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直到古典時期結束時思想家們的思想還沒有從靜止為世界觀或穩態世界觀念中解放出來。他們最多也不過是考慮到起源而已。生物世界的歷史性變化——生物進化完全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概念結構。

當羅馬帝國崩潰的時候，一種新的觀念形態——基督教——接管並統治了西方思想。

作為一位博物學家，他隨處都見到了固定不變的、界限明確的物種，儘管他也強調自然界的連續性，但是物種及其形式的固定不變性卻是永恆的。亞里斯多德不僅不是一個進化論者，事實上他對任何事物的假想起源都看作是自找麻煩。對他來說，自然界的秩序是永存的，不變的；看來如有可能，他對Hutton所宣揚的：「開端既無證據，對結束也不要抱任何希望」的觀點是會欣然讚賞的。

很多歷史學家都曾考慮過為什麼希臘人在進化思想的創立上沒有取得成就。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實際上已經觸及到這些原因：沒有時間概念，即使有關於時間的思想，那也只是沒有變化的永恆，或者是永遠回復到同一起點的無休止的循環變化。當時還流行著宇宙完美無缺的概念。最後還有與變化概念完全不相容的本質論。在能夠設想進化之前所有這些觀點都必須消除或削弱。然而希臘人以另一種方式確實為進化生物學奠定了基礎，而亞里斯多德較之其它任何人對此作出了更大的貢獻。今天人們已經理解到進化論只能經由博物學提供的間接證據來推斷，而正是亞里斯多德創立了博物學。

教會多少是正式承認公元前4000年是上帝創造世界的時期，因而認為任何與此有重大出入的就是異端邪說。然而布豐在他所寫的《自然界的紀元》（Les epoaues de lanature，1779）一文中就勇敢地提出地球的年齡至少有168，O00年（Roger，1962）（在他未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則估計為50萬年）。布豐對這類問題非常注意，並且似乎是對地球的歷史具有理性而又前後連貫概念的第一位思想家。在他於1779年寫就的上述一文（這是他對25年前他所出版的一篇論文作了大量補充修訂后寫成的）中將地球的歷史分為七個「時期」（epochs）：第一個時期是地球和行星形成；第二時期，大山脈產生；第三時期，水淹沒大地；第四時期，水退落，火山開始活動；第五時期（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購時期），大象和其它熱帶動物在北方棲息（它們的化石曾在北方發現，但布豐並沒有想到這些熱帶動物可能不止分佈在熱帶，還可能棲息在其它任何氣候區域）；第六時期，各大洲彼此分開（他明確地認識到北美的動物區系和歐洲及亞洲的相同，由於這些洲目前已被海洋分隔開，因而他認為以前它們一定是聯結在一起的）；最後是第七個時期，人類出現。這是最後也是最近的一個時期，因為在化石記錄中並沒有人類化石。在布豐重建地球歷史時生物學的新發現起了重要作用。下面我們就轉而討論為進化思想鋪平道路的一些生物學發現。

它只是在為不變實體的本質提供線索上才值得重視……哲學家所關心的倒是和普遍原則有關的事項——天體的幾何學設計，與各種不同物質元素有關的數學形式…他們日益被一個不變的宇宙秩序，即自然界（包括社會）的永恆設計方案的思想弄得神魂顛倒，他們的特殊任務是去發現其基本原則。（見前書）這些新觀念找到了進化思想的著名反面人物（antihero）柏拉圖作為最忠實的代言人。柏拉圖的思想是一個幾何學家的思想，而且他顯然對生物學現象知之甚少。柏拉圖的四條武斷見解在隨後的兩千年中對生物學產生了特別有害的影響。頭一條就是前面提到的本質論，崇奉不變的形式（eide）以及與表面現象分離並獨立於表面現象的固定觀念。第二是關於一個有條不紊，和諧而又富有生氣的宇宙的概念，這種概念使得後來要解釋進化是怎樣開始的變得無比困難，因為任何變化都會破壞和諧。第三，他用一種創造力、造物主代替了自然發生。因為柏拉圖是一個泛神論者和異教徒（非基督教徒），他所指的造物主和一神教的造物主上帝還多少有些不同，並不是指具體的神。然而後來卻是以一神教的觀點來加以解釋。而且正是這種解釋導致了後來的基督教傳統，認為「哲學家的任務在於揭示造物主的設計藍圖」，這一傳統直到19世紀中葉還持續不衰（自然神學，阿伽西）。柏拉圖的第四個有影響的觀點是他特別看重「靈魂」。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也提到非肉體因素，但從來沒有像在柏拉圖那裡那樣的獨特、詳盡和無所不在。後來當它和基督教觀念融合在一起時，對靈魂的崇拜就使得接受進化論極端困難，或者說至少要將人和他的靈魂包括到進化方案中去是極其困難的。人們往往提到柏拉圖的著作對生物學是多麼大的一場災亂，實際上對進化思想也是如此。

（New Theory of the Earth，1696）一書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推想是諾亞時期的大洪水是慧星接近地球所引起的後果。

