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建康以後，桓彝與昔日元康名士之南來者交遊轉多。《晉書》卷四九《謝鯤傳》，鯤在南，「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同卷《光逸傳》，光逸渡江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發裸程，閉室酣飲已累日」云云。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獲得「八達」之號。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時代不同，人物亦異，最多僅得形似而已。這就是《晉書》卷九四《隱逸·戴逵傳》所譏：「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這些元康名士經歷過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過江以後更加頹廢，連揮塵談玄的興趣也完全喪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變本加厲，麻醉自己。他們的表現又比元康時更為放蕩，可以說是「無德」之尤。就桓彝的經歷和氣質說來，他的表現本來不應如此。他其所以這樣，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風雅、躋身名士來作解釋。《晉書》卷四九立竹林七賢和江左八達專傳於一卷之中，八達獨桓彝不在內，可見史臣對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譙郡龍亢桓氏出於曹魏嘉平之獄的刑家，居然能夠在門閥政治的東晉時期，在王、庾家族勢力就衰之後獲得機會，上升到很高的地位，專制朝政，甚至一度改移晉鼎。我們知道，權勢之家編造家傳，改敘譜系，以攀援顯貴，求得虛榮，是五朝習見之事。但是龍亢桓氏桓范之獄昭然在人耳目，只可以迴避掩飾，而難於另行編造。所以為桓氏作家傳者只好改易事迹，把渡江南來的桓彝說成是中朝名士，與衣冠士族素相結識，以此證明桓氏家族尊顯的社會地位其來有自。江左史籍轉相抄襲，以假亂真。所以唐修《晉書》，于《桓彝傳》遂多不實之詞，有待后之讀《晉書》者辨而正之。

《世說新語·規箴》「桓南郡（玄）好獵」條曰：「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注引《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

胡注所釋，魏晉皆然。但兵卒作為貶詞，詞義一旦確定，使用者就不再拘泥原意。士族居方面之任者，如果其人其族有疵可指，雖非出身行伍，亦得被辱稱為卒為兵。桓溫尚主，居分陝之任，自非奮身行伍之輩可比。但是桓溫風格好尚，確與當世士族名士有所不同。《太平御覽》卷三五四引《語林》曰：「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褲褶，上馬持矟數回，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桓溫門戶既不為人所重，而他本人又須得驕矜作名士態。他談玄不勝，繼以逞武，意氣始雄。所以謝奕、王述稱桓溫為兵，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這除了蔑視桓溫個人以外，我以為還兼有蔑視桓溫家族的意義。

唐寫本既證實了桓玄與桓道恭為兄弟行，扞格難通之處也就迎刃而解。這又說明，桓彝南渡時尚攜此桓猷一弟，而此弟在東晉之世無聞。猷子赤之，不過是一名不受尊重的博士，赤之子道恭也不過是荒郡一太守。桓彝初渡江時族單力孤的情況，可以想見。九-九-藏-書

但是，桓彝在東晉政治中真正發揮重大作用，還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亂時。《桓彝傳》：「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恃，引參密謀。」案《郗鑒傳》，明帝即位，征郗鑒自合肥入都，「鑒遂與帝謀滅敦」。郗鑒之謀，據考即引流民帥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於此時「引參密謀」，我認為與郗鑒所謀當即一事。謀而必密，除涉軍機以外，當以王導在朝與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據《王敦傳》，王導得知劉遐、蘇峻軍起，其信息輾轉來自征北將軍王邃而非得自京師，可證其謀甚密，京師並未走露風聲。郗鑒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則封萬寧男，爵次於郗鑒。郗、桓二人都以此為契機，進入較高的政治層次，因而也改變著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傳》彝以王敦嫌忌去官，過輿縣，與輿令徐寧邂逅云云。《徐寧傳》謂「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因造輿令徐寧。徐寧為東海郯人，東海徐氏南渡以後世居京口，劉宋徐羡之即徐寧之孫，而京口、廣陵為流民集中之地。輿縣在廣陵左近，當多有流民帥出入。桓彝曾長期在江北為逡遒令，當然熟悉江北流民帥的情況。他以尋親舊之名盤桓于廣陵輿縣，是否與他參預引流民帥平王敦一事有關，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不過目前還無從索證。

