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劉志丹同志培育並倡導了艱苦奮鬥的作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黨和紅軍各級領導幹部都自覺地發揚了腳踏實地、真抓實幹的作風，弘揚了艱苦樸素、勤儉創業的精神，在實踐中不斷加強自身修養，不斷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牢固樹立艱苦奮鬥的思想，養成了艱苦奮鬥的品格。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在中學求學時期，就先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教育，這是他們確立堅定人生信念的轉折點。劉志丹、謝子長先後受到魏野疇、李子洲等共產黨員的熏陶和影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理想信念一經確立，就自始至終堅如磐石。從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人中國共產黨之日起，他們就把一切都獻給了黨，無論是在什麼情況下，都對自己的選擇沒有懷疑過，對自己的信念沒有動搖過。劉志丹堅定地表示：「入黨就是要為自己的信仰奮鬥到底。作為一個人來說，奮鬥到底，就是奮鬥到死。」謝子長在入黨宣誓時激動地說：「我把一切都交給黨了，我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是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集中體現。只有堅守黨的政治本色，我們黨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永葆先進性，不斷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完成執政使命。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辛實踐中，我們黨和人民軍隊培育了崇高革命精神和優良革命傳統，……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深刻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對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是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奪取革命、建設、改革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領導幹部黨性修養，使各級領導幹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樹立和堅持正確的事業觀、工作觀、政績觀，以優良作風帶領廣大黨員、群眾迎難而上、銳意改革、共克時艱。」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實踐中，始終不渝地以黨的奮鬥目標為價值追求，不畏艱難困苦，堅守黨的政治本色，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在革命鬥爭和根據地建設實踐中凝練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守黨的政治本色，永葆先進性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以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走著最艱難的革命道路，終於創建和發展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1943年朱德同志代表黨中央和八路軍在延安公祭劉志丹同志的大會上致辭說：「劉志丹白大革命起直到為黨犧牲，均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以不同方式組織革命軍隊，雖屢遭失敗，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變，垮了再來，再垮再來，這種精神和毅力是建軍的基本條件。如果有人要問共產黨員是什麼樣子，那麼就請看看劉志丹同志。」

一是認識到要把革命鬥爭的重點始終放在農村，堅決貫徹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1929年，劉志丹到陝甘邊界的橋山，見當地是「三不管」的地方，一些土匪搞幾支槍，就能在此割據一座山頭，便動員黨員說，連土匪都可以在這些地方稱山大王，弄得軍閥無可奈何，為什麼我們共產黨人不可以在這裏鬧革命呢？1930夏天，他拉起一支200人的隊伍上了永寧山，當地民謠傳唱：「劉志丹練兵石峁灣，要把世事顛倒顛。」在此基礎上先後創建了陝甘游擊隊、紅二十六軍和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漸燃遍了陝甘。

20世紀初，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出生在富有革命傳統的陝西北部。李白成、張獻忠起義是自明朝末年到清初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次農民起義運動，這一時期出現了以李白成為首的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明末清初的歷史演進、政治風雲的變幻和農民革命傳統，深深地蘊藏在陝北民問，為把有志青年引上反抗統治剝削和樹立革命理想信念提供了極好的歷史教科書。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人從少年時期就目九九藏書睹家鄉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慘景象，在進步思想的不斷熏陶下，萌發了改造社會、振興中華的願望。

