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當年的伙食，眼前又出現了女生食堂的伙房。牆上高高掛著熏黑了的松鼠脯，那當然是大師傅的，鍋勺乾乾淨淨無一點油星，笸籮里是玻璃彈子大小的土豆，洗的時候搓一搓就算去了皮，鹽水一煮就是「菜」，主食是摻了沙子、稗子、石子、老鼠屎、玻璃碴……的「八寶飯」。吃飽了照樣上課。男同學食量大就更困難。記得他們曾注意到某位同學，總不見他同去食堂，後來才發現他沒有錢交伙食費，待大家吃完了才匆匆趕去，掃盡桌上的殘渣剩飯。這令人落淚的事情激發了大家的同情，欽佩他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學習的精神。生活如此艱苦，為抗日戰士獻血時聯大同學卻蜂擁而來，排成長隊。相當多的人因血色素不及格而被淘汰，他們並不顧及自己的體質，卻為未能給抗日戰士獻出一些血而滿臉沮喪、遺憾……

憤懣也罷，痛苦也罷，啼笑皆非也罷，這就是當時聯大人的確切感受。但又有什麼辦法呢？都說人類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殊不知舊中國人們在法律面前也是那麼的渺小！人類可以移山填海，圍湖造田，而人之於強權呢？無可奈何！只能默默承受！

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

第六屆：何炳棣（西洋史）、李志偉（造林）、黎祿生（會計）、樊星南（師範教育）、黃杲（醫學）、王積濤（製藥學）、吳中倫（造林）、吳仲華（傢具製造）、鍾開萊（數學）、楊振寧（物理學）、凌寧（動物學）、方中達（植物病理）、張炳禧（礦物學）、郭曉崗（氣象學）、錢鍾毅（道路工程）、張燮（造船工程）、白家祉（機械製造）、黃茂光（原動力工程）、曹建猷（電機工程）、洪朝生（無線電）、沈申甫（航空工程）、張建侯（化學工程）等等。

《格林童話》里有這麼一則故事：一隻惡貫滿盈的梭魚被送上法庭，法官當眾宣布把這隻罪大惡極的梭魚投到水裡淹死。

法律委員會成立后，葉企孫負責慘案申訴，找目擊者了解情況，搜集證據，並親自出面與李宗黃、關麟征交涉，要求嚴懲兇手。他似乎在進行一次實驗。他相信，只要證據確鑿，兇手無論如何也是抵賴不了的。但是他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實驗條件，那就是兇手的背景。他這個自然科學的忠實信徒read.99csw.com，往往容易把複雜的政治鬥爭當成一次物理實驗，其結果可想而知。

抗戰的硝煙將散未散，多災多難的中國人還來不及呼吸一口和平的空氣，戰爭的陰霾又籠罩在千瘡百孔的中華大地上。國民黨為了搶奪勝利果實和戰略要地，對解放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進攻。渴望和平、民主、安定、統一的中國人民再一次被推進了內戰的深淵。11月25日，西南聯大、雲大等校的六千多名師生聯合召開時事晚會，富於愛國傳統的聯大青年在晚會上勇敢地呼籲和平，反對內戰，要求民主，反對專制，遭遇反動派鎮壓。1945年12月1日，國民黨當局派遣反動軍警、特務衝進學校，向赤手空拳的師生投擲手榴彈，學生於再、潘琰、李魯連、張華昌等4人當場犧牲，十餘人受重傷。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面對反對派的屠刀，聯大的愛國學生並沒有退卻，而是聯合全市三十多所大中學校集體罷課。昆明市十余萬群眾紛紛到校園祭悼烈士，延安、成都、重慶、上海等地人民群眾也集會聲援，省內楚雄、玉溪、墨江、宣威、昭通等各地學校相繼響應，極大地震撼了國民黨反動派當局。為了撲滅學生的愛國火焰，國民黨特務對西南聯大師生實施暗殺、綁架等白色恐怖。

李政道在回憶他在聯大的學習生活時曾這樣說過：「在科學事業上取得很大的成功是很不容易的，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除了付出極大的努力，要刻苦奮鬥之外，必須有堅強的決心和信心。物質條件是次要的……我在國內學習的時候，國家正處於動亂時期。那時候的西南聯大條件很差，十幾個人住一間草房子，每兩個星期還要捉一次臭蟲，不然睡覺也睡不成。學校的實驗設備就更差了。但是，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喪失信心，放鬆學習，相反，大家對學習抓得很緊。不少著名學者像黃昆、朱光亞、楊振寧和我都是西南聯大出來的。後來到美國學習，也不因國內條件差，就低人一頭。無非是一些儀器、設備國內沒見過。沒見過的，看見一次就知道了，用兩次就掌握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不僅經濟上困難，還時常要跑警報。在墳頭間上課、討論，也是常有的。當看見吳晗先生或背或抱扶持他九九藏書多病的夫人躲來郊外的墳地時，都默默地投以敬佩的目光……

