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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溫的先世和桓溫北伐問題 五、簡文帝遺詔問題

桓溫的先世和桓溫北伐問題

五、簡文帝遺詔問題

魏晉以來,帝王(或實際上是而名義上尚不是的帝王)託孤時任臣屬自取天下,簡文帝此詔以前尚有兩見,一為劉備,一為孫策,都是創業伊始,局勢未穩之時的事。《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劉備病篤,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託孤語,蓋效法孫策託孤。《三國志·吳志·張昭傳》注引《吳歷》:孫策臨終,以弟孫權托張昭日:「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劉、孫二例雖各有其歷史背景,要皆是君臣肝膽相照之詞,與簡文帝之被迫作此表示者,情況大不一樣。
案:遺詔本敕溫「依周公居攝故事」,見於《王坦之傳》;又敕溫可自取天下,見於《建康實錄》卷八,最早當本之於《宋書》卷二五《天文志》三。這兩層意思應當都包含在簡文遺詔中,說明簡文帝預見到桓溫有篡奪的可能,又不希望果然出現這種局面,所以請求桓溫以居攝為度,不要逾越。如果不能約束桓溫,桓溫篡取與否,就全在他自己了。
五、道教勢力參与政治活動 道教徒盧悚率眾三百人,詐稱海西公還,攻入建康殿庭,略取庫兵一事,客觀上增加了王謝抗拒桓溫的效果。建康的內應是嚴重問題,所以桓溫在事後還須赴京師嚴加究治。盧悚事震動宮省,影響很大,二十余年後的道教徒孫恩、盧循起事,與此不無關係。道教徒盧悚起兵,針對桓溫:道教徒孫恩起兵,針對司馬元顯,各有所指,看來與門閥政治無涉。但是從東晉門閥政治的整體看來,這些都是低級士族反對當權門閥士族的一種行動方式,是東晉門閥政治面臨的一種重大挑戰。
立太子,《簡文帝紀》謂在乙未,《孝武帝紀》謂在已未。《通鑒》從《孝武帝紀》。己未在甲寅后五日,而乙未則甲寅后三十余日。如簡文帝不豫在甲寅不誤,則立太子事急,當以己未為允,簡文帝之死即在立太子當日。簡文病發甚猛,至死不過數日,宜一日有四詔,而桓溫疏亦未及奏。
《通鑒》: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
自桓溫廢海西公而立簡文帝,到簡文帝臨終遺詔,到桓溫之死,其間一共只有一年半的時間。這是激烈的權力之爭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晉室不絕如線的一年半。我們歸納史實,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現象和問題:
但是,在簡文帝臨死之前,桓溫將要在政治權力的階梯上走完最後幾級的時候,極大的障礙出現了。幾家最有影響的門閥士族,主要是太原王氏,陳郡謝氏,他們在朝廷還擁有潛在力量,亟思抗拒桓溫的非分之求,以圖維護東晉司馬氏的帝位,恢復門閥士族之間的平衡狀態。
褻讀司馬氏皇權,覬覦皇位而又謹慎行事的桓溫,終於不逞其志,抑鬱而死。這除了枋頭之敗望實俱損的原因以外,更在於門閥政治此時還具有約束力量。門閥政治,即士族與司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許桓溫破壞的。回顧歷史,當年王敦面臨的局勢就是這樣。王敦一下建康,以清君側為名,標榜維護受到劉隗、刁協威脅的門閥政治格局,得到大多數士族的同情,因而勢如破竹。王敦再下建康,改變了read•99csw.com初衷,要求以王代馬,破壞門閥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數士族的反對。桓氏權力的積累,雖已超過當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懾于門閥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斷然措置。桓溫何嘗不想獨吞天下,但他卻又不敢彰明較著地破壞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門閥士族合而攻之。看來,王敦作為前車之鑒,在桓溫身上起了作用,而門閥政治直到此時還存在生機。