時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習仲勛同志就是這方面的楷模。作為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最年輕的領導人，他畢生堅守了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和不驕不躁自覺奉獻的高尚品格。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後擔任了中宣部部長，國務院秘書長、副總理等職務，但艱苦奮鬥的作風不改。為了節約用水，他每次洗完澡，總是把兩個小兒子又放進浴盆再洗，最後還要洗過衣服才將水倒掉。孩子的衣服和鞋襪，也是依次接力，大孩子穿舊了打上補丁讓小的再穿。男孩子因怕同學笑話而不願穿姐姐的花色布鞋，習仲勛就讓用墨水把鞋染黑照樣穿。1979年11月23日至12月6日，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的習仲勛，率廣東省友好代表團出訪澳大利亞，回程又順道訪問香港。出訪期間，他嚴格遵守外交紀律，受到群眾的稱讚。習仲勛同志在生活上艱苦樸素，在事業上自覺奉獻不計名利得失。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兩次面對升遷向中央提出讓賢，毛澤東稱讚：「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謙虛謹慎，言必談群眾。1997年冬，西北某城市領導看望在深圳休養的習仲勛，一見面就說：「習老，您在西北地區享有很高的威望。」習仲勛聽后淡淡笑了笑，問：「有多高，有麻雀飛得高沒有？」他接著說：「其實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戰爭年代我們依靠群眾，現在更不能忘了群眾。你們有時間要多到群眾中去，傾聽群眾的呼聲。」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陝甘邊特委執行正確路線的同志被王明「左」傾路線統治的中央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指責為「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多次被降職，並錯誤地受到處分，但他們從沒有怨言，照樣努力工作。謝子長身負重傷，卻遭到繳槍、撤銷警衛班的不公正待遇，但他犧牲前念念不忘的仍是給人民做的事太少。「左」傾錯誤的執行者於1935年10月初將習仲勛及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劉志丹逮捕關押。劉志丹在返回途中恰好碰見了往前線送逮捕他和其他同志密令的通訊兵。送信的通訊兵不知信的內容，把信交給劉志丹，但他為了不使黨分裂、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仍讓將信送往前線，自己反而策馬加鞭前往中央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駐地瓦窯堡，想向他們申訴，寧願逮捕自己也不要逮捕前線的同志。但他一到瓦窯堡立即被投入監獄，連五歲的女兒和妻子也被監視。「左」傾機會主義者競說劉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黨對其信任」，並武斷地稱劉志丹是「為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根據地的反革命」，誣陷他率領紅軍打開縣城消滅白軍純系「反革命欺騙群眾的花招」。在獄中，劉志丹、習仲勛作為「首犯」，戴著手銬、腳鐐，面對隨時都有可能被活埋、槍斃的殘酷現實，泰然處之，保持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氣節。劉志丹向同獄的同志說：「我們死也不能說假話。黑雲總遮不住太陽。」在黨中央的關懷下，劉志丹、習仲勛等才得以獲得自由重返革命隊伍。當時，一些出獄的同志，因蒙受不白之冤，個個義憤填膺，劉志丹卻告誡大家，黨內的歷史問題不必性急，要忠誠為黨工作，讓黨在實際行動中鑒定每個黨員，並指出：「過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還多次向部隊講話強調：「革命利益高於一切，要識大體顧大局。要絕對服從中央領導，聽從中央調遣。」黨中央指出：「劉志丹等同志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當陝北『肅反』問題未徹底弄清楚時，他們一貫地把握了布爾什維克立場和態度，這是值得我黨同志們學習和效法的。」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九-九-藏-書勛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創建陝甘邊根據地的實踐中，經歷過極其艱苦複雜的鬥爭和無數的艱辛、曲折，進行了許多驚心動魄的鬥爭，但無論是被敵人逮捕、戰鬥中負傷、失散后脫離部隊、被「左」傾錯誤領導者錯誤地降職和無端指責，甚至被錯誤地「肅反」關押，他們都能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維護團結，顧全大局，對黨毫不動搖，忠心耿耿。

在革命鬥爭中，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經過無數的失敗挫折與成功，尤其是在與中央中斷聯繫的情況下，不盲目依靠上級指示和抽象教條，善於把黨的正確路線方針同陝甘的實際相結合，正確地估量敵情我情，按照客觀情況去決定自己的政策，獨立地處理重大問題，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獨創，形成了適合西北地區軍隊和根據地建設的重要思想，為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作出了重大貢獻。

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開闢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實踐過程中走過了一條充滿荊棘與坎坷的曲折道路。

四是認識到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堅持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於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武裝，努力爭取。凡同情、傾向革命的都熱忱相待。一些哥老會頭目、民團團總、保安團、紅槍會，經過團結爭取，他們都為革命做過許多好事。劉志丹提出，朋友要越多越好，敵人要越少越好，要靈活地運用各種辦法，團結人，爭取人，關鍵是團結民眾，這樣我們才能有基礎，才能站住腳。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十分重視做統戰工作。包括對於某些土匪，通過耐心細緻的工作，將其改造成為游擊隊。慶陽的楊五勝、黃龍山的「山大王」郭寶珊，經過劉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經過長期改造把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農民成分，就成為游擊隊，引上了革命道路。這些部隊從紅軍時代直到解放戰爭時期，立了許多戰功。

然而當時執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對劉志丹等同志堅持從實際出發，在陝甘邊山區開展游擊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做法大為惱火，他指責劉志丹等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梢山主義」、「逃跑路線」的嚴重錯誤，強令紅軍到位於關中平原的韓城建立根據地。1932年6月，陝甘游擊隊向韓城進擊，結果在平原地區受到強敵圍攻，遭到了慘重失敗。劉志丹等同志經過耐心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終於使犯「左」傾錯誤的幹部轉變了認識，糾正了錯誤傾向，維護了紅軍的團結和統一。

