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彈鋼琴、玩橋牌，回到中國又學會了搓麻將，但她最喜歡的是跳舞，而且常穿紅緞做的高跟舞鞋，據說那都是在巴黎訂做的。外祖母穿洋裝、燙頭髮，喜歡用各種名牌香水，為此她的兒女們都有點洋化。外祖母讀過很多英、法名著，也和一些英、法作家通信。早年在北京，外祖父娶了這麼一位新潮女郎，使得廖公館常常車水馬龍，熱鬧非凡。外祖父也很自傲有這麼一位出眾的嬌妻。

我是1925年6月23日在中國北京有名的協和醫院出生的。當時的北京還稱為北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定都北平后，才將北平改名為北京。

有段時間里，母親的病況既未好轉，亦未惡化。兩個禮拜之後，我去見主治大夫，他是母親的一個遠房表親，不過年紀大得多。他看到我一個13歲的小女孩去和他談母親的病情，十分驚訝，但是我告訴他，我還有個17歲的姐姐，也會和他談。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父親呢？」我告訴他，父親在新墨西加利任領事，不能請假回來，當時我對政府的戰時法規不甚了解，但對父親不能回來探望病中的母親，心中有說不出的氣憤。

母親的身子愈來愈弱了，冬盡春來，但是春天並沒有帶來陽光或希望。那是一個沒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終於告訴我們，母親得子宮癌，動手術已經太遲了。我連那是什麼病都不知道，這是我頭一次聽到癌症這個名詞。母親去世前一個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時間，身上疼痛難耐，有時護士給她注射嗎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著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卻不忍見她痛苦萬狀的樣子，有的時候，她痛得實在按捺不住了，會高聲叫護士再給打一針，這時我會跑出病房，心中有無限的害怕與驚恐，而大人們讓一個小女孩面對這一切人間的慘劇，又是何等不公與殘忍！親戚朋友未看看，又走了。唯有我，每天放學，就去醫院陪母親，我在病房裡做功課、吃晚飯，等病人會客時間終止時才回家。我多希望有個人和我在一起，讓我倚在他的肩頭，哭訴心中的委屈，但是身邊沒有一個人，香港的親戚朋友嗅到戰爭的危險，多半已到大後方——重慶或昆明——去了。

地下室既寒冷，又霉濕得令人窒息，我們都坐在木板凳上發抖。雖然在地下室，仍可聽到炸彈爆炸聲、機關槍的掃射聲，每次地動山搖的爆炸后，一股股灰塵就從天花板上掉落下來，地下室只有三兩盞昏黃的燈泡，受到震動后搖搖晃晃好像就要掉下來的樣子。當時只有五六歲小妹妹香桃嚇得哭了起來。修女手拎著念珠，要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禱告，我們向聖母瑪麗亞祈禱，不停地呼喚著我主耶穌，我們的喉嚨有點發乾，聲音也愈來愈沙啞。時間過得好慢，木板凳卻變得愈來愈硬。

當時我心想：明天，明天，後天，後天，還有多少個生死未卜、做囚犯、做難民的明天、後天？我不敢想，但又不能不去想。難道這就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該受的折磨和災難嗎？

我們領到每周發一次的糧票，到指定的地點去領糧食。糧食很簡單，有黃豆，包心菜和一些沙子混合的米，運氣好的時候可以拿到半瓶花生油。每次女佣人帶著空瓶子出動，拎著盛著油的瓶子回來時，我們都非常高興，就像被邀請去吃喜酒一般。若是拎著空瓶子回來我們就很沮喪，因為整個星期我們就只好吃白水煮的豆了，吃加點鹽、和著沙子的粗米飯，改一天又換個口味，吃使人想作嘔的又黃又老的包心菜。有些店鋪在日人的統治下又重新開張了，但物價很貴，修道院又窮，偶然買得一兩斤肥豬肉或者臘肉，那就是大喜的日子了。

我的母親廖香詞和她的兄弟姊妹多在歐美上學，父親陳應榮也在英國的牛津大學得了法學博士，後來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了哲學博士學位，深受歐美文化影響。母親在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讀音樂和繪畫，對於歐洲有一分情緣。她對於中國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親是長子，13歲喪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國的倫敦讀書，也深受英國習俗的影響。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歐洲回家，其時外祖父在古巴當公使，結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結了婚。

母親在我心中就像一顆美好無疵的鑽石，聰明美麗，從各個角度散發迷人的光芒，但是鑽石冰涼堅硬，她卻清新溫柔如一朵出水芙蓉，在我心目中，她代表著「淑女」這個詞真正的含義。

從聖誕節到新年，我們都躲在宿舍里，雖然可憐，但至少我們不需要再整天坐在地下室的冷板凳上了。外面的消息說日本兵扛著槍，有些拿著刀，到處橫行，佔領了不少豪華住宅，又說這些日本兵多半是粗人、農村人，沒見過抽水馬桶，他們還喝抽水馬桶的水。

聖誕節前夕，轟炸停止了。跟著來的是恐怖的沉寂，傳說英國人已全部投降了。

其後我又聽到母親低聲和那人說些什麼，我站在門角，女傭要我走開，我死也不肯。

每月每人食宿費50元，五姊妹總共250元，剩下的錢，每人分得10元——衣服、書籍和其他日用品都包括在內。那段時期，如何使收支平衡，成為每個月的一大威脅，我對自己發誓，有朝一日，我如果有了錢，再也不要做預算，我算是做到了。

我初次去印緬和東南亞時年紀太小，毫無印象，但第二次大戰後舊地重遊，更親見了那些殖民地的人民爭取自由與獨立的那段辛酸的過程。

我們家裡有好幾個傭人、車夫、門房、廚子和聽差，之外還有負責打掃、洗熨衣服的老媽子，當年還沒有洗衣機，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單……，都靠老媽子的雙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陽，衣服可以在戶外吹乾、晒乾，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爐邊烘乾。這個習俗在中國大城市當然已由洗衣機、烘衣機取而代之，但在窮乏的鄉下農村則沒有多大改善，一切還得要靠老天爺。

聖保祿書院是屬於比利時修女管理的，日本人並沒有對比利時宣戰，而且這個修道院一無所有，只有幾名修女和我們這幾十個無家可歸的女孩子。但謠言滿天飛，聽說殘暴的日軍不但強|奸婦女，而且用刺刀和利劍殺人……我們聽了這些真是不寒而慄。

幸好母親忙著變賣東西，老傭人又因為我不聽她話，在那兒生氣，沒有人注意到我，也就在那個時候，我暗地裡下決心要做個好學生，努力求學，將來奉養母親，永遠不要做金錢的奴隸。當時，這也許只是孩子氣的諾言，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在金錢方面，從來不願孜孜為利，同時，對於那些錙銖比較的有錢人，常常為他們惋惜。

逃亡是多麼可怕的名詞，但在那個時候，能夠逃亡是非常有福的了，因為有些人是根本不準離開香港的。

祖母30出頭喪夫，57歲過世。在這20多年的歲月中，除了主持家務，念佛讀經之外，不知她是怎樣挨過來的。有些女人喜歡玩牌九、搓麻將，東家長、西家短地說是論非，祖母對此一無所好，我想詩中所謂「心如止水」正是祖母守寡的後半生的寫照。

從學校搭乘公共汽車赴醫院時，我初次嘗到了貧乏的滋味。我口袋裡只有一毛錢，是從學校返家的車票錢，如果我要從學校坐車到醫院，回家就得走路。我決定先走到醫院，因為兩相權衡之下，從學校到醫院距離短，從醫院到家距離要長得多。

