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70年代的中國青年，他們顯然缺乏這樣的集體行為，更缺乏我們心目中的那些著名的「代」所必備的戲劇性因素。但是，「生於70年代」這樣的口號，在今天突然變得如此響亮。年齡介於20至30歲之間的青年們用一些支離破碎的斷片比如「小豆冰棍」、「街上流行的紅裙子」、「霍元甲」來象徵所謂的共同經驗世界，然後依靠新技術與消費共同帶來的社會變革來作為自己的武器，在前者的文化包裝與後者所帶來的力量共同驅動下，70年代人先是半信半疑，然後開始聲嘶力竭地宣告自己的成熟。

我估計訓導主任在右眼遭受重創的同時意識到兩個問題：其一，從背後監視學生是不得人心的；其二，不要把人逼急了。還有一點，他可能至今還意識不到：他們雖小，也是個人，需要人的基本尊嚴，教育的努力是給人尊嚴，而不是剝奪尊嚴。儘管最後一點，當時的我還不能清晰地表達，但是我樸素地知道我不喜歡被人從背後盯著，即使她是個漂亮的姑娘。當時的年紀小，沒有能力把這個事件上升到社會高度來看，但當我在世紀末的陽光下看到《1984》的時候，終於意識到這種監視對於人類精神會帶來多大的戕害。好在，我們那時候，訓導主任還沒有「老大哥」的無處不在的監視器，他的那雙肉眼還是可以被我們的聰明才智弄腫的。

接下來同樣熱鬧卻帶上過多庸俗氣質的90年代，卻讓我來臨的青春缺乏足夠的浪漫色彩。並且，我驚異地發現，在同時到來的網路文化面前，我表現出了某種排斥。我不知道，那個燦爛多姿的虛擬空間是否可以給年輕的心靈帶來足夠的遐想空間。美國作家湯姆·彼得森說：「網路社會是一個沒有盡頭的青春期。」我總懷疑這種論斷產生於電腦的初創階段，那時候對於擺弄的比爾·蓋茨與史蒂夫·喬布斯來講，這還是個好玩的玩具，而不是用來掙取1000億美元家產的手段。而且網路是否真能給我們帶來某種青春特有的幻想，我不置可否。反正，那個叫「痞子蔡」的人的小說，並沒給我帶來足夠的衝擊，甚至「風舞輕揚」的名字，也有點太過庸俗。更重要的是，可能我的年齡已經喪失了進入網路空間的優勢了。

有了完全消費的80年代人的映襯，70年代人的虛弱之處暴露無疑。在兩代人之間，他們終於展現了他們的真正特徵，他們是自20世紀後半葉至21世紀前幾十年間，具有過渡意義的一代。在他們之前，中國人的個體精神淹沒于集體之中，封閉的環境掩蓋了世界正在進行的變革，他們生活于集體的狂熱之中，這種狂熱給個人或者帶來深刻，或者帶來變態；在他們之後，青春完全進人了世界消費體系之中，技術彌合了．中國人與世界之間的差距，他們可以盡情地遺忘歷史，而生活于未來。

儘管阿城在抱怨著，但是他還是寫出了《彼時正年輕》，插隊的那段日子里，在荒野山村中湧出的青春騷動時至今日愈發動人。當那些軀體與意識逐漸成熟的時候，慾望在成長過程中充滿了迷惘，這時候，你還缺乏基本的判斷，對於這個周圍環境介乎于理解與不理解之間。本能告訴你，總該反抗些什麼，可是面對真實又不知如何是好……這種奇妙的情感該是多麼痛苦和美妙啊!

鏡頭二：邁克爾·道格拉斯在《華爾街》中扮演的金融巨子戈登，他堅定而狡詐地微笑著，不擇手段而又風度翩翩地欺騙著公眾，他指揮著手下讓華爾街的行情漲漲落落，並不動聲色地侵佔著財富。他大言不慚地說道：「貪婪是好的(greedisgood)。」戈登擁有男人的至高快樂，華爾街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與電影觀眾會下意識地這樣想。這個男人具有無比的佔有熱情，佔有金錢、女人、藝術還有名譽……

於是很必然，我為自己的出生日期而遺憾，這種遺憾仿若李敖對於自己「早出生了50年」的抱怨。1976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已經意味著我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滑向平庸。在我的大腦開始比較順暢的運轉前，理想主義情緒高昂的80年代過去了，我通過零星的文字記載來理解那個時代的傳奇。文化熱、詩歌的寫作、人生意義的探索，被壓抑得太久的青春在那短短的10年內，以罕見的力量噴涌而出。我熱切地與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攀談，希望能夠抓住那些痕迹。可是顯然，我感覺到自己與那個時代的鴻溝，沒有心靈與肉體的真實體驗，有些東西是無法感知的。

我是否至少將我的田地收拾好?

試圖勾勒一代人是危險的，因為對於一個複雜的世界來講，定義一代人的方式往往流於膚淺與偏頗。然而，對一個時代進行定義又是誘惑人心的。在現代社會中，個人往往是無力的，我們總是將自己加入一個群體之中，在其中我們覺得聲勢浩大和有所依靠。「代」成為這個變革接連不斷的時代一群深恐被遺忘的人的救命稻草。藉助於此，他們獲得了集體的經驗與回憶，在集體回憶與品位中，他們獲得了力量與對於殘酷現實的暫時性遺忘。

釣魚，背後一片荒蕪的平原，

鏡頭三：一位網路新貴傲慢地出場了。他的穿著刻意地隨便，全身武裝了各種奇怪的科技產品。他的口頭禪是，我厭惡陳舊，我需要更新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的產品，新的刺|激，新的情感，新款的安全套……

男人們失去了快樂，因為他們失去了悠哉游哉的心緒。他們沒有時間沒有閑情去寫情書，去打扮自己……世界對於他們來講，太複雜了，太快速了。他們焦慮，並迫不及待地追趕時間。

