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敵情錯誤估計的基礎上，對整風的目標作了修改。《決定》規定：「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說，整風變為了審乾和肅反，從思想洗禮變成組織清洗。

康生既然已抓出了一個王實味，當然想再揪出大批的張實味、李實味。

另一名叫劉錦梅的女孩，年僅14歲，「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受特務指使，用美人計拉攏腐蝕黨員幹部。

人們都知道，延安整風的主要目標是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整頓三風，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黨的歷史，學習整風文件，統一全黨認識。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

大批「特務」是怎樣坦白出來的呢？

整風開始后，黨內發揚民主，發動大家提意見，當時青年知識分子幹部意見特別多。王實味在寫《野百合花》之前，就給毛澤東上書，批評延安「衣分五色，食分三等，貧富不均，貴賤有別」等等。在延安街頭出現的名叫《輕騎隊》的壁報，貼在大路上，內容也是批評等級制、不民主這些問題。

但是，康生仍不滿足，他急需擴大戰果，顯示他的工作成績和能力。他聳人聽聞地說：「中央駐地楊家嶺有三個剃頭的自首了。我們的頭在特務的刀子下滾來滾去。」

的確，在整風前和整風期間，陝甘寧邊區發現了壞蛋——邊區保衛部門破獲了一些特務案件。

接著，他提出：「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肅反」，「三者之間是必然聯繫，鐵的規律」。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他的高級參謀胡公冕為首的代表團到延安和我方談判，並派特務分子侯聲（胡宗南部的副師長）同行。康生以「防止邊區內部特務與胡宗南代表團交往」為由，親自圈點了一個所謂「叛徒」、「特務」、「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名單，指令邊區保安處於4月1日晚抓人。後來，他還得意地說：「4月1日晚來了個突變，一夜雞犬不聞就捉了200多人。」

還有的因經受不了不白之冤而精神失常，上弔、投井自殺。

再如《解放日報》文藝欄曾登過一篇作家馬加寫的小說《間隔》。小說寫了一個老幹部、游擊隊長喜歡一個從城市來的女學生。但他那種簡單、純樸、粗魯的愛使這位女學生害怕，他們中間有很大的間隔。這篇小說引起老幹部的不滿，編輯部作檢查，在整風中一再受批評。

諸如此類都產生了矛盾。

康生如獲至寶，得出結論：「甘肅黨是紅旗黨」（即打著紅旗反紅旗之意）。並說，這個案子「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務政策有了一個九_九_藏_書新的認識，對大後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對延安的特務分子數目得到了一個解答，使我們的右傾思想有了一個觸動。」

擔任總學委的負責人後，康一心想做出點成績，藉機撈點政治資本，好向權力上層擠進。而康生惟一擁有的就是在蘇聯學習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經驗。

康生，原名張宗可，字少卿，山東膠南人，1925年入黨，1930年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審查委員，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1931年赴蘇參加共產國際工作，1937年11月與王明一道回國。在蘇聯時康生原本對王明亦步亦趨，而到延安后，他先是耍兩面派，后又見風使舵，做出對毛澤東忠心耿耿與王明作鬥爭的樣子。在延安，康生擔任了中央黨校校長和中央社會部部長，掌握了教育、審查幹部的一部分權力。因此，在整風運動中，他當上了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澤東）。

在此氛圍下出現了許多鬧劇：

當時著名的特務案件有「軍統局漢中特務偵察訓練班」一案。戴笠於1939年底在陝西漢中縣陳家營村開辦的一個特務訓練班，兩年左右訓練了幾百名特務，其中派往陝甘寧邊區的有40多名。其主要任務，是打入我要害部門，刺探情報，進行破壞。不久，絕大多數人被我方查了出來，或秘密做了坦白交待。

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搶救失足者》報告。窗外艷陽高照，聽報告的人卻意識到這是「新的恐怖信號」，心裏湧上陣陣寒意。

1942年4月，康生向毛澤東彙報，情報顯示，蔣介石正乘機而動，準備從軍事進攻和內部破壞並舉，搞垮中共；而且5月以來，國民黨讚揚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傾向，並利用黨內自由主義乘機開展特務活動。

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邊區高幹會上作了反姦細鬥爭的報告。

整個延安一時陷入了混亂和不安中。

為了得到口供，搶救運動中，對被審訊人員施刑，「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

別小看了點心、餅乾的作用，在40年代的延安，經濟異常困難，有時只能喝稀粥，能吃到餅乾是一種奢侈。

事前，保安處的幹部提出證據不足，康生則說：「先抓起來再說，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審問就是為了弄清問題。」這些說明審干肅反擴大化已在所難免。

在康生的指示下，許多做過地下黨工作的同志，先後被押到延安接受審查。

張克勤起初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審訊人員就進行「逼供信」。在經受了幾天的肉體折磨和車輪戰術后，19歲的張克勤承認自己是特務，並交代了所謂的特務組織系統及其他特務的名單。

