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奧地利政黨聯盟」擁有一整套高貴光鮮的行頭裝飾，然而它的宗旨卻無藥可救。它的所在地是一座兩層的倉庫式建築，位於第二十行政區，又老又破，熏黑的窗戶俯瞰著一道鐵路。工作區是敞開式的，空間共享，暖氣根本發揮不了作用。加百列第二天早上來到這個地方，發現大部分年輕的工作者都穿著厚毛衣，帶著毛線帽。

「他從總部的一個文員做起，最後成了美方和奧地利新建政府之間的聯絡官員。」

雷娜特·霍夫曼是這個團隊的法律總監。早上動身之前，加百列已經以葛迪恩·阿戈夫的身份給她打過電話，對她說了前一天晚上與麥克斯·克萊恩會晤的事情。雷娜特匆忙答應與他會面，然後就掛斷了，似乎是不想在電話里討論這件事。

「1925年？那麼1942年的時候他只有十七歲，黨衛軍突擊隊大隊長絕不會這麼年輕吧。」

「他是1925年出生的，在上奧地利的一個小村鎮里，隨後在當地一座天主教堂里受了洗。他的父親是位普通的勞工，顯然當時他的家庭非常貧窮。路德維格十二歲的時候他的一個弟弟死於肺炎。兩年後他的母親死於猩紅熱。」

「你知不知道他住哪裡？」

「國防軍？」

「因為這是在奧地利，阿戈夫先生。很明顯，我們的工作在奧地利社會的許多人群眼裡是不受歡迎的，就像以前伊萊的工作也不受歡迎。」她發覺自己說了「以前」，自覺並不妥當，立即說了抱歉，又道，「這個國家的極右派不喜歡我們，他們在警察和安全部門中有不小的勢力。」

「你剛才問我為什麼這種天氣還要出來散步，阿戈夫先生。現在你知道為什麼了。」

「不錯。根據我掌握的資料，他在戰爭期間並不在黨衛軍中。」

加百列目光銳利地審視著她：「美國當局？他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她毫無徵兆地突然站起來，邁步就走。加百列也站起來，跟著她。你得穩住，他心想。推理很有趣，前後情節也容易引人聯想，不過這一切都沒有佐證，更沒有一條站得住腳的鐵證。根據國家檔案館的檔案，路德維格·沃格爾絕不可能是麥克斯·克萊恩所說的那個大隊長。

「那可太湊巧了，」她的語氣充滿了九九藏書諷刺，「我持有的這些文件是非法的。如果我把它們交給一個外國政府的特工，我的處境就更加危如累卵了。如果我把它們給了你，是不是意味著交給了一名外國特工呢？」

「是最近才開設的。」

「誰也沒有這種打算，不過這是在奧地利，阿戈夫先生，我們的警察和他們的歐洲同行們遵守的可不是同一套遊戲規則。」

「沒有，不過是有點尷尬而已。」

她壓低了聲音，同時俯身靠近他。加百列嗅到了早晨的咖啡味兒和她呼出的氣息。「在我的上一份工作中，有時候會調閱一些奧地利國家檔案館的檔案。我至今在裡邊還有聯絡人，都是些在適當條件下樂意幫忙的朋友。我同其中一名線人通了電話，他很熱心地複印了路德維格·沃格爾在一支國防軍服役時的檔案。」

加百列靜靜地坐著，消化著剛剛聽來的訊息。雷娜特·霍夫曼吐出一口煙，隨即將香煙丟進了污濁的雪堆里。

她搖搖頭：「一輩子單身。」

促使她下決心的，是惠勒的案子。惠勒是個聯邦警察的偵探，最喜歡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有位奈及利亞難民就是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羈押所。雷娜特·霍夫曼打算起訴他，因為這個奈及利亞人生前受過捆綁，口中被塞過東西，還有證據證明他曾反覆遭受拷打併窒息。她的上級卻有意袒護惠勒，並把這個案子銷了。

「在奧地利？沒什麼大不了的。在處理戰犯的問題上奧地利的歷史記錄乏善可陳。我的看法是，這裏其實已經成了納粹戰犯的避難所。你有沒有聽說過海因里希·格羅斯醫生？」

「婚否？有子女嗎？」

加百列認定，雷娜特·霍夫曼是位聰穎過人的精明女性：「你把它們交給了一個朋友，霍夫曼小姐，一個絕對不會損害到您的朋友。」

加百列看了看熏黑的窗戶，發現外面正下著雨夾雪。雷娜特·霍夫曼將一些文件塞進皮包，一甩手將包搭在了肩上。「相信我，」她說，似乎感覺到了他的懷疑，「走走會更有益的。」

「給我也透露點情況，阿戈夫先生。我和伊萊合作這麼多年，卻從來沒聽他提過戰爭索賠處在耶路撒冷還有分支。」

「你對他的政治立場有何了解？」

「他的底子異常乾淨。我在聯邦警署還有九九藏書一個明友。我請他調查過沃格爾，他一無所獲，這倒是件不尋常的事。你想，每一個有些聲望的奧地利人都會在警察那兒留下案底，可是路德維格·沃格爾沒有。」

