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光子跟普通女性也是沒有什麼兩樣，也是通過《女性周刊》的報道，來看待案件的。她為男性用暴力行為奪取女性生命的做法本身而感到不快。對於一般電影、小說中大量出現的男性|虐待女性的那種淫穢場面，她是感到不滿的。但她並不想否定，那些場面是對她本身的性的固有的、被動的感情的一種奇妙的刺|激，然而，她認為男性喜好女性的那種媚態並因此而洋洋得意，恣意玩弄，對於女性是一種褻瀆和可詛咒的。

當時還在世的他的妻子阿宮對此卻不贊成，動不動就反對說，要是反正不當農民的話，還不如乾脆到別處去，如果要建公寓，在東京或橫濱不都是可以建嗎？何必在這兒呢？對此，喜平反駁說道：

對此，親戚看不下眼，認為這樣上田宏太可憐了。他們罵道：要說世間風氣變壞，還不是家裡出了一個殺人犯？但難道因此就不管了嗎！豈有此理！

「兩人的歡樂窩是在二樓廚房前一個三個草墊子大小的房間，房租每月三千日元，是這所公寓中最便宜的。」記者這樣寫道，「在這裏，兩個人共同度過了短暫的五天幸福、快樂的時光。然而，這種幸福與快樂，是建築在金田鎮杉樹林中初子的屍體上的，好比在火山口上跳舞，必將遭到可怕的毀滅。」

戰爭結束后不久，由於糧食極端缺乏，從黑市買大米因違法而又絕對不幹，所以，也有因營養失調而死亡的審判官。谷本雖然沒有象他們那樣的高風亮節，可也從不乞求、阿諛誰，就這樣，以類似一種超世脫俗的姿態活到現在。

野口想在開庭前若無其事地摸一摸審判長的底，看他是什麼意見，所以，今天早晨就想提前點時間上班。

據說，上田宏在茅個崎工廠工作時，也是很勤奮、能幹，跟同事沒有打過架或發生口角。這一點，花井先生也是知道的。而且，花井先生跟菊地大三郎是遠親。

新的訴訟法規定：起訴書不能跟使審判官容易產生叵測的記錄和證據同時提出。起訴書上只能記錄被告人姓名、訴訟事實和罪名。

野口在法庭上多次見過岡部，給他的印象並不是象閻王爺。野口認為：岡部不過想得到根據自己提出的求刑要求那樣的判決，具有著一般官僚的熱情。他所寫的起訴書也是不脫俗套，好象沒有「天理不容」呀，「慘不忍睹」呀等慣用詞語，就不叫起訴書。

橫濱家庭法院認為應當給予上田宏刑事處分。家庭法院正如其名字所示，它是對離婚等家庭案件進行審判或調解的機關。即使跟地方法院同級，跟野口也絲毫不存在什麼工作關係。因此，兩位太太頂多於道上相遇相互寒暄一下完事，而不會產生摩擦的餘地。

上午九點整，野口準時走進橫濱地方法院二樓審判官室。這時，審判長谷本還沒有到。年輕的候補審判官也似乎是剛來，正在整理桌上的東西。

檢察院一方既然受到這種制約，那麼，審判官在公開審判以前，在介入案件內容時，也必須持慎重態度。

候補審判官跟剛出茅廬的律師在收入上相差不多，但十年後，其差距就拉開了，律師要比審判官多收入十萬日元以上。另外，候補審判官有被調到地方工作的擔心，但律師卻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掙錢工作的地點。雖然說，既然當了審判官，其最高目標就必須是到最高法院工作，但是，最高法院的定員，比起戰前的四十多人來，現在少了一大半，只剩下十五人，其中，審判官只有五人。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法院的審判官要想出頭的範圍，可以說是相當狹窄的，未必不在農村的地方法院呆一輩子。由於學閥或派閥關係，從開始就進了最高法院的事務局，一直到結束自己的一生為止——這種特權階層，現在已是不復存在了。

因此，老人感到極度悲傷和絕望，認為不論到養老院還是進監獄，對自己反正都是一樣，不是天堂。這樣，就把一次自家的自然失火，故意說成是自己乾的，這就為警察提供了假口供。

