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上海虹橋的新房，為了民航公司在虹橋機場的停機樓，公司找來了一位建築師——畢君，他拿著一個煙斗，比以前更成熟了，見到他我還有點初見他時的那點震蕩。我們握手，他說：「你一點沒變。」他說謊，我們都變了。他還握著我的手。

他們首先交給我們一封父親的親筆信，然後又有一封十四航空隊總部的手令，當然這是非常慎重的命使。他們非常有禮，我們請他們兩人到樓上我們的住處坐坐。他們帶來了好消息。他們帶來父親請陳納德將軍轉交給我們的生活費，並說以後還會繼續寄來。其次正如畢君所說，美國空軍急需會說英語的護士和醫生，十四航空隊徵求大姐的意願，想不想到昆明或重慶的十四航空隊醫院工作，這當然是大姐求之不得的。對我們幾位在學的女兒們，父親要我們隨著學校的遷移暫時就讀，他的最後決定是請陳納德將軍設法把他的孩子們送到印度的加爾各答，再乘船或軍機去美國。

12月8日本軍機來襲香港，改變了我們兩人以後的一切。相見相愛是緣分，未能有始有終是命運。

在香港最後一年中（1941年夏到1942年夏）的前半年我有一段甚為歡樂的日子，我嘗到了初戀的滋味。十五六歲的少女，青春是如此美麗，愛意是如此溫馨甜蜜。初戀大概是一個女人終生難忘的回憶吧。

採訪美軍的新聞反而比較方便，我也感到勝任愉快。靜宜大姐和妹妹們都由陳納德將軍安排由昆明飛印度，再由印度的加爾各答乘美國郵船到美國加州舊金山和父親與繼母在一起了。我沒去，我留在中國，等待戰爭結束，因為我想將來從事新聞工作。在那個時刻完全沒有出國的念頭。1945年春就聽到美軍傳說歐洲的戰事很快就會結束了，德軍已在歐洲戰場大撤退，盟軍亦已收復了不少失地。美軍已光復了菲律賓，亞洲的戰事也很快會結束了。

畢君對我採訪美軍消息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我只該採訪教育文化消息。在昆明有多少教育和文化的新聞呢？而戰地新聞，新聞局和報社都不準女記者去採訪，認為太危險。記得有一次婦女組團到前線勞軍，當然都由將領的夫人們做領隊，那些將領夫人看見中央社派來的記者竟是梳了兩條辮子的小女孩，就當著眾人問我：「中央社就只你一個人來？沒有派男記者？」我聽了這話真是又氣又惱，而且覺得這些娘子軍太盛氣凌人，但也不敢發作，只好回答說，「美軍新聞都是我採訪的，中央社認為各位夫人去勞軍由我未報道更為得體。」後來我回去對總編輯說：「以後凡是那些婦女的新聞請不要再派我去了，她們自己是女人，卻看不起女性。」

陳納德坐著他那輛老式順風牌轎車到火車站接我們，車上後座跳出未的是小喬，它是我們心愛的德國臘腸短腿、短毛小狗，毛色黑得發亮，蹦蹦跳跳，猛烈地擺搖著它粗短的小尾巴，和它的主人一樣高興地歡迎我歸來。

半夜，我對畢君說：「你先走吧，我好了會跟著來。」他用手蓋住我的雙唇，不要我說話。大姐也在旁，她說：「你好好休息，你會好的，大家都等你。」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9月，日本在南京向中國政府呈了投降書。8年的對日苦戰終於告一段落。而我也被派到上海中央通訊社工作，因為當時中央社總社正急於複原，欲搬回南京，上海是個大分社，也需要人手，我被派到上海算是升級了，其他同仁還未有新任命，我是第一人。論資歷，我是最淺的，但在複員的條件中，在交通便利這方面我佔了便宜，因為在昆明的美軍答應協助我乘坐美國的空軍飛機直飛上海，那比乘坐火車，或是乘坐黃魚車走公路要方便多了，而中央社上海分社正急於要採訪記者，當然我就被選上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訪問陳將軍時，他的一名秘書會速寫，為我畫了一張像，陳納德將軍說：「這張漫畫就送給我吧。」但我認為不太傳神，後來一位攝影記者在旁馬上為我們兩人拍了幾張照片，記得當時我還是梳了兩條辮子的黃毛丫頭，他是穿著軍服的將軍，那些照片我留了許多年。

我只知道一天見不到他我就心煩，這就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吧。

當年的香港酒店是香港最高貴的酒店，比現在的半島酒店有名，我只在門前走過，還來到過裏面去。大姐有一次和她的男友到那兒吃晚飯，她回來告訴我們那兒的豪華，又說那兒的食客多半是洋人，侍應生穿著白得發亮而又光滑的制服，上餐時總先稱小姐，然後又呼先生，很有禮貌。我們怎麼去香港酒店的我已記不清楚，只記得我們是在靠窗的一張餐桌被安排坐下。那天是接近中秋的日子，我們中學畢業典禮已舉行過，我也接到嶺南大學的入學通知書，是靠近學校開課的時候了。本來演講比賽是安排在7月的，後來因故延期，但若是演講比賽沒有延期，我和畢爾今生今世都不會會晤。就是因為比賽延了期，而畢君又剛剛在此時來到香港，這或許就是我們東方人說的緣分吧。

我說：「你不是也為我而留在香港了嗎？」

在國際飯店的套房裡，我和父親開始談判。他要我考慮和他們同去古晉1年，假如1年之後我仍維持原議，他就答應我們的婚事。我說古晉我是不會去的，五妹剛好入大學，她可以休學1年到古晉為父親服務。我們父女一再地討論，直到陳納德到旅館來接我們去國際飯店的十四樓吃晚飯，才稍停歇。

大姐又說日本人很兇惡又野蠻，粗聲大氣地罵人，女護士們不敢一人獨行，晚上有機會休息時都是集中在一起，以此相互保護，或許他們得到上級的命令，不敢對女護士強|暴，因為香港需要護士和醫生。

當年中央社昆明分社社長是陳叔通，總編輯是邵冀之。

這之後中外記者和攝影師來拍照，中外新聞、美國各大雜誌都登載了一張陳納德將軍和我接吻的照片，在那年頭，加上他的身份和我們不同的背景，實在是一件大新聞。為了不曝光，我們兩人沒有去度蜜月，第二天星期一，我們照常到辦公室上班。當時我已辭去了中央通訊社的採訪工作，轉到民航公司的新聞部上班，婚後，更跟著外子在工作上同甘共苦，一起為民航工作儘力。

我們在昆明的辦公室靠近金碧路，我住的地方是西壩，那兒是高級住宅區，並非是我住得起的地方。因為要找一地棲身，所以應徵做一家雲南富戶兩個孩子的家庭教師，替兩個小男孩補習功課。這家人家的男主人抽鴉片煙，臉色蒼白，真是滿臉煙容；年紀不大，但顯得衰老。女主人長得很標緻，但教育水平甚低，說話時嗓音很高，有點刺耳。她對我很關心。我有自己的房間和浴室，和他們的住處有些隔離，就如北方的四合院，中間隔個院子。兩個男孩子很淘氣，不太用功，倒喜歡我為他們說故事。晚間我和他們一同吃晚飯，然後再到中央社上班。男主人睡得很晚，大概中午才起床，晚上吃飯時卻會和大家在一起。他對我也很客氣，還稱我做老師，我還未到20歲已被稱為老師，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但作為流亡學生能在雲南的昆明找到一個舒服的棲身之地，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中央社雖有員工宿舍，也依規定配給我一個房間，但非常簡陋，而且空氣不好，我沒有接受。

大伙兒坐在宿舍的會客室內，畢君帶來了一包花生米，還有兩盒餅乾。工友說是特別招待，還泡了一壺茶。

我們吃了什麼東西我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喝了香檳后我又喝了一杯濃茶。兩位年輕男人在談他們一同去重慶的計劃。畢君還抽煙，吹出來的煙圈在我面前像霧一般迷惘。我記得母親生還常對朋友們說不要空著肚子喝酒，因為空肚喝酒容易醉，這話我還記得，因此在未喝香檳前我先吃了小碟內的核桃糧。畢君酒量好，和他的男同學說：「小姐們慢慢喝，我們兄弟倆乾杯。」他們兩人一飲而荊我的女同學說：「不要管他們，他們兩人志同道合，現在又要到重慶去抗日。」他不停地說話，但到底說了些什麼，我完全沒有聽進去。我是在做白日夢吧，我只覺得畢君雖然和好友在交談，但他的雙眼一直在看著我，我有點不好意思，數次低下了頭，我抬起頭時他多次望著我微笑，那些煙圈不知怎地總是往我這個方向飄福「安娜，你上大學選什麼課？」是他問我。

