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已走過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們個人可能難以講清楚其間的輝煌與衰敗，光榮與恥辱，我們可以說的，是個人親身感受到的"傳統"。在我看來，北大最值得珍惜的"傳統"，是在一代一代師生中保存的那樣一種素質：用以調節、過濾來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種紛擾變幻的時勢中，確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學術道路的毅力。這種素質的建立和傳遞，可以肯定地說，不僅來自於成功和光榮，也來自於我們每個人都經歷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學術道路給我們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記那樣。

一點往事（洪子誠）

在批判文章發表后不久，王瑤先生的名，便從《文藝報》編委的名單中消失。我無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時的內心活動，但我知道，他本來也是想順應潮流的。在"反右"剛開始時，他就發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對於"右派分子"的譴責。這篇文筆、結構相當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藝報》的頭版頭條。1958年初，他的評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運動》一書的長文，也刊在《文藝報》上。他批判馮雪峰的依據和邏輯，也就是半年後我們批判他的依據和邏輯。但王先生沒有能使自己免於"厄運"。

1958年，我已是二年級學生，"反右派"運動結束不久，便是全國的"大躍進"。除了參加修建十三陵水庫，參加除"四害"、大鍊鋼鐵，參加為創小麥畝產十萬斤記錄深翻土地的運動外，在學校便是"拔白旗、插紅旗"--批判"資產階級"專家權威。北大是著名學者會聚的地方。我們進校之前，對文史哲"權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詳。他們大多在這個運動中受到"衝擊"。記得，中文系的語言學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驊、高名凱，作家和文學史家吳組緗、林庚、游國恩、王瑤，他們有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在這期間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先生。

畢業后我去見一些在高校教書的朋友，發現很多高校居然固定座位，固定晚自習，還一過11點就關閉大門。這樣的大學和高中有什麼區別呢？無非多培養一些凡事必請示的好員工罷了。不過，這個社會的確更需要好員工，而不是有點獨立想法的人。從謀生的角度來說，北大給我的未必是好處，不過她給我的黑屋子掀起一角，我曾瞥過一個世界，應該是自由而尊嚴的。儘管還無力衝出去，但我可以嚮往著，甜蜜並痛地嚮往著。

第59節：一點往事 文/洪子誠(2)

逃課省下來的時間，消磨實在爽，就像偷來的瓜果著實甜。大家做什麼的都有，不過那時候北大周圍一片農村，娛樂單調，大部分同學都是睡懶覺，逛朋友，看閑書，聽講座，上圖書館，或者聽自己感興趣的課了。我在大三以後，基本上聽課的不考試，考試的課不聽講。大三臨結束，htｔｐs://reａｄ.9９csｗ•ｃｏｍ我的學分還差兩個。有同學告訴我，新留校的吳曉東老師很好說話，他的課寫篇關於象徵主義的文章就行。我對波德萊爾、梅特林克等是比較熟悉的，在圖書館花兩三個小時，草成一篇作業匆匆交上去。事隔多日，同學轉告我說吳老師想見見你。我便到他25樓的筒子間去，吳老師瞅瞅我，溫和地說："看你很面生，是不是很少上課？"我稍微愣一下，如實回答說："我沒有上過課。"這讓吳老師倒反愣了一會兒，"不過，關於象徵主義的基本點，你文章里都有了，都有了。"我只能赧顏不作聲，他接著說："讓你過來，因為你的文章寫得不錯，我給你很高的分數。"

這就是我的文學啟蒙。用逃課逃出來的時間隨意泡圖書館，聽講座。當然也出去遊逛。我有四個高中同學在清華，但那時我對清華校園比他們都更熟悉，因為他們必須孜孜板板地上課做實驗，他們的父母朋友過來，也經常是我帶著傻玩，手頭沒有錢，於是對北大清華這免費的遊覽地非常熟悉，當然那時候圓明園可以從21中後面的圍牆鑽過去，所以還沒有完全開發的圓明園對於北大逃課的學生有些像魯迅的百草園。

