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過去了，那段話我從不曾忘記，就在那個時候，孫將軍剛正不阿的形象留在了我心裏。

槍聲響過之後，孫立人將軍站立良久，低下頭用一張疊好的白手帕擦著額頭。好一會兒，他才猛地抬起頭來：「你們要好好服從軍紀，不管是華僑還是印緬的百姓，軍人應該對婦女和兒童好生愛護！絕不允許有侮辱婦女、欺壓百姓的事情出現！重者槍斃，輕者關禁閉！如是再三的開除軍籍，不許再參軍！」

在醫院的那段日子，我時常向珍妮要一些平時不常吃到的東西。比如：鮮牛奶。她總是微笑著，並在給我東西的同時教我怎樣念這東西的英文名字。

1944年5月，韓眼鏡興奮地告訴我們，政府已經開始發布告徵兵了！鄧叔峰隨即把衣袖往上一卷：「書又讀不成，乾脆去當兵！」我們四人就這樣瞞著家人從軍到了印度，編進了密支那新一軍教導總隊。那段時日，讓我最不能忘懷的就是孫立人將軍。

他教我們開車，但一點也沒有當老師的架子和傲氣。通常是和大伙兒一起先用四個千斤頂把車頂起來，弄好后他才縱身跳上車，對著那節課的授課對象直揮手，「Here！」「Here！」他的中文很蹩腳，授課時都是連比帶划、手腳並用。左腳踩下馬達，指著點火器對我說：「點火，點火，OK？！」右腳踏著油門：「加油！」……就這樣學了一個多星期。上路之前，馬丁指著排擋說：「排擋！」邊說邊用胖乎乎的右手抓住排擋，那時他九*九*藏*書穿著美軍的軍便服，腆著啤酒肚，笑起來很有點彌勒佛的味道。將排擋換到二擋後接著說道：「換擋，嘎嘎，No！」隨後把食指放在唇邊：「噓——，OK！」大家聽的雲里霧裡不知所云。他急得滿頭大汗，船形帽都快掉下來了。最後還是老兵文遂生（成都人）連猜帶蒙地估計他是想告訴我們，換擋沒有聲音的學員可以上路了！我一聽我可以上路了，高興得歡呼起來。

醫院真的是我的福地。我不僅在那裡認識了珍妮，居然還遇到了老同學江天一。在他的幫助下我調到50師的汽車修理排。班長兼教官是一個叫做馬丁的芝加哥白人，20多歲。和我印象中的老美不一樣，他是矮胖矮胖的，給人很有親和力的感覺。我第一次到師部報到的時候，他就歪著頭、擠著眼對我說：「How are you？」

第二天天還未亮我就醒了，怎麼也睡不著，既高興又緊張。馬丁卻和往常一樣跟我親熱地打過招呼就鑽進了一輛吉普車。不同的是今天他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那是一個大晴天，上午9點左右，正是陽光普照的時候，我卻覺著冷。馬丁在一旁拍著我的肩膀給我打氣。突然，公路上出現了一個直徑約20幾米的彈坑。面對這突如其來的障礙，我完全傻眼了。馬丁看我沒動靜，就在我耳邊大聲喊：「剎車！剎車！」我這才意識到該怎麼做，趕緊剎車！車停下來后，我發現自己的腳read.99csw.com還在抖。這時擦了一把汗的馬丁卻對我說：「好，好，good！」事後，馬丁為自己會說一兩個中文名詞而得意。我又把他那句一成不變的「How are you！」給簡化成「你好！」教給他，他說起來有種獨特的味道。在他的細心教導下，我的車技進步很快，相處的氣氛卻一直沒變，還是和樂融融的。

1945年的元月，我送潘師長到西堡參加會議。操場上聚著100多人，史迪威將軍還是一身羅斯福呢的軍便服。我遠遠看著，他瘦瘦的，船形帽外露著些許白髮，但人是筆挺的，很威嚴，也很慈祥。只講了二三十分鐘他就宣布散會了。

出院的時候，她還送我一張照片和一張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一面美國國旗，下方用娟秀的英文寫著她的名字和通訊地址。

上初中以後，我漸漸明白了很多事情。那時候父親在懷遠做政府中的一個小職員，母親就留在家中照料一家老小。因為孩子多（11個），收入又僅靠父親一人，日子過得很困難。我排行老三，不想增添家裡的負擔。讀完初中后，就留在了成都自己想法討生活。

還有一次在孟拱，小型的高層會議結束后早已過了午飯時間，我心急火燎地在車上等著潘師九_九_藏_書長。「問你們的家人好！」一個聲音傳入我耳中，仔細一看，是史迪威將軍！他親自送幾位將軍和軍、師長出會場，並一一同他們握手，還拍著孫將軍的肩膀同他聊著等汽車。