我還未回答他我是否喜歡音樂，更沒有答應他我去不去，他卻說要一點半來接我，好像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是的，好像我們真的認識很久了。

唉，要去愛一個人多麼費心機，多麼辛苦，再說我還不知道他會不會愛我。

我們只好和衣睡在泥地上，真是太累了，在泥地上也睡著了。第二天繼續趕路。詩人說的「雞聲茅店月」很夠詩意，逃難時偶爾聽到雞啼，但茅店月就無此心情去欣賞了。

繼續往桂林前進。

唉，我們分離不到一個月，但憂如隔世。我在10多歲的青春歲月中，就嘗過與相愛的人生離死別這病心滋味了。母親去世是死別，和畢君那一陣子也可以說是生離吧，以後的日子里就是因為繼續的生離，使我們無法不說再見。

1947年聖誕夜，我們坐在客廳內，聖誕樹下閃著紅綠色的燈光，大包小包五色繽紛的禮物堆積如山，有從中國各地進來的，也有從美國各地郵寄來的，還有不少是上海親朋和民航公司職員送來的。我想光是打開這些包裹，就要花上整個聖誕日。

我們的計劃行程是先到澳門，再由澳門去廣州灣，再由廣州灣入廣東的郁林，由郁林再入廣西的桂林。這條路線有領路人可以不經過日人統治的淪陷區，那些城市當時還未被日人佔領，到了1943年湘桂大戰，許多廣東、廣西城市相繼失守，當然那條路也就行不得了。

結果我們想出一個妙計。

外子彬彬有禮地稱外祖父母廖大使（外祖父曾任駐日本、古巴等國大使）、廖夫人，他們用流利的英語交談，外祖母還考了一下他的法語和西班牙語。坐下來玩橋牌時，我有時忘記了讓外祖父母多得分，還搶著做莊，偶爾他會在桌下碰我的腳尖，以提醒我。有幾次叫牌他裝傻，分明多過15點而不叫牌，就這樣使兩位老人家大贏。他說：「你們的牌術真好。」外祖父說：「今天我們的牌運還不錯。」於是有了第一次愉快的會面。

美國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受家父之託，在桂林找到了我們。在大後方昆明是十四航空隊（即飛虎隊）的大本營，其次是重慶、成都、西安、桂林、芷江……。來看我們的是兩位陳納德將軍的副官，一位少校，一位上尉。兩位洋人來叫門，把房東嚇了一大跳，她又不會說英語，還好那位上尉會說幾句中國話，他說：「陳小姐，我們找陳小姐。」這一來房東聽懂了，趕著上樓喊我和姐姐。他們滿頭大汗，大概地方不好找，街坊的兒童和一些鄰居圍著他們那部吉普車，孩子們都說ｒｅad.99csｗ.coｍ：「哈羅，哈羅！」那兩個人也舉起大拇指說：「頂好！頂好！」

畢君坐到我的身旁，他的兩隻手握著我的兩隻手說：「到內地去生活會很苦，但我相信我們會經得起考驗的。這兒不能久留，美國空軍將來一定會大大轟炸這個孤島的，到那時想逃都逃不出去了。你明白嗎？」我點頭，我明白。我問：「那些美國空軍志願隊很有辦法嗎？他們真的會協助中國空軍打退日本鬼子嗎？」畢君肯定地說：「當然啦，我弟弟常常說這隊志願軍真是了不起，內地的老百姓都喊他們叫飛虎，比這兒香港的英國空軍不堪一擊強多了。」

畢君曉得了這件事把邱君大罵一頓，然後又對我們姐妹說：「你們兩人也不對，我不是早已答應會照顧一切嗎，你們為什麼不相信？」那一晚上他很生氣，一人坐著不斷地抽煙，也不和我說話。我說：「就算我們倒霉吧，人說破財消災，錢是身外物，可有可無，你也不要生氣了。」

畢君說：「有誰在上海等你？」我說：「沒有，只有外祖父母。」我說的是真話。

婚前外子住的是公司的房子，但我們已商量過該有一棟自己的房子，於是就在虹橋路美華新村找尋。美華新村共有十二棟精緻房屋，都是英國式的房子，價錢相當昂貴。

我想我欠他太多了，我在香港舉目無親，若到了美國還得投靠父親和繼母，那是我絕對不想做的，那是下下策。在抗戰的洪流中我捱苦、捱餓都捱過來了，父親不接濟我因為我違反他的命令，但我也戰勝了考驗，我知道我能自食其力；但我沒有資金到外國留學，我也不能靠畢君；他若出國留學當然得靠父母供應一切，我能靠別人長久的接濟嗎？雖然他愛我，但我能接受別人長遠的資助嗎？除非以身相許，但我還想要自自由由地活一下，我就是不認命。

楊醫生苦笑道：「我希望你也留下，我們將來可以一同回到馬來西亞去。我想這場仗不會永遠打下去的，無論誰勝誰敗，我們不愁沒錢過日子的。」

陳納德將軍是美國30年代傑出的年輕飛行員。早年在美國沒有空軍總部，空軍是附屬陸軍的，而許多年老的陸軍對於航空這個新技術有很大歧見，不甚接受，因此從事飛行工作的青年受到很大的壓力和挑戰，陳納德也是隨例由陸軍轉入空軍。

我們和家人一起籌備婚禮，那是上海1947年底，不但是迎接1948年新年的來臨，更迎接那陌生而又充滿著考驗的未來。

到了澳門，我們又臟又累，暫時棲身在天主教室內。父親有過來電告訴我們已把我們的旅費匯到天主教堂內，由天主教室轉交、但天主教堂內的神父說根本沒有收到，這事使我們非常喪氣，但天主教堂也不能久住，我們也不能多等，只好先到了廣州灣再作打算。還好我們稍有積蓄，大家商量澳門不能久留，走為上策。

畢君和邱有耐都已設法替我們領取了離港證。邱慕華已探聽到一些消息，我們的大學已決定搬入內地自由區，到廣東的粵北，或到廣西的梧州還未決定，要學生們自己設法到桂林集中。大姐希望到大後方找工作。畢君對大姐說：「你這種人才國內最為需要，內地醫院設備簡陋，醫生、護士奇缺。」他又對楊醫生說，「你可知道在中國有一個美國空軍志願隊，他們的領導人是美國有名望的飛行教練，名叫防納德。他是蔣介石和蔣夫人宋美齡特別邀請來中國訓練中國空軍、並助中國抗日的。我的弟弟在空軍做飛行員，對這隊美國軍人贊不絕日，聽說這批志願隊也急於在重慶和昆明徵募醫生和護士，你和靜宜（即我的大姐）一定可以在那兒找到工作，尤其是你的英語比華語還流利，是他們求之不得的。」

只是因為我是一個小職員，又是個女的，所以沒權說話。吉普車被搶走了，根本沒有人幫我抗議，若在今日，這種情況一定會被女權組織來個制裁。還好，我做晚間編輯工作不久就被升調到採訪部，因為我會英語，因此順理成章，被派到外事組採訪美軍的工作和中美空軍共同抗日的一些消息。

我曾提及大姐在香港認識了一位醫生，他是馬來西亞的華裔，他不懂中文，但會說廣東活。父親是吉隆坡的富戶，有幾處大橡膠園。他出入有汽車，在香港還有一棟華麗的房子在半山上。他對大姐很好，我們覺得他為人和善，很風趣，常常愛說笑話，當我們傷心失意時，尤其是喪母之後，他常常想盡各種方法逗我們開心。他也會在假日駕著他的敞篷汽車帶我們去淺水灣、深水灣兜風。我想他很愛大姐，但大姐對他有點若即若離。

這兒值得一提的是大姐的男朋友。那位當初不願離開香港的華裔馬來西亞醫生不久又從香港追到桂林來找大姐，但大姐已離開桂林到重慶去了；他又千辛萬苦地追蹤到重慶，但大姐認為他雖多金卻缺少勇氣，對他很冷淡。這位痴情的醫生一直守在中國，雖然後來大姐到了美國他仍在中國大後方工作，以便能和美國的大姐通訊（淪陷區不能通訊）。抗戰勝利后他回到馬來西亞，不久又再回到香港自設診所，做得很成功。但大姐一直沒有再和他聯繫，倒是後來六妹香桃婚後在香港工作並定居，還和他有往來。