案:事見《王彪之傳》。桓溫居攝之議一發於簡文帝而見阻於王坦之,再發於崇德太后而見阻於王彪之。彪之在外朝,不奉崇德太后令,具封還內請停,其事與王坦之以侍中於宮中毀詔相類,只不過一在內,一在外而已。王彪之曾反對以桓溫弟桓云為豫州刺史,又為桓溫廢海西公事定禮度儀制,可見他對桓溫態度是有違有從,猶豫不定,此時以太原王氏、陳郡謝氏態度明朗,所以王彪之也堅定了抗拒桓氏的立場。不過琅邪王氏地望雖高而人才凋落,不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那樣方興未艾,具有影響政局的更大潛力。其時習稱的王、謝之王,並不是指琅邪王氏而是指太原王氏,這是值得注意的。
案:帝不豫之日繫於甲寅,不知所據。急召當有詔。《魏書》卷六九《司馬星傳》錄其中一詔,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惙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天下艱難,而昌明幼沖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一托于公。」從語氣看來,四詔中此詔非最早者。托桓溫阿衡輔導,則明知昌明(即繼立的孝武帝)為其掌中物,不得不作此態,或者意在求桓溫阿衡輔導如伊尹,而求其勿為王莽耳。
案:事本《王彪之傳》。群臣未敢立嗣,須桓溫處分者,就是等待桓溫作出是否自取的決定,桓溫不取,太子始得即帝位。王彪之為僕射,不當預草詔機事,但處朝班權貴之列,故得顯言于朝堂,意在釋群臣之惑而堅立嗣主之心。立太子、遺詔、帝崩三事均在一日之內,群臣知詔之所立而又不敢奉詔行事,足見桓溫權勢之重和群臣的畏懼之心。不過其時京師宮省之變,變在須臾,而無論是在官省或在朝廷,桓溫黨羽曾無一人參與機事,因而桓溫在此數日之內反而處於被動地位而受制於士族王、謝。這種情況的出現,歸根到底是桓氏地望不高、門戶不強所造成的,桓溫亦莫可如何。枋頭敗后桓溫氣勢有所衰降,不敢貿然行事,也是原因之一。
未了,我還要對桓溫這樣一個既有大功大勛,又是大奸大慝的歷史人物,說說自己的意見。
應當說明,我並不是完全排斥上面列舉的對桓溫的其他各種見解,我認為許多意見是各有所得,有些是可以互相補充的。桓溫所獲北伐戰爭的戰役勝利,畢竟有積極作用。而桓溫對晉室態度問題,也並非毫無意義。東晉的穩定在當時必須建立在多數士族支持的基礎上,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輕易破壞。桓溫死後十年發生的淝水之戰,其勝敗所系就是證明。此時由桓溫代替晉室,和數十年後由劉裕代替晉室,其基礎、條件、意義和後果畢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溫在最後時刻接受了王、謝等大族的裁決而未妄動,這是桓溫的有識處。
當時朝廷在位的士族人物,多數曾居桓溫軍府,是桓溫的故read.99csw.com吏。如謝安曾為桓溫司馬,王坦之曾為長史,郗超曾為參軍,王珣(王導子王洽之子)曾為主簿,等等。他們都深知桓溫的政治志向。但是他們之中願意協助桓溫,為桓溫所用的,只有郗超一人。當簡文帝立,郗超為中書侍郎入直宮省之時,謝安、王坦之為侍中,都在簡文帝左右。所以桓溫並不放心朝局,一直居於姑孰而不入朝,直到翌年七月簡文帝之死為止。
桓溫辭不入都,有疏薦謝安、王坦之,見《桓溫傳》。這自然是故作姿態,以觀王、謝士族的反應。疏有「皇子幼稚」之語,則知作于太子未立之時。傳謂疏未及奏而筒文帝崩。
《通鑒》:(咸安二年七月)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
遺詔謂「天下,儻來之運」,「儻來」語出《莊子》,成玄英疏謂「意外忽來者耳」。簡文蓋以己之得立全出於桓溫,予奪取捨,全在桓溫之意。所以「儻來」與「君自取之」是互相照應的。