她有一個隔間充作辦公室。加百列受邀進來的時候，她正在打電話。她用一支鉛筆的筆尖指了指一張空椅子，示意他坐下。片刻后，她結束了電話，站起來向他打招呼。她個子很高，衣著比其他員工都更為考究：黑色的毛衣和裙子，黑襪，黑色平底鞋。她的頭髮是亞麻色的，長未及肩，她的肩膀又方又闊。頭髮從兩邊分開，自然地下垂，遮在面前，於是她一邊用右手同加百列堅定地握了手，一邊伸左手撥開礙事的發綹。她的手指上沒有戴戒指，顏色動人的臉上也沒有施用任何化妝品，身上除了散發出煙味以外，也沒有香水味。加百列猜想，她應該還不到三十五歲。

「什麼樣的資料？」

她點點頭：「根據國家檔案館的檔案，沃格爾於1944年應徵入伍，當時他十九歲，隨後被派往德國去保衛第三帝國了。他在柏林戰役中同俄國人打過仗，而且僥倖活下來了。在戰爭的最後時刻，他逃到了西線，向美國人投降。他在柏林南邊的一處美軍拘押所服過刑，後來成功脫逃，回到了奧地利。他是從美軍那裡逃出來的，這一點卻沒給他帶來任何麻煩，因為從1946年起，直到1955年簽訂《奧地利國家條約》為止，沃格爾一直是美軍佔領當局的非軍事僱員。」

「德國人喜歡說，只有奧地利能讓世界相信貝多芬是奧地利人，而希特勒是德國人。我們最喜歡假裝自己是希特勒的第一個受害者，而並非心甘情願做了他的盟友。我們有選擇地忘記了奧地利人加入納粹黨的比例同我們的德國表親一樣高，忘記了奧地利人在黨衛軍中的百分比高得異乎尋常。我們有選擇地忘記了，阿道夫·艾希曼就是個奧地利人，忘記了他的屬下有百分之八十也是奧地利人，忘記了在他的死亡集中營里，百分之七十五的軍官也都是奧地利人。」她壓低了聲音，「數十年來，格羅斯醫生受到了奧地利政治精英和司法系統的保護。他是社會民主黨的資深黨員，他甚至有資格為法院充當精神科法醫。整個維也納醫學界都知道九九藏書所謂的『腦庫』是怎麼來的，人人都知道他在戰爭期間做了些什麼。像路德維格·沃格爾這類的人，即使擺明了就是個騙子，到頭來可能也就是『無限期休庭』的結果。這種人在奧地利受審獲刑的可能性是零。」

「他有多大年紀？」

「你的重點是？」

「我只是想知道他住在哪裡。」

「如果你在持有國家機密檔案的時候被聯邦警察抓獲，你知不知道會是什麼結果？你會面臨一場漫長的官司。」她逼視著他的眼睛，「如果他們知道了你是從哪裡得來的，那我也會牽連進去。」

「他遇到過什麼麻煩嗎？比如財務方面的異常、民事訴訟，或者其他？」

他們再次坐下來，她問了一連串突兀的、律師做派的問題：你認識伊萊·拉馮多久了？你怎麼找到麥克斯·克萊恩的？他對你說了多少？你什麼時候到達維也納的？你都和誰會過面？你同奧地利當局討論過此事嗎？同以色列大使館的官員呢？加百列感覺自己有點像庭審時的被告，不過他還是儘可能禮貌地據實作答。

「我考慮過這一點，」雷娜特·霍夫曼說，「我猜想國家檔案館或是聯邦警察把我在調査他的事情透露出去了。」

雷娜特·霍夫曼走在奧加敦公園冰封的步道上，一邊向加百列解釋了她是如何成為伊萊·拉馮在維也納最重要的資源的。從維也納大學畢業時，她是班裡最拔尖的學生。後來她就職于奧地利國家公訴人辦公室，出色地工作了七年。五年前，她辭職了，對朋友和同事說她一直渴望做個自由從業者。其實，她是下了決心，再也不能為這樣的政府工作了，因為它只會考慮國家和有權勢者的利益，而不是想著如何維護正義。

「我沒打算讓聯邦警察逮捕我。」

「咱們去走走吧。」

「你發現了什麼？」

她伸手摸進自己的手袋，取出一個呂宋紙信封，遞給加百列。信封悄然滑進了他的夾克口袋，他們繼續往前走著。

一輛監控車就停在奧加敦公園邊緣的瓦斯納格索大街上。攝影師坐在後座上，躲藏在單向透光玻璃後面。趁著目標中的兩個人分開的一剎那，他抓拍了最後一張，然後將照片下載到一台筆記本電腦里，回放著一張張圖像。信封從一隻手傳到另一隻手的照片是從後面抓拍的。https://read.99csw.com取景不錯，光線良好，活兒幹得漂亮。