起初主要是按岩石的分類學特徵（片岩，板岩，石灰石，白堊等）來鑒定，後來有少數觀察銳敏的學者發現某些化石常和特定的礦層聯繫在一起。有一些地質學史還曾試圖對Steno，Lister，Woodward等這樣一些學者的研究予以應有的評價。遺憾的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一本好的關於早期的地層學比較史。上述這些學者所發表的觀察記錄大都是零碎不系統的。然而目前一致認為有兩位學者將當時有關化石的零碎資料加以收集整理，研究，並形成了一門新學科——地層學，他們是英國的土地測量師史密司（WilliamSmith）和法國動物學家居維葉（Georges Cuvier）史密司是一位測量師和工程師，他在修築運河和在礦場勘探煤層及礦層時發現可以通過地層中所含的化石來鑒定地層。有時甚至能夠追蹤這樣的地層達幾百公里，儘管岩石的形成和特性不斷發生變化。史密司是在1791年與1799年之間提出這些鑒定原則的，但是直到1815年他才出版了他那著名的英格蘭和威爾土地層地圖（Eyles，1969）。在這同一時間法國的博物學家也正在積極地收集巴黎盆地石灰石採集場的化石，居維葉和他的助手還研究清楚了這些化石（主要是哺乳動物）的確切地層情況，並非常詳細地檢定了每種動物。Schlotheim在德國（1804，1813）也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並作出了相似結論。

他是一個傑出的觀察家而且首先了解到有生命的自然界的逐漸變化。他認為「自然界是按連續不斷的順序由無生物經植物而最後形成動物的。」他曾指出一些海洋動物，例如海綿，海鞘，海葵，比較起來更像植物。後來的學者將他的這種意見提煉成「自然界階梯」或「自然界的偉大鏈索」概念，從而促使18世紀在萊布尼茨的門徒中蘊釀產生了進化思想。

按聖經的字面解釋一切是當時的習尚，當化石是過去生物的遺迹這種看法最後被普遍接受的時候，於是化石也被看作是在諾九_九_藏_書亞洪水中消亡的動物的遺迹（尤其是Steno，Woodward和Scheuehzer堅持這種觀點）。雖然達芬奇，Fracastoro，以及其它一些先驅者提出了很多證據反對一切化石都是同時出現的觀點，但是地球的年齡很年輕的這一信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被人奉為圭臬，以致人們還不可能接受化石動物具有明確的先後順序的看法。

泰勒斯的學生安納西曼德（Anaximander，約前610-前546年）雖然以地理學家和天文學家著稱，但對生物界很感興趣。他對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有自己完整而又獨特的看法，並認為水、火，土與空氣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以為生物有機體的第一代是經由變態形成的，正像昆蟲是由蝶蛹變成的那樣：

地質學中思想的轉變較之宇宙學更具有根本性。研究自然的學者在18世紀才第一次充分認識到地球表面的不斷變化以及過去所發生的變化。地質學這門新的科學開始興起，它的首要任務是歷史性的，即重建地球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事態的先後順序。地球表面並不是一直和現在一樣（也就是說地球也有它自己的歷史）的證據來自幾個方面。

後來終於對火山、浸蝕（以及沉積）和造山運動等各自的作用作出了恰當的估計。但是對作用於地殼的各種力的了解隨後不斷深化，直到晚近（60年代）提出的板塊結構理論就對此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不論各種地質學發現有些什麼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互相補充、強化了對地球是極其古老的認識。這就不可避免引起了和從字面上崇奉聖經說教的人們的衝突。

這種哲學……告訴人們是上帝使物質運動的。但上帝只是在最初指引組成物質伊各個部分的運動．以便這些部分能夠像理所當然的那樣構成他所設計的世界，而後就確立了運動的規律和物質世界的秩序，這些我們稱之為自然定律。因此，宇宙曾經是由上帝創造的，然後就確定了運動定律，而這一切都是由他的絕對意旨認可的。這種哲學還告訴人們，宇宙中的各種現象是在物理意義上由物質的組成部分的機械性質產生的，各種現象按照機械定律而互相作用。（Boyle，1738：187）將宇宙看作是具有靈魂的生物這一廣泛流行的希臘概念被宇宙是由各種定律支配的概念所代替。這種新思維方式被稱為世界觀機械化，它不僅滲透在物理科學中，而且還對生理學和生物學的其它學科發生影響。這種新觀念要求對一切自然現象作出機械性解釋。例如，如果行星在它的軌道上運動受行星運動定律支配，那末就用不著造物主去無休無止地干預。造物主上帝仍然是現存一切事物的最初原因，但在創造世界之後一切自然現象或過程就由「第二位原因」支配，這第二位原因可以用物理科學中的各種定律作為例證來表明。運用這些定律來解釋一切自然現象並探求以往所未曾發現的定律就成為科學的目的和任務。

在經院哲學時期最重要的事態發展可能就是在經院哲學家陣營內部發生了分裂。一個後來被稱為唯名論者的派別發展了起來，它否認本質論的基本信條。唯名論者認為本質並不存在，我們實際所有的只是附著在各類事物上的名字。一且有了「椅子」這個名字，就可以把所有符合椅子定義的什物都歸類在一起，不論是餐廳椅，公園草地椅，還是裝有軟墊的椅子。由唯名論者發起的對本質論（又被叫作唯實論）的攻擊宣告了本質論的首次削弱。英國的一些歸納法哲學家和實驗主義者，從培根以後，在思想上都有唯名論者的色彩，也可以說是思想意識上的延續。說實在的，唯名論很可能就是種群思想的先導（參見第二章）。

