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觀念和「自然界階梯」（「偉大鏈索」）的概念有著密切聯繫而且部分還導源於後者。「自然界階梯」這個概念可以遠溯到柏拉圖，但在中世紀，以後又在十七、十八世紀以新的形式出現。它的根據是認定從非生物界經由植物到低等動物，一直到高等動物和人（而且最理想的是再經過天使到上帝）有著直線般的連續性（以及等級）。附帶的完滿原則（主張一切可能的東西都實際存在）通常也和「自然階梯」概念聯繫在一起。由於不能有空缺，鏈索相鄰環節之間的空檔是如此的無限小，所以鏈索實際上是連續的。就特彆強調連續性的萊布尼茨來說，他的數學興趣的影響在這裡是明顯不過的。

然則物種究竟是怎樣起始的？有生命的物質（有機分子）是由自發的化學化合作用不斷產生的。有機分子也自然結合形成一切基本物種的第一個個體。這樣形成的原始個體就是物種的原（始）型（Prototype）。它是其後代的內部模式（moule interieur）或後生內型（epigenetic inner form），從而保證了物種永久不變。這種不變性不斷地遭受「環境」的挑戰或影響，這樣就促成了變種的產生。然而內部模式的不變性不允許變異超越某種限度。在這一方面，內部模式所起的作用和亞里斯多德的形式（eidos）相似。很多低等生物是經由自然發生不斷地由有機分子產生的。有機分子的具有生命力的結合有多少，就有多少種動物和植物。沒有生命力的結合就消亡掉。

和瑞一樣，林奈也堅決反對物種異變論（heterogony）。事實上至少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是否定一個物種遞變成另一個物種的。

由於他堅持物種固定不變（這和唯名論法國學派的含混觀點相反），林奈就把物種來源變成了一個科學問題。這個問題由於他晚年提出的物種起源的雜交學說而複雜化。

這段簡短的獨白包含了幾乎所有關於生命和物質的觀念目錄，這些觀念也是從古代人一直到當時的哲學家如萊布尼茨和布豐所持有的觀念。雖然狄德羅晚年思想中有某些部分在進化學說的發展上起過作用，但狄德羅本人怎樣也說不上是個進化論者。在他的著作中沒有任何關於地球上的生命隨時間而變化的暗示。當狄德羅寫《夢》時他已經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無神論者。他的世界不是被創造的；它一點也沒有自然神學家的世界的那種是設計而成的性質。這是一個徹底唯物主義的分子世界。《夢》中最值得記住的話也許是：「器官產生需要，反過來，需要又產生器官」。這種思想顯然來自Condillac，後來咸為拉馬克的進化學說的基礎之一。

（progress）的概念向這種觀念提出挑戰，進步概念在啟蒙運動中幾乎成了哲學家們論著的最重要主題。在自然界的進化與社會上的進步這兩個主導之間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

18世紀的整個後半期進化概念可以說還是「虛無飄緲」不確定的。某些科學史家將Maupertuis，布豐，狄德羅這三個法國人定為進化論者，而德國的歷史學家則將這一榮譽頒給Rodig，Herder，歌德和康德。後來的研究並不能證實和支持上述任何一種說法。

關18世紀後期德國的思想動態再也沒有誰能比布魯門巴赫（J．F．Blumenbach）表達得更確切；在他所寫的，很有影響的博物學中廣泛地討論了可突變性，滅絕，自然發生，退化，最終原因，創造，災變，和創造力（Bildunsstrieb）等等。布魯門巴赫雖然具有淵博的學識，卻無法使自己從當時占支配地位的觀念中解脫出來。

17世紀和18世紀在人們的自然觀（對自然界的概念）上經歷了幾乎全面的革命。在一個「理性時代」，天啟已經不再能作為解釋自然現象的最後權威被人們接受。人格神論被自然神論或甚至無神論廣泛地取代。在各個領域中的新發現否定了作為科學解釋之源的聖經。干預與奇迹之神被作為普遍規律的締創者上帝的偶像取代，這些普遍規律就是產生各種具體現象的第二位原因。這一觀點是和重要的物理學定律的發現相協調的，這些重要定律使太陽和行星自動運行無需神的干預。時間無限，空間無限以及宇宙演化（康德，拉普拉斯）正在被人們接受。生物科學的發現對神創論者、干預論者的觀點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動物區系和植物區系的異源論（heteroreneity），深層地層化石的差異增大，滅絕的經常性的證據日漸增多，內涵性（inclusive）的林奈等級結構分類，形態性模式的發現，微生物的發現，生物的非凡適應能力，模式思想開始被種群思想代替。

但是這又怎麼能解釋人的特點以及一切生物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協調與適應？不論是有神論者，自然神論者，還是無神論者都有一些似乎無從解答的問題。由於這些意識形態或觀念的衝突而產生的理性躁動，連同對生物界知識的不斷增長，最後就歸結成為達爾文的觀點。

莫培兌（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是他那個時代最進步的思想家。是他首先將牛頓學說的思想帶回法國，並被伏爾泰等人急切地接受。然而莫培兌又是認識到簡單的「力和運動」的牛頓模式對生物學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對化學也是如此）第一個法國人，這就是他為什麼將萊布尼茨思想組合到他的概念框架中去的原因。通過他和Chatelet夫人的介紹，布豐熟悉了萊布尼茨的思想和觀點，這樣一來在大多數法國「革命哲學家」和18世紀科學家（包括拉馬克）的著作中都具有濃厚的萊布尼茨（思想觀點）氣息。