我最喜歡聽他講故事，講他第一次到歐洲大陸和美國的經歷，我百聽不厭，有時候我倒在他杯里睡著了，老媽子就會來把我抱上床去。

聖誕節前三天，一枚炸彈投落在我們學校的一座建築物上，那就是離開我們避難所不遠的校長辦公室和教務室。房子倒塌了一半，水塔也被炸壞了，沒有自來水，水源幾乎斷絕，還好校內禮拜堂側有一口井，學校的女傭每天大清早和黃昏冒著被炸的危險去挑井水。因為水源奇缺，我們連洗臉和淋浴的水都沒有了。一個臉盆盛放著半盆井水，六七人共用。一個水桶有半桶井水，那是救人各用一勺來沖涼（廣東話洗澡之意）的。

外祖父家裡，很少討論金錢這種小理，父親則一生坎坷，經常為錢發愁，在這種情形下，很難將兩人的觀念拉近。父親和我雖然不是非常親近，但內心深處，我知道他是很愛我的，只不過表達方式比較特別罷了，也許他之所以不大願意表露內心情感，為的是怕得不到回報或受拒。母親和父親的性格真是南轅北轍，我自小就常懷疑他們在一起是否快樂。

數年前我們姊妹6人又再把母親的墓地重修重建。母親在時我們年幼未能盡孝道，真是「子欲養而親不在」，心痛不已。

子宮癌在今日醫學昌明時代已不是不治之症，但50年前卻算是絕症。母親去世后我和姐姐安排把母親安葬于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墳場，該墳場大門前有一對聯，文曰：「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

外祖父和母親是我印象最深的兩個人，小時候我最敬愛他們。

還有緬甸的壁虎也是一絕，其大無比，夜間出現在天花板和牆壁上，我最怕它掉下來。因此我們每夜都放蚊帳，一則可以防蚊蟲，二則可以避壁虎。

和我較為熟悉的是九姨和十姨，她們是母親的親妹妹。

重溫舊夢在兒時記憶中，母親是那樣年輕漂亮，外祖父北平的深宅大院，和日後父親外放時我們在國外的家，都因為有了她，而倍增光彩。

母親死前一周，大部分時間已不省人事，我記得一個飄著細雨的午後，我帶了一束她最喜愛的康乃馨去醫院看她，她在睡覺，我坐在床邊靜靜地陪著她。黃昏時，她醒了，彷彿知道我在旁邊似的，向著我說：「寶寶，讓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憐全是骨頭，她緊緊抓著我，好像害怕我會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我說什麼，但是聲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語一般，我說：「媽，您休息會兒——別多說話。」她將我的手抓得更緊了，「讓我說，https://read.99csw.com過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沒法和你說了。」難道她已知道自己時間無多？難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後事？生何其奧妙，死又何等哀傷，然而我們都將走上同樣的道路。我仍記得母親對我說的話：「寶寶，你就要14歲了——不再是小孩子，我走了之後，希望你能好好照顧妹妹。」我哭著喊：「媽；您不要離開我們。」她說：「寶寶，勇敢點，你會把這個家照顧好的。」接著，她又氣喘吁吁地說：「我唯一的遺憾是不能看著你們姊妹長大成人，我真想念留在北平的外祖父母，再見到他們時，別忘了告訴他們我愛他們。」這是母親最後一次對我說話，當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狀態，再也沒有醒過來。

30年代後期，大家對癌症所知不多，事實上，我敢說替我母親治病的那些醫生對這種病的了解也有限。如果沒有戰爭，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國，我相信父親或外祖父一定會讓母親接受最佳的醫護治療，她的病也許可以治好，或許她不會這麼早就離開我們。但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中國戰事己進行了漫長的4年，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在炮火下，奮勇作戰，為國捐軀，各地都成了火線，觸目皆是家破人亡的慘劇，兒童在飢餓邊緣掙扎，傷員乏人照顧，人問凄慘，莫過於此。精疲力盡的士兵從戰場穿過冰霜泥漿，一步步爬回家，但是回到家中，哪兒是自己的家？已不復可辨。外面的世界對這些好像一點不在意，讓中國單獨打它的仗戰爭奪去了我們的一切，包括經濟援助。沒有錢，要給母親較好的醫護治療，談何容易？在當時，簡直不可能，唯一支持我們活下去的只有勇氣與決心，它使我們相信希望在明天——冬盡春來——黑夜之後即是黎明。

當年父親在北京師範大學當教務長，併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對於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記得每逢周末常有學生到家來向父親討教，有時假日也常有些教授來家串門子。父親喜為人師，我相信這是他一生較為愉快的時光。

父親有兩個弟弟，二弟應昌，三弟應凱。他的二弟即我們的二叔陳慶昌，他于留學美國后回到中國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他參加了中國空軍，抗戰時被派到印度當武官，接待了不少當年到中國參戰的美國空軍志願隊飛行員。抗戰勝利后加入陳納德將軍組織的民航空運公司，在上海虹橋機場做站1949年民航空運公司奉美國政府命令撤退，總部移到台灣，在香港、日本、東南亞等地成立分部，經過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二叔當時與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產黨員）發生戀情，已倫婚嫁，決定不與公司同進退而留守滬濱。20年間因為中美兩國之間的複雜政情，海峽兩岸對峙的形勢，我和大陸的親友消息完全斷絕。後來間接由香港方面傳來訊息，才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時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後來與溫風鳴女士結婚。二叔去世后溫風鳴女士定居南京，並被委任為南京政協委員和南京海峽兩岸聯誼會理事。我第一次回詛國訪問時，有關當局還特別派專員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會面，後來我多次回祖國也有機會和她聚首。地已80高齡，但仍參加很多活動，身體還健康，有一子從商，生活過得不錯。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領導招待時，她也經常應邀做陪容。

母親和她的三妹被送到英國留學，母親因為喜歡音樂和繪畫，因此又到了義大利和奧地利。在英國母親和一位貴族發生了感情，這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的事。當時外祖父任中華民國駐古巴公使（那時兩國還沒有大使），便差人到歐洲把廖家的二小姐和三小姐接回古巴任所，並擇定吉日舉行婚禮，就這樣完成了母親的終身大事。母親本來不肯，後來外祖父與她約法三章，讓她婚後再到歐美讀書，父親也是在婚後到英國牛津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后又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哲學博士學位。之後，父母親到了華盛頓，大概父親還想拿一個博士學位，而我的大姐陳靜宜就在華盛頓出生。這是陳家和廖家的第一個孫子，雖然不是男孩，但兩家都非常興奮，要父母立即回國，因為擔心小夫妻不會照顧孩子。

據祖母說，她3歲時就被纏足了，當時痛得喊救命，但她母親為了女兒的「幸福」，只好忍痛把這活罪一代一代地交接下去。祖母又說，半夜裡，忍無可忍時常試著把纏腳布解下來，後來被她母親發現了，乾脆將她的雙手也綁起來。這種痛苦維持了很久。剛纏腳不僅疼痛，而且無法走路，只好由丫頭背著走。兩三年後再學走路，一步一聲哀嚎，有時痛得晚上想上弔，真是可憐。

母親認為，女人應該有女人的氣質，隨時隨地像個淑女。

母親名香詞，適陳。祖父陳慶雲，原籍福建，後來移籍廣東。祖父曾任招商局局長，在香港算是大商賈。父親是長子，踢名應榮。陳家也是一個非常守舊的大家庭，當年與外祖父私交甚殷，兩人的妻子都有喜時，便相約若一兒一女則結為親家，若都是男的或同是女的，則認為義子或結為金蘭。後來陳家是男，廖家得女，為此我父母的婚姻是道道地地的指腹為婚。