第60節：一點往事 文/洪子誠(3)

第56節：逃課記 文/蒙木(2)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個班的一個學生幹部來到我的宿舍。敲開門后，站著，且神情嚴肅地通知，下午去參加他們的班會。我問會議的內容，他不肯坐下，也沒有回答便徑自離開。下午兩點我來到32樓，樓道里貼滿了大字報。也有關於我的，還配有漫畫，好像是契訶夫小說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說著什麼--《凡卡》是我給他們上寫作課時分析過的文章。我來不及細看，屋裡出奇的安靜；都看著我，卻沒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層和過道都坐滿了人，只有靠窗邊空著個凳子：意識到這是我的座位。便低著腦袋，匆匆走到窗邊坐下。

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點，已經有些平淡的會議，突然出現一個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鋪的學生揭露我在課堂上"放毒"，說到激動處，放聲大哭起來。"你不讓我們寫遊行見到毛主席，是什麼居心？！我們革命幹部、貧下中農子女最熱愛偉大領袖，我們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見到他老人家，你卻不讓我們寫……"他哽咽著，無法再說下去。這真誠、發自肺腑的控訴，引起在場許多人的共鳴；有人便領著呼起"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我愣住了，但他說的確有其事。在寫作課上（畢業后我一直給中文系和文科各繫上"寫作課"），通常對一年級剛進校的學生，會出"初到北大"之類的作文題，許多人便自然會寫他們參加國慶遊行的情景。在文章講評時我好像說到，如果我們要戰勝平庸，就要注意和培養你的敏感，發現你的真實九_九_藏_書體驗；拿遊行這件事來說，每個人的發現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從準備、出發，寫到見到毛主席，到最後回到學校；可以寫出發之前，也可以寫歸來之後；你所認為最重要的，並不一定是最值得寫的……這個同學說的，應該是指這件事了。在這個"高潮"出現之後，批判會倒不知如何再進行下去。於是，主持人宣布結束。屋子裡又回復到開始前那種異樣的安靜。我收起本子，在眾人沉默的注視下，匆匆離開。

臨近畢業，不管是學校領導，還是我們自己，都覺得這幾年中損失很多。許多該上的課沒有上，該讀的書沒有讀。當然，也許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長幼尊卑的界限，對待事情（學問也在內）的老實態度。在上五年級的時候，便集中補上一些必修課。如古代和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採取講座的性質，把重要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歸納為若干專題，由幾位先生輪流講。王瑤先生講四講，記得有五四文學革命、魯迅、曹禺等。他濃重的山西口音，我聽起來很費力，因此，每次總要先佔好前排的座位。對於兩年前的批判，我們（至少我自己）並沒有正式向他道歉過，承認我們的幼稚和魯莽。但我當時想，誠摯地接受他的授業，應該是在表示我們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責他的學生面前沒有絲毫揶揄譏諷的語氣神態。他認真細緻地陳述他的觀點，講到得意之處，便會情不自禁發出我們熟悉的笑聲。他對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複雜。課後，又耐心地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這種不存芥蒂的心胸，當時確實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們每個人都無法脫離社會歷史的拘囿和制約，卻可以在可能的條件下，選擇應該走的路。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學生一起，在北京近郊農村的朝陽區小紅門參加"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時，我畢業留校任教已有四個多年頭。6月1日，中央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后，學校很快派進"工作隊"，並要我們立即返回，參加被稱作"文化大革命"的運動。踏入校門，看到到處貼滿大字報，到處是騷動激昂的人群：這很有點像我想象中的或從文學作品看來的"法國大革命"（或俄國"十月革命"）的樣子。按當時的規定，我不再到學生的班裡去，而是返回教研室，教師集中學習、開會。

第57節：逃課記 文/蒙木(3)

蒙木，原名高立志，籍貫江蘇邳縣，1973年3月出生，北大中文系1991級，在石家莊陸軍學院軍訓一年，1996年畢業。2000年返校讀研，專業：中國古代文學理論。2003年碩士畢業后，供職于中央編譯出版社。現任職務：策劃編輯。

