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文學溺於玄風，內容空泛。王應麟《困學記聞》卷一三：「愚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案蘭亭所賦皆玄言詩，賦詩者王、謝、庾、郗等士族子弟盡在其中，成詩三十余首，備見桑世昌《蘭亭考》。這種詩，恰如鍾嶸《詩品·序》所評：「理過其詞，淡乎寡味。」永和詩風，從此中可以概見。

方鎮的問題所在，仍然是上游荊州。桓氏家族得以繼庾氏家族之後興起，原因很多。桓溫父彝預滅王敦有功，又死蘇峻之難，形成桓氏家族與司馬氏政權休戚相關的背景。桓溫尚主，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至少暫時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卵翼。庾翼聲言北伐時，曾有以琅邪內史桓溫為「前鋒小督」假節入臨淮之命，與相呼應。可見其時桓溫官位雖不高而人物卻比較重要。同時，中樞執政何充也很器重桓溫，要把桓溫掌握在自己手中，作為對抗庾氏勢力的一支力量。桓溫這一正在上升的士族人物，其地位的敏感性，由此可見。

江州自王允之死後，情況不甚清楚。《晉書》王羲之、徐寧、桓雲諸人本傳，都有出刺江州的記載，但缺具體年分。秦錫圭《補晉方鎮表》系王羲之、徐寧相繼出刺江州于成帝咸康六年、七年（340年、341年），系桓雲出刺江州于永和元年（345年）。《王羲之傳》謂庾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識鑒。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案庾亮死於咸康六年之初，其時江州刺史尚為王允之，由王羲之代王允之出刺江州是不可能的。王允之奉調在此年八月，死在此年十月，在此以後，王羲之代王允之為江州刺史，是可能的。至於桓雲，則不得於永和元年出刺江州，這從有關事迹中可以稽考清楚。《晉書》卷七四《桓雲傳》謂桓雲襲爵萬寧男，遭母憂，葬畢，起為江州刺史，服闋蒞職云云。萬寧男本為桓溫所襲之爵。永和三年桓溫滅成漢，四年論功進臨賀郡公，此時萬寧男始有由溫弟雲襲封之可能。所以桓雲刺江州不得早於永和四年。又，《桓溫傳》系其母孔氏死事于永和十年和十二年兩次北伐之間。桓雲既于母憂服闋后始蒞江州之職，則又不得早於永和十二年，由此可見，終永和之世，桓氏始終未把江州控制到手。萬斯同《東晉方鎮年表》分別系王羲之、徐寧刺江州于永和元、二年，但未著桓雲刺江州事。

永和安定局面的內部條件，則是庾翼死後潁川庾氏勢力驟衰，江左士族沒有哪一家具有足夠的實力和影響，可以立即代替庾氏發揮作用。桓氏門戶力量有限，以桓溫為核心形成一種新的秩序，需要一個組合的時間。士族門戶的競爭雖未停息，但處在相持局勢中，一時高下難判。所以永和政局呈膠著狀態，就連呼聲最高的北伐，也被這種膠著狀態的政局牽制，表現出不尋常的複雜性。

何充曾為避諸庾而出督徐州，鎮于京口，年余后入朝，即以桓溫繼刺徐州，列名方鎮。這是何充提攜桓溫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庾翼也曾力薦桓溫。《庾翼傳》翼言于成帝，請委桓溫以「方邵之任」；《殷浩傳》庾九九藏書翼遺浩書：「當今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托庾、桓數族。」可見桓溫在此時，是朝廷與庾氏都在著力爭取的對象。但是桓溫究竟是心存朝廷，還是意在庾氏，或者另有打算，此時還難見分曉。

《晉書》卷八《穆帝紀》史臣曰：「孝宗因繦抱之姿，用母后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才啟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史臣論晉穆帝一朝政局，語氣之間不無微詞，但畢竟認為這十余年間疆場時聞北伐，江漢久息風濤，是東晉南渡以來少有的安定時期。這個時期人物風流，清言雋永，是江左上層社會中的一個特色。桓溫勢力的興起，也是在這個時期。桓溫出督荊州，在永和元年（345年）；桓溫廢黜殷浩，總攬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後桓溫逐漸坐大，以致專擅朝廷。在永和安定局面的表象之下，複雜的政爭還在繼續進行。桓溫的興起，給建康的小康朝廷投下一層陰影。