1941年，又有一項改變，我發現自己無法兼顧家務與學業，在父親首肯之下，我和妹妹們都進了聖祿女書院住校。

那時我常想如果外祖父在那兒就好了，他一定知道該怎麼辦，但當時外祖父母還在北平，二老覺得自己年歲已大，精力已乏，無意離開老家，何況他們即使逃到香港，又何以為生？

祖母在我的印象中是最典型的舊式中國婦女，她纏了一對三寸金蓮的小腳。有幾次我在門縫中偷看她洗腳，那真是一門大學問，而且很費時費事：丫頭先將一盆熱燙的洗腳水端進祖母的睡房，然後協助祖母把那數丈長的白纏腳布一層又一層地解開。祖母坐在圓型的三腳凳上，光是解開纏腳布大的就要10多分鐘，整個過程態度非常謹慎。祖母偶爾會嘆一口氣，那輕微的嘆息，正象徵著中國舊時代女性的無限哀怨！

所有產業投資都在大陸上，帶不出來。當然，沒有人會想到這場仗一打就是8個年頭。抗戰期間，淪陷區人民和外界通信幾乎完全中斷，一封信穿過敵人陣線，到達收信人手中，至少得要一年半載，多半時候，信件中途就遭遇變故，永遠到不了目的地，投不到收信人。

母親說：「也許要好幾天。」然後她摟著我說：「假如我要在醫院待久一點，你會照顧家裡和妹妹們吧？」突然之間，我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大人了，「當然，媽，您別擔心。」接著我說，「也許我該留在家裡，等您進了醫院再走，或者今天就不要上學了。」她說：「不，你現在還是去學校，下了課再來醫院看我。」

我一直伴著母親，直到護士進房要我離去，他說：「小妹妹，天色已晚，你該回家睡覺啦。」我對她說：「我若回家，你會照顧我媽媽？」她說：「那是當然，你別擔心。」母親笑了，對我說：「你長大了，不再是小孩了，因為我還仰仗你幫我照顧這個家呢。」我當時哪裡知道以後的6個月，我會每天放學之後，就得到醫院去呢？我從學校直接去醫院，陪母親一直到黃昏時分，有時我困極了，卻不敢睡去，唯恐一合上眼，她會在我睡著的時候，悄悄離開人世。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機群猛炸香港九龍的啟德機場，3天之後不但佔領了啟德機場，而且整個九龍也被日軍控制了。

九姨現定居美國康州，她嫁給廣東錢家，丈夫是名律師，叫錢乃文，現已去世。十姨嫁一香港商人，抗戰時離異，現居加拿大。七姨是一個神秘人物，很少和家人往來，據說現在住在上海，我已40年沒和她見面了。六姨是去年才去世的，她嫁給許崇清，許曾任教育廳長，後來又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很有學問；他們的幾個孩子都在科技和學術界頗有成就，到美國留學后就返回中國服務。我的表弟許錫揮現任中國中山大學校刊編輯，正著手寫中國對日8年抗戰史。希望台灣學者和他合作。我母親是老二，和三姨感情最好，可惜她們兩個都是紅顏薄命。三姨患肺病去世，死時只有29歲。我的母親則死於癌症，享年45歲。三姨嫁給外交家沈覲鼎，沈家是福建望族，但三姨丈和我的父親當年大概都靠外祖父資助，因為我們兩家都和外祖父母住得很近，而且我的父親和三姨丈也常常要到岳丈大人那兒去求救，這是我印象中比較深刻的一件事，後來求證於我的六姨、九姨、十姨，她們也說當年大家的確都靠外祖父提攜。

後來大姐知道我們宿舍的糧食短缺，有一次設法從醫院里託人帶了些雜糧給我們，但杯水車薪，只夠我們打牙祭；而且也只此一次。我想她每天也只能吃個半飽，無法再有剩餘糧食接濟我們了。

母親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國女校讀書。又到義大利學音樂和藝術（母親彈鋼琴，畫油畫，三姨學音樂）。據九姨在母親去世后告訴我，母親在英國倫敦認識了一位英國貴族，交情頗深，對於父母的指腹為婚提出過抗議。當時父親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學取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但和母親很少接觸。母親和三姨這對姊妹在歐洲過著青春少女的夢幻時光，不願回家，但父命難違，只好乖乖地回到古巴。母親在古巴結婚，一年後三姨和姨丈沈覲鼎在北京結婚。

整整一天，我人在課堂，心不在書本，恍恍忽忽上了一節又一節的課，老師在上面講，我心神不能集中，根本聽不進去，只焦急地坐著等下課。4點鐘，鈴聲一響，我頭一個衝出教室，老師把我叫了回來，問我為什麼這樣沒規矩。依照舊式傳統，學生一定要等到老師下課後才得離開，我難為情極了，眼淚幾乎奪眶而出，記得我轉過身去，用全班同學都聽得到的聲音，吼著：「我媽病了！」就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裡，妹妹們在做read.99csw.com功課，傭人也在等我。兩個傭人在我們家已經很久了，非常關心母親的病情，妹妹們年紀都還小，懵然無知，我自然覺得沒有必要把醫院里的事情和她們講，姐姐念護校，平常不住在家裡，我雖只比妹妹香蓮長一歲，卻必須肩負起主婦的責任。

父親因為常常接不到薪金而鬧窮，領事館的開支又大，常常要求外祖父接濟，在任不到兩年，請求調差，到底內情如何，我不清楚。總言之，父親第一任的外交生涯很短，離開緬甸后，我又跟著父親回北平。父親再入教育界當教授，他是一個內向的人，培育青年是他的第一志願。他的確造就了不少出色的青年，我想這是父親生命中的最大安慰。

清朝男人玩女人、吸鴉片、聚賭……可能是與「父母在，不遠遊」有些關聯。做父母的多半不願兒子遠遊離鄉，希望他們守在身旁，一方面可以幫助管理田產或生意，一方面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也好有兒子照應、繼承家業，不致讓外人欺侮家中婦孺。因為中國到底是個農業社會，不但要有兒子送終、傳宗接代，還得靠子孫掃墓、繼承香火。孔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因此男子可以有借口娶妾。做娘的想兒子守著祖業，不要東奔西跑，便容忍他們卧在煙床上，吞雲吐霧，雖無壯志，最低限度不會大有精力去外邊闖禍。這是一種多麼愚昧的辦法，久而久之，抽大煙已不光是有錢人家的專利，貧窮的人也來這一套，清朝的滅亡是註定了的。

在那個年代，中國男人常為了要兒子而討小老婆，父親受了西方教育，母親娘家又非常西化，當然小老婆在陳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靈中，我對那個女佣人很感激，因為她一直陪伴在母親身旁，對父親我卻有點反感。六妹出生時母親大概剛滿40歲。母親的名字——香詞是外祖父取的，我們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歡這名字，后改名靜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蓮、香蘭、香竹、香桃。

接下來的景況可用「每況愈下」來形容。第一、第二、第三天修女院院長還對英軍有信心，她說英軍會把日軍打退的，但到了第四天，外面傳來消息，日軍不但佔領了啟德機場，而且已在九龍登陸，半島已全部被日本佔領了。

我上中學時才開始了解母親，對她生出一份無比的愛心。倫常的關係可以說是最微妙而深刻的，它對於雙方經常是一種考驗，而在人類所有感情中，父母對子女的愛心該是最無私的，可惜的是，它並不是一條雙向線或互惠的。我想小孩對父母的觀感，多半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形成了。我們幼時最親近的人，可能就是塑造我們一生的人。

