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拜訪后，我們時有住返，只要我去紐約，一定去看他，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64年10月20日他逝世為止。

讀者們可曾在電視上看到卡特總統上任時，夫婦兩人攜手同行的那一段，本來總統就任是坐著車子去遊街的，安步當車還是創舉，這也是迎合大眾的心理，所謂民主，這也是一招。

記得秋瑾烈士曾有一首遺詩：

大衛·李後來和楚蒂·鮑爾（Mts.Trudie Ball）合開餐館，「帝后飯店」（Empress Restaurant ）由是誕生。現在我們有大衛·李的「帝后飯店」，又有楚蒂·鮑爾的「帝后飯店」，兩家菜肴不分軒輊。

聰明的女人會選擇去愛一個沒有太大野心的男人，因為野心家沒有時間談情說愛。

我在美京華盛頓住了30多年，1992年為止我的半輩子就消磨在華盛頓的萬花筒中。

肯尼迪總統、約翰遜總統及其內閣閣員都曾經充分利用這艘遊艇。尼克鬆上台後，我更多機會應邀參加在艇上舉行的宴會，許多內閣閣員也在那兒宴客，大家一同欣賞波多馬克河上迷人的夜景，據我所知，胡佛總統（1929——1933）就曾在上面大宴賓客。

記得十幾年前民主党參議員陶德（Dodd）曾來遠東及東南亞訪問，有一天一位朋友對我說，他很想和陶德談談他對越南的觀感。我說：「讓我約他到家中來吃晚飯，你們也可以談談。」

過聖誕時，所得禮物也只是蘋果一個、書一本、糖果少許而已。但他喜歡讀書，又愛作戶外活動，諸如釣魚、打獵、賜足球、打網球等等都有興趣。但他沒有太多的時間，因為除了讀書之外還要幫助父親下田工作，有時還要附帶幫助繼母照顧比他年幼八九歲的兩個弟弟。

外子的美國護照上寫著他是到中國「考察農業」的！

1936年他接到蔣介石先生與蔣夫人的邀請書，請他到中國視察中國空軍。他答應了，因為他已看到中日戰事迫在眉睫，他知道美國也將被捲入漩渦。

此外還有司法部、最高法院、參眾兩院，參院辦公室在狄克遜大樓、羅素大樓，眾院辦公室在雷朋大樓和朗涯斯、坎農大樓。訪問華府的人想都到過這些地方。

1968、1969年間，美國各大報幾乎不約而同地抨擊越南問題，指我是越戰中的鷹派。安德森在寫關於越南的專欄，或涉及有關越南的傳言時，偶爾會先來問問我的意見，查證一下，我記得當戰俘問題成為大家激烈爭辯的問題時，傑克·安德森寫了一篇關於戰俘家屬的專欄，文章刊出之後，本地戰俘家屬團體的會長噙著淚水來找我，說那篇文章報道不實。我打電話給安德森，告訴他這種情形，他立刻請我陪那位戰俘的妻子去他那裡，好坐下來，大家談一談。幾天後，他的另一篇專欄出現在報端，對自己先前的論點做了一番修正，戰俘及其家屬因此獲得一點公正的報道。這件事情顯示，在這個民主社會中，我們可有不同意見的權利，可是大家都應該平心靜氣地有容納別人意見的雅量。

在以前，那個巴基斯坦沙漠的駝夫豈不是也來過了！誰叫美國總統如此好客！

外子家境清貧，上小學時每天要徙步四五里路去上課。

選舉結束后，我還是常去看他，可是誰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1976年調查聯邦調查局部分活動期間，報上提到此一竊聽疑案，說法不一，有的說是約翰遜總統直接下令，有的說是司法部長藍姆西·克拉克的意思，我也曾想查個水落石出，可是共和黨也好，民主黨也好，似乎大家都極力規避這個問題。

《一千個春天》出版以後，我在美國漸漸有了名氣，許多美國人請我去演講。艾諾遜也因為出版了我這本書，而名聲大震。他後來又給我出了好幾本書，我們相處得很好，現在仍然是朋友。漸漸地，我覺得光寫東西還不夠，於是我重新進入航空界，到飛虎航空公司去做事。許多人認為飛虎航空公司是我的，其實不然。事實上，飛虎航空公司是陳納德將軍的飛行員在美國組織的。當時，美國航空界也很保守，女人在裏面除了做航空小姐之外，其他的工作根本無份。經過試用，我進入了飛虎航空公司。因為我在航空公司與亞洲方面的業務交往中的成功表現，我被提升為航空公司的副總裁。這也是美國航空界第一位女的副總裁。我在飛虎航空公司一直工作了十幾年，後來才慢慢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所以說，我在美國是自己單槍匹馬打出來的天下。

在華盛頓這些年，我注意了第一家庭與民眾接觸的情形，得到一個結論：總統夫婦和各階層民眾保持接觸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華盛頓。當然這並不是說第一夫人主要的工作就是交際，今天的第一夫人身負更重要的責任。當年卡特夫人對心理衛生有很大興趣，我認為這是好現象，她應該繼續從事這方面的努力。當時我在電視上曾作此表示，同時我還說：「我希望她繼續在心理衛生方面有所貢獻，把外交事務留給國務院去處理。」

胡佛總統與中國淵源頗深，早在1899年，他就到中國，以工程師的身份在大陸前後待了3年，他告訴我他親身經歷過義和團運動，他們夫婦在中國這段期間非常愉快，並且愛上著名的青花瓷，日後擁有不少這方面的珍藏。他去世后這份珍寶轉贈與加州斯坦福大學。

在華盛頓有一句話：「約翰遜要的，約翰遜就能得到《Jobnsonwants.Johnson gets.）」。

蘇聯的將官盯了他一年之久，常常送些伏特加酒、魚子醬和雪茄煙給他，但他不為所動。

我自己喜歡小型聚會，晚宴人數在8～12之間，至多不超過14人，周末看完戲后的宴會多半很有趣。每次參加雞尾酒會，看來看去也就是那幾張熟面孔，大家嘴裏動著，可是沒有人真正在聽別人講些什麼話，實在無聊。然而話又說回來，這也許就是華府生活的一部分。有件事例值得一提，那就是政界人士很少舉行宴會，有些人甚至從來沒有做過主人，他們只出席別人的宴會，吃別人的，喝別人的，最氣人的是，其中一些人還覺得他們來你宴會中露露臉，是給你面子。這些人我少惹，他們是不該被請的。

通常，只要你的照片或有關你的報道上了報紙與電視，每個人都成了你的朋友，但是一旦你病了或是聲望下跌，人們很快就忘記了你。柏兒·梅絲塔夫人就碰到了這種情形，她一病才發現自己的朋友如此的少。這時有些報紙就說我已取代她之位置，成為華府社交圈最成功的女主人，這自然有點挑撥離間作用，其實我對女主人的頭銜無興趣。梅絲塔夫人在《時代雜誌》、《新聞周刊》，甚至《紐約時報》上都看到了這則報道，她打電話給我，她說：「我不喜歡記者們關於我的報道，我要和你談淡。」我到她家，要她「別為報上的消息煩心，無論共和黨或民主黨當政，你都是大家公認的華府女主人」。這之後，她對我親切極了，我發現只要你以誠待人，別人也會以誠待你。

1973年，胡佛在家裡于睡夢中去世，從那時起，聯邦調查局再也不是從前的樣子了。

這兒舉一個例子：約翰遜總統就職，當然來華府參加的貴賓不知凡幾。美政府為了處理就職大典各項節目，特別成立了籌備委員會。有一天，一位來自西北部的農人，手中拿著的翰遜總統的親筆簽名信，信上總統答應他假如他當選的話，一定請他來觀禮。

在華盛頓每一個人都是被役於人的，連高高在上的總統在內。

七個就職舞會分別在「五月花」、「喜來登公園」、「希爾頓」、「柯克蘭藝術館」、「史密生博物館」、「史戴特勒酒店」和「美利堅酒店」七處舉行。當尼克鬆總統一家前來向觀眾致謝時，米契爾和妻子瑪莎分任男女主人，就站在舞池中央的檯子上。米契爾看見我和諾爾斯州長，招呼我們上台，他對諾爾斯說：「我能否和安娜單獨談一會兒，有點私事。」然後他對我說：「尼克鬆總統對你非常之感激。」

無論是100或1000人的宴會，只要有了亨利來管制交通，那就萬事停妥。亨利連什麼人坐什麼汽車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美國，除了特殊階級的人有司機之外，其餘的人大都自己開車，因此替客人停車放汽車，又把交通處理得有條有理不是件易事，由此可見亨利的確是個天才。

約輸遜夫人會說西班牙語，肯尼迪夫人擅長法語；前者喜愛黃色，後者喜愛白色。她們也是女人，他們也和其他女人一樣。

當然，我也懷念我的朋友曼穗爾，瑞佛斯（Mendel Rirers）和他的遺孀派琪。十幾年前派琪住在南卡羅萊納州哥倫布市，我們常有書信住還。當我應邀到哥倫布市主持曼德爾·瑞佛斯公園破土典禮時，派琪在她自己的花園裡摘了些花，放在我旅館房間里，美國南方那種好客的美德，令人溫溫的，我將長記這份情誼。