我愛畢君，但我還年輕，若去香港，再見他的父母，可否就會把兩人的終身大事定了呢。在戰亂中多災多難地捱過了近4個年頭，我要到上海痛痛快快地過我的青春。我告訴畢君我已決定乘軍機去上海，他若來聚，我答應在上海等他。我告訴了他我外祖父母在上海的住址。我回憶到我們的初遇，我更不會忘記我們一同從香港逃入大後方那段辛苦的經歷。但這次我也有我的選擇，我剛過雙十年華，我還想看看浪漫的世界。

在那個年代，我可以抗議不去美國，留在中國讀書，但婚姻大事若得不到雙親的祝福將會引來不少閑話，不但在中國人面前抬不起頭，到美國去也會被人看不起。因此要得到雙親的點頭真要下點苦功夫。當時父親、繼母和外祖父母談論我的婚事時常常辦紅耳赤，幾乎翻了臉，父親說他這個不聽話又任性的女兒都是被丈人和丈母娘寵壞的。

除夕前我最喜歡和母親一同去逛花市。為了圖個來年大吉大利，家中要有串鍾花（取其長久之意）、要有小桔子樹（取其大古大利之急），還有水仙，水仙是吉祥的植物，放在雲石盤中別有一種幽香之氣。

畢君說：「你錯了，日本人要征服中國，也想要征服全亞洲，和德國人要征服歐洲同一路貨，你知道嗎？」

他說他有兩個空著的倉庫，答應讓我們住到他的倉庫里去，並且找了些帆布床讓我們睡覺。

第二天晚上我們到將軍家中晚餐，飯後將軍請繼母進入書房，他們在那兒談了許久，出來時將軍笑著對我說：「你現在仍是民航公司的職員，我批准你請假一星期，陪你的父母去杭州西湖玩玩，再仔細商量一下我們的結婚大事吧。」

我又告訴畢君我若留在香港或到內地去讀大學，我想都不會成為大問題，我可以拿到獎學金，而且還可以找一份家教工作，如此我就可以開始自立了，也不需要靠父親了。我真的不想去應付那位素未謀面的繼母，一定是她影響父親連妻子父親曾來電告訴我們姊妹們說，抗戰時期外交部不準請假，大姐和父親較接近，她相信這謊言，但我不相信，我雖年幼，我也知道中國政府不至如此荒唐，連妻子的喪事都不準官員請假去辦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久久未能原諒父親，更何況當年廖家大富大貴，北京大宅前車水馬龍的時代，父親得了多少外祖父母的提攜；我提到母親病危和身後事就禁不住眼淚潸潸而下。畢君常安慰我，他對我說要盡量照顧我，但他認為該讓妹妹們去美國投靠父親，因為她們年紀太小他的態度已表明白了，我太年輕，我該怎辦？何去何從？

抗戰勝利后我離開昆明到了上海，不久，陳納德將軍也到中國來了。他是回到中國來組織中美合作為航空公司的。我們的戀愛該說是在上海開始的。

有段小插曲值得一提。在廣州灣邱君說認識一位生意人，有意買些珠寶，我和姐姐兩個傻瓜把母親名貴的鑽石戒子和一對鑽石手鐲、一條鑽石項鏈全套交給了那位商人，他說第二天會把現金送來，我們還慶幸天無絕人之路。當初我們姐妹兩人商議把首飾交給那陌生人還是瞞著畢君的，因為畢君說他有存款，吩咐我們非不得已時絕對不要變賣珠寶，但邱君卻對我說我們姐妹已連累了畢君這麼深，不當再向他借錢，我心中實在有歉意，因此才偷偷地拜託邱君找人來買母親的首飾。當然也該怪我們這些年輕人無知，更不認識人心之險惡，我們第二天左等右等，那個拿了寶物去的傢伙根本不見蹤影。

去澳門的船很擠，也沒有頭等、二等之分，總之拿著行李能夠擠上船就算是幸運了。我們好不容易擠上船，但船艙內已擠不進去，只好獃在甲板上，把行李放在身旁；坐定后根本不敢再移動，因為後面還有不少人你推我擠地要搶著上船來，假如稍微移動一下，位置就會被別人佔去了。

我在演講比賽中得了冠軍，當然同學們替我高興，我也喜出望外，因為在決賽中只剩下男女各一名，男生是聖士提凡男校的高材生林君，我們以前也在比賽場中互爭雌雄，那一次我們打了平手，評審員給我們的分數不分高下，我們握手互賀。

大家向我道賀之後，曲終人散，我的女同學領著兩位年輕人向我走來，女同學先介紹她自己的大哥，然後又介紹畢君。

畢君離去時楊醫生還和大姐在那兒爭論不停。他對靜宜大姐道別後又對楊醫生說：「你的決定是錯誤的，你會後悔的，到那時恐怕太遲了！」

他真是比我有辦法。

畢君說：「那我們再會了，你好好照顧自己。」

逃亡的第八天我病了。是難民的通病，打擺子。這是由蚊蟲傳染的病，發燒頭痛，一陣子熱、一陣子冷，全身不斷發抖。

陳納德在中國3年後，直到1940年初才得到美國羅斯福總統的特許令和政府的正式支持。他在美國召集了年輕的飛行員共100多人，此外還有機械人員和文職人員等約300人左右，到中國來協助訓練中國空軍，這就是後來有名的飛虎隊（原名美國空軍志願隊）。飛虎隊總部設在雲南省會昆明，因為美國空軍是在印度集中受訓，以順地利之便。這些飛行員穿的皮夾克背後有一面告示，是中國政府發的，上面寫著：「來華助戰洋人，官民一體照護」。在美國的華府航天博物館現在仍有當年用來擊敗日本人的P-40戰鬥機在展覽，有一處還展覽著這個皮夾克和陳納德將軍的一些勳章。

命運之神替我們解決了一切，根本沒有再選擇的餘地與機會。星期日的下午我和畢君在校院內又談到去重慶還是去美國的問題。那天大姐因為醫院有了周末假期，回到學校的宿舍來，她也和畢君熟悉了九*九*藏*書，而且也很喜歡他。大姐知道我心事重重，但她勸我去美國，不贊成我去重慶，她認為把我一個留在中國實在不放心，因為我太年輕，又太無知，也許還有點感情用事。大姐私下對我說，「你跟著他去重慶，你還沒有選擇好哪所大學，你住到那兒，假如他被調到別的地方工作，有誰來照顧你。」大姐說得對，那我就留在香港吧，反正學校會照顧學生，那我暫時就繼續到嶺南大學上課。

我沒話說，心中很亂。

我們大伙兒在桂林租了一棟房子暫居，一方面從桂林打電報到美國和父親聯絡，另一方面也等候學校開學的消息。

那是星期天，12月7日，我和妹妹們走到飯堂吃晚餐。我們做夢也沒想到這是我們在飯堂內吃最後的晚餐。

1941年的夏天我代表中學參加全港中學生中文演講比賽，在20多名的競選代表中我獲得了冠軍。一位嶺南大學的學生應他妹妹——也是我的同班同學之邀來聽這些男女中學生演講，與他同來的是他的中學同學畢爾，他是中國著名的工程學校唐山交通大學的畢業生。藉著暑期之便米香港省親，暑期結束之後他就打算入內地參加抗戰行列，他的目的地是重慶。

之後，陳納德一有空就到外祖父母家來，有時候我不在他就和外祖父聊天。外祖父講他的外交經歷，陳納德回憶抗日時的驚險，兩人談得相當投機。他還會陪著外祖父喝放冰塊的成士忌，漸漸地，他就像家中的一員了；連在二樓居住的九姨和九姨丈偶爾也來湊熱鬧，我想兩老對他已沒有太多成見。

第一個晚上落腳的地方已不記其名，那個下榻的旅館就像中國章回小說的黑店，我們姐妹6人共得兩張木板床，邱氏兄妹就只好和畢君擠到另一個角落去了。我們走了幾近一天的路，累得有氣無力，只想象頭大睡。不料人還未躺下便覺一身奇癢難忍，揭開那張半灰白的床單一看，唉呀，全木板上儘是千千萬萬隻虱子在爬動，用手一抹，全是血跡，這些虱子不知已吸飽了多少逃難人的鮮血。

還好，過了約一周，大姐也和我們聯絡上了。她和一位護士一同從聖母瑪利亞醫院步行到聖保祿女中，她們兩人從早上出發，到了中午才和我們相見。那位大姐的同事是印度人，在香港長大，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我們留她在宿舍休息一下，和我們一同吃中飯，吃的仍是紅豆粥。女工給加了一道菜，說慶祝大姐平安歸來。她又給每人一個烤白薯，還有一點自糖，那是難得的甜食。

