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在改革開放年代非主流的方式顯然會引人矚目。支持者中有懷舊者和反對改革者，也有對它的烏托邦真心讚美者；而反對者則擔心對南街村的讚美會引發對整個改革的反動。

理想動人心，自然難怪那麼多到訪者，無論是老將軍張愛萍還是前任總理朱鎔基等政治要人都對南街村表現出讚賞，更有人不斷捐款給南街村，指明用途是改善南街村領導成員的個人生活，其中就包括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她在2007年捐了10萬元給南街村。

在分配方式上，南街村實行工資制和按需分配結合，其中很多物質屬於免費供應：穿衣、住房、飲食、教育、交通……

「過了1984年春節，我自己考慮，不能再這樣搞承包了。這個意見拿到支部會上一討論，通過了。從1984年開始，把承包權收回來，南街村黨組織實行了集體承包。從1984年集體承包開始，1984年產值70多萬元，1985年是130多萬元，1986年是320多萬元，1987年是730多萬元，1988年是1400多萬元，1989年是2100多萬元，1990年是4100萬元，1991年是1.01億元，1992年是2.1億元，1993年是4.2億元，今年（王洪彬發表這番談話的1994年）可以突破8個億。這是兩種承包形式，得出了兩種經濟效益……」

王洪彬的另一項備受爭議的舉措是他和整個南街村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推崇，畢竟從文化大革命之後，整個中國都開始認識到個人崇拜的危害，並且開始反對偶像和偶像崇拜。

實際承包情況的失敗——承包出去的工廠不發員工工資、不上繳稅；大量土地的荒廢——或許還有王洪彬個人境遇的反差，讓這位班長感到了變化的必要，這一次，他又一次反其道而行之。他開始收回承包出去的工廠和土地。

2008年年初，媒體爆出新聞，以共產主義農村而知名的南街村「神話」或將終結。

而一直被南街村不斷宣揚的無私領導者們也受到《南方都市報》的質疑：1999年，王宏斌決定上馬「永動機」項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員均九*九*藏*書反對。然而，「永動機」項目還是上馬了。南街村還實行了一些看似荒誕的項目，但這些項目均以失敗而告終。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遺物時至少發現了2000萬現金及多本房產證。更讓人感到震驚的是，追悼會當天，有幾個抱著小孩的王的「二奶」來到現場，對王生前擁有的財產提出要求。

王洪彬在後來還放棄了一次成為工人的機會——那正值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的神話破滅之後，所有人都對在農村這個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前景感到幻滅。王洪彬這次反其道而行之，讓他失去了未婚妻，還有短期之內和父母的良好關係，但是卻深受南街村村民的歡迎，在作家刑軍紀撰寫的南街村中，他記述，「一干人開著拖拉機敲鑼打鼓把王洪彬搶了回來」。但是真正讓王洪彬和南街村後來名揚全國的，是他的另外一次反其道而行之。

此外，《南方都市報》還直指南街村所謂的億元村神話是依靠高額的銀行貸款和對外來勞工的依靠形成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拾億元村的桂冠。據南街村公開的資料顯示：1990年南街村集團產值是14億。『這種發展速度是16年增長2100倍，』王宏斌說。南街村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深圳的速度。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經濟增長不是靠自身積累，而是靠銀行貸款。』知情者稱，南街村從農行貸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還，該行已將南街村列入（貸款）黑名單」報道稱，南街村集團在2007年8月的銀行欠款已經達到16億元。

1976年，王洪彬入黨；1977年，王洪彬成為南街村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他被南街村人親切的稱為「班長」，一方面是因為他是南街村整個領導班子的領導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毛澤東的一句話，「黨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他上任之後最重要的舉動是在南街村辦起了一家磚廠，一家麵粉廠，而且，使用的方法頗為獨特。他辦磚廠的資金，一部分來自於王洪彬所稱的「指山賣磨」，王洪彬用特殊的方法來預售尚未建立起的磚廠尚未生產出的磚，來籌集資金；另外一reａｄ.９9ｃsw.cｏｍ部分錢，則來自於募集資金，包括王洪彬在內的人將自己家中的積蓄全部捐獻出來，用於建廠。

