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華在里根任加州州長時，即替里根做公關。1976年裡根也有意問鼎總統大選，但共和黨內大多支持福特競選連任，因此從加州來到德州參加競選大會的里根隊伍並沒受到太多的禮遇與重視。福待競選總部的總指揮還一再吩咐不準福特的部屬和里根的部屬有所交接，以免有「遍敵」之嫌。

柴澤民在任的那5年，算是美、中關係較為密切的時代。

現任大使是朱啟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在外交部服務40年，在歐洲及非洲都當過大使。他一到任就處理天安門事件帶來的困擾和衝擊。雖然布希總統支持和中國繼續維持友好關係，並延續優惠國條款，但參眾兩院以推動人權與民主為借口的反華聲滾，一波接一波，直使這位熟練的外交使節難於招架。

在北京有機會和冀朝鑄交談，他告訴我，他的哥哥是冀朝鼎，曾是抗戰時期孔祥熙的左右手。這些人物我不清楚，因為抗戰時期我只是一名流亡學生，對孔祥熙一無所知。他說：「朝鼎是我的大哥，跟我年齡相差20歲，怪不得你不認識他。」

這時其他會員也各自猜測，議論紛紓。

1980年秋，里根擊敗了民主黨的候選人麥高文參議員，一帆風順地做了兩任總統。而狄華就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寵臣。

1931年，日人侵略東三省，當時父母帶著姐姐和我逃離北平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戰後，外子和我重遊最大的一座防空洞，桂林的七星崖。

1983年冀氏出任中國駐美公使。他到華盛頓時帶來了我的舅父廖承志的一封親筆信，要我多多協助冀氏。在大陸大家稱廖承志為廖公，他為人豪爽，對上司與下屬都很親切，而且能詩能文，又詼諧幽默，因此人緣甚好，凡是追隨過廖公的人對他都心存敬愛，冀氏當然不例外。

狄華出事後還有些朋友替他籌款付律師費，去年狄華的夫人前露蓮又再被召回到國務院做副禮賓司長，我替他們兩人高興。茄露蓮曾因乳癌開刀，後來算是康復了。狄華也在慢慢地東山再起，他50剛出頭，來日方長。

我做了6年的出口委員會副主席，這期間美國對外來的挑戰已漸感沉重，但美國企業界還有點優越感，不肯以破釜沉舟或快刀斬亂麻的精神自求多福，出口委員會的問題開始複雜，商務部、財政部、對外協調處都來插手，大家對這個工作虎視眈眈。免費服務還招來不少麻煩，我告訴白宮說，我無法再做下去了。於是我轉任白宮學者委員會委員，委員共24人，每年花兩三天時間看卷，選出100多名傑出青年（每州兩人，一男一女，再加上華府特區、關島、海外區也男女各一，和20名藝術成就獎）。這100多名青年每年6月初受邀到華府4天，併到白宮拜會總統，由教育部長親自在白宮的玫瑰園頒獎，其他節目如前往國會參觀、副總統參加他們的午宴、在肯尼迪中心表演等，並由他們的家人同來慶祝，我倒覺得這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在考卷中最少有10～20名是華裔青年，可見中國家庭對子女的學業比其他民族的家庭更為關切，而影響也更深厚。

James又再舊事重提問我願不願意入閣，當時各部長都已內定，副部長和大使尚有空缺，但我還是堅持不做委任官。

大概是緣分吧，狄九九藏書華對別人愛理不理，但對我卻非常友善，我們總是保持聯繫。他未入白宮時如此，入白宮后也如此，等他離開白宮后受到不少挫橋時，我們仍然是互相關懷的朋友。狄華少年得志，做了總統府的幕僚長之後，當然更有一番雄心大志。里根身旁有的代表保守派、有的代表自由派、有的是代表自己的私人名利，走南茜夫人路線的亦不乏人，而南茜對丈夫是有相當影響力的。假如說米斯是里根的人，那麼狄華則是夫人派，他除了每天要安排總統的重要節目外，南茜夫人也經常打電話到東廂去，直到狄華離開白宮，另組自己的公共關係公司為止。