西南聯大舉行了盛大的歡慶遊行，同學們紛紛走上街頭，高舉著勝利的彩旗，揮舞著手中的鮮花，每個人的臉都如陽光下盛開的花朵。葉企孫也被同學們簇擁著走在了遊行隊伍的最前列。看著載歌載舞的人群，看著這歡樂的海洋，看著無數張年輕的面孔，葉企孫竟不自覺地想起了熊大縝，那個本可以和他們一樣慶祝勝利的年輕人。

抗戰已經勝利，解散聯合大學勢在必行。一些教授或請假回家省親，或處理戰後的遺留問題，紛紛告假。只有葉企孫一直在學校，並主動承擔回家省親的教師落下的課。1945年11月，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傅斯年離校回北平處理遷校事宜，委託葉企孫代理校長負責西南聯大的行政工作，葉企孫再次擔當起重任。

也許中國人天生就有愈挫愈勇的韌勁。聯大的師生並沒有在日本人的飛機轟炸之下屈服，反而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在夾縫中求真知，在困境中立信念。20世紀40年代在西南聯大學習的楊振寧、鄧稼先和同學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長起來的。那時候，學校條件差，日本的飛機又時時騷擾，晚飯後許多同學就會跑到昆明街頭的茶館里去，在那裡邊喝茶邊討論，許多科學的火花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閃現出來的。有一次，楊振寧和他的同學根據哥本哈根對量子力學的詮釋討論測量的意義，從喝茶開始，一直討論到茶館打烊，回到聯大，幾個人還不盡興，躺在床上又繼續討論，最後為了解決問題，幾個人不得不從床上爬起來伴著燭光查看了有關書籍，討論才告一段落。

國讎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

教授們的生活尚且如此，學生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學習環境就更艱苦了。

「近來學得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面對4具血淋淋的屍體，一些人偃旗息鼓了。葉企孫卻站出來，立即召開教授會，著手慘案調查。他在教授會上沉痛地說，血不能白流，死者去了，但生者絕不能苛且過之。在他的主持下，會議通過了組成法律委員會著手調查學生被殺事件的決定。但一些委員害怕報復，害怕國民黨的黑槍指向自己，不敢出面。葉企孫大義凜然，甚至做好了https://read.99csw.com被國民黨槍殺的準備。他曾經憤憤地對戴振鐸說：國民黨不是要殺人嗎？讓他們來殺好了。

1946年，西南聯大解體。當西南聯大最後一批學生離開昆明之後，7月11日國民黨特務槍殺了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朴。7月15日，在雲南大學舉行的李公朴追悼會上，國民黨特務又暗殺了聞一多先生。

西南聯大學生虞佩曹在她的《回憶昆明西南聯大》的文章里這樣說：

茅草房、破衣衫、「八寶飯」、防空洞、烽煙里……這樣的辦學條件可謂世所罕見。但就是這樣的簡陋條件，卻創造了令人拍案稱奇的輝煌成果。在抗戰的8年中，聯大除為國家輸送了7屆本科畢業生之外，還輸送了兩屆留美公費生（抗戰前共輸送4屆），從這些閃光的名字裏面，我們是否可以看到為中國的科教事業盡心竭力、無私忘我的聯大老師們山巒般的身影呢？

作為聯大的負責人，葉企孫在這歷史關頭再一次擔當了保護學生免受傷害的重任。他竭力與當局交涉，要求當局給予允准，不要彈壓。迫於葉企孫的名望，西南聯大的「抬棺遊行」和4位烈士的入殮儀式得以順利進行。葉企孫以主祭身份自始至終與學生們在一起。

葉企孫觸景生情，心情誠如陳詩所言，「喜心題句又成悲」。

第五屆：汪德熙（化工）、陳耕陶（農化）、胡寧（金屬）、勵潤生（採礦）、黃培雲（冶金）、陳梁生（土力）、朱寶復（灌溉）、葉玄（汽車）、屠守鍔（航空）、呂保維（無線電）、梁治明（要塞工程）、孟慶基（戰車製造）、黃家駟（醫學）、蔣明謙（製藥）、張培剛（工商管理）、吳保安（經濟史）、陳新民（鍊鋼）。

抗戰時期，國家正處於極度艱困之際，哪裡還有資金支持教育？連教授們也因養活不了家庭而不得不放下臉面去做些小生意。梅貽琦校長的夫人韓詠華女士在她的回憶文章《同甘共苦二十年——我所了解的梅貽琦》中曾這樣寫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