參議員約翰·陶爾夫婦是我在華盛頓的好友。露·陶爾在我辦公室工作過一年，約翰是南北戰後德克薩斯州選出的第一位共和党參議員，當他初抵華盛頓時，是屬於年輕一代的參議員。陶爾夫婦離異后，約翰再娶康明斯太太，康明斯太太也是我的朋友，是位能力高強的律師。現在政治場中的離合已不足為怪了。

比方說華府的五月花酒店，有一名跑腿，他做了40年開關汽車的工作，不但見過了數任總統，而且和許多大亨開玩笑，道家常。他每日的收入也顏可觀，兒女都進頂好的大學讀書，他退休時，許多客人還依依不捨。

改朝換代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之死，他的未亡人對於葬禮的安排有條有理，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元首一律步行到阿靈頓墓地。在那墓地特別裝置了永恆不滅的火焰。

華盛頓還有其他引人入勝之處，現在遊客到華府，航空與太空博物館也成了必游之地，這是華盛頓最美麗的一幢建築，裏面展示了航空史上最傑出的科技成就，每天排隊參觀的遊客比參觀白宮的還多。夏季裏海軍陸戰隊大遊行是值得一看的節目，當我的朋友華特將軍任海軍陸戰隊司令時，我常去捧場，也做過座上客。

雅曼達·狄克森最初在《華盛頓明星報》開始寫專欄時，很吃了一番苦頭，她有次對我說，在這個人吃人的世界里，也許她不像其他人那樣會張牙舞爪。或許是出於人類的天性，人們似乎能從閱讀別人的不幸當中，而獲得樂趣。雅曼達·狄克森的丈夫喬治也是一位很有風格的專欄作家，生前有很多朋友。

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做事時，替他們編了兩本簡單的中英文字典，是為外國學生習中文用的，字典由該大學出版，自己也沒有版權，只覺得字典上印著自己的名字，十分滿足。後來《一千個春天》竟在美國出到第十版。

杜魯門總統喜歡彈琴，女兒喜歡唱歌（當年名報人杜爾·皮爾遜寫了一篇文章說馬格利達的歌喉太差，不該公開演唱。杜魯門為此大為憤怒，指名道姓地在記者會上把皮爾遜臭罵一頓，當時是一條大新聞），杜魯門偶爾到梅絲塔家作客，這位夫人的身價就此水漲船高，她不但替民主黨籌募基金，也常常大宴賓客，她的房子後來賣給美國政府，做為副總統官邸，約翰遜當副總統時住的就是梅絲塔的房子。60年代副總統是沒有房子可住的，到了卡特時代才把美國海軍總司令住的房子要了過來，改為副總統官郟房子位於麻州大道與英國大使館隔鄰，基地甚廣、草木扶疏，確是華府黃金地點，中央政府要取用，海軍當局只好退讓，這就是現在美國副總統的官邸，布希任副總統時也住在那兒。

與我同坐的一位太太是個百分之百的民主黨員，不知怎的，我們談到以前的總統就職盛典，她問我艾克就職時可曾參加？我告訴她我在外國，沒有回去。她說：「參加艾克就職大read.99ｃｓｗ•com典的人，他們身上所穿的燕尾服都有一股樟腦味兒。」

馬洛埃將這艘遊艇開出海軍船塢，航向羅德島的普羅維登斯。他原計劃把這艘總統遊艇改裝成一座巡迴博物館，好好賺一筆錢，結果政府卻把上面大部分傢具搬走了，害得他只好根據照片，複製一套，他說人們喜歡在家裡擺些紀念品，但是把紀念品從一艘具有歷史性的遊艇上搬走是太缺德的事。

對那些沒有上過這艘遊艇的讀者，讓我來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麥考米克太太也是已故華府著名女主人柏兒·梅絲塔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認識梅絲塔，就是在瑪莉蓮的晚宴上，梅絲塔很想知道一個年輕的中國女人打算在華府做什麼。當我告訴她我在喬治城大學工作時，她說：「像你這般年輕貌美，若是有意再婚，就該到別的地方去闖，可是如果你想做點事，應該留下來。」我一直沒有忘記她的忠告，後來幾年，我用同樣的活勸告過許多年輕朋友。

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是外子陳納德的摯友，他喜歡和我談亞洲方面的問題，他的秘書海倫·戈蒂追隨他逾40年，由她為我們安排見面時間。

當1968年總統大選，我有理由相信我的電話遭人竊聽時，我跑去見他，當面問是不是真有其事。他好像很苦惱地對我說：「沒人竊聽你的電話，如果有的話，也不是我下的命令。」這答覆分明話中有話，難道他是在暗示命令來自他的上級？他一定知道其中原委，可是不能告訴我，如果他真是不加分辨地聽命于上級，竊聽我的電話，這無疑是他判斷能力上的一個污點，但是我總相信胡佛不會採取這樣的行動，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尊重我的人格。

華府每年出版一本「綠皮書」，名曰Green Book，裏面除了總統府的重要人物清單，外交使節和參眾兩院議員的人名地名外，就以英文字母先後順序把華府有地位有資格的人選入冊中。挑選標準相當嚴格，鬧離婚或出了醜聞的一定除名，這和世界名人大辭典不同。冊子頁數不多，物以稀為貴，因此這本綠皮書是華府社交秘書的聖經，人手一冊，很多大宴會、籌款會等都以此為參考書。

對那些才氣橫溢的青年男女，只要肯苦幹，華府有的是絕佳的機會。在這裏，人人玩弄政治，追求權力，樂此不疲。

多年來，我的宴會一直遵守一個原則，即酒會最久不過一個小時，太遲來的客人也不候。我通常在晚餐後放點音樂，增加氣氛，我始終覺得讓那些準時到會的客人等上個一二小時，是不公平的、至於有些參眾議員為公務耽擱，我通常建議他們的夫人先來，我們先坐下來吃著等，絕不久等。

60年代在華府，哪個要人的宴會邀請了你，或哪個要人參加了你的宴會，彷彿是非常重要的事。不過，我也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真正的要人任何人的宴會他都不必要參加，問題在於華府想要攀龍附鳳趨炎附勢的人委實不少，這些宴會提供了他們大好機會。

尼克鬆芻選總統，菲律賓浪了一對最迷人的夫婦駐節華府，那就是恩奈斯托·拉達米奧大使夫婦（Ernesto Lag-dameo）。早在他出使華府之前，我們就是朋友，拉達米奧是菲律賓數一數二的商界名人，和馬可斯總統私交甚篤。他們一來，風靡了整個華府社交界，也給菲律賓使館帶來新的生命，他們的宴會樂聲不斷，而且充滿趣味。1973年，5年任期屆滿，他們束裝這回馬尼拉，給朋友留下無盡的懷念。大概華府每一位大使都會告訴你，他們預算有限，的確，如果自己沒有經濟來源，在華盛頓當大使是一件苦差事，拉達米奧曾經告訴我，在華府5年，他貼了不少錢，除宴客外，裝修大使官邸也用了不少錢。

南茜的女友多半是來自加州的女明星，沒有一個是被華府上波社會認為配做華府女主人的，因此圍繞南茜身邊的男人與女人除了利用她之外，並沒有在華府成氣候。加以時代改交，社會需求有別，婦女們要為環保遊行、為人權抗議，社交感會朝花夕落，接棒無人，怎不令人感慨萬千呢？

我特別提到這一件事，因為外子實在是一位很好的導師。

陳納德將軍生於1893年9月6日，逝世時論陽曆只有64歲，在今日醫學昌明時代不算長壽。而在他個人來說，有許多志願未了就告別人世，也很可惜。而我呢，和他相聚只不過10個寒暑，恩愛逾恆，竟遭此大變，死別生離又豈是筆墨所能形容。

他大學肄業時實際年齡只有18歲，馬上得去找工作，他應徵去做一所三家村學校的教師，五六年級的學生在同一教室上課。那些學生們都是農家子弟，因為入學較遲，所以雖然是五六年級的小學生，但都是高頭大馬的大人，好幾個學生比外子的年歲還大。他們看見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大人來做教師，馬上聯合起來和他搗蛋。首先，他們上課時不聽講，大家高聲談笑，根本不把老師看在眼裡。

據報載，當時有9人出標，馬洛埃以最高價得標，他後來後悔得標時沒有講明政府可以拿走多少傢具，如他告訴記者，政府是說一些傢具要搬走，「你如何標明什麼叫『一些』，什麼叫『大量』？」報紙引述馬洛埃的話說。「他們把餐桌還給我，卻拿了其他桌子，把總統艙房的床搬回來，又拿走了兩張小椅子和靠牆小几，杜魯門那架鋼琴說不定現在正擺在某某要人家裡呢！」我想這世界上無論走到哪裡，都有偷雞摸狗的小人，可憐的馬洛埃！