八達以家世論，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門士族，光逸出寒門小吏。桓彝與謝鯤家世則皆介於兩者之間，有相似處；但從立身處世看來，桓彝、謝鯤又頗不相同。謝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而以「勝情遠概」顯名。桓彝則不然。他門資不足以致貴達，與王、馬無淵源。其附庸風雅也不過是趨時尚，結名士而已，但這畢竟是不大可靠的。為久遠的門戶地位計，他只有留心時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機會。所以《北堂書鈔》卷六零引臧榮緒《晉書》謂桓彝以「蒞官稱職，名顯朝廷」。躋于江左八達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來桓彝初過江時多方探索立身處世之宜以圖自存，境況是頗為困難的。他過江即讚譽王導為江左管夷吾，也可視為他向琅邪王氏靠攏的一種姿態。

史載桓彝在西晉時以人倫識鑒見稱，具有比擬許劭、郭泰的地位。但是，我們卻看不到桓彝在西晉周旋名士、識鑒人倫的真實材料。桓彝過江以後，始與昔日元康名士之南來者交遊，遂得列名于「八達」之中，從而增加了桓彝自己與桓氏家族的名望。但桓彝畢竟沒有條件憑門資坐取高位，只能以事功為用，求得晉身。桓彝南下之初，不過為江北荒縣一令，遲至司馬睿為丞相之後，始得過江為丞相府屬。桓彝過江時奉母攜同堂弟卜居接近長江的宣城宛陵，族單勢弱。桓彝得以進入東晉政治的上層，主要是由於參預明帝密謀，引流民帥以制王敦有功。桓彝死於蘇峻之亂，更提高了桓氏家族在東晉的地位，為爾後桓溫繼王、庾諸族居位，奠立了基礎。但是桓氏家族由於歷史的原因，在執掌軍政權柄以後，其家族地位仍不為其它門閥士族所承認，所以桓溫屢被門閥士族所鄙視。

桓溫少時行檢，也與士族子弟不同。《世說新語·任誕》：「桓宣武（溫ｒｅaｄ.99ｃｓｗ.ｃoｍ）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劉注引《郭子》，謂桓溫樗蒲輸數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袁耽易服擲帽，呼盧喚雉，頃刻間壓倒敵手，轉輸為贏。這裏所見桓、袁與名士任誕並不一樣，直是無賴賭徒行徑。

桓氏家族在魏晉時期，經歷了幾次大的變化。桓范被誅，桓氏門戶驟落，是第一次大變化。桓彝于東晉初年重興家族以後，桓溫秉權，至於求九錫，為王、謝諸士族所抑，是第二次大變化。桓玄起事以除司馬道子父子，得到士族支持，至於廢晉立楚，是第三次大變化。劉裕滅桓玄，桓氏家族勢力徹底消滅，是第四次大變化。唐長孺先生說，魏晉士族地位，一般是依其家族近世官宦狀況，而不是依其遠祖即所謂「冢中枯骨」所曾獲得的政治地位為準。這個見解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冢中枯骨」雖然不能決定其後裔門戶的高低，但是其後裔卻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譜也往往不承認自己門戶地位下降的事實，總想倚仗「冢中枯骨」以傲視新進。桓氏家族在東晉受到歧視，是其一例。陳郡謝氏被陳留阮裕視為「新出門戶，篤而無禮」，又被潁川荀伯子排斥于「天下膏粱」以外，也是一例。弘農楊氏楊佺期數代以武干為用，士族不屑與伍，而楊佺期「自雲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案，琅邪王氏王導之孫）者，猶恚恨」，又是一例。這類事例，直到唐朝，還是不斷出現。