崔健在美國作巡迴演出時，依舊對著台下的觀眾喊道，你們還年輕嗎?可是一位觀眾卻這樣說：「他明顯老了，眼袋明顯大了，頭髮也稀疏了……」這麼簡單的一句話摧毀了崔健有關自己還年輕的一切辯解。他對著在美國隨同採訪的記者說，他覺得自己還年輕，年輕意味著速度和力量，他覺得這兩樣東西，他都還有。

以上幾個鏡頭勾勒了20世紀末快樂男人的簡單肖像。在這個時代，男人的快樂幾乎赤|裸裸地建立於慾望的滿足之上。快樂在上個世紀後半葉，成為我們的新宗教。我們縱容我們的情感與身體扭曲到一個極限來獲得暫時的快樂。這是個技術主宰的時代，男人的快樂深深刻人技術的痕迹，男人們本能地相信各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他們獲得快樂，把身體改造得更好，掙更多的錢，與更多的陌生女人上床……在這種不停歇的追逐過程中，我們隱隱地感到，男人可能正在失去真正的快樂，快樂正在變得技術化的有量無質。

儘管，那一代的反叛明星們已經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主宰，儘管伴隨著熱情的衰退，道德保守主義重又回到軌道，也儘管社會不可能總處於那種激烈的狀態，但是你必須承認，青春必須帶上某種瘋狂的痕迹，它讓你恬不知恥地挑戰歷史。聰明的肖伯納說：「如果年輕時不是左派，那麼40歲時肯定是個保守分子。」如果一個人在青春期時不具備縹緲的幻想，那麼這個人註定是乏味的。

沒有人否認，長大之後的姜文把少年的時光過於抒情了，但是這不妨礙讓我陷入小資產階級式的回味。曖昧的懷舊，這是現代人無法揮去的情結。無知與單純是快樂的根源，我開始理解在那些什麼都缺的日子里我如何像一頭小豬一樣快樂和健康地生活，我也記起了我的那些夥伴如何為一張火花，一個沙包而折騰得暢快淋漓，記起了在日落之後我們如何穿梭于大院內的樓群之間呼朋引伴，然後找到一個安靜的角落如何羞澀卻高聲地議論那個漂亮女孩的裙子……由於物質條件的匱乏，我們被迫把自己放逐於田野和自然之間，享受一種無所事事的快樂。

我無法回憶起什麼，不管是美國的60年代還是中國的80年代，我幻想活在另一代人的記憶里，因為那是我理想的青春。我的床頭放著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園之門》，我在亂鬨哄的回憶里找尋生命的本色。那也是個崇拜「青春」的年代，正如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中所寫的一樣：年輕就是他媽的一切。多年之後，迪克斯坦接著寫道，個人主義是那個時代的標誌，今天這種欲求並沒有改變，只不過現在的年輕人把那種縹緲的理想轉化成了對於現實物質的極度追求，從要求世界大同的理想演變成要求更高的工資、更好的住房了。這是可口可樂電腦的一代與造反的、搖滾的一代的區別嗎?我只知道，我不可救藥地欣賞著歷史。

但是，不管你如何抵制現代文明，你必須承認原始人的快樂是無知所造成的，他們所擁有的快樂可能是淺薄的。人類史上真正的快樂定義可能出現於文藝復興時期。這是個人性獲得空前解放的時期，人類獲得了發現世界的樂趣，發現了釋放性|欲的樂趣，發現了文化reａｄ.99ｃsw.ｃoｍ與藝術的樂趣。並且，他們在不斷肯定快樂的價值，快樂是對生命意義的肯定與驗證。此時的男人們都沉浸於附庸風雅之中，對於文藝復興領袖彼得拉災來講，能夠用文雅的拉丁文撰寫肉麻的情書是極有趣味的；對於伊拉斯謨來講，《愚人頌》這樣的諧噱篇章是對於世界一種嚴肅真實的反映，並且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快樂……從浩瀚的典籍中，我們發現文藝復興時的男人們沉浸於一種明朗的快樂，他們生氣勃勃地發現世界，並通過生機勃勃的方式表現出了發現的快樂……文藝復興的開創者們，像一群活力四射的大孩子，興緻盎然地玩著各種遊戲。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我在4月的一份報紙上看到一篇報道，說最近一兩年，北京有十幾所中學在教室後方牆壁上安裝了監視器。校長坐在辦公室里只要輕點滑鼠就可以查看到每個學生和教師的上課狀況。報道說，一開始，學生不適應，但是時間一長就習慣了，而且學生上課的聽講專心多了，沒人再搞小動作了。一位律師同志說，教室和商場一樣是公共場所，安裝監視器很合理；一位家長同志說，只要孩子可以專心學習了，裝就裝唄；一位校長同志說，主要是為了更好地進行教學工作，不是為了監視學生。更可氣的是一位和我當年一樣大的高中生說，從此大家不傳條了，也沒什麼不習慣的。

阿城在《遍地風流》的序言里說，中國沒有青春文學，青春總是或多或少與政治攙在了一起。惟一值得一提的是王朔的《動物兇猛》，光名字就夠嚇人的。阿城主張的青春是囂張的、更接近於生理本能的，這一點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有過精彩的表述。

我明白了，在很多時候，我們的精神狀況是根本沒有隨著科技進步而進步，在很多時候，我們被技術壓迫得精神萎縮。《1984》里描述的故事很恐怖，「老大哥」以國家的名義剝奪了每個人的隱私權，即使你跟一個姑娘親熱一下，都很困難不被發現。這種狀況下，每個人都對國家忠心耿耿，但是沒有幾個人是正常的。奧威爾的故事是虛構的，我們的故事卻是真實的。校長老師們現在以「學習」的名義剝奪了孩子們的隱私。他們搞了幾十年教育，卻不知道教育的本質是什麼。不管那些孩子成績好不好，能不能考上大學，起碼我們的學校都應該讓他們成為一個心理健康的人走出校園。一個人最理想的生活狀態是自然成長，尤其在青少年時應該盡量減少負面的影響。那些老師家長們怎麼不好好想想，當你總是意識到自己活在別人眼皮底下，還會正常思考問題嗎?反正，在中國歷史上，越沒有自我空間，人就越虛偽越殘暴。如果一個民族的花朵們都在這種陰影里成長，那麼這個民族的未來就可以想見了。還有那個可笑的律師，把學校類比成商場本身就滑稽之極，商場的監視器是在無奈的情況下才出現的，它是以人性本惡為前提，是否合理再另說。但教育卻是應該激發人內心的光明的一面，這些幼小沒有成形的生命是應該被愛與美引導的，而不是用先進的手段來監視的。

未來學家們說孩子們可以通過一扇扇窗口(Windows)欣賞自然，或許山更雄壯，草地更為鮮亮，河流更為清澈……當然，孩子們還通過窗口體驗到了友情、暴力、探險，或許還有性這些我們曾經努力親身實踐的東西。但是即使隔著最高解析度的窗口他們就能清晰地感受到世界了嗎?