關於地殼的現有形狀究竟是由於水力作用（水成論）還是火山作用（火成論）造成的，兩者的作用孰大孰小這些問題在地質學家的各個學派之間曾經一度發生了激烈爭論。

物理科學的科學革命（從哥伯尼和伽利略到牛頓和拉普拉斯）對支配一切物理現象的基本而又普遍的定律，例如引力定律，特別重視。它們不僅能夠解釋包括太陽和行星在內的物體的運動，而且說明了生物體的功能現象。正如波義耳曾經說過：

必須指出的是亞里斯多德所指的分階段逐漸變化完全是一個靜態概念。他不止一次地反對Empedocles的「進化」學說。自然界不僅有秩序，而且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有其目的。他明確表示人以及動物和植物的屬是永恆的，既不是被創造的也不會消亡。宇宙可能是從原始的混沌進化而來的觀念，或者高等生物可能是從比較低級的生物演化而來的思想對亞里斯多德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再重複一遍，亞里斯多德反對任何形式的進化，包括達爾文在內的生物學家一直都很尊崇亞里斯多德，然而他們也必須十分惋惜地承認他們不能將他列于進化論者之中。由於亞里斯多德的威望，他的這種反對進化的立場對以後兩千年事態的發展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後來有兩件事徹底推翻了把化石看作是諾亞洪水的遺迹的愚笨而又幼稚的觀點。第一件事是在化石中發現了一些前所未知的，因而被假定為已滅絕了的動物和植物，另一件是地層學的發展。滅絕動物的發現還並不是那樣直接地與聖經發生衝突，而是直接與17、18世紀所特有的關於上帝的概念相對抗。根據當時絕大多數著名的思想家，特別是萊布尼茨、所服膺的完滿原則（Principle of Plenitude），上帝以其大慈大悲心腸確實創造出了一切可能創造的萬物。但是上帝的博愛思想也不可能讓她自己創造出的任何一種動物滅絕。因此，把化石看作是滅絕生物的遺留物就提出了真正的難題，當時和以後也確實有人提出過企圖解決這難題的各種方案（參閱第八章8．1節）。

奇怪的是，16、17世紀所謂的科學革命（這是一次主要限於物理科學的科學革命）根本沒有改變這種對神創論的態度。所有的著名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如笛卡爾，惠更斯（Huyghens），波義耳，牛頓等都有自己所崇拜的上帝而且是嚴格的神創論者。世界觀的機械化（Dijksterhuis，1961）是當時佔主要地位的概念革命，並不需要，而且也不能容忍進化論。對沉湎於本質論並相信宇宙是完美無缺的人來說，一個穩定的、獨創的、由普遍規律維繫著的世界就是一切。

這種新思維方式在宇宙學中運用得特別成功。聖經中的宇宙，甚至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所指的宇宙都很小。望遠鏡發明后這類看法就發生了變化。望遠鏡愈改進，宇宙看來就越擴展，越沒有邊際。宇宙無限的概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並一直延續到現代天文學。隨著更多的人接受了空間無限的概念，也就使他們更經常提出這樣的問題：時間是不是也是無限的？

（A GeneralHistory of Nature and a Theory of the Heavens，1755）中系統地和有說服力地提出的。康德在這本著作中系統地展示了現在人們所熟知的概念，即世界的起源是由一團混沌星雲在旋轉過程中最後形成銀河，太陽和行星的。康德的這一解說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整個過程的漸進性：「時間的未來延續（通過這樣的延續永恆才是無窮盡的）將全部激動九-九-藏-書起上帝無處不在的整個空間，並將逐步使之納入正常秩序，這種正常秩序是和上帝的最優設計方案相一致的……上帝的創造永遠不會結束。創造確實有過開始，但它絕不會終止。」新的星球和銀河將一如既往地演變、發展下去。

其中之一是發現了法國中部的死火山（已熄滅的火山）。這一發現使人們認識到廣泛分佈的玄武岩不過是古代的熔岩，是古時火山噴發的殘餘物；它還使人們認識到這種熔岩的分佈很廣，深層的熔岩一定很古老。

它們又是怎樣到達被海洋分隔開的美洲和澳大利亞的？生物地理學的事實和現象向神創論者提出了一些最難解答的問題，並且最終被達爾文用來作為進化的最有利和最有力的證據（見第十章）。

當時提出這一類問題的並不是科學家，因為一直到中世紀後期和文藝復興時期並沒有現代意義的科學家。那時科學家的位置是由探尋真理並企圖了解他們所生活的世界的哲學家佔據著。本書的第三章里曾介紹了哲學的各種學派；這裏只扼要地提一下與進化思想有關的哲學家和流派（Guthrie，1962）。遺憾的是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留傳下來的著作極少，從這些殘缺不全的文獻中可以推斷他們所議論或傳授的顯然只是巴比倫或埃及的一部分傳統。

人卻是從另一類生物產生的，因為別的動物很快就能獵取它們自己的食物，而人則需要較長時間的撫養。如果一開始它就像別的動物一樣，它就絕對不能生存。因此人是在像魚那樣的生物體內形成的並按胚胎的形式留存在其中一直到成熟。最後那生物脹裂，男人和女人才得以出現並獨立生活。