「最後，到底是你贏了。」花井先生邊笑邊說。在一個小時的交涉中，喜平一次也沒有說過想決定要那個年輕的律師。這是因為他從開始就想：要是同樣的價錢，還是雇一個名律師上算。

「是啊。因為是菊地律師嘛，所以，不能說他沒有作戰計劃。」

因此，《女性周刊》把焦點從被害者移到被害者母親身上也是理所當然的。該刊強調的是：由於上田宏的犯罪，使農村寡婦及其女兒們的生活遭到嚴重地破壞。

來對他談到請律師這一事情的是上田宏上中學時擔任班級任的花井老師。上田宏在中學讀書時成績很好，曾被選為班級委員。因此，老同學對上田宏會發生這種事情都感到意外。

「野口，你來得挺早啊。」矢野說。

「律師不止菊地先生一個人啊！」

當然，以上這些情況，候補審判官野口不是全都知道的。這些情況是野口隨著公開審判的進行，隨著案件的全貌逐漸明朗化，才一點一點知道、清楚的。

但是，如果說菊地大三郎是為了沽名釣譽，那可就錯了。

在案件發生的當時，周刊雜誌做了大肆報道。但公開審判的時候，這些報道就成了舊聞了。不管上田宏以怎樣的原因被起訴，這個案子也不過是已經過了一半的農村小鎮的微不足道的小小案件。

「嗯。我跟他倒沒有在同一個法院共過事，不過，我們是一個大學畢業的，在學士會會館集會時見過二、三次面。」

但是，上田宏的案子卻沒有經過九*九*藏*書這道手續。據說原因是：菊地律師因某一刑事案件到名古屋出差去了，與此事衝突了，騰不出手來。但對於野口來說，卻預感到菊地律師似乎有他的一套作戰計劃。

有關人員一到齊，法庭一官吏就來到書記官室報告說道：「人員都到齊了。」於是，審判官室的審判官們也知道了。他們走進會議室，從衣櫃里取下法官服，換上。由會議室到法庭中間有個門，審判官們在全體法庭的人起立致意之中，進入了審判官席。

喜平家有一町八反土地，除了房前房后的二反菜地外，其餘的土地剛賣給北洋漁業做建廠用地。他用賣地的錢于東京近郊買了一所房子。另外，他還通過戰爭時期和戰後到附近城市賣米賣菜，還積了不少錢，據說，他現在手頭還有一千萬日元的儲蓄。

「總之，通過今天的公開審判，會有一些眉目的呢。」野口在光子的相送之下，一邊走出門口，一邊這樣說。

審判長谷本今年五十四歲，比菊地大六歲，相當於他的「先輩」（上級生）。雖說最近決定要調到大阪擔任最高法院審判官，但從年齡來看，陞官升得並不快，還是屬於晚者。

審判官總是被案件所驅使，好象套在馬車上的役馬一樣，必須不停步地向前跑。開始，辦案拖延了，總覺得對不起不幸的被告，但漸漸地也就習以為常，不以為然了。總之，自己是作為龐大組織的一部分而工作的。因此，陷入了「都是組織之罪」這樣一種（來自流行的「論《組織與人》」一書）思想感情之中。

現在的法院都有事前準備會議。所謂「事前準備會議」，就是在公開審判的一周左右前，列席檢察官和律師到審判官室與主任審判官商定審判日期、證據驗證的步驟等的一種例會。在這個會上，主任審判官也告訴他們所喚證人的人數和質疑與反質疑的時間安排。

但這次菊地律師似乎並沒有遲到，十點差兩分，女事務官來到審判官室，象衛兵一樣，一動也不動地站立在那兒，報告說道：

但喜平告訴花井說道：「請讓我考慮二、三天再告訴你。化大價雇那樣一個名律師，這不合我的身份呀。」

「事實究竟怎樣，可以說還不清楚。但是，檢察廳和警察把此作為重案加以追究乃是一種義務。」野口回答說，「這是因為國家有保護公民不受罪犯侵害的任務。犯人嘛，他肯定會說，殺人是由於一時衝動啦，或一時發火啦等。但檢察官要是只聽犯人一面之詞，那麼，這個檢察官就別再想當檢察官了。」

