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安街：過去現在未來》中，編撰者說：「長安街街道立面主要由建築組成，長安街上的建築是共和國歷史的縮影，標誌性很強，不張揚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中國第一街。圍繞長安街上建築的爭論，既是東西方文化撞擊的結果，也是文化多元的反映。在西方文化蜂擁而至的今天，長安街上的建築面臨著兩難的選擇，傳統的設計被認為缺乏現代氣息，甚至被稱為『假古董』；現代的設計又被看作是『西化』，破壞了古都風貌。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成為長安街建築的批評者，但建築師和工程師卻不能因為批評而停下手中的工作，因此，長安街上的建築往往是各種觀念妥協的結果。」這種言說解釋了長安街上出現的各種風格迥異的建築，也可以視為對既有規劃的一種辯解。

長安街上的大規模修正建設幾乎從沒有停止過，50年代長安街沿線建成的電報大樓、民族文化宮、內貿部辦公樓、北京飯店西樓等建築。接下來的60年代和70年代建設倒是停滯了，但這隻是因為當時整個國家都處在停滯狀態。隨後在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每一次北京城市總體建設規劃方案的修改，長安街的規劃和建設也都要隨之調整。1980年代沿長安街建成了中國工藝美術館、民航營業大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北京音樂廳、中國社科院、國際飯店、國家海關等。1990年代建成的知名建築則包括長安俱樂部、中糧廣場、恆基中心、交通部、東方廣場、國際金融大廈、中宣部、北京圖書大廈、中國銀行等。

1949年，33歲的建築師陳占祥抵達北京。他身材瘦削，帶一幅眼鏡，一口寧波話，英文講的比普通話好，儘管年紀輕輕ｒeａd•99csｗ.cｏm，已經頗負盛名。據說費正清的妻子費慰梅有一次問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說，如果陳占祥名聲這麼大，我們應該早就聽說過他才對。林洙於是告訴費慰梅陳占祥的英文名，費慰梅聽完后，嘆道：原來是他呀！

儘管長安街的不斷拓寬正是為了解決交通不暢的問題，只是這種「寬而稀」的路網正相反，造成了今天北京交通的困境。而開始長安街規劃的反面教材，西方發達國家『窄而密』的道路，反而因為路網密集，大量單行道的存在，被如今的城市規劃師讚賞。

陳占祥曾有機會離開大陸。據說在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那一夜，上海的夜空中迴旋著貝多芬的交響樂。在上海衡山路上的住所內，陳占祥在窗邊看到這些士兵寧肯在大雨中休息，也不願擾民，一時激動地眼淚直流，當時就把離開的機票撕得粉碎。極為欣賞陳占祥的導師阿伯康培支持陳占祥留在中國，北上京城的舉動。因為，對於阿伯康培而言，這裏，將會是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的天堂，正如前蘇聯那樣。土地國有政策和一個強大的政府，足以保證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的設想得到滿足，實現他哪怕最異想天開的設想。每一個雄心勃勃的建築師都無法拒絕這種誘惑：有人可以將你的想法變成現實。

無論這個決策正確與否，它讓長安街繼續成為中國最著名街道。沿著長安街開始出現一系列新的建築。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不斷改建的天安門廣場等。其中人民英雄紀念碑正是梁思成、陳占祥和林徽因的作品，它也是1949年新政權建立之後天安門廣場上出現的第一座建築。隨後改建和重建的天https://read.99csw.com安門城樓和城樓面對的天安門廣場一直是中國政治活動的中心地帶，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正是從北大紅樓向天安門廣場推進；1949年的開國大典在這裏舉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此後最重大的國事活動、閱兵和慶典就都在這裏舉行。1959年8月建成的人民大會堂則是新政權權力的象徵，歷屆的人大、政協會議和重大國事活動都在人民大會堂進行。正是因為人民大會堂和天安門廣場，長安街被當成一條政治意味極濃的街道。幾乎每天都有人群聚集道天安門廣場，觀看國旗護衛班舉行的升旗和降旗儀式。當天安門城樓和人民大會堂對外開放之後，無數人買票登上天安門城樓，模仿毛澤東的樣子揮一揮手，拍張照片；新富起來的企業家開始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和會議，享受以往只有國家政治領導人才能享受到的環境和美食。

如今的長安街景象早已不是當年梁思成、陳占祥們所能想象的。而批評者仍然無數次的引用梁思成和陳占祥當年的言路和思路，比如梁思成主張建築應當考慮同周圍環境的融合，再比如梁思成的反對大馬路方針，以及梁思成主張的對舊城牆和城樓城門的保護——這些也都在長安街的擴建過程中被拆毀。城市卻仍然在繼續生長。

在經過了數次辯論和努力之後，「梁陳方案」終於作罷。毛澤東說，他希望自己以後從天安門望過去，能夠看到一片煙囪。那個激進的年代中，人們對於國家富強的想象力局限於煙囪、糧食和鋼鐵。來自蘇聯的建築師以莫斯科為模板，為一個古城設計了未來。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在《關於改善北rｅａｄ.９9csｗ.coｍ京市市政的建議》中說：「北京沒有大的工業，但是一個首都，應不僅為文化的、科學的、藝術的城市，同時也應該是一個大工業的城市」。對於梁思成和陳占祥希望將行政中心放在老城之外的想法，毛澤東表示了不悅，他曾經說過，為什麼北京舊城皇帝住得，我們就住不得？甚至傳說毛澤東針對梁陳的新城計劃講過一句會讓梁思成毛骨聳然的話：「聽說有位教授想把我們趕出去？」