萊布尼茨則不同，他超越了本質論者的這種進步即潛在可能的表露的觀點。就他看來大自然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因此進步是沒有終點的。」這種樂觀主義態度是完滿原則，內在性，連續性的必然邏輯結果，然而法國哲學家伏爾泰（1694－1778）卻嘲笑過它。儘管有這種批評，萊布尼茨的思想還是被19世紀的大多數社會哲學家接受，例如馬克思，康德，斯賓塞等。萊布尼茨曾講過：進步「並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益的必然」。

布豐充分意識到「共同祖先」的可能性，而且很可能是明確闡述了這種可能性的第一位學者。

布豐的物理科學知識背景在他討論變異時表現特別明顯。由於他堅信同樣的原因將會產生相同的結果，因而他也堅信生活在同一地區的動物必須彼此相似，因為同一氣候產生相同的動物和植物。由於他認為物理原因是首要的，所以他深信其它的行星上也有生命，並且根據對這些行星冷卻速度的估計來計算這些行星上的生命是何時開始的。布豐的生物有機體是其生活于其中的地區的「產物」的這一概念在隨後一百多年中對生物地理學者的觀點發生了重要影響。

在布豐以前，博物學（自然史）具有副業的一切特徵，是一種業餘愛好。是布豐將之提高成為一門科學。《博物學》中所載的大部分內容即今天所謂的「生態學」；其餘部分則涉及行為學研究。這再一次出色地證明作為平衡現代生理學的微觀化影響（atｒｅaｄ•9９ｃsw•ｃoｍomizing influences）的整體動物研究的價值或意義，特別是因為布豐本人對生理學，發育，有機分子也同樣感興趣。不論．是閱讀18世紀後半期哪一位學者的著作，他們的議論，追根到底，都不過是對布豐的著作的評論。除了亞里斯多德和達爾文以外，再也沒有哪一位生物學家具有布豐那樣的深遠影響。

這問題的答案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和科學中的現象論（externalism）與內涵論（internalism）的爭論有關。進步概念是不是在政治領域中產生（現象論者會這樣說）並在自然科學中以進化概念的形式再現？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對進化概念進行一番分析。

莫培兌對生物界起源的看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發生產生大量新種類的動植物，另一方面又有相同數量的有缺欠的動植物被消除。這當然是一種起源學說（早在古希臘人中就有各種起源學說傳播），但並不是進化學說。正如Roger（1963）正確指出的，在這裏必須強調這種有缺陷的新變異體被消除的論點和自然選擇絲毫也不相干。

布豐對進化學說的積極貢獻是更為重要的。

如果一旦證實在確立這些家族上我們是對的；如果承認在動物中和植物中只有一個種（我不是說幾個種），後者是由別的種直接傳下來的；例如，如果驢真是由馬退化而形成的——那末自然的力量就再也不會有限度，我們的假設也不會錯，即只要有足夠時間她（造物主）就能從一個生物得出一切其它的成型生物。然而這並不是自然的確切形像。

唯物論者（無神論者）雖然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但必須考慮生物有機體的存在。他們退回到Lucretius的觀點：生物有機體可通過「自然發生」而產生。但是對這付「靈丹妙藥」（dens exmachina）可能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一種可能是認為由永遠存在的活的胚芽或分子通過偶然結合可能產生甚至最高等的生物。遲至18世紀中葉還有不少人持有這種觀點，不僅僅莫培兌，La Mettrie，狄德羅等人也是如此。另外一種可能是將自然發生概念和自然階梯捏合在一起。由於並沒有活的胚芽沖斥于自然界，所以自然發生一定能夠使沒有生命的物質變為具有生命的生物。但是這種辦法只能由無生命物質產生最簡單的生物，這些簡單生物再爬上「時間化了」（即賦予時間性）的自然界階梯逐步轉變成愈來愈複雜的生物。我們即將看到這在本質上就是拉馬克的進化觀（進化學說）。

從1740年到1840年的這一百年對於進化論的歷史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期進化的概念才在大多數先進的思想家的觀念中取得了突破。這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不僅地質學、博物學，而且在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方面也都發生了變化。自然科學中對靜止世界觀念的沖刷在政治科學以及現實生活的政府與社會方面同樣有所反映，表現在對皇權（以及封建等級制度）神授的觀念和維持現狀的做法提出質問。「進步」

很少思想家像布豐那樣難於被人正確理解。這有很多原因。例如布豐的巨著實際上是博物學百科全書，對某個一般論題，如進化，物種、變異的有關資料往往散見於不同的卷秩中。此外，布豐的思想在他的長期工作與活動中顯然是不斷發展的，試圖將他的思想按明確的時間階段來劃分很不容易也很難做到。他的頭腦靈活而又多才多藝，常常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考慮同一問題，因此有時自相矛盾。需要對他的工作的總體進行研究才能明確而又令人信服的指出布豐的哪些思想觀點應當看作是最典型的。最後，還有可能在布豐的早期著作中他還不能徹底坦率地寫出他的看法。18世紀40年代巴黎大學文理學院的神學家還握有很大權力，有一次（1751）布豐的確曾經撤銷過他所發表的有關地球的歷史和年齡的言論。至低限度布豐的某些觀察研究的行文措辭很可能是為了不冒犯這些神學家。