三是認識到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堅持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梢林」建立革命根據地。「梢林」，離敵人統治中心較遠，其統治力量鞭長莫及，有利於革命力量的生長和存在，有利於根據地的開拓和發展。雖然「梢林」人口稀少，經濟文化落後，環境極其艱苦，但是群眾有強烈的土地革命願望。因此創建革命根據地要先開展群眾工作，一村一村做調查，一家一戶做工作；此後組織武裝，開闢蘇區，建立政權。對於根據地建設，不搞孤立主義，在確定中心區的基礎上，以主力紅軍為骨幹，建立多路游擊區，擴大迴旋餘地，互相呼應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積聚和擴大統一起來。依靠群眾，開展土地革命，進行根據地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政治上，人民當家做主，實行民主選舉；經濟上，在分配土地和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恢復集市貿易，發行邊幣，維護工商業和小商小販利益，和白區商人建立貿易關係，發展工商業，繁榮經濟；文化上，發展教育，掃除文盲，創辦列寧學校和陝甘特委的黨內刊物與邊區政府的刊物。

大革命失敗后，黨調派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打人陝西、甘肅的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武裝內部從事兵運工作。1930年8月，他們先後來到隴東地區，打人隴東軍閥譚世霖部開展「兵運」鬥爭，為創建西北紅軍做軍事上的準備工作。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在陝甘邊地區秘密開展革命活動，陸續聚集起了一些人馬，準read.99csw.com備暴動。但不幸在三道川遭到慣匪張廷芝的襲擊，兵運遭到挫折，部隊受到嚴重損失。失敗后，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毫不氣餒，劉志丹說：「我們沒槍，怎樣革命？現在就是要利用各種方法，團結人，爭取人，這些人有槍，能爭取過來，我們就有了武裝。」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出生人死，利用各種關係與矛盾，在軍閥部隊中開展兵運工作，在民團和土匪的夾縫中為革命工作。16歲就從事兵運工作的習仲勛後來回憶說：「那時沒有最大的犧牲決心，是不能夠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的，因為我還沒有忘記，自己是被以共產黨嫌疑捕押過的人，這樣的人到國民黨的軍隊里幹事，對敵人說來是多麼危險，多麼引人注目。一經被查獲，就是處死。」1929年到1931年間，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利用關係，先後打人陝甘寧邊界軍閥部隊和民團進行兵運工作，籌劃了70餘次部隊起義均遭失敗，但愈挫愈勇，表現了共產黨員百折不撓的革命氣概。

二是認識到武裝鬥爭是革命之本，堅持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大革命時期，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員打人敵人部隊，從事兵運工作，搞了70多次兵變，就是為了拿起武器進行鬥爭。這些鬥爭雖然都失敗了，卻使他們領悟到軍事運動若不同農民運動和建立根據地結合起來，革命就難以存在和堅持下去，革命沒有一個為共產黨絕對領導的、真正為人民利益而戰鬥的軍隊是不行的，並把開展游擊戰爭與「三分」（地、糧、財物）「五抗」（稅、租、債、糧、款）結合起來，把建立革命武裝同開創根據地和建立紅軍政權結合起來。在戰略戰術上，吸取了陝西多次革命起義失敗的教訓，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決定紅軍的作戰任務，在保存自己的條件下，消滅敵人，發展自己，壯大自己。在敵強我弱、雙方力量懸殊，根據地和紅軍游擊隊經常受到敵人「圍剿」的情況下，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不打大仗打小仗，積小勝為大勝，集中主力，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使紅軍取得了主動，打開了局面。

正是由於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一心為民，把黨和紅軍與群眾進一步聯繫起來，他們領導的革命深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歡迎，即使嚴重局面到來也有站腳的地方和迴旋的餘地。敵人數次調動大批兵力，妄圖一舉蕩平陝甘邊根據地。當時照金游擊隊只有40多個人，槍不滿30支，子彈很少。敵人對渭北、照金到處進攻，但基層黨的組織沒有遭到破壞，游擊隊也沒有受到什麼損失，到了冬天，淳化、耀縣一帶的游擊運動又大大發展起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雖經起伏，但仍能堅持發展，與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共產黨人一心為民，始終密切聯繫人民群眾，時時處處維護和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是分不開的。