每一年在華府召開的國際會議數不勝數，諸如世銀會議、美蘇高峰會議、中東會議、泛美會議……不一而足。此外，每年世界許多國家的元首也都要求來華府作客。當然，做總統的客人，一切細節都由白宮的禮賓司配合國務院的札賓司來安排的。但富如美國，用在招待貴賓的預算仍有其限度，白宮如此，國務院和國防部亦復如此，其他如商務部、交通部等，光是靠有限的預算要招待外賓是捉襟見肘的，為此許多宴會就靠一些較有名望而且肯花錢的社會人士出面做東。這個不成文的慣例從羅斯福總統開始，其後有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尼克鬆、卡特、里根等都有幾位可以隨時派上用場的女主人。布希總統上任之後，因為經濟不景氣，大宴小宴都不如往昔，而新聞媒體對社交新聞亦不多報道，同時社會治安日敗，大擺排場可能招惹是非之外，亦不甚安全。於是布希上任后，可說沒有正式委任哪一私交做非官方的女主人。兩黨為了募捐籌款而舉行的宴會不在此例，因為政治籌款的宴會外國人是不能參与的，除非做不付款的客人，但這也很不方便，一經對方查詢，可能會有麻煩。為此，華府說客雖多，但其效能的運用是非常謹慎的。

這艘總統遊艇「席瓜亞」使我想起了幾段頗有歷史價值的往事，如今事過境遷，我想道來也無傷大雅了。且讓我慢慢道來。

如果你有朋友在白宮，到白宮餐廳吃頓飯，或是安排友人參觀白宮，只要一個電話，事情就圓滿解決了。

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總統特別助理麥克、喬治、彭岱、中央情報局長（最近由雷班繼任）是經常在白宮會議的座上客。

當時，大使館的宴會頗愛人歡迎，不少人會打電話到某些使館，說：「我沒有接到請帖，請你再寄一張給我，好嗎？」使館的社交秘書對這些人，必須應付很得體。有個在華府住了很久的老太太，父親非常有錢，她本人除了嫁給一位外交官外，一無所成。每次大使館舉行酒會，她是不請必到的客人，女主人明知沒有請她，但只好假裝不知道，為的是可憐她。她來喝杯酒，吃兩塊三明治而已。此乃華府一景。

他的喪禮是在家鄉愛荷華州西灣舉行，應邀參加的只有至親好友，他家人知道我們的交情，特電報邀我參加，不數年，當地的胡佛圖書館竣工，我再度應邀參加落成典禮。

陳約德的祖父與父親都務農，先在美國南方的德州，外子即生於德州東部的一個小鎮，離開德州的大都市達拉斯約有百里。他還未上學，他的父母即移居路易斯安那州，仍是務農為生。外子共有兄弟4人，他居長，他的生母逝世后，父親續弦，第一個繼母因難產去世；父親又再娶，這位我稱為「婆婆」的老人家如今仍在世，已90多歲了。外子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去世，其時外子正在中國作戰，其父有子揚威海外，死亦瞑目了。

華盛頓和紐約、芝加哥、舊金山這些燈紅酒綠的大都市不同，因為大多數的宴會都是在家裡、大使館舉行，有時也在政府機構舉行，不過，近些年，喬治城區和附近地區已開了許多家相當不錯的館子。白宮對街的Sans Souci餐館是共和黨、民主黨權貴之士經常光顧之處，有些人午餐時間在那裡長期訂有桌子，經理保羅對那些老顧客都直呼其名，一派相熟的樣子。但陌生人則無法訂到位子，有時要預早兩周先訂好，不然休想問津。

大笑而罷。

電影明顯伊莉莎白·泰勒新婚之後和她的夫婿約翰·華倫到我家作客多次。於是大家問長問短，對於她的一切比對總統的新聞還要關心。英皇愛德華八世不愛江山愛美人，這雖是多年前的事，但至今還使人迫懷不已。

晚餐後來點音樂可以便氣氛更加輕鬆，如果客人之中有人想在飯後高歌一曲，或是跳跳舞，盡可以留下來，有事想先走一步，也毫不受拘束。這是一道經驗之談。

當我初到華盛頓時，人們眼中的華府是個政府機關城，至少50％的人，不是在政府中擔任公職，就是在業務上間接與政府機關發|生|關|系。

當莎莉·奎恩初次為《華盛頓郵報》寫文章時，我立刻注意到她在文學方面的天份，她是少數幾位我認為具有十足潛力的女記者，她寫作的風格能使讀者感到趣味盎然，不管你對她的看法是否伺意，總是讀得津津有味。莎莉·奎恩決定留在報社，不願去電視上做個明星，這點我覺得是對的。

女兒回家后，我曾問她的觀感，14歲的女兒說：「媽媽，他們都說話說得太多，連總統在內。」

為什麼？因為華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半世紀以來，不只是美國的京都，也是國際性的都市。華盛頓的人種類繁多，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國家的首都都複雜，他們所做的事小則是地方消息，大則是世界新聞。瑞典有貨真價實的金髮女郎，巴黎有特別的時裝，好萊塢有伊莉莎白·泰勒，倫敦有披頭歌星，雅典有使人玩味的皇旅新聞，東京有女人，印尼有蘇卡諾，古巴有不刮鬍子的男人，紐約有摩天樓，阿拉伯有油田，香港有水的問題，許多地方有學生遊行請願……以上所述，華盛頓無一不備，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有時以另一種形式出現而已。

據報道，「席瓜亞」每年管理費用就將近百萬美元，這當然包括維護、工作人員、船員、海岸防衛隊、安全等費用在內。有次我問艇長一共要用多少人，他告訴我約50人。

她那句話來得幽默而又刻薄，對於「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場冷暖，實是「一針見血」的描畫。

華盛頓有好幾個上流社會「公用」的人，一個是經常被各使館僱用的聽差，他是個又白又胖的高個子，使館請客總由他來做「唱名」。他當這份差事已多年，因此對於華府的熟面孔，他都能稱名道姓。有時私人舉行較大的酒會，他也「出差」。他總是站在客廳的大門口，把客人的姓名弄清楚后，再大聲地往裡面報告。這對請客的主人的確是很大的幫助；不然的話有時生張熟魏，識與不識，一時見到了人忘記莫名，實在是件非常尷尬的事。因此，這種職業性的「司儀」，在華盛頓是絕不可少的。

邱池說：「我和華德九-九-藏-書·李普曼（美國有名的專欄作家，但對越南是主和不主戰）談過。」

梅絲塔夫人生病的時候，我打電話給她，去看她。不過，後來幾年，她閉門不見容，並且遷回老家俄克拉荷馬，和弟弟相依為命，然後，她寂寂地離開了人世。名與利，所值幾何？

尼克鬆夫人對志願工作興趣頗濃，當然在華盛頓與全美各地，這問題已與往常大不相同。今天，有些人認為志願工作已經過時了，既然做了事，理所當然應當獲取報酬，他們所持的態度是，志願工作者之所以志願，是因為缺乏工作能力，當然也並不一定如此。只是我們也要知道，今天，我們負擔失業與社會福利經費，為什麼對那些真正在工作的人，反而不給予報酬呢？

我想當時卡特總統是要表現給美國民眾和納稅人看，他是如何努力在節省公帑。可笑的是，我曾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急，說馬洛埃先生非常懊惱，他付了遊艇和傢具的錢，但是當「席瓜亞」拿到他手時，所有具有歷史意義的物件全不翼而飛，馬洛埃先生覺得自己受騙了。他告訴記者，他已要求政府「把所有該我的東西都放回原來地方。」他又說：「我不知道艇上居然會有扒手。」

近讀《曾文正公家書》，這位清朝重臣做人處事正直嚴肅，從他致諸弟的家書及家訓日記中有很多值得學習的精神。他說做人不可有驕氣，也不可有暮氣；又說文章學問之事以日知為要，而文章之助力是以多讀書、多積理，才能達到敬和的境界。無驕、無暮、有和、有敬，這是今日文人比較忽略之處。

當我抵達時，首先迎向我的是他的私人秘書米勒小姐，米勒小姐是個很誠懇的人，我們後來成為朋友。在客廳，我見到了胡佛總統，他第一句話就是對外子的去世表示悼念，說陳納德是他的好朋友，但最令我感動的是他問我過得好不好，需不需要他幫忙，要不要幫我找份工作等等。我聽了真有說不出的感激，彼時我雖然已在喬治城有一份工作，他還是說：「如果你需要任何幫助，一定要來找我。」

他說：「我叫艾諾遜，紐約出版公司。你的書稿現在我這兒，我看完了，希望替你出版，你怎麼說？」

這一來可把負責人急壞了，不招待他吧，總統信內己答應了他；招待他吧，把他放到哪兒去？而且此例不可開，消息傳出去若是總統競選時寫過很多封類似的信，豈不是更了不得？如何去安置那些不速之客？

艾諾遜說：「沒問題，沒問題，那你是答應了。」

查利這時才看到我，他非常難為情地說：「陳納德夫人，這不是你的汽車嘛，你開的是白色的林肯。對不祝」查利還是替我停了汽車，而他的袋子里也多了幾塊錢。

阿拉斯加參議員泰德·史蒂芬斯（Ted Stevens）夫婦是我在華盛頓另一對時常往來的朋友，泰德·史蒂芬斯曾在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下面做過事，當他出來競選參議員的時候，我遠赴阿拉斯加州為他助眩泰德·史蒂芬斯曾學過柔道，段數相當高，走夜路不用害怕。