在啟蒙運動的領袖人物中，再也沒有誰比狄德羅（1713-1784）對生物更感興趣。

例如這正是Bonnet的說法（palingenese），而Robinet則對新模式（newtype）的由來有其更為新奇的想法（即將以前的原型結合起來）。但是由於一切東西的潛在可能是原先就存在的，所以什麼新東西也沒有創造。就Robinet看來，「自然階梯結成了一個無限的循序漸進的、沒有真正界線的整體；沒有門、科、屬、種，只有個體」（Guyenot，1941），「這就是自然哲學的頭一條公理。」對他來說，由於自然的連續創造活動才形成了鏈索，並沒有進化和遺傳的連續性。奇怪的是，與此相仿的看法一直到了1857年在阿伽西的著作中還能發現，雖然後者在詞句上更加神創論化了。

（1）說他為拉馬克開闢了道路，甚至說拉馬克的想法來自於他。這兩人共同具有的獲得性狀遺傳及其它觀點在當時是普遍流傳的，而且拉馬克還顯然不認識ErasmusDarwin。（2）說他對他的孫子達爾文的影響很深。在《物種起源》中幾乎沒有ErasmusDarwin的任何思想痕迹，達爾文也明確否認過這種影響，雖然達爾文的筆記反映了他曾經讀過《動物法則》（Hodge，1981）。（3）說他是位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家。ErasmusDarwin；主要是一個善於綜合和普及的人；他本人的全部思想觀點幾乎完全來自早期的學者，由於他廣泛閱讀，因而他熟悉這些學者的思想觀點。他的所謂進化觀念在當時的自然神學家和英國的動物育種人員中是很普遍的。

化石的存在以及其它能證明有些生物可能滅絕的證據和完滿原則顯然是矛盾的，這就需要解釋說明。萊布尼茨在《原始蓋婭》（Protogaea，1693）一書中認為在以前地質年代存在過的許多種生物後來消失了，而現今存在的生物在以前顯然又是不存在的。

（4）他是生物地理學的創始人。起初，出於反對林奈的原因，他將物種按它們來自哪個國家加以整理排列，並歸類成動物區系。由布豐及其合作者編纂的動物區系名錄為影響深遠的概括奠定了基礎。確實，達爾文從地區分佈所得到的進化證據遠比來自其它生物學現象的要多（見第十章）。

乍一看，在討論進化思想的歷史時又提到林奈（1707－1778）是完全不對題的，因為往往都認為他是進化學說的頭號敵人。但是他卻起過重要作用（見第四章）。雖然他由基於邏輯分類的分類學說出發為一種自然的、等級（結構）分類奠定了基礎，但到了適當的時候這種分類卻實際上強迫著人們去接受共同祖先概念。正像他那為人們熟知的一句話（「像世界地圖上的各個國家一樣，一切植物在各個方面都發|生|關|系」《植物哲學》。1750）所指出的那樣，他已經隱隱地感知到綱與目的關係。但是由於承認了屬、目和綱，林奈就破壞了「生命的連續性」而代之以不連ｈtｔpｓ://read•9９cｓｗ.coｍ續的等級結構。這完全符合本質論思想，卻和進化思想的連續性發生了矛盾。因此，如何使連續性與不連續性調和一致就成為對進化生物學的一場嚴重挑戰。

雖然莫培兌的專業是數學和天文學。但他對生物現象很感興趣並且是遺傳學的先驅者之一（見第十四章）。儘管有不同看法，他卻既不是進化論者，也不是自然選擇學說的創始人之一，他的很多觀點是～位宇宙學家的觀點，而不是生物學家的。他的真正重要性在於他反對牛頓學說中強烈的決定論和神創論色彩，並回復到Lucretius（公元前99－55？羅馬哲學家及詩人）和伊壁鳩魯學派所提出的起源主要出自偶然的觀點。自然界的多樣性和異質性是如此之多，因而世界不可能是按設計產生的。他用這樣一些論點來猛烈地批評自然神學家，例如有毒動植物的存在和「造物主的智慧與仁慈」這個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

不僅是驢和馬，而且人、猴、四足獸，以及所有的動物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家族的成員……如果承認驢屬於馬族，而且驢和馬之所以不同只是由於原來的軀體型式發生了變化的結果．那麼同樣可以說猴屬於人族，是退化了的人；還可以說人和猴有共同起源。

「我們認為想什麼和是什麼是一回事。」由於他相信動物不能思考，因此在他看來人和動物之間有一無法逾越的鴻溝。這樣一來就無法考慮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

萊布尼茨的看法中有兩點對其後進化生物學的歷史產生了影響。他的連續性和漸進性概念以及公然摒棄柏拉圖主義對現代進化思想作出了重要的積極貢獻並且是其必要前提。它還是達爾文的進化思想的奠基石之一。萊布尼茨在其哲學論文《單元論》