群眾領袖劉志丹是一位非常艱苦樸素、密切聯繫群眾的領導人。他雖然擔任著師長、軍長、主席等重要領導職務，但群眾戰士見了他就像見了親人一樣。習仲勛回憶第一次見到劉志丹時，同志們都親切地稱呼他為「老劉」。劉志丹殷切地囑咐習仲勛說：「你是關中人，種過莊稼，能跟農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據地的開闢工作。」並說：「只要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眾，困難是可以克服的。」習仲勛同志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同時發動群眾進行分糧鬥爭，很快就發展到旬邑、耀縣一帶，游擊運動隨之擴大起來。1933年4月5日，陝甘邊革命委員會成立，選舉僱農周冬至為主席，習仲勛為副主席兼黨團書記。頒布了各種法令，實行分土地、分糧食、分牛羊、戒煙、戒賭、放足等政策。由於和人民群眾休戚相關，生死相依，受到廣大農民擁護。廣大群眾鬥志昂揚，革命情緒異常高漲。在紅軍游擊隊進攻山河鎮一役中，就有3000多赤衛隊員拿起了紅纓槍，包圍山河，配合游擊隊打仗。許多青年要求參軍，陝甘邊幾支游擊隊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照金根據地也初具規模。

1932年12月，紅軍陝甘游擊隊奉中共中央的指示九-九-藏-書正式改編為紅軍第二十六軍，下轄一個團。紅軍投入了創建照金蘇區的戰鬥，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游擊隊，建設紅色政權，陝甘邊的革命鬥爭又一度出現了勃勃向上的興旺景象。然而，1933年6月，在以杜衡為代表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的專斷指揮下，：紅二十六軍第二團被迫離開照金蘇區，南下終南山，遭到優勢敵軍的合擊。紅軍孤軍作戰，奮力抗擊，終因彈盡糧絕、寡不敵眾，陷於全軍覆沒的悲慘境地。在紅二十六軍南下失敗的日日夜夜，劉志丹等耐心地進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戰士們堅持戰鬥。經過終南山一月余的輾轉作戰，劉志丹患病在身，體質虛弱，幹部戰士見了都非常難過。劉志丹卻鼓勵大家：「月亮都有時圓有時缺呀！革命在一時一地的失敗，算得了什麼？失敗了再來呀！咱們道理正，窮苦人都站在咱們這邊！」還用他常說的一句口頭禪安慰大家：「天不能老是陰雨，總有個放晴的時候。」在劉志丹的影響帶動下，倖存的紅軍指戰員挺起了胸膛，打起了精神，下定決心，返回陝甘邊區，恢復紅二十六軍，擴大根據地。