對於桓溫其人,史家見仁見智,議論很不相同。其一,主要從對晉室的忠奸立論,貶斥桓溫的個人野心。《晉書》以桓溫與王敦二傳同列一卷,即屬於此。這種見解,歷來支配史界,現在的影響已經不大了。其二,主要從民族鬥爭角度立論,著力褒獎桓溫北伐業績,而不介意其對晉室的態度。持這種見解的學者,現在比較多。其三,認為桓溫以北伐為手段,以篡奪為目的,把由於北伐而增進的實力和威望用之於篡奪,所以不會盡心力于北伐,也無意久事中原。這就是說,桓溫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動,使北伐活動得不到廣泛的支持。而且,其時北方民族關係混亂,民族興起的潮流一浪接著一浪而來,新的民族勢力一個接著一個出現。因此,任何北伐戰役的成果都無法得到鞏固,桓溫北伐也是如此。這是形勢使然。所以桓溫北伐意義頗為有限,戰略上說來最多只能起以攻為守的作用,把混亂的民族鬥爭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東來。從戰略上說,交戰狀態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沒有進攻能力,也就難於防守。不過在這種戰略作用的發揮方面,在北伐行動的堅決性方面,桓溫北伐無法與祖逖北伐相比。這第三種意見,就是我所持的意見。
四、司馬氏皇權或者振興,或者消滅,不能原封不動 東晉皇權如此低落,繼起的孝武帝如果不思振作之策,晉將不晉,可以斷言。輔政的王、謝如果不走桓溫的舊路,就應當幫助孝武帝振興皇權,否則就不能維持各家士族的平衡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有比較穩定的門閥政治的繼續。孝武帝即位在童稚之年,卻一改簡文帝玄風御世之習,講《孝經》,覽典籍,延儒士,這些都是謀求皇權振興的跡象。促進皇權振興的主要人物,是主政的陳郡謝氏謝安。太原王氏登用於朝的人物也不少,起著羽翼司馬皇族的作用。王、謝二族的政治作為,是門閥士族與司馬氏共天下的繼續。
二、門閥士族權力的最高點 桓溫篡晉積謀甚久,終未成功,不是軍事力量不夠,不是皇室反抗,而是幾家門閥士族作梗。他們在內外軍權全歸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況下,憑藉社會、政治影響,勉力抵拒,挫敗了桓溫,扭轉了形勢,從而使晉祚延長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也使司馬氏https://read.99csw.com與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長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東晉士族歷來反對他們中的任何一家獨攬政權,取代司馬皇室地位。但是在關鍵時刻士族純粹以其聯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軍權,並戰而勝之,這還是第一次。
南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論北伐事,大意謂東晉人物其志未嘗不在天下,但當審時度勢以行,不能以逞兵為務。所謂審時度勢,在我看來,主要是觀察北方民族關係發展的形勢。東晉十六國時期以至南北朝時期,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後,在阻礙統一的原因沒有消除、促成統一的原因沒有出現以前,靠一兩次北伐戰役以「克服神州」,完成統一,是完全不可能的。應當看到,十六國東晉與南北朝歷史的出現,並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漢魏以來北方邊境地區民族關係長期發展的結果。這種情況,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後果要複雜得多。以局面頗為近似的南宋相比較而論,其時宋金民族矛盾也很尖銳,和戰問題也很重要。即令如此,評論南宋人物,也需要審時度勢,不能僅就和戰一端而言。王應麟有言曰:「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參考這一見解,評論東晉人物,也不能只看他是否有過北伐的倡議或行動。郗鑒、蔡謨反對過庾氏兄弟北伐,王羲之反對過殷浩北伐,孫綽反對過桓溫北伐。他們的反對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也並非全無道理。王夫之是重民族氣節的,他甚至於抨擊「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但王夫之評桓溫請遷都洛陽一事,亦曰:「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溫果有經略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師以鎮洛,然後請遷未晚。惴惴然自保荊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夫誰信之!」至於南北關係、南北戰爭問題,此處不擬多談,下章論述淝水之戰時將續有分析,可以參看。