這一令人瞠目的理智革命的原因是什麼？這是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還是滲透在文化、理智背景中的變化的結果？正確的答案顯然是兩者都很重要。

不僅產生了宇宙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是無限的概念，而且後來還引發了宇宙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永遠處在變化之中的思想觀點。然而任何曾經發生過的事態必須與聖經所記載的相符，自然哲學中的任何新發現也必須和舊約中的摩西書一致。在英國首先出版的一本革命性地質學是Thomas Burnet神父寫的《地球的神聖原理》（Sacred Theoryof the Earth，1681），闡述從上帝創造世界到當時的地球全部歷史。書中寫道洪水這一重大事件是由於地殼爆裂地下水噴出所致。聖經上所記載的所有事件，包括最後審判日的大火在內，都是上帝創造世界時所安排好的一系列自然事態，John Woodward的論著《關於地球自然歷史的論述》（Essay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Earth，1695）則是一本比較正統的著作。他認為洪水是由幹上帝直接干與的結果，但是自此以後世界就多少穩定下來。所有的化石都是洪水的遺物，證明它確實發生過，從而論證了聖經記載的可靠性。這的確是令人感到安慰的解釋。William Whiston是撰寫地球史的第三位作者，他試圖用牛頓的物理學來闡釋聖經故事。在他寫的《關於地球的新學說》

在表露新思想上有兩本小說特別重要，一本是Bernard deFontenelle的《關於多元世界的對話》（Conversations on theplurality of the worlds，1686）。在這本小說中他以激進的態度把笛卡爾的渦動學說用來闡述世界起源。他認為其它行星和月球上也有生物存在，並按這些天體的假定溫度和氣候條件推論這些生物的特徵。除了我們這個太陽系而外，他認為還有無數的太陽系和無數的空間。雖然在小說中沒有明確表述，但是空間既然是無限的，那麼時間就為什麼不是無限的？

原先，人們普遍認為化石是「從岩石長出的」，正如晶體或金屬礦那樣，只不過是大自然的偶然事態。大自然或者被看作具有塑造力（vis Plastica），能夠在岩石中塑造各種形狀；或者化石被描述為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的「種子」（germs），這些「種子」

第二件事是發現了化石都是一層又一層的，而且每一層化石都是獨特的動物和植物化石。鑒於兩千多年以前就已經知道化石，所以對化石成層的情況應當說了解得很遲。

第一批動物是在潮濕處產生的，並被包裹在多刺的樹皮中．當它們長大后就移居到比較乾燥的陸地；一旦它們的外皮裂開並脫掉后，它們就按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生存一個短時期。

世界上幾乎任何一個原始部落對於人、樹木、太陽，以至整個世界的起源都有著各自流傳的神話。它們把具有超自然力或強大生育力的生物，例如蟒蛇、巨鳥、魚或獅看作是和起源有關的動物。當信奉具體神靈的宗教興起以後，這些神靈就是萬物的創造者。

也許最重要的莫過於中世紀之後重新發現或研究大自然。學者們日益顯示出對花、鳥的愛好。大致從1520年前後開始出版了一系列附有美麗插圖的關於德國南部和歐洲其它地區地方植物的著作（參閱第四章）。這就激發了不少人走向戶外尋找這些植物的願望，甚至還想發現以前沒有描述過的新植物。對鳥類、魚類以及其它自然界產物也發生了類似的濃厚興起。這樣就先後發現了聖經中和前人（如Theophrastus，亞里斯多德，Pliny等）著作中所從來沒有提到過的西歐的大多數物種。人們開始懷疑：我們對我們生活的世界究竟真正了解多少？

在古代希臘，宙斯（主神）、雅典娜（智慧女神）、波塞冬（海神）就是這樣的一些神靈。聖經中創世紀的故事正是這種起源概念的原型。關於起源的早期傳說大都認為世界的創造是絕無僅有的一次性|事態，創造的結果是一個靜止的沒有時間性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唯一的變化只有季節的輪換與人類世代的更替。對於早期的神創論者來說，進化過程是全然異己的思想。儘管也有不同的意見，但是真正的進化觀念是在歷史上相當晚期才逐漸形成的。

讓我們比較詳細地探討一下對西方思想產生這樣深刻變化具有重大影響的科學進展情況。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有三股相對獨立的科學發展潮流以不同的方式為進化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它們是自然哲學（物理科學），地質學，和博物學（廣義的）。

建立進化論的最大障礙是進化不像物理現象那樣能夠直接觀察到，例如下落的石頭，沸騰的水以及在幾秒鐘、幾分鐘或幾小時內發生的其它過程，在這段時間內正在發生的變化可以詳細地記錄下來；然而進化卻只能推論。而為了推論就必須首先有一個適當的概念框架。化石、變異和遺傳的事實，以及生物的自然等級結構的存在等等只有在有人認定發生了進化之後才能作為證據。但是從希臘時代直到18世紀流行而又連貫的世界現卻和進化思想是相抵觸的，至少也是不利的。因此，提出進化學說所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是在採納進化思想之前改造流行於西方世界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有兩個主要論點，第一個是相信宇宙在每個細節上都是由明智的造物主設計的。另一個是靜止不變的而在時間上又是短暫的世界的概念。這兩個論點在中世紀末期在西方思想界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於無法想像九_九_藏_書能將之排棄。然而這也正是1718世紀以及19世紀早期逐漸發生的事情。

