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蕭軍和丁玲的觀點，毛澤東在5月23日的講話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無論是進步的、落後的、光明的、黑暗的，我們文藝工作者暴露和謳歌都應因人而異，也就是說要有鮮明的階級感情和階級立場。」「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不是什麼『暴露人民』」。

丁玲在發言中針對「暴露」和「歌頌」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我想對於光明的、進步的，當然應該給以熱情地謳歌，但對於黑暗的阻礙的現象，我們絕不放下武器，袖手旁觀，應該無情地暴露它。」

在耀眼的燈光下，人們專註地聽毛澤東講話。他說，座談會開了三次，開得很好。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題目叫作「結論」。

毛澤東針對大會提出的問題，針對延安文藝界的現狀和爭論，聯繫「五四」運動以來革命文藝工作中的問題，規定了革命的文藝方針政策，指明了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和道路。他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具體講就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在結合過程中，注意改造世界觀，轉移立足點。唯其如此，才能和群眾打成一片，感情交融，歌哭相同，真正成為他們的代言人；唯其如此，才能開掘「礦藏」，深挖「源流」，寫出群眾喜聞樂見的好作品。

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蕭軍、王實味、艾青等為中堅力量，寫作了一批「暴露黑暗」的雜文。

1938年3月，著名的作曲家冼星海來到延安。他和光未然合作，僅用幾天時間，就創作了《黃河大合唱》，唱出了民族的抗日精神，顯得大氣磅礴。5月11日，首次演出，擠在人群中的毛澤東聽后，連聲叫好。周恩來則欣然命筆：「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王震馬上找毛澤東反映情況，毛連夜挑燈去看了壁報。回來的路上，他對隨行人員說：「這些東西很有教育意義，是很好的反面教材。這樣我們就有了思想鬥爭的對象。」

抗戰時期的延安，聚集了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到來，給貧瘠、荒蕪的黃土高原帶來了文化的繁榮，給延安文藝帶來了欣欣向榮的新局面。

這在黨內和文化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前來參觀的人川流不息。王震看后很不滿意，說：「前方的同志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

王實味是個翻譯家和作家，1925年考入北大，1926年入黨，翌年與黨失去聯繫，1937年重新入黨，10月進延安。在前文中，他說：

經過深入的調查，毛澤東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是，知識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這些人到延安，看見了缺點，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最後大家商議，要開個會，讓文藝工作者充分發表意見，交換思想，然後讓毛澤九*九*藏*書東集中講一講，以便統一思想，利於文藝事業的發展。毛澤東同意了大家的提議。

著名的作家老舍在他50周歲時寫的一篇紀念《講話》的文章，最能說明《講話》對文壇的影響。他說：

「在解放前，我只是我，孑然一身，與別人無關。我是一葉可憐的飄萍，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隨風飄蕩，可能莫知所終！現在呢，我必須在群眾中紮下根。我不再是個『孤兒』，而是有千千萬萬朋友的人。」

最後，朱總司總說：「有的同志覺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實比起我們從前過雪山草地的時候，已經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說，重慶吃的住的穿的東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東西再不好，是我們自己的啊！」

丁玲，是抗戰前夕第一個從大城市到達陝北的著名作家。她一出國民黨的牢門就來了陝北。

中國的新文藝運動，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總之，「我興奮、快活，因為我得到了文藝寫作的新生命！」

整風會上，王實味言詞激烈，帶頭反對院長李維漢提出的各級領導是「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當然委員」的意見，主張由全院大會選舉產生，贊成他的意見的佔3/4，結果檢委由群眾民主產生。在壁報上，王實味發表署名文章，繼續批評李還保留著黨內家長製作風的殘餘。

吃過晚飯後，在廣場上用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架懸一盞煤氣燈照明，毛澤東作結論。

毛澤東說：「我們不是站在喜馬拉雅山辦報，既不屬於這個階級的又不屬於那個階級的。」

他說：別瞧不起《小放牛》，老百姓喜歡，我們演《小放牛》，劇團離村時，群眾戀戀不捨，送出很遠，並贈送許多慰勞品。「你們要在那些地區找我們劇團，怎麼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花生米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在《野百合花》一文中，一心埋頭翻譯馬列經典、什麼嗜好也沒有的王實味，將延安成立俱樂部，周末唱戲、跳舞的娛樂與前方將士拚死疆場的悲壯對比，憤怒異常，指責為「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他論及延安生活中一些領導不愛群眾，延安存在等級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他認為延安雖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把黑暗消減至最小限度」，在艱苦的革命歲月，反對一些「不見得必要與合理」的地方。