聯大的同學們決定「抬棺遊行」。

抗戰時期，不僅學生生活很艱苦，教授們的生活也不寬裕。我們和潘光旦先生兩家一起在辦事處包飯，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教授們的月薪，在1938年九九藏書、1939年兩年還能夠維持3個星期的生活，到後來就只夠半個月的了。不足之外，只好由夫人們去想辦法，有的綉圍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賣。我年歲比別人大些，視力也不好，只能幫助做做圍巾穗子。以後庶務趙世昌先生介紹我做糕點去賣……月涵一向忙於校務，家裡人怎樣生活，是否挨餓，他全然不知。直到看見我這樣狼狽，看到教授的太太們這樣疲於奔命維持生活，他才著了急，向重慶政府教育部為大家申請了一些補助。還有一次教育部給了些補助金，補助聯大的學生，我們當時有4個子女在聯大讀書，月涵卻不讓領補助金。我當時參加了昆明女青年會的活動，大家輪流備飯，一次輪到我備飯時，確實沒有錢，就在大西門旁鋪了一塊油布擺個地攤，把孩子長大以後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線頭編織的東西以及我自己的衣服等擺上賣，一早上賣了10元錢，總算勉強把這頓飯備上了……1937年9月份起，教師薪資以50元為基數，還要7折發給，再負擔一些捐稅，實領不過5成左右。1940年1月起，薪資改按十足發放，但從這一年開始了物價暴漲，戰前每月實支350元的教授，按當時生活指數摺合，實值僅為13.6元。到1943年下半年，聯大教授薪資如以戰前月薪300元計，則只合戰前8.3元了。一月薪資只夠半月左右的開支，教師們吃不飽飯，有的甚至每天只能吃一干二稀，多數人不得不兼職謀生。政府雖也發給一點生活補助費，如「平價米貸金」、學術研究補助費、久任教員獎金、教員講助金等等，但均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同學們找機會兼差。課餘當教師，給商店當會計，甚至打午炮放警炮。昆明廣播電台距學校不遠，那裡的編輯、播音員乃至機務，幾乎全為聯大同學所包辦。當時淪陷區禁止收聽短波廣播，昆明電台用的長波，每天凌晨2點廣播速度很慢的「記錄新聞」，曾收到過上海學生的來信，說他們半夜起來抄錄，次日悄悄相互校對、傳閱。在電台工作的多在電台包飯，記得有一次發薪，紙條上竟是紅字，原來還倒欠電台若干元。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

1943年秋季開學的時候，葉企孫重又握起他心愛的教鞭。

念九*九*藏*書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聽到詩人遇害的消息后，葉企孫扼腕痛惜。他對身邊的學生們說過，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讓人傷心的時代。

由於德國納粹在歐洲戰場上的失敗，盟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攻克了納粹的老巢柏林。不可一世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地下室自殺身亡，日本軍國主義也走到了它的盡頭。1945年，美國把剛剛研製出來的兩顆原子彈迫不及待地投向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加速了戰爭的結束。蘇軍也相機出兵東北，最終迫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舉國一片歡騰。陳寅恪這時雖已雙目失明，但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欣然命筆——《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詩曰：

在這種困難時期，要培養出優秀的學生就好比是在貧瘠的土地上期盼豐收一樣不可思議。但葉企孫和他的同事們卻做到了。祖國水深火熱的現狀激勵了有著高度愛國心的聯大師生們，大家沒有被眼前的困難嚇倒，而是在困難中奮發向上，在困難中與日本鬼子的飛機大炮賽跑。他們用簡陋的儀器一遍又一遍地記錄著中國人的勤奮和自尊，用粗糙的雙手一次又一次地攀越著科學史上一座座難以逾越的山峰。沒有儀器，學生就自己製作；沒有教材，教授們就自己編，整個聯大彷彿是一列超速行駛的科學快車，所有的師生都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祖國就會有光明的明天，只要大家共同奮鬥，科學就會降臨中國。科學，也只有科學，才是那個苦難時代的希望之光。

這是無奈之下的又一個無奈。

一二·一慘案是繼熊大縝慘案之後，對葉企孫的又一個重擊。但他沒想到，等待他的還有一記重拳。

他又回到了昆明北門街聯大教職員工宿舍，一間約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間。與他比鄰而居的是陳岱孫和金岳霖。著名的「清華三孫」重又聚首一起，雖然說在同一個屋檐下，但這裏卻不是北京的三重檐，而是山野的茅草屋。這是西南聯大最艱苦的日子。

昆明屢遭日寇飛機的轟炸襲擾，聯大上課的時間，不得不改為上午7時至10時，下午3時至6時。學校還經常因空襲警報而中斷上課，有時甚至使實驗半途而廢。校舍損壞，雨天無處不漏，學生在圖書館看書也要打傘。

他們是：

但事情總得有一個解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