致力於物理科學的人傾向於將十七、十八世紀理性思潮的變化完全歸之於世界觀的機械化（機械世界觀）。這種傾向忽視了博物學各個領域的發展在這一變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些發展發現了許多與創造神話並不符合的新情況和新證據。因此，凡是與博物學的發展有關的事態也就是進化生物學歷史的一部分。

中世紀天主教會的學者，不論是否亞里斯多德的信徒，儘管他們經常也提到生物鏈索或自然現象的等級結構，卻深信一切物種都是嚴格固定不變的。

De Maillet的主要地質學論點是，地球一度完全是由海洋覆蓋，後來才逐漸露出，這個過程經歷了幾百萬年。起初只有水生植物和水生動物，其中有一些一旦登上陸地就變成了陸生動植物。在當時看來地球並不是突然被創造出來的，而是由自然過程逐漸形成的。空氣中永遠充滿著各種生物有機體的「種子」：只要環境條件合適就萌發成各種生物。當新出現的條件要求發生了變化時，現有的物種就隨之發生轉變。例如，飛魚就轉變成鳥，人類原來是以人魚的形式在海洋中存在，後來在陸地才變成人，的確，所有的陸地生物不過是轉變了的水生生物。因為只有原已存在的生物才能轉變成新的形式，所以在de Maillet的思想中並不存在真正的進化概念。但是，《Telliamed》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顯示了18世紀的思想家在思想上從前幾個世紀的羈絆中解放到了什麼程度。

他們還認為氣候和其他地域因素對不同地區居民的差異具有重大影響。

他以為大地是無比肥腴的，既產生健壯的生物也產生不能生存並被淘汰的怪物和弱者。這種淘汰過程有時被看作是早期的自然選擇學說，栽們在後面將會發現這種解釋當然是錯誤的。

Empedocles（約前492-前432年）提出了一個怪誕的生物起源學說。他認為最初產生的是身體的各個部分：沒有軀體的頭部或四肢，沒有眼睛或口的頭，等等。在漂浮中這些部分互相吸引直到形成完整的生物，不完整的就消亡。有人將之稱作是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前身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因為將互相補充的部分結合起來並不涉及選擇，不完整生物的消失也並不是選擇的過程。Empedocles可能是由於雙頭牛怪物的傳說最初啟發了他才提出這一學說。

Xenophanes曾經注意到在不同的採石場可以找到不同的化石，也就是說，不同的岩石可能含有不同的化石。其它的一些學者也曾發現類似的情況。然而只要是化石被看作是大自然的加工物或諾亞洪水的遺迹，這秤證據當然就會被忽視。18世紀地質學研究的長足進展使得這種證據再也不能被棄置不顧。很多學者，或者是獨自研究，或者是互相啟發，開始了解到岩石是按一定順序存在的，而且大多數是成層的，某些岩石層還分佈很廣。

聖經只提到了近東的動植物，「諾亞方舟」所能安頓和拯救的這些動植物顯然極其有限。但是當14、15世紀大規模航海事業開始以後，使得16世紀到18世紀的新發現有才更加驚人的發展。非洲、東印度、美洲和澳大利亞的新奇動植物的記敘使聖經的可信性遭到致命打擊。這樣多的動植物在方舟中怎樣安頓得下？如果所有的動物都是在方舟靠岸的亞拉拉特山（位於亞美尼亞）繁殖蔓延開來的，那末全世界的動物為什麼不一樣？

然而隨著對動、植物的知識越來越豐富，要將之安排在唯一的一份卷宗或階梯中去就越發困難。它們倒反而適合於分到界限明確而又往往獨立的類群（如哺乳類，鳥類、爬蟲類以及它們的下屬門類）中去；這些類群、門類在一個由階元組成的分類體系中更容易安排。居維葉聲稱所有的動物恰好可以分為四門（或四個分支）：脊椎動物，軟體動物，節肢動物輻射動物。他還堅決地認為這四門彼此無關，然而他也承認在這四門的每一門之中的各種動物之間有著複雜關係。在否認生物與非生物、植物與動物有任何聯繫這一點上，居維葉和拉馬克的意見是一致的，但他還進一步否定動物只有單一的系譜。他對自然階梯的決定性打擊促使他提出了完全新的問題，併為進化分類的建立廓清了道路（參閱第四章），雖然居維葉本人並沒有直接參与這項工作。

在從教會的精神和理智桎梏中逐步解脫出來的同時，世俗文學也發展了起來。原來被禁止的思想這時以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關於地球、人類或人類社會的起源的新學說也以空想主義（烏托邦）的面貌出現，這些著作有很多是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出版的。

但是，居維葉以及19世紀前半期的一些著名地質學家（包括萊伊爾）並沒有根據這樣的證據作出（在我們看來是不可避免會作出的）這些動物經歷了長期不斷的進化過程的結論。這樣一來在以後的半個世紀中仍然保持著這樣的觀點，即每一種化石動物都是在某次災亂中被消滅掉，然後通過特創（神造）被另一種完全新的動物取代；或者某些動物的湮滅是零碎進行的，並經由特殊的特創來代替。一句話，當時仍然保持著起源而非進化的觀點。