菊地大三郎今年四十八歲，三年前剛辭去有二十年官齡的審判官職務。由審判官轉行干律師這一現象最近還是不少的。其原因並不一定象社會一般人說的是出於政治的理由，也沒有必要假定是出自什麼助弱抑強的理想主義。

經過一個小時的反覆追問，花井終於弄清楚了喜平說出這種話的原因。

在前幾天，花井給菊地去了一封信，其中，他這樣寫道：「案件包含了各種問題。我認為，這不僅僅是最近青少年的道德頹廢問題。上田宏的行為如果離開城市附近的農村人口放棄農業、青少年有離村傾向等這些社會問題是不可想象的。他父親喜平讓他到茅個崎工廠幹活，其原因也是出自這一想法，即與其讓他幫助干點農業，不如到別處掙點現錢更有利。也正因這樣，其結果就培養了上田宏的獨立意識。我覺得，上田宏的離家出走，似乎應當從這一角度去理解才正確。另一方面，我想也不可忘記他和父親喜平之間所產生的感情上的摩擦。上田宏討厭父親所具有的那種企業家化了的生活態度。關於這一點，也不能不考慮喜平從很早以前就在厚木納了一個藝妓為妾的這種事實吧。因此，可以認為：上田宏的犯罪正是在這種社會的和家庭的黑暗環境影響下所產生的惡果。我認為可以把上田宏的犯罪看做是他內心積滿的憂鬱在良子懷孕、離家出走等這一系列連續性|事情中最後的總爆發。」

「我是特地為你請他的。菊地一定會對此案感到興趣，會接受的，我想。」

光子把裝有紅茶的碗放在桌上后，這樣說。

關於對少年上田宏殺人、屍體遺棄的公訴案轉到野口直衛手中時，也正是處於這種狀況之下。

該刊解釋道：上田宏為了跟自己的愛人繼續過著所謂理想的生活，而不惜殺死愛人的姐姐——小酒館的女人，這是戰後青少年所謂「排除妨礙者」的極端利己主義的表現。

如果當了審判官，那麼家在東京、湘南地方的人，坐火車到橫濱站下車后，可乘去向法院的專門班車，上班。但候補審判官卻沒有這個特權。

不用說，法院是人多集中的地方，象這次有名的案子即便是在書記官室內也一定是議論紛紛的。但野口並不想在審判官室內，特別是在新任的候補審判官面前，公開地詢問審判長「此案前途如何呀？」等。他想，必須在閑談中若無其事地探聽出為宜。

雖然如此，他仍有他的所愛，這就是說，他那顆熱愛法院工作的心沒有變。對於培養接班人他也很熱心。也許他想到上田宏的案件的審理是他在橫濱法院審理的最後一個案件，所以，對指導野口是持慎重的態度的。

檢察官就上田宏案件作為殺人、屍體遺棄罪起訴，因此，法院組成了由三個審判官組成的三人審判小組。按規定，三人中，二人必須是審判官。但如果審判九九藏書官不夠時，其中的一人，經最高法院任命，可以由具有候補審判官經驗達五年以上者擔任。連續工作了七年的候補審判官野口擔任了上田宏的案件審理工作，就是在於他具備了准審判官的資格。

野口想：這個案子是不是會引起人們的感情的共鳴呢？如果這樣，那就會多少有些麻煩了。

關於上田宏，她認為：他雖說是法律上的少年，但已性成熟，使非公開的妻子懷了孕，而且，已是機械工。如果他有殺人意圖，當然應當受到應得的嚴厲懲罰。然而，她似乎覺得情況並非如此；看不出有準備殺人的動機來。

官坻與民宅為鄰，由於地位和工資的相差懸殊，容易產生奇妙的摩擦和矛盾，特別是在太太們之間。因此，這兩幢房子分配給井水不犯河水、地位相當的兩位候補審判官，可以說，是出自總務處的一番精心考慮吧。

因此，年齡四五十歲的人中，不斷出現持有下述思想的人，並不是奇怪的，即：與其在六十五歲退休前仍然呆在農村地方法院，變成一個不中用的廢物，不如趁現在能幹時改當律師，鞏固自己的地位有利。

在農村，血緣關係講得很厲害。因此，上田的家至少在金田鎮被看做是缺乏道德觀念而威信掃地了，永遠也抬不起頭來了。這一點，喜平心中是一清二楚的。或者，也許在看到兒子的行為後，想到自己也是屬於「壞蛋」之類的人種了。

