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產業與企業研究中心的王世平博士說：「匯源現在處於圈地階段，其上市所做的飲料生產在集團中只佔其業務一部分。」朱新禮預計需要30億到50億元來做有機農業，「沒有經過董事會同意，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錢去做有機農業，股東的錢只能做果汁」。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毫不誇張地說，它救了中國農民的命。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新政策，而改革開放的起點是農村改革。農業經濟研究專家、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產業經濟研究室主任吳敬學認為，1978年至1985年（有的學者劃分到1986年），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農業發展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農村經濟呈現快速發展的勢頭，農產品從短缺轉為供需基本平衡。同時，相對城市人口收入來講，農民收入在這一時期是增長最快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是最小的，大致在1∶1.8。另外，中國農民充分發揮了他們的聰明、勤勞、能幹，大量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些鄉鎮企業小巧靈活，如同水蛇在國企那些龐大笨重的烏龜身邊遊動穿梭，搶佔了不少市場。在80年代初期，社會學家費孝通即提出了著名的「蘇南模式」。ｒｅaｄ.９９ｃｓｗ.ｃom

2011年5月6日，在北京順義匯源總部的一間會客室里，匯源集團董事長朱新禮接受了我的採訪。會客室鋪著淺褐色的編織地毯，擺放著灰色布藝沙發，上面罩著印有「匯源」紅色LOGO的白色沙發罩——這透著一股濃濃的20世紀80年代的味兒。茶几上擺放著匯源各式低濃度果汁產品，旁邊豎著巴掌大的告示牌：「開啟喝完是喜歡，剩餘帶走是珍惜」。匯源的員工告訴我，這告示牌的擺放是朱新禮的命令，匯源任何部門都如此執行。牆上掛著一幅祝賀匯源集團成立十三周年的匾額，落款是「中共萬榮縣委員會、萬榮縣人民政府」。

但是，東里村種葡萄得到了實惠。1000畝地種上葡萄，原先每畝收入兩百多元的地到了第二年是五千多元，第三年是一萬元。他又陸陸續續辦了27家村辦企業，磚瓦廠、麵粉廠、皮鞋廠、皮毛廠等。除了40戶葡萄種植專業戶之外，其餘七百多戶人家的勞動力由這些工廠消化。1986年，這個800戶人家的村出了四百多戶萬元戶，成為山東省第一個電話村。60歲以上的老人都有養老金，凡考上大學的由村裡提供學費，村民每年分發500斤麵粉。

從村支書到果汁大王（李志剛拍自朱新禮辦公室）

村書記動員他回去當村主任。自新中國成立后，東里村年年吃救read.99csw.com濟糧，3000人只有1000畝地，人均不到四分地。朱新禮賣了車，當起了村支書。他做汽車駕駛員的時候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心裏有了一番規劃。

1952年，朱新禮出生於此地，直到1986年他才下山離別故鄉。他的母親生了六個兒子，他排行老二。在朱新禮的描述里，他的家「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個山清水秀的地方」。這種田園山水的詩意，難掩當年中國農民生存條件的嚴酷。20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村以人民公社的形式組織生產，東里鎮只種玉米、地瓜、小麥。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天災加上人禍，中國暴發大面積的飢荒，餓殍遍野。朱新禮保留了大飢荒的記憶，他記得身邊很多人，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樹葉子，餓得眼睛都浮腫了。他曾跟首鋼老總朱繼民聊天，後者的一個姐姐就是活活餓死的。

朱新禮正是農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後，他承包了村裡的一輛解放牌汽車，將沂蒙山區的蘋果拉到南京、上海去賣。家裡窮，但頭腦靈活的他從小學二年級就不再向家裡要錢讀書，暑假去山裡挖中草藥、爬樹上撿蟬蛻、翻石頭抓蝎子，把這些賣到供銷社，換來一年幾元錢的學費。一車蘋果大概能讓他賺上幾百元運費。有了錢，他接連買了兩輛車，帶上四個徒九-九-藏-書弟，輪流開著三輛解放車跑水果運輸。1983年，他就賺了三十多萬元，成為沂蒙山區第一個在家裡裝電話的人。

這是朱新禮的老家。與如今國道、省道、鄉道密密鋪陳于中國大地，連通起一張主動脈、毛細血管齊全的公路網不同，在朱新禮的童年時代及青年時代，東里鎮一直是個四不靠的村。這裡是沂蒙山區腹地，離每個縣城都有數十公里，封閉落後，靠天吃飯。

