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政局，是以中樞司馬昱、殷浩為一方，以上遊方鎮桓溫為另一方的實力相持。司馬里、殷浩的中樞秉權集團，基本上是一個名士清談集團，夙有盛名但並無經綸世務的才力。所以中樞的重心是不穩定的，只是靠豫、徐方鎮的支撐，才能免於被桓溫顛覆的危險。上游桓溫繼承了庾氏兄弟長期經營的局面，擁有荊、梁等八州廣大地區，又有以徐寧為刺史的江州作為與下游豫、揚之間的緩衝地帶，因而自成體系，獨立發展。但桓溫也亟須乘時立功以增望實，才能在與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動地位。永和年間中樞與上遊方鎮之間的基本態勢如此，雖然關係有時緊張，但雙方之間尚不存在以兵戎相威脅的危急情況。永和五年，石虎死，北方混亂，東晉相持的雙方藉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搶奪北伐旗幟，企圖在聲勢上壓倒對方，以圖鞏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擴大自己的影響。

京口的確出產名酒。《太平御覽》卷六六引顧野王《輿地誌》雲：「曲阿出名酒，皆雲后湖（案即練湖）水所釀」，又雲湖水上承丹徒馬林溪水，「水色白，味甘」。這是說曲阿名酒系京口溪水釀成。又同書同卷引《郡國志》雲：「潤州遏陂，有湖名龍目湖。京口出好酒，人習戰，故桓溫雲：『京口土瘠人窶，無可戀，唯酒可飲，兵可用耳。』」

第三次北伐，桓溫敗於枯頭，望實俱損，他的地位開始轉折。但這隻是情況的一個方面。情況的另一方面，就桓溫在江左積累權力的過程看來，第三次北伐以後，桓溫才取得徐、豫，掃清進入建康的障礙，控制司馬昱，使東晉朝廷一度成為「政由桓氏，祭則寡人」的朝廷。因此，桓溫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權力之爭中取得勝利的頂點。

桓溫第一次北伐，出師順利，軍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勞。桓溫達到了增益聲威的目的，不願繼續消耗實力，因此臨灞水而不渡。前秦王猛料定桓溫意在江左而不在關中，是有識的。但桓溫部將薛珍卻不明桓溫意圖，咎責桓溫持重不攻長安，終於觸及桓溫忌諱，被桓溫誅殺。

《世說新語·捷悟》：「郗司空（愔）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注引《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又，《晉書》卷六七《郗超傳》：「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恆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世說新語》以此入「捷悟」類，是說郗超于桓溫所道及的京口ｒｅａｄ.９９csw•ｃｏm特點中，悟出桓溫正籌思進取京口的策略。

至於桓溫所說京口兵，即是以京口為基地的徐、兗都督所部兵，造基幹郗鑒所組的以北來流民為主體的軍隊，素以勁悍見稱。郗鑒以後，雖其刺史、都督不全出自郗氏家族，但京口兵始終處於郗氏影響之下。桓溫以郗愔多「故義」，就是指此。桓溫不得不以郗愔居徐、兗，又「深不欲郗愔居之」，必須處心積慮，儘速奪取。所以桓溫第三次北伐時約徐兗郗愔、豫州袁真一同出師，即是承此謀略而發。

永和十年，桓溫以殷浩出師敗績，逼朝廷廢殷浩為庶人，桓溫又少了一個可以與自己抗衡的對手。這是桓溫勢力直接干預中樞的一個重大步驟，不過尚無決定大局的作用。《桓溫傳》說：「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這一判斷，我認為為時尚早。因為此時桓溫尚未取得豫州、徐州，他的勢力還無從接近建康，因此也不可能真正一手掌握朝廷內外大權。為此，桓溫繼續倡言北伐，以之作為主要手段，徐圖發展。殷浩廢后，朝廷北伐力量消耗已盡，能夠舉起北伐旗幟的，只有桓溫一人。桓溫必須真正投入兵力進行北伐戰爭而不是虛聲威脅，才能以戰爭的成果進一步改善自己的處境，提高影響建康政局的能力。所以在永和十年二月，即殷浩被廢的下一月，桓溫第一次北伐之師就上道了。

桓溫處置豫州袁真的辦法，卻不相同。袁真得桓溫命，未達其旨，遂率師逾淮，攻克譙梁。桓溫敗於枋頭之後，委過於袁真，奏免為庶人，而以桓溫世子桓熙代為豫州刺史。袁真不受代而反叛，旋死，子袁瑾繼，被桓溫消滅于壽春地區。《太平御覽》卷六五四引《世說新語》曰：「桓宣武之誅袁真也，未當其罪，世以為冤焉。袁在壽春，嘗與宣武一妾妊焉，生元（玄）。既篡，亦覆桓族，識者以為天理之所至。」此事不經，又貫串佛家果報思想，有無勿須置論。但其中說袁真「未當其罪，世以為冤」，是反映了當時實際情況的。