總統的提案有時為了要兩院快點通過，或是不受阻撓，就得總統對某一部分議員進行「疏通」。我們用「疏通」兩字並非過甚其詞，總統喜歡找某些議員單獨談話，希望有對化敵為友。比方說參議員邱池就是一個好例子。這位年輕的議員是個「和平論者」。總統一面加強越南軍事，他卻天天在後面打退堂鼓，主張美軍退出越南，而且不斷地公開攻擊約翰遜在越南的政策，使約翰遜非常懊惱。據說有一天總統請參議員吃飯，邱池也來了，於是總統問他：「你近來發表很多對越南政策的議論，請問你曾和誰談過話？」

傑克和我也擁有「帝后飯店」一小部分股份。

美國總統競選所花金錢不可數計，而且愈來愈厲害，這對選民真是一項嚴重的負擔。不捐吧，伯那人將來真的做了總統，豈不坐失機會；捐給他吧，他可能把錢用光了，而且失敗，一去不回。為了兩全之計，美國的大公司多半採取公平對付的方法，即兩黨來相求都一律應付，那就不怕將來吃虧。這在富有的機構來說不難，但此外還有市長、州長、參眾議員的競選，他們也得請老百姓掏腰包，一個參議員的競選費三四百萬不足為奇，選民們真是叫苦連天。

約翰遜總統與肯尼迪的作風完全兩樣，肯尼迪年輕有為，可惜在位時日太短，未能盡量發揮才華，同時因為他到底比許多議員們年輕，有時他要做的事未必一定行得通，推得動。約翰遜在華盛頓已經有30多年，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政治家。

我說：「你沒有問起，我怎麼告訴你，我又不是Name Dropper。」

這是冠蓋京華中的一個特色：公用的男女佣人，不單知道你喝什麼酒，連你哪天生日，交什麼女朋友他們都清清楚楚，再加上那多如過江之鯽的所聞記者天天製造新聞，因此想在華盛頓有何秘密是很難的。肯尼迪總統葬禮完結后，肯夫人就搬到紐約去卜居，華盛頓是個是非之地，也是她決意離去的原因之一。紐約也是個大城市，但紐約的社交圈子是多方面的，不如華盛頓那麼狹校有人說，華盛頓是許多小鄉村組合而成的大城市，這話一點都不錯。

我記得我初次見她，她問：「你的大名是不是登記在綠皮書中？」當時我根本不知綠皮書為何物。自然，1960年，我名不見經傳，梅絲塔夫人再問我一遍：「我要打電話給你，你的大名是否收錄在綠皮書中？」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因為如果我告訴她，我連綠皮書是什麼都不知道的話，我們的友誼也就到此為止了。於是我說：「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我的電話號碼。」她的確打來了，我不知道是誰推薦我的。兩年後，綠皮書上，我算榜上有名了。

十幾年前「協和式」飛機已從巴黎與倫敦，飛杜勒斯國際機場，他們也獲准在紐約肯尼迪機場降落。

政治是殘酷而又現實的，當然住在華盛頓更有身受之感。

使命完成，外子即返華報告。幾經挫折，「飛虎隊」終於在1940年初成立，在緬甸受訓，1941年初正式參加作戰，與中國空軍名作，在天空上擊落無數敵機，建立了輝煌的戰績。陳納德本來準備在中國停留三個月，但他的居留竟延長到8年之久！

瑪莉蓮很喜歡狗，她有一條名叫「小情人」的拳師狗，還有兩三條非常討人喜歡的北京狗。她女兒有年聖誕節送她一隻長尾鸚鵡，她替它取了個「山姆」的名字。司機、廚子、女僕、秘書、狗、鳥，加在一起，瑪莉蓮家人口還真不少，她為人爽朗大方，很得人緣，參加她宴會的多半是華府權貴之士。

這艘美麗的遊艇有12張床位，最多可容納230人，150人在上面，毫無擁擠之感。

外子去世不久，我接到胡佛總統自紐約打來的電話，要我去看他，後來我從他朋友口中得知，他因為重聽，平常很少打電話給別人。我們約好12月我去看他，一天下午，我從華府飛到紐約，在他華爾道夫大酒店寓所共進下午茶。華爾道夫三十一樓，三十一A號是胡佛總統的辦公室兼寓所。

如今亂世已無秋瑾，但是我們在關心世局之餘，安能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期待。

華盛頓還有許多私人俱樂部，諸如F街俱樂部、宇宙俱樂部、大學俱樂部、大都會俱樂部、喬治城俱樂部、碧茜俱樂部等。

杜魯門總統時代，名女人大出風頭，尤其是一位叫柏兒·梅絲塔的，她後來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盧森堡大使。人人都以參加她家的宴會，為無上光榮。百老匯還以她的生平寫了劇本，名曰《稱我夫人》（Call Me Madame）。這位名女人嫁的是俄亥俄州的油田大王，夫婿去世后就到華盛頓定居。

我聽說尼克鬆總統辭職前，最後的那些日子里，他在「席瓜亞」上度過許多個孤寂的夜晚。

約翰遜時期，華府的人事變動很大。白宮一連串地發表了不少新任命。因為還有不少空缺尚待決定人選，於是想做宮的人大忙特忙，到處找關係，到處拜託，到處找人推薦，看來非常有趣。但約翰遜的抉擇有時是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下面是一個例子：前美國的民航局局長何樂彼（Horuby）不但是一位噴射機的駕駛員，而且很有才幹與抱負，肯尼迪當了總統后他也走馬上任，美國的民航局規模甚大，權力也重，所有民航機構都受它轄管，是份重要差事。局長有專機而且常常自駕專機到各地出巡，約翰遜被選為三十六屆總統后，閣員們循例是一致應景兒地向新總統遞辭呈，然後再由總統決定留用或另派新人。

你支持的黨執政，你也與有榮焉，覺得自己與大家英雄所見略同，此外又可享受某些特權，如果有人說他不喜歡特權，那一定是違心之論，機會平等固然不錯，但特惠更勝一籌，這是人之常情。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展開了8年抗日戰爭的序幕。在南京外子親眼看到日本空軍向沒有防衛的民房與學校、醫院投彈，傷亡不計其數。他憤恨極了，他認為這是最不人道的事。蔣夫人和他談，他們談到美國志願隊來華參戰的計劃。但這隻是計劃而已，因為美國其時還未向日宣戰。

說到門房與聽差，美人統稱之為Footman，我想中文可譯為跑腿。華府的大酒店跑腿與紐約的大酒店跑腿兩樣。紐約太大了，跑腿們是只認衣冠不認人的；在華盛頓的跑腿，有些一做二三十年，不但認人，而且連汽車號碼都清清楚楚。

如今雖然世界不安定，讀報紙的人除了關心中美關係，中東又出什麼亂子，誰又在競選，黃金、獎金價格等等之外，最使人感到興趣的該是有關男女之間的新聞了。比方說十幾年前，摩洛哥公主的婚禮這段新聞就連載了好幾天，她穿的什麼禮服，如何打扮，到哪兒去度蜜月等等都是大家有興趣的新聞。

從報上知道，總統遊艇「席瓜亞」號業已賣給了佛羅里達房地產商人馬洛埃，售價28.6萬美元。這艘五二船齡的總統遊艇，曾是許多美國總統和他們的知友遊樂的場所。

肯尼迪就職大典那兩天，華盛頓下大雪，可是從世界各地來參加典禮的人，並不因冰雪而不前，整個華盛頓的交通簡直成了僵局。就職后當天晚上有一個大舞會，我也被邀參加了。

他說：「我很喜歡你這個書名，設計封面的人我也有數了……哦，對了，你什麼時候回美？」

在美國，另一個有趣的事情，便是許多美國官員到國外訪問，外國人都是多禮的，常常送些禮物給那些大員。我想，很少人知道美國官員是不準接受禮物的，但為了不讓主人面子過不去只好勉強收了下來，回到美國，一張清單，全部給政府保存，自己一點也不能保留，連勳章也不例外。許多軍人受了外國勳章之後都得交給政府，由政府決定是否可以保留，如今政府的保藏室內擺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禮物。

外子常對我說，他在中國最寶貴的體驗是和中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更可珍貴的是中美合作那一段永留史冊的經驗。

日本投降之後，日軍方面承認，他們在華作戰，在空中他們是大大地失敗了——這是中美空軍合作的結果。

另一位是胡佛總統。

美國總統有他們遠離市囂、清幽寧靜的消閑去處，他們有夏季別墅，他們有大衛營，多一艘遊艇，又算什麼？

1977年讀到一則新聞：

卡特政府當政后，這方面已與前大不相同，他們甚至規定進總統包廂該穿什麼衣服。有些人連怎樣才算是適當的穿著都不知道，把總統包廂弄得一團糟，啤酒罐和空瓶隨處亂扔，以往這種情形從來不會發生，但時代變了。

我的朋友說：「你和陶德原來相熟，為何不告訴我？」

華盛頓4月的櫻花不管誰來誰去，每到風傳花訊，雨濯春塵的時候就會ｈｔtpｓ://ｒｅａｄ.99cｓw.ｃｏm迎風怒放。日本人什麼年月送來櫻花，我不大清楚，但住在華府的人常開玩笑說，華府主人的面孔數年一換，華府堤岸的櫻花卻年年照舊，開了又謝，謝了又開。