緬甸人與印度人大有分別，雖然他們是比鄰，緬甸人愛好和平，而且比較友善。

還有一事記憶猶新：熱帶蚊蟲既多，老鼠更大，每天晚上園丁把抓老鼠的工具吊上了食物，第二天清早抓老鼠的人來收拾被壓死了的老鼠。那些老鼠好大，有些簡直像一隻小貓，可怕極了。我看過一兩次，以後不敢再看。到現在事隔數十年，回想起來仍心有餘悸——我是一個最怕老鼠的人。

午夜修女們領著我們40多個女孩子到小教堂祈禱。那時不知道是電廠被炸，還是停電，總而言之，我們只靠點蠟燭做火光。我們跪在寒冷的水板上，夜晚特別寒冷，窗外可以看到天空有數點星光。在不斷的禱告中我暗自問道：「上帝啊，聖母啊，難道你們沒有聽到我們的祈求嗎？為什麼不來救救我們啊？」

大概是夜幕來臨，轟炸暫時停下來了。修女領著我們上樓，來到餐廳。大家急忙排隊上洗手間，又累、又僵、又餓，雖然餐桌上只有白麵包和牛奶，但餓了近12小時之後，大家都飢不擇食，狼吞虎咽地把一切吃個精光。

祖父是商賈，年輕得志，做過中國招商局局長，在任時認識了外祖父。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當時都懷著孩子，於是兩人相約若是一男一女則結為親家，若是兩個男兒將讓他們結為兄弟，若同是女的則結為姊妹。其後陳家得子、廖家弄瓦，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說是指腹為婚。

日本兵把手錶湊到耳邊去聽那聲音，又把墨水筆扭開來查看一番。他們仍在嘀咕著，他們大概知道這個地方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搶了，商量了一會兒后，大搖大擺地走出了房間。在室外，翻譯大聲對修女說：「他們明天還要再來。」

表面上，母親一徑是那麼高興愉快，然而現在回想起來，她並不是真的快樂，事實上，她即使在笑的時候，也有點悲哀的樣子。中國有句俗語：自古紅顏多薄命。母親和她妹妹維德麗亞就應了這句諺語。母親撒手人寰時，才45歲。阿姨死得更早，29歲就離開了人世。記得我13歲生日過後不久，母親就病了，那段日子回想起來，恍若昨日。1937年到1941年，抗日戰爭早已爆發，但日本偷襲珍珠港是在1941年12月7日，因此，對其他國家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1941年冬天。

他們和翻譯咕噥了幾句。翻譯說：「他們還要。」

女人的擔子很重，因為她們不但要理財、擔家計，還得為丈夫解決許多鄉裡間的大小事務。中國女人以前真不是弱者，雖在壓迫中仍得掙扎求生存。我的祖母可算是那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不過她還算有遠見，喪夫后把大兒子送到外國去讀書，因為她不想大兒子受舊社會的影響，她已失去了丈夫，不願兒子步其後塵，這一點我很佩服。

當時，我們的母親已去世，父親在美國舊金山當領事，我和四個妹妹都在香港銅鑼灣的聖保祿女中當寄讀生。那天早上，我們寄讀生部在梳洗穿制服準備上課，就在那時我們聽到了第一響沉重的隆隆聲，一響接一響，隨著又是高射炮和機關槍的尖嘯聲，每次劇烈的爆炸聲之後，宿舍的樓房就隨之震動起來。房外、房內、走廊上人聲嘈雜，收音機的聲音很大，播音員用英語又用粵語大聲廣播：「香港居民注意！大家注意！今天不是演習，我們已面臨戰爭，日本飛機來襲，請大家到防空洞去！」播音員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他的警告，當然警報的嗚嗚聲也不斷地響著，混在炮聲中更為刺耳。

印度當年是英國屬地，緬甸也是英人勢力範圍，所以該地英國色彩非常濃厚，馬來西亞也是英人天下，該地的橡膠園使許多在英國根本無法謀生的英人，搖身一變而為百萬富翁。

日本人對我們這群無辜的修女和學生算是特別施恩了。

1942年正月中旬，大姐靜宜和我們聯繫上了。她1941年底剛在香港半山的英國人辦的聖瑪利亞醫院護士班畢業，畢業后就被醫院留在那兒工作。香港淪陷前後我們無法聯絡，也不知道她的情況。1月中旬她託人帶了一封信來說她還好，但要留在醫院工作，照顧傷兵，暫時無法到學校來相聚。我也託人帶了信給她，算是互報平安。

一個春天的下午，放學回家途中，我想著要母親給我買一件和同班同學雪莉一模一樣的綠外套，都種款式很特別，雪莉是我的好朋友，兩人常常一同讀書，一同做功課。

每回姐姐或老媽子弄得不高興的時候，外祖父就成了我唯一傾訴的對象。因為母親經常不在家，他會抹乾我的眼淚，說：「寶寶最漂亮，不要哭。」外祖父只給母親和我取了乳名。

陳家祖籍原為福建，后經祖父陳慶雲移居至廣東南海。

走進醫院，我直奔母親的病房，她躺在床上，半醒半睡。

我們陳家共有6個丫頭（北方人稱女孩為「丫頭」）。我排行老二。大姐比我大4歲。她出生美京華盛頓，我是父母自美國留學回到北京，和外祖父廖鳳舒（又名奉舒）同住，生活較安定后才出生的。那時我們住在外交部街，也有一說是住在東總布衚衕。我只知道這兩個地方都是外祖父的住址，到底住在哪兒，我也搞不清楚。廖家人口雖然眾多，但半個世紀的離亂，各散東西，大家對往事都有點模糊，遠親甚多，近戚則寥寥可數，而且多半年事已高，對五六十年前陳家與廖家的往事就無啥記憶了。

日本統治者宣布英國正式投降了。日軍進入香港接收並維持秩序，不少地區有人放火和偷搶食物，有些地區秩序很糟糕，日軍殺人、強|奸又搶東西，不少暴徒也乘機打劫。

我照顧母親、奉養她老人家的心愿，在母親進醫院檢查身體時，就註定永無實現之日，她進醫院還是好好的活人，出來時即被送進了殯儀館，這一切就恍如昨日。還記得那天早上，上學前，我和平常一樣到母親房裡向她說再見。通常，時間那麼早，她都還在床上，但那天，她早起來了，正在收拾衣服，整理出一隻箱子。我對她說：「我以為你只檢查一天就回來了。」

躲在宿舍內我們唯一的消遣是讀書、讀聖經，但外面時有槍聲，也可以聽到日本兵的呼喝聲，還有會說日本話的中國人替他們做幫凶、做翻譯，這些就是抗日戰爭時期大家喊的「漢奸」。我們知這日本人正到處搶奪，他們哪一天會到我們的校舍來，那是時間問題了。

外祖父母雖是西化但不脫離傳統習俗，而父母年輕西化，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但清末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代，中國仍是非常封建的社會。母親是由外祖母親自到羅馬把她帶到古巴去的；父親也奉母命自倫敦回國省親，然後自廣州到古巴。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親自告訴我的。

外祖父精通外語，他的中文根底也極深，當年和梁寒操、汪精衛、葉公超等文人有詩詞往來。抗日戰爭，廖公退休，避居上海。汪精衛投敵，組偽政府，一再到上海請外祖父出任偽外交部長，但為廖公婉拒。他在上海8年全靠變賣家藏古董名畫度日。汪氏送年禮，廖公也不收。