在《博物學》的第一卷中，布豐並不承認物種的存在，聲稱存在的只是個體。在第二卷中他就完全放棄了這一觀點，並將物種定義如下：

確實，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往往用數學術語來表達。在萊布尼茨以前，「偉大的鏈索」

所有動物都和其它動物有關……整個自然界處在不斷流動的狀態。每個動物都或多或少是人類，每樣礦物多少是植物，每種植物多少是動物…自然界中沒有東西是明確的…自然界中是否有任何原子與其它原子完全相同？沒有……你是否同意自然界中每件東西都和其它東西密切聯繫在一起而且在這鏈索上不可能有空隙？…只有一個大的個體，那就是整體……你這可憐的哲學家，你還談什麼本質！扔掉你那本質觀點罷……物種是怎樣一回事？物種只不過是朝向它們所特有的共同目的的趨勢。生命呢？一系列的作用與反作用……活的分子是一切事物的起源，在整個自然中沒有一個微粒不感受痛快或喜悅。

而且還可以說，實際上植物和動物的所有家族都是來自一個單一的始祖；一切動物都是由一個動物相傳下來，在很長的時間內由於進步或退化的結果就產上了各式各樣的動物。

人們有很多理由要探究為什麼進步的政治學說必然會轉變成生物學的進化學說。例如博物學家認為進步的觀念和表明逆行演化（regressive evolution）的許多事實（包括寄生現象和退化器官）並不相符。最強有力的限制因素可能還是本質論。一切進步難道不就是已經存在的潛在可能的表露，而並不涉及作為基礎的本質的變化？也就是說並沒有發生任何實際上的進化。例如Fontenelle就否認除了生長以外的任何變化觀念，因為他曾說過，笛卡爾和其它一些人不是已經指出自然對其製品是始終如一的、不會一代又一代的改變其處方的嗎？他所能接受的只是一種現成的潛在可能的顯示。生長與歷史之間是有一定區別的。生長只是一種內在可能的表露，歷史則是實際的變化。

由於完滿原則不容許有滅絕，滅絕動物只能被解釋為仍然存在的生物的早期階段。

7．2法國啟蒙運動

這使得他提出在地殼情況發生極大變化的過程中，「即使是動物物種也曾改變過許多次」。（哲學上）單元（monads，或譯為單子）的數量雖然仍然保持固定，但這並不涉及到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世系而只不過是引發原已存在的可能。因此鏈索的外觀經歷了時間上的變化，但作為其基礎的本質則絲毫未變。（Lovejoy將這改變了樣式的鏈索看作是賦予鏈索以時間性。）這雖然是反面提法，但並不是作為進化學說而提出的論點。

康德往往被認為是達爾文的先驅，但是缺乏證明；這種情況已經被不少作者明確地論證過，其中特別是那夫喬的論證最有說服力。雖然康德對一些問題看得很清楚，這可以從他在所著的《判斷力的批判》（1790）中就適應問題的議論看出，然而他是一位徹底的本質論者，根本想不到進化。他對布豐關於不育障礙（生殖隔離）保持物種之間的嚴格界限的論據印象極探，並以之作為絕不可能通過進化使一個物種轉變成另一物種的確鑿證據。康德未曾解決物種的不連續性和宇宙的連續性之間的矛盾；後者是他在其所著的宇宙學中表明的，他之堅信「偉大鏈索」也說明了這一點。物理和化學的純粹機械定律和生物的完滿適應（這似乎需要有特殊的創造）之間的表面衝突使康德處於他無法解脫的進退兩難的地位（Mayr，1974d；Lovejoy，1959d）。

布豐在年輕時曾在英國居留一年學習數學、物理與植物生理。當他回到法國后他翻譯和出版了牛頓的《微分法》（流數法，fluxion）和赫爾的《植物靜力學》

《博物學》的頭三卷（1749年出版）和第四卷（1753）以及後來的各卷有很大的不同。原因之一是布豐在18世紀5O年代早期熟悉了萊布尼茨的著作，了解到萊布尼茨強調（生命的）鏈索，完滿原則，宇宙的完善及其對進化的暗示。自此以後，布豐的文章就具有牛頓和萊布尼茨思想的混合物的色彩。一方面他仍然崇尚完滿原則，並說過「凡是可能存在的東西都存在。」另一方面他不贊成最終原因，他的一貫態度是反目的論的。

完全是一個靜態概念，因為當它被創造出來時就是完善無缺的，這樣一來要走向更加完善就不可能，任何變化只能是變壞，只能是退步。

（Zoonomia，1794）中沉頓于某些因果關係的進化方面的推測，但從沒有將之進一步擴展，因此他對隨後的發展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沒有理由對他的思想作詳細的介紹，然而要強調指出的是過去關於Erasmus Darwin的觀點有三點想當然的說法是錯誤的：

英國在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在哲學（洛克，貝克利，休謨），物理學和生理學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而對18世紀的進化思想卻幾乎沒有作出什麼貢獻。唯一的例外是Erasmus Darwin（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他在其所著的《動物法則》

英國在18世紀之所以對進化學說不感興趣有幾個原因。當時經驗主義盛行，因而過份重視物理科學和實驗科學。對博物學的研究完全掌握在神職人員手中，從而不可避免地引向信奉神創世界的完滿設計。這種信念和進化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