到後來，作好作歹，還是送了一張免費票給那個種田的人。

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柯倫律師，是羅斯福總統的親信，他被外子的精誠所打動，願意完成這份任務。葛柯倫不但建議羅斯福總統批准組織美國空軍志願隊去華作戰，而且予以武器及飛機的協助。這真是一項壯舉。

布希夫人是個道地的家庭主婦，對兒童教育、國民健康等問題最表關切，也鼓勵身旁的人多做點務實有益的事。她和里根夫人不同，南茜想降低全國吸毒人數，名曰Say No To Doug（「對毒品說『不』」），錢花了不少，但毫無成效。布希夫人比較樸素，因此在衣著方面並未被那些時裝專家利用來做廣告；南茜夫人則愛試新裝，許多名貴服裝店都以南茜穿著他們的新裝為號召，後來因為接受時裝專家的衣物贈送，牽涉到稅務糾紛，又因為僱用星相家而遭非議。這些事件多少都使里根蒙受陰影，但里根夫婦兩人確實是恩愛夫妻。

很多朋友問我：「你住華府多年，華府的特色是什麼？」我肯定的回答：「是人。」

肯尼迪在美國歷史上像是曇花一現。但他為華盛頓帶來了蓬勃的朝氣，為美國文化開了一條新路。他的是是非非我們且不去評論，但40多歲的美國最年輕的總統，的確為白宮開了新紀元。是他首次大規模地在白宮的玫瑰園招待文化界、藝術界人士，是他提倡政府官員減肥，做遠足旅行，是肯尼迪夫人把白宮重新布置，併發起美國歷史古物回白宮運動，白宮因此收到許多有歷史價值的傢具（例如華盛頓的書桌、林肯夫人的椅子等等都有人親自捐送回來）。這是別開生面的創舉，當時有些年紀較大的人，曾批評肯尼迪夫人標新立異，但比起前幾任的第一夫人，她的確做了不少事，最低限度，使美國人對於總統的官邸有了新的評價。

說到這兒，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十幾年前《新生報》王民社長到華盛頓看我時，曾問起我關於約翰遜總統統職大典時的請帖。因為報紙上曾說，華僑中只有一人收到請帖。這是不正確的。我的女兒坐在特別座位的第四排，而我雖被邀卻因傷風沒有去參加。我記得那天天氣很冷，所以索性在家裡看電視還看得更清楚些。

用什麼來紀念這位我敬愛的人呢？在這風雨飄搖的世局，我用以下的詩句來追悼陳納德：「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除了公務員外，華府尚有為數眾多的律師、遊說者、會計師及新聞記者，各國駐美大使館也座落於此。真是壯哉，盛哉。

她心直口快。不論遠近，人人都知道她和已故的麥考米克上校——大家都這樣稱他——是死硬派的共和黨員。1952年，麥考米克上校支持塔夫脫競選總統，因為他覺得艾森豪威爾太過傾向「自由派」。不過，瑪莉蓮對尼克鬆始終缺乏好感，1968年，她支持共和黨，可是不贊成推選尼克鬆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她常對我說：「你不能信任那傢伙！」

我曾坐在何樂彼的專機上和他的部屬一同自紐約飛回華盛頓。那天晚上，何樂彼自己駕駛，他說：「我有一天將不做辦公室的事，回去駕駛飛機。」

卡特總統上任之後說是要推行節約，首先是減少了白宮的私人座車與司機，後來又出賣了總統私用的遊艇，但白宮的職員數目大增，而且薪金也大漲；那麼減少兩三部座車豈不是騙騙孩子，後來國會又提議要把遊艇買回來，因為有歷史價值云云。

參院領袖也在上面舉行宴會，我最後一次到「席瓜亞」上赴宴是1976年高華德參議員夫婦慶祝結婚40周年紀念。他們請了大約30位好友，我非常榮幸，亦為其中之一。那是初秋時節，總統大選前不久，大家都為這對結婚40載、恩愛逾常的夫婦感到高興。「席瓜亞」帶給人們的回憶總是甜蜜又溫馨。

華盛頓的使館各有千秋，肯尼迪總統時代，法國大使館經常冠蓋雲集，是大家喜歡去的社交場所，肯尼迪夫人甚至還有位法國廚子。60年代初期，法國大使是赫伯·阿爾方，阿爾方大使本人似乎謙和有禮，可是他的夫人我實在不敢恭維，十幾年前他們就勞燕分飛了。記得我在一個月內三度經人引薦給她，可是到了第三次，她仍然裝出似曾相識的樣子，因此後來在一次社交場合中，我也還以顏色，視而不見。

據外子告訴我，他幼年時有機會就喜歡離群獨處，周末常自己一個人帶著魚竿到河邊垂釣，或帶著父親送給他的一枝舊獵槍到野外去打獵，要不然，在晚上一個人在寂靜的戶外看星星。當他只不過八九歲時已知道天上很多星星的名字。因為他愛看書，在那小鎮上他也讀到有關航空的新書籍，同時到處找尋有關在天空飛行的報道，他心中暗暗自許，有一天他也要飛向天空。

30年代，外子已是美國空軍少尉，他在陸軍部空軍組做飛行教官，而且有許多飛行論文發表，並編有飛行教材和空防戰鬥術等書，為當年飛行員手冊。

參議員史卓姆·塞蒙（stronm Thurmond）和他太太南茜也一直與我維持良好的友誼，他們的小女兒茱莉是我的教女。當史卓姆決定讓他那禿頭上長點頭髮時，他問我該怎麼辦，是買頂假髮來戴，還是費點功夫植髮呢？最後他選擇了費事的方法，後來他頭上長出了密密麻麻的頭髮，好不高興。

以上的事未有見報，而是當局者的親身經驗，由此可見約翰遜有時在用人時取捨之間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

一言以蔽之，他們心中有鬼。

記得多米尼加政變后，約翰遜總統晚間召開緊急會議，派海軍陸戰隊去多國。那實是一件大事，當天晚上共和黨人正在華府的沙利頓大酒店為參院共和黨領袖狄克遜做生日，來賓一千多人，每人捐助美金500元（各日餐券）來參加這盛典。狄克遜剛來不久，白宮就有緊急電話找他，於是我們只好一邊吃，一邊等他回來，10點鐘壽星回來了，同時向在場的共和黨員宣布總統的決策。當時他說：「我們雖是反對黨，但假如總統的政策是對的，我們願以反對黨的地位支持他。今天晚上，總統作了一項賢明的決斷。」

各部之中，以健康教育福利部預算最龐大，超出國防部、商務部、財政部、運輸部、勞工部、房屋都市發展部之上。後者的用度也大得驚人。

於是全場一致鼓掌。

我再與胡佛見面是1969年。那時大選已經結束，胡佛和尼克鬆的手下鬧得很不愉快，米契爾下面有些人想要請他下台，可是胡佛並不傻，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沒有哪個敢碰他。

現在再談談我寫《一千個春天》時的情懷。

另一個對我不錯的記者是瑪克芯·齊歇爾，她雖然希望採訪到我的社交新聞，可是從不和其他記者一樣，亂打高空，憑想象力寫文章，她能在《華盛頓郵報》有一番作為，我為她高興。

這個胖子「司儀」是個猶太人，還有一個黑人「門僮」也是華盛頓的寶貝之一。我想凡是在華盛頓有點聲望，或是常常參加盛典的人一定不會不認識亨利。亨利也是上流社會公用的僕人，專管替客人開汽車門，攙扶女客人上下汽車。亨利除了笑臉常開外，還有過人的記憶力，他對人名可說是過目不忘，比許多外交人員還有辦法。假如當他為你開汽車后你塞到他手裡的小帳是個大花邊數目，那他對你的名字更記得清楚。你若要採訪新聞，那麼亨利的資料一定比任何人都豐富。

那時大家對於這位蓄有小鬍子的陳納德少尉都另眼相看。連蘇聯空軍也耳聞其名，並派人來和他商議，聘請他到莫斯科去做空軍教官訓練空軍。那是1935年的事，其時美國的少尉月薪260元，吃不飽，餓不死的，而蘇聯人的合同是月薪1000美元，還答應供應汽車與司機和其他雜費。那真是使人心動的合同，但外子婉拒了，因為他不願意把他的技術教與蘇聯人，他早知美蘇絕不能成為友人。

這艘船是在60多年前建造完成的。

有人主張把這些禮物來個大拍賣，那才有趣呢。

肯尼迪在白宮時，有一位不受歡迎的名女人，白宮宴客從來沒有她的份；還有一位不受歡迎的女記者，她是寫社交新聞的，不入白宮如何能寫頭條花邊新聞。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兩個人後來都非常活躍，而且開口閉口離不了約翰遜總統，離不了白宮，此華府倒胃口事之一也。