1932年7月下旬，陝西省委書記杜衡派代表李艮來到寺村塬一帶的游擊根據地，全力開展批判「機會主義」領導和「反革命陰謀」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矛頭主要是針對劉志丹等同志的正確主張，對正確意見打擊壓制。8月，國民黨軍向紅軍發動大舉進攻，在嚴重的敵情面前，陝西省委代表堅持錯誤方針，結果紅軍陝甘游擊隊損失慘重，不得不放棄寺村塬游擊根據地。為了戰勝困難，劉志丹等同志身先士卒，以自己的革命樂觀主義的言行，用自己的榜樣影響著部隊，鼓舞著部隊。他親手為戰士們做飯，給戰士們打麻鞋，夜間替戰士站崗放哨，為戰士講解革命道理，以自己官兵一致的模範行動，穩定了軍心，鼓舞了士氣，使紅軍渡過了難關。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出現了新的革命形勢。劉志丹、謝子長等先後成立了南梁游擊隊、陝北游擊支隊、西北反帝同盟軍、紅軍陝甘游擊隊、紅二十六軍，開闢了照金革命根據地和南梁革命根據地，極大地推動了陝甘革命鬥爭的發展。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從革命處於低潮時期開始的。在歷史關鍵時刻，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領導創建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過程中，堅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堅持把革命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指導工作。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陝甘邊地區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得以創建、發展的精神武器。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20歲出頭就成為陝北出名的革命家、群眾領袖，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熱烈擁護，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及其領導的紅軍、根據地政權一心為民，時時處處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保持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黨中央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人選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不僅習仲勛同志如此，劉志丹、謝子長等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都是堅守一心為民的楷模。劉志丹鬧革命后，受到敵人的通緝追捕，家中房屋被燒、財產被搶、祖墳被挖，家人到處躲避，二妹夫和一個叔伯弟弟被殺，他自己甚至在與部隊失散后沿途討飯。父親對他很不理解，請劉志丹的舅舅勸他好好享享清福，不要再去受苦受罪了，而劉志丹堅定地說：「我一個人成了員外頂啥用！我要使全中國人民都過上好生活。」「要使全中國人民都過上好生活」，是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共同的人生價值觀。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無論在地方還是在部隊，都非常重視時時處處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與戰士的利益。紅軍的一切生活來源，嚴格地規定由剝削者地主來負擔。部隊沒收地主豪紳的財物首先分給勞苦大眾，然後才是部隊。部隊分配東西時，也是先分給戰士。有次只剩下ｒｅａｄ•9９ｃsw•ｃｏm了一條女人穿的花棉褲分給劉志丹，他就翻過來穿。他的一雙布鞋白天穿在腳上，晚上枕在頭下。他的馬經常給傷病員騎，自己步行。1931年秋季，劉志丹來到南梁一帶，深入考察社會經濟、政治狀況及群眾條件，他和馬錫五同志一道，鑽梢林，爬高山，飢餐野果，渴飲山泉，踏遍了南梁數百里梢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環境，從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溝、麻地台川、井岔溝、荔園堡、南梁堡、東華池。當地的貧苦農民就像見到了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對待他們。在南梁平定川，有個老楊村，只有幾戶人家，有一戶貧苦的農民老婆婆和兒媳婦為了招待劉志丹，瞞著他們，連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蕎麥，揉下顆粒，用鍋炒干，用擀麵杖碾爛，再用細籮過了，才為劉志丹做了頓他最愛吃的蕎麥麵條。當劉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時，那位樸實的老媽媽真誠地對劉志丹說：「只要鬧紅成了事，把心摘下來也捨得。」這件事曾經在陝甘寧邊區廣為流傳，成為佳話。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一個沒有艱苦奮鬥作支撐的民族，是難以自立自強的；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作支撐的國家，是難以發展進步的；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作支撐的政黨，是難以興旺發達的。艱苦奮鬥作為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作為我們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色，是凝聚黨心民心，激勵全黨和全體人民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共同奮鬥的強大精神力量，是我們黨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繫的一個重要法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劉志丹為代表的老一輩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共產黨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跨越時空、歷久彌新，我們應從中汲取寶貴的營養，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堅守黨的政治本色，凝聚人心，推動社會整體建設又好又快發展。

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劉志丹同志是實踐艱苦奮鬥作風的楷模。他雖然先後擔任過紅軍陝甘游擊隊總指揮、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師長、陝甘邊及西北軍委主席、西北紅軍主力兵團總指揮等重要領導職務，但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為了給紅軍指戰員作出表率，他和紅軍戰士一樣吃野萊，住草棚窯洞，身穿千補百衲的衣服，腳蹬麻鞋。在那時，他家裡只有兩個土碗，兩雙高粱稈筷子。有一次，家裡來了幾個訪問他的群眾，他想招待卻沒有東西，最後找到了一個南瓜，煮熟后又因碗筷少只好輪換著吃。他的這種簡樸作風影響著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每一個幹部群眾，他的高貴品質早已在根據地傳為佳話。

習仲勛投身革命時間早、年齡小。大革命時期，在富平縣立第一高級小學讀書的他13歲便加人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1月下旬，他滿懷著對革命理想的嚮往和追求，考入具有革命傳統的三原第三師範讀書，在學校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校內的學生運動和革命活動。不久便因「三師革命」被捕，在敵人的看守所里，不滿14歲的習仲勛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建立革命根據地，離開艱苦奮鬥精神是無法實現的。鞏固革命政權，離開廣大黨員自覺奉獻，就無法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伊始，中共陝甘邊特委就根據劉志丹的建議，制定了一條紀律：凡一切黨、政、軍幹部，如有貪污十元錢以上者槍斃。同時還要求，在戰鬥中，共產黨員一定要衝鋒在前，退卻在後，勇敢殺敵，不怕犧牲。這是衡量一個黨員是否合格的標準。黨員還要做到關心同志，在行軍中，黨員一方面要主動抬傷員，幫助體弱的同志背槍，做到吃苦在前，一方面要做宣傳鼓動工作，發動大家互相幫助，保證不掉隊、不違反群眾紀律，做群眾的貼心人。每到一地，黨員都要主動向人民群眾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維護群眾紀律，為群眾做好事。這充分反映了以劉志丹同志為代表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非常注重強調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特別對黨的幹部提出了嚴格的紀律規範，要求每一個黨員幹部都必須自覺認真接受黨組織的批評和監督，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決反對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特權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