它的影響以及教會等級結構的無限權勢是再怎樣也不會被誇大的。他們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類型並取消了思想自由。人們再也不能按照自己的願望去思考和推想。這時，基督教的教義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而這教義又揭示在聖經中，因而聖經就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基督教和猶太教所信奉的並不是沒有時間性的永恆，而是一個全能的、從虛無之中創造出世界的造物主，待到審判日它又會使這個世界突然終止。它花了六天的時間造成地球，這六天時間對一切事物的起源來說是足夠的，但對進化而言就很不夠，因為根據聖經所記載的家譜計算，世界只是在公元前四千年才創造出來，時間很短。然而在舊約聖經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線性順序（例如在六天之中創造世界），這較之希臘人的永恆不變的世界或循環式的世界就更宜於作為進化思想的基礎。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約460－370B．C．）及其學派的觀點則退然不同。他們大多是醫生，很重視觀察、實驗而不是推理。他們堅信用進廢退原則的獲得性遺傳。

如果說Fontenelle的《多元世界》是一本具有強烈形而上學氣息的真正小說，那麼de Maillet（1748）的小說《Telliamed》就具有作者長期從事地質學研究的深厚基礎，正如這書的副題所標明的，是企圖記錄「一位印度哲學家和一個法國傳教士關於海洋變小的對話」。這是一本極端幻想的小說，其中最大胆、最異端的思想都出自印度哲學家之口。小說包括三次對話，頭兩次對話幾乎全部和地質工作有關，在很多方面大大超越了當時的時代。第三次對話是最長的一次對話，其中很多涉及到生命起源和生物變態（metamotphosis）。

第一位哲學家是泰勒斯（Thales of Milet約前625-前547年）。他主要是一位天文學家、幾何學家和氣象學家，對生物現象顯然並沒有什麼興趣。他認為水是第一位要素，亞里斯多reａｄ.99csw•com德後來推測泰勒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水在動植物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精|液也含有水。此外，很多動物的生活都和水有關。

對這些成層沉積加以仔細研究后還發現它們往往是深達一萬尺的柱狀體，有時還超過十萬尺。這一發現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震動，因為這不可避免地使人想到地球是非常古老的，這樣之深的沉積層勢必需要非常悠久的時間才能形成。後來還進一步發現無論是火山沉積物還是沖積沉積物在它們沉積后都不是沒有遭到破壞，一成不變的，而是隨後被水沖蝕，有時形成了很深的深谷。有些沉積層後來還發生了激烈變化，產生了褶皺，有時很多沉積層甚至完全顛倒了過來。這些情況現在看來當然是容易理解的，因而很難想像在17和18世紀這樣的思想和看法是多麼富有革命性，起初遭遇到多少廣泛的反對和責難。

對化石的形成的原因有下面的兩個錯誤解釋一直影響到18世紀。

（引自 Toulmin and Goodfield， 1965）

一切由感官察知的暫時變化僅僅是「永恆原則」的排列組合這一公理一旦被承認，則事態的歷史順序（它是變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個體變異）就失掉了它的基本意義。

然而亞里斯多德實際並非如此。他具有太多的與進化思想不相容的思想概念。生命界的運動，從生到死，並沒有引起永久的變化，而只是導致了穩態的聯續。因而不變及永恆和運動、和個體的消亡、和個別現象的消失並不是不相容的。

在亞里斯多德以後的思想家中，有人把伊壁鳩魯學派當作是潛在的進化論者。這是一種誤解，當然也必須承認他們和亞里斯多德相反，對起源很感興趣。在Lucretius的「關於事物的本質」的詩篇中曾提到萬物都是在過去某個黃金時代自然發生的，包括人類也在內。但是他也斷然反對進化性的變化：

在Anaxagoros（約前500-前428年）和德謨克利特（約前500-前404年）的著作中才首次出現關於適應現象的設想。An－axasoras認為推動世界運行的推動力是一種非物質性的精神（Nous），但它並不為事物起源的未來歷程導向。有人認為這是神創論的設計學說，但實際並非如此。德謨克利特似乎很讚賞有機體的適應現象，但十分審慎地沒有提到任何定向因素。他倒認為系統的結構建成是原子的固有性質的必然結果。因此德謨克利特是提出機率機制（chance mechanism）以與內在的目標取向傾向相抗衡的第一位哲學家。此外，他還深信世界的有序性，這樣他就提出了後來亞里斯多德試圖通過目的論來解決的問題。

最後，生物學中的另一事態發展到了適當的時候對進化思想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那就是系統學的興起。自從切查皮諾及蓋斯勒以後，動物和植物的名錄、種類一直穩步上升（參見第四章）。長期以來一直以為可以將這些生物從最簡的到最複雜的編排到單一的自然階梯中去，而且這個完善無缺的階梯看來是和18世紀的造物主的概念相吻合的。

這已不再是一個靜止的世界，而是一個能動的、不斷發展進化的世界，它只是由第二原因遠遠地操縱著——這在當時來說顯然純粹是一種異端思想。通過這一革命性的新思想，「康德深思熟慮地從一個側面宣揚了牛頓的關於現行自然秩序的創造（形成）和這種秩序的保持之間的嚴格區別：我們所要求的創造只能是在無窮盡的時間內秩序逐漸戰勝混亂的結果」（Toulmin andGoodfield，1965）。