比起還算漂亮的女作家，網路寫手們讓人更加悲哀。榕樹下與網易文學獎，頗引人注目。只是，有誰問過這種獎項有何意義。因為互聯網是個新東西，我們都不熟悉它，所以以它為題材的寫作就具有了某種意義。這種理由就像在火車發明時，舉辦「火車文學大賽」，或者電話發明時，只要寫作電話小說就具有意義一樣可笑。我實在找不出遊盪在網路上的李尋歡們與80年代蹩腳的文學青年有何區別?惟二的區別可能就是：第一，文學青年們還知道托爾斯泰而李尋歡們從來不讀；第二，文學青年們不會用電腦。

20世紀是一個人文精神遭遇空前挑戰的世紀，不斷發展的技術與不斷擴張的物質慾望把人類的心靈擠壓得越發乾癟。就像卓別林在《摩登時代》里譏諷的一樣，我們正可悲地成為機器流水線上的一部分。我們被迫越來越現實，一點點放棄尊嚴。

鏡頭一：在1998年某一期《時代》封面上，一張咧開嘴的男人臉龐誇張地凸顯在偉哥藥丸上：不夠堅挺的男人們的快樂福音。兩年後，一個肌肉過剩的男人再次佔據《時代》封面：一種新的可以增強肌肉與性功能的藥物被發明了。這兩個封面的潛台詞無比明顯，男人們的快樂建立在單純的性之上，在藥物的幫助下，性變成了一種比拼耐力的體力活動，快樂依靠于勞動的強度與持久度。

到這裏，我終於回到最初引用的T．S．艾略特的詩歌《荒原》上了。作為上個世紀最傑出的詩人，艾略特極度尊崇傳統。他認為，作家只有把自己放人一個歷史體系中，與歷史中的其他作家相比較，才具有某種意義。因此，他在1922年的《荒原》中，對於一戰過後，整個西方瀰漫的精神荒蕪現象表現了極度地憂慮。他在這首不朽的長詩中，不斷引用著聖經與各種神話，希望藉助歷史的偉大來拯救精神的空虛。

我坐在岸上

對於前者，我更希望稱她們為行為主義者。我承認她們掌握了寫作的基本技巧，也承認她們在文字中蘊涵了一些私人的情感，但是她們永遠只是一群三流寫作者。這是一群叫囂遺忘歷史的女人，她們所全部依靠的不過是幾次短暫的情感經歷，幾十次可能刻骨銘心的性|愛體驗，或許還有一點點毒品的味道。比起平常的女人，這些東西已經足夠她們賣弄出幾十萬字了。在那些描述里，更多的是一位位自以為是的女子對於自身經歷的掩飾不住的自豪。而對於讀者來講，閱讀她們，更像一次情感上的獵奇。因為女作家們的生活環境與自己幾乎相同，狀態上也空虛得類似，但是她們敢於通過瘋狂來暫時麻醉自己，自己卻沒有勇氣。因為這是個無根的時代，所以美女們說「我們所能依靠的只是瘋狂與放縱」，可是之後呢?

不管是在舒爾茨生前還是死後，總有批評者堅持認為，在《花生》漫畫50年的歷史里，除去最初的一段時間，舒爾茨是缺乏創造力的，他是個可恥的自我複製者。這種指責當然有其道理，但是它卻低估了舒爾茨利用那條愛幻想的狗和那些不合時宜的孩子所表現出的人性光輝，有了人性這條主線，不管那些連載漫畫多麼雷同，它已經產生了一種滲透心靈的表現力。史努比是一條富有人文氣息的狗，堅持尊嚴、不安現狀、耽於幻想、英雄主義理想——這已經是幾個世紀以來，文學作品描繪的主題，也是人文主義者所堅持的「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之一。

我仍舊清晰地記得，16歲的我第一次讀到《十三年和十三月》時的無法抑制的激動。這已經是90年代，距離李敖的文章寫作日期是29年。在文章中，這是一個年輕得如此徹底的年輕人。他說喜歡那些激進作家的鋒利，以及那股表現鋒利的激|情。他說苟能使整個國家年輕活潑到處是朝氣，其中有一些青年發幾句狂言，道幾句壯語，做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這又算得了什麼。他說不管流彈和棒子怎麼多，他還是要走上前去。他引用了一位印度青年詩人的詩句來自勉：「你已經吞下不少苦藥，請再勇敢地喝下這杯毒酒吧!」他接著把自己比喻成一個賣葯遊方的孤客，走到晦暗的十字街頭，他打開背囊，當眾吞下不少苦藥。那些觀眾說：「恐怕葯太苦了。」他卻回答：「怕什麼呢?我吃給你看!我還有一杯毒酒!」這一年李敖27歲，他上過了大學，當過了兵，他在日月潭邊租的狹窄的「四席小屋」中過著貧困不堪的生活，但是他依舊笑著，懷抱著對於中國社會弊病深深的憂慮和對於個人未來生活的憧憬。他覺得，他還年輕，還是沖一衝吧，為了社會更為了自己。於是他開始給《文星》寫稿。《老年人和棒子》、《十三年和十三月》……激|情與才情已被壓抑得太久的李傲憑藉著年輕特有的銳氣，痛快淋漓地釋放了。讀此時李敖的文字，你不是在那裡與歷史交流，也不是與那些龐雜的知識交流，你是在與一顆活生生的心靈交流，它堅強有力甚至肆無忌憚地跳動著。