桓彝在八王之亂時，曾以州主簿預齊王同反對趙王倫的義舉，但在爾後東海王越和成都王穎相爭之時無所依傍，甚至未得列名于號稱多名士俊異的東海王越府。我們知道，東晉政權從淵源說來，是東海王越為之創造條件，始得經營起來的，桓彝既未附越，也就與東晉的王、馬沒有歷史關係。

桓彝先世既經歷了極大的政治災難，桓彝過江又是族單勢孤，所以江左門閥士族一直不以士族視桓氏。《世說新語·文學》「袁宏始作《東征賦》」條注引《續晉陽秋》，謂袁宏之賦「悉稱過江諸名望」，語眾曰：「我決不及桓宣城（彝）」。袁宏為桓溫記室參軍，按理不應貶抑桓彝。但他決意不在褒揚東征（案即南渡）名士的文字中提及桓彝和陶侃。只是在陶侃子稱臨之以白刃，桓溫又逼以權勢的情況下，才不得不增詞為贊。《世說新語·文學》袁宏作《名士傳》，其所列舉的中朝名士中也無桓彝之名，可與袁宏《東征賦》不及桓彝一事印證。由此可知，《晉書·明帝紀》及同書《羊曼傳》所說桓彝于東晉建國后己入名士、名臣之列的話，只能看作桓彝一時境況轉佳，還不是其門戶地位的根本變化。

桓溫尚主以後，其家族地位也還沒有根本改變。《晉書》卷七九《謝奕傳》：謝奕與桓溫有布衣之好，為溫司馬，嘗逼溫飲，溫避入其妻南康公主處，「奕遂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世說新語·方正》謂任居分陝的桓溫，為子求長史王坦之之女，坦之之父王述怒責坦之曰：「惡見文度（坦之字）已復痴，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rｅad.９９cｓｗ•cｏm

過江桓氏人物，據《世說人名譜》載，還有第九世與桓彝同輩的桓道恭：「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其第八世亦有與桓彝父顥同輩的桓赤之：「赤之，榮八世孫，大學博士。」但是，這裏存在疑問。

《世說新語箋疏》上引條引李慈銘曰：「案桓道恭別無所見，但以時代論之，彝者玄之祖，道恭安得為彝之同堂弟？疑此（案指該條注引《桓氏譜》『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之文）『字』下有脫文，當是道恭之祖名猷，為彝同堂弟耳。」李氏所疑很有見地，唐寫本《世說新語》可以解答李氏所發之疑，只不過「字」下並無脫文，而「字」本身是一衍字。

考察桓彝過江時桓氏的家世，還有一個問題有待澄清。《三國志·吳志·孫綝傳》注引《漢晉春秋》：桓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仕鑒《晉書斠注》引此條于《桓彝傳》首「桓彝，字茂倫」文下，其意在補充該傳闕漏。王伊同先生《五朝門第》所附《高門世系婚姻表》，據《晉書·桓彝傳》及《三國志·吳志·孫綝傳》注，于譙郡龍亢桓氏桓顥之下並列桓階、桓彝為同父兄弟行。王伊同先生作此安排，當是根據《晉書斠注》，但《晉書斠注》實誤。

《孫綝傳》所見桓彝，為吳尚書，死於吳太平三年（258年）孫綝廢黜孫亮事件中。其兄桓階仕魏為尚書令，死於魏文帝時，《魏志》有傳。桓階、桓彝兄弟系長沙臨湘（今長沙市）人。《桓階傳》注引《魏書》，謂階祖及父歷典州郡，「著名南方」。《晉書》卷八九《忠義·桓雄傳》，雄為譙王承主簿，死於王敦之亂，其人當即桓階、桓彝一族後人。長沙臨湘桓彝與譙郡龍亢桓彝顯系二人，年代也有大半個世紀的差距。《困學紀聞》卷一四曰：「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王應麟早揭示此事於前，吳仕鑒仍謬注《晉書》於後，《斠注》之紕漏，可見一斑。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蘇峻之亂中死節而擴大了家族影響。我們知道，嵇紹、桓彝均以刑家之後而又死節司馬朝廷，事迹相類而記載卻一顯一隱。本文鉤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補充史文之一角。