初到華府時，如果沒有許多朋友的友誼和支持，我大概不會有今天，特別是空軍里的朋友給我的幫助。

有一陣子，謠傳肯尼迪夫人還有意在巴黎另找一名廚師，後來各方有所評議，乃作罷論。

華府地區總共有167個使館，雖然雞尾酒會通常是6時半到8時半，或6時開始，8時結束，可是許鄉不是挺受歡迎的客人會早到遲退——有的時候比預定時間多一小時。大規模的酒會，通常主人根本沒法分辨誰是應邀而來，誰是不速之客。因此，無可避免地、總有一些白吃白喝的人，把煙蒂掉在你的地毯上，碰壞傢具，打破杯碟等等。也許因為我受的是東方式的教育，我總覺得在大庭廣眾間，喝醉酒，露出各種醜態，是最不雅觀，也最丟人的。但幾乎每次雞尾酒會，都會發生這種事，有些人酒喝得太多，有些人話講得太多，有些人兩樣毛病都犯全了。

偶爾，你會受到邀請，坐進肯尼迪中心的總統包廂。當然，更美妙的是，在總統和家人不用包廂的時候，你可以拿起電話，問問某天總統包廂有沒有人用，假如沒有，那就是你的了。你可以帶著朋友到肯尼迪中心，坐進艾森豪威爾戲劇廳、歌劇廳、或音樂廳的總統包廂，舒舒服服地坐著觀賞。1972年我曾用總統包廂招待過華航的空姐。在每個總統包廂里，都有8——12張紅絲絨的座椅，旁邊有一間小客廳，可以在休息時招待朋友，冰箱里有香檳、冷飲，只要前一天派你的秘書去白宮取來鑰匙，第二天，你和你的朋友就可以享用這些東西，用完之後，鎖上冰箱，差人將鑰匙送回白宮，附上一張謝條。

華府最名貴的旅店薩恆（Sharhan Hotel）的兩名跑腿，一個是小個子，一個是大個子，他們對於常來的客人都熟記不忘，客人的汽車牌子也了如指掌。薩恆的夜總會「藍廳」不錯，樂隊算是華府頂夠氣派的，我想許多中國朋友們也到那兒去過。有一天晚上，我和幾個外來的朋友到那兒去，那天我開的不是自己的汽車，剛好又下雨，到了門口，我的朋友先下來，請跑腿代我們把汽車放到停車處（這是跑腿們對特別客人的優待），那個高個子說：「請先生自己停車，我們今天很忙。」

「我們花了3個鐘頭才找到你！」這是總統的第一句話。

那位農人對招待人員說：「如今約翰遜獲選，我也來觀禮了。請問票子在哪兒？」

古語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外子的一生也真是勞碌無已。外子祖籍法國，他的先人隨拉斐葉將軍來美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兄弟兩人在佛吉尼亞州落籍。外子的外祖母與美國南方名將李將軍是近親。李將軍當年在南北戰爭時領導南方與北方對抗，其威武使北方將領也大為折服，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風雲人物之一。外子年少時即以李將軍為其心目中的英雄。

他如願以償了。

福特總統夫婦也常用它，她們的掌上明珠蘇珊有次用它在波多馬克河上舉行了一次月光晚會，少年男女在船上亦歌亦舞。

總統說：「三個鐘頭以前我已決定用麥琪，我現在打電話先通知你，然後再發表。」

外子加入航校時美國的航空事業仍在襁褓時期，美國空軍是在陸軍部之下，九九藏書而那些陸軍將領對於倡導飛行的官員都有點不滿，認為這是不足道的玩意兒。而外子對於飛行是無限嚮往，他已決定獻身航空事業，他知道，終有一天空軍會在國防與交通雙方都有很大的貢獻。

其後他在航校做教官時，對於習飛行的學生也是訓導有方。

15歲，他中學畢業了，還未到入大學的年齡，但他長得又高又大，父親不願他虛度時光，於是替他虛報年齡，15歲報了18歲，考入了大學，是師範大學。他的父親希望兒子不再作田裡的工作，拿個學位，好去做教師，也可以改善生活。

福特做了20多年眾議員，芭蒂身兼父職教養4個孩子，真是難為她了。後來她很有勇氣地承認自己借酒消愁，上了癮而不能自拔，退出白宮后在加州得到不少私人和團體的捐助，而成立了「芭蒂治療所」，專為酒鬼服務，不少名人、藝人、政客和默默無名的人都曾在那兒歇過腳戒了酒，這是芭蒂的社會貢獻。約翰遜夫人愛好園藝，她的「綠化美國計劃」大受歡迎，如今華府許多地方春花怒放、綠樹成蔭，實該感謝她的推動。

我當時還不大明白她所謂「樟腦味兒」的意思。後來一想才恍然大悟。她是譏諷共和黨人閑散20多年，連穿燕尾服的機會都沒有。到了艾克上台，才從箱子里把多年未穿的大禮服拿出來穿用，吐氣揚眉一番。

我曾多次在總統遊艇上作客，卡特政府拍賣這艘104英尺、桃花心木門窗遊艇的決定，可說是結束了華府上流社會一個光燦的時代。

華盛頓共有167個外國使館，光是每個使館每年大宴客一次來計算，亨利就夠忙的了，何況還有許多私人的宴會也要找他，因此亨利真是能者多勞，席不暇暖。

來到華府的年輕男子耳濡目染，自然不免受到權力的誘惑與影響，結果他們一個個變得野心勃勃。他們想盡辦法參加社交宴會，特別是由一些大名鼎鼎的女主人開的宴會，只為了和白宮官員、國會議員、大使、將軍摩肩接踵，握個手，打個招呼，想在其中找到進身之階。

那些曾任職政府機構的人，很少遷離華盛頓，即使白宮易主，他們仍然做他們的公務員。每隔4年，我們就會收到許多原在白宮及內閣的朋友和相識的人寄來的通知，說他們現在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公共關係事務所任新職，或是替各種企業作遊說工作，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信然，信然。

何樂彼遞辭呈時不是例行公事，他真的要掛冠不幹。可是總統請他暫留，等找到了接任的人再走。這麼一等就是半年。有一天何樂彼到南部總統的老家德克薩斯州出巡，忽有長途電話來說總統找他說話。

古語說：「大丈夫流血不流淚」。我不是大丈夫，也做不到大丈夫，所以我有時難免流淚，有時不但流淚，甚至會痛哭，不過總是避免公開流淚，或公開地哭，不敢說「珠淚偷彈」，最低限度不願對人落淚。

今日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在近代史的演變中我們扮演不同的角色。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真有說不盡的感懷。

我卜居華盛頓時，是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時代。共和黨被置散在冷藏箱內20多年，於1952年把艾森豪威爾將軍捧了出來競選總統，擊敗了民主黨的史蒂文生而搬入白宮。前前後後在白宮共兩任8年。1958年秋我到華盛頓時，共和黨的黃金時代已過，大家正忙著準備尼克鬆的競眩民主黨方面後起之秀是肯尼迪，他那時只不過一屆參議員，但少年英俊，口才犀利，而且老父多金，廣交遊，網羅智囊，有孟嘗之風，而太太又年輕漂亮，兄弟姐妹全家總動員，在票數相差不多的競爭下擊敗了尼克鬆，於是民主黨又再上台。

葛薇·卡弗瑞茲亦為其中之一，她的大夫凱是華府首屈一指的地產商，許多華府的高樓大廈、辦公樓寓都是凱家的產業。葛薇喜歡跳舞，她的丈夫就是和她在私寓的舞池上舞興正濃時，一命嗚乎的。

1969年1月20日，美國第三十七任總統就職，身為就職委員會高級委員之一，我應邀參加在不同的飯店舉行的7個盛大慶祝舞會。我的舞伴是威斯康辛州州長華倫·諾爾斯，諾爾斯州長與妻子離異將近一年，我們有時聚一聚，就謠言滿天飛，我們只好盡量躲開記者的耳目，但那並非易事。

說完之後，不等那參議員回話就走開了，那位邱池先生大窘。

我一直很欽佩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高華德，1964年，他的一群朋友聚在我家，擬出競選總統的戰略。我的看法是，像他這樣的人永遠當不了總統——他太誠實，太率直，而且不願輕易妥協，我希望他能繼續做共和黨的發言人，在碰到重大問題時，出來仗義執言。

我想人家倒好熱心，反正我也不懂這一行，就讓他去做吧。於是我說：「好吧。你是否可以和我的律師談淡，他在華盛頓。」

「我已找到了新的民航局長。你看麥琪（Mc Gee）將軍如何？」總統在長途電話中問何樂彼。

在多位第一夫人中，我較喜歡平易近人的福特總統的夫人芭蒂，我初認識她時她只是密西根州眾議員的夫人。有一次我在家中請客，她問我有什麼事可以幫忙，我請她在門口請來客簽名，我開玩笑地對她說：「你今天就暫做我的秘書吧。」

對一個年輕的單身婦女，在華府謀生住家，和異性朋友建立友誼並不困難，但是要與同性保持良好關係，則非易事，這或許因為女人天性善妒使然，她們視其他具有吸引力的年輕婦女為勁敵，有時甚至覺得那是對自己的威脅，不過，我卻很幸運地在這裏贏得許多異性以及同性朋友的友誼。

來華不到一個月，外子對國人發生了密切的關心。——一個美國南方的飛行教官，現在決定要在亞洲對日抗戰，這也可以說是上天的安排吧。

我常到胡佛辦公室去看他，和他談亞洲問題，他好奇心極大，總有問不完的問題，我知道他晚年面臨許多棘手的問題，但他自己也知道來日無多，他常把使他煩惱憂心的事情講給我聽。