因此，他對於矢野端到自己桌上的茶水只乜視了一眼，根本沒有動一下。野口一想到這是老審判官的無聲的斥責和抵抗，便低下頭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忍住了笑。同時他想，要是自己，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也不想干那種打茶水的事，這時，他發現自己也有特權意識。

橫濱地方法院候補法官野口直衛，剛剛度過了三十三歲的生日。眧和二十七（一九五二）年于M大學法律系畢業。在司法進修所接受兩年期間的法曹實際教育后，于昭和二十九（一九五二）年被任命為候補審判官。以後，輾轉于札幌等各地方法院，取得了實際經驗，於三年前調于橫濱地方法院工作。

但是，實際情形是，在老人家失火后，女兒夫婦來探望他時，卻把他臨時接到女婿的一個親戚家住，斷然拒絕老人要到自己家同居的要求，據說，女兒還親自勸老人說道：「你不好進養老院嗎？」

「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任何發言權。因為我只收到一份起訴書。最近一個時期，輿論大吵大嚷什麼審判不可象美國式的，採取公開審判的主義，要徹底貫徹只依靠一份起訴書的主義。《女性周刊》說，上田宏沒有殺人的意圖，但這是在警察調查案情階段中的報道，以後會怎樣，還不知道呢。也許有新的自供吧。但即便沒有自供，既然起訴書上那樣寫著，也必須看做是已經有了證明材料的東西。警察和警察廳，不是也同所想象的那樣，在有名案件的報道和解說上，會有所疏忽？也不是象推理小說和批評審判的文章中所寫的那樣警察和檢察廳的調查是馬馬虎虎、不負責任的。」

野口說了這大套話的目的，是要多少|修|正一下妻子的先入觀。他知道，自己的這些話多少誇大了警察和檢察廳的能力。這是因為在他過去七年間所接受的約五百份起訴書中，漏洞百出的現象還是相當多的。

最近一個時期，由於交通工具擁擠，經常出庭遲到的是律師。但即便如此，谷本也不遷就，一到規定開庭的時間十點，便馬上就席，而且，用一種不滿的目光，瞪著一邊騷頭一邊進來的遲到的律師。

「菊地他沒有參加事前準備會議，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

這是一個天空十分晴朗的初秋的一天，野口所住的妙蓮寺官坻向東的飯廳，雖然射滿了陽光，但並不感到熱。

律師也好，檢察官也好，都不只擔當一起案子。就法院來看，未辦完的案子積壓如山。因此，為了使公開審判迅速進行，事前準備會議是不可缺少的手續。

喜平有個計劃，就是待北洋漁業的工廠建成后，將其附近鄰接的田地毀掉，建築公寓，打算把每兩個房間一套的住房以每月八千日元的租價，租給來工廠工作的熟練工人居住。從而，可以賺幾筆錢。

妻子光子是他畢業的大學講刑法的土方教授的三女。土方教授交際很廣，跟最高法院和律師協會都有來往。因此，對野口現在地位的爭得應該說是有過幫助的。按規走，野口如果再干三年候補法官，就會成為正式法官。法官在審判時只要不十分丟人現眼，失體統，就既不會被罷官，也不會違背自己的意志，被強行調轉工作地點。就是說，可以享受其他公務員所沒有的身分保障。櫪木縣地主兒子的野口，已經習慣於這種特權的生活了，併為此而感到安適。

上田宏的下面，有一個十六歲的妹妹裡子和一個十歲的弟弟直。他們將作為殺人犯的妹妹、弟弟，終生都要感到抬不起頭來。

最初從實事求是這一角度報道這一案件的，是《女性周刊》。但由於被害人既不是家庭主婦也不是公司職員，而只是一個小酒館的主人，也沒有引一般婦女的充分同情。這是因為，在一般婦女看來，象藝妓、女招待、賣春婦等這樣的女子，即使被殺也是活該倒霉，即使她們沒有達到破壞自己家庭的幸福的程度，也是造成自己丈夫浪費的一種危險勢力。