1978年12月15日民主黨卡特總統宣布正式與中國建交。那天是星期五，剛好共和黨領袖們都集中在華府西北區第十五街的梅德遜酒店開財務會議，我也是召集人之一：這個酒店就在我的辦公室附近，只過一個路口即到。我們早上8時就開始會議，為了充分準備共和黨下屆的總統大選，而且為了加緊籌募日益上漲的競選費用，財務委會的大財團老鷹委會召開秘密會議。當時老鷹委會的會費每年是1萬美元，另外每一會員還要招募會員5～10人，現在的會費已增至20萬。十五六年前會員只有200多人，現在差不多有1000人；當時亞裔會員只我一人，現在有20多人。

冀朝鑄離美后，改任斐濟島大使，我認為是大材小用，果然後來被派到英國當大使，在英倫期間表現優異，外交部和中央領導對他都不錯。冀氏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直屬聯合國，由聯合國支薪，這算是冀氏遲來的福分吧。

現在華府的公共關係組織真是五花八門，有以律師事務所兼公關的，有財團以協助投資名義來做公關的。日本人、英國人、以色列人都有人替他們跑腿。狄華就是因為替韓國、加拿大做公關而遭眼紅的人告了一狀，台灣也剛好準備和他簽約，代價從50萬美元到200萬美元一年。我當時對他把新租來的辦公大樓布置得如此富麗堂皇有點意見，我說：「米可，小心點，姿態不要太高。」他說：「我們夫婦替里根辛勞工作一輩子，現在也該讓我們賺些錢了。」

James先把一本紅皮書給我看，黨內叫Plum Book，即桃李冊，又叫紅書。這本冊子把新總統所有比較考慮分派的工作單位和職務都記錄得清清楚楚。當然，像總統的幕僚長及幾個不需要國會通過的重要職位，在總統未正式就職前，早就有腹案了。新任總統很少留任舊人的，因為那些人並非他的班底和親信，再者許多人幫總統選舉而立了大功，正等著論功行賞呢。最好的例子是布希總統把白宮最重要的職位給了前任新罕撒州州長蘇奴奴，此人只是一個小州州長，但該州對布希的提名做了很大的努力，因為當時布希本來在中西部和其他競進人角逐的結果並不太理想，但到了新罕撒州時卻一路領先，於是在共和黨的提名大會上90％的各黨代表都支持布希，蘇奴奴功不可滅。本來是布希參謀長的福來因只好捲鋪蓋走路了。

中國在麻州大道找不到合適的房子，但卻在附近的住宅區買了兩幢。一幢是大使公館，另一幢由新華社使用，後來新華社在維州買了房子，有辦公室，么有職員宿舍，原新華社的房子，就改為公使公館，現任台辦副主任唐read.99csw.com樹備回國前即住在那裡。柴澤民帶著夫人來華府上任，但卻不願住大使公館，大使不住公館，公使也只好陪著住在使館的樓房內。中國的使館設於華府的康州大道，原是一所叫溫莎旅店的建築，60年代只花了美金約500萬，如今已經水漲船高。中美雙方的使館問題己達成協議，北京提供土地給美國蓋大使館，但中國想在鬧區找商務部及武官處的辦公樓房卻有困難，不是沒有房子，而是價錢問題，中央約預算就是那個數目，實在難於找到合適的樓房。不像台灣一擲千金，最近在紐約成立的文化中心位於絡基大廈，年租百余萬，連日本人也自嘆弗如。此外，蔣經國基金會的把門人個個神通廣大，讓那些做研究工作的專家教授們趨之若鶩，還找了中國之友丁大工做董事長，這位好好先生深諳中國處世哲學，四平八穩，實在難得。

當時華府有人開玩笑，說布希天天跑步，以步當車，是因為他的白宮轎車被蘇奴奴拿去使用了。雖然言過其實，但權勢、金錢對任何人都是一種引誘，如何自善其身就得好自為之了。

後來章文晉大使接任，他們搬入了大使宮邸，章大使夫人張穎常常讓園丁送盆花來，最漂亮的是菊花，比市面上的艷麗得多。

當中國在華府建聯絡處時，就在華府的麻州大道找房子。英、法、英菲律賓、韓國和越南的使館都在這條大街上，當年伊朗和美國外交關係密切時，也在那條大道上設有使館，因此就被稱為「使館大道」。