一位走過80年代的中青年會這樣回憶起崔健，「走在大街上，我突然被擊倒了」。整整一代人被崔健的音樂所擊倒，而其原由當然不是那些習慣形而上分析的人所說的深刻性，它只是激起了那一代人始終被壓抑的青春的慾望。所謂治療了一代人「失語症」，正九*九*藏*書是激發了青春所應該有的放肆叛逆勁。而崔健身上最有利的武器，正是其自身的一副「崔大爺」的撒野氣質。在備受爭議的趙健偉《崔健在一無所有中吶喊》書前的插頁上，崔健四仰八叉地躺在那裡，那一副「操你大爺」的表情或許正表現了他音樂的本質——肆無忌憚地表現力量。

史努比是一條富有人文氣息的狗，舒爾茨把本應從屬於一位熱愛幻想的少年的品質，注入了這條狗體內，於是這條狗獲得了罕見的生命力。

——奧可塔維奧·帕斯

當然，我們都會懷念史努比，就像上個世紀的人懷念19世紀的單純一樣。但面對現實的殘酷，我們所能做的可能僅僅是懷念。

今天的我們處於更加嚴重的精神荒原之上。我將王朔、美女作家與網路寫手們羅列在上面，正是表明，我們的時代與人類文明已經產生了怎樣的斷裂，這三者都是藐視歷史與規範的典範。儘管，這種斷裂絕非從今天開始，也無法立刻結束，但是，我只是想提醒普遍不安的讀者們，還有一些可能是陳舊卻更為激動人心的作品在等待我們去閱讀。

歐洲婦女們鍾愛的對象，由穿著鎧甲的騎士們轉向了盧梭或者雪萊式的詩人，後者在對待愛情上儘管比前者更勇敢與放肆，但在這种放肆之下，卻是一樣的羞澀與浪漫。即使對於當時的浪蕩子們，不管是拜倫還是卡薩諾瓦，他們的浪蕩方式也幾乎是一種非功利性的，他們更多注重的是行為本身，而不是最終結果。米蘭·昆德拉在《緩慢》中引用的18世紀愛情小說，再鮮明不過地表現了當時的愛情觀念，它是如此的緩慢與優美。

史努比誕生時，人類社會已經習慣了被分配到福特的流水裝配線上，物質主義已經開始出現，人們也越來越習慣於被機器或者國家安置。史努比很可能進入20世紀卓越的人文主義者的名單。在這串名單中，茨威格怒斥著極端的民族主義，卓別林控訴著機器時代，喬治，奧威爾則說明了極權主義對於個人危害……這一切都是為了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是何等重要。史努比以其獨特的形式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儘管這樣類比有點荒謬……

孩子們的遊戲規則變化了，我承認他們比我們當年具有更廣闊的視野，他們更多的把自己投入到一種智力遊戲之中，利用技術表達自己的情感與生活……但是，他們一點也不好玩，我透過他們的眼鏡和有點電子化的眼睛看不到生命的本來，看不到那種應該活躍的動物性。他們的活躍過多地表現在虛幻的世界里，在這裏，他們把自己假想得強大無比，他們可以在聊天室里肆無忌憚，可以毫不費力地利用電子郵件和大人物們聯繫，可以在聯機遊戲上精神十足，可以輕車熟路地侵入五角大樓……在虛擬的世界里，他們用一隻手指攻擊瓦解著成人世界。但是，這改變不了他們在生活中的脆弱和缺乏生氣。

如果我們將1992年的市場經濟改革，與1997年開始的互聯網熱潮視作上個世紀末中國最重要的變革的話，在上一段中被我人為切分的三類70年代人，與這些變革相逢的年齡正恰當地表現了他們過渡性的角色。

愛情是一種高貴的形式主義，是我們文明的特定產物。德尼·德·魯熱蒙在《愛情與西方世界》中賦予了愛情一個特定的誕生時間與地點：12世紀的普羅旺斯。那個時代，風行的行吟詩人開始在詩篇中讚美偉大的愛情。形式感開始被引入男女之情中，按照約翰·赫伊津哈的觀點，「將愛情形式化，是一種社會的需要，是隨著生活的愈益嚴酷而愈益迫切的需要。愛情必須被提升到儀式的高度，充沛而暴烈的激|情需要這一點。惟有強烈不羈的情感建立一套形式和規則，才能消除殘暴……文學、時尚和談話都成為調節和凈化性|愛生活的手段……」有了這段話的鋪墊，我們可以進入現代淑女們渴望的愛情黃金階段「騎士時代」。溫文爾雅的騎士們和宮廷貴婦們的故事已經成為不朽的傳說，他們依靠一個眼神、一個隱喻或一句詩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在《顏色頌詩中》，一位叫吉約姆·德·馬紹的騎士第一次與愛人約會時欣喜若狂，因為該姑娘頭戴一頂天藍色帽子。在此時，藍色代表忠貞。在漫長的中世紀中，有關愛情的隱晦詩歌四處可見，而當時的流行小說幾乎一律為騎士解救貴婦后，卻最多僅吻一下手帕而已的禁慾模式。而當時最受歡迎的男人模式在下面這首詩中表露無遺：

顯然，20世紀加劇了這種趨勢的發展速度。尤其是技術的侵人將這種功能主義發揮到一個極致。而男人們也被物化到一個極致，他們必須追逐金錢、權力、肌肉與勃起的時間長度……一切都具有具體而理性的數字衡量標準。在現代社會中，當「什麼樣的男人最快樂」被提出時，標準答案已經擺好……

比起十年前，王朔式的嘲諷已經不再親切，相反地，我隱約地感覺到某種噁心。王朔沒有變，只是這個時代變了。與此同時，空氣里漂浮著一股腐朽與輕率的香氣，它們來自年輕美麗的女作家們的肉體與潛藏在網路空間中的脆弱情感。

