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昌縣委書記劉謙詳發表在《學習時報》上的一篇文章，列舉了這位當地共產黨最高領導者認為在平昌進行直選實驗的背景：「一是農村社會組織結構和利益關係發生深刻變化。農村組織形式多元化，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關係複雜化，社會組織和成員關係由行政歸屬向利益歸屬轉變，行為由政治推動向利益驅動轉變。二是農村基層組織權力分化轉移。廣大農民對黨組織的依賴逐步轉向對市場和經濟組織的依賴，黨政組織的權力逐步向市場和經濟組織、自治組織、政策法律和大眾傳媒分化轉移，基層組織的凝聚力和號召力下降。三是傳統的幹部選任制度帶來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尖銳。長期以來，傳統的組織任命方式導致幹部變動頻繁，只注重對上負責，短期行為嚴重……黨群幹群關係緊張，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甚至危及到鄉鎮政權鞏固。四是加快基層黨內民主建設的條件日趨成熟。」

你需要用超過5個小時的車程才能順著蜿蜒的山路，從中國四川省的省會成都，抵達位於這個西南省份的東北縣城平昌，一個擁有97萬人口的農業縣。正如英國作家Mark Leonrd發現的那樣，「山坡上開墾出梯田，以種植穀物。路在薄霧中時隱時現，描畫出一個棲居在峭壁上的城鎮的輪廓。誇張的混凝土房屋突然出現面前，像對來訪者猛擊一掌。」

2004年1月，平昌縣把自己的鄉鎮公推直選試驗擴展到了全縣27個鄉鎮中的9個。鄭開屏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參加選舉的2901名黨員占黨員總數的87％，其中還有116名是專程從自己的打工地趕回來的。新華社記者對所有9個鄉鎮的直選過程進行了採訪。這個中國官方通訊社的記者說，「這是黨的歷史上首ｒeａd•９９ｃｓw.cｏｍ次大規模的黨委領導班子直選試點，也是四川省目前時間最早、範圍最大的公推直選試點。」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在內的官方媒體的報道和十六屆四中全會「逐步擴大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直接選舉的範圍」的決定，開始讓平昌聞名全國，成為著名的政治實驗田。

但是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存在著更多的關於民主的紛亂話語。另一位中國知識分子潘維說：「目前對中國人而言最緊要的主題不是誰應當來治理政府，而是政府應當怎麼治理」。潘維的觀點是，政治改革應該首先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從西方理論出發。又有人爭辯說，法治的建設應當先於民主的建設。所有這些理論都在指向一個方向，就是中國不應當簡單遵循西方的政治民主路徑，而應該發展出自己特有的治理結構和政治制度。首先不能動搖的是中共共產黨的地位，任何改革都必須是在不能進行全民選舉的前提下進行，這使任何改革都必然止步於一種「協商式獨裁」，或者中國共產黨提倡的參政議政——但是，當然決不可執政。這會成為一種新的政府組織形勢嗎？沒有人知道。

當這位英國人達到平昌時，他發現自己被憂鬱的農民們包圍，傾訴各種麻煩，希望他能夠幫他們解決，或者他至少有能力把他們的訴說傳遞出去。這些麻煩包括：從土地上所得收入不斷下降；醫療費用和教育費用反而在攀升；孩子們缺乏足夠的成年男性作為榜樣；而他們的留守生活又是多麼孤獨。這裏的村莊和中國大部分內陸鄉村一樣，絕大多數年輕力壯者都主動到城市裡謀生，留下一些老人和兒童守護仍在生長的田地，「那些留下來的人，每年只能從土地上賺到900塊」，一九-九-藏-書個老婦對Mark Leonrd說。只是所有這些向他抱怨的人都沒想到，「我在北京的朋友把我送到這裏，讓我把平昌作為中國未來的一個模本來研究」。

第一個公推直選的鄉鎮黨委書記是平昌靈山鄉黨委書記遲春林。平昌縣黨委決定在平昌進行試點時，說服了這位自覺民望還不錯的鄉黨委書記同意去競選原本屬於自己的職位。「覺得自己這幾年還是為鄉里辦了些實事，黨員群眾還是比較認可，覺得有信心贏得選舉；另一方面，村委會幹部敢於在幾百甚至幾千人的村民大會上演講競選，鄉鎮黨委領導為什麼沒有勇氣在幾百人的黨員大會上進行演講競選呢？」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員王勇兵後來這樣描述遲春林的想法。這位1949年之後的第一位直選鄉鎮黨委書記，後來還在成都向中共高層中負責政府官員任免的領導人曾慶紅彙報了直選的經驗。只是當初包括遲春林、劉謙詳和李開屏在內的平昌縣的黨幹部，恐怕都沒想到這個冒險的舉動被後來趕來的媒體稱為和小崗村居民包干到戶一樣有革命性的舉措。只是和小崗的不同是，小崗的改革迅速傳遍了整個中國，以至於後來有人戲稱說，鳳陽兩次統一了天下，一次是朱元璋，另外一次是小崗；而平昌的改革更大程度上還是中國共產黨推行「黨內民主」的一種探索。