桓彝南來時年近四十。桓彝既雲「少孤」，則桓彝父桓顥當早死於中原。《桓彝傳》稱有「墳柏」在宣城之宛陵，因求為宣城內史。所謂「墳柏」非父葬，應指母葬。我們可以推定，桓彝系侍母過江。彝死涇縣，即葬其地。《桓溫傳》永和時溫母死，溫欲送葬宛陵，溫母蓋依彝母為塋。

案《世說人名譜》之《桓氏譜》及《世說新語·規箴》「桓南郡好獵」條注引《桓氏譜》，所記桓顥與桓赤之以及桓彝與桓道恭，行輩全符；所記桓道恭事迹雖有詳略，並無抵牾。但是，桓玄與桓道恭關係，值得探究。他們二人，于公，王法為重，桓道恭可屈居桓玄之下為賊曹參軍；于私，則家禮在，道恭必不可稱呼孫輩的桓玄為「公」，並且懼玄系縛。道恭伏誅于義熙初，但為道恭同堂兄的桓彝則死於咸和時，距道恭之死近八十年之久，即令以嫡庶年差解釋，亦似難通。ｈｔtｐｓ://rｅａｄ•９9ｃｓｗ.ｃｏｍ

桓彝、桓溫由於族單，在他們立功立業江左之時，並沒有象王、庾、謝氏等家族那樣有眾多的兄弟分據朝廷內外，彼此支撐策應。在桓溫諸子成長獨立之前，桓氏家族在江左一直是勢力孤單。這一情況對於桓溫的發展是很不利的。

太原王氏和陳郡謝氏人物，都賤稱桓溫為兵，這不是偶然的事。史家習知，魏晉時代兵卒身分低下，兵成為對人侮辱的稱呼，這類例證並不罕見。《三國志·蜀志·費詩傳》：前將軍關羽聞劉備以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同書同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劉巴以張飛為武人而詈之為「兵子」。同書同志《彭羕傳》，彭羕罵劉備為「老革」，裴注謂「老革，猶言老兵也。」東晉時也有例證。《世說新語·簡傲》謂謝萬矜豪傲物，謝安誡之，萬「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通鑒》昇平三年（359年）錄此事，胡注曰，「凡奮身行伍者以兵與卒為諱。」

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殘卷位字七九號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所列譙國郡姓凡八，桓氏居其一。時下史家議論，多以此件蓋據舊籍言之，非謂自漢至唐桓氏始終居郡望，地位不衰。魏晉以來，桓氏實際上已沉淪不預時望。桓彝以後桓氏三世興于江左，與東晉共始終，不過是門閥政治的際遇使然，只能算是桓氏門戶歷史自東漢桓榮以來的一段插曲。譙郡桓氏在江左興盛百年的歷史，並不能證明桓氏在譙郡繼續興盛，更不能證明他們到唐代仍然興盛。

又據《世說新語·德行》，桓彝嘗謂高僧竺道潛（深公）「與先人至交」。案《高僧傳》卷四《竺道潛傳》，道潛永嘉初渡江時年僅二十余，死於孝武帝寧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當為285—374年，小於桓彝近十歲。按常情而論，桓彝之父桓穎，似不得與小於己子近十歲的道潛為至交。忘年之交雖然並非全無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這究竟屬於《世說》誤記，還是屬於桓彝妄說，就無從稽考了。

