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搖著頭表示不知道浙江這個地方。

我曾經問bugle：「你們回宿舍后做什麼？」

印度朋友在出口給我們指明要去的方向，他們骨瘦如柴，皮膚棕色，可是雙目炯炯，牙齒雪白。語言不通，只好不停比劃。

將軍和氣地繼續對我說，他是半個中國人，父親是一位牧師，過去在天津和鄭州傳教，他出生在天津，童年在鄭州上小學，與中國同學同玩同樂。將軍接著告訴我，他家住在重慶，有愛妻和兩位千金，她們都穿旗袍，用筷子吃可口的中國火鍋，所以和我有共同語言。

我們隨即祝願她母子平安團聚。當我們和老媽媽分手時，我對她說：「我們將開赴緬甸北部對日作戰，等勝利之後，歡迎老媽媽到西子湖來做客。」

我聆聽著將軍的講話，短短10來分鐘，卻使我感慨深深。

老媽媽流下了熱淚，說：「我是把你們當作北非凱旋歸來的兒子看待的。」

我補充說：「老媽媽，你知道西子湖嗎？西子湖就在我故鄉。」

我是最早飛越「駝峰」航線遠征印緬抗日戰場的老兵之一。我今天都叫自己是「駝峰戰士」、印緬老兵。印緬戰場上的事情深深刻在我的記憶里，那些事直到今天回想起來都好像發生在昨天。

她點著頭，一手扶著鐵門，一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做著V字形，頻頻地呼喊著：「Victory，Victory，Victory！」

我問Bugle上校：「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什麼職務？」

我們一直在色地亞訓練到1945年初，當我們訓練成熟的時候，史迪威公路全線通車，抗日戰爭形勢也一片光明。這時，也就是在4月，我們接到總部的通知，立即整裝待發，回國參加對日作戰。到了5月4日，我們駕駛著330輛越野車、九九藏書60輛加拿大生產的軍民兩用車，拖帶著36門榴彈炮，浩浩蕩蕩踏上歸國之路。

經過一個晚上的航程，天明時分，我們坐船到達孟加拉灣恆河西岸，上岸后換乘廣軌火車繞過加爾各答，繼續向西北方向比哈爾邦前進。我們看見沿途火車站上老幼婦孺和乞丐成群結隊，貧瘠的土地一點點延伸，窮困的畫卷一路鋪開，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叢林作戰訓練的主要內容有：高射炮射擊、空中觀測、採用榴彈霰彈射擊，還有就是適應叢林生活。

我們短暫地失聰了，那是因為飛機的轟鳴太久地刺|激了我們的耳朵。

「孩子，你今年多大啦？是中國什麼地方的人？」

Bugle回答非常坦率：「打打橋牌，寫寫情書，看看電影，有時候也把愛人情婦的照片、家庭成員的照片拿出來亮相。」

我記住了他們，還有Bugle。

蘭姆伽是中國駐印軍的搖籃。各兵種基本實戰訓練完成後，立即開赴緬北戰場對日作戰。

我們從昆明巫家壩機場起飛。該機場是美國志願航空隊（又稱陳納德飛虎隊）的空軍基地，也是中國駐印軍空運基地。機場上野馬式戰鬥機三五成群，那是日本空軍零式戰機的剋星，它的明顯標誌是機頭到機腹下畫著血盆大口的鯊魚。機場上還有C46軍用運輸機，大部分駐印軍就是乘坐這種運輸機飛越「駝峰」航線到印度汀江機場的。

我用半通不通的英語回答說：「老媽媽，我22歲了，是中國浙江人。」

「約瑟夫·史迪威。」

柯靈斯和考茨中校負責訓練計劃的執行和全團武器彈藥的補充。另外，每個營安排了同級的顧問少校，分配到連級的則是少尉或者軍士。美軍顧問們集中住宿舍，只是部隊訓練野營作戰時才隨部隊行動。