（3）在提出地球的新年代紀方面，和其他人比較ｈｔtpｓ://ｒeaｄ•99cｓw•cｏｍ起來應更多地歸功於他。提出新的年代紀就表示採納了非常巨大的時間尺度。

上述的討論必將澄清為什麼上面提到布豐並不是進化論者而卻又說他是進化學說的鼻祖這兩者之間並不矛盾。他是議論大量有關進化問題的第一個人，這些問題在布豐之前沒有任何人提起過。即便他往往作出了一些錯誤結論，然而也正是他在科學知識的寶庫中增添了這些論題。儘管布豐本人反對按進化觀點解釋問題，然而他卻將這些問題公之於科學界。在廣泛討論地球的一般起源，特別是沉積岩的起源方面，我們應當歸功於他；他使人們認識到動物物種滅絕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密切有關的物種，如馬和驢，究竟是否來自共同祖先這樣的問題；最後，是他首先充分注意到問題中的問題；也就是在兩個端始種（incipient species）之間建立現代稱之為生殖隔離的問題。

就某種意義來說，所有這些思想家和學者確實都是拉馬克的前輩，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則他們又都不是，因為拉馬克是第一個和反對進化論的本質論者所設置的障礙徹底決裂的學者。

18世紀的兩位最享盛譽的博物學家布豐和林奈是同年（1707）出生的。但是除了他們同年生和兩人都對博物學懷有濃厚興趣這兩點而外，他們就再也沒有別的共同處。布豐（1707—1788）很富有，出生於貴族世家，並以科學研究作為自己的愛好。林奈則很窮，長年為求職糊口而奔波。在許多科學概念問題上彼此也持有對立觀點（見第四章）。

雖然很多物質已經達到了很完善的程度，然而由於連續的無盡可分性，在事物的深層處永遠都會有不活躍的部分有待激勵，使之長大和變得更有價值，一句話，上升到更加完善的狀態……整個宇宙具有最大的自由而且永遠不停地進步以滿足絕對的美和使上帝的製成品完美無缺，因而是永遠向更高級的發展階段前進（Nisbet，1969）樂觀地說，18世紀在人的素質不斷改進上一直強調進步。Herder，康德以及當代的其它著名思想家都表述了這種思想而且參与了可以稱之為進步定律的探索。這進步不僅是自然界的特點，而且也是一切人類社會制度的特點，在制訂美國憲法和醞釀法國大革命中這樣強調進步當然是極其重要的。

由於缺乏博物學方面的經驗，因此莫培兌對任何生物，甚至大象，是由物質的偶然結合產生的觀點一點也不覺得滑稽可笑。「人們可以說，機會產生了大量的個體，其中有一小部分是這樣組成的，即這些動物的器官能夠滿足它們自己的需要。更大量的個體則既無目的又不能適應，這些最差的後來全都消亡掉。因此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物種僅僅是難以捉摸的命運所產生的物種中的一小部分」（《宇宙學論文集》Essaie decosmologie，1750）。

不那末清楚的倒是這兩個領域的主導思想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這股思潮各自作出了什麼樣的貢獻。

布豐的最重要議論和我們即將討論的問題有關的是在關於動物退化的一篇論文（1766）中「進化生物學」標題下的論述。他在這裏強烈地表達了他的如下觀點：絕大多數變異是非遺傳性的，是由環境引起的。」這可以由家畜是一切動物中最容易發生變異的事實來說明，因為人們將它們運載到各種氣候條件地區並用各種不同的食物飼養。

布豐的思想對後來進化思想的發展，總的來看，究竟起了哪些作用？他顯然處在一個既阻滯了又促進了進化思想發展的曖昧地位。在阻滯進化思想發展的方面是，他多次推崇物種不變的學說；而且還提出了辨別物種的標準——物種內部成員之間的繁殖力，這個標準被他的同時代人看作是完全不受進化演變影響的。老實說，由於生殖隔離的緣故從一個物種怎樣能產生另一物種的問題一直到本世紀的前半期還困擾著不少遺傳學家（Bateson，1922；Goldschmidt，1940）。布豐的上述保留（這些保留是他同時代的許多學者所共有的）正是為什麼單有進化演變的論證還不足以建立進化學說的原因。所需要的是證明物種之間的鴻溝是怎樣跨過的；後來這種證據是由地理物種形成論的支持者提供的。

然而莫培兌並沒有完全依賴自然發生作為新種的唯一來源。他所從事的遺傳學研究使他提出了一個我們現在可以稱之為突變成種學說（speciation by mutation）。對莫培兌來說，一個新種不是別的，只不過是一個突變的個體。就這個觀點而言他應當是德弗里的先輩。他把宗（race）看作是從偶然的或幸運的個體開始而形成的。莫培兌顯然是一位本質論者，雖然他能考慮到新本質的產生，卻不能認識到種群是經過最適個體的選擇（即繁殖）逐步而又不斷地改進的。儘管這樣，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並不是靜止的，時間起著重要作用。