永和安定局面的出現，其外部條件是後趙石氏盛極而衰，對南方壓力大減。石虎死於永和四年，冉閔滅石氏在永和六年，這時的形勢對東晉特別有利。永和七年，東晉收復洛陽。此事實際意義本來不大，因為它只說明北方混亂無主，而不說明南方真有力量；只說明南方可暫得洛陽，而不說明中原可以固守。但收復洛陽一事畢竟具有比較強烈的政治、心理影響，使江左形成一股競相北伐的浪潮。王應麟、錢大昕等論及此事，對東晉君臣甚多讚許，已見前述。洛陽收復的第二年，謝尚又于北伐中獲得所謂傳國璽，送致建康，使江左得免於「白板天子」之譏，也收到政治上、心理上的重大效益。這些事態，給人以舊都可復，昇平在望的假象。

東晉當軸人物，一般都有水平不等的玄學修養，否則就難於周旋士族名士之間。王導過江后機事繁多，但仍不廢清言。《世說新語·文學》：「舊雲王丞相過江，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理』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庾氏家族有玄學修養，已具前篇。桓氏家族本來是儒學世家。桓彝雖得人江左「八達」之列，但未見他由儒入玄的學識表現。桓溫在永和之世，亦求附庸風雅。《世說新語·言語》「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條記桓溫聽王導、殷浩清言，「時復造心」。但桓溫玄學並無根抵，不被士流稱許。同書同篇「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雲：『時有入心處，便似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語。』」案漢成帝時張禹等入講《論語》、《尚書》于金華殿，故雲。劉惔聽來不過是儒生講經之語，桓溫卻以為是「咫尺玄門」，這是劉惔對桓溫不辨儒玄、學無根抵的諷刺。又同書《文學》：「桓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耶？』」簡文不屑聽講，語氣之間，流露以玄學行家傲視桓溫之態。前引《太平御覽》卷三五四載《語林》謂桓溫與殷浩、劉惔清談不勝，上馬持稍相對，意氣始雄，亦見桓溫玄學素養和人物品格之劣。

《晉書》卷ｈtｔｐｓ://reａｄ.9９ｃsw•ｃｏm九三《外戚·王蒙傳》：「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蒙清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此事本于《世說新語·品藻》，司馬昱所問及的風流人物，除此四人以外，還有阮裕、袁瓌、殷融、孫綽等人，俱有品題。

永和以來長時間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間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閑適。他們品評人物，辨析名理，留下的佚聞佚事，在東晉一朝比較集中，形成永和歷史的一大特點。

《世說新語·豪爽》「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條注引《漢晉春秋》：庾翼「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群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

簡文帝在清談方面的確勝桓溫一籌。在他周圍聚集著當時主要的一批玄學名士。他自己的清言佚事，在《世說新語》里也遺存不少。他是永和玄學名士真正的保護人。但就學識深淺說來，簡文帝的玄學修養也不算高，劉淡目之為「清談第二流」，王羲之目之為「啖名客」。如果兼論他的玄學修養和政治作用，那末《晉書》卷九《簡文帝紀》說得比較全面：簡文「雖神機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謝靈運跡其行事，亦以為赦、獻之輩雲。」在政治上置簡文帝于周赧王、漢獻帝地位的，恰好就是在玄學學識方面被簡文帝譏諷的桓溫。

我推測，由於王允之有據江州對抗庾氏的一段歷史，桓溫鎮荊州后的一個時間里江州暫由王允之從兄弟王羲之出刺，是合乎情理的。不過王羲之在事功方面與王允之不同，並非經國才器。他曾勸說殷浩勿與桓溫對抗，又曾說桓溫處謝萬于廊廟而使其離開豫州。其事雖在王羲之離江州之任以後，但他折衝于殷浩、桓溫之間的態度是始終一貫的。所以他居江州正可以緩衝于上下游之間而無礙桓溫。至於徐寧，他本自江北荒縣一令得桓彝推薦，始得人建康為吏部郎，遂歷顯職。桓氏於他有惠，他當然不至於在江州任內掣桓溫之時。徐寧居江州的時間較長，江州轉入桓雲之手，大概就是在徐寧任內之事。桓雲正式刺江州后，才可能有人于昇平二年舉桓雲代謝奕為豫州。因為按照東晉地緣政治的常情，荊州的桓氏未得江州以前而欲得豫州，一般說來是困難的事，除非出現特殊的情況。