當然事後兩敗俱傷，1976年10月，民主黨的喬治亞州長卡特當選總統。福特退休，搬到加州做寓公，過他打高爾夫球的悠哉游哉生活；里根回到加州，準備捲土重來，狄華和一些人馬也默默地在加州做更好的準備工作。1964車高華德參議員以保守派主腦，被選為共和黨總統侯選人，慘敗給政治老手約翰遜；里根雖然也是保守派的代表，而且大家都及高華德替他做了開路先鋒，但狄華不代表保守派，而且和里根的保守派支持人常有意見，但他有自知之明，他說：「我的職責是把里根推進白宮，做賓州大道1600號大廈主人。」

冀朝鑄最喜歡吃朱古力糖，也喜歡吃冰淇淋，每次飯後就連吃多顆朱古力。他說兒時在美國常吃這個東西，回國后那些糖果不似美國，吃朱古力糖使他回憶起在美國的童年。他和章文晉都是周恩來和廖承志的愛將。

章文晉出任駐美大使不到3年，我黨得章氏夫婦非常平易近人，兩年的感恩節他們都來我家作容。章氏逝世於1991年3月。他喜歡游泳和跑步，還打網球。那天他從外面跑步回家，跌倒在摟梯下，就這樣逝世了，去得很快，沒有一點痛苦。

我們商談許久之後，他建議我做白宮出口委員會主席。我問他現任主席是誰，他說：「這人是奇異公司的董事長，我們不久他什麼，你若願意做主席，我們就給他一封信謝謝他即可。」

我第一次回北京時，負責全部行程安排的是外交部冀朝鑄，那時他是外交部國際司司長，但我想他的工作與歐美關係較密切。

冀氏夫婦來華府時，柴澤民是大使，柴澤民也是山西人，山西口音甚重，他是我在華府正式接觸的第一位年九九藏書共高級幹部，中美建交后第一位被派到美國當大使的外交官，是中共絕對信任的黨員，曾任駐埃及大使。柴氏雖然不懂英語，但出入有翻譯，口若懸河，笑口常開，因此在外交圈中很活躍。他喜歡和朋友討論問題，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見解，他也從不發怒，只會說：「這個，這個值得研究。」有時他也會說：「這是不同的觀點。」但他從來不在美國人面前批評美國人不了解中國。

蘇奴奴大受黨內黨外和新聞媒體檢舉，因為他假公濟私，到處旅行都搭白宮專機，兩年內共用了100多次，受到警告之後還不道歉，還用白宮司機和汽車到紐約參觀郵票展覽，據說買了一份價值5000元的郵票。蘇奴奴夫人的工作也是由政府派任的。雖然群情大嘩，但布希仍說支持他。不過許多人預測，蘇奴奴在白宮還能待多久得端視布希對1992年競選連任為看法了。當然有不少官員也常利用自己的權位做些不合法的事，假如沒有被新聞界發現，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過蘇奴奴的越權行為，實在有損布希的聲譽，因為布希在競選期間一再向選民保證他的內閣要用最守法、最清廉的人。

過去20多年中，我一直在發表這類的言論，某些人說我過於好辯，但對有些問題，我不是好辯，而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即使在今天，我們也看得出來，有些問題正在此間逐漸形成。舉個例子來說，美國政府為了越戰失敗，不得不收容一些難民，可是這許多越南難民，因為離鄉背井來到異邦，當然他們沒有歸屬感，這種情形尤以在種族成見過深的小地方最為明顯，這些越南人，他們必須做許多方面的適應，他們需要教育和時間去適應新的環境。反過來說，大多數中國人在美國已有長遠的歷史，除了開洗衣店，和賣雜碎之外，他們該有同工同酬的機會。我在全美各地以此為題，發表演說，我說：「讓我們給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一個平等的機會，因為當他們的下一代長大成人，這些年輕人可不會像我們這樣逆來順受，若仍受歧視，他們將會成為問題人物。」