1944年8月，雨季剛剛結束，我團奉命離開蘭姆伽，前往色地亞營地集九*九*藏*書訓，準備開赴緬甸北部前線。我們在蘭姆伽整整度過兩年，即將分離，有些依依不捨。

史迪威將軍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美軍情報官，還曾擔任駐華武官，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將軍平易近人，衣著很隨便，喜歡穿軍便服，袖上無臂章，衣領無領章，頭戴軍呢帽，稱呼下屬總是用「上尉李」或者「少校王」，沒有趾高氣揚的官架子，沒有三五成群的警衛，常親自駕駛吉普車來往于指揮總部和各營區，因此基層軍官不知道他是什麼級別的將軍，私下尊稱他「平民將軍」。

在我和他們的交談中，他們說：「倫敦的霧養成英國人的沉默，密西西比河的澎湃養成我們美國人的活潑。」

老媽媽點點頭。三五個和我年紀相近的軍官擁向老媽媽，老媽媽一個個端詳著我們的臉，很感慨地說，她有個兒子，在北非戰場對德作戰，他從阿爾及利亞來了一封信后，就再也沒有音訊了，至今生死不明。老媽媽說完，急急忙忙從家裡拿來一大盤美味可口的蛋糕，盛情地請我們吃。

在美國顧問的管理下，有兩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基本上沒有了逃兵；二是從上到下不再剋扣軍餉，杜絕了吃空缺、喝馬乾（即剋扣軍馬口糧）、賣汽油等污七八糟的現象。原來我們一天吃兩頓飯，現在一天可以吃三頓飯了。不出三個月，部隊養得兵強馬壯，官兵同甘共苦，紀律漸趨嚴明。

那一天看電影，在蘭姆伽電影院我和他有幸並排坐在一起。

我們像一隻添翼的猛虎衝下了山林，直向日寇撲去。

經過兩天的行軍，我們集結在加爾各答西北英軍14軍總部所在地，再乘坐兩天兩夜火車到達西里古里，然後繼續向東，經過三天長途行軍，進入阿薩姆邦東部的汀江地區。兩年前，九_九_藏_書我們從中國飛越駝峰航線抵達汀江，那時是一片荒涼，兩年後重返汀江，這裏已經是生機盎然，成為緬北戰區的後方基地。

在放映前10來分鐘，將軍先開口問我：「你貴姓？什麼地方人？哪一個軍校畢業？何時參軍？」我吃驚他的普通話講得如此標準。明明是一個典型的美國老軍人，怎麼會說出如此流利的普通話？我局促不安。後來，我發問：「請問你貴姓？」他清晰地回答說：

1942年11月4日午後，我們登上飛機，被告知機在人在、機毀人亡，遇敵機務必保持謹慎。隨後每人發了西南聯大學生會贈送的慰問品一袋，牛皮紙嘔吐袋一隻，機上43人沒有一頂保險傘。飛機在雪山冰峰間穿插飛行，一山又一山，一峰又一 峰。進入喜馬拉雅山區后，空氣稀薄，呼吸漸感困難，這還受得住。最讓人提心弔膽的是飛機出入雲層的劇烈顛簸，驟然上下落差竟達10餘米。飛機在冰天雪地里飛行，山顛白雪皚皚，銀光閃閃，機翼上冰霜層層，自然也有一番獨特的景色。飛過冰峰雪山之後，綠色的樹的海洋出現了，這時，飛機的轟鳴聲音漸弱了，我們的呼吸也順暢起來。接著，我們看見了紅牆綠瓦的建築，飛機迅速在一座茶園著陸。我們歡呼雀躍，可是彼此卻聽不見任何聲音。

C46運輸機沒有雷達、導航、制氧、自衛武器等設備，飛行高度不得超過7000米，航線務必在7000米以下的雪山冰峰之間穿插。那是一條充滿死亡氣息的航線。

美軍顧問們時間觀念非常強，訓練時從不遲到。他們每人腰間都掛著軍用水壺，各自喝自己的水，也不互相遞煙。平時他們私生活放蕩不羈，工作卻十分認真。他們說：「工作應該儘力，生活應該活潑。」