抗戰爆發后，1937年8月，丁玲在延安組織成立「西北戰地服務團」，用毛澤東的話說是用他們的筆，用他們的口與日本打仗。

一大批文藝青年湧向延安，在促進延安文藝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問題。這就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從亭子間到根據地，不但是兩種地區，而且是兩個歷史時代」。「到了根據地，並不是說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在未和新的群眾結合之前，大多數知識分子仍保留著舊的一套思想感情、生活習慣，甚至一言一行都和群眾「格格不入」。

從前線回來的120師戰鬥劇社社長歐陽山尊呼籲文藝工作者到前線去，這樣既可以滿足前方戰士和老百姓對文藝的需求，又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學習到很多東西。

朱德講話后，乘著落日的餘暉，到會的中央領導和與會代表一起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貴的https://read.99csw.com歷史照片。

他指指身邊的朱德總司令，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

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毛澤東說，召開座談會的目的是「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地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

由於文藝工作者努力同工農兵相結合，與人民大眾打成一片，寫出了眾多反映現實鬥爭的作品。以《人民文藝叢書》為例，反映抗日、反映人民軍隊的作品，就佔了86%。當時創作了許多鼓舞人心的作品，如戲劇方面有魯藝的新歌劇《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秧歌劇《兄妹開荒》、馬可的《夫妻識字》、民眾劇團的《十二把鐮刀》、中央黨校秧歌隊周戈的《一朵紅花》、中央黨校京劇隊的《逼上梁山》、延安評劇研究院的《三打祝家莊》；小說、詩歌方面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報告文學和散文方面有馬峰的《張村無故事》、周而復的《海上的遭遇》、黃鋼的《關嚮應在病中》、周立波的《南下記》、孫犁的《荷花澱》；其他還有古元的木刻《割草》、總政電影團的《南泥灣》等，真可謂是百花爭艷，五彩繽紛。

這也是一代文壇老將的共同心聲。

負責文化戰線整風運動的毛澤東一直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一切工作都應以革命需要為第一位，因此他一再提倡文化必須是「大眾的」、「民族的」、「抗日的」。此次在文藝界整風，也必須依此宗旨來解決文藝界的問題，澄清是非。

知識分子也不太樂意與工農群眾交往。魯藝的教員周立波曾說：

丁玲自己寫過不少以人民軍隊將領和群眾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很受毛澤東器重。毛澤東曾為丁玲寫了一首詞：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特別重視延安文藝隊伍的建設。毛澤東認為，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需要有多種多樣的戰線，這有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取得革命的勝利，除了要依靠拿槍的軍隊外，文化的軍隊也是必不可少的」。

他說，《紅樓夢》里有個大觀園，大觀園裡有個林黛玉、賈寶玉。你們魯藝是個小觀園。你們也就是林黛玉、賈寶玉。但是，我們的女同志不要學林黛玉，只會哭。我們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會唱歌、會演戲，將來還要到前線打仗。抗日根據地就是大觀園。你們的大觀園在太行山、呂梁山。

關於思想的轉變問題，朱德說：「豈但有轉變，而且是投降。」他以自身的經驗來說明：「我是一個從舊軍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產黨的。我認為共產黨好，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我到上海找黨，沒有解決參加黨的問題，後來到德國，才入了黨。我投降無產階級，並不是想來當總司令，後來仗打多了，為無產階級做事久了，大家看我還幹得可以，才推我當總司令的。」「共產黨、八路軍，就是有功有德，為什麼不該歌，不該頌呢？」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

會上，民眾劇團負責人柯仲平談了自己的感受。

我學了《講話》，覺得「心中爽朗，眼界開闊，好像久住在九-九-藏-書城圈兒之內，忽然出了城門，上了陽關大道，看見了綠水青山與沃野千里。毛主席所說的文藝須為工農兵服務不是縮小了文藝創作的範圍，而是把它加寬了，叫我看到無邊的美景，也叫我有了向來沒有過的新理想。我得到從來沒有得到過的鼓舞與啟發，使我的創作熱情增加了許多倍。」