大部分老師都不會真的拿點名威逼學生。似乎有一次很蹊蹺。記得是馬克思主義原理課，中文、法律幾個系在一教大教室里合著上。我們九九藏書男生逃課經驗已經成熟，於是決定從第一節課就不要過早暴露實力，大家排代表輪流上課應卯。這樣，在直覺上，我們的老師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學生。最後考試，天知道，他們印試卷是按照一教座位印的還是按照什麼印的。應該不是花名冊，結果居然卷子不夠。於是政治老師說，沒有試題的人不要著急，我去其他系調試題去。過了幾分鐘，一些同學問題解決了，但還是卷子不夠。我們勤勞的老師如是者三。記得都半個小時過去了，他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報告！老師我們還沒有試題。"又有三個學生從角落裡站出來。可憐的年輕老師臉色一下就不對了，於是又折出去調試題。政治考試的結果是，我們班四十多人，十多個不及格。滑稽的是，這不及格的女生占絕大多數。所以女生很抱怨我們說：男生惹禍，女生背黑鍋。

直到現在，我仍不清楚這個"任務"為什麼交由我來承擔。我清楚的是，無論作為一個運動，還是具體批判對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學校的事，更不可能由我們這些很少政治經驗和閱歷的青年學生所能決定。對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這是建國后最早出版、也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當時，我們實際上還未學習現代文學史課程（那是三年級的必修課），書中述及的許多文學現象和作品，對我們來說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認定《史稿》是資產階級性質，我們這些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小人物"，就有資格藐視權威，於是分成幾個小組，分別就文藝界"兩條路線鬥爭""黨的領導""研究方法"等若干專題，進行準備。我被分在最後的小組。我們先學習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周揚總結"反右"運動的文章，然後根據我們所掌握的這些"武器"，來尋求《史稿》中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當時，暑假已經開始，我在參加了幾次討論后，便回南方的家鄉，待到開學歸來時，同學已寫出幾篇批判長文，並已交到雜誌社。不久，這些鋒芒畢露的長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藝界權威刊物《文藝報》和《文學評論》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題為《文藝界兩條道路的鬥爭不容否定--批判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作者署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二年級魯迅文學社集體寫作"。是的，當時我們班組織的文學社，便以"魯迅"命名。我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看到這些成果的發表，聽著在校堅持戰鬥的同學對寫作的情景的講述，我感到很慚愧。在批判開始的時候，我的好朋友給我寫了這樣一行字："你聞到硝煙的氣味了嗎？做好了投入戰鬥的準備了嗎？"但我卻臨陣脫逃，這使我後悔，覺得這個缺憾，將難以彌補。

重新想起這九_九_藏_書件事，是到了1969年夏末秋初的時候。那時，我和大多數教員，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陽湖畔的"五·七幹校"勞動。臨走前，有許多事要處理：書籍裝箱存放；購置勞動生活的用品；覺得很可能不會再返北京，便和謝冕、周先慎騎著自行車，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勝景攝影留念……最讓我傷腦筋的是，大學入學以來的十多本日記如何處理。不論是帶走，還是放在系裡寄存下放教師物品的倉庫，都覺得不妥當，倒不是裏面有什麼"裡通外國"之類的秘密，而是寫給自己的文字，不願意讓別人讀到。想來想去，終於，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樓（中文、歷史系的單身教員的住處）前面樹叢間的空地上，一頁頁撕開燒掉。燒時不免留戀地翻讀，然後看著它們成為黑灰。在讀到1958、1959年間的那些部分時，我發現，原來那時我也充當過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回到宿舍，從本子上一條一條地看著我的"錯誤"，越看越覺得傷心、委屈，甚至產生怨恨的情緒。回想著我如何認真準備每一次課，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寫著批語，如何對學生個別指出存在的問題。我忘記了當時的社會和社會心態，鑽牛角尖一樣想不通，真誠的勞動為何得不到承認，反而受到指責。很長一段時間，便陷於"自艾自憐"的沮喪之中，併為這種情緒的合理找到解釋。但這件事很快就被"我們"忘記。說"我們"，是因為不管學生，還是我，都被引導、並投入到對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關注。大大小小的批判會，在那幾年，也已成為家常便飯。我和學生的關係，從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復到原先的狀況。而且，好像是一種默契，關於那次批判會，我們後來誰也沒有再說一個字。但是，對我來說，存在於心理上的隔閡、障礙，卻沒有完全消除。