桓溫于石虎死前，已經取得了克成都、滅李勢的顯赫功勛。司馬昱的對應行動，則是引享有盛名的揚州刺史殷浩為心膂，參綜朝政，以抗桓溫。石虎死於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六月，桓溫即由江陵出屯安陸，佯言北伐，以觀朝廷動靜。朝廷立即以褚裒自京口搶先出師北伐，以拒桓溫要求。但褚裒旋即敗歸，慚憤而死，使桓溫少了一個可以與自己抗衡的對手。九-九-藏-書

桓溫第三次北伐，成為建康朝廷的一次特大事件。出師日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盡空。此前數日，會稽王司馬昱與桓溫曾有會晤。《真誥》卷一八《握真輔》：「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大司馬克二十六日發也。」原注：「公是簡文，為司徒也。大司馬是桓溫也。溫在姑孰，應北伐慕容。……於時是太和四年己巳歲三月中書也。」據此可知，桓溫出師預定為三月二十六日，會晤當在出師前數日。據《晉書·海西公紀》，桓溫實際出師日是四月庚戌，而四月庚戌恰為朔日。可知出師之期較預定的三月二十六日晚了幾天。出師之前首輔與元帥會晤，事關重大，理應書之史冊，但是今本《晉書》於此事卻毫無痕迹。我懷疑此次會晤是一次密晤，有重大機事商籌，而當時最敏感的重大機事，莫過於桓溫欲以北伐之名，拔除朝廷所賴的徐、豫兵力。

桓溫取得徐、豫的具體過程，研究晉史者是熟知的。郗愔暗於事機，得桓溫相約北伐，立即覆箋「共獎王事，修復園陵」。愔子超為溫參軍，見愔箋毀之，另作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桓溫乃順水推舟，轉郗愔為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自己則兼領徐、兗二州。作梗多年的京口重鎮問題，未動刀兵，戲劇性地解決了。

徐、豫二州在桓溫第三次北伐中統統落入桓溫之手，桓溫掌握了進入建康的鎖鑰。據《晉書》卷六九《劉波傳》，波為桓氏部將，桓溫西征袁瑾時以劉波領五千人鎮石頭城，可見從軍事上看來，建康實際上已入桓溫掌握。桓溫雖大敗於枋頭，卻大勝於江左。他獨攬朝政的軍事障礙，已不復存在了。

京口箕，史亦有徵。箕，蔑制或藤製囤谷器。《方言》卷五，「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籮。」《太平廣記》卷三二零引《續搜神記》「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條，謂「有物名甘羅，赤如百斛篅」。篅，甘羅，籮，箕，蓋為一物。又，《至順鎮江志》卷四「土產」類「柳箕」，注：「柳箕可用，見《祥符圖經》，今無之。」九-九-藏-書

興寧元年（363年），桓溫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豫州之軍名義上自當在其屬下，因此有興寧二年桓溫命西中郎將袁真等鑿楊儀道以通水運，溫自率舟師次於合肥之事，見《晉書》卷八《哀帝紀》。桓溫雖得偶一涉足合肥，但未能排斥袁真勢力，因而也未能真正把豫州控制起來。至於徐州，對桓溫進入建康的障礙更大。桓溫在荊的二十余年中，先後居徐州之任者為褚裒、荀羡、郗曇、范汪、庾希、郗愔，他們都出自高門名士，各有背景，不易屈服。桓溫只有徐徐尋找口實，逐個對付。昇平五年，桓溫以北伐出兵失期罪名，奏免范汪為庶人；太和二年，以失地罪名奏免庾希官位，以郗愔為繼。《晉書》卷六七《郗愔傳》：「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郗愔為郗鑒之子，以「沖退」著名，「雖居藩鎮，非其好也。」桓溫以郗愔居京口，不是引為羽翼，而是利用郗氏以平抑庾氏在京口的潛在力量，然後再相機處置郗氏，奪得徐州。

桓溫居姑孰，扼制了建康南門，重現了當年王敦、蘇峻所造成的局勢，也頗似庾亮之居蕪湖。不過此時朝廷還有豫、徐兵在，所以桓溫仍小心翼翼，不敢造次，唯恐孤軍受敵。《太平寰宇記》卷一零三引《輿地記》曰：「赭圻下流十許里有戰鳥圻，孤立江中，本名孤圻山。昔桓溫駐赭圻，恆懼掩襲。此圻宿鳥所棲，中霄鳴驚。溫謂官軍至，一時驚潰。既定，乃群鳥驚噪，故相傳謂戰鳥山。」桓溫所懼官軍，當指京口的徐、兗軍及此時在壽春、合肥的豫州軍。桓溫雖有危懼之感，但既已下駐，後路荊、江二州又已委其弟桓豁、桓沖分督，他自然只能有進無退，力求解決豫、徐問題，消除進入中樞的障礙。而欲解九九藏書決豫、徐問題，假北伐的名義最為堂皇。於是而有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的第三次北伐。桓溫第三次北伐，是在東晉內部權力之爭面臨短兵相接狀態的情況下進行的。