第二天一大早，珍妮就推著車來發葯了。一看到葯我就頭痛欲裂，不肯吃。巡視病房的時候，她看見葯沒動過，便以詢問的目光望著我。我拿起葯做了一個吃的動作，然後皺著眉頭又搖頭又擺手說：「苦，不好吃！」她笑了笑，轉身走了。一會兒的功夫拿了些白糖過來，笑著說：「甜，糖，sugar！」住了一個多星期的院，我感觸頗深。出國前那陣，我們從成都走路到新津。40多里路走了一夜，到了新津機場累得根本沒有力氣，橫七豎八地倒在跑道邊就睡也沒人管。而那天，我們的早飯僅僅只是一些含有泥沙的硬幹飯和炒得乾癟癟沒有一點油氣的豆芽。沒人管你吃不吃，吃沒吃飽。

教導團的訓練是十分艱苦的，我累出了病，被送進密支那總醫院。入院的第二天，一位美國護士拿了本名冊逐人進行核對。我一看見有美國護士進來，忙側身將臉朝向裡邊。腳步聲漸漸地離我近了，聽見有人小聲地用英文念到：「147！」隨後就有一隻手輕輕地拍了我一下。我刷地紅了臉，突地坐了起來，眼睛只敢向下盯著毛毯。「你叫What（什麼）？」我抬起頭匆匆瞟了她一眼又趕緊低下來，然後小聲說：「我叫陳禮。」（我參軍時用的名九-九-藏-書字）「我叫珍妮，西雅圖，西雅圖。」她特別地強調了「西雅圖」三個字。「西雅圖」是什麼意思？我以前從未聽過這個名詞。直到這時，覺察出她的友好，我才敢大胆地抬起頭正視她。她有1米80左右，20歲上下的樣子，微笑著顯得很親切。

晚間同病房的病友才告訴我，「西雅圖」是一個地名，珍妮的故鄉。

1944年11月，一天上午，早飯後的體操訓練已經開始了。教官正為大家做著示範動作。連長孫上尉（北京人）忽然跑來宣布訓練暫停，並立馬開始整隊。迅速整隊完畢不久，孫立人將軍身著黃色將官軍服由兩三個人陪著走了過來，軍帽上青天白日的帽徽映著陽光閃閃發亮。走到隊伍上首，立定之後，他威嚴地掃視四方。「今天，我來是要宣布一件事情。軍法是不容情的，違法亂紀必受處理！昨天，我最親近的副官被人發現在華僑家中留宿。他跟了我很多年，但是，不管是誰違反了軍紀就是死罪！我宣布：將其正法！」

操場上鴉雀無聲，兩個機槍手押著一個五花大綁的人走了出來。那是個年輕小夥子，衣衫不整的軍便服皺皺巴巴的，耷拉著腦袋，帽子早不知掉到哪裡去了，很是狼狽。但他卻沒有求饒。

1945年9月10日，我隨潘玉恩的車隊沿史迪威公路回國。1947年10月，我不願打內戰，從寶雞回到家鄉，從此遠離了軍旅生活。

在給潘師長當司九-九-藏-書機期間，我有幸見過史迪威將軍幾面。軍營里時常有人提起這位美國的中將。有人說他是很有大將風範的；也有人說他是一個特別的將軍。文遂生以前告訴我，他的戰友曾在路上見到過這位戰地的最高統領。他帶著兩三個人坐在一輛很舊的吉普里，穿著普普通通的美軍軍便服，戴著船形帽，渾身上下找不出一點兒將軍的標記。

這種氛圍一直持續到我被調去給潘玉恩師長開車為止，臨行前他送了一件我一直讚不絕口的飛行夾克給我留做紀念。

跳舞，是在工作和學習之餘我最喜歡的一種娛樂方式。當地的民軍招待所俱樂部，是我同好友鄧叔峰、韓眼鏡、王包包（王建明）最常去的活動場地。但喜歡跳舞，並不就意味著我們不明白自己祖國的處境。雖然我們都還年輕，卻對「國難當頭」這四個字理解得刻骨銘心。日本的飛機時常在頭上盤旋，警報聲聽得我心驚肉跳，時不時做夢都還看見大轟炸時滿是死人的鹽市口，很多學校已在疏散中連開課都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之所以還熱衷於跳舞，除了的確喜歡之外，還有一點，是因為民軍招待所時常聚著許多美國軍人。他們穿著軍便服，高大、帥氣。特別是美國的空軍，有時還自己帶去樂隊。他們熱情、開朗，看到我們都很友好地打招呼。但我們最看重的是他們在同我們一起打日本鬼子。每當看到美國空軍飛行夾克背上那行「洋人來華助戰，軍民一體救護」的黑色漢字時，我都莫名地躁動著，我要上前線打日本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