當時的平昌縣組織部部長鄭開屏回憶說：「搞公推直選，黨章無規定，請示上級組織部門，未做書面答覆。我們在一個鄉試點，也確實是冒險的做法，因此宣傳上很低調，做前做后都不敢向上報材料，但我們堅信所做的是正確的。」劉謙詳後來也回憶自己當時的想法「我對權力本身很超脫，看得不是那麼重」；「為九*九*藏*書平昌縣推動鄉鎮黨委班子公推直選，擴大黨內民主的改革創新感到自豪和光榮，如果這樣做有什麼風險的話，我就是今後不當這個縣委書記，我現在也要把公推直選進行下去。」他對後來到平昌來訪問的記者和調查的學者反覆講一個比喻，選鄉鎮黨委書記就好像是兒女找對象，如果對象是父母替他們做主選的，發生問題后，兒女一定對父母百般抱怨，可是如果是他們自己選的另一半，出了問題，他們也就不能抱怨父母了。

俞可平最知名的文章是他在2006年發表的《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篇文章一出，頓時洛陽紙貴，儘管俞可平本人同時受到了雙重攻擊，一部分人攻擊他為西方制度張目，過於西化；另一部分人則攻擊他為目前的政治制度進行粉飾。在接受《南方日報》採訪時，俞可平否認自己高層智囊和文膽的身份，但也承認自己的研究中一部分是「受命于官方甚至執政黨的核心機構」。他幾乎每晚一點才睡，凌晨六點即起晨讀，晚上很少應酬，大部分時間用來讀書，但也喜歡看電視劇和上網瀏覽信息，曾經紅極一時的《士兵突擊》他也看過。在俞可平的觀念中，中國應當進行的是一場「增量民主與善治」的政治創新，和經濟改革一樣，政治改革也應當進行增量改革；關於黨內民主，「中國的7000萬黨員本身就已經比英國人口數量更為龐大」。

中國地方政府改革與創新課題組的負責人是中央編譯局的副局長俞可平。俞可平是近年來中國最閃耀的政治學者，因為他關於民主的言論和對黨內民主的探索而知名。當然，更加重了他的份量和引人矚目程度的，是關於他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智囊的傳聞。

2006年1月14日，平昌縣申報的「公推直選鄉read.99csw.com鎮黨委領導班子」項目，獲得「第三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地方政府創新獎是由中央編譯局創辦的一個獎項，顧名思義，它的目的是為了激勵地方政府進行治理上的創新，從而為整個中國中央政府的治理和改革尋找破局之法——長久以來，中央政府的改革一直都是一個最為敏感的話題，它能激起中國任何一個角落的街談巷議，也能挑逗起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和媒體領袖的好奇心，但是長久以來卻沒有任何人能清楚看到，在這方面，「中國怎麼想」（What does China think？這也是Mark Leonard後來出版的一本書的名字）。Mark Leonard正是在他中央編譯局的朋友的推薦下，不辭辛苦來到平昌，去看所謂的中國的希望。

另一些研究者則要直白得多，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的王舒嫻在她討論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的文章中說，這種改革「主要是為了緩解和應對執政黨在基層的合法性危機」。這位研究者舉例說，1998年時，四川省平昌縣涵水鎮鎮政府拖欠村民債務遲遲不還，結果氣憤的村民幾次把鄉鎮黨委的牌子撤了下來，「反映了黨群干群的緊張關係已經到了相當激烈的程度。村民對於鄉鎮領導的不認同使得鄉鎮黨政在農村的工作難以開展，縣黨委試圖通過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來緩解鄉鎮黨政的合法性危機。」王舒嫻說。

劉謙詳將平昌的「黨內民主」試驗做法概括為三公開，兩票制和三輪選。三公開指公開宣傳號召全體黨員參選，公開報名，公開推薦候選人。兩票制指推薦票和選舉票，候選人們首先要在鄉鎮黨員大會上進行演講和答辯，為自己贏得選票，爭取成為正式候選人；接下來，九_九_藏_書再由轄區超過五分之四的黨員對這些正式候選人進行直接選舉，超過半數即為當選。三輪選指的是正式選舉時採取直著選、倒著選和差額選舉的方式進行三輪選舉。所謂倒著選是指第一輪選出黨委書記，第二輪選黨委副書記，第三輪選黨組其它成員。

如果平昌能夠吸引來眾多遊客，那一定不是因為它秀麗的風景，或者它有一套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儘管這兩者是中國一個地方成為標誌性地區，吸引來無數觀光者或者朝聖者的要素。平昌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實行鄉鎮級黨委領導成員公推直選的縣級城市：2001年鄉鎮換屆時，平昌縣委在靈山鄉進行公推直選黨委領導班子試點，成功后，新華社記者蔣作平和李銀在自己的報道中稱，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黨員公推直選黨委領導班子的嘗試」。平昌縣的縣委書記劉謙詳對2006年到平昌做調查的Mark Leonrd說，公推直選的政治實驗讓這個在中國地圖上原本不起眼的小地方開始吸引到來自各地的注意，「我們的經濟並不發達，但是我們在政治上領先一步。」

2006年，平昌縣申報的「公推直選鄉鎮黨委領導班子」項目，獲得「第三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平昌成為國內外學者和政治家觀察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窗口。平昌縣是四川東北部、米倉山南麓的一個小縣城，全縣幅員2229平方公里，總人口970906人，農業人口就有795446人。它是全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也是國家司法部、四川省發改委和四川省路橋集團定點幫扶縣。平昌的經濟並不發達，但是從2001年開始的公推直選鄉鎮黨委書記試驗，讓平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甚至有媒體將平昌稱為中國在政治領域改革的小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