這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進化論的前兆，而毋寧是自然發生學說的原型。隨後的幾代哲學家——Anaximenes（約前555年）、Diogenes（約前435年）、Xenophanes（約前5O0年）以及Parmenides（約前475年）都同意萬物是從潮濕土壤中產生的自然發生學說。

化石研究的日益深入對聖經故事的可靠性也提出了新的疑問。在很早以前人們就已經知道化石。希臘人Xenophanes（生歿年代大約在公元前五百年）在義大利西西里島西那庫斯海港的採石場發現了化石魚，在馬爾它島發現了海洋軟體動物的化石。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他並不認為這些化石是過去災害的記錄而是海平面逐漸變化的結果，這多少是按Anaximander的思路在考慮。亞里斯多德在他的《氣象學》一書中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因為他是堅決的反災害論者，所以他也認為化石是由於海平面緩慢移動所形成的。

根據布豐的估計，世界從開始到現在只有168，000年或者至多不過50萬年，而康德則認為遠不止此。康德顯然考慮的是無窮盡（無限），因而對改變當代的思想起了重要促進作用，後來這反映在地質學家休頓（Hutton）和拉馬克的著述中，雖然他們誰也沒有直接讀過康德的著作。

從14世紀開始在西方似乎出現了一種新潮流。航海時代，古代思想的發掘、宗教改革，培根與笛卡爾的新哲學觀點，非宗教（世俗）文學藝術的發展，最後還有科學革命，這一切都削弱了以前的信念。物理科學中的科學革命對自然現象要求有合理的解釋這一點被強調得愈厲害，則超自然的解釋就越來越行不通。

貓永遠只能小貓。老實說，在進化論被公認以前就曾經有過各種驟變學說。例如，自然發生說，物種異變（heterogony）說，即認為某種植物（例如小麥）的種子偶爾也會生出另一種植物（如裸麥）。但是這些都是關於起源的學說，和進化並沒有關係。在承認進化思想之前必須有一場實實在在的理智革命。

而且這樣的一個世界在最後審判日的那一天就到了盡頭。團此時間在他們的世界觀上是無足輕重的。但在另一方面，希臘哲學家對時間的看法則是矛盾不一致的。就我們現代人看來時間就是變化，但是在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卻把世界看作是永恆的，沒有什麼重大變化，最多也不過是循環式的變化，遲早會回復到原來狀況，也就是說世界是一個穩定態的世界。儘管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有一句名言「萬物皆變」，當時的情況顯然也是如此。因此時間雖然是無限的，但對希臘人的世界觀並無影響；用不著拿一個進化著的世界來代替世界起源。希臘哲學家對起源問題確實具有極大興趣，如宇宙，地球、生命、動物、人類以及語言的起源等等。然而對其隨後的變化則毫不在意。

公元前7世紀、6世紀和5世紀是東地中海和近東的商業與貿易空前繁榮的時代。希臘人，特別是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位於小亞細亞兩岸）殖民者，來到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后，逐漸熟悉了埃及的幾何學與巴比倫的天文學。當時人們既然逐步認識到原先歸之於神靈活動的許多現象能夠「自然地」得到解釋，那麼，為什麼不能提出關於物質、地球和生命的起源問題？

博物學中一個又一個的新發現震撼了過去的信念。例如顯微鏡的發明使得列文虎克發現了一批前所未知的生物。這一發現在生物界的多樣性上又增添了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且可能是前此長期追索的、跨越可以見到的生物與非生物界之間的橋樑。最為重要的是，read.99csw.com它對自然發生學說似乎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儘管Redi和Spallanzani已經證明如果防止蒼蠅產卵在肉中就不會生蛆，然而微生物，尤其是纖毛蟲，可以從無生物產生的觀點仍然十分普遍。而且很快每個人都知道了產生這些微生物的處方：將一些乾草放在水中，經過幾天之後水中就會布滿微生物。對自然發生的這種證明當然是和世界初辟時的一次性創造的信條完全衝突的。自然發生後來就成為拉馬克的進化學說的主調。

法國和英國的上述發現令人無可懷疑地承認這涉及到時間上的先後順序，而且最深層的地層是最古老的（這結論對當時的許多地質學家來說無異是一杯苦酒）。後來還認識到，如果容許現今歐洲和大洋洲（澳大利亞）的動物之間，或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海洋動物之間存在著地區性差異，那麼就有可能不僅將歐洲大陸和英國的地層、而且可以將世界大部分的地層聯繫起來。何況現今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動物之間的差異並不像不同地質年代的動物之間（例如現代動物與中生代的動物之間，更不用說現代動物與古生代動物之間）的差異那樣大。

哲學也是同樣的反動。在培根、笛卡爾、斯賓諾沙的著作中找不到一點真正的進化思想。笛卡爾強調，由於上帝無所不能，它創造的一切只能是完美無缺的，從一開始就是完美的東西是不能進化的。奇怪的是，以自然神學的形式出現的神學竟然在更大程度上比哲學更好地為進化思想鋪平了道路。