九月中旬我開始到大學上課，他也忙著和他的好友、同學準備各種到重慶的事項，可是他無論多忙，總設法到學校來看我，他已成為常客，修女們對他很客氣，而且他時常帶些鮮果和巧克力糖等送給修女，又給女工賞錢，大家對他都很歡迎。

19年流浪，我終於有了一個家，有一所我自己名下的房子。雖然因為戰事，我們在那所房子里只住了不到兩年，又得再搬家，但我有一個關心我、愛我的人與我同在。

為了打發時間，我整日看書，《紅樓夢》、《聊齋》、《金瓶梅》、《浮生六記》、《古文觀止》，又讀了不少英文名著，如英譯的俄國名著《戰爭與和平》，法國名作家莫泊桑的著作也是那時開始欣賞，我最喜歡他的短篇小說，比如《項鏈》和《一把梳子》的故事真是太動人了。張恨水的小說如《京華春夢》、《再生緣》等也都看了。我還寫了日記，可惜逃難時這些日記本都不能帶，失落了。

畢君說：「我還想到英國或美國再多念點書，你也可以和我一道去。但你得和我在香港聚面，我們再商量。」

「很快了，嶺南大學沒有課室，我們是借用香港大學的課室，因此多半在下午和晚間上課。」這次我鼓起勇氣回答了，我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如此羞答答的，真有點莫名其妙。

30年代航空工業進入一個發展時代，許多青年都熱衷飛行，因此陳納德的聲譽也在此時起飛，並做了飛行員的教練；他還預言國防將來一定會倚重空軍。就在30代的中葉，蘇聯（今俄羅斯）也急於發展航空工業，蘇聯政府還特別派代表到美國來找他，聘請他到蘇聯去做教練，當時陳納德曾出版了一本手冊，解說飛行的細則，莫斯科空軍還把此手冊從英文譯成俄文，他們非常佩服陳納德的見解，要重金聘請他去俄國，並答應供應住宅、汽車和司機，月薪美金1000元。那時陳納德是空軍少校，月薪只有360元，這個升官發財的機會多麼大，但陳納德沒有接受，原因是他不願把他的飛行經驗供給俄國，他認為美國與蘇聯之間遲早會有對峙的局面，他寧願暫時守在美國，他也知道他的所長終有大展宏圖之日。

憂患中，寒冷的2月到來，是農曆的冬至吧。太平歲月中，香港人是隨俗過農曆年的。我記得母親在世時，我們逢年關家中就開始熱鬧起來，傭人們忙著做年糕、千堆（是油炸的糯米做的甜點心，像個圓球，可以擺放很久）、蘿蔔糕，又準備了各種糖果、瓜子、還有很多蓮子。百果盒中都是些好吃的小東西。年夜前各家各戶都互相送札，由女佣人擔著禮盒送年禮；當然客人不會全部收下，只收取一些以表謝意，然後又得把一份紅包（內有禮金）放在禮盒內，又得給來人賞錢（廣東人曰「利是」），再請來人多謝主人，皆大歡喜。這樣你來我往，從臘月中開始，直到除夕。

我得為畢君活著，我得為我的姐妹活著。

陳納德將軍為了討好雙親，還派了專機到香港把兩人接到上海見面，又替他們在當年上海一流的賓館——國際飯店訂了最好的套房，讓他們休息。

外祖母對陳納德印象甚好，但捨不得我遠嫁。我告訴她，我的愛人有志留在中國協助中國的重建，即使回美也是暫時的，我們計劃留在東方。後來我沒有食言，我和外子一直以上海、香港、台北為家。大陸巨變后，外祖父母移居香港堅尼地道，我在香港九龍塘有一棟房子，但因工作的關係，還是定居在台北。

我們的經濟情況也因公司業務的開展而大有進步。在中國大陸一共有47個站。上海虹橋機場是大本營，此外北京、南京、西安、桂林、貴陽、蘭州、太原、包頭、瀋陽、長春、煙台、青島，整個大東南、大東北、大西南，如昆明、重慶、成都、廣州、青海、寧夏、綏遠、西藏……，都有民航公司的班機。我有許多機會到每個地方隨著外子視察業務，也為公司的周刊寫報告。

畢爾問我：「你喜歡音樂嗎？下星期天名聲樂家斯義桂在娛樂大戲院演唱，我一點半來接你。」

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天，不知道是那郎中的中藥真靈，還是奇迹出現，我竟然熱退病除，出了一身冷汗。大姐用熱水替我抹臉抹身子。我除了感到虛弱外，不再打擺子了、也不再拉肚子。我口渴時只喝些開水。我起來了。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是胃潰瘍。大概多年在內地的營養太壞，回到上海外祖母又每天要我喝雞湯和補品，飲食前後失調反而鬧出胃病來了。那次的胃病是慢慢發作的，我說過到了上海，我對自己許願要快樂輕鬆地活一下，因此經常和親戚朋友們到夜總會跳舞（我到如今仍然喜歡這項運動）或是去看電影。在工作之餘一定會安排娛樂節目，家中和辦公室找我的電話日夜響個不停。大概節日排得太滿了，所以才會生病，胃部開始夜間作痛，直到有一天痛不可支，才被送入醫院。大夫說這是長期生活不正常、飲食不協調的毛病，吃藥、休息該會複原，外祖父母都說：「這個大孩子在這兒玩瘋了，就讓她在醫院好好休息吧。」

船行得很慢，大概人太多了，一定超重，還好沒有沉船，不然大家都完蛋。我還記得1949年大陸人從上海逃到台灣，有一條重慶輪就在行駛到台灣的基隆港途中，還未到達，船就沉了。全船旅客都送了命。船上還有一位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的同事也同歸於盡，葬身魚腹，悲慘之極。

那位印度護士對我們說日本軍官已一再宣布他們攻擊香港是解放亞洲的殖民地，他們是對英國直戰，在香港的中國人和印度人不是他們的敵人，被送去集中營的是英國人，他們是戰犯，是俘虜。那位印度護士又說她和她的家人不打算離開香港。她的父母離開印度到香港來就是因為印度的生活太苦，非常貧困，又常受英國人的欺侮。她說：「日本人不會比英國人更壞。」我沒有答話，我自小即對殖民地這個名詞憎厭，英國人、日本人在中國都橫行無道。我還記得「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了東北三省，我們姊妹隨著父母逃到天津避難的情景，後來中國政府正式割讓了東北給日本，我們才得回到北京。我那時年紀雖小，但印象卻深刻。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車上，我永遠忘不了日本憲兵那種傲慢、兇惡而又蠻橫的臉孔和態度。我沒有時間和心情與那位印度護士辯論，我該感謝她伴同大姐安全地回到校舍，使我們雖在憂患中仍得重聚在一起。

我告訴了畢君我的身世、處境，他同情我、鼓勵我。他對中國充滿了希望，但他也知道戰事不會在短期內結束，他告訴我內地已不斷喊著「長期抗戰到底」的口號。他似乎對於當時局勢很清楚。我也和他談到是否該到美國去依靠父親和繼母的問題，我對父女之情不深，有美國回來的親戚告訴我繼母是一位名醫，長相不好，而且很兇，但很能幹，我心中悸悸然。

邱君到他住的旅社去找他，掌柜說那人已於當天大清早走了。

1941年12月初，畢君接到重慶的電話催促他去上班，他也回了電話告訴有關部門他在12月底一定報到。我們姐妹6人訂了美國總統郵船公司的船票，啟程日期是12月27日。畢君說要等到我們都上了船他才能安心離港。12月了，大家都該走了，而我還是猶豫不決。畢君當然希望我到重慶升學，不要到美國去。這是大事，不能由他決定，但他買了三張到重慶的機票，他和他的同學每人一張，另一張是我的。機票很難買到，但他為我準備好了，船票、機票任我選擇，魚與熊掌，我該如何取捨。

日本對上海大轟炸、南京大屠殺使陳納德增強了協助中國的決心，但他是美國人，若要援外一定要得到美國政府的批准，也就是說要得到美國國務院的同意，這並不簡單。同時中國空軍雖然只是初試啼聲，但請外國人來指導中國人並不是易事，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這一點中外無別。

