉集團「罪行」時，主要領導楊靜仁指控習仲勛比高崗「更陰險毒辣」，「是高崗反黨集團潛伏下來的第二道防線。習仲勛指使某某暗殺高崗滅口」。為打倒習仲勛沒有什麼證據，憑空捏造罪名，無所不用其極。據李健彤說，中央辦公廳楊尚昆看書稿后同意出版，習仲勛看后說不要出版了，並沒有支持。後來軍隊出版社膽大，看后決定出版的，與習仲勛沒一點關係。

1959年春，毛澤東發現大躍進、人民公社暴露出來的問題，向全國發出了一份《農村通訊》，對「共產風」、「浮夸風」等作了些糾正，農村形勢出現了一些好轉。時隔不久的8月，在廬山會議上，主要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彭德懷在西北組發言時批評了「左」的錯誤。會議快要結束時仍不涉及「左」的要害，「開神仙會，吟詩唱和，看戲跳舞，輕描淡寫」，彭德懷心裏焦急。周恩來讓彭德懷向毛主席談談。戎馬生涯幾十年的彭德懷在周恩來支持下去找主席時被衛士擋架了，沒有談成。他經過再三考慮，給毛主席寫了一封長信(即所謂萬言書)，於7月14日交給毛主席，陳伯達發現毛澤東對信內容有肯定的意思，彭和陳散步時，陳對彭稱許一番，「唯我彭大將軍」。彭說：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對我的意見，就行了。陳說：你說出了大家心裡話，我怎能反對呢？

西北地區曾經和高崗一塊工作的老同志都沾染了高崗反黨的腥，加上彭黃張周集團、習賈劉集團、彭高習集團、高烏(蘭夫)集團等，不知株連多少人。

16日，毛澤東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並在信上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劉少奇等人看后對「意見」提出反對意見，卻成了扭轉會議方向的風帆，有人認為不制止，「左」派就散了，「左」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彭德懷不久前率軍事代表團訪問幾個國家回來，利用工作失誤，以為時機已到，向党進攻，是有國際背景的，致使「左」的錯誤不僅沒有糾正，反「左」的「神仙會」突然變成了狂風夾雹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會，又和「高饒集團」聯繫起來，彭德懷被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的「頭子」，「領袖」，新賬舊賬都「追究」清算，為給彭德懷羅織反毛主席的罪狀，將林彪在遵義會議后給新三人指揮團(即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的建議信：讓彭德懷任前敵指揮的事，硬說是彭授意林彪寫的。林彪當場說：「寫信彭德懷不知道。」但彭德懷「反毛主席」、「篡黨篡軍」罪仍未倖免，這頂帽子像緊箍咒戴在彭德懷頭上。有人認為，彭德懷曾反對過周恩來，知道彭的個性，「欲擒故縱」，把彭套進去了。

1954年9月，首屆全國人代會在北京舉行。忠厚老實的西北翻身工農群眾和廣大黨員、幹部，從報紙上看不到高崗的名字，嘆息地說：米脂婆姨綏德漢，清澗石頭瓦窯堡炭，陝北人坐不成官，橫山皇帝壽命短。李自成進京坐40天皇帝，高崗才是個副主席，不到4年也不見了，一定出事了，可能叫南方人排擠下去了。

高崗在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以後，自稱是組織了「經濟內圖」。他的陰謀就是要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務院相對抗，以分裂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統一的國家機關。