我從未見尼克鬆當眾跳過舞，但約翰遜總統，大家都知道，常和美麗的女士翩然起舞，福特總統夫婦更喜歡和他們的賓客共舞。我相信尼克鬆夫人一定喜歡跳舞，但那些年，為了幫助丈夫一步步爬升，她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喜好，她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

後來約翰遜去舊金山開會，在聯合國20周年紀念大會上演說，也把邱池帶了去。那位先生與總統同機一次之後，後來的確比較沉默了。

60年代我初到華盛頓時，與其說它是城市，倒不如說像鄉下地方。午夜過後，全市寂然無聲，一直到現在，華盛頓城內的國家機場夜間10時后，即不許飛機起降。

六七年來，國事家事，無一是處，每有開卷問蒼天之感，該寫的不能寫、該說的不能說，能寫能說的又不盡如人意，硯墨未濃，書不成章，每每擲筆。

熟悉約翰遜的人知道，約翰遜要做一個使人佩服的總統，他是一個喜歡受人稱讚的人，他要慢慢地把肯尼迪的影子除掉。當肯尼迪死後，約翰遜第一次發表書面文告時曾說，他要繼續完成肯尼迪未竟的任務，對於這一點，大家絕無懷疑，但約翰遜不是一個跟在人家後面走路的人。當他競選獲勝，而且以極多票數把他的勁敵高華德擊敗之後，他要做一個不借重別人的領袖。肯尼迪夫人所做的事，不一定是以幫助她的丈夫為出發點，但約翰遜夫人則不同。約翰遜夫人是一位賢妻良母，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要幫忙自己的丈夫成為成功的領袖，同時把白宮由肯尼這時代改為約翰遜的德克薩斯時代。約翰遜夫人很會處世，她把白宮的玫瑰園改為肯尼迪花園，並請肯尼迪夫人來參加命名典禮，但肯尼迪夫人沒有到十幾年以前，肯尼迪夫人寫給為翰遜夫人的一封信，被紐約一家專賣古董及名人事迹的猶太商店公開拍賣，惹起了一場風波。這封信是肯尼迪競選總統對，他的夫人親筆寫給約翰遜夫人的一封請柬，約輸遜夫人當時沒有親自作答，而把那封信交給了一名女秘書。那女秘書於三年過後卻想以1500元的代價把那墨寶變賣。報紙傳聞后，白宮馬上派人去向那商人索回那封信。信幾經波折才物歸原主，而這在約翰遜夫人與肯尼迪夫人的友誼上不免又加了一些暗影。

身經兩個朝代而地位不但不變，而且更為穩固的當推彭岱（Bundy）二兄弟。大哥二哥分任助理國務卿及總統特別助理。大權在握，卻毫無架子，平易近人。他們是跟著肯尼迪入白宮的哈佛學者，但因為有過人的智慧，而且腦筋清楚，對於約翰遜的確幫助不少。

傭人是華府的大問題，不但在小宴會上你可以聽到主客之間討論傭人之難找，有時在辦公廳里，男人們也談到傭人問題。於是老練的公用男女僕人是大家爭取的對象，這些人有一個節目表，今天到張家幫忙，明天替李家做菜；凡是要借重他們的人，必須預先和他們約好，不能臨時拉去，因為他們差不多天天有事，男的出差一個晚上15至20元，女的也是10元以上。按3個鐘頭計算，時間多的，再以鐘點計算。他們對於哪位部長喝的是白酒或黃酒，哪位將軍的威士忌放蘇打或是放冰，哪位夫人只喝蕃茄汁等等不用吩咐，都會一一替你安排，實在方便。

約翰遜說：「你們以後造大鐵橋也去問李普曼好了。」

一次一位記者訪問我使晚宴成功的秘訣在哪裡，我回答：「當女主人和客人玩得一樣盡興，這晚宴就是成功的。」倘若客人談來談去，就是風濕、背痛，再不就是兒女問題，那宴會也就該結束了。

凱老闆去世后，葛薇仍住華府大宅，也照常請客。她梳的是比較舊式的頭型，頭髮向後梳，後面一個大髻。據說她的母親是匈牙利人，本來凱老闆要娶的是葛薇的媽媽，後來移情女兒。葛薇在世時和柏爾·梅絲塔不睦，兩人各爭雄長而不交談。當年華府上流社會都能見機行事，凡有宴會總是盡量不讓她們有面對面的機會。1969——1976年間我因替共和黨效勞不少，升為「共和黨的女主人」，我把這兩位結怨20年的仇人請來家裡吃晚飯，並請她們兩人與我站在一排迎接貴賓，我對她們而人笑說：「我們三人行，沒先沒后，我還得向你們兩位多多學習。」於是這兩人化干戈為玉帛，當時華府記者都目瞪口呆，拍案稱奇。其實世間事何必太認真，如今這兩個人都過世了。葛薇的兒子為爭家產已打了3年官司，被控的是前任國務卿羅傑斯的律師事務所，他被委任管理凱氏的遺產。葛薇的3個兒子意見不同，官司可能會拖得很久，這是古今中外常有之事，到後來誰都沒好處，最後的贏家還是律師。

我於1979年出版了《住事知多少》，十多年來已由《中國時報》印行了22版。1963年英文版的《一千個春天》在美國出版后，成為紐約暢銷書，後來有多種中譯本，還有韓文和日文譯本，台視在四五年前還把故事編為連續劇。80年代我用英文寫《陳香梅的教育》（Education of Anna），由紐約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並由美國華府的《華府晚報》連載。1983年中國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近作《陳香梅的散文與詩》。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說集，又重印了我的長篇小說《謎》。

華盛頓到處是單身男女，有人說，華府男人比女人少得多，其實這隻是男人編造的鬼話，不過事實上，大多數單身男女到華盛頓來，都是抱著投機心理，或是想追求更好的事業發展機會，其中大多數希望找到一個比自己強的伴侶，提高名望，增加財富。可是有錢有勢的人哪裡有那許多，於是乎，許多男女的終身大事就這樣磋跎下去。以前說兩人過活和單身一般者，現在已經不適用了，何況單獨奮鬥要比兩個人互相拖累來得九九藏書容易呢！想到華府找個權大位高對象的女孩，通常都會失望，因為這樣的人多半家有妻室。不過話又說回來，這種人大多生活得不愉快，只好把精力放在事業上，追逐權勢，不然就是讓酒精來麻痹自己，以酒消愁。

我這一生有幸認識兩位胡佛，兩位都值得敬佩，一是已故美國總統胡佛、一是創辦聯邦調查局的胡佛，當我初到華盛頓認識他們時，兩位都已進入生命的暮年。

1965年，約翰遜總統在位時，我寫了一篇短文，名曰《華府萬花筒》，載於1965年7月27日及28日的《新生報》，現在重讀，仍有不勝今昔之感。

一個人在世上活了幾十年假如沒有點情感上的波浪，沒有愛而被愛，那麼不管他封候封官，總是白活了。因為即使享盡了富貴榮華，假使沒有人和你分享，那又算什麼。中國人說陞官受祿，為的是光耀門楣，但當你獨處之時，能得幾個知心？

古人說：「文窮而後工。」這個窮字該包含了許多註釋。不一定光是物質上的窮困，不一定光是生活上的潦倒，不一定光是事業的不順意或情意上的傷杯。我想這個窮字，是包括生命中的多種經驗與感受，要時間，要求進取，要大徹大悟才會有好文章。在這種種條件之下，文而求其工那就不是易事了。

男女之間的情與愛有的可圈可點，有的無一是處，但同性之間的友情則是另一回事，而真摯的友情頗不易得。我30歲以後的歲月大部分在美國，時間流轉，我在華盛頓的歲月中，從東方的生活氣氛轉到西方的生活習慣，這個過程真是一種教育，而在這項教育過程中，我很幸運沒有失去我自己固有的東方文化傳統，在異邦真是可以立足。

苦悶的成果是自己算有了自己的事業，有了自己的辦公室，不須寄人籬下。在交通與航空方面是走出了一條路，但這路還很長很遠，一步一步地來吧。

這時我也下了車，我說：「查利，你今晚怎麼不認得我了？你是不是只認汽車不認人？」

1937年初春外子乘船自美經東京，轉上海，赴南京。這是他第一次到東京，也是第一次到中國。這一旅程，改變了他的一生。

華府過去另一位著名的女主人波斯特太太（Mrs.Merriweather Post），她承繼了父親的財產，華盛頓的房子其氣派可與白宮相媲美。丈夫曾出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家中收藏蘇聯帝俄時代的古董與名畫甚多。她前後四度結婚，每年在家中舉行的大小宴會無不車水馬龍，有時連總統和副總統都大駕光臨，當然各首長也恭逢其盛。她有的是錢，而且儀態萬千，每一位國務卿和知名人士都稍作拜倒石榴裙下之勢。波斯特夫人去世時已年近80，只有一女。她在華府的私宅和在南方的別墅都送給美國政府保管，華府的大宅是博物館，南方的別墅做開國際會議之用。但聽說光是維修費已讓政府有點吃不消，將來如何處理是一個謎。