在桓溫第二次北伐至第三次北伐之間政局的膠著狀態中，桓溫步步進逼中樞。隆和元年（362年），桓溫上疏言：「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此議桓溫倡之多年，至此更咄咄逼人。朝廷疑懼，莫敢或異，只有孫綽冒險陳詞，力言「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見《孫綽傳》。揚州刺史王述則料定桓溫不過欲以虛聲威朝廷。桓溫的威脅很快收到實效。興寧元年（363年），朝廷加桓溫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二年又有揚州牧之命，桓溫既為內錄，又牧揚州，于理應當入朝。朝廷猶豫再三，既征又止，執政的會稽王司馬昱惶惑無主，舉措失態。而桓溫此時亦不敢貿然謁闕，於是而有興寧二年七月桓溫下駐蕪湖西南之赭析，遙領揚州牧之事。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赭圻以興寧三年被火，桓溫移駐姑孰，即今當塗，距建康更近。其時距桓溫下鎮赭圻僅半年之久。

對於桓溫的事業說來，敗干枋頭，導致他望實俱損；勝於江左，導致他控制中樞。這同時發生的事情，對桓溫起著相反相成的作用。桓溫儘管控制了中樞，卻由於望實俱損，無力斷然篡代。中樞是不穩定的，反抗的力量仍然存在。不過，反抗不是來自軍隊，因為可能反抗的主要力量即豫、徐方鎮武裝，已被桓溫消滅或控制起來。反抗來自在朝的王、謝大族，他們以非武裝的政治鬥爭，在關鍵時刻給桓溫掣時，使桓溫窮於應付。王、謝非武裝的政治鬥爭居然能夠抑制桓溫，這又是由於桓溫有枋頭之敗，望實俱損的緣故。王夫之曰：「桓溫有枋頭之敗，故王、謝得持之以從容。」看來這一議論是有道理的。

褚裒死後，殷浩親自經營北伐。他只是聯絡北方降胡，虛張旗幟，並不急於出軍。於是桓溫于永和七年冬率師自江陵下駐武昌，聲稱北伐，又似東進，逼朝廷表明態度。朝廷一方面以司馬昱書止桓溫軍，一方面由殷浩rｅａd•９9ｃｓｗ.ｃｏm興師北伐。殷浩北伐遷延至永和九年十月，終以前鋒姚襄倒戈而徹底失敗。朝廷不但喪失了可以制約桓溫的實力，也丟掉了北伐旗幟。桓溫以此為契機，成為北伐主將，使自己的權力和威望步步上升。

永和十二年桓溫第二次北伐，大敗羌帥姚襄于伊水，留兵戍洛陽而還。洛陽陷於劉、石，已四十年，永和七年，後趙亂，晉復有之，桓溫曾倡還都之議。永和十二年，桓溫在洛修繕諸陵，更倡還都之議以脅迫執政公卿。這次北伐，在進軍路線上史傳留有疑點。《世說新語·言語》：「桓公北征，經金城」云云。《晉書·桓溫傳》雲：「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於是過淮泗，踐北境，……師次伊水」云云。案琅邪金城，地在江乘，桓溫自江陵次伊水，必無經金城之理。錢大聽《廿二史考異》卷二二，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均有考，但皆考其不合而未能求其合。余氏引劉盼遂之說，謂桓溫經金城北伐，蓋指其太和四年第三次北伐而言。此次北伐從姑孰出發，轉赴廣陵，則金城為其必經之地。史傳誤植，遂以為永和十二年事。劉氏此說，似有可能，惜無確證。

綜觀永和年間上下游關係的發展，桓溫的策略是靜觀持重，坐大於荊、梁。他調遣荊、梁軍隊，目的是刺|激朝廷北伐，消耗朝廷實力，而自己卻引而不發，靜觀朝局，待機行動。司馬昱、殷浩的朝廷始終處於被動狀態，謹慎對付，唯恐授桓溫以口實，引發桓溫對朝廷的強力行動。《晉書》卷七七《蔡謨傳》蔡謨拒絕接受朝廷司徒之職，司馬昱、殷浩欲致之廷尉，荀羡止之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所謂「桓文之舉」，即指桓溫借故稱兵犯闕而言。《桓溫傳》說：其時「以國無它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魔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所用。」桓溫于平靜相持之中養精蓄銳，以待朝廷疲憊。所以終永和之世，桓溫一直處於可進可退的主動地位。

桓溫兩次北伐獲勝，聲望大增。但是作為結果，他對內既未能插手中樞政柄，又未能獲得豫州、徐州。此後東晉政局，繼續在膠著狀態中發展，又經歷了十余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