1942年6-7月，中央研究院等單位召九*九*藏*書開揭發批判王實味大會。會上有人揭發王實味講過「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拉狄克是一個可愛的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蘇聯對於季諾維也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以懷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等當時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話。加上過去王實味又曾與托派分子有過交往，在康生的插手下，沒有任何真憑實據，王實味被扣上了三頂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被開除黨籍，被捕入獄。

康生說，到延安來的廣大青年和幹部，有70%～80%政治上靠不住。因而在當時社會部「將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將許多新知識分子幹部，都主觀肯定為特務分子，以為既有嫌疑，定是特務；既是特務，在我區域內必有組織；既有組織，必有頭子；既有頭子，必有領導機關；既有領導機關，必有中層下層組織。因此對每個嫌疑分子，或特務分子，一定要逼出龐大的特務系統，供出許多特務關係，然而才認為坦白徹底。」

由此，不僅甘肅黨成了「紅旗黨」，而且陝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黨都是「紅旗黨」。來自這些省的地下黨員，都有特務嫌疑，都是審查對象。

身在莫斯科的康生，把這些統統作為正面經驗接受下來。回延安后，康生如法炮製。1938年1-2月間，他曾發表文章，信口雌黃地說陳獨秀等人是「日本姦細」，說陳獨秀從日本每月領取300元的津貼。

首先，康生又讓自己製造的張克勤案件派上用場，讓張成為「坦白典型」，騎上高頭大馬，戴上大紅花，先後到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八路軍大禮堂、綏德抗大總校、綏德師範等單位去作「坦白動員報告」，進行現身說法。

青年知識分子中的極端民主化和自由主義傾向，引起了中央的極大重視，並對這一傾向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認為「小資產階級的歪風，影響很廣，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風運動納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時間內，整風矛頭首先對準了青年知識分子中的這股歪風」。

40年代，國民黨一再製造反共事件。中共中央主張：「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要反對。」毛澤東聽了彙報后表示：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實行幹部鑒定，對幹部的思想和組織觀念，實行審查工作；在審查工作中，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以鞏固組織。

有的女同志愛打扮，就被說成：「長得那麼漂亮，不當特務，誰當特務！」

最無辜的還是成全、王里夫婦和潘芳、宗錚夫婦。王里、宗錚是復旦大學的校友，在延安有來往，而王里1936年初在南京時認識王實味，王實味與宗錚夫婦是近鄰，彼此有九*九*藏*書些接觸而已，他們卻因此和王實味一起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

這是把思想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的典型範例。

特別令人不解的是，這些「特務」所坦白出來的「來歷」及「罪惡活動」，離奇古怪，不可思議，有的和小說故事差不多。

綏德師範一個16歲的男孩，名叫馬逢臣，在「坦白」大會上，手提一包石頭上台，交待他是受特務機關訓練的特務，而且是石頭隊隊長，專門用石頭殺人。

據張克勤後來回憶：「在西北公學召開的號召坦白的大會上，一個一個地盯住看，看著誰像就叫誰承認是『特務』。承認了『特務』就叫你上台『坦白』，結果大禮堂坐著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務』。」

行政學院九班有一個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務」、「反革命」。會後立即舉行慶祝會，大家捐錢買花生、紅棗，還邀請其他沒有「坦白」的人去參加。

這樣從保安機關到一般機關，假坦白越來越多，有了7月15日康生報告中450人向黨坦白悔過的數字。在這種「坦白」中已埋下冤假錯案的種子。

王實味事件的發生，進一步影響了黨中央關於整風指導思想的變化。

負責肅反和安全工作的康生藉此大肆宣傳，說邊區「特務如麻」。

《四三決定》發布后，審干由內部轉為公開，開展了群眾性的坦白運動。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大會上作報告。他聲色俱厲地說：「現在是緊急的軍事動員時期」，「無論青年人、中年人，無論是男人、女人，無論是自覺的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再不要為敵人第五縱隊服務了！……共產黨是歡迎一切失足的人變為抗日救國的中國人，每一個失足者都變為改過者。

7月15日，他又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讓形勢變得咄咄逼人。「坦白」的人數不夠多，就逼、供、信，甚至憑主觀臆斷，任意指鹿為馬。

在當時形成了「坦白」光榮的氣氛。為了鼓勵「坦白」，很多單位決定，凡坦白者給點心、餅乾吃，並在大會上戴大紅花表彰。

一位中組部的老同志在北平上學時，跟一個牧師學過外語，被打成「義大利特務」。

因此，「我們號召來坦白的人趕快坦白，不要放鬆一秒鐘的時間。失掉了這個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康生講話后，「搶救失足者運動」席捲延安和整個邊區。一向生氣勃勃、充滿著團結互助氣氛的延安城，籠罩上了混亂和不安的陰雲。所有的機關、學校、團體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坦白大會」、「控訴大會」、「搶救大會」、「規勸會」等各種會議夜以繼日，出現了「搶救」高潮httｐｓ://rｅaｄ•99ｃsｗ.ｃoｍ，坦白或被揭露出來的「國特」、「日特」、「復興社」、「漢奸」、「叛徒」、「紅旗黨」、「壞人」等多如牛毛，各單位各機關都有。一時間，全國模範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清出的「特務」等竟達15000餘人。有的單位除少數人外，幾乎全成了「搶救」對象。中共中央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餘人，便抓了170個「特務」。關中師範參加整風的88人中，挖出62個「特務」。綏德師範挖了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的73%。延安警衛團竟然有80%以上的「國民黨特務」。