但是轉眼之間，這點成就就算不得什麼。政治形勢的變化帶動了整個中國的經濟形勢的變化。小崗農民自發包產到戶，這點星火轉瞬間形成燎原之勢。公社和集體成為落後的生產組織形式。南街村也不能列外，王洪彬和中國所有地方的農村支部書記一樣，把土地和他辛苦建起的兩家工廠都承包了出去。而自己整日無所事事，沉醉於酒宴之間。

1992年，王洪彬在南街村修建起一尊毛澤東的雕像，並規定由民兵24小時守衛。之後，又在雕像兩側豎立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後來媒體說，這可能是20世紀修建的最後一尊毛澤東雕像。王洪彬不止一次說起過自己對毛澤東的推崇，而且，這種推崇是現實意義的推崇，「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怎麼樣，反正我們南街無論從民風到傳統，毛澤東思想能夠指引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在南街村集團第25次股東會議上，形成了如下決議：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南街村集團核實股東，為集體企業）將12648萬元股本中的1809萬轉讓給王宏斌、1206萬轉讓給郭全忠、1206萬元轉讓給賈忠仁、387萬元轉讓給王繼春，轉讓后的股本為8040萬元。此外，原屬集糰子公司的4個企業，也將相應股本轉讓給該企業法人代表。在第26次股東大會上，再次對此進行了確認……至此，註冊資本為5億3千萬的南街村集團股權結構，由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佔40%，王宏斌佔9%，郭全忠6%，賈忠仁6%，王繼春6%，竇彥申6%，劉曉青6%，王金安6%，鄧富山3%，張平3%，王武軍3%，盧林政3%，姚喜蘭3%。在12名自然人股東中，出資額最高為4770萬元，最低為1590萬元。這12位自然人股東，都屬於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領導成員……在證明各南街村集團高管出資購買股本的『收付款項證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團高管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並按上手印，他們都堅稱『遵循《中華九_九_藏_書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誠實信用原則，保證以上所述內容是真實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虛假，甲乙雙方願意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責任』。」

「僅用了一年時間，王洪彬就帶領南街人連續建成兩座工廠。年產值達40萬元，不僅實現了南街歷史上工業生產零的突破，而且一開始就使工業產值接近了農業產值」，刑軍紀寫道。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他被與他相熟的人親切的稱為「彬」，他每個月只領250塊工資，也正是在他的領導之下，南街村才能和其它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村莊一樣富有，甚至更為富有。但是王洪彬也並非完人。比如，他迷信。後來，王洪彬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宏斌」。《南方都市報》的報道說，有一次王洪彬到深圳出差，促成王洪彬改名的當事人「知道王書記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術士為其測命測名，道士寫了首藏頭詩，大意是南街村和王書記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註定，如果將名字改為『宏斌』，南街村和書記可以繼續輝煌」。王宏斌（改名后）的崇拜毛澤東和他在南街村一言九鼎的作用，也難免為自己帶來「倔」的個性——王宏斌堅持要上「永動機」的項目就是一個例子。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王宏斌說：「倔是個性。沒有個性的人一事無成。信迷信的說法，我認為有很多方面，不可全信，不可不信。否則為啥國家允許這麼多人建廟宇、燒香拜佛？」