審判官在家庭中不談正在公審中的案件，這在過去被看做是一種美德。但野口認為：「重大案九-九-藏-書件不是女流之輩所應知道的。」這一想法不過是舊時男性的一種特權意識的反映。野口也聽說過這樣的例子：某個老審判官在判決前十天間，對所擔當的案件對家人閉口不談，因此引起全家人的不滿。為此，這個老審判官決定讓三個兒子全部學醫。象這種在審判人的問題上，給審判官帶來了多麼沉重的精神負擔的例子是經常被引用作為話題的。但是，野口想：如果這個老審判官在家庭中，思想更開放些的話，那麼，其負擔不是多少可以減輕些嗎？

「既然菊地說騰不出時間來橫濱，也只好如此了。」說完便再不談此事了。

記者進一步寫道：「他們倆人象一般情侶一樣，不可能一個勁兒地耽於追求性的快樂。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不想生兒育女建立理想家庭。但是，他認為把這種特殊的幸福可以建築在別人的屍體上這一點，卻是超越了一般性道德。這是這個案件的特色。」

作為他本人來說，他認為：事前準備會議這一道手續，是東京地方法院年輕人想出來的一種權宜辦法，這種辦法所帶來的結果是利少弊多。他認為：這意味著把在法庭上會成為的爭論之點事前拿到當事者之間進行磋商，從嚴密這一意義上說，這就違犯公開審判這一原則，因而，根據所謂事前準備會議，促進審判速度，對被告是不利的。

菊地曾經當過專門處理刑事案件的審判官，因此，就是自然改行當律師以後，也很少接受賺錢的民事案件，所以，其生活並不富裕、輕鬆。花井先生所以硬想拜託菊地大三郎作為上田宏的律師，並來說服喜平同意這件事，是因為他不能忘記在學習期間自己的一個老實的學生。

就在這無人打水的時候，候補審判官矢野很快地去到水房，把兩位先輩的份也帶著，打來了茶水，這使兩位先輩感到很吃驚。

我是一個不會交際、不諳世事的人，幹不了別的事情，所以，只好當了審判官。——這是戰前派的審判官在雜誌舉行的座談會上，經常談到的半是謙虛、半是自負的話。但野口看到這個比自己還能幹一頭的晚輩，不能不感到時代已經不同了。

「今天是對我管的殺人犯的第一次公開審判嘛。」野口回答說。

野口本來想說道：「是因為想聽聽審判長對案件的估計，所以，才來的這麼早。」但他又不想這樣說了。

一般來說，審判官不能為報紙雜誌的報道所迷惑。只應根據向法庭提出的事實證據而裁決。因此，為了避免叵測，審判官是不可讀那些以趣味性為宗旨的雜誌、周刊的。——這是野口直衛在進修所進修時，老師教給他的。但是，七年的實踐經驗告訴他：這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而已。審判官，其實是屬於那種經常讀報的一類人。

野口根據上述情況，可以想象得出：有關官員將怎樣審問象上田宏這樣的少年，而他又將是處於怎樣的軟弱無力、難以招架的地位。

「是個怎樣的人？」

但是，谷本審判官認為：審判官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從事法的神聖職業的，所以，不應當干打水等這種下賤的事情。

不大一會兒，審判長谷本輕輕地走進審判官室。他一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女事務官便眼疾手快地端著茶來到他的跟前。他接過茶杯慢條斯理地啜著。野口見他喝完了茶，便站起身來，走近他的跟前問道：「審判長，菊地這個律師您認識嗎？」

在涉及到政治問題的案件時，考慮到最高法院的意圖而進行判決的下級法院的審判官也是有的。不過，這是例外。判決可以表現各個審判官的良心，即一種個人秘密，因此，具有同樣經驗的審判官同僚們之間，避免相互評論。

據說，最近在一個民辦的公司中，自發起來的女職員團結一心，拒絕在上午十點和下午三點在全體職員的桌子上配有茶水的作法，認為這是一種惡習。該公司無奈，就雇了兩個專門打茶水的老大娘。但在法院里，卻不能這樣做。這樣，即使是審判官，如果不自己打茶水，就只好不喝。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審判官比起民間的職員來，其生活可要樸素和檢點多了。