整風開始后，康生抓住王實味事件作文章。

當時，延安物資匱乏，對領導幹部給予適當的物質照顧是合理的，作為知識分子幹部應該理解；而個別不合理的地方，廣大青年幹部提意見也是可以的。但是，延安的幹部來自五湖四海，當時延安的新老幹部之間，根據地黨組織與來自敵後國統區的地下黨組織之間、工農幹部同知識分子幹部之間、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之間存在著一些矛盾。青年知識分子幹部一提意見，有些老幹部卻產生猜疑，認為是衝著共產黨來的，是反對黨的領導。當時作為毛澤東的秘書的胡喬木給王實味寫信，批評他「文章里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挑動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提醒他要注意提意見的立場和方法，不要走偏。

……康生是何許人也？他竟然在延安導演了一幕紅色恐怖劇，把一個朝氣蓬勃的紅都變成人人自危的場所。

6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了王實味的托派問題，他是有組織地進行托派活動……中直、軍委、邊區機關幹部中，知識分子有一半以上，我們要發現壞蛋，拯救好人。

「一小孩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時還可以從容地去救，如果是漲大水的時候就要搶救，這是不說也懂得的簡單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來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搶救的時機，卻主要是依靠自己。」

因此，在搶救運動中，一些人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

邊區政府總務處處長是一位老幹部，平時勤勤懇懇，與群眾打成一片，很受同志們的歡迎，開過「坦白」動員大會後，很苦惱，因為他手下工作人員是出身貧苦、歷史清白、文化程度低的勤雜人員，沒有問題「坦白」。為此他弄得吃不下，睡不香。總務處的同志們看在眼裡，便私下商量：為了解除老處長的苦惱，而且「坦白」了還能吃餅乾、戴紅花，大家一齊去「坦白」算了。於是，大家一齊「坦白」是「特務」，上上下下皆大歡喜。

王實味寫作《ｈtｔps://ｒeaｄ•９９cｓｗ.ｃｏｍ野百合花》、《政治、藝術家》等雜文，帶頭反對院長，主張全院大會民主選舉，成為了批判的靶子。

更有甚者，有些青年知識分子喜歡聊天散步，談談雲彩，說說月亮。於是被捕風捉影者誣為組織反革命組織「月亮社」、「烏雲社」……還有一樁後來成為「笑柄」的事情，反映人們精神緊張的程度：有一個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因工作回家遲了，半夜到家，新媳婦仍獨守孤燈等待他。他不僅不為之感動，反而認為她有問題，硬揪她到一位負責同志那兒交待問題。

1942年11月，康生在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製造了一個張克勤案件。

2張克勤，1936年10日在西安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爆發後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派往甘肅蘭州做地下工作，並在蘭州入黨。1939年6月因被敵人懷疑，經中共甘肅工委和林伯渠同意調往延安。張到延安后，國民黨特務抓了他的父親和妻子，這兩人都是共產黨員，被捕后叛黨。然後是西安三青團的報紙曾刊登過一批自首人員的名單，第一個名字便是張克勤。恰恰在整風期間，重慶的一個特務寄給張一份國民黨刊物——《中央周刊》。康生便據此派人把張克勤抓起來，進行審訊，問他是怎樣當特務的？又是怎樣被派往邊區進行破壞的？

一位進步女青年的親屬中有一人是漢奸，便懷疑她是「日本特務」。

康生常常拍著胸脯說：「看×××那個樣子就像特務」。在他的言傳身教下，許多離奇案件出現：

在他赴蘇時期，正是蘇聯肅反擴大化嚴重泛濫的年代。在斯大林「關於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就愈多」的錯誤理論指導下，包括蘇共中央政治局在內的大批幹部被扣上「反黨分子」、「特務」、「外國間諜」、接受「外國津貼」等罪名，慘遭殺害。最後，連執行肅反任務的許多「契卡」人員也未能倖免。

最後，他說：「我們警告那些執迷不悟的特務分子，快快覺悟轉變吧！為了搶救失足青年，我們有菩薩的心腸，但為了鎮壓特務，我們又有鋼鐵的意志，如果他們堅持，不願改悔，甘為敵人第五縱隊服務，那我們必須以嚴厲辦法堅決鎮壓之。」

與此同時，敵占區的日本特務機關也向邊區派遣了特務。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即有名的《四三決定》）。

這個不實的情況，影響了毛澤東的認識和判斷。1942年11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宣布，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半條心），而且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鬥爭。於是，延安的中央機關和院校在12月開始審查幹部的工作和反特務鬥爭。各單位發動每個幹部寫自傳，反省思想，反省歷史，調查社會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