《晉書》卷七四《桓彝傳》：「彝少孤貧，……性通朗，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藝文類聚》卷六引《晉中興書》：桓彝「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鑒。」《晉書》卷七四《徐寧傳》：「彝稱有人倫識鑒。」案桓彝死於蘇峻之亂中，年五十三，推其生卒年為晉武帝咸寧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276—328年）。何法盛謂其弱冠知人，當謂在惠帝元康之時，這就是說，桓彝屬於中朝元康九-九-藏-書名士，其知名度相當於東漢的許劭、郭泰。但是檢閱史籍，桓彝在元康時，事迹全無蹤影。桓彝薦人，只《徐寧傳》一見，事在江左而非中朝。《晉書》卷九三《外戚·杜又傳》桓彝目衛、杜曰：「衛玠神清，杜又形清」；同書同卷《褚裒傳》桓彝目褚曰：「季野有皮裏陽秋。」這些固然是人倫識鑒的掌故，但也都是東晉之事。頗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說，是桓彝顯達以後始出現，史籍以後方前，巧為縫合，未足置信。《世說新語·文學》「袁彥伯作《名士傳》成」條注，謂袁宏以裴楷、樂廣、王衍、庾敳、王承、阮瞻、衛玠、謝鯤為中朝名士，即元康名士，其中並無桓彝。《名士傳》據謝安所道撰成，謝安諳悉中朝掌故，應當不至於在列數元康名士時遺漏掉比蹤許、郭，顯貴江左的桓彝，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話。又，陶潛《群輔錄》著錄有「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云云。陶潛所列的八人，與本文下節所說的江左早期的「八達」，部分相同，但卻沒有桓彝，與袁宏《名士傳》不載桓彝，情況一樣。這也是桓彝在西晉時並無令譽一證。

《桓彝傳》彝「少與庾亮深交」，事繫於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289—340年），小於桓彝十三歲。桓彝年少時，庾亮尚在童稚，其時何得相與為深交？根據現知資料，桓、庾交遊都是在江左之事，無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覽》卷六七引《桓彝別傳》：「明帝世，彝與當時英彥名德庾亮、溫嶠、羊曼等共集青溪池上，郭璞預焉。」《斠注》引此條資料置於《桓彝傳》「少與庾亮深交」處，論理正好可用來辨《晉書》敘事時間之誤。但吳仕鑒氏偏偏刪卻「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證成了《晉書》之誤。桓彝年少時在洛陽|具有勝流身價的說法，是沒有史料可以證明的。

後來，桓彝應司馬睿辟命，過江為丞相中兵屬，其事不得早於建興三年（315年）司馬睿始為丞相之時。《晉書》卷六五《王導傳》敘桓彝「初過江」即譽王導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導為丞相軍諮祭酒之後，亦可證桓彝過江在司馬睿出任丞相之時。桓彝與江左勝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後，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會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後，而不能在此之前。

王、庾渡江之時，兄弟輩人數眾多，這是王、庾家族勢力盛于江左的條件之一。桓彝南渡，族單勢弱，與王、庾很不相同。

桓彝的活動是相當成功的。他過江沒有幾年，東晉建國以後，據說就成為名士名臣。《晉書》卷六《明帝紀》：明帝為太子，「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同書卷四九《羊曼傳》：「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併為中興名士。」

唐寫本《世說新語·規箴》同條所引《桓氏譜》曰：「道恭，祖猷，桓彝同堂弟也」云云。以唐寫本校今本，所見諸人輩分關係，差異如下：

桓彝南下時間可能較早，但止於江北，由江北渡江，是很晚的事。桓彝初來時，司馬睿猶為安東將軍，在永嘉五年（311年）五月以前。司馬睿板授桓彝為逡遒令。逡遒在合肥之南，西晉屬淮南郡。《宋書》卷三五《州郡志》謂東晉「分無湖（蕪湖）為境」，逡遒始得遷治江南，時在蘇峻亂后，桓彝已死。司馬睿對於自己不甚信任的甫來人物，常阻之於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來時擁有的勢力，分別板授州郡、將軍名號。如著姓祖逖南行達泗口，司馬睿逆用為徐州刺史；後來祖逖雖得過江，猶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陳留蔡豹出於名門，南來亦只得居官臨淮太守。桓彝南來止於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見信任於王、馬的表現。桓彝其時只能官居荒縣一令，其原來位望之低以及南來勢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