12月25日聖誕節，信奉基督教的教徒該是個歡樂的日子，但那一年真是個充滿苦難而又倒霉的節日。

小時候，我大概是個倔脾氣，最討厭姐姐管我，我不聽她話的時候，她總是說：「我要告爸爸。」我知道父親一定護著她，九九藏書因為她是老大。有時候，我給逼急了，也會說：「我要告訴媽媽。」聽了這話，姐姐會帶著揶揄的口吻說：「啊！你見不到她的。」這是實情，母親經常午夜12點以後才回到家中，很少起來吃早餐，她不是外出購物，參加宴會，就是在家裡忙著接待客人，我一直到上了學，才逐漸認識母親。她去世前幾年，我們非常接近，在那短短几年裡，我對她敬愛交加。

有幾個學生和家人聯絡上了，她們離開了修道院，到後來只剩下我和4個妹妹。人口少了，我們就稍微安定下來，每天想辦法，希望拿到離港證。香港已成孤島，日軍不準年輕力壯的人離境，因為他們需要人手工作；但老弱婦孺假如有領隊，是可以拿離港證的。修女們是死守陣地不走的，因為沒有接到命令，但愛護我們的修女也千方百計協助我們逃離這個非人生活的環境。

在床上我們可以聽到沉重的皮靴聲由遠而近，有人在喊道：「他們上來了！」

我幾乎是跑著去醫院的，迎著冷風，雙頰感到一陣陣刺痛，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跑——只知道急於見到母親，我從來沒有感到自己和她如此接近。人世間凡是能夠有機會相愛的人，應該珍惜自己的幸福，因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可嘆的是，我們少有懂得珍惜每一刻寶貴的時光，春在怕愁多，春去憐歡少，這是人之常情。

廖家是廣東惠陽的客家人。外祖母邱氏是外祖父唯一的夫人，而且兩人相守至80多歲。外祖父廖鳳舒，又名奉舒，號懺庵，諱思靈，別署珠海夢餘生，與廖仲愷先烈是親兄弟，同是革命黨人。民國成立后，在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任職，入外交部后先後任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清末曾被派往美國，而認識了邱家小姐，他們在舊金山結婚，外祖母受的是歐美教育，婚前從未到過中國，是個地道的土生華僑，和陳家祖母剛好是個鮮明的對比。外祖母穿的是法國服裝、高跟鞋，祖母有的是三寸金蓮；外祖母能用英、法、日、德、西班牙、葡國話與人對話，祖母則專念佛。外祖母養了兩隻哈巴狗，又壞又淘氣，而且寵到極點，這在當年的東方社會並不可多見。

不過據父親後來告訴我，這些身居異國的華人，他們愛國心切，對於國事既肯出錢又肯出力，心地也非常純潔善良，這是老一輩華僑的特點。他們在異鄉做異客，受盡了異族的排擠，總希望政府替他們出口氣，可惜政府當年內憂外患，對於這些忠貞僑胞也就無法有多少援助。緬甸僑胞多半是米商，有些經濟情況很好。父親左等右等，不見外交部匯款發薪時，有些僑領就願解囊相助，但父親覺得這有失國家體面，只好心領而婉謝了。

如今女權抬頭了，我們有了公開愛與恨的自由、跟祖母的時代比起來，委實不可同日而語了。更有甚者，在歐美國家同性戀也可以公開宣揚了。近年來同性戀運動的男男女女常常到街上遊行，爭取社會的同情與政府的支持。最近有幾宗同為男性結婚的妙事。1991年初在華府還有一對男子到市政府登記結婚，《華盛頓郵報》除寫了新聞，也把兩人的合照登在報紙上，堪稱一絕。假如祖母還在，看到這種情況不知作何感想。

我記憶中的印度、緬甸、馬來西亞和越南像是一片動物園。也是英法人逞強稱霸的地方。那是1930年左右。亞洲到處是殖民地。除了中國、日本和泰國（時稱邏羅）不是殖民地之外，其餘地區都是英、法、德、荷等歐洲國家的屬地。白種人至上，黃種人受盡種種歧視與壓迫，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受侵略者的驅使。第二次大戰後許多殖民地國家獨立了，但外人在當地的潛勢及遺毒根深蒂固，以致許多地方的英雄豪傑雖有志革命來改造自己的國家，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談何容易。

親戚朋友的幫助有限，姐姐和我必須安排一切喪葬事宜，結算醫院的帳單，選墓地、墓碑，對一個像我這種年紀的孩子，那實在是一段痛苦又可怕的經歷。失去母親的打擊，很可能使我變得憤世嫉俗，幸賴朋友們始終如一的關愛，我才沒有消沉下去。有時候想起來，中國及其人民在長期戰爭中受盡日本軍閥的欺凌，母親能在戰事進行到一半時離開人世，未始不是幸運，成千上萬的同胞吃不飽，穿不暖，至少我的母親能作永遠的安息。

但印度卻有古色古香的廟寺，廟寺外面有金頂，表面也是珠鑲玉砌，千百萬黃金去敬鬼神、大街小巷卻擠滿了叫化子，清早還可以看見清道夫收拾夜間熱死、餓死或病死的男男女女。但英國的綽士淑女，卻日以繼夜地在不準有色人種進去的俱樂部里飲酒調情，在馬場上一擲千金。

母親去世后，我成了一家之主，每月靠港市300元，維持全家生計。現在我才知道，母親為何要變賣首飾，6口之家，單靠300元微薄收入，怎能活下去？有件事我永遠忘不了，妹妹香蘭和我都想學鋼琴，但家裡一個月只能勻出10塊錢繳鋼琴學費，換言之，只能一個人去學，我決定犧牲自己，把機會讓給香蘭。日後，我的經濟能力足夠負擔學鋼琴的費用時，我卻抽不出時間來了。

夏天我們全家到北戴河避暑，當時還沒有冷氣機，只有風扇，六月天北京最熱，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開始涼快了。

母親對這個女傭很好，因為她很會照顧母親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時陳家沒男孩，只有五個丫頭，中國人說是五個賠錢貨）。父親白天把母親送到協和醫院后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傭留守在醫院陪著母親。我那年大概也有8歲了，說不懂事也有點懂事，那個女傭一直等在醫院里，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電話回家。是父親接的電話，我還沒睡覺，我和大姐同床，父親到我們的睡房來說：「你媽又生了一個妹妹。」

空氣中彷彿瀰漫著一絲悲涼的氣氛，我覺得孤單極了，但為什麼，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如果當時我若是知道不到一年時間，整個家計和照料4個幼妹的責任，將落在我一個人肩上，我除了孤單外，或許還會不勝惶恐。

父母親結婚後，父親又到美國紐約和華盛頓深造，學習新聞工作。我的大姐陳靜宜就是在美京華盛頓出生的。兩年後父母親帶者兩歲的女兒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個短暫大家庭生活的開始。

晚上，躺在宿舍狹窄的木板床上——藍色的床單，藍白色的牆壁，我會思潮起伏，茫茫來日，何處是歸程？

緬甸華僑不少，他們常來找我父親，談些什麼我不清楚。

我替母親擔心的同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外祖父，這或許是因為他老人家一直是這個家的支柱，無論直接間接，我們全依賴著他。外祖父那時對留在敵後，也許有點後悔，但是要離開淪陷區已經太遲了。一直到1945年7月，太平洋戰事結束后，我們祖孫才在上海再度團聚。

我們每天的食物是早上一片麵包和一塊餅乾，罐頭牛奶放點糖，再摻點水；晚上睡覺前每人半碗米飯，放點醬油。沒有嘗過飢餓的人是無法體驗到飢餓的滋味的。

大概是新年過後的第三四天吧，日本人來了。當晚我們剛剛準備上床睡覺，門外有人呼喝著日本話，而且用槍桿打大門，修女們要我們趕快上床，蓋上被子裝睡，女院長領著兩位修女、兩位女工前去開門。修女吩咐我們不要亂動，躺在床上，不要出聲，但我們都在被中發抖。