一代人的標誌是時尚，但歷史的內容不僅僅是服裝和行話。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於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於荒野。

今天，我們可以聲稱中世紀愛情的虛偽。但我在這裏如此噦唆地引用的惟一目的，是想強調最初愛情的非功利性，它不是為了迅速獲得性的滿足，也非通往財富與權利的手段，它更看重的是一種心靈上的溝通和優雅的形式主義。

在德國和法蘭西；

技術永遠無法取代人的本性，我會永遠地喜愛湯姆·索亞和哈克貝利·費恩，因為他們讓人討厭的精力過剩，永遠不會安分守己地到處流浪，他們健康勇敢，散發出永遠不會褪色的生命活力。我也會永遠懷念「陽光燦爛的日子」，他們呼吸的是空氣，親近的是自然，還有分享煙頭的友誼，還有可以流血的打架……

而這一切肆無忌憚是必須以年輕作為基礎的。這一點阿城說得極妙，「年輕氣盛，年輕自然氣盛，元氣足。元氣足，不免就狂。年輕的時候狂起來還算好看，25歲以後再狂，沒人理了」。所以崔健在以36歲高齡說自己年輕時，這一切已經不再動人了。走過北大過去的學二食堂的舊址時，我總是在想，十幾年前在這裏演出的崔健該是怎樣地元氣十足。那時候，崔健似乎還沒有得到足夠認可。在油膩膩、亂轟轟的學二食堂，北大學生似乎沒有對這個中國的「鮑勃·迪倫」表現出什麼熱情，據說，拌著魚香肉絲或者大白菜的味道，觀眾在這裏進進出出，掌聲寥寥。一年後，崔健再次在大講堂出現時，只能容納1500人的空間擠進了3000人。這時候的崔健可能並不需要拚命地叫喊「你們還年輕嗎?」因為，此時他不需要自我打氣。他的年紀本身已經給了他通向那一顆顆熱血、躁動的心靈的最短的路徑。

所以，舒爾茨對於我們生活的貢獻可能正是，在這個技術與物質不斷擠壓我們的精神空間的時代里，創造了一條拒絕現實的小狗。這也是史努比可以在無數卡通人物中脫穎而出的最重要的原因，它代表了人類身上脆弱而敏感的一面，這些品質正在消失。於是，在日益現實與享樂的人群中，一條小狗耽於幻想，因為幻想而碰壁，於是它身上也因此而披上了一層永不消失的憂傷氣質。幻想與憂傷，這兩種氣質在所謂的后工業社會是如此的稀罕與動人。作為一個中國讀者，你可以在中國的90年代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當然，作為閱讀者，我們無需把閱讀史努比變成思想的負擔。像一切漫畫一樣，史努比給我們帶來了快樂，但我們也發現，史努比給我們帶來笑聲的同時，也帶來了淺淺的憂傷。我們在回味史努比時，也常常會想到自己，我們是否也同樣面臨著這樣尷尬而憂傷的境況。

他長久居留在倫巴底，

舒爾茨在後來的回憶中說道，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希望把人類天性中最美好的成分加入漫畫中。但文藝作品從來都是對於現實的反射。即使對於歷史並不長的漫畫亦是如此。20世紀初的《丁丁歷險記》中的那個四處尋求冒險的丁丁，反映了歐洲社會處於擴張時期的雄心勃勃；而在70年代末出現的《加菲貓》中，物慾橫流的肥貓則意味著處於消費時代的我們對於自我慾望的縱容。

「我一看到這些詞就心煩」，王朔在《三聯生活周刊》的隨筆上，列舉了一串名詞「崇高、精神、梵高、莫扎特……」王朔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如果我們總是試圖去和歷史中的偉大人物與事件相聯繫，就是虛偽與弱智的表現。

在功利的世界里，我們忘記了愛情的模樣。我很願意就此回顧一下愛情的歷史，努力給讀者呈現愛情最初的面目及其htｔｐｓ://rｅaｄ•9９csw.com後來的流變，這種不無輕佻的回憶中充塞了我對於古典世界的有點變態的眷戀。

他受過真正的騎士教育，

但是，怎麼辦?他們不可能拋棄掉文明，更不可能回到文藝復興時的單純。不幸的男人們已經坐上了一輛瘋狂的、正在加速的列車。這輛列車就像赫胥黎描繪的「美麗新世界」一樣，它許諾道：「人人都將獲得快樂。」這種快樂，是通過新技術思想導師《連線》雜誌所預測的「可以隨時達到性高潮的藥片」，可以「混淆夢境與現實的機器」來實現的。最終，經過如此漫長的敘述，我所得出的男人的快樂原則，即是開闊、生氣勃勃的內心空間。它是一切美妙的性、成就欲的前提。但在這樣一個內心世界遭受物質擠壓的時代，這種快樂幾乎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們的心靈不再從容，變得慌慌張張。很可惜，我無法提供任何解決方案，因為為數眾多的大師們都試圖提出他們的解決方案，但是他們都失敗了。我們已經坐上一輛瘋狂的列車，誰也不知道如何剎車。

介於理想主義與網路一代之間的年齡，讓我們有點尷尬，我們想做夢卻喪失了空間與時間，同時又不能完全拋棄夢想。這種情緒讓我的青春分外乏味。我進入大學的時候才開始閱讀《麥田裡的守望者》，40年前的霍爾頓依舊年輕，說髒話，帶鴨舌帽，幻想女人卻又要命的害羞……這些緊張與不安略加反叛的氣質讓我激動，卻無處釋放。同時，我周圍的同學根本不知道《麥田裡的守望者》是什麼，他們也不想知道。我在宿舍里要命的傾聽Nirvana的《SmellLikeTeenSpiht》，儘管我並不了解那個自殺了的異國青年，也不會如此狂躁，但是，我本能地意識到青春應該帶有一點這種肆無忌憚的色彩的。