前幾年，我向美亞協會發表演說時指出，中國人已對替人洗衣服和做蛋皮春卷等事感到厭倦，日本人也不願再多替人整理花園，我們必須走出這個小圈子，為爭取社會平等、機會平等奮鬥。就為了這，我被某些人稱為急進派，並有人對我說：「你太激烈了」，而且指出，「你錯了，因為中國人畢竟還是有他們的機會。」我的回答是：「我們不是尋找機會的中國人，我們是華裔美人，應該享有和其他美國人同樣的機會。」

我說：「算了，就讓我做副主席好了。」他說：「這是你自己決定的哦！我會向總統報告。」兩星期後里根親自在白宮委任我做出口委員會副主席，委員共有20人，這份差事對我來說輕而易舉。在任期間我多次組織美商海外訪問團，到過歐、亞許多國家，也到過非洲和蘇聯，並且兩度去中東，為美國爭取了不少商業市場，也有機會見到不少國家領袖和商界名人，跟許多國家簽了不少投資和合資條約。記得1981年我到台北時，台灣鞋業公會對我說，台灣出口的鞋子是廉價鞋，美國本身並不出產，因此下會對美國鞋業有何威脅，希望美國不要對台灣鞋子的進口設限。我聽了他們的彙報后，覺得頗有道理，回美后我便向https://read.99csw.com有關當局建議不對台灣鞋類進口設限，這對當年靠出口的鞋商我算是做了一件公平的好事。後來我再到台灣時，還有一兩家鞋商要送我鞋子，可是我並沒有接受。

里根總統上任后，人事部主任James Pandotan請我到白宮商談我的出路，其實里根未就職前就親自和我談過，但我不是做官的料子，而且在華府多年，看盡宦海浮沉，真有點驚心動魄。尼克鬆上任后也曾問過我願不願意出任馬來西亞、新加坡或泰國的大使，我都婉辭了。我有兩個孩子，身兼父職，責任重大，無法到衙門去打工。於是尼克鬆給了我一兩個有職無薪的工作，而且常常代表他去參加外國的就職典禮或葬禮、婚禮；國內有些隆重的典禮也要我去參加，代表總統說幾句話，算是回報幫他競選的汗馬功勞吧。

他只帶夫人上任，沒有一個孩子跟他來美國，這在外交圈中是少有的事。他一直住在使館里，冀氏夫婦來華盛頓后，他們常到我家中作客。柴澤民在任時，館內有些空地用來種花種菜，每逢有新鮮的瓜菜他都會親自寫張條子讓秘書送到我家中。

福特兩天前在白宮和卡特見過面，而且答應卡特，當卡特宣布與台灣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福特會以前任總統身份支持他這項外交政策。

1981年2月初的早晨，我到白宮去，那時我剛從台北回華府。當時的人事處地位比現在重要，效率也比現在高，對每一個支持里根總統而且有相當分量為人為背景及功過都很清楚。詹姆斯是我的好友，他、我、後來做了大法官的米斯（EdMeese ）和已故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契斯（Willam Casey）都常在一起開會。那時我又剛剛被少數民族全國委會選做第二任主席，走馬上任時所有閣員都到酒會來祝賀，這該說是共和黨族裔委會的全盛時期。當時我也邀請許多亞裔的新生代入會，做些草根工作，然後鼓勵這些亞裔移民進入主流、參与政治。這份工作很吃力，但成效不錯。假如美籍華人沒有一步登天的想法，並且不自相殘殺，那麼華裔公民的地位會比現在更高更好，只可惜不少中國人愛搞小圈子，愛自相殘殺。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中國人不需要敵人，中國人就是自己的敵人。」真是一針見血。

下午2時半貝克打電話給我：「今天晚上總統有要事宣布，你猜對了。」他沒有再多說。下午4時左右我打電話找沈劍虹先生，他剛好出差到亞利桑那州去了。當天下午已有許多記者找我，我家中和辦公室的電話響個不停，我說：「一切要等卡特宣布，現在我也不便發表意見。」