從廣州灣到郁林這段路很不好走，所過之處都是小村落，貧窮、落後，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中國農村的真面目。我們姐妹生於官宦之家，生活在北京、天津和香港，都是進步的城市，從來沒有體驗過中國的農村生活。我對中國農村的認識除了讀過賽珍珠女士的《大地》和《龍子》之外，就是看過中國電影如《漁光曲》等等。我們現在親眼看到，九九藏書親身體驗到中國的貧窮，老百姓生活的艱苦，又沿途聽到日軍的殘暴行動，而中國的軍隊雖然堅勇但武器不如日本，組織不如日本，加以日本空軍又不分晝夜地狂炸，我真擔心這個苦難的中國，苦難的老百姓能夠支撐多久。唉，那時也想不了這麼多，只有匆匆逃命。

1942年夏的廣州灣擠滿了來自各地的難民。大家都在等交通工具或領路人再往前進。領路人既要迴避日軍佔領區，也不敢走近共產黨（當時是第八路軍）游擊隊出沒的地帶，這樣當然要繞圈子、走遠路。我們姊妹6人的目的地是桂林，要和學校聯絡上，然後還要安排幾個妹妹的去處，她們也得上學，在內地等候父親的消息，再作長遠的安排。畢君目的地是重慶，邱氏兄妹也去重慶，因此我們這一行人可能在桂林就要分手了。

「你們什麼時候開學？」畢君又問。

斯義桂那天的演唱很成功，是滿座。我們兩人坐在中排，全心在聽他的演唱，他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很自然地，畢君握住了我的手，好像我們的手好久好久以前就曾握在一起，有一種默契，有一分溫情，我的心快要從胸口跳出來了。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單獨在一起，四周的聽眾與我們無關。我只希望這個音樂會永遠繼續下去，好讓我們依偎而坐，好讓他握著我的手。

他答道。他告訴我家人都平安，又告訴我日本已炸了美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美日已正式宣戰了。他又說日本和美國作戰對中國戰場會有利，現在情勢大有改變，美國可以正式協助中國抗日了。在香港我們也知道南京大屠殺和上海大轟炸的慘案，還有些將士死守陣地、壯烈犧牲的事迹。但香港的中英文報紙對歐洲戰場的戰事報道較多，中國的戰事沒有太多的報道；還好有愛護我們的老師們常常為我們灌輸一些國事常識，以補不足。

這就是初戀，是我的初戀。

大姐把楊醫生拉到一個角落，他們兩人在低聲爭論。

侍者把下午茶的餐單送過來，那是香港英國人享受下午茶的時分。畢君說；「我想今天該喝點香檳來祝賀陳小組。」我的女同學說：「你不要喊她陳小組，喊她香梅，也可以喊她安娜！」一邊笑，一邊用指頭指著我的鼻子說：「我們學校的才女安娜，我們學校的冠軍安娜。」畢君望著我微笑，他問我：「安娜，今天喝一點香檳可以吧？」我點點頭，只感到臉頰發熱。

畢君說：「這不是錢的問題，難道你願意一輩子做亡國奴！」楊醫生著急了，也發怒了，他說：「誰是亡國奴，你的弟弟是空軍，你來香港大概也是做地下工作。你把6個女孩子都吸引到內地去，你真能照顧她們嗎？你父親有錢，你有理想，值得幾文錢！」

除夕前一天，女工到外面買到了幾斤豬肉和一些菠菜，還有香腸，慈心的米鋪老闆還給了她兩包白米，說是讓學生們也過個年，這些景況不是身歷其境是無法想像的。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星期天。從早上我在教室聽憲彌撒后就一直望著室內的時鐘，時間好像停止了，這就是所謂度日如年吧。我已試過三四件夏天的旗袍，白色的、淺藍色的、粉紅色的、淺紫色的，左照鏡，右照鏡，頗有點顧影自憐。我選擇了淺紫色的有幾點小白花的旗袍。我把母親遺留下的高跟鞋拿了出來，還可以穿得上，但在室內走了兩步很不自然，還是穿上了自己的夏天涼鞋。學校是不準化妝的，我只有面霜和淺色的口紅。母親留下的香水還沒用過，那天我撒了幾滴香水在手帕上，母親喜歡擦香水在耳後，我第一次依樣畫葫蘆。

對於飛行這項新技術陳納德非常有興趣，不但努力學習，而且和他的同夥發明了多種空中表演的技巧；其中兩人和陳納德組成三人小組，到各地表演，非常受歡迎。

邱氏兄妹又和我們商量了一些準備事宜，就先告辭了。

人也隨之衰弱而沒有氣力，雖然服食了一些隨身帶著的藥片，但也不能馬上見效。同行的不光是我們這一隊人，大家要趕路，我也只好扶病而行，畢君找了兩個腳夫，讓我坐在滑桿上，勉強支撐著。真是禍不單行，過了兩天我又得了痢疾，當然也是由食物或茶水那兒傳染過來的，加上我體弱，沒有抵抗力，我整個人都癱了，無法再前行；我不但有點昏迷，而且肚子痛得厲害，真的不想活了。

1990年美國民意測驗，選出了美國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和在亞洲的美國英雄，歐洲英雄是艾森豪威爾元帥，亞洲英雄是陳納德將軍。同年9月6日美國郵局也出了紀念郵票，陳納德將軍的首日封郵票在他的冥誕發起，在他的故鄉路易斯安那州夢諾城舉行典禮，有數千人參加。台灣當局派了當時駐華盛頓協調處的代表丁悉時，美國政府有些意見，國為沒有外交關係。但我認為當年陳納德將軍是和蔣介石政府合作的，關係頗深，不該拒絕。緣於此，也有不少中國空軍代表到場參加，非常熱鬧。

1937年，陳納德將軍被邀來參戰時，我還在香港念書，由於香港也被日軍佔領，我便輾轉入大後方求學。後來又因為在昆明以中央社記者的身份採訪美軍戰地新聞而得見陳納德將軍，而他又受我父親之託照顧我們姐妹，所以父親可以說是我們的介紹人了。

我只聽到重慶兩個字，因為他是要到重慶去工作的。我說：「現在我還沒有什麼打算。」他還不知道我們在香港姊妹6個相依為命，在抗戰的大後方，舉目無親，我們能夠靠誰。在香港，至少每個月父親會從美國匯款過來讓我們繳學費和在學校的住宿費。母親去世一年，父親就在美國的舊金山續弦了。母親病危，母親身後他都沒有回港，一切後事都由我和大姐兩人承擔了，可憐大姐才剛過20歲生日，而我離15歲還差好幾個月呢，這樁事我一直無法釋懷。讀了太多詩詞，又熟讀了《紅樓夢》吧，青春時期的我真有點多愁善感。而畢君呢，他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雖然父親是有名的中藥店老闆，又開了珠寶店，該是個公子哥兒了，但他不是。我們相識后不久，我就對他的品格非常欣賞，而他的樂觀個性也使我有更大的勇氣戰勝後來許多不幸的疾苦和悲慘的遭遇。

錢財真的是身外物，我的一生對於這身外物看得不重，大難之後，雖然沒有像不少朋友成為億萬富翁，但也沒有什麼短缺，反而有些守財奴錢雖多，但並買不到快樂。

陳納德視察了中國空軍情況后，蔣介石請他據實報告，陳納德說一切比他想像的更糟，於是蔣介石大怒，把毛邦初訓斥了一頓，但於事無補。

當天晚上我們邀請了幾位朋友共進晚餐。我們並不想勞師動眾，也不想製造新聞，但卻不知道何時走漏了消息。在我們用餐時，傭人報告有新聞記者找陳納德夫人，當時我還在和客人交談，我的新婚夫婿笑著說：「陳納德夫人，有人找你，你去應付一下吧。」大家都笑開了。

畢君沒有消息，大姐也沒有消息。我真是擔心。

桂林是抗戰時期的重要地區。廣東桂系首腦白崇禧將軍，後來做了副總統、代總統的辛宗仁，現在中國大陸做政協委員的程思遠，當年做廣西省主席的黃旭初都是廣西人，桂林也是中美空軍西南的大本營。

畢君和我的一段情則不是三言兩語的事，這其間有不少波折，也有不少誤會。李商隱《涼思》一首：「客去波平檻，蟬休露滿枝，永懷當此節，倚立自移時；北斗兼春遠，南陵寓使遲，天涯占夢數，疑誤有新知。」可以稍見當年雙方的心境。他到滇緬公路去工作了，而我又隨著學校東奔西跑，好不容易抗戰最後一年跑到昆明，在中央社找到工作，而畢君又被調回重慶了，聚少離多，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當然是文科了，你還不知道她還是我們校刊的總編輯呢，她的文言詩、白話詩都是一流，噢，還有她還是寫情書的高手，有幾位女同學的情書都是我們這位才女捉筆的。」我還未回答，她卻搶先代我說了一大串，我的雙頰紅得發熱。