在文藝工作者如何和實際結合上，許多人還缺少這根弦。如部分院校、劇團不顧客觀條件，群眾需要，上演了許多大、洋、古裝戲。中國戲如《日出》、《雷雨》、《蛻變》、《北京人》、《李秀成之死》等，外國戲有《欽差大臣》、《偽君子》、《慳吝人》、《求婚》、《蠢貨》。這些戲的上演，對活躍文化生活，開闊視野，都是有益的，但是在敵後去演這些戲就不太合適。一是群眾文化水平低，看不懂；二是戲的道具多，往往一台戲的道具要派許多民夫搬運，遭到敵人掃蕩時，還要派部隊擔任保衛掩護任務，很麻煩。

文藝創作上存在一些閉門造車、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現象。如魯藝戲劇系第三屆學員劉因寫的一個名叫《中秋》的多幕劇，設想了一個敵後生活故事，哪知道與實際生活相差很遠，演出后，群眾看了很不滿意，有的人甚至罵起來。

他說：「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要由工農兵群眾批准。」

1942年春，這種「針對自己」「暴露」的雜文，在《解放日報》副刊上大量出現。而與此同時，中央青委在文化溝創辦的《輕騎隊》，邊區美協的《諷刺畫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三種壁報上，都針對延安殘存的某些弱點，進行嚴厲批評，曾轟動一時。

中央研究院為配合整風出版的壁報《矢與的》創刊，歷史學家範文瀾在發刊詞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主張「徹底民主」、「絕對民主」。

這樣，延安文藝座談會便醞釀產生了。

第二個發言的是何其芳。他誠懇地說：聽了毛主席的教誨，「我很受啟發。小資產階級的靈魂是不幹凈的，他們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動搖。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改造」。

這一天，討論繼續著，也夾雜著熱烈的爭論。

與會者笑了，毛澤東也笑了。不過，毛澤東接話說，如果你們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

在文章中王實味說，上述現象「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們有鏡子的作用」。

蕭軍是受毛澤東器重的一個東北作家。他性格豪爽，有才華，但固執、孤傲，看問題偏激，一度因工作中的矛盾想離開延安，是毛澤東的誠懇、熱情留住了他。對蕭軍的發言，毛澤東有時點頭，有時淡淡一笑。

幾天來一直坐著聽大家討論的朱德總司令發言了，他指出作家要和工農兵接近。有人喜歡李白「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詩句，現在的「韓荊州」就是工農兵。

1942年3月7日，丁玲為《解放日報》紀念三八節連夜趕寫了《三八節有感》一文，文中把因兩起離婚事件而引起的為女同志鳴不平的情緒統統發泄出來。

接著，延安中央研究院編譯室的特別研究員王實味連續推出了《政治家·藝術家》和《野百合花》兩篇文章。

說到這裏，毛澤東尖九-九-藏-書銳地指出：「關於整頓三風問題，各部門已開始熱烈討論，這是很好的現象。但也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樣的批評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毛澤東曾問她打算幹什麼，丁玲回答說要當紅軍。毛澤東說：「好哇，還趕得上，可能還有最後一仗，跟著楊尚昆他們領導的前方總政治部上前線去吧！」丁玲便隨紅軍去了隴東前線。

為解決延安文藝界出現的問題和不良傾向，在1942年春夏之交，在山花開滿楊家嶺的山窪窪的時候，毛澤東先後約請「文抗」的艾青、丁玲、羅烽、白朗、華君武、蔡若虹，中央研究院文藝室的歐陽山、草明夫婦，魯藝的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幾十位文藝界人士到楊家嶺促膝交談，並委託他們搜集意見。

一些劇社演出《亡國恨》、《鐵蹄下的同胞》等節目，台上台下的哭聲融成一片。

在成立大會上，毛澤東說：我們有兩支文藝隊伍，上海亭子間的隊伍和山上的隊伍，匯合到一起來了。我們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要好好地團結起來，進行創作、演出。要下去，下到人民群眾中去，無產階級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到革命鬥爭中去，學習人民的語言。

總之，延安的文藝戰士創作了許多人民群眾喜聞樂見、能鼓舞鬥志的作品，光是影響較大的歌曲就有《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抗日戰歌》、《生產大合唱》、《到敵人後方去》、《前進歌》、《大刀進行曲》等。