夢入少年叢

這時，主持人宣布："今天我們開班會，對洪子誠同志進行批判。"這突如其來的"批判"，和突如其來的"同志"的稱呼，頓時使我陷於慌亂之中，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的腦子裡一片空白。接著便聽到"洪子誠你要仔細聽大家的發言，老老實實檢查自己……"的話。於是，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掏出筆記本，轉身面向桌子做著記錄。從批判發言中，我逐漸明白了我的問題是什麼。一是在教學中，散布資產階級毒素，特別是小資階級情調。另一是當班主任犯了"階級路線錯誤"，重用出身反動階級家庭的學生；不錯，支部和班會幹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幹部和貧下中農家庭，但"洪子誠沒有真正依靠我們，思想深處是喜歡那些少爺、那些小姐的"。發言有的尖銳激烈，有的語調措辭卻有些遲疑；前些天還稱我老師，現在當著我的面，不知怎樣才能做到理直氣壯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牆放的，這使我read.99csw.com記錄時可以不面對學生，情緒也因此稍稍安定。

第58節：一點往事 文/洪子誠(1)

王瑤先生的書齋妙語極多。某次，不知怎麼談起一個人與他母校的關聯，他放下他那有名的煙斗從容道來：如果畢業的學生名氣比學校大，學校就積累你的名氣成為名校；反過來，學校的名氣就輸送給你了（大意）。我不知道先生是否有意鼓勵我們做出大學問，也不知聽眾中其他同學作何感想。我當日就悟到：我將永遠浸透在母校的光芒和溫煦之中了。

在把"文革"發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經歷放在一起后，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態，它的種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們親手所播，在我們用尖銳、刻薄的言詞，沒有理由地去攻擊認真的思想成果時，實際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預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這一對比又使我想到，對於生活中發生的挫折，我卻沒有老師的從容、沉著，我慌亂而失措。這不僅因為我還年輕，缺少生活經驗，最主要的是心中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作為有力的支柱。更讓我難堪的是，批判會上，我被學生所"質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麼"不讓見毛主席"、"階級路線"之類的可笑東西，是我那幾年發表在報刊上追趕政治風潮的淺薄的"時文"。而我們五十年代想要"拆除"的，則是王先生的具有學科奠基性質的《史稿》，是他的也許更具價值的《中古文學史論》：這是讓批判者最終要回頭來請教的著作。在王瑤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魯迅，有他理解的魏晉文人，有他的老師朱自清。因而，在經歷過許多挫折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成熟和尊嚴，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給我們的形象。而我們呢？究竟有些什麼？心靈中有哪些東西是穩固的、難以動搖的呢？

那時候圖書館（今天的老館）二層南側有一間"中文系教師研究生閱覽室"，只對本科高年級以上的學生開放。我大部分時間都泡在那裡，其中的一道風景是季羡林老頭，季老每天一開館不久就準時坐在最靠近大庫的閱覽室東南角，安安靜靜地讀書。偶爾有熟悉的人給他鞠個躬，相互微笑一下，然後也迅速尋找自己的座位，各自安安靜靜地讀書。這裏出現吳組緗、林庚等人的身影絕不奇怪，也許他們都來過，只是我不認得罷了。那裡有幾架硬殼藍皮的文學類圖書，也許是對學生特別推薦，圖書館做了特別包裝的優質譯本，記憶里最多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名著選譯"和上海譯文出版社"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等，我讀了其中大部分部頭不太大的作品。

洪子誠，1939年生於廣東揭陽，1956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1961年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文學史》、《1956：百花時代》、《問題與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