士族名士既無避世思想，一般又是重恬適而輕事功，無積極的處世態度。聲望最高的名士劉惔，孫綽誄其「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如果士族子弟耽好武事，就會受到異議，因而大大影響其聲譽和地位。王導對其子悅、恬二人的不同態度，就是顯例。《晉書》卷六五《王導傳》，導長子悅「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次子恬「多技藝，善弈棋，為中興第一」，只是由於「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九九藏書

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廢事功，輕武力，而士族維持其政治統治又必需事功武力。這樣就形成一種現實的矛盾，影響到士族的境況，甚至影響到門閥政治本身。大體說來，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獲盛名，而處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卻不是這些人而是那些不廢事功特別是善於經營武力的名士。東晉以來，門閥士族中不斷有這種人物出現，門閥政治的延續實際上是靠這類人支撐。一旦到門閥士族中不再產生這種人物，門閥政治就會出現危機。

穆帝年二歲即位，皇太后諸氏臨朝。穆帝以何充力排庾氏之議而得嗣立，所以何充為朝廷倚重。何充族望才能，本不堪負荷大任，所以他在康帝死前即引大後父褚裒共參大政；而褚衷則寧願坐鎮徐兗以觀動靜，不願株守朝廷。永和二年何充死，會稽王司馬昱居中輔政，以名士殷浩主揚州，意在借其名望以穩定政局，制約上游。自此以至永和十年，中樞體制大體如此。

桓溫終永和之世未能正式掌握江州，而豫州入桓溫手更在十余年後的太和四年（369年）。這一事實，說明桓溫自永和元年赴荊州之任后，迄于太和四年，其間凡二十五年之久，向下游發展遇到很大的阻力，並不順利。桓溫的勢力範圍在荊、梁以及益、寧、湘、廣等州。至於荊、梁以下，江州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地方，桓氏雖無刺史之名，但有很大的活動餘地；而豫州、揚州以及徐、兗諸州則由朝廷牢固控制，桓溫尚不可能插足。永和初年開始，一直維持到太和之時的安定局面，就是建立在這種力量均勢的基礎之上的。太和四年，桓溫以北伐為名，完成了幾項對內擴張活動，即擠走徐州的郗愔，壓平豫州的袁真，才使長期維持的力量均勢徹底破壞，使處於暗流狀態的門戶衝突暴露于社會表層，使膠著的政局一變而為短兵相接的搏鬥。這一問題，將在下一節中詳細討論。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曰：「人才莫衰于晉。」永和人物，同東晉一朝人物一樣，足稱者本來不多。他們一般的特徵是嗜五石散，習南華言，浮華相扇，標榜為高。他們不知疲倦地談有無，談言意，談才性，談出處，雖然鴻篇巨著不多，但一語驚人，便成名譽。考其思想內容，核心之處仍然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而這還是洛都「三語掾」的心聲。永和名士多服膺郭象《莊子，逍遙遊》注之說，身在廟堂之上，心無異於在山林之中。《世說新語·文學》「謝萬作《八賢論》」條注引《晉中興書》：「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謝萬之見，四隱四顯雖皆為賢，畢竟還有優劣之別；孫綽之見，則無論隱顯，「出處同歸」，更接近於「將毋同」。這更是自以為「體玄識遠」的永和名士的一般見解。ｒｅad•９9cｓｗ.ｃoｍ

庾翼本已用長子方之鎮襄陽，臨終前又表次子愛之為荊州刺史。《世說新語·識鑒》：「小庾（翼）臨終自表，以子園客（愛之）為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複製。』」注引《陶侃別傳》：「庾翼薨，表子愛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勛也，臨終高讓。丞相（王導）未薨，敬豫（導子恬）為四品將軍，於今不改。親則道恩（庾亮子羲），優遊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這是何充提攜桓溫的第二步。

上引庾翼與桓溫相期寧濟宇宙之事以及桓溫諷劉惔之事，足以證明在江左門閥政治環境中，真正負盛譽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無能之輩，而且往往是真正掌權者的嘲弄對象。《晉書》卷七七《殷浩傳》史臣之言曰：「風流異貞固之材，談論非奇正之術。」在江左政局中有能力實現統治的人，確實不能在風流談論之輩中求之。忘身物外的士族名士，在門閥政治中的地位不過如此。當然，如果沒有他們在「天下清定」時例如永和之世點綴其間，也就不成其為門閥政治。