高崗死後，毛澤東失去一臂，身邊力量失衡。劉少奇「慢慢從毛澤東那裡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權力」，既是國家主席，又主持黨中央常務工作，出現了毛劉兩個「太陽」，劉少奇的地位更多鞏固，他的山頭上的人更多了，毛澤東山頭(即井岡山)的人減少了。毛、劉之間的分歧並未因「分裂黨」的高崗死後而消除，劉少奇也不是按他「照主席指示辦」的承諾行事，而且分歧意見逐漸攀升。在黨的「八大」會上已經顯露苗頭。1954年在四中全會上的報告和1955年全國代表會議上強調現在「階級鬥爭十分緊張時期」，「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階級鬥爭不但不會和緩，而只會更加複雜，更加尖銳」。「這是一個比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更深刻廣泛的革命。」階級鬥爭的弦子綳得很緊，反對高饒本來屬於黨內鬥爭性質，故意按需要編造一套階級鬥爭緊張形勢。時隔一年的1956年「八大」會上，一改對國內「主要矛盾」提法，是否符合階級鬥爭的規律？上年反對高饒時強調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階級鬥爭十分緊張時期在一年就消失了，使毛澤東不滿，埋下「秋後算賬」的禍根。特別是七千人大會和社教運動中，毛劉之間時有衝突，毛對他的接班人劉少奇徹底失去了希望，導致了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剪除「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消除所謂黑線山頭，企圖在文革的「大風大浪」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培養、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讓他們「經風雨，見世面」，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也就是沿著毛澤東路線前進，防止蘇修在中國重演。結果，事與願違，造成大動亂，大清洗，把一個國家搞的亂七八糟，使黨的威望、國家元氣受到極大損失，既是黨和國家的悲劇，毛、劉的悲劇，也是人民的悲劇，龍虎相鬥，百姓遭殃。

在揭批高崗及其「五虎將」支持高崗「反黨」、「反中央」的「罪行」中，大批「一長制」、「重知識分子」、「宗派幹部政策」等，大抓高崗及其「五虎將」的「追隨者」、「成員」、「爪牙」、「肅流毒」，搞得心神惶惶，人人自危，嚴重影響了東北幹部情緒和經濟建設。東北各省市的主要領導幹部幾乎全部撤換、降級、降職下放，有的長期不給分配工作。鞍山市委8個常委全部撤職，市委書記華明在陝甘寧邊區建設廳的工程師，年輕的大學生，能力強，他給高崗當過秘書，後來被逼自殺。黑龍江省長李常青被撤職下放后，死在鄉間。遼西省委代書記兼省長楊易辰被降職，大連市委副書記陳伯村被撤職。東北人民政府人事局長王培年降為省民政廳長。

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的講話，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會議認為國內黨內出現了「三股黑風」即翻案風(即高崗、彭德懷)、單幹風、黑暗風(對形勢)。hｔｔps://ｒeａｄ•９９ｃsw•ｃｏm

1955年，全國黨代會後，全國黨內批判高饒「罪行」期間，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和「饒潘楊反革命集團」，毛澤東對胡風集團寫了許多批語，指出：胡風集團的成員咒罵、誣衊、攻擊「共產黨的『力量』要『烏乎完蛋』，『枯黃的葉子』和『腐朽的體屍』」等等。中共中央《關於開展鬥爭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把「高饒集團」和「反革命集團」相提並論。《指示》指出：「高饒反黨集團、潘楊集團、胡風集團的揭發，僅僅是我們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開始，而不是鬥爭的終結。」高崗被打入「暗藏的反革命」裡邊。胡風有毛澤東指出的「攻擊」黨的言論、潘楊有所謂「以特反特」罪惡，都在撥亂反正中作了實事求是的平反昭雪。高崗有什麼反革命的言論和行為？找不到任何反對共產黨的言行。他不就是不滿劉少奇的右傾思想，認為「靠他掌舵不放心」，「挪」動劉少奇的位置嘛，並非打倒。依毛澤東意圖讓他搞議會，高崗死後召開的首屆人代會，劉少奇果然當選人大委員長，這是偶然的嗎？