除了對長安街上建築的爭議之外，被很多城市規劃師批評為引起了交通障礙和沿街商業凋零的大馬路模式也起始於長安街，或者至少被長安街加強，新華社的記者王軍就是長安街式大馬路的批評者：「長安街以120米的寬度東西橫貫北京市中心，道路兩側禁止機動車停靠，車流奔騰。路旁一個宣傳牌向行人發出警告，『進一步將受到譴責，退一步將得到尊重』。在這樣的大街上，徒步穿行是危險的。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討論長安街寬度的時候，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說：『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鍾，小腳老太婆過這條街就更困難了。』如今長安街及其延長線已建成不少地下通道和過街天橋。行人如不選擇『上天』或『入地』的穿行方式，執意在路面橫穿，則被視為不文明，更嚴重的是，這可能是一種『要命』的行為。」

邀請陳占祥到北京的，是梁思成。已經近50歲的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建築學者和中國最有名的知識分子。共產黨人在攻打北京城之前，派人潛入城內，請梁思成標出需要保護的建築，表示即使有所犧牲，也要避開對這些建築物的炮火攻擊，這讓梁思成深為感動。另外一read.99csw.com件打動梁思成的事情是，彭真，中共的一個高層竟然能夠熟練引用梁啟超的作品內容。這讓梁思成大吃一驚。儘管「梁」這個姓氏曾經給他帶來極大的尊崇和榮耀，不過，「我雖是梁啟超的兒子，但很慚愧，我沒有讀過多少父親的著作，然而眼前這位共產黨的幹部卻能背誦他的作品，這件事很自然地使我對彭真產生了親切感」。

但是梁思成和陳占祥在北京城規劃的第一役就已經敗北。這場戰役圍繞著一條著名的街道進行：長安街。一個新政權建立之後，最迫切的問題就是，他們要在哪裡建設自己的都城。在北京這個歷史悠久的政治中心，新的政權應當選擇在哪裡安置自己規模龐大的辦公機構？梁思成和陳占祥提出的「梁陳方案」主張在舊城之外另建新城，安置政府機構，以達到保護古都的目的。而蘇聯建築師和隨後的中國建築師華洪攬卻主張在舊城的基礎上建設新城市。這場衝突日後廣為人知，伴隨著一片扼腕嘆息之聲。

單就交通而言，這條街道的麻煩還真不少，比如：因為長安街的特殊地位，為保證東西方向車輛暢通，沿線主要路口採取限左措施，但出於需要，一些特殊路口仍有個別方向准許左轉，這部分車輛佔用綠燈時間較長，造成長安街方向直行車輛排隊等燈，使路口通行能力降低；同樣為了保證通行，長安街不準空駛計程車通行，路側也禁止計程車停靠，上下車都需要進入相交路口，但是長安街兩側卻有很多大型商業機構和重要政府部門，正是人迫切需要上下車的路段。

梁思成的熱情還有出自職業的原因，「梁思成之所以對聶榮臻及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城市建設抱有如此熱切的希望，根源來自於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土地國有化的政九九藏書策，以及在中國即將得到這種政策所可能富裕城市規劃實施的有力保障」，梁思成的傳記作者竇忠如說。

人們仍然認為長安街是中國政治和文化意味最濃厚的大街，卻沒有注意到，在這條街道的兩側，出現的商業知名建築越來越多，以至於有人認為應該在未來的長安街規劃中增加類似於博物館、大劇院這樣的文化建築，減少像銀行總部、大型商廈這樣的商業性建築。2008年倒是建成了規劃中存在已久的國家大劇院，結果卻引起了軒然大|波。由法國著名建築師保羅·安德魯設計的國家大劇院被指責為天外來物，是無視長安街上已有建築的風格的「鳥蛋」。

於是，規劃按照蘇聯專家的提議施行，沿著長安街修建新的行政用房。梁思成和陳占祥的反對無效，儘管在日後很多人認為他們的反對理由充分：「沿長安街建設長蛇陣式的辦公樓將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車輛無處停放，且辦公樓沿街，塵土與雜訊為伍」。後來在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和北京市城市規劃學會主編的《長安街：過去現在未來》中為當時的決策辯護說：「但是，鑒於當時中央機關急於建設辦公用房，而長安街路南地區原為各國練兵場，崇文門內大街西側為國民黨時期的飛機場，是城區內不可多得的空地，於是在1951年相繼建成了公安、紡織、燃料、輕工和外貿各部辦公樓」。而梁思成也並未放棄對城市建設提出自己的建議。在寫給周恩來的信中，梁思成說，在長安街的規劃問題上，「兩年來首度的建設工程發展得很混亂，雖說有行政機構在領導，實際上各處工程設計部分零亂分散，都沒有組織，各行其是的現象甚為嚴重」，以至於在北京最主要的大街上，出現了「龐大而惹人注目的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