以上就是簡文帝遺詔問題的始末。據此可知,遺詔問題中涉及桓溫,實際上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桓溫自己希望簡文帝禪位給他,但憚于士族王、謝而不敢強取。簡文帝料到其身後桓溫有篡奪的可能,於是有「君自取之」的話。但是簡文帝卻亟不願發生這樣的事,因而有第二種意見,即予桓溫以周公居攝之位。桓溫依周公居攝,這可說是司馬皇室的意見,簡文帝遺詔,最初是這樣寫的,太子即位以後崇德太后令,也是這樣寫的。居攝者代替皇帝執行權力,但皇帝成年後應當「復子明辟」。這是司馬皇室在不移晉鼎條件下,給桓溫最大的讓步。第三種是王、謝士族的意見,他們既不允許移鼎,也不同意桓溫居攝,只同意桓溫按諸葛亮、王導故事行事。儘管這時桓溫掌握軍事優勢,但是政治優勢卻在王、謝一邊。桓溫終於不得不接受這種裁決。簡文帝死後數月read•99csw.com,寧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溫由姑孰來朝,本有誅王、謝,移晉鼎的打算,但是格於形勢,未敢下手,只就前一年冬所謂彭城妖人盧悚率眾突入殿庭一事窮加究治,此年稍後,桓溫病,病中猶諷朝廷求九錫,謝安等延宕其事。七月,桓溫死。
一、皇權的最低點 皇位的一廢一立,全憑桓溫一言定局,被廢的海西公無可奈何,被立的簡文帝也無可奈何。簡文帝手詔報桓溫誅武陵王晞之請中有言曰:「……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意即由桓溫任意選擇皇帝,包括桓溫自帝。所以簡文遺詔中有「君自取之」之語,是不足為奇的。皇權降至這樣的低點,比半世紀前王敦兵入石頭時晉元帝所作「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語時猶有過之。
三、王、謝將執政柄 王、謝士族以其力抗桓溫,挽救晉室之功,必將得到政治報償。按東晉門閥政治的常規,孝武一朝政局的關鍵將操于王、謝之手,這一點是可以預料的。特別是陳郡謝氏,其門戶中尚有人物可以承擔這種任務,比太原王氏更有優勢。
縱觀桓溫一生,我們看到這個據史籍說是不懼遺臭萬載的人,行事卻相當持重。他始終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優勢,但他自己卻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引而不發,不貿然行事。他蓄意消滅對手,但一般並不訴諸戰爭,而是以北伐喪師失地為罪名,而且幾乎都採取欲取先與的手段,一步分作幾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的職位,卻不相信自己能夠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溫傳》記他死前曾向桓沖分析與王、謝家族的關係說:「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溫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桓溫所料,是顧及時望,合乎情理的。桓溫處大事謹慎,其所行並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與桓玄畢竟大不一樣。