但是，某些少數民族在這方面已有長足的進展，如西班牙人，波多黎哥人，尤其是黑人，中國人就沒有這樣幸運。在一些聯邦政府的條規里，中國人甚至不曾被列為少數民族。在美國200周年時，我建議修改小學一二年級的教科書，因為其中給人的印象是，東方人來到美國，只是幹些挖礦和修築鐵路的工作，然後就抽大煙。當然所謂美國西部的開發，中國人的功勞實在不小，多少中國勞工死於礦中和鐵軌之下。我提議政府提供一些基金會的經費，糾正一些教科書上的錯誤觀念，使美國人對東方人有比較正確的印象。但是我的提議沒有得到多數支持，沒有政治實力，一切都談不上。十幾年前在九-九-藏-書國會中，沒有一位華裔參議員或眾議員，鄭友良議員那時已退休，日本人至少還有井上、松永、早川，他們雖然不是中國人，但至張。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感到西方船堅炮利，積極整建海軍，本世紀初國力已強，也覬覦中國的領土。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一方面要和軍閥作戰，另方面又得對抗「洋鬼子」，他們固然羡慕外人為洋房汽車和一切現代化裝備，同時卻對外人在中國土地上享有的種種特權，懷有無比痛恨。中國人的心情是多麼的矛盾。

從洞的這端走到另一端，約需45分鐘，可以想見其大。日人入城之後，將兩個洞口封閉，灌入煙霧，將近1萬人因此喪命，我們看見有人從防空洞里將屍體拖出來。戰爭固然可怕，但是人類的殘酷更加可怕。猶太人被迫害，有電影，有小說，有電視未為他們作證，可憐的中國人，他們所受的災難千萬倍于猶大人，可是有誰來代他們控訴！

他們家中，沒擺任何的照片，只有一張他們夫婦和周恩來的合照。

冀朝鑄是山西人，但說話沒有山西口音。他的童年是在紐約過的，小學到中學都在美國讀書，後來還入了哈佛大學，因此八年抗日戰爭他一點也沒有經驗。他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回國的。

我們這一代，有太多沉痛的回憶。

午餐前，貝克和我私下交談了幾分鐘，他說：「你想今天的事是中東還是伊朗？」我說：「都不是，大概是宣布承認中國。」

那天參加會議的有前任總統福特夫婦，還有田納西州的參議員哈護貝克（當時他是參院少數黨主席，後來又出任里根總統的末期幕僚長，現在華盛頓設有律師事務所）。早上11時貝克宣布下午會議議程有些改變，因為福特和貝克都要到白宮去，卡特總統有事相告。

1959年當我最初想在華盛頓找幢公寓時，一無可取，最後我的姐姐替我去找，她告訴我，有些公寓不租給有色人種，有些則排斥東方人，我身為陳納德太太，在這方面，當然是佔了點便宜。但是那時美國人對東方人如此歧視真使我非常不舒服。歧視中國人的現象至今仍然存在，不過已大有改進，在華盛頓也不例外。比如說致力學術研究的中國人待遇比美國人低，就連在所謂做亞洲研究工作這方面，中國人的意見也經常得不到重視。其實令我覺得詫異的是，這個圈子裡大多數所謂東方專家鄉是捲髮藍眼睛的猶太人。我問過一些中國教授和專家，他們為什麼沒有論文發表，他們的回答是不是沒有，只是文章有時被冠上了別人的名字，如果提出抗議，飯碗就可能不保。這種情形今天仍然有，但已大有改善。中國學者出人頭地者頗不乏人，不過，有的時候，問題出在中國人自己身上，他們往往只顧自己，不像其他團體一樣，互相團結、關切，以及彼此合作。

我是支持福特的，但與里根夫婦也是朋友，我認為串串門子無傷大雅，可說是少數「不服從命令的人」之一。里根夫婦走入會場時，為了奏樂歡迎之事也有所爭議，當時狄華對此非常氣憤。他對我說：「你告訴坐在我們對面的那些傢伙，里根總有一天會做總統的，到那時他們也別來找我！」其時福特的手下大將是羅伯哈門，是愛爾蘭後裔，也有些趾高氣揚的架勢，他對我說：「安娜，這一次他們來爭寶座，太不夠意思。」我說：「這是民主政治嘛，何必大動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