不僅僅是有關判決的評價，報紙雜誌關於審判中的案件的報道也始終是審判官室內的話題。

他出生在京都，大學畢業也是在京都大學。他所以希望自己在任職期間——也許到退休前不能再高陞了——留在關西，是因為上了年紀，戀上了關西的秀山麗水了吧。——他表面上這樣說。

「是啊。就是我也感到緊張呢。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不過象野口這樣的老手，也是這樣嗎？」

「都齊了。」

對於年輕的候補審判官端過來的茶水連瞧也不瞧一眼——這種性格的審判長對於放棄值得自豪的審判官的崇高職業而改行當律師的菊地大三郎又是怎麼想的呢？這可以說，不問自明。

鄰里的人都說，為上田宏找個國家選定的律師，這太可憐了。但對此，喜平倒根本不在乎。但對他來說有點受不了的是：按一般情況來說，一個有財力的人是不應用國家選定的律師的這一輿論。

但是，從他的地位來看，他也清楚：在年輕的審判官面前說一些批判其制度的話語是沒有好處的，因此，他採取了避而不談的方針。對於野口的問題，他只是淡淡地補充了一句說道：

「別逗我了。不論到何時，第一次公開審判總是緊張的。」

在戰前，高等司法科考試及格者中，成績優秀者當審判官，這是慣例。但戰後卻不同了，考試成績名列前茅的人倒希望當律read.99csw.com師了。

關於這個案子，野口只看了一份一個月前由地方檢察院轉來的起訴書，不過，通過報紙和周刊雜誌，也知道了這個案子所包含的各種有趣味的問題。

其具體內容和情況是這樣的：被告人自供說道：自己把天棚電線弄破使之好象漏電似的。但這裡有可疑之點，這就是被告人六十四歲，原是教員，那種電的作業他會嗎？另外，其動機也有問題。於是，審判長利用職權查閱了電力房公司的賬簿，結果查明：被說成有問題的電線於五年前被移到房子的另一個位置上去了。就是說，被告人仍然自以為那股電線還通過天棚，所以，他的自供，也不過是靠自己想象的自供罷了。

谷本的回答是野口所料想到的。但他想問的是：

為上田宏所找的這個不相稱的律師就是在這樣的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定下來了。

另外，在寫起訴書時，他還反對受漢字限制。

因此，他不能理解：作為有這麼多錢的父親的兒子，怎麼竟能為一個女人想離家出走？這一點，對於許多小鎮里的人也是很難想象的。

最後，記者歸納道：正如初子所勸，良子懷孕應該打胎。在這一點上，小酒館的女人作為良子的姐姐做得是正確的。日本是打胎的王國，也是一個文明的國家，就連遭致性解放之禍而不幸懷孕的別國的母親，也必須特意越過重洋來這裏做打胎手術，發揮日本法制的美學作用。因此，打胎的限制更應放寬。

橫濱是鄰接東京的地區，從地位上來說，是半中央。如果再升，就是到東京高等法院當陪審審判官。但谷本的願望是到大阪高等法院。

過去作為進修生去別的法院進行業務實習時，曾接觸了這樣一件放火案：儘管犯人的自供完美無缺，但最後被宣判無罪釋放。

矢野比野口小八歲，稍微有點胖，膚色很白，是屬於那種尚可稱得上美男子的類型的人。他好象老是瞪著圓圓的眼睛在微笑，不認識他的人會誤認他是某個貿易商店的新職員，同時也不難想象出，這個開朗的青年，在嚴厲的審判官谷本領導之下，對偽造駕駛證的汽車司機偽造大量文件而判為無罪，使之不服刑。

由於上田宏未滿二十周歲，在法律上還是少年，所以，首先必須接受家庭法院的審判。因為被告人有自供書，案件不是那麼複雜，所以，捕后一個月後的八月三日就辦完了有關家庭法院的手續，被送到地方檢察院。檢察官進行起訴是十天後的十二日。第一次公開審判決定於九月十五日，在橫濱地方法院第四法庭進行。