我總是試圖在拾起別人的青春回憶來填充自己的空白的心靈，但是這實在太困難了。我無法找到給我的青春帶來鮮明色彩的回憶。就像比我早生十年的傢伙們一樣，他們可以清晰地記得第一次翻閱《曼娜回憶錄》時的心驚肉跳，或者是羅大佑或者崔健的歌聲，再要麼就是弗洛伊德給他們的震撼，他們或許還可以記憶起關於人生的討論，再差勁也會對金庸與瓊瑤印象深刻……總有一本書，一首詩，一個文化符號可以勾起潛藏的回憶。

「將愛情進行到底」，這句暢快淋漓的口號暴露了我們的致命傷口——我們正在失去愛情。不管我們的唱片工業產生了多少「為愛傷心欲絕的男人與女人」，也不管架上的流行書籍上提供了多少愛與性的技巧，我們得承認，我們的愛情正在失去它應有的光彩，它正變得平庸化與技術化。愛情變成了我們忙碌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變成了一種有量無質的佔有，變成了有點昂貴與費神的高級消費品。在這個時代，我們鍾愛的對象，越來越失去其本應的豐|滿形象，而逐漸實利化了——他應該具有怎樣的身高，怎樣的收入，公司的名字是否帶有「．com」的後綴……

那是個陽光燦爛的年代，姜文回憶道，大人們已經走光了，城市屬於孩子們。那也是一個匱乏的年代，孩子們擁有的只有友誼、戰爭、磚頭、無所不在的惡作劇和穿著樸素的姑娘以及《列寧在1918》，偶爾還有機會把避孕套當作氣球來使用。這一切散發著當年小豆冰棍一樣的香甜氣味，我無法不懷念。

在剛剛進入21世紀時，舒爾茨宣布中止50年的漫畫連載。原因是舒爾茨的身體狀況不佳，兩個月後，舒爾茨離開了人世。在《新聞周·刊》的悼念漫畫上，查理·布朗與史努比相擁痛哭：「我們的爸爸死了。」這正常的中斷與死亡，似乎也含含糊糊地流露出這樣的意思：「在更加物質化與技術化的21世紀，幻想與憂傷更將沒有容身之地，所以不合時宜的史努比還是放棄這最後的掙扎吧。」這種推測當然會遭到無數的質疑與不屑，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有趣而無聊的假設，如果把加菲貓與史努比放入同一漫畫情節中，結果是什麼?我個人的意見是，滿身世俗之氣的加菲貓將把人文氣息的史努比壓迫得無處藏身……

所以，我自以為是地替他們感到遺憾，儘管這種遺憾已經被很多人重複過了。可是，每當我看到那些孩子們在不知疲倦地追趕信息技術的召喚的時候，看到他們溫柔聽話的時候，我就想到了陽光燦爛的年代，想到密西西比河的野蠻小孩子，誰享受著更幸福的生活，誰也無法說清。

我在事隔30年之後，在幾千公裡外的北京和那些激動的中學生大學生一樣顫抖著，我記得那一夜，我渴望大聲地呼喊，渴望在我的小屋裡又蹦又跳，渴望對著全班的同學大聲地叫：「你們知道李敖嗎?」……之後的幾年間，我用各種方式尋找李敖的作品，了解李敖其人。李敖說他，說話比文章好，人比說話好。李敖的種種特立獨行的故事加劇了我對他的心儀。他會在高三那年，因為厭惡考試機制，就休了學，放心地養浩然正氣；他會在考上台大法律系之後，再退學；他會上課不抄筆記，還理直氣壯地說，那是中學生才幹的事；他會「李敖情書滿天飛，是個女孩就想追」地追逐台大的女生；他會在父親的葬禮，頂著全台中市的白眼……這些最瑣碎的事情，卻映襯出一個頑強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與思考的年輕人的形象，同時他又是充滿了人性的血肉，而不是一具只會思想的屍體。

在20世紀各項偉大的起義中，愛情缺席了……

——T．S．艾略特

充滿時尚感與馬爾庫塞所謂的單面人的狀態更應該屬於80年代人。我們看到的眼花繚亂的所宣稱的70年代的消費觀，其實往往是人為地利用想像營造出來的，因為他們太急於宣稱自己的存在，於是就順手拿起一件殺傷力極大其買卻開不屬於自己的武器。

儘管他在新專輯中，音樂的力量和強度都在加強，也儘管他可以說，他的聽眾在退化，已經不能再理解他，崔健還說，他的新作品更多地注入了社會批判意識……但這一切不過是他正在失去青春的一個標誌，他應該知道，他曾經激動我們的不是那些批判意識，而是他音樂洋溢的青春精神。

在這樣的荒蕪中，用肉體寫作與用網路思考的寫手出現了。對於他們，我並不反感，我反感的是他們所帶來的巨大的轟動與站在他們身後的無恥的造勢者。在任何時代中，好作品與壞作品都是同時出現的，壞東西被寂靜無聲地淘汰了。而當一個時代，壞作品贏得了主流的關注時，這個時代一定有問題。

這個孩子的希望準確地道明了那隻叫史努比的小狗讓我們如痴如迷的關鍵——它代表著人類永恆的困境——夢想與現實的衝突。這隻倔強富有個性的狗，如此堅決地拒絕承認自己作為狗的身份，當他的主人查理·布朗說，你看人家的狗，主人把樹枝扔出去，狗就會跑過去把它叼回來。於是，史努比就叼來一個樹枝，一下子扔到了遠方，然後眼巴巴地看著查理·布朗。它常常專註地坐在小房子上，寫作它的不朽的小說。儘管小說的開頭從未改變過，儘管它從來只收到退稿信。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位勇敢的飛行員，並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了戰鬥英雄……舒爾茨把本應從屬於一位熱愛幻想的少年的品質，注入了一隻狗體內，於是這隻狗獲得了罕見的生命力。

1997年，李敖推出了《李敖回憶錄》，風行台灣。台灣《商業周刊》評價說，「它激起了整整一代人對於李敖的美好回憶」。這句評價再明顯不過了，李敖屬於60年代的台灣，那是一個籠罩在白色恐怖下的年代，一個在高壓的政治和窒息的傳統文化籠罩下的台灣，那個叫李敖的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文化太保架式地說，「老年人該放下棒子了，該輪到我們登場了」，「文明即梅毒」……還有什麼比這更能打動人心的了嗎?他是黑暗中的短暫卻刺眼的微光。