父親老記著在特殊的日子打個電話來，比如說我的生日或感恩節等等，走到哪裡，也不忘寄張小卡片，告訴我他愛我，也許他這樣做，是想彌補我們之間那一段失去的歲月。但是，一心想取悅別人的人，卻往往不知如何表露自己內心的情感，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也許是父親的悲哀，也是我的不幸。不過，雖然歷經如許憂傷，我的小世界里，仍不乏愛的溫馨。

父親在仰光做外交官，我們有機會到附近地區遊覽，我們去過印度的新德里，也去過新加坡及吉隆坡。印度的貧困使我對印度人充滿憐憫。這個民族有幾百種語文，多種宗教，滿街都是乞丐，到處向人伸手要錢，使人心中起惡感。

就像許多大戶人家的兒女，我小時候很少看見母親，這情形尤以在當時人力充裕的國家為然。母親社交活動頻繁，都是需要花精神的，因此，她雖然愛兒女，卻沒有什麼時間和我們在一起。住在北平外祖父家中的那幾年，比我年長4歲的姐姐靜宜早已上學堂，妹妹香蓮比我小一歲，也和我玩不到一塊兒，因此，多半時候，只有一屋子玩具和姨娘陪伴著我。

我對父母的感情很小就已形成。小時候，我和父親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父女之情，甚至可以說，幼時父親於我就像一個陌生人，彷彿我根本不認識他似的。後來自己年歲大了，為妻為母，方體會到我當時許多觀念實在幼稚，可能甚傷父心。

我中學讀英國名小說家毛姆（Somerest Maugham）所寫小說，更佩服這位作家對於那些假仁假義的英國紳士入木三分的描寫。毛姆小說的取材大部以英國殖民地為背景。故事中的角色就是那些人面獸心的殖民官和小市民，加上那些在英國無法立足的男盜女娼，從小故事中反映人性的黑暗面，讀後使人拍案叫絕。

日本侵略中國，又在發動對美戰爭的同時（珍珠港事變），也進攻了英屬香港。當時香港政府對日本的抗戰只維持了不到兩個星期。

後來學校門口多了一位憲兵守門（可說是守衛兼監視），任何人出入都得經過這道關口，而且還得向那些日本人鞠躬行禮。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我們要受英國人的歧視，因為我們要逃難；現在日本人來了，我們又成了他們的階下囚。於是，我決定，我們非逃走不可，不然一輩子的命運只有被別人擺布。

服侍母親的一位女傭是城裡人，長得眉清目秀，口齒伶俐，因為她是母親的近身女傭，其他傭人對她都有點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媽和張媽常在背後罵她，說她ｈttps://ｒead.99ｃｓw.ｃoｍ是鬼靈精，她們說她時就說「太太房裡的」，喊慣了，真的很難記得她姓啥名誰。那個女人總是穿戴得很整齊，白上身，黑長褲，頭髮梳得黑亮亮的，一個圓圓的髻，髻邊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條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顧母親，對我們小孩也是愛理不理，但對母親倒真的照顧得很周到：母親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們在母親房外吵鬧，常常說：「到外面去玩，你媽媽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務正業，到了月底發薪水的時候就來找他的老婆，我們放學回家時，就會見到他坐在門房裡和男工說三道四。我年紀雖小但也不禁奇怪：為什麼一個精明標緻的女人會嫁給這麼不中看的男人。

丫頭若發現我和姊妹們在偷看「腳員」便向祖母說：「又來了。」祖母就說：「快到外面玩，這兒沒啥好看的。」可是我們對這項每日進行一次的活動充滿好奇，愈是不難看愈想看，據說當年祖父就非常欣賞祖母那雙三寸金蓮。可憐的中國女人，為了取悅男人，為了要做正室，只好忍受那刺骨的痛苦。

當外祖父出使日本時，我們這個大家庭就散了。而父親因為到北京師範大學做教務長，我們也跟著搬了家。那時我們住在東城貢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寬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還記得大門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圍牆，來客進入大門后須經過一條長廊，這些長廊是人力車和馬車停放的地方，長廊的盡處另有一道門，兩旁是聽差和車夫休息的地方，通過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們在那兒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對這棟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還能依稀記得那房子的結構、桂花開時的馨香、秋天梧桐葉落滿地的景況，一切仿如昨日。

馬來西亞地區又是另一番情調，我們也去參觀過許多橡樹園，主人與工頭多是白人、工人是土人。熱帶淋很易生長。二次大戰以前，東南亞出產的樹膠是世界有名的。馬來西亞果樹特多，且因氣候溫暖，無虞饑寒，因此馬來人有一種隨遇而安的天性，但不似印度那麼悲觀與迷信，雖然同是「大英帝國屬地的順民」，馬來西工人是比較樂觀的。我和父母乘開蓬汽車遊覽果園時，猴子從樹上伸手把我頭上戴著的一頂草帽取去，馬來西亞司機大笑，我很少看見印度人開懷大笑，但馬來西亞人卻有點樂天知命的性格，這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修女們開始指揮我們數十個住校女生，要我們趕快到地下室去——那就是我們的臨時防空洞了。我從衣櫃內拿出了一件暖和的外套，又為幾個小妹拿了毛線衣，全部集合在長廊上，修女何著急地說：「你們還不快快地走，快！快！快！」

我記得母親在河內和西貢有些親朋，他們帶著我們到處去觀光，母親似乎非常高興，玩得很開心。母親說得一口標準法語，當年又是一位飄飄的美人兒，因此大家都設宴歡迎她，我想越南之行，母親心情非常愉快。其後我在二次大戰後與陳納德將軍再去越南，又是一番滋味。

晚禱時，我常會問：「啊！上帝！我們的祈禱有用嗎？」但是誰來回答我？此外我知道，自己需要母親，遠勝於她之需要我，我感到害怕，但是她已無法消除我心中的恐慌，母親的大限之期將至，馬上就要離開我們了。星期天早上，姐姐和我到了醫院，好像母親有意選中這個我們兩姊妹都會在她身邊的日子，她咕噥了幾個字，但是我們都聽不出她講了些什麼，幾分鐘之後，護士摸摸她的脈搏，告訴我們，她已經走了。姐姐和我跪在床邊，不住顫抖，欲哭無淚。中國人常說，福樂遭天忌，我知道母親不願意死，我知道她不願意離開我們，但天意如此，夫復何言？這是一段漫長旅程的結束，也是我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一章，母親死了，我卻必須面對許多可怕的明天。

那個時候正值二次大戰期間，我雖只髫齡，己飽受戰亂之苦，很自然的，我認為我這樣受苦他應該負點責任。記得即使在我們生活優裕時，他也經常對我們講說貧窮的苦惱，教練我們要節省用錢。母親比他達觀豪爽，這也許和她出身名門有關。

以後的歲月里，母親的死使我和外祖父母更加親近，同時將我和父親與繼母的距離拉得更遠了。母親死後，我變得比以前更獨立，不一定是我想要這樣做，而是出於現實的需要。

祖母穿的衣服只有3個顏色，夏天白色，冬天是深藍和黑色，好像終生帶孝似的。但她的衣著非常簡潔，而且無論是布是綢，總是洗得光亮整潔；頭髻是「二媽媽」（祖父的二妾）每天早上替她梳理的，梳好后，用一種「刨花」使頭髻發亮，跟我們現在用的髮膠差不多。祖母很少出門，沒有串門子的習慣，出門不是上寺廟燒香，就是去參加喜事和喪事。她知書識字，因此也讀些古書。我小學六年級時開始看張恨水的《啼笑姻緣》和《京華春夢》，我把這兩部書給祖母看，我想她一定看過了，因為有一天她說：「北京的戲子比廣州的開放。」這可能是讀過張恨水的小說后所得的結論。