每件東西都有其本身的生長過程；

對進化思想的發展來說，宗教改革代表了一種反動，因為基督新教的興起強化了聖經的權威性。它對聖經完全是逐字逐句的解釋，也就是說導致了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像聖奧古斯丁那樣的自由解釋當時已完全被禁止。

早期教會的神父和教士在解釋聖經時還容許有相當的自由，因為當他們每個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時異端邪說並不構成危險，當時也沒有任何一種現存的科學要求更加嚴密的論點。例如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Gilson，1960）雖然也承認聖經是唯一權威，但對創造卻採取了多少是寓言式的解釋。不僅僅已製成的產品是一開始就被創造出來的，而且按照他的說法上帝的大多數創造在於賦予自然以產生生物的潛力。這些創造物的本質雖然是一開始就被創造了出來，但它們（創造物）卻往往是在很晚以後才萌發或被激活。自然的一切部分，無論是陸地還是水一域，具有產生新東西的能力，不論這新東西是生物還是非生物。因此對基督教的虔誠信徒來說自然發生是毫無問題的，在任何時候都能發生。

希臘哲學家的世界觀和聖經作者（神父）的世界觀還有另外一個根本區別。聖經所指的世界是年輕的，按Usher主教後來的估算，上帝創造世界只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

科學對那個時代的思想顯然發生了重大的衝擊作用。

基督教創立以後的一千多年是一個鬱悶的理智停滯時期。經院式大學的特點是企圖按條文式的演繹推理來建立真理，然而按照這種方式引起的曠日持久的爭論是註定要失敗的。新的覺醒來自完全不同的方向，來自對大自然的興趣復甦，也來自博物學的再度興起，這些都可以從Freclerick II以及Albertus Magnus的活動看出（參閱第四章）。

這種變化並不限於科學。各個方面都在醞釀。歷史的概念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開始形成，這毫無疑問是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希臘傳統的復甦、對希臘經典著作的研究以及人們對希臘傳統文化和建築的興趣。航海使得西方世界認識到還有原始部落存在，這就突然引出了這樣的問題：開化的民族是怎樣從早先的原始狀態發展形成的？這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現代社會科學所最關心的問題。義大利人Giambattista Vico於1725年寫出了開拓性的名著《新科學》（Scienzia Nuova）。討論了歷史的哲學。（Croce，1913；Berlin，1960）。就他看來，人類歷史的各個不同時期並不是基本相同的歷史的不同側面：而是一個連續過程的前後銜接的階段，這個連續過程是一個必然進化的過程。

大致就在這同一時期人們第一次了解到絕大多數地質斷層是成層沉積（沉積礦床）。

亞里斯多德這一位最偉大的博物學家按理似乎應當是第一位發展進化論的理想人物。

或者在自然發生（spontaneous generations）中表現為萬物的種，或者是在岩石中表現為化石。且不提其它的人，很多著名學者如Magnus，Falloppio，Kireher，蓋斯勒，悌宇列弗等等都具有這種觀點。

於是這些哲學家首次對世界上的現象提出了「自然」解釋，即只藉助于已知的力和物質，例如太陽的熱或水與土的合理解釋。儘管這些解釋對現代的人來說是如此樸素和原始，但是可以這樣說，這些構想構成了第一次科學革命，即否定了超自然力的唯心主義解釋，肯定了唯物主義的論斷。

一些有利於進化思想發展的觀點散見於愛奧尼亞哲學家著作中，例如時間的無限性、自然發生、環境的變化、以及強調個體發生中的變化等等。但是這些也就到此為止。事實上希臘哲學家很快就改變了這種思想傾向。由於Parmenides，尤其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影響，希臘哲學家的思想愈來愈傾向於抽象的形而上學並日益受到數學，特別是幾何學的影響。這是在生物學歷史上，首次因數學或物理科學對其發展產生的有害影響，而且這種有害影響以後也常出現。由於專註于幾何學，因而導致去探索作為多變現象基礎的「不變實體」（unchanging realities，Ideal gestalten）。換句話說，導致了本質論（參閱第二章），這種哲學觀點當然是和進化思想完全不相容的。

在上述三本書的解釋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力求在不過份偏離聖經文字記載的情況下對地球的某些歷史事件作出「自然」解釋。（Greene，1959）這就像是在門口插上了一隻腳，自此以後哲學家和宇宙學者對地球、太陽和星座的歷史就更加自由、更加大胆地進行猜測。但是把宇宙看作一個整體是由進化而來的思想則是很晚才產生。這首先是由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在其早期著作《自然界通史和關於天體的學說》

早期希臘哲學家的世界起源概念有兩個突出的方面：（1）「上帝創造世界」的作用被非神化了，也就是說，世界，生命或特定的生物並不是像前哲學時代（prephilosophical period）普遍認為的那樣，是上帝創造的產物，而是自然界生產能力的結果。（2）起源並不是目的論的，也就是說並沒有任何設計或目標作為它的依據；起源只是機遇的結果或無理性的必然。

雖然《Telliamed》直到1748年才出版，但它實際上是在1715年左右寫成的，也就是在Fontenelle的小說出版（1686）后大致30年。這兩本書反映了笛卡爾、牛頓、萊布尼茨等人的著作和呂文虎克等人以及其它博物學家的科學發現對當時知識界的深刻影響。

進化在其種青義上是和常識相抵觸的。任何生物的後代總是再度發展成親代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