1962年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參加縣委書記以上幹部7118人(亦稱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和廬山會議后的教訓。回顧這段歷史實踐，如果按彭總的所謂「萬言書」糾正「左」傾錯誤，那就可能不會出現劉少奇在七千人會上概括的「我國的經濟臨近崩潰的邊緣」，「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惡果。他說：有的同志講，這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止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符合實際情況，也是不能說服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在七屆四中全會中，高崗、饒漱石完全沒有悔過的表示。在1954年2月中旬，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分別選擇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參加的關於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在這兩個座談會上，對證了高崗、饒漱石陰謀活動的各項事實。

報告最後說，我們的黨已經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緊要關頭粉碎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這是我們黨和人民的歷史性的勝利。會議對鄧小平的報告進行分組和大會討論，先後有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康生、彭真、彭德懷等100多人發言，批判了高、饒反黨聯盟的罪行，有的作自我檢討。

財經會議后，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和中南進行有計劃的有系統的造謠挑撥，企圖在一些高級幹部中煽動對中央不滿的情緒，散布了分裂黨和篡奪黨而捏造的所謂「黨是軍隊創造出來的」、「黨的歷史應當重新估計」等等反黨謬論，並且用他所捏造出來的各種材料攻擊黨中央和黨中央領導同志，鼓吹他的「改組」黨中央和國家領導計劃，也就是推翻黨中央的領導而由他來代替的計劃。

羅瑞卿搞大比武，林彪嫉妒，認為是篡軍權，羅織罪名整羅瑞卿。林彪深知，要打倒羅瑞卿也得靠毛澤東支持。羅瑞卿是緊跟毛澤東的「忠誠衛士」，毛也信任羅。毛每次出巡，羅跟隨保衛。那麼，為什麼毛澤東同意打倒羅瑞卿？這就要權衡支持林彪還是保羅瑞卿呢？1965冬，林彪派葉群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羅瑞卿的問題，毛澤東聽信了，遂派汪東興護送葉群回京，怕羅瑞卿在路上「暗算」葉群。其實，毛澤東知道羅的問題不怎麼大，就是與林彪不和。但是，為了滿足林彪的要求，犧牲羅瑞卿而支持他預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上海批鬥羅瑞卿的會上，毛澤東說：羅瑞卿實際上把林彪同志當作敵人看待，是「野心家」。會議把過去羅瑞卿和高崗的關係舊賬翻騰出來，指控羅瑞卿「反黨」、「反毛主席」，和「高崗合謀篡黨奪權」。原來用「野心家」反「野心家」，這對羅瑞卿來說不無諷刺味道，哭笑皆非。但毛澤東對林彪談話時說：羅瑞卿「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他反對我游泳，也是好意。」拋出羅瑞卿換取林彪的支持，與當年犧牲高崗換取劉少奇、周恩來支持的條件差不多，1953年12月，毛和劉、周談話時說，高崗主要「反對你們兩個」。意思是高崗沒有反對他。但他和蘇聯客人談話時說：有人要要打倒他自己。

高崗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時候他也直接顯出他的資產階級右的立場。例如對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問題，高崗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中借口多生產糧食，強調富農的作用，認為不要發展農業合作社，而且主張在農業互助組內可以採取工資制。不論形式上是「左」是右，他的這些錯誤主張之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一樣的。

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12月的建議起草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提交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討論。四中全會通過了這個決議，號召全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統一領導下，為增強黨的團結、戰勝一切國內外敵人分裂我們黨的陰謀，粉碎在我們黨內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向黨的進攻而鬥爭。在四中全會上和四中全會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受到了黨的揭露、孤立和徹底的擊破。

一貫爭強好勝的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受了批評，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毛劉之間不和逐步加深，1962年下半年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對劉少奇失去了信心，他在高崗死後乃至林彪死前，曾多次講到高崗的問題，也多次說過承認他自己有錯誤，很遺憾的話，表明了念舊情、重感情的意念。