他用手絹替我抹眼淚說：「你不要哭，我因為愛你才寧願和你暫別，我的父母不願離開香港，因為父親在照顧他的店鋪，這是他的家，你留在香港是最壞的選擇，我不能讓你這樣做。」

當年外祖父不適時，我還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后未能隨侍在側到他臨終，是因為外子也病重在醫院，而他們兩人同在1958年去世。

大姐先發問了，她說：「你想我們真的可以在重慶或昆明找到工作？」畢君說：「內地正需要很多人才，可惜有些青年卻到美國去避難了。」大姐說：「我想去內地工作。」畢君說：「這個決定是對的，我們自己不救中國，誰來救中國。」我心中暗想我真的沒有看錯人埃楊醫生一聲不響，他似有所思，大家望著他。這時他說話了：「我不準備走。聽說大後方生活很苦，我是做醫生的，我不懂政治。無論英國人、日本人我們都是為病人服務。」

畢君不贊成我留在香港，他說香港安全大有問題，他肯定日本遲早會向英美宣戰。他說：「你若留在香港，我不放心，這兒遲早會有戰爭，太危險了。你若不去重慶，我寧願你到美國去，那兒至少比較安全。」

我病後出院，醫生囑咐要多休息，外祖父母也和我約法三章，不準天天和朋友有約，除了工作外要多在家休息。這一來倒給陳納德將軍很多上門拜訪兩位老人家的機會，當初我還不敢請他到家中來，而且還得找機會說服兩老；首先至少讓他們在最低限度之內能接受這位比我年長30多歲的外國人。

1942年6月初我們離開了香港，開始了逃亡的生活。我們首先從香港乘船到澳門，每人限帶行李一件。在這之前我們把家裡歷年保存的古玩、古董書畫裝滿了幾大箱存放在大姐的印度女同事家中，因為這家印度人不打算走，也答應替我們保管，此外有些母親陪嫁的貴重金銀器皿也裝了箱，交給畢家保管。母親有不少鑽石、翡翠、珍珠、藍寶、綠寶以及金銀首飾，我和大姐商量要帶走，將來需要生活費時或可變賣。我和大姐兩人偷偷地把這些寶物縫到冬天穿的較厚的棉襖里，我們又想到一個妙法，在幾本書冊當中剪穿一個洞，把一些鑽石耳環和戒子放入洞中，再用繩子把書本捆好。還算幸運，沒有被日人查到，過了關。

父親知道我已有所決定，而且不會讓步，後來是他讓步了。他說：「我想作主意已定，我嫁了你這個女兒，我也要去古晉就任了。」

住進倉庫后，畢君和邱君設法去找醫生和買葯，那個地方哪有醫生，只有郎中，他來把脈，給了我兩貼中藥，吩咐大姐煮給我喝。喝了葯晚間肚子痛得更厲害，倉庫內沒有廁所，只好扶病到荒地上解決。晚上來往出入10多次之後我已沒有氣力了。在又熱、蚊子又多的倉庫里，我們靠數支蚊香來驅逐蚊子，倉庫沒有九-九-藏-書窗子，不通風，只好把門開著。我仍發著高燒，昏迷中，我知道大姐和畢君守在我身旁，我想我大概不久人世了，但我並不想死，我只有10多歲，我還沒活夠呢，雖然多災多難，但我卻不願向死神投降。

大姐和畢君都離去了。

畢君家中富有，又是長子，他在交通大學畢業后，當然可以去美國留學，但他沒有去。他的弟弟大學畢業后投效中國空軍，參加抗戰行列。這些都可以代表第二次大戰的熱血青年。華君之弟後來在空軍戰役中犧牲了。我和畢君相識時還不知道他有一弟己是中國空軍的飛行員，直到有一天我們在討論如何離港入內地大後方讀書和工作時才談起，而且也是非常偶然的。

我是中央通訊社第一位女記者，因為40年代新聞機構還很保守，不願女性作採訪。1944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社昆明分社時是試用，在編輯部做助理。我的工作是在晚上把所有來稿閱讀後再加標題。因為在中學和大學多年來一直負責校刊編輯，因此對這項工作也可以說是駕輕就熟。

一切計劃都因珍珠港事變而全部變卦。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泣不成聲，大姐也在流淚。

在杭州西湖停留了5天之後，我們回到上海。

大姐告訴我醫院里住滿了病人，還有許多傷兵。醫藥短缺，醫生和護士們都不眠不休地在照顧病人，她又說醫院沒有被日軍接收，但每一層樓都有日本人在監視，還有幾位日本醫生和護士，他們是英軍投降后才出現的，或許這些日本人早已來到香港，不過沒有表明身份。後來我們才知道不少日本人在香港都是以經商為名，是在香港做各種地下工作的；英軍一投降，他們就公開表明身份，而且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

我說：「畢爾，未來是如此渺茫，有誰能預言明天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不想活的時候想起了留在香港的楊醫生，我想他或許沒有做完全錯誤的決定，這種日子是人過的嗎？我想假如這就是自由區的後方，我真的不想活了。大家見我病得相當重，同意找個地方停留兩天，找個醫生。

真是無巧不成書。有一天這位醫生來到宿舍看望大姐，他仍繼續在醫院工作，跟著畢君和他的同事，還有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同學一起來了。這兩位兄妹我也該給他們一個姓名了，男的是邱有耐，女的是邱慕華。那位醫生姓楊，我們就稱他楊醫生吧。

樂隊奏著我們喜愛的歌曲，他牽著我的手入舞池。他在舞池中低聲問我：「進展如何？」我說：「不太順利。」他說：「絕對不要妥協。這樣吧，明天讓我單獨和你繼母談；你的父親在她面前像綿羊，她若同意，其他的就好辦了。」我想他的話也有點道理。

畢君搖搖頭，他說：「我大概不可能再回香港了，」我大吃一驚問他：「你說什麼？你怎麼會不回香港？難道你不要回來探望你的爸爸媽媽？」我沒有說還有我。我是第一次聽他說不打算回香港。

第二天12月8日（珍珠港與香港有時差，美國時間是12月7日），日本同時對英美宣戰，誰也走不了了。戰爭替我也替畢君作了最後、也是最壞的決定。

是的，楊醫生的決定是錯誤的，他後來真的後悔了，不到一年他也追到內地來，但他已追不到靜宜大姐了。直到抗戰結束他還千方百計希望大姐會原諒他，但他的努力是徒然的。楊醫生決定不離開香港那一個時刻，他就已失去了一樣寶貴的東西，那是千金萬金買不到的：愛人的信賴和尊重。

當時在上海新聞圈中已盛傳我們戀愛的消息，因為在許多社交場合中，我們偶爾一同出現。陳納德有個司機，姓王，是雲南人，陳將軍來華時他就替他做司機，後來陳將軍返回中國在上海成立了民航空運公司，老王就來上海當他的司機，連家眷一妻一兒一女也來了上海。陳將軍還特地在屋旁另建了一個兩屋樓的小房子讓老王安家。老王是個忠心的司機，每次他該派去接我或送我回家時，就會滔滔不絕絕對我述說他的老闆如何英勇，性情既好，人又忠厚，而且就只有我是他唯一的女朋友，若能嫁給他真是前世積福云云。這些話我都聽膩了，可是卻不好意思去斥責他，因為他是個老實人。

修女們經過這場戰爭，對於我們的監視也比較放鬆了一點——她們讓我和畢君單獨在會客室交談。

「我們真的要想辦法離開香港了。」他握著我的手，我望著他。我們如何出走，我如何到內地繼續學業，一切都得靠他來安排了。我說：「大姐還沒有消息，她從醫院回來，我們就好商量了。」他說：「希望她那兒沒事。」我們又擔心大姐了。

我入中央社后不久，省府的某個機構為了慶祝新年，送給中央社一部吉普車，指定由中央社員工摸彩、誰摸到幸福號碼；吉普車就由得主領用。當年在戰時的昆明有一部吉普車多神氣，而且價錢也很驚人。我是幸運兒，摸到了頭彩，但中央社總編輯卻做了另一個不公平的決定——吉普車由全體採訪員使用，司機和汽油由中央社負責，當然我個人沒有錢僱用司機，也無法買到汽油，但我可以把吉普車轉賣，大賺一筆。