多年後的今天，我聽到隔在大洋彼岸的柯林頓說：「在信息時代的陽光中，我們不應該讓任何人落在黑暗裡。信息科技應該成為每個美國孩子生而知之的權利，無論他們是貧窮的還是富有的。」然後我就看到和我當年一樣大的孩子積極響應這句話，偶爾和這些年輕的朋友坐在一起，他們談論著和我當年截然不同的話題：帝國時代、下載、黑客……這些孩子的臉上透出精明的氣息讓我吃驚，但是我不喜歡。我走在曾經留下童年痕迹的大院里，已經看不到喧鬧的景象，我知道他們都在家裡上網，儘管他們住在相對的兩座樓上，但是他們更喜歡在網上交流而不是面對面。

宣告自己的成熟，就必須尋找已經樹立的標誌進行打擊。就像60年代歐美的學生運動對父輩進行無情唾棄一樣，70年代人選擇了60年代人作為攻擊的對象。於是，在新興九九藏書作家的詞典中，60年代人成為了陳舊、愚蠢、理應被淘汰的代名詞。60年代人所表現的理想、激|情與單純被不容置疑地冷嘲熱諷，而這一切依據不過是70年代人所體驗到新的生活方式與前所未有的展現自己的機會，是互聯網技術與插有一片檸檬的Corona啤酒……

李敖的文字越讀越多，也越來越讓我失望。儘管，他關於國民黨，關於蔣介石，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有他的獨到之處，也儘管我敬佩他面對牢獄之災的勇氣，以及復出后，在傳統下的獨白，或者在獨白下的傳統……但是，這一切都已經不能再打動我，離開了青春的勇氣，李敖只是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家，一個憤世嫉俗者，他不是作為一顆充滿無限激|情的心靈而存在。

但是很快，我們會發現這種豪情壯志隱含著怎樣的脆弱。因為，出生於80年以後的人在此方面佔據著更絕對優勢，他們連「小豆冰棍」的歷史也不需要知道，他們尚未成熟就會使用了IGQ。他們甚至連打倒上一代的慾望都沒有，因為事實已經給他們足夠的證明。

上高中的時候，學校有個可憎的訓導主任，他喜歡在上課的時間，通過各個教室的後門窗戶觀察學生的動向，心懷期待地尋找沉浸在金庸小說或者竊竊私語的快樂中的學生。所以每次上課，當我們無法拒絕小說或者同桌女生輕言細語的誘惑時，就必須同時提防講台上的老師，還有後門的那雙神出鬼沒的眼睛。後來，有勇敢的同學把窗戶用報紙封上，那一天大家過得很舒服。報紙不斷被老師勒令撕掉，但是不斷又被人貼上，老師也就服了。可是，不久，我們發現訓導主任還是能夠準確無誤地抓住吃零食的可憐鬼。原來，後門的窗戶下有個小洞，訓導主任的一隻眼睛可以順暢地觀察我們。一天課上到一半，訓導主任不顧尊嚴地衝進來大吼道：「誰乾的，到底是誰乾的?」這時我注意到，他的右眼又紅又腫，因為疼痛一眨一眨的。猜得出，肯定有人往那個小孔上抹了大劑量效果顯著的清涼油。從此，沒有人再從後面監視我們了，到現在我還在感激那位機智勇敢的同學。

那些曾經年輕的人啊

上個世紀為數眾多的文明反思者已經為此深深憂慮。他們不得不費力地將我們拉回到人類的原始狀態，苦口婆心地告訴我們，在簡陋與單純的時代，快樂如此唾手可得。此時的男人們，還沒有被賦予太多的社會意識，沒有被物化。儘管生活艱苦，但是快樂卻不用如此之多的附加值。在現代社會，一個男人為了獲得與某個女人的快樂，他可能要煞費苦心地安排一次旅行，要通過豪華的遊艇與精心的旅行路線來達到目的。一項原本單純的快樂，變得困難重重，其中充滿了不合人性的制度化。而對於一個原始人來講，可能處處可見的草堆就是快樂的天堂。對於沒有打開視線的原始人來講，世界是狹小卻清晰可見的，任何一點事物都可能佔取他們全部的內心世界，並帶來了充滿其間的樂趣。

我無法知曉，若干年之後是否會有人記載我們這個年紀人的故事，那會有趣嗎?我的青春正在褪色，儘管它從來就沒有沾染上一種鮮明的顏色。或許人的心靈永遠只能活在一種假想狀態里，我所期盼的那些年代不可能比我的幻想更美好。因為沒有不令人失望的現實，所以躺在漫長的午後的床上，一本本地閱讀《麥田裡的守望者》、《挪威的森林》、《動物兇猛》，同時放著甲殼蟲或者崔健，這或許也是一種青春的方式，只是一覺醒來，渾濁的頭腦與現實的無趣又讓我無所適從……於是，我終於知道，我至少擁有了青春中的一個關鍵情感——迷惘。

今天，不管媒體還是公眾，所熱衷討論的70年代概念更多地來自78年以後出現的精神狀況，我們姑且將之稱作「后70年代」。這種討論淹沒了70年代所代表的真正精神，即沒有定位模糊的、充滿過渡色彩的特性。

——哈羅德·羅森堡《荒野之死》

男人們正在遭受誤讀，他們正在被演繹成一架盲目追逐快樂的機器。他們紛紛患上了快樂強迫症，他們通過一切手段來尋求快樂。

為了學習文雅之禮……

70年代本身即說明了這一切。其實從來就沒有一個完整意義上的70年代。在1970年與1979年之間已經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我們可以說在1970年至1974年之間，他們有著類似的成長，更相像於60年代人，被一種殘存的理想主義與集體主義氣質所包圍著。而1974—1978年之間，變裂已經出現，出身於這四年間的人，或許是真正的個體精神覺醒的一代，他們受惠于計劃生育政策，在高中時觸摸到信息技術的最初萌芽。而1978年之後，幾乎已經完全融人了消費時代之中。