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把延安文藝家們的思想引上了一個新境界。會後，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作風，搶著下農村，上前線，進工廠，進入敵後根據地，決心在實際鬥爭中改造自己。肖三、艾青、塞克赴南泥灣，陳荒煤赴延安縣，蕭軍上山開荒，劉白羽、陳學昭下農村到連隊，高原、柳青去隴東，丁玲到工廠。許多文藝團體也紛紛奔赴農村和前線。

毛澤東風趣的說法，引得大家都笑了。

陣圖開向隴山東。

後來，重慶一家報紙評論這首唱遍全國的抗日歌曲：一支大合唱，頂上十萬毛瑟槍！

在這種輕鬆的氣氛中，毛澤東提出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對象、感情和學習問題，要大家討論，他說：「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

1938年，由毛澤東、周恩來等發起，以已故的現代大文豪魯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魯迅藝術文學院」成立。

魯藝建立后，按照毛澤東指引的文藝方向培養了大批的文藝人才。

「舊中國仍是一個包膿裹血的、充滿著骯髒與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生長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們，連我們自己——創造新中國的革命戰士，也不能例外。」「當前的革命性質，又決定我們除掉與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作同盟軍外，更必須攜帶其他更落後的階級階層一路走，並在一定程度內向他們讓步，這就使我們更沾染上更多的骯髒與黑暗」。正是這種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原因，我們「藝術家改造靈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艱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與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九_九_藏_書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極的，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

這是對王實味的批評。

座談會的同志在延安楊家嶺合影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延安城西北面約5公里處的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大樓，召集延安文藝工作者100多人舉行座談會。會議由中宣部代理部長凱豐主持，毛澤東在會上首先發表講話，后被稱為座談會的「引言」。

前線）9月22日，「西戰團」即從延安出發，東渡黃河赴山西抗日前線，並轉程西安進行宣傳，於944年5月才勝利返回延安。

第一個發言的是蕭軍。他說，紅蓮、白藕、綠葉是一家；儒家、道家、釋家也是一家；黨內人士、黨外人士、進步人士是一家；政治、軍事、文藝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他們的輩分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領導誰。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世界砸得粉碎，絕不寫歌頌誰的文章。像今天這樣的會議，我就可以寫出10萬字來。我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我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話上的講話，經胡喬木整理，於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7周年紀念日，正式在《解放日報》上公開全文發表。

最後，毛澤東號召作家、藝術家到人民大眾中去，到前線去，到抗日戰場去！

5月16日，召開了第二次座談會，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繼續到會聽取大家發言。

但後來國民黨把這些「有偏頗、有誇張」的文章彙編成冊，作為了反共宣傳材料，產生了不良後果。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當時，文藝界的宗派主義也很嚴重。70年代末，周揚在接受訪談時說：「當時延安有兩派，一派以『魯藝』為代表，包括何其芳，當然是以我為首。一派是以『文抗』為代表，以丁玲為首。這兩派本來在上海就有宗派主義。」兩派互不服氣，打無原則的筆墨官司，不能擰成一股繩，形成一支團結統一的力量。

「魯藝的院址是在離城十里的橋兒溝，那裡是鄉下，教員的宿舍，出窯洞不遠，就有農民的場院。我們和農民可以說是毗鄰而居，喝的是同一井裡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窯洞，但我們卻『老死不相往來』。整整4年之久，我沒有到農民的窯洞里去過一次。」而且這種情況，「別的文藝團體里，也不在少數」。

「做文章」的文藝工作者也不客氣，大家爭先恐後地發言，表明自己的觀點，討論一直持續到晚上。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我們的報紙必須起到教育人民、動員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我們今天整頓三風，必須好好地利用報紙」。

5月23日，是文藝座談會的最後一次會議。由於這次到會的人太多，會議移到中共中央禮堂外的黃土坪上舉行。人們沐浴在燦爛的陽光里，聞著嫩草的清香，思緒隨著延安最高領導人的言語活動。

為此，毛澤東首先對《解放日報》實行徹底改版。3月31日，毛澤東和《解放日報》社社長博古召集延安各部門的黨內外負責人和作家就改版問題進行座談。

民眾劇團月月年年下鄉、入村、進窯洞，向農民學習，為農民演出。柯仲平寫的團歌表達了該團的宗旨：「你們從哪達來？從老百姓中來。你們又往哪達去？到老百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