在法院也有和社會上一樣的工會組織，它一旦進行合法鬥爭，這個象花一樣的漂亮的女事務官，就會以工作案例中沒有規範為理由，根本就不會為你打水端茶。

最後，喜平反覆重複著這句話，花井就這樣跟他告別了。當過了二、三天後再來拜訪他的時候，花井發現他的態度奇怪地傲慢起來。

在他被任命為候補法官的第二年，與光子結婚，並有了一個女兒紀子，今年三歲，住在橫濱北郊妙蓮寺官邸，過著和平、安寧的生活。

「可能會出點問題。這一點，在法庭上會變成爭論之點。但起訴書既然這樣寫著，那一定是有相應的理由的吧。」野口這樣回答妻子。

野口那天早晨八點，比往日稍早一點坐到了餐桌上。只要能趕上十點開庭就行，所以，從上班來看，比一般公務員晚些。他乘東橫線的車到櫻木街站下，然後徒步到法院。

「不過，上田宏並沒有交待說，是為了殺人的目的才買小刀的呀。」

但是，法官的工作並不是那麼輕鬆的。每周三次公審犯人。在橫濱地方法院，剩下的三天為「宅調日」，就是在自家查閱審判記錄或寫判決書，晚上十二點以前睡覺的時候很少。要是碰到麻煩的案子，星期天也得搭上，忙得不亦樂乎。

審判長跟野口年齡相差很大，好象是父子，是一個戰前派的老審判官，據傳，不久就要被調到關西最高法院。這是三人審判小組的第一個人。第二個人就是主任陪席野口，第三個人是剛結束司法進修而被任命的候補審判官羅基。

光子認為：不管怎樣說，似乎應當判為傷害致死罪。她這樣快地表明一種大眾性的判斷，還是很少有的現象。

「什麼？竟有這種事？」花井不滿地說，「要是這樣，菊地先生也是同樣。你要是同意，你提個價也可以，別的費用也不再要求。」

「怎樣的人？」谷本的兩眼隔著眼鏡一轉，抬頭看了一下野口說，「是個非常有才能的人，也許岡部檢察官對他也很棘手呢。你也得小心點才好喲。」

在進修所同期的同學中也有選擇了收入很高的律師職業。而他卻沒有發揮自己才能、壓人一頭、開拓出一條成功之路的自信和意志。他認為，還是依靠國家權力為後盾的公務員的生活，更適合於自己的性格。

檢察官方面主張是有意謀殺，而辯護一方則主張是過失致死，這種對立局面是不難想象的。而且，審判官在這種時候就會與各方討價還價，採取折中辦法，判為傷害致死罪。

野口這個候補審判官是由於人手不足才破例被任命為陪審主任審判官的。但儘管如此，作為一個主任審判官對案件所負有的責任卻絲毫也不減輕。日常文件由野口處理，就是判決書也得野口來寫。但在谷本的眼裡，三十三歲的野口還是尚在教育中的孩子。

喜平當然告訴花井說，請那樣有名的律師價錢大高，不行。對此九九藏書，花井也早就預料到了。他對喜平說道：

事不湊巧，他想的倒真的靈驗了。

在最近十年期間，刑事案件件數增長了四倍，而法官卻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象野口這樣值得稱道的人看來很少，定員經常不足。因此，不論哪個法院，未處理的案件積壓如山。假設現在不發生新的案件，只處理全部陳案，據有的人統計，最低也得三年。

妻子光子對於此案的興趣也不亞於他。而且，對岡部檢察官把殺人、屍體遺棄作為上訴理由似乎不滿。她從麵包爐里取出一塊烤麵包，隔著桌子遞給丈夫，說道：「岡部把那個少年在那天于長后買的小刀，好象看成了是預謀殺人。但那天上田宏遇見初子卻是偶然的。」

野口把提包一放到桌上，就好象這是一種暗示似的，一位女事務官就把茶水端來了，不過茶水應由誰來打，倒沒有一定的規定。

原來，在這二、三天內，有人到喜平家也推薦一個律師。這是一個年輕的律師。他通過《女性周刊》的報道，知道了上田宏的案件，並對此發生興趣。他願意擔任上田宏的律師，至於報酬給多少都行，不要日常補助費，交通費也自付。他的這一願望是通過住在厚木的一位鄉土歷史學家向喜平提出的。