我當時並沒有感到戰局如此緊張，我說：「在香港很好嘛，你也可以來看我。」

學校停課了，我們更不敢隨便到外面去，從宿舍的窗口外望到處都是日本兵，其中也有不少印度阿差（香港人語，香港在英人統治下，有不少警察都是印度人，現在他們是替日本人做走狗了）和替日人翻譯的漢奸。我知道整個市面在戒嚴，我也知道日軍在抓壯丁，聽說年輕力壯的男子都要去一些指定地點報到，不準離境。畢君該算是年輕力壯的男子，是否已被日人帶走？我禁不住胡思亂想。

我說：「我會的，你不用為我擔心。」我說不下去，我已泣不成聲。

能親眼看到中國的美麗山河，再親自走過中國的貧鄉僻壤，看到富沃的農田，貧脊的土地，農村裡的雞犬牛羊和田中插秧的男女，成群跑著、跳著的男女小孩，還有瘦小的女孩背後背著小嬰孩……，這些人一輩子可能生老病死都在不到10多平方里的地方度過。這些對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人們對我們的禮遇愈重，我對他們的同情更深。雖然我遠嫁美國，脫離了貧窮，也稍微脫離了中國重男輕女的社會，但我的心中永遠無法忘記那些貧困的同胞，對於祖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觀點上的一些改革和變化都使我無法忘懷，無法置身事外。

「你是怎麼通過那閘口的？」我問他。「我送了一支鋼筆。」

真是無巧不成書，這次我們又來比高下，他發言后，聖士提凡的男生拚命鼓掌，等到我最終上台講話時，真光女校學生也為我加油。我講完后不久，評審員宣布最後分數，我得了冠軍，林君當然只好屈居第二，是亞軍。女生們大聲喊：「香梅第一，香梅第一！」我的女同學旁坐的兩位男生也跟著喊起來，而且使勁地鼓掌，我太緊張了，也著不清楚他們兩人的面目。林君很知禮儀，他走過來和我握手，並說：「你今天講得真好，我甘拜下風了。」我說：「謝謝你，你也很不錯。」其後林君和我做了文友，常有詩詞往來。（我婚後他還在我們上海的民航公司做過編輯和翻譯工作。大陸開放后林君和我又聯繫上了，我們又再做文友，他仍從事教育和筆耕工作，最近我們還相約在中國再晤，他還說要再和我做一次詩詞或對聯的比賽）。

外子那時雖已過50歲了，但他仍是一位優秀的運動家，網球場上，他身手敏捷，技術嫻熟，而且常單打。公司又組織了一個棒球隊，他親自參加球隊出征，擔任投手，在上海和其他商業界組織的球隊比賽中多次獲得冠軍錦標。

1948年我們在上海再見面時，我已和陳納德將軍結婚。

那些過去的事，就像昨夜的星辰，好像許久以前的夢；和著清亮無邪的記憶，和著哀怨，我將永生好好地收藏。

我和他面對面，四目相看就像一股暖流、一道電力使我覺得我們前世似曾相識，我一時竟呆了，說不出話來。我的女同學說：「走吧，大哥今天要請我們到香港酒店慶祝。」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影響了我終身的習慣——水。

有一天十四航空隊的一位官員送來一包衣物，是大姐從美國寄來的，托十四航空隊的飛行員送來給我，和來看望我的畢君剛好相遇。那位軍官走後畢君一面吸煙，一面就教訓我說：「美國人來援華我們當然感激，但有些傢伙不但到處找女人，還居然到大學里去找女學生，太不像話了。」我聽了這話很不是味道，就回答說：「他們對我都很客氣，都很有禮貌。我每次去採訪，他們常派車子接我，又送我回報社，很守規矩的。」畢君冷笑一聲說，「他們哪敢對你不規矩，他們都知道『老頭兒』對你們姐妹多好，他們當然不敢妄想。」飛行員都是壯丁，大家喊50出頭的陳納德將軍做老頭兒，是尊敬而又親切之稱，但畢君這樣稱呼他似乎又別有用心了。

我是第一次聽到美國有一支空軍志願隊替中國打仗，也是第一次知道畢君有個弟弟在空軍當飛行員。這對我是新聞。

我病在醫院里，不少朋友送來鮮花，陳納德將軍每天差王司機送花籃來，房中花籃、花盆堆積到連走道都佔滿了。一個黃昏將軍來看我，見到滿室花叢，就笑著問我：「是誰送了這麼多花兒？」我也開玩笑答說：「是你的司機，我還未死你就想以花葬我。」從此他再不要王司機去買花給我，但這個笑話後來也變成公開的秘密。

四五十年前，中國人並不贊成異族通婚。1947年末父親攜著繼母回外交部述職，他將被調到太平洋英國屬地古晉做公使。繼母張碧茜想了一個理由，說是父親到古晉需要一位中英文部好的人芻私人秘書，她認為我是最適合不過了，藉此希望能分離我和陳納德將軍的感情。

大姐的男友是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醫生，也是大企業家的獨子，他拚命追求大姐，常常送她貴重禮物，但大姐以事業為重，對他若即若離。畢君有時建議找他們一起去跳舞、看劇、聽音樂會。兩三個月下來畢君已和我無所不談，他關心我的學業，更擔心我留在香港不安全。這事我的父親看法也一樣，我們買了船票，準備乘船到舊金山投奔父親和繼母，我雖有一百個不願意，但父命難違，大概我和畢君要暫時離別了。

最興奮的是大姐，她有了工作，而且是到美國空軍的基地服務，她生活在美國華盛頓，是美國公民，有了這份工作，她又興奮又驕傲，我們也替她歡喜。

我已記不清楚我們下腳的地方是個什麼村落，只記得那兒的客棧都已住滿了人，連床位都分不到一張。當地有一位商人是開鞭炮店的，他見我怪可憐的，畢君又拿了些錢給他。

畢君的住家在香港的銅鑼灣，而我們的學校也在同一地區，但這地區相當大，日本人分域控制，他數次想辦法到學校來看我，都被巡邏阻止了，我也曾請工友試著https://read.99csw.com到他家裡去看個究竟，但也因戒嚴令而無法通過。

當時陳納德將軍只打算到中國去3個月或1年，就要返回美國的。但後來變成為中國服務8年。而當時去中國時，為了防備日本情報人員的耳目，在他的美國護照職業項目上，填寫的是務衣。他到達中國時是1937年5月，同年7月抗日戰爭的序幕展開，「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陳納德到了杭州筧橋看到中國的空軍航校，也遇到了英、法、意、美、蘇的飛機商人，把一些舊飛機向中國推銷，在他看來很不是味道，認為那些外國商人是在做趁人之危的投機生意。

美國十四航空隊協助保衛大後方重慶和昆明，西審、西北地區日本飛機來襲時受到迎擊，已經很少出現。我經常報道美軍的消息，當然也竄到十四航空隊的司令部，但和飛虎將軍相熟、相識以至發生感情，都是抗戰勝利后我們在上海重逢之後的事。在那些年代中國人對於異族通婚的事還是堅持非常保守的態度。

這時她也說話了，這話是對楊醫生說的，她像是問他，也像是警告，她說：「我們大家都決定離開香港，你真的要一個人留下嗎？」

秋天的10月和11月，香港暑天已過，氣候轉涼。我在大學的課多半是在下午，我上午時間準備功課，多半在港大的圖書館。下午上完課畢君就來接我出去吃小館子或是去看電影、看話劇。上海、北京相繼淪陷后，當時許多有名的舞台演員都到香港獻藝了，畢君雖是工程師，他和許多習工科的人一樣，喜歡音樂。我則喜歡看話劇，因為話劇的故事多半是我讀過的名著改編。當然我們也不能每天見面，因為我的功課很忙，而他除了要辦些公事和私事之外，還得找些時間來陪伴雙親。我的女同學有一天對我開玩笑說：「大哥怪我把畢爾介紹給你，他說畢爾整天和你在一起，連和大哥見面的時間都沒有了，你們兩人是不是在鬧戀愛呀，你可小心點啊，大哥說不少女同學都在追求這位瀟洒而又多金的大少爺呢。」

勝利來臨時，我在昆明，畢君在貴州。8月，中央社要我去上海工作，那個地方有大新聞，而我又有幸得到美國空軍的照顧乘坐軍機去上海。我要到上海工作，也要去上海看望久別的外祖父母。我知道不少人都希望早日回家鄉，但苦無辦法，火車、柴油車、手推的輪車，甚至步行或乘坐小船、坐黃魚車，這些我都嘗過了。畢君希望我們一同回香港再作打算。他人在貴州，我在昆明，怎樣聚合，聚合之後又如何去香港，這些問題都是我擔心的，更何況若我不馬上去上海，我大好的工作機會會被別人捷足先登，我不願放棄的。