雷娜特·霍夫曼「審訊」完畢，又懷疑地打量了他一陣。接著她突然站起身，將一件灰色大衣披上了寬闊的肩頭。

加百列搖搖頭。海因里希·格羅斯，她說，是位醫生，就職於斯珀格朗地的一家專治殘障兒童的診所。戰爭期間，這家診所成了一間安樂死中心。在這裏，納粹的主張得到了實踐——帶有所謂「病理性遺傳基因」的人都要在這裏予以「斬草除根」。有接近八百名兒童在這裏遇害。戰後，格羅斯成了聲名顯赫的兒童神經科專家。而他的研究所用的腦組織，許多都來自斯珀格朗地診所的受害者。一直以來，他將這些組織存放在一處龐大的「腦庫」里。2000年的時候，奧地利聯邦檢察官終於決定將格羅斯繩之以法。他受控參与九項斯珀格朗地診所的謀殺罪，被帶到了被告席。

「他名叫路德維格·沃格爾，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公司的名字叫多瑙河谷貿易和投資集團，成立於六十年代初。當時的奧地利剛剛脫離戰後被佔領的狀態。他做的生意就是引進外國產品，為願意來這裏投資的外國企業提供本地服務，尤其是針對美國和德國公司。七十年代奧地利的經濟起飛，沃格爾恰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條件。他的公司為數以百計的項目提供了風險資本。目前，在奧地利許多最盈利的公司里，他都擁有比例可觀的股份。」

加百列回頭望了望身後，隨後又問雷娜特·霍夫曼，自己是否可以要一份她收集的這些文檔的副本。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腳，似乎早已預料到了這個要求。

「有沒有可能沃格爾知道伊萊正在調查他的過去？」

雷娜特·霍夫曼將幾綹頭髮塞進她貝雷帽的帶子里，然後認真地看著他：「你不會是想會會他吧，阿戈夫先生？現在這種條件下，那可是個極其愚蠢的想法。」

「他在第一區有一所住宅，在維也納森林還有一所。根據房地產交易記錄，他在上奧地利還有數百英畝的地產和一幢木屋。」

「假定他知道了伊萊的調查又怎麼樣呢？他有什麼可害怕的？」

她伸手抹去一張公園長椅上的冰雪碎屑，他倆都坐了下來。「伊萊大約兩個月前找到我。他對我說了克萊恩的事情，還講了中央咖啡館里的九-九-藏-書那個男人：沃格爾先生。我不大相信，不過為了幫伊萊一個忙，我答應至少去查查看。」

「就算路德維格·沃格爾就是麥克斯·克萊恩在奧斯威辛看到的那個人，距離犯罪時間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現在能把他怎麼樣呢？」

雷娜特·霍夫曼花了很長時間，仔細查看了四周，這才答道：「我向線人問了同樣的問題。這幾位聯絡人都在維也納比較激進大胆的報紙和雜誌社裡就職，他們是決不會同政府沆瀣一氣的。最後發現路德維格·沃格爾是奧地利國民黨的主要財政支持者。事實上，他就是彼得·梅茨勒競選經費的源頭。」她停頓了一陣子，點上了一支煙，她的手凍得發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關注我們這裏的大選，不過只要今後三周內沒有戲劇性的變化，彼得·梅茨勒就要成為奧地利下一屆的總理了。」

「為何這麼神秘？」加百列問道，「為何不願意在電話里說？這麼糟糕的天氣為何還要在公園裡走這麼長的路？」

雷娜特對於體制內的抗爭感到厭倦了，於是她決定從外部展開攻勢。她開了一家小小的律師行，只為維持生計，卻將大部分精力和時間貢獻給了「改善奧地利政黨聯盟」——這是一個改革者的團體，旨在振奮國人，避免奧地利陷入政治失憶，忘卻納粹主義的教訓。同時，她還同戰爭索賠處的伊萊·拉馮結成了默契的聯盟。雷娜特·霍夫曼在關聯體系內部依然有不少朋友，都是些真能幫得上忙的朋友。這些朋友能讓她接觸到重要的政府文檔，而這些又恰是拉馮得不到的。

「我不相信你是來自耶路撒冷的葛迪恩·阿戈夫，所以我才會把文件給你。在我這裏它們已經派不上更大用場了，至少眼下這種政治氣候是不行了。不過你得給我保證，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謹慎。我不希望我的聯盟和同事們遭遇戰爭索賠處那樣的災難。」她停下腳步，略一轉身，面對著他，「還有一件事，阿戈夫先生。請不要再給我來電話了。」

「開庭一個小時后，法官認定他患有輕度痴獃，不具備當庭受審的條件。」雷娜特說道，「他的案子被無限期地擱置了。格羅斯醫生對他的律師露出了微笑，走出了法庭。在法院樓梯上，他對記者談起了自己的官司。很明顯，格羅斯醫生當時的神志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