但是，在黨代會前即3月19日中央討論高饒聯盟問題時，毛澤東說：高崗有農民習氣，江湖義氣，狂妄自大，好鬥好勝，老子天下第一；只能團結和他意見一致的一道工作的一面，不能說他在東北搞「獨立王國」，那不是事實。他說，東北群眾喊他「萬歲」，也沒什麼了不起，說明群眾擁護嘛！還有喊彭總萬歲，林彪萬歲，周公萬歲的，萬歲越多越好，興旺發達嘛。人生在世哪能萬歲，能長命百歲，已經很難得了。當然，不能多中心，萬歲多了不好統一集中。

軍委擴大會議批判鄧華、洪學智等人時，指控鄧華和彭德懷、高崗打得火熱，彭、高「反黨、反毛主席，鄧華也跟著反黨、反毛主席」。鄧華辯解：「我怎麼會反黨、反毛主席？18歲就跟毛主席鬧革命……」黃永勝說：你在朝鮮就和彭一拍即合，彭愛罵人，許多人都挨罵，就沒罵你，這是為什麼？鄧反駁說：「他罵你是因為拉皮拌，玩女人。我沒有男女作風錯誤，當然沒罵我。」洪學智是毛澤東說話被解脫了。會議認定鄧華「既是高饒反黨聯盟的漏網殘餘，也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野心很大，罪過甚多，同樣是黨內的一個危險人物。」

有人說，饒漱石是華東局的領導，陳毅自上海一解放就是上海的市長，潘漢年是上海的常務副市長，楊帆是公安局長，陳毅一點問題沒有，怎能把華東局的饒漱石攪進去關禁閉？局外人想不通，私下議論：「包庇反革命」罪全歸饒、潘、楊，陳毅沒幹系？反而成了反饒的幹將。

報告說，東北是我國的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對全國的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東北地區所以能處於這樣的地位，當然不是因為高崗「能力強」、「領導得好」的緣故。在1945年到1948年，中央派了十幾個中央委員管理東北的工作，而且那時候領導東北地區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志，並不是高崗。在東北全部解放，林彪同志入關以後，中央確定了首先穩定和恢復東北經濟的方針，採取了必要的步驟以保證東北的經濟不受關內戰爭的影響，並動員全國力量來支援東北的經濟恢復。由於中央的領導和全黨的援助，由於蘇聯的援助，又由於東北的經濟上的優越條件，東北的經濟建設工作比全國其他地區更早地取得一些成績和經驗，這是完全自然的。事實上，如果不是高崗的宗派活動對於東北地區的工作起了許多破壞作用，並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東北貫徹施行，那麼東北地區成績還比現在更大些。

在這次中央全會上，做出「高饒集團」決議后，支持高饒聯盟的「大後台」林彪被毛澤東提議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裡「有林無薄」了，印證了高崗「拉攏」林彪進政治局的「陰謀」願望。

鬥爭彭德懷比鬥爭高崗還激烈的多，因為他是「高饒反黨集團」的領袖、頭子，「高彭聯盟」，他曾經對高崗講過不滿周恩來、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周恩來輪流主持批鬥會，把反右傾機會主義推向極端。

鄧華在東北戰場上是一員智勇雙全的猛將，組建志願軍司令部時，由高崗向彭總推薦擔任第一副手，在朝鮮戰爭中與彭配合默契，是彭的得力助手。在第五次戰役中，彭沒聽鄧華的意見，吃了大虧。鄧主張將敵人放進來打，彭堅持主動出擊，投入15個軍，8個地面炮兵師，4個高炮師，1個坦克師的兵力，奮戰50天，殲敵8萬多人，我軍付出8萬多人的代價，撤退時2萬多人失蹤，一八0師損失7000多人，幾乎全軍覆沒。彭總後來對第五戰役沒聽鄧華的意見很後悔，承認是他一生中四次軍事上的錯誤之一。