方鎮問題，除上述徐、兗和荊、梁以外，作為上下游居間地帶的豫州和江州，也很值得注意。桓溫在發展過程中，欲得江、豫以插手朝廷；朝廷注視荊、梁動靜，欲掌握豫、江以保護自己。這樣，在永和以及以後的一個時期內，江、豫就成為朝廷與桓溫明爭晴奪的地帶。

豫州自永和四年（348年）以後，十五年內，一直由陳郡謝氏謝尚、謝奕、謝萬兄弟相繼掌握，為建康的可靠門戶。上游桓溫雖然權勢很盛，但由於不能控制豫州，因而也不能得心應手地影響朝政。昇平三年（359年），謝萬以兵敗被朝廷（實際上是被桓溫）廢為庶人以後，豫州刺史之職並未入桓氏之手，似乎空懸數年。隆和元年（362年）的豫州刺史為袁真，而袁真是庾氏舊部，可見此時桓溫還未能染指豫州。桓溫取豫州的企圖早已存在。《晉書》卷七六《王彪之傳》：昇平二年「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簡文曰：『人有舉桓雲（桓溫弟）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卒用謝萬。」簡文所說「人有舉桓雲者」云云，舉者自然來自桓溫陣容，簡文何嘗不明桓氏意圖所在？既明桓氏意圖，又得商榷于王彪之，只能解釋為就此探詢門閥士族對桓溫的態度。桓雲未得豫州，繼為豫州的謝萬為桓溫所嫉，不得安寧，未能久于其任，年余即被桓溫廢黜。不過謝萬被廢后，如上所述，桓氏還是沒有立即取得豫州。

前敘孫綽答簡文評桓溫「高爽邁出」，可知桓溫在氣質和器識上確不同於其它名士。《庾翼傳》翼曾語成帝：「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蓄之。」而《桓溫傳read.99csw.com》桓溫曾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桓溫借王衍之例表明名士無能、清談誤國的看法，與庾翼說杜乂、殷浩輩只宜「束之高閣」，是一致的。庾翼舉出的殷浩，以後恰好是被桓溫「束之高閣」。這是永和名士中的大事，也是東晉門閥政治中值得注意的問題。

《何充傳》何充命桓溫鎮荊州后，每謂人曰：「桓溫、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這就是永和初年何充所安排的東晉權力結構的輪廓。永和二年何充死，會稽王司馬里居首輔之任，繼承了何充所作的安排。不過何充曾以為這樣就能使內外穩定，無復憂勞；而司馬昱卻逐漸發現，可憂的問題恰恰包含在這一權力結構之內，那就是桓溫力量增長以後，比以前的庾氏更難駕馭，與前引劉惔所慮西楚「不可複製」相同。

同書《排調》：「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劉惔）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注引《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雲：『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

永和名士，言行並不相副。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的謝萬，並沒有謝榮華以就閑適。他「聚斂無厭，取譏當世」，避其所優，取其所劣，這是謝萬行不副言。屢辭徵辟，有肥遯之志的阮裕，于《四本論》中崇傅嘏「才性同」之說，而傅嘏之說旨在進取而非退隱。阮裕崇此，與其肥遯之志不合，這是阮裕言不副行。永和名士，即令是踵跡元康，標榜忘身物外者，亦罕有避世思想。晉人王康琚有《反招隱詩》曰：「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大隱隱朝市」，也就是所謂「朝隱」。「朝隱」一詞，差堪表示永和名士的風神旨趣。永和名士的清言談吐，頗有遺文，但學理上無多建樹，不但不能比蹤正始、林下，與元康相比亦有遜色。

永和之初，方鎮勢力以徐、兗褚衷和荊、梁桓溫為重。褚衷以後父為征北大將軍，其職銜軍號表明，朝廷意在以褚裒徐、克之重經略北伐軍務，不讓他人插手，以避免他人以北伐之名，挾北伐之功，形成覬覦。徐、兗自郗鑒以來，一直是衛戍京師的重鎮，褚裒以都督徐、兗而為征北，是集衛戍與北伐二任於一身。褚裒以後，終永和之世，居徐、兗者還有荀羡、郗曇，人物輕重雖有不同，但都忠於朝廷，作用與褚裒大體一致。永和時豫州在謝氏之手，謝氏也支持朝廷。朝廷有徐、兗及豫州的支撐，足以形成重內輕外，制約其它方鎮的力量。這是永和年間東晉朝廷的重大戰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