在《百科全書》的某些條目中，特別是在一系列幻想文章中，他一再抓住這樣的～些問題不放：生命的起源和本質，偶然和必然，分子的相互作用，自然發生，環境的作用等等。狄德羅顯然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他的臆測和推想很多是非常大方地借自布豐、萊布尼茨、莫培兌，Condillac，Bordeu，Haller，以及其它一些同時代人。他並沒有多少創新的見解，但是他將當時的推測融合成解說性文章的出色技巧對法國的知識界是一次很大的衝擊。他的最大胆的文章可能要算《Lereve deAlembert》。（DAlembert的夢，以下簡稱為《夢》）。雖然這篇文章是1769年寫成的，但正式出版則是在1830年。文章寫成后不久就有秘密版本在巴黎流傳。因此該文的內容顯然在巴黎的一些沙龍中是大家都熟知的，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拉馬克是熟悉的。這篇文章的韻味在因高熱昏迷的DAlembert的囈語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就這一概念而論，布豐和亞里斯多德十分相似，亞里斯多德也正是根據宇宙永恆秩序的同樣概念來否定進化。

從宗教、哲學和政治的傳統中逐步解放出來這一事態到了啟蒙運動時才蔚然成為真正的革命運動。雖然這項運動是在英國（特別是蘇格蘭）於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最先開始，而法國則在發展有關生物學的新概念新思想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因此後來首先提出一種真正的進化學說的是一位法國人並不會使人感到奇怪。

產生不育的雜種就證明所涉及的是不同的物種，因為為了保持一個物種「必須有延續不斷的而且不發生變化的繁殖作用。」正如Lovejoy所正確指出的，這話不只是指物種是真實的，而且是說物種是固定不變的實體。對布豐來說，物種是模式（類型，type）而不是種群。有了這樣嚴格的物種概念，再加上雜種中的不育現象，就排除了一個物種從另一個物種進化而來的概念。布豐的物種定義還有另外的缺陷，那就是它並不是真正在為物種概念下定義，而只是提供了一種方法來檢定兩個個體是否屬於相同或不同的物種。它的作用相當於數學上的判別式。

後來達https://read.99csw.com爾文也採納了這種意見。

到了18世紀末顯然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解答：多樣性的起源以及外觀上在自然系統中的規整排列；一切生物在彼此之間以及與環境之間的非凡適應（能力）。對本質論者來說還有一個額外的問題，即如何協調物種及較高階元顯示的不連續性和一切生命現象的總體連續性。最後還有許多令人十分難於回答的特殊問題，這些問題看來和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的概念相衝突，例如滅絕的問題和殘留器官存在的問題。神創論越來越不是令人滿意的解答。這樣一來，新的革命性變革的舞台已經布置就緒，唯一的問題是等待某個博物學家有勇氣和創造性提出一個肯定與現行信條相衝突的答案。這個人就是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

這一思潮在Condorcet（1743－1794，法國數學家與哲學家）的名著《人類思想的進步》（Progress of Human Mind，1795）中達到了頂峰。他在書中指出：「自然對人的才能之臻於完善並沒有規定條件，人的完善程度也確實是無限制的；這種完善程度方面的進步從此以後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而且大自然把我們投放到這地球上來，除了地球的持續時間對進步是個限制而外並沒有其它限制。」

（1）通過他的詳細分析，他將進化觀念帶進了科學領域，並由此以後成為了科學研究的正當課題。

如果兩個動物通過交配能夠延續自己並保持物種的相似性，那末我們就應當將之視為屬於同一個（物）種，如果通過交配它們不能產生後代，我們就應當把它們看作是屬於不同的種。因此，狐狸和狗將被看作是不同的種，如果這兩種動物的雌性和雄性動物交配不能產生後代經證明屬實的話。即令會產生雜種後代，如某種樣子的騾子，則只要這騾子是不育的，就足以證明狐狸和狗不是同一個種。

林奈對自然界平衡和生存競爭的強烈興趣對後來自然神學思想以及de Candolle等人的思想發展有重要影響。它構成了自然選擇學說概念結構的重要部分。實際上達爾文的很多論據都可追溯到林奈，雖然也含有對林奈觀點的否定。總之，林奈對後來產生進化學說的概念背景作出了重大貢獻。

發展在萊布尼茨的思想中也同樣重要，他並且還特彆強調連續性和完滿原則。這在很多方面和笛卡爾有差別，笛卡爾強調的是同一性和數學上的不變性。另外，再也沒有誰比萊布尼茨更加強調潛在可能（Potentiality）的重要性，他曾說過：

（Monadology，1712）中曾寫道：「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漸次發生，沒有一蹴而就的；這種控制變化的法則是我的連續性定律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另一個觀點，即趨向干進步（如果不是趨向于完滿的話）的內在衝動則純粹是進化思想發展的障礙。它促使一些人（如斯賓塞）通過對進步的信念而轉向進化觀點，但對進化的機制則引用了完全錯誤的學說（參見第十一章）。那些摒棄了進步是必不可免觀點的人（包括蘇格蘭哲學學派）實際上是比法國的進步觀點的信徒更接近於達爾文的思想。目前普遍認為必不可免和不斷進步的信念對包含有這種信念的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或觀念來說都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Monod：《機遇與必然》，1970）。