從此，我們都以Bugle的名字稱呼上校。Bugle上校呵呵笑著，樂於接受這稱九*九*藏*書呼。

經過五天的旅程，我們終於來到了蘭姆伽。

我們津津有味吃著異國老媽媽親手做的蛋糕，心裏無比溫暖。

1942年，我以炮兵中尉觀測員的身份帶領22師39名新兵出征，飛往印度汀江。

我們一共到達了四個小隊，湊足了500人，這才達到開動火車運輸的要求。

我們要去蘭姆伽，它是印度比哈爾邦的一個小鎮，距離大商埠加爾各答約150英里。此行有五天水陸行程，負責指揮的是我團副團長張宏范，負責聯絡的是美軍一名少校軍官，我充當臨時翻譯。

他一面做出吹軍號的手勢，一面朗朗回答我：「Bugle」。

他們還有一個叫我驚訝的共同願望：環行繞地球一周。他們跨越大西洋繞過地中海來到印度，等到日本投降后，他們要從太平洋回國，實現環繞地球一周的願望。

列車正午開動，第二天傍晚到達一個終點站。我們下了車等待坐輪船。因為吃了兩天的乾糧，我們渴望吃點熱飯，於是我們領來一頭羊，自己動手做飯。

吃飯的時候，一個印度軍官來觀看我們使用筷子的技巧，他看見我用的金邊瓷碗，眼睛都不轉了。我看見了他的心思，用簡單的英語問他：「你喜愛這隻瓷碗嗎？」他點頭稱是，我馬上把碗送給他，他立即回敬了一大盤面制薄餅，兩盤羊肉。他還友好地告訴我們，說這裡是孟加拉灣東北，是印度第二條大河中游的伊斯蘭教地區，告誡一定不要吃豬肉。

色地亞在汀江東邊30里處，色地亞軍營又在色地亞以北30餘里的叢林中，三面圍繞著原始森林，一面臨近布拉馬普得拉河灘。總部選擇色地亞叢林作為我團的集結營地，主要是讓我團作適應性實戰訓練，以對付慣於叢林作戰的日軍坂垣師團。

我們開始在美國顧問（步九九藏書兵學校教官）的主持下進行緊張的武裝訓練。

我們團300多輛軍車，牽引著36門105毫米的榴彈炮轟隆隆經過廠區，穿越廠區需要35分鐘。我們在廠區的宿舍區做短暫的休息。我們的到來驚動了一位老太太，她來到我們跟前。這是一位慈祥和藹的老人，她自稱是廠里工程師的眷屬。當她了解我們是中國駐印軍時，翹起大拇指，臉上露出笑容。她問我：

我們到了印度阿薩姆邦汀江地區。

蘭姆伽是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總指揮是史迪威將軍。

他們埋怨印度天氣太熱、衛生條件差，女人也不如美國的漂亮。他們的確很愛整潔，平時軍衣筆挺，皮鞋錚亮，鬍鬚颳得腮幫子發青。可是他們生活的自理能力卻不如我們，他們要雇傭印度人為他們服務：煮飯、洗衣服、擦皮鞋。

當時，德寇潛艇在印度洋活動猖獗，美國的運輸船受到攻擊葬身海底，原計劃的105毫米榴彈炮沒有如期運來，我們只好用75毫米榴彈炮代替進行訓練。美軍顧問處先派來了顧問Bugle上校，後來又派來柯靈斯和考茨中校。他們都很幽默，有個性。可是只有Bugle上校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DADA鋼鐵廠是一座現代化軍工廠，廠內高級技術人員多是英國人。廠里有高大的煙囪和銀光閃閃的防空氣球，在10里之外就可以隱約望見了。

我聽了如雷貫耳，他就是我們的總指揮、盟軍西南太平洋副總司令啊！

可是，當我們回到國內，準備參加收復廣西柳州的戰役的時候，日本鬼子投降了。

在史迪威將軍離開蘭姆伽前的日子，將軍又和我在駐地公路相遇，當時將軍親自駕駛一輛吉普車，我挺胸向將軍敬禮，將軍向我回禮。那一幕場景，也深深地記憶在我的腦海里。

我姓李，名祚達，原籍浙江奉化，出生於1920年7月1日，黃埔軍校第16期炮科畢業生，1942年當兵，同年參加中國駐印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