彭德懷在申訴中，對廬山會議被定為「反黨綱領」那封信寫的原因及過程和歷次出訪與蘇聯等國領導談話情況作了真相說明。時任北師大領導的浦安修(彭妻)，看后認為是真誠的，她在師大對人說：「少奇同志在七千人會上講的情況和彭德懷在廬山講的差不多。」這句話惹下了大禍，被批鬥多次過不了關，並威逼她與彭劃清界線。浦安修在「劃清界線」的壓力下提出離婚申請報送北京市委，市委轉呈中央辦公廳，楊尚昆將申請轉給周恩來，周問：「彭德懷同意嗎？離不離由他們自己決定。離也是法院的事，黨組織不要管。」鄧小平則看也不看這個申請，並說：「我從來不管這種家務事。」最後，為劃清界線，逼得浦安修與彭德懷離婚家散。

在歷史嚴重懲罰下，付出了沉重代價，毛澤東、劉少奇等對嚴峻形勢支撐不下去了，實在無回天之力捂住錯誤了，不得不坦誠地檢討錯誤，糾正「左」的做法。奇怪的是劉少奇仍咬定對彭德懷不放，彭德懷的一腔希望破滅。他意識到自己曾反對過劉少奇的錯誤，與高崗談過「挪」劉少奇的位置，「現在理由再多說明沒有錯誤，劉少奇也不會給自己平反的。」於是，他向中央請假，未參加會議，以示抗爭。七千人會名為「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的會議，對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律平反，實際是一風吹。但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總結「七分人禍」教訓並不滿意，正如江青說：毛主席「憋了一口氣。」1964年，社教開始后，毛、劉由分歧到衝突，毛澤東對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講：「有人就是往我頭上拉屎尿。」他對陳士榘將軍說：「你也是井崗山頭的人」。

彭德懷的「八萬言書」，是1962年6月中旬報送毛主席。8月22日，彭再次給毛主席寫信申辯：「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他在申訴中說：我帶著苦悶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請求對我所犯錯誤進行全面的審查，「作出正確的處理」。彭德懷的請求變成翻案罪。

陳雲當副主席還能說得過去，他是「堡壘」內破殺出來的，反戈一擊，揭發高崗有功。那麼，林彪作為支持「高饒集團」的「大後台」揭發過高崗多少問題？作過檢討嗎？沒有。自陳雲打招呼后，狡猾的林彪再沒有和高崗來往。毛澤東派朱德做林彪做倒戈工作，讓林彪揭發高崗串連活動的情況。林說：主席既然認為高崗有個反黨集團，那就把他抓起來算了，何必興師動眾呢。朱德說，還是請你想一想？林彪惡狠狠地說，沒什麼好想的，忿忿而走。朱總向毛主席彙報談話情況時，毛說：以後就「不要追究此事了。」其實，朱總原來也傾向過毛澤東、高崗的觀點，主張輪流執班的，曾在毛澤東跟前講過奉承高崗的話，心理上疑慮重重。「不要追究」的話，使朱總的思想壓力輕鬆許多，自此後，清閑起來了。

黨代會期間，出現了頗具戲劇性的變化，陳毅向周恩來彙報了潘漢年(上海市副市長)曾面見汪精衛的情況，又揭發出楊帆(上海市公安局長)和饒漱石用「以特反特」等問題，使會議驟然嚴峻起來，繃緊了階級鬥爭的弦子，黨內鬥爭突然變成對反革命的鬥爭，饒漱石成了包庇反革命的頭自然是「反革命」。對饒漱石的問題定性變了。4月1日，羅瑞卿、陳毅、譚震林到中南海西樓(即書記處會議室)彙報逮捕饒漱石的情況。隨後將潘漢年、楊帆定為反革命集團而被捕判刑。饒漱石被捕，樂極了康生，心頭宿怨除掉。楊尚昆日記里說：逮捕了饒漱石，「康生情緒很好」。在劇院看戲時向楊尚九_九_藏_書昆說：「逮捕了饒漱石，我很高興，所以，我來看戲了。」