在仰光住了幾個月後，父親又帶我們去越南，我記不清楚，似乎父親有事到越南公幹，於是母親領著我和姐姐也一道去，記得我們曾去河內和海防，後來又去西貢。越南是法國屬土，一切都是法國風味。法國人最會享受，從前如此，現在也沒有改變。他們把越南也花園化，的確別有韻味。但因此也使越南人學會了許多法國人的貪污和風流，好的沒有學，壞的卻都精益求精，這或許就註定了越南的命運吧。

記得有一次我在母親面前說一位窮酸表兄的壞話，她當即告訴我：「淑女應該居心仁厚。」接著她又說，「一個人的出處和成就，都是次要，要緊的是能把握人生的真義。」那時我還不完全了解其中的含義。但她去世以後，我常常想到她的睿智，和她生前對我的訓示。

我做學生的年代和一般流亡學生沒有兩樣，是在戰火和炮轟中度過的。在北京念孔德小學時，便逃到香港；在香港的聖保祿女中和真光中學完成學業后，又逃到大後方讀嶺南大學。都是兵荒馬亂的歲月，也都是避難兼讀書。當時大部分的學生都很窮，沒有什麼好比較，雖然過著「出無車，吃無肉，居無屋」的貧乏生活，反而有知足常樂的心態，並不覺得太苦，倒是常常聽到一些淪陷區的狀況，以及日本人對淪陷區老百姓的殘暴手段。和那些在日本人統治下的苦難同胞及那些做地下工作、被日人施以酷刑或殘殺的愛國分子和鬥士相比較，我們是較幸運的了。

香港的情況仍不明朗，據說英軍還在抵抗，而日本飛機每天仍目中無人地拋炸彈。我們每天大清早起床，穿上暖和的外套，到地下室避難。差不多所有的店鋪都關門了。校中的存糧不多，我們的食糧來源短缺，校中女工常常冒著生命危險到店鋪求情，請他們賣些罐頭、餅乾和麵包給「那些可憐的孩子們」。我們晚上睡覺的常常因為吃得不飽，肚子餓得睡不著。

現在父親和我的繼母貝茜定居在加州碧埃蒙，我也關注他們。此外，我也趁此猶未太晚的時候，向他二老表達我的愛與關心。有時候，我也告訴父親我多關心他，然而這並不太容易，愛的感情是如此強烈脆弱，有時很難將它訴之於言辭，而且當你真正愛一個人的時候，一切言辭都是多餘，所謂盡在不言中。

學校女工是我們唯一的包打聽，她偶爾走出校門去探聽消息，消息很壞，據街坊傳說，日軍不但佔領了九龍全部，而且香港的淺水灣、深水灣，以及山頂的英國人住宅都已被全部佔領，又說很多英軍已被集中到赤柱的集中營，又說許多外國人（如法國人、德國人等其他歐洲人）都被召集到九龍的半島酒店，等待遣散或處理。女工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她又聽說不少以前在商店內做店員或小老闆的日本人都穿上了日本皇軍的軍裝，原來這些人都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是間諜，現在搖身一變竟然是香港的統治者了。

母親死後，我常在星期天做完彌撒之後，步行很長一段距離，去到母親墓前。有時候，我的感情似已枯竭，空洞洞的一片，我總是駐足良久，不忍離去，我意識到，她的夢想和希望，已在不知不覺中傳給了我。

再說廖家。

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長子不成器，可說是個敗家子，為外祖父帶來很多苦惱；長女就是母親；老三是次女，即沈覲鼎大使（曾任駐日本、古巴、巴西等地大使）原配，年29歲即染肺結核，死於北平協和醫院；老四是男兒，未成年即夭折；老五廖承鎏也做過外交官，與北平名媛賀小姐成婚。五舅母出身名門望族，儀態大方，我對她印象很不錯，後來五舅在聯合國做事，另與韓國女人相好，於是這段姻緣也告結束；老六、老七是女兒。許家兒女即我的表姊妹、表兄弟，都在大陸；老八是男的，現在美國；老九、老十都是女的，九姨嫁錢家，即廣東名律師錢樹芬之子錢乃文，九姨丈己去世，九姨住美國紐約，十姨現住加拿大，子女都非常上進。陳家、廖家都是大族，與我同輩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我數也數不清楚，更不要說是提名道姓了。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當然非常西化。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加州結婚後才隨著外祖父回到中國，我記得外祖母為了要學習中文，還請了一名中文教師；那位標準京片子的中文教師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著外祖母學習英語和法語。

父親在北平做過英文日報編輯，好像當時葉公超先生也在該報做事，後來又在北師大做教務長及英文系主任。父親和葉先生都是留英學生，不過葉先生比父親年輕，我們喊他喬治叔叔。父親入外交部時，我們還是未入學的小孩。記得他曾到緬甸做領事，我們全家大小一同從天津乘船到印度再到仰光。那段任期不太長，好像是因為外交部沒有經費，我們在那兒只過了大概一年，又轉回北平。回北平后我才上小學。在北平東華門大九-九-藏-書街孔德小學上一年級。

在中國較為高雅的男人玩花鳥、下棋、吟詩、飲酒唱和。

母親去世時正是抗日戰爭的戰亂年代。她死時只有45歲，是子宮癌。當時香港雖然還未被日軍佔領，但已人心惶惶。

1942年3、4月間我們拿到了離港證，也和大姐相聚（雖不是歡聚，但可以一起共患難）了，真是如獲大赦，終於可以逃離開這個充滿殺氣的孤島了。

廖家20年代在北京是大戶，外祖父母又喜歡交際。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還在古巴當公使（其時兩國沒有交換大使，公使就是全權大使），交了不少外國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結婚，據說婚禮舉行時遇到使館的道路都封鎖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當年是花童，父親穿著大禮服，母親梳著西式的捲髮，穿著一套在巴黎特別訂做的白紗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結婚照是我在多年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我無意中發現了母親的秘密與苦惱。

修女說：「都給你們了，沒有了。」彼時，修女臉上流著汗水。

小時候照顧我和三妹的是李媽，她和照顧么妹的奶媽——張媽是姑嫂。李媽先來，六妹出生后，李媽又把她的親戚張媽介紹來做奶媽，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別人照顧（我們家裡的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個，或許還不止此數）。

再說說我們在緬甸首府仰光的生活。我記得我們的房子很大，一部分是領事館的辦公室，一部分是我們的住宅。院子也很大，院子里有許多果樹，尤以芒果樹及木瓜樹為多。園丁每天都把木瓜和芒果採下迭到廚房來。我記不清楚我有多大年紀，總言之，還未到上學的年齡。有一個廣東老媽子帶著我，我和園盯司機和門房（都是土人）學緬語，小孩子學語言進步很快，幾個月下來我已可以用緬語交談，但離緬后就忘得一乾二淨。

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會我還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樓上偷看樓下舞廳的俊男美女聞樂起舞，並躲在門后偷聽母親彈琴、三姨唱歌。我們姊妹兩人有時也不禁拍著小手助興，直到老媽子半拉半扯地把我們送到睡房睡覺為止。

父親因為年少出國，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國學根底不深，後來雖然回國在北平做教授，當報紙編輯，又轉入外交部做領事等職，但因為中文不能與人較高下，總有點吃虧。先母也是在歐美長大，上洋學堂，所以我上學時讀中文只好靠老師，在家裡除外祖父外，其餘都是半洋人。連我的妹妹在抗戰後期也都到美國讀中學和大學。我的教育都是在中國學校完成的，後來再到美國苦習英文寫作與演講及公共關係時，我已是兩個小孩子的母親了。這是后話，以後再講。