但是，審判官不管讀了多少報紙、雜誌，在進行判決時，也不能受其左右，判決是審判官根據自己的意志和良心獨立進行的，對此，審判官同僚也不予以妄加評論。

那位老人剛死了老伴，想到遠地的女兒家落戶居住，但被拒絕了，因而感到悲傷。於是，他就想：如果房子被燒，自己無住處，女兒就會不得不同意到她那兒同居吧。這就是他放火的動機。在回答警察例行審問時，他總是漫不經心地回答說道：「如果家被燒了，我就能到女兒家住了，對此，我不知想過多少遍了。」

谷本也知道，辯護律師菊地從他當審判官時候起，對上級通過通報形式對「事前準備會議」這一辦法的獎勵就不予理睬。谷本本身也是如此態度。他認為：只要象以往一樣，定下第一次公開審判的日子，剩下的再根據雙方情況，進行合理解決，就可以了，這樣才符合公正審判的宗旨。

「我覺得他只是打算威脅威脅才拿出小刀來的，但由於一時衝動失手才殺了人的。不是這樣嗎？」

谷本自被任命為審判官以來，于橫濱法院第一線一直超然地活躍在學閥、派閥如林的這個大千世界的主流之外，屈指算來已有二十五年了。

罪犯上田宏的父親喜平自兒子離家出走的第二天，就氣得發了瘋似的，聲稱：沒有那麼多錢雇私人律師，有一個國家選定的律師就很不錯了。

由於物證大抵跟房子一塊燒毀了，放火案便是一個難以處理的案子。警察相信了老人的自供。是基於下述的理由：

候補法官的薪水長得慢，對於憑著良心從事於司法和正義的人來說，不論是在社會地位上，還是在金錢方面，得到的報酬不能說是很多的。不過，野口對現在的生活並沒有什麼感到特別不滿意的。

花井先生也深深知道喜平因兒子成了殺人犯而受到的衝擊。在他們的談話間，喜平突然轉過頭去，「啊」了一聲。這聲音既不象嘆息也不象呻|吟，而是有點象野獸的哀號。

上田宏的案子雖然發生在農村小鎮里，但周刊雜誌已經做了報道。因此，根據其辯護的方法，很有可能對律師的前途大有禆益。

官坻是由寢室（八張席子大）、書房兼客廳（六張席子大）和飯廳（六張席子大）組成的一幢和洋折中的平房建築。離東京至橫濱鐵路線車站妙蓮寺站步行五分鐘遠，位置是在樹林茂密的山崗半腰上。挨排還有一幢同樣的官坻，是橫濱家庭法院一位候補審判官住的。橫濱地方法院的官坻，分散在近郊，在妙蓮寺的就這兩處。

光子的父親是大學教刑法的教授，因此，家中的來客多是審判官和律師。這就為光子提供了道聽戰後有名的審判和有關審判的方法的機會。

「你真蠢。那種地方地皮昂貴，我們能買得起嗎？在這裏用我們家自己的地皮蓋，會賺錢的。」

野口認為必須特別避開早晨跟光子談的那點，即：關於是否是故意殺人的何題，因為這關係到否定事實的問題。他想問的是關於律師菊地大三郎的情況。因為，他覺得象菊地大三郎這樣的律師擔任這個案子的辯護律師是有些不相稱的。

光子本身是短期大學國文科畢業。畢業之後又學習了做菜和茶道，接著是經別人介紹與野口結婚。這可以說是一條很平凡的人生道路。她之所以同意跟野口候補審判官結婚，是因為她並不討厭司法界的空氣。她感到丈夫要是對他談起工作情況，自己可以成為其談話對象，這是一種自豪。

案子發生在農村的一個小鎮里，所以，東京的報紙只是在地方版作為頭條新聞登出那麼一段。關於初子被害原因，直到上田宏被捕為止，該報是這樣評論的：根據初子是酒館女主人的情況，可以認為是由於男女關係引起的。關於這一案件，專講實話的一家周刊，還連謅帶編、捕風捉影地寫了一篇生動有趣的風流故事，加以發表，但知道罪犯是個少年後，便再也不吱聲了。

對於野口的這一預感，審判長谷本也有同感。他說道：

該刊指出：不論哪方誘使，跟那種男人戀愛，懷孕，是良子的不幸；要求結婚遭到父母反對，於是離家出走，要建立兩人的安樂窩，這聽起來似乎悅耳，然而，一旦私慾得不到滿足，就不擇手段，這乃是一種「私慾膨脹」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