東晉門閥政治中,某一士族秉權而能久于其任者,一般都是昆弟眾多而且名重一時,分居內外,彼呼此應,以維持家族勢力于不衰。于琅邪王氏,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各居顯要;于穎川庾氏,亮入相出將,冰、翼等亦內外相維;于陳郡謝氏,尚、奕、萬諸昆弟久戍豫州,安則憑藉諸兄遺澤和豫州勢力,得居相位,然後以侄謝玄據京口而建北府兵。只有譙郡龍亢桓氏由於族單勢孤,雖溫居上游分陝二十余年,兄弟中仍無一人得居朝廷顯職。興寧二年(364年)桓溫諷議遷洛,以脅朝廷,朝廷不得不詔征桓溫輔政而又深懼桓溫入都。桓溫雖志在入都,亦不敢貿然脫離自己所依靠的上游軍事力量。於是而有桓溫移駐赭圻、姑孰之事。會稽王司馬昱與桓溫有過數次會晤,但會晤地點分別在冽洲、姑孰、塗中,而不在咫尺之隔的建康。這說明桓氏在朝無人,而建康周圍軍事力量尚未盡入桓氏之手,桓溫還得有所等待,不能輕舉妄動。
簡文帝死,至孝武帝立,其間不過五日,朝局卻圍繞所謂簡文帝遺詔問題,展開了以桓溫為一方,以王坦之、謝安為一方的尖銳激烈鬥爭。此事史籍所載互有歧異,大體說來有三個系統:一為《晉書》,包括簡文、孝武等紀,桓溫、王彪之等傳;一為《建康實錄》;一為《通鑒》。此外,其它史料還有一些。茲以《通鑒》紀事為主,參照《晉書》、《建康實錄》以及其它史料,考校異同如下。
遺詔是簡文病後「一日一夜頻有四詔」之外的又一詔,未發而毀,由王坦之改作,可見其時官中惶恐勿遽之狀。九*九*藏*書
《通鑒》把「君自取之」與「居攝」二事用「又日」相連,說明均為遺詔之文,是正確的。《晉書·王坦之傳》和《建康實錄》則各錄其一,都不全面。王坦之改詔,把「君自取之」和「居攝」二事都去掉,改用「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對桓溫的一次重大打擊。《桓溫傳》說:「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案,這就是桓溫廢海西公、立筒文帝之意,也就是簡文帝對桓溫所說『君自取之』之意),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怒。」桓溫不滿足於諸葛亮、王導地位,知道這是門閥士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作梗,與弟桓沖書曰:「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云云。
《通鑒》: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廢立之議,倡自郗超。但《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謂桓溫「宿有此謀」;《晉書》卷六七《郗超傳》亦謂桓溫「宿有此計」。看來,郗超不過是揣摩桓溫之意而發之罷了。從策略上說來,桓溫一生持重,在奪取權力時也往往是欲取先與,一步分作幾步走。以對付殷浩為例,先是一再逼殷浩北伐,待北伐失敗后表而廢之。以奪取徐州為例,廢范汪而以徐州予庾希,免庾希而以之予郗愔,最後才從郗愔手中取得。桓溫廢海西公,是他圖謀篡取皇權、代晉自立的若干步驟中的重要一步。廢海西公,以情勢度之,有兩種可能的反應:或有反抗,或無反抗。反抗,有對待袁真、袁瑾父子的辦法可用,即臨之以兵;無反抗,則有對待郗愔的辦法可用,即畀以自養之地。桓溫于咸安元年十一月丁未從白石入建康,越日己酉海西公出宮,簡文帝即位,未遇障礙,一切順利。琅邪王氏的王彪之甚至還為桓溫廢立尋找歷史根據,制定禮儀。越六日乙卯,武陵王晞免官歸藩。接著,桓溫誅夷為己宿怨而又宗強的庾氏、殷氏人物,更換殿中禁軍,並以親信人物郗超直宮省中,侍從(實際上是監督)簡文帝。辛酉,桓溫自白石還姑孰。自丁未至辛酉,桓溫留都不過半月,朝局種種都確定下來了,一廢一立,皆出桓溫。從此桓溫奠立了自己在朝廷牢固的權威地位,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則寡人」的權力格局。桓溫置簡文帝于皇帝地位,與當年置郗愔于徐州刺史地位一樣,又一次使用了欲取先與的策略,不過這次是在最高的權力層次上使用。
《通鑒》: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太和四年(369年)桓溫從枋頭敗歸后,由於徐、豫問題業已解決,才敢於從姑孰越建康,一度城廣陵而居。此舉當是就近清理盤根錯節已數十年的北府異己勢力,同數年前進駐姑孰以圖解決豫州問題一樣。咸安元年(371年),乃有桓溫入建康,廢海西公而立會稽王司馬昱為帝(簡文帝)之事,打破了多年以來呈膠著狀態的東晉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