「自然界階梯」所依據的逐漸完善這一概念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表述，如「更多的道義」（按亞里斯多德的意見），更自覺，更多的理性，更靠近上帝等等。基本上來說這大都是假定的理想，因為觀察並無法肯定或證實這樣一種完善、連續和直線式的鏈索存在。反之，人們在每個地方所看到的倒是明顯的縫隙或缺口，例如哺乳動物和鳥類之間，魚和無脊椎動物之間，羊齒植物和吉部植物之間的差異。因此當發現珊瑚或其它生物（如植形動物）而且看來它們能最恰當地將植物和動物聯結起來時人們的興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曾大胆提出其它的缺口也可以同樣被將來的新發現填補上。在萊布尼茨的眾多追隨者之中誰也沒有像Charles Bonnet（1720－1793）那樣執著。他建立了一個非常複雜的「自然物的階梯」（echelle des etres naturels），其中把能飛的松鼠，蝙幅和駝鳥作為哺乳動物和鳥類之間的延續。就他看來，「組織」（organization）是確定鏈索中等級的標準。每當他的言論涉及到進化時，那顯然只是一種原已存在的可能性的表露。

自由主義的自然神論（即否定包括聖經在內的一切天啟）在Reimarus的著作中大放異彩。

當布豐在1749年出版《博物學》的前三卷時他還是一個十分嚴格的牛頓主義者。因此他對運動概念和連續性概念具有深刻印象，而專心關注大量靜止的，不連續的實體如種、屬、科，對他來說則似乎毫無意義。當他被任命為皇家植物園（現在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主任時，他對系統學的了解很有限，但是他攻擊「命名家」（林奈學派）是枯燥無味的腐儒，並提倡研究活的動物及其特徵，這樣一來他就將他的缺陷（對系統學了解不多）轉變為長處。在《博物學》序言中他談到要將各種生物安排在不同的階元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在一個屬與另一個屬之間總有中間過渡生物。進一步說，如果要採用任何一種分類法就應當依據所有性狀的總體，而不能像林奈那樣只靠主觀選定的少數性狀。儘管布豐強調連續性，但他在《博物學》的頭三卷中並沒有提到進化。他沒有提鏈索的時間化，也沒有提起某一物種是從另一種起源或由另一物種發展而成。在第一卷中還維護了這樣的觀點，即個體才是自然界中唯一真正的實體。

所有這些「先驅者」都是本質論者，他們或者提出新的起源（而不是現存模式的進化），或者只是承認內涵潛在可能的表露（unfolding，即「evolution」這字的準確含義，展開）。然而他們的著作卻很重要，這不僅是由於它們表明當時正在穩步接近進化思想，而且它們還指陳了當時的文化理智背景，進化思想只有在這時代背景中才能形成和發展。

（2）他（和他的助手Daubenton）提出和發展了「模式一致」概念（concept ofthe unity of type）並將解剖結果加以概括總結。這樣就首先產生了理想主義的形態學派，後來又產生了比較解剖學，它提供了大量有利於進化學說的證據。

布豐在他的博物學中對物種的安排次序完全採取了功利主義的態度。他從對人來說最重要，最有用，最熟悉的生物開始。因此像馬，狗，牛這樣一些馴養物種就安排在野生動物之前，溫帶動物放在異國動物之前。這種任意的分類顯然不能作為考慮或研究進化的基礎。就人類而言，它是最高等生物：「每樣東西，即使是它的外表，也說明人比其它一切生物都優秀」。布豐和笛卡爾很相似，也認為能夠思考是人類最突出的特點：

既然世界在創造之初就是完美無缺的，那就用不read.99csw.com著再朝向更完美的方向努力。他有時很明確地否定柏拉圖的本質論，即在提到我們必須從現象的多樣性中進行抽象化的時候，認為這種抽象是我們自己的智慧的產物，並不是真實的。然而他的大多數解釋都是模式概念（typological）的，這從他對物種的處理可以清楚地看出。

他對生物學的主要影響表現在對動物行為所作的解釋上。但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卻是歷史學家Johann Gottftied Herder，他的主要貢獻是他強調了歷史思維和多樣性。

「雖然還不能證實通過退化由某一物種產生另一個物種是自然界中不可能的事，但是否定它的可能性數量是如此之大，即使從哲學的角度來說，對這一點也很難置疑。」

上天的啟示使我們確信一切動物都同等地分享了上帝創造萬物的恩惠，而且每一物種的最初一對（配偶）也都是由造物主親手製造成型的。（布豐，1766）上面引述的言論可以解釋為（而且曾經確實如此）布豐為了掩飾他真心贊成進化而故意在表面上進行反駁（這樣做是給當權的神學家們看）。然而近代研究布豐的學者們（Lovejoy，Wilkie，Roger）則一致認為按這段引述文字的上下文來研究，它的確是在嚴肅認真地駁斥共同祖先這一可能性。在這一段引文之後緊接著是一些反對一個真正的物種從另一物種產生的可能性的各種理由。布豐特別列舉了三點理由。首先，在有記錄的歷史中並不知道有新種出現。其次，雜種不育是種間不可逾越的障礙。第三，如果某一物種來自另一物種，「例如驢來自馬，」那就只能逐步緩慢地產生結果。這樣一來在馬與驢之間就將有許多中間動物。那末為什麼在今天我們見不到這些中間物種的代表或後代？為什麼只有兩端的物種（馬和驢）仍然存在？這三點理由促使布豐作出下述結論：