他家算是在飢荒里挨得過去的。他的父親是村裡的會計、讀過私塾，頗比普通農民有遠見。在三年自然災害前的豐收年，他父親利用房前屋后的零碎土地開荒，從秋天開始動手，整整一個冬天都在挖土，將房子四周刨出像戰壕一樣的深溝，又從山下挑來肥力好的土壤，倒在溝里，再鋪上一層積攢的雞糞、羊糞。一層土一層糞，如此交疊。好處是既保住了水分，又讓土壤保持疏鬆，還多了很多有機肥料。來年春天，栽上南瓜。到當年秋天南瓜成熟的時候，一個就有幾十斤重。摘下來，放在屋子裡。只要保持通風，不凍著，南瓜能夠貯藏很久。滿滿一屋子的南瓜，讓朱家每逢青黃不接的時候都能挨過去。

談起當年，朱新禮興奮難抑，感慨萬千，他提到溫元凱——當年改革開放的一位風雲人物，向鄧小平提出了恢復高考的建議。溫元凱所寫的關於改革開放的文章，都在朱新禮這批青年裡傳遞九*九*藏*書，他們如饑似渴地從文章里汲取思想與信念。「長時間以來，我們感覺自己的智慧受到壓抑，在（改革開放）這種情況下，一旦爆發出來，那就不得了，解放了生產力。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實際一直在解放生產力。」

從果汁到有機農業，朱新禮始終與中國的農業緊密相連。30年前，正是國家政策這一隻巨手，讓朱新禮這個沂蒙山區的農民命運發生了巨變。從濟南出發，經G2京滬高速及G22青蘭高速往東，轉入332省道，折向西南，便到了山東淄博市沂源縣東里鎮，車程約180公里。車窗外，迅速閃過的，除了蘋果樹還是蘋果樹。沂源是中國蘋果主要產地之一。

他要所有的人把土地交出來，集中經營。大家都很抵觸，好不容易到手的土地還沒焐熱呢，又要吐出來？朱新禮乾脆開上一輛大客車，吆喝上黨員、幹部和村民代表，一趟子拉到了膠東平度市觀摩。那地方大規模種葡萄，一畝地收入一萬元。這是東里村的一次「思想解放」，外面世界的富裕震動了這些未走出過沂蒙山的農民。之後，朱新禮勒令黨員，要麼交土地、要麼受處分。黨員交了，幹部交了，老百姓也跟著交了。這些土地被集中起來種葡萄，交給40戶專業戶承包。為此，有人寫信貼上八分錢的郵票告到國務院去，上面來人調查，批評朱新禮不種地，「民以食為天，農民不種地，叫做九*九*藏*書不務正業」。這一弄，把朱新禮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的資格弄掉了。

沿著上山的羊腸小道，我尋找朱新禮的老屋。石塊與黃泥砌成的農舍三三兩兩地散落於山間，路上不見人影，只聞惡狗狂吠。幸尋得一位八十多歲老太太給我指引，我找到了目的地。一排六間屋，黃褐色的石塊砌成，屋頂鋪著紅瓦，木條鑲成的門框歪歪斜斜的。

匯源將淄博分公司安在朱新禮的老家東里鎮東里東村，在那裡建了一個乳品飲料加工廠。廠坐落在山腳下，沿著紅磚砌成的圍牆往山上走，站在山坡上，能看到圍牆內停靠著八排七列共56輛整裝待發的運貨車。朱新禮的老家就在這山上，離廠房只有200米，俯視整個工廠。

朱新禮穿著灰黑西裝、淺藍襯衣，斜倚在沙發上。他面相和善，在三個多小時的交流里，基本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談到可口可樂併購匯源一案的時候，他的臉一下子拉長，緊閉著嘴，腮幫子也繃緊了。自商務部以違反《壟斷法》為由叫停可口可樂併購匯源之後，一心想做上游產業的匯源無奈調頭，一口氣招聘了數千名退役軍人做銷售，以重建解散了的銷售系統。雖然重做下游耗費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匯源布局上游產業一直馬不停蹄，除了水果種植，朱新禮還盯上了有機農業。匯源在密雲建成1500畝的有機農業示範園，又與山東省德州市政府合作，建設1萬畝的有機農業示範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