後來王洪彬說：「根據南街過去承包的教訓，在南街咱們認為個人承包是一種懶方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是體現一級黨組織無能的辦法……這個觀點也不是咱們瞎編出來的，是咱們通過實踐總結出來的。大家都知道，1981年那時候，農業上搞了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咱村的兩個小企業也搞了個人承包。承包可以說是改革的產物，尤其是在那個年代，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一個部門有沒有搞改革，就是看你這個人搞承包了沒有，你搞承包就是搞改革，沒搞承包就是沒有搞改革……我們認為，承包的結果是：群眾受了騙，個人落了錢，黨組織落了賴……那幾年，可以說南九九藏書街的大多數人都是反對我們這一班人的：有告我們狀的，有貼我們大小字報的，告狀的下至城關公社黨委，上至省委，這都是事實，大小字報近者貼到我家門口，遠者貼到縣委門口，大十字街上貼的有，這還是事實……領導見了我們都是批評性的語言，那個時候就沒法與1975、1976年那幾年相比。那幾年，我在臨潁縣紅得發紫，評啥先進少不了王洪彬，縣委發過文件，要求全縣青年學習王洪彬，各級領導見了面都是先笑后說話再握手。1981到1983那幾年，領導見了面都是扭扭臉便過去了」。

但是顯然，其中針對南街村最致命的攻擊，還是南街村村辦企業集團的改制，以及隨著改制而來的私有化。它是針對這個烏托邦的最嚴重的指控，因為人們發現，隱藏在這個烏托邦夢想背後的，可能仍然是人對財富的貪婪慾望，以及對他們自身宣揚的理念的背叛。

1984年，南街村決定反其道而行之，將土地承包權收回；1992年，南街村修建起一尊毛澤東的雕像，並規定由民兵24小時守衛；隨後，又在雕像兩側豎立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至此，「紅色億元村」開始名揚海內外。這個位於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的村莊和大邱庄以及華西村一樣，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村莊。但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仍然堅持著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村的各種制度。2008年年初，媒體發起了一輪針對南街村的調查，調查說，南街村的神話可能終結。

13歲那年，後來成為南街村黨支部書記的王洪彬（這是他最初的名字，只是在後來，這位風雲人物才改名為王宏斌）沒有考上初中，回南街務農。生於1951年的王洪彬是典型的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的一代中國人。他經歷過的所有教育都讓他堅信那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眾英雄的崇高，而很少考慮產生這種英雄的可能性，以及對他人的道德要求是否適當，因為他首先要求的正是自己，他要把自己變成這樣一個英雄。

有人問王洪彬：「王書記，請問南街這種做法會不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王洪彬很有技巧的回答說：「南街村這種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九*九*藏*書可以燎原』，這不是我們考慮的事情，而是中國高層次領導考慮的事情。我們作為基層黨組織和普通黨員只有認真帶領群眾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大力推進兩個文明建設的責任和義務。我們有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不是處在亂世，誰的政策好、得人心，誰就可以得天下。中國高層次領導如果認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國實際，有推廣價值，那它就會燎原；如果高層次領導認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國實際，沒有推廣價值，那它就不會燎原。」

在2008年年初南街村被媒體曝光私有化之後，南街村的黨委辦副主任雷德全說，很多老將軍都打來電話問怎麼會事。這個小村莊身上已經凝聚了很多老一輩共和國締造者的希望，那就是他們為之奮鬥的一些價值觀仍然可以存在，仍然是合理的。

問題首先是一直堅持集體所有的南街村村辦企業集團已經在2004年實行改制。包括《第一財經日報》、《南方都市報》和《中國新聞周刊》在內的媒體到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看南街村集團的工商登記資料，資料中顯示：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團第25次股東會議后，原本由5家集體股東構成的南街村集團股權結構進行了變更：中原工貿40%、王宏斌9%、郭全忠等6人共36%、鄧富山等6人共3%。《南方都市報》的報道最為詳盡：

還有人問，既然個人承包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是體現一級黨組織無能的做法，那麼黨中央為什麼還要提倡個人承包？王洪彬回答說：這種觀點符合南街的實際。至於黨中央為什麼要這樣提倡，你可以去問一問黨中央。

南街村和王宏斌仍然堅持，所謂的私有化是無稽之談，南街村永遠不會搞私有化。「我們認為南街走的道路是正確的，是共同富裕，是正義的，我們是不怕失敗的。」王宏斌說。

直到今天，搜索南街村的網站，打開它，仍然能夠看到網站上方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頭像，能夠看到「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而努力奮鬥」的標語和王宏斌著名的傻子理論：「這個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造，最後是屬於傻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