他拿出給中央申訴意見給我看，他說只給組織部和劉少奇提點意見，1954年被定高饒集團成員，撤職下放到農場，4級工資降為8級，不實事求是的，株連了子女和曾一塊工作的同志及其家屬、子女，已經幾十年了還沒個公正說法。

人們不禁提出，彭德懷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地反黨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周恩來」，「而彭德懷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對政治局委員、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最終達到實事求是平反昭雪，體現了黨的求真務實精神，贏得人民的讚揚。

廬山會議劉少奇、周恩來是主持會議批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積極者。劉少奇在七千人會上講話對總路線、大躍進還是肯定的。他說：「總路線是正確的，只是執行中有些偏差。」鄧小平說：「大躍進沒有錯，就是猛了點。」林彪卻說：「目前遇到的困局，恰恰是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結果。」他事先讓葉群起草講話稿時交待：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要負主要責任，要照顧首腦的情緒，把責任都推在毛主席身上是不公正的。

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在我國的過渡時期，我們雖然還可能要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但是如果認為各種工商業資本家和富農在他們的經濟地位日益被剝奪和排擠的過程中不會進行反抗，那就是一種極危險的幻想了。事實上，城鄉資產階級時時刻刻都在向工人階級、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進行著鬥爭，這種鬥爭有的是政治性質的，有的是經濟性質的，有的是公開的，有的是隱蔽的。他們不但有經濟實力，有在社會生活的廣泛聯繫，他們還擁有不能忽視的武器，那就是在歷史悠久的剝削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剝削階級思想、剝削階級作風、階級狡詐的鬥爭手腕、腐朽墮落的生活習慣等等，這些東西是經常地包圍著和腐蝕著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

毛澤東雖然在會上承認「違反了經濟規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實際對「七分人禍」的估計是不滿意的。「七分人禍」與毛澤東有直接關係，他是發號司令的一把手，正如他在會上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不過，主持黨中央一線工作、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也脫離不開干係的。在大躍進的熱潮中，他們也是推波助瀾者。劉少奇參觀常熟的和平公社畝產萬斤豐產稻田時說：「還能多產嘛，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會後，彭看到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稿，對上述一段話非常氣憤，隨時給楊尚昆打電話說：請轉告劉少奇，申明他沒有劉少奇講的「此事」。之後，他用很長時間寫出眾所周知「八萬言書」，對廬山會議、軍委會議加給他的不實之辭的一些真相說明和評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面報告和講話中對他的「誣衊」，向中央和毛主席申訴新加給他的「裡通外國」、「搞顛覆活動」和「彭高聯盟」等罪名。他指出：完全是「無中生有」。他說：和高崗來往中議論劉少奇是不對的，但不存在「彭高聯盟」。說我「陰謀篡黨和有國際背景，實在心懷委曲，是誣衊」，「莫須有」的罪名。「如果發現事實確鑿，我寧可按以叛國罪論處，判處死刑無怨」。他說：「真理只有一個，事實已經作了結論。少奇同志對客觀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憑空推測動機的錯誤結論，這個結論是主觀主義的，事實將要再次證明是錯誤的」。他申辯：我沒有任何「小集團」，也沒有任何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這是對我的「誣衊」。「劉少奇未免有點太過分。我不會像高崗一樣去自殺。」他表明為真理抗爭到底的心跡。

建國初期粉碎「高饒集團」后，外國評論說：「共產黨集團權威有所削弱」。國外評論有些是不懷好意，不無挑撥離間，藉機攻擊、醜化我黨，但不能說沒一點根據，說出了一些事實。黨內鬥爭和中蘇關係破裂，對國家建設造成損失，耽誤了中國綜合國力增強的時間。