兩位男人又談到他們的行程，大概他們準備10月底出發，因為畢君是長子，要等為母親做了壽之後再離開香港。

我披上白色的婚紗，穿了上海有名的服裝設計師法國綠屋夫人為我縫製的雪白嫁衣，陳納德穿了美國空軍中將的軍服；在1000朵白菊花的花架下，互相許願終生相守。他替我戴上了結婚戒指。樂師用小提琴奏了幾首我們都喜歡的曲子如「允諾」（Promis E）、「你的眼睛是甜酒」（Drink to me on1ywlth thy eyes）和「你是我的陽光」（You are my sunshine）等愛情歌曲，我和他在大廳中起舞。

有一天他問我：「我想帶你到我家裡看看我的父母，我離去後有什麼需要可以去找兩位老人家。」他想得多周到，我心中充滿了感激，此外他又介紹另一位好友馮君讓我認識，也是他的同學，人很厚道。有時我們三人一同到淺水灣消遣。

他說：「安娜，你該知道我這是暫時的，我12月一定要走了。」

他沒有回答，他用長吻對住了我的雙唇。我還是第一次被一位男性親吻，這一吻終身難忘。

我們到底在香港酒店停留了多久也記不清了。走出大門時已是黃昏了。畢君對那對兄妹說：「明天再見了，讓我送安娜回學校去吧。」他知道我住在學校的宿舍，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自告奮勇要送我回學校。校規甚嚴，男客來訪是要預先報告，要修女批准才可以入會客室的。我和他在宿舍門口道別。

我們從1944年初識，直到1947年12月底，除夕前一周才得到外祖父母、父親和繼母的准許，舉行小型的婚禮。那年他54歲，我23歲（結婚日期分12月21日），婚禮是在陳納德將軍在上海的私寓舉行，由基督教士和美國駐上海總領率證婚。參加婚禮的除了父親、繼母外，還有大姐和當時的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叔叔及陳納德的助理舒伯炎上校和他的夫人；另外還有他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醫生詹德狄上校。

那些話我怎聽得進去，我相信畢君只愛我一人，雖然我們是一見鍾情，但我想我會愛他，直到永遠。

到了中日正式宣戰後，又將空軍志願隊改為十四航空隊，與中國空軍並肩作戰，英勇地將敵機趕出中國的領空；更在戰後，協助中國的複原工作。

這也可以說是情變的導火線吧。

後來一部分首飾雖然賤價而沽，倒是救了燃眉之急。而那些留存給印度人家的東西則被那家印度人全部吞沒，他們說是被日本人拿走了，當然是假話，因為我們存在畢家的東西他們原封不動地全部交還給了我們。這也可見忠厚人家終究是忠厚人家，而不老實的人就會趁火打劫。總而言之，我在久經憂患之餘得到一種哲理，那就是人亡物在是傷心事，而物丟人在總算是有福分了。我們全家6姊妹能數度逃出虎穴，而多次遇到善心照顧我們的人，也可以說是很難得的了。

晚上我整夜難眠，睜開眼睛想著他。我已經暗暗地愛上他了，他會愛我嗎？我不知道。或許，或許他已經有女友在重慶等著他了，不會的，不會的，我又傻子似地這樣安慰自己。

飢可忍，渴不可忍，在我家中有手電筒、洋蠟以防萬一停電；有盛水的缸，以防萬一沒水。

我陪著父母去了西湖。那正是初冬時分，西子湖畔遊人不多，但我對湖光山色了無心緒。花前月下，枕畔窗前，儘是相思，儘是離緒。每天晚上，有時早上將軍數次來電話詢問歸期。

畢君又問我：「安娜，你有沒有打算到內地讀大學，比如說昆明和重慶，許多者名校都搬到內地去了，而且香港並不一定安全，時間問題而已。」

走到哪兒，沒人知道，到哪兒找他，更是大海撈針了，這是我們活該上當。

從香港被炸開始，直到英軍投降前後近三個星期我沒有見到畢君。一切電話都不通，我想他，他也擔心我，但彼此暫時失去了聯絡。雖然住在校內，我們也聽到不少驚心動魄的謠言，不少人已開始逃難，但只可以偷偷地走，因為日軍駐守著每一個出口。

音樂會散后他建議我們乘坐纜車到山頂去，他說他離家多年，許久沒有到山頂上去了。山上有點涼意，他脫了外套披在我的身上。我們居高臨下，四周靜寂無人，他的手圍著我的腰，他望著山上飛過的浮雲，說：「你知道我很快就要離開這裏了，我希望你能到大後方讀書，香港不安全，你該離開，我們會幫助作和你的妹妹們入學。」他怎麼知道這麼多，一定是從他同學兄妹那兒知道我的處境，我感激得流下淚來。我知道他家中富裕，但我們只有兩面之緣，怎麼可能談這麼長遠的計劃呢。

江河之水可以泛濫土地、淹沒房屋、淹死人，但人不可以一日無水。在沙漠地區旅行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帶著一瓶水，這比鑽石黃金都更可貴。日本人大肆轟炸香港時我們水源斷絕，還好校內有口井，不然我們不被炸死也會因無水喝而死。

畢君終於來了，這是我最大的喜悅，沒水、沒電、沒飯吃都不是大事，我的心中人無恙，見到他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沒有被炸死、炸傷，沒有被日人抓去。

在我寫的回憶錄——《一千個春天》英文本中，我給了他一個英文名字，我稱他為畢爾（Bill），在此就稱地為畢君吧。

1937年春他接到蔣介石、宋美齡和毛邦初的邀請函，請他和另外兩個夥伴到中國親察中國空軍，當時沒有談任何條件，只希望他儘早到中國一行。

這一紙合約可以說改變了他的後半生。

一天晚上外祖母到我的卧房來和我單獨談。他說：「你媽是我最鍾愛的女兒，和你一起，有你在身旁我就像看見了依莎芭（母親小名）。你若和美國人結婚，就是遠嫁，我們就少有機會見到你了；知道嗎，寶寶。」我的小名是Bo.Bo，因為據說我牙牙學語時常說Bo.Bo。大家隨著小孩說話，因此家人都喊我寶寶。大姐是貝貝——Baby，雖然到了我們年長為人母，這小名仍是習慣地使用。

陳納德是橋牌高手，外祖父母也都喜歡玩這玩意兒。於是一個周末我和外祖母商量是否可以請我的意中人到家裡玩橋牌（我和陳納德搭檔，兩人商量好要讓外祖父母做贏家，我們要多輸一點，好讓老人家高興）。經同意后，他來了，我迎出去，他手中捧著一大束紅色玫瑰花，我說：「多麼漂亮的玫瑰，是我的嗎？」他說：「對不起，不是給你的，是給廖夫人（即外祖母）的。」我們相視而笑。

1945年5月陳納德將軍已離華回國，當然他知道戰事已近尾聲，但其中還有不少複雜的政府因素。他親自告訴我，他會再回中國，我對他雖認識不深，卻對他敬仰萬分，因為他滿腔熱血，不遠萬里而來，到中國是為了協助中國訓練貧乏的中國空軍抵抗日本惡霸。幾次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我見到他時，就覺得這個美國男人實在是一個好男人。我也以中央社記者的身份寫了不少介紹陳納德將軍和美國飛虎隊和十四航空隊在華作戰的系列報告新聞，深贊他對中國的援助，是有情義的。我想我們之間的遇合算是緣分吧。

夜靜，客人散去，外子拉著我的手說：「我先把我的禮物送給你。」那是一個淡黃色綢子做的小盒子，系著一條紅絲帶，我心想那一定是一件首飾，但我錯了，那是一把金鑰匙，是美華新村五號的門匙，有一張小卡片寫著：「送給我親愛的小東西，連同我完整的愛。」我說：「啊，那所房子！」他微笑著說：「親愛的，聖誕快樂！」我送他一個金制打火機，但我對他說：「不要吸太多煙！」

大姐面色很難看，我想他對楊醫生的想法一定很失望。

我曾提及當時在校中的伙食，是豆子、粗米飯和包心菜，萊心大概由日人自己做了泡菜了。這些東西我現在都不再想吃，豆子和包心菜我見到都噁心。試想一連6個月、半年的時間，每天都在吃這些來飽肚，怎不想吐。

畢君和邱氏兄妹見我們大致安定了下來，也就和重慶聯絡上了。定了去重慶的日期。是大家各奔前程的時候了。

台北新公園有陳納德將軍的銅像，在路易斯安那州省府也有他的銅像，都是官民合鑄的紀念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