《博物學》頭三卷的措辭用語表明布豐在當時很可能是無神論者。在1764年他明確地使用了自然神論者的語言。布豐在1774年寫道：「我對自然（界）的奧秘了解得越多，我就越發讚美和深深崇敬自然界的創始人，」看來他這話確實表達了他的真正感情。當布豐相信永恆秩序和自然規律時，他所需要的是一位立法者，一位對觀察到的第二位原因負責的人。如果世界不是被一種不變的和普遍的秩序治理著，那末科學就將毫無意義。

（vegetable statics）。由於Maurepas大臣的特殊照顧，雖然他的資格還不完全具備也被任命為皇家植物園的主任（1739）。然而他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入這新的工作之中並制定了撰寫普通博物學（從礦物到人類）的計劃。三十五卷大四開本的巨著終於在他去世前完成，總共花了40年時間（1749－1788），後來還又補充了九卷。布豐在這份不朽的博物學名著中對以後進化論者所可能提出的幾乎所有問題都作了引人入勝的闡述。這書文體明晰流暢，有法文本和多種文字的譯本，在當時歐洲凡是受過教育的人都爭相傳誦。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啟蒙運動中以至後來的幾代人中，在法國以及歐洲其它國家中幾乎所有的著名學者直接或間接都是布豐的崇拜者或布豐派。說實在的，布豐是18世紀後半期博物學各種流派的開山祖師（參見第四章和第六章）。下面即將見到，他本人雖然不是進化論者，然而他是進化學說的鼻祖則是無疑的。法國之所以對博物學特別感興趣也和他有關（Burkhardt，1977）。

進步意味著生長與發展，即使這僅僅是內在的可能性也罷。就人類而言，Fontenelle（1688）就曾指出：「人類智慧的增長與發展是永無止境的。」這既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概念，也可以說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因為進步概念的各個組成部分諸如生長與發展（亞里斯多德）、連續性、必然性、意念表露、最終目的等等不僅在聖奧古斯丁的世界觀中有所表現，而且在古代人中也很普遍。在Fontenelle以前不久，帕斯卡（Pascal，1647）也曾將人類的發展與個人的生長作過比較。

在他的四卷集著作《關於人類歷史的哲學》（Ideas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theHistoryof Man，1784－1791）中，他不僅談到了人類的興起，還詳細討論了宇宙和動植物界。Herder以其一貫的對任何問題的歷史態度對歌德、康德以及自然哲學派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和其它德國人相仿，他也是一個本質論者；對他來說，從某一個物種轉變成另一個物種簡直是不可思議。Herder對生物界的基本觀點是時間化了的自然界階梯的觀點，但是他從來沒有認真了解過低等動物怎樣變成高等動物或者植物怎樣變成動物這樣一類的問題。他堅持認為「我們見到結構的形式上升，隨之生物的能力和習性也益發多種多樣，最後匯合成人類的形式。」Herder的很多觀點來自布豐，然而他往往將布豐的思想擴充，例如他對生存競爭問題就是如此。

如果從一個連續的、無限制的進步概念過渡到進化理論有一條必經之路，那末18世紀的著名博物學家們就應當很快地能找到它。但是實際情況並不如此。布豐、Needham、Robinet，狄德羅，Bonnet，和Haller等都沒有將政治哲學的進步概念轉變成為科學的進化理論。事實上是一直到對啟蒙運動的反動開始以後，隨著拿破倫在法國篡奪了權力，拉馬克才提出了他的進化學說。

18世紀是一個理性壓力特彆強烈而又未解決的時代。當時哲學中的問題是試圖調和笛卡爾、牛頓和萊布尼茨的對立思想。宗教中的天啟信念也越來越不合時宜，因為在聖經中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矛盾，而且機械世界現給起自然現象留下的位置也越來越少。人格神論，即信奉一個永遠干預自然過程並創造奇迹的人格化了的神，也越發不能被大多數哲學家和科學家接受。即便是自然神論，即信奉一個最初創造世界和定律的神，隨後就由這些定律（第二位原因）統治世界，也陷入了重重困難。難道他的設計竟然如此詳盡無遺，包括無數種動植物的每一個特殊結構和功能以及它們之間的不可勝數的相互作用？這樣的原始設計又怎樣和地球上各個地方如此明顯的變化相協調？尤其是，正像我們會立即見到的，無論是設計還是定律，怎樣能解釋像滅絕、退化器官這樣一類的生物現象？在18世紀和19世紀前半期的全部時間內，一個又一個博物學家和哲學家都力求調停神創論者和自然神論者之間對生物界的解釋的分歧。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則公然變成了無神論者，既不相信設計，也不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世界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一部大機器。

上面提到的一些學者大多數是法國人，法國在18世紀確實掌握了歐洲知識界的領導權。但是英國（尤其是蘇格蘭）、德國、荷蘭、斯堪底那維亞也都在醞釀中。實際上在拉馬克和居維葉去世后英國和德國就取代了法國的位置。德國在萊布尼茨連同他的非凡創造性過去了之後情況相當平靜；然而處處都顯示了僵硬的有神論正在逐漸衰退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