鄧小平說，正當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在進入第一個社會主義建設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即1953年的時候，在我們黨內出現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企圖推翻黨中央的陰謀活動。在階級鬥爭的關頭企圖奪取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司令部，這是包含著怎樣陰謀！難道高崗、饒漱石之流能夠不了解他們的行為的意義嗎？難道他們長期間進行處心積慮的活動，不異一方面用自己的命運來作賭博，另方面用黨和國家的命運來賭博，能夠無意識的兒戲嗎？當然不是如此。這種陰謀家的出現，如我們所已經指出的，只能是當前的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的反映。

高崗的全部活動是為著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可是他是一個陰謀家，而陰謀是見不得太陽的，因此他故意裝成好象他並沒有反對毛澤東同志，而只反對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等人。他懂得過早地反對毛澤東同志，是對他的陰謀不利的。他認定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是他為了奪取權力必須首先衝破的主要障礙。按照他的打算，如果從黨中央和政府排擠了毛澤東同志的這兩個親密戰友而由他自己代替他們的地位，那麼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也就可以更進一步公開地反對毛澤東同志了。這就是為什麼高崗在攻擊中央書記和整個中央的工作時特別集中地攻擊劉少奇同志的緣故。

彭德懷回國后，鄧華擔任志願軍代司令員兼政委。1954年4月，東北局高幹會批判高崗及其「五虎將」期間，任命鄧華為東北軍區黨委書記，高崗死後，鄧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955年授予上將軍銜，隨後任命為副總參謀長。1959年打成「高饒聯盟的殘餘」、「黨內的危險人物」，逐出軍事機關。

第三部分，主要講了高、饒反黨聯盟的最大的罪惡就是在黨內使用陰謀方法來奪取權力，這是同黨的生命不能並存的，這隻能符合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需要。

劉少奇把廬山會議鬥爭彭德懷的所謂「錯誤」以及八中全會「決議」進一步肯定，這就顯現出夾帶私怨。彭德懷認為他指出大躍進以來全國性的「左」傾錯誤，反而被打成向黨「進攻」並做出相應的「決議」，定為「反黨集團」，又發動了全國範圍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比高崗反右傾思想激烈的多，那些一度糾正了的「左」傾做法重新實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傷口上又撒一把鹽。遠遠超過57、58年的錯誤。株連了相當一批領導人，造成經濟「臨近崩潰」，餓死幾千萬人。有人說：「58年傷了皮肉，60年傷了骨頭」。王任重在七千人會上描繪農村形勢：「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

首屆人代會結束將近半年，1955年3月，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高饒問題是會議的三項議程之一，由鄧小平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長達1.8萬字，共分5個部分，其主要內容是：

報告說，高崗和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中間和同年9月至10月的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中間以及這兩個會議的前後期間暴露出來的。他們調來中央工作不久。當他們在地方工作的時候，他們的奪取中央領導權力的企圖是完全隱蔽的。當高崗調到中央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調到中央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以後，他們的陰謀活動就迅速地發展起來並且互相結合起來，而在上述兩個會議期間及其前後集中地表現出來了，財經工作會議按照中央的方針是要提出黨在過度時期的總路線，並且糾正脫離黨的統一領導的分散主義和財經工作中表現著某些資產階級的觀點。但高崗卻利用了這個會議大大施展他的陰謀活動。他和他的追隨者不但在會議上為了有意製造黨內糾紛而發表種種無原則的言論，並且在會外大肆散播各種流言蜚語破壞中央的威信，特別是攻擊中央書記處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同時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經過這些陰謀活動把這次會議轉變為對黨中央的攻擊。高崗、饒漱石竟以為在這次會議上他們的陰謀已經初步成功，從而進一步展開了他們奪取中央領導權力的活動。

第一部分，敘述了粉碎高饒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在我黨歷史上有著重大意義的一個新的勝利和當前階級鬥爭形勢。

對於向明和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陳伯村等同志，中央政治局已分別根據山東省黨代表會和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決議撤銷了他們的原有職務。