外子心想要和全班頑皮學生鬥法，一定鬥不過他們，於是他細心觀察哪個是「禍首」，他找到了一個又壯又高的男孩，看來比他還高出一個頭，但外子心想若不把此人制服，將來無法留下去。第二天一清早上課時大家又來給他過不去。外子把那個大男孩叫出來，他說：「來，我們到外面去一試身手！」

《芝加哥論壇報》羅伯特·麥考米克的遺孀瑪莉蓮是我的好朋友。丈夫死後，她移居華盛頓，起初在R街買了幢房子，經常賓客盈門，熱鬧非常，那是60年代初期。後來她買下麻薩諸塞大道2501號舊日本大使館，我們相處甚歡，自1960——1972年她遷回芝加哥這段期間，常有往還。

華府的政府機構首推總統和內閣閣員辦公的白宮，其次是坐落在所謂「霧底」的國務院及五角大廈的國防部。

約翰遜入主白宮，西班牙大使館取代了法國大使館的地位，西班牙大使瓦勒侯爵（Marquis de Merry des Val）夫婦在華府人緣甚佳，他們經常將大使館開放，作慈善用途。後來他們奉調日本，我還在東京碰見他們，那是在他們退休之前。

另一對朋友是卡杜里夫婦（Dr.Mrs.Majid Khadduri），兩人都是見重於士林的中東問題專家，卡杜里太太和我對跳舞有同好，常在一起玩。1973年她不幸去世，死時年紀尚輕，令人惋惜。卡杜里博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執教，已經出版了20多本關於中東問題的書籍。

華府是一個美麗的城市，住在那兒的人把周遭的美景不當一回事，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它和紐約大不相同，市中心有許多噴泉和小型公園，雕像比比皆是，很多我連名字都叫不出來。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傑佛遜紀念堂是眾人皆知的名勝，反光池之出名，是因為傳聞一個女孩與一議員爭吵而跳進池中。但我最欣賞的還是史密松尼安這類的博物館、柯克蘭畫廊、佛瑞安畫廊，以及肯尼迪藝術中心。

我的朋友當中，也有許多民主黨人士，如前眾院議長卡·艾拔（CarI Albert ），他對我十分友好，每次尼克鬆總統和福特總統發表國情咨文，他總是邀請我坐在特別席上。

他本來的計劃是到中國視察三個月，然後回美工作。但當他所乘的船抵橫濱時，他已目睹日本人準備作戰的種種，日本是一片戰時景象，他知道戰爭隨時可爆發。那時到東京去接他的是他多年同事與好友麥當奴。麥當奴已在中國服務，他是外子三人飛行技術小組之一員，兩人交稱莫逆。麥當奴說蔣夫人急於要和他們商談，於是他們馬上由東京去上海。

我告訴他日子，於是就這樣出了一本書，沒有談價錢，沒有談條件，這是美國作家、經紀人、書商、出版家都會搖頭大不以為然的事。

中國人形容官場的老話：「狐假虎威」和「樹倒猢猻散」，也能適用於華盛頓。

那位請辭的局長說：「總統你是問我對麥琪的意見，還是告訴我你已決定任命麥琪呢？」

他去世后，中國友人在台北市新公園為他立銅像留念，這是台灣唯一的外國人銅像。外子曾說，「我雖然是美國人，但我和中國發生了如此密切的關係，大家共患難、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個中國人。」

外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我開始寫《一千個春天》這本書，原著是在美國用英文寫的。1962年秋天在紐約出版，這本書是我為紀念外子而寫的。當時只是把自己心中的感念記之於文而已。書出之後，竟然成為暢銷書（1962年《紐約時報》書評中的十大暢銷書之一），這在我自己固然沒有料到，就連我的出版商也沒敢奢望，因為我曾遭一家大出版商退稿，他認為這種純情的作品在美國沒有市場，不過他介紹我給一家中級出版公司。那家的主編，看了原稿后馬上打電話給我，那時我正在東南亞，他半夜裡打長途電話把我找到了。我記得他的長途越洋電話半夜裡吵醒了我，他好緊張地說：「你的稿子我一夜讀完，好極了，好極了。我要出這本書，現在特別打電話和你商量版權，你讓我為你出版……」他一口氣說了許多話，使我連答話的餘地都沒有。等他說完了后，我說：「你再說一遍你的名字好嗎？」我真的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舊歡如夢，外子去世已34個年頭了。現將我1978年寫的一篇懷念外子的文章附錄於後，以示哀悼：1958年7月27日外子陳納德將軍國肺癌病逝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市，如今已有整整雙十年頭。

1963年我開始公開演講有關亞洲問題，柯斯頓·列是我的經紀人。

經過他教導的學生有好幾位後來都特別出人頭地。反過來說，他對於不該習飛行的學生也有很公正的一套，他說不具有飛行員才能的人，學習飛行只有害己、害人。不如趁早勸他們改行為是。數年前，我遇到一位大公司的老闆，他說：「陳納德將軍勸我不要習飛行，我當時很氣憤，但後來我想假如我做飛行員大概早就死了。我今日的成功該感謝你的丈夫。」

今日在華府有些只與約翰遜有一面之緣、或是握過一次手的人都要到處宣傳，美國人形容這種人為Name Dropper，最是不受歡迎的人。

美國人對於「民主」與「自由」這兩個名詞非常重視。美國憲法規定戰時美國總統是當然的三軍統帥。朝鮮戰爭美國派兵參戰，是杜魯門總統的手諭；後來不準麥帥渡過鴨綠江，並把麥帥撤職，也是杜魯門的命令。但左右美國元首的各機構力量都很大，總統的各項任命以及提案都得參眾兩院通過才可執行，所以做總統的人也常常得敷衍兩院的中堅分子，使他們和他合作，並支持他的各項提案。

好幾個夏日晚上，我們在「席瓜亞」上共慶美好時光，波多馬克河靜靜地流著，月色朦朧，耳邊傳來輕柔的音樂，一切是那樣美好，叫人永難忘懷。

外子和蔣夫人的見面也是非常戲劇性的。蔣夫人給外子升了級，任命他為中國空軍上校，並囑他馬上開始考慮如何改善中國空軍的成長。於是外子和麥當奴到杭州筧橋、漢口及其他許多空軍單位視察——他們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的空軍真要大大調整，他們有的是旺盛的空軍精神，但沒有飛機，缺乏支援。這是急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這些，外子都親自向蔣夫人報告，並一直與周至柔將軍會商。

我說：「就算由你來出版吧。」

我到華盛頓時，卡維特街與康涅狄克大道轉角的笑涵旅館藍色舞廳還開放，樂團奏出動人的舞曲，紳士淑女翩翩起舞，氣氛高雅，指揮鮑伯柯羅斯和誰都熟。夏天，笑涵屋頂花園為我們這些愛跳舞的人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去處，但這一切現在都已成為過去。

那個高頭大馬的學生不知道外子曾經學過拳擊，而且技術不差。他們兩人來到戶外一較身手，其他學生也跟著走到外面看熱鬧。兩人只不過打了一兩回合，外子就把那個淘氣學生打倒。於是大家喝彩，外子一搖身成為他們的英雄，那個為首搗亂的學生也服輸，不再淘氣了。外子一再調查，原來這群學生已攆走了好幾位老師，那些老師都因受不了這些淘氣的大孩子起鬨，皆掛冠求去。外子想這些孩子們該有些運動來調劑他們的生活與時間，於是他組織了一個球隊，下課後教他們練球，並鼓勵他們和其他校隊比賽，於是這些本來愛搗蛋的學生都安心讀書，而且對於這位只有18歲的老師也非常尊重了。

約翰遜總統登寶座，華府面目又來一次大革新。肯尼迪時代，總統左右，白宮上上下下儘是哈佛口音，說那時是哈佛的天下並不為過；肯尼迪夫人少時在法國讀書，精通法語，於是法國大使夫人終日到白宮左右串門子，得意非凡。肯尼迪夫人穿的是法國時裝，用的是巴黎香水；肯尼迫夫人成為女性的偶像，後來少女們流行的短短的簡單的直髮式，就是這位美國第一夫人的理髮師為她別出心裁的產品。

蔣夫人促外子馬上回美設法取得白宮與國會同意，讓他組織美國空軍志願隊來華作戰。這不是一件易辦的差事，因為美國人仍保持中立主義，不願牽連到中日戰爭的漩渦里去。

就職典禮之後不久，倫敦《泰晤士報》出版了一本關於1968年大選的書，其中有一章描述共和黨如何利用陳香梅，影響越南政府遲遲不參加巴黎和談，因為這個緣故，共和黨始克獲勝，這不失為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事實上，共和黨也曾加以否認，可是新聞界始終沒有採用共和黨的否認聲明。

「對不住，總統有何吩咐？」何樂彼只好道歉。

許多要人對於亨利也特別客氣，不把他當僕人看待。他為你開汽車門；會說：「某某先生，某某夫人您好！」認識亨利的人當然也回答說：「亨利你好！」

柏兒·梅絲塔是個風雲女人，不過比起其他名女人，她還算是溫和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