母親去世時只有45歲，因此我們母女的恩情，可以說是很短暫的。但在這短暫的15年中，有四五年我和母親的感情非常接近。尤其是她去世前的一年，她在病中，纏綿病榻，都是大姐和我陪伴著她。父親其時已被調到舊金山當領事，據說因在戰時向外交部請假未獲准，因此一直沒有回來看母親的病，內中情節到底如何不得而知。父親如今年事已高，往事如煙，我也不願多追問了。

1937年夏，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進攻華北，我們一家從北平逃到香港，我還記得我們住銅鑼灣金龍台。我們在香港安頓下來后，父親單獨前往美國新墨西哥州任中華民國駐新墨西加利領事。臨行前，父母向我們解釋，我們必須留在香港繼續學業，待父親在新墨西加利安定下來，就會接我們去團聚。日本侵佔華北，陳廖兩家的家產幾乎蕩然無存。我現在懷疑，當時父親沒有接我們去的原因，可能不在住處無著落，而是經濟拮据所致。在中國戰時公務員的待遇低得可憐。早幾年，父親從來不靠薪水維持8口之家的生計，抗戰開始后，情況才有了改變，但那時候，我只是個孩子，對家中經濟發生問題，毫無所悉。不過，從母親那兒，我感覺得出，事情有點兒不對勁。我印象最深的是，母親不斷地從保險箱中取出她的首飾，卻很少見她戴用，偶爾，我聽見她在電話上和陌生人談論某幾樣首飾的價錢，心中極為不安。

三叔陳應凱和家人解放前後曾到香港居住了一個時期，後來還是回到廣州。陳家祖居在廣州，有一棟三進的大房子，在廣州市桃源上街。我于抗戰時，在廣州未淪陷於日軍控制前，曾和母親一同到過廣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于祖父逝世后即長住廣州，那棟房子是地道的南方大戶人家宅第。祖父陳慶雲是南海世家，年少得志，30出頭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討了兩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處。兩位如夫人都無所出，而祖母則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

祖父去世時年僅38歲，據祖母告訴我，祖父對於當時的香港電車公司有興趣，認為這可以在廣州發展，有利廣州市民，於是認購了大量香港電車公司的股票，並規劃在廣州市發展。可惜當時民風保守，對於新科技更不甚了了，以電車取代坐慣了的轎子和人力車，一般人似乎還不能接受。祖父舉債買大量股票，到年終時要還清債務，找了平時認為知己的親友想借些銀錢過年，但都被婉拒。其實當年祖父有房地產做抵押，又有其他物業，但人情冷暖自古已然，祖父大概年輕氣盛，一時想不開吧，便從自己的住宅五樓跳樓自殺而死。

母親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是在極優裕的環境下長大，從小住的是軒門巨宅，用的是進口歐美傢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國地毯，起居室玻璃櫃中陳列著中國的古玩。家規很嚴，吃晚飯時都需穿戴整齊如赴宴一般。阿姨舅舅每年和母親同到歐洲旅行，他們接受東西合璧式的教育，我記得母親精通多國語言，外祖父常說她該是家中的外交官。

祖母當時說這事來得太突然，因為她是小腳，小跑步到窗口前只拉到祖父的長褂一角，但人己從窗口跳下去了。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人承擔了一個大家庭，雖有產業，但孩子們都未成人，只好負起一切責任。祖母為了大兒子的前途，特別安排把年僅13歲的父親送到英國倫敦上英國的私立學校，接受外國教育。這個安排對父親的一生有甚大影響。年輕喪父，又被寡母送到異邦求學，這一切我想在一個年輕孤兒的心中一定非常傷痛。父親到外國留學后從中學到大學都沒有機會回家，因為要節省費用並要在暑期工作，直到大學畢業后，外祖父才給了旅費要他回家省母。

回到家，我聽到一個陌生女人在客廳里和母親談話。那女人嗓門很大。她說：「陳太太，就是這個價錢了。這對鑽石手鐲很好，也難找到。不過這年頭，有閑錢來買這樣東西的人也不多呀，你將就這個價錢吧。」

我走上前，向她請安：「媽，我來了，您好吧？」她回答：「我很好。醫生還要作些檢查，得在醫院再耽擱幾天——完了之後，就可以回家。」她接著又說：「不要擔心，不會有事的。」她握著我的手，好像是向我保證，不會有問題，但她的聲音卻不能令人心服，我有個預感，她沒有把事情全部真相告訴我。

記憶中，祖母長年念佛吃素，每天清晨即起，燒香、拜佛、念經，佛珠很少離手，除了吃飯和吸水煙筒。

夫婦兩人住在上海靜安寺路的一撞三層樓的弄堂房子里，與女兒女婿（上海名律師錢乃文）一同過日子。壯年時代的富貴榮華，以及北京時代外交部街上大宅車水馬龍的盛況，都成了過眼雲姻，但廖公處之泰然，日以詩文自娛，寄情詩酒，不為利誘不為名謀，更不為五斗米而折腰。

我們一到香港，就想盡辦法和外祖父聯絡，但均屬徒然。

那時北京人口不像現在人滿為患，空氣也沒有大污染，雖然還是燒煤球時代，但廚房和起居室隔離得很遠，因此對於所謂「空氣污染」這個名詞還未用著。

不一會兒，10多個身穿軍服的日本兵，後面跟著兩個中國翻譯，他們就在我們睡房外面的課室。而課室本來是會客室，現在為了集中管理，改成了我們日間唯一活動的地方。他們對修女問了些話，然後那翻譯說開門，那是我們睡室的門，門打開了，他們走了進來；我聞到酒臭味，並把頭縮在被窩裡偷看，我看到他們的皮靴，沾滿著污泥。修女把我們珍藏著的手錶、自來水筆（那時還沒有圓珠筆）從櫃里拿出來，用顫抖的手奉送給那些無賴。

母親住院那幾個月當中，主治大夫從來沒有確切地告訴我們，她究竟得了什麼病她吃不下，睡不著，身上覺得痛，整個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們告訴姐姐和我，母親也許得了胃潰瘍，接著又懷疑內臟出了毛病，遲遲不能決定是開刀呢，還是不開刀。日子就這樣拖了下來，日復一日，周復一周，月復一月。我永遠沒法了解，母親在醫院病了這麼久，為什麼父親始終沒有回香港看一看，難道工作真的那麼重要？如果是為了錢，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從朋友那兒周轉一下，我在心慌意亂的同時，更覺得傷心不已，我們還只是孩子，就得負起成人的重擔，戰爭再殘酷，也不該消除人的感情啊！我這樣想。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才漸漸原諒父親當時所做的和他沒有做的一切。

廖家不但排場大，而且又有幾朵待字閨中的金花，當然惹來不少慘綠少年。顧維鉤、葉公超和當年年輕的外交家是廖家的常客，這些故事都是後來葉公超告訴我的；當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訴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從三姨丈那兒打聽到一些零星後事，但這些年來他年歲大了，記憶力衰退了，所記不多。另外己故的劉鍇、鄭寶南也是常客。鄭寶南在擔任駐義大利代表時，我還帶著女兒去羅馬訪問過他，他殷勤地招待我們，我們還在羅馬的大噴水地中拋下了銀市，許個希望再訪羅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訪義大利時鄭寶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見到過他，現在他也作古了。

通過樓梯平台的窗口，我們可以看到對岸九龍的濃煙，只好你推我擁地往地下室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