在中蘇大論戰期間，康生主持反對蘇聯的「九評」文章時，赫魯曉夫聲言要在莫斯科紅場掛高崗的像，康生等指示東北、西北地區進行「肅清」高崗在「教育戰線的流毒」。西北局將榆林地委和延安地委關於「肅清毒」的報告轉發西北各省區黨委，並上報中央。

難怪有人對「反黨聯盟」定性提出疑異，就毛澤東講的所有證據也不是充分的，是牽強附會、推斷論定、拉郎配式的前後矛盾。他在講話中強調「要進行兩條路線的鬥爭，既要反對『左』也要反對右」。他講形勢時說，光明面佔優勢，黑暗面佔劣勢。劣勢「在很多同志身上，這是次要的一面。這跟高崗、饒漱石和張、張、趙、馬、郭五虎將不同，他們不能適用這個估計：光明面佔優勢。高崗有什麼光明面佔優勢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全黨在知道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各種事實，並結合著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傳達后，絕大數的同志都已經深刻地認識這種反黨活動的性質和它的極端危險性。但是有些較比缺乏政治經驗或比較不善於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同志，會感到不可理解。他們想，為什麼像這樣的「大幹部」還會犯錯誤嗎？難道這是可能的嗎？他們的不能理解就因為他們還不是從整個階級鬥爭的形勢來看這個問題。要知道，我們的國家一步步走向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在我們的社會生活內部資本主義因素向社會主義因素的矛盾和鬥爭也就越來緊張，在這種形勢下，任何黨員如果離開黨的領導和原則，如果堅持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如果把追逐個人權力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就一定會滾到社會主義的敵人那邊去，甚至發展為高崗、饒漱石這樣的陰謀家。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出現並不是什麼超乎階級鬥爭規律以外的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只有按照階級鬥爭的規律來正確地認識這種反黨活動，我們才能夠正確地有效地同這種反黨分子進行鬥爭。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陳獨秀、張國燾等著名的大叛徒，他們都是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我們曾經進行嚴肅的鬥爭驅逐了這些叛徒。有些同志覺得高饒反黨聯盟是難以理解的現象，這是不了解黨的歷史、階級鬥爭的歷史和現狀的緣故。

第二部分，主要敘述高、饒聯盟的陰謀活動是怎樣暴露的和中央對他們的陰謀活動所採取的措施。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對黨的建設一貫地採取降低黨員標準，降低黨的領導作用的做法。對於東北地區曾實行過的「自報公議，黨組織批准」的接收黨員的錯誤辦法，中央於1948年12月即提出糾正，但是高崗仍然支持這種辦法。高崗造了許多謠言反對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中關於整黨決定，就因為他本來不贊成向黨員提出嚴格的要求，高崗在黨內不提倡集體領導制度，而誇大個人的作用。這對黨的制度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由於受了這種影響，在東北的許多農村中甚至幾乎看不見黨組織的活動，而只有黨員負責幹部的個人活動。高崗對工礦企業片面強調一長制行政領導的結果，也大大降低了企業中的黨組織以及工會組織的作用，大大降低了有關的地方黨組織的作用。高崗的這一切做法，表示他實質上是要取消黨。

彭德懷兩次申訴，不僅未達到公正、全面「審查處理」，反而招來更大的災難，被認為彭德懷利用國際階級鬥爭和國內發生的困難而「翻案」，「八萬言」書是根本否認他「59年的錯誤」，根本否定「反黨集團」問題，「向党進行新的進攻」。《劉志丹》定為為高崗翻案，將彭德懷「八萬言」和《劉志丹》小說聯繫起來，高崗屍骨幽靈再次遭劫，使鬥爭更加複雜化，成了為打「西北山頭」的鬥爭了。之後，斷然定為「彭高習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扳正了彭德懷為「高饒聯盟」的「頭子」、「領袖」地位，彭德懷再次遭到嚴酷的批鬥。把一些歷史的真相遮蔽起來，為適應政治鬥爭的需要，捏造事實，嫁禍於人，妄圖逼彭走高崗自殺滅口而後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