寫作從來就不是一項誰都可以從事的工作，絕對需要某種專門的訓練與作者本人某種不尋常的情感。從蜂擁而來的網路文學選集看來，寫作者們顯然誤以為，只要把字寫出來，順序排列整齊就可以了。他們缺乏一種基本的知識素養，也缺乏基本的技巧。而互聯網又是一個如此容易隱匿身份的場所，所以，這個空間的主要發言都帶有明顯的不負責任的痕迹，從那些網路寫手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這種寫作更多依靠手，而非大腦來完成。如果，我們把隨意的文字與隨意的情感通過一種新工具來表達，就視作某種新生命，那我們就太愚蠢了。

最終，我又想回到最初引用的羅森堡的著名論調。生於70年代的人，如果真的試圖想證明自己的存在的話，那麼他必須擔負起時代變革的重任。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和80年代人一起輕飄飛揚的與生俱來的能力，他們必須承接起聯結歷史的斷裂的任務。否則，他們只能從歷史版圖中消失。

所有的人都受騙了，包括70年代人自己。我們根本沒有看到一代人的崛起，他們只不過是恰好都生於那十年之間，他們志趣各異，並且在內心深處相互不屑，缺乏共同的價值體系。我們沒有體驗過相同的東西，沒有共同創造什麼，也沒有破壞什麼，他們不過是年齡界限的巧合。

儘管知青的生活里充斥了太多的悲劇和醜惡，陳沖在《天浴》里已經講述了這樣的故事。但是，我對於這種特殊的境遇給青春帶來的不尋常顏色還是抱有極大的興趣。儘管，王小波與阿城一邊在大罵那十年的缺乏「常識」，但另一方面還是在文字里頻繁地出現了它，不管它是帶有怎樣地苦澀，但無疑都已經融入了他們的血脈之中。

不管是王朔的嘲諷，美女作家的放肆，還是網路寫手的膚淺，都激起了我們強烈的興趣。在新世紀的春天裡，這看似毫無關係的三者合謀讓我們靈魂上的蒼白暴露無遺。

當查爾斯·舒爾茨決定退休時，一位讀者這樣寫信給《新聞周刊》表明自己的哀痛：「當我的兒子還小時，他因為太喜歡史努比了，以至於決定讓自己成為一隻小狗。他吃完了所有的狗糧。而且，在好幾年內，他堅持每天都學一會兒狗叫。我記得有一天，他被一個他認為是朋友的人傷害了，這是他第一次感到世界背叛了他。他看著我，眼裡充滿淚水。同時說：『我希望史努比是真的。』」

這種粗線條的歷史掃描方式，當然會忽略到很多細節。不管我怎樣強調文化與社會對於男人快樂的影響，我都必須承認作為男人，他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最基本的獲得快樂的方式。這種快樂的獲取是一種本能，比如性，比如成就欲，比如創造欲。它們是不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變化的。但是，我同時也想強調的是，這種本能的快樂正在遭遇著人為的侵襲。在越來越強調快樂與刺|激的今天，事實上，我們可能正在失去快樂。尤其作為男人，在這個功利社會，他承載了太多令他焦慮的因素，他急切地渴望利用快樂來遺忘這種焦慮。因此，他採取了某種技術或者藥物手段。此時，快樂變成了一種純粹的生理反應。這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快樂，本應該主要是一種精神與心理現象。而今天，它可能正危險地演變成一種單純的生理刺|激。有人寄望于網路技術讓我們獲得解放。因為網路技術幫助我們從循規蹈矩的工業體制中解脫出來，我們變成了單獨的個體，重又獲得個人的舒展。這是又一次文藝復興，一部分學者這樣認為。樂觀人士顯然忽視了，這種解放背後蘊涵的更深層的束縛。事實上，新技術讓我們陷入了更加緊張的依賴之中。網路像一個機器貓的百寶袋，隨時提供一切我們的需求，包括快樂。這種方式的前提是更加極端地將快樂視作純生理需求，純數量表現。

現在的孩子們越來越馴化，沒有了我們當年的抗爭的自覺性，況且，在面對校長40萬元的高科技武器時，抗爭也是無力的，再說清涼油已經不常見了。最近北京還流行一部電影《楚門的世界》(T九_九_藏_書rumanShow)，講的是金·凱利從出生起就被5000架攝像機監視起來，他的整個成長過程中的一舉一動都通過衛星向全世界轉播。他的生活吸引了無數觀眾，他是這個星球最大的明星，但他始終沒有察覺。當他最終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巨大的玻璃容器中被世界觀察時，最終還是擺脫了監視，即使這個遊戲的導演誘惑他回到那架攝像機下，因為他是獨一無二的明星(BIGSTAR)。我真希望，這些可以當黑客的孩子們可以用磚頭砸爛監視器，即使讓你考上哈佛，這種對於生命尊嚴的付出也是不值得的。

也因此，我們其實很難將出生於中國70年代的人籠統而粗暴地稱作「70年代人」。我們稱海明威、帕索斯等青年為迷惘的一代，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同樣的美國教育，在20歲出頭時來到歐洲，經受了戰爭的打磨，然後眼睜睜目睹了人類文明被摧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然後他們一起酗酒，並且對於未來充滿迷惘；我們稱凱魯亞克、艾倫·金斯堡、伯勒斯為垮掉的一代，是因為他們共同用瘋狂摧毀平庸，他們相信大麻與瘋狂行為可以拯救靈魂，他們用驚世駭俗的行為來對抗中產階級價值標準……

20世紀幾乎顛覆了我們習慣的一切觀念，愛情成為這一切顛覆中最讓人心痛的犧牲品。在20世紀大行其道的技術觀念的篡改下，我們發現愛情拋棄了它含情脈脈的面紗，它變得目的分明，它似乎不再是一種心靈激|情的需要，而變成一種人必需的權力與附屬品。法國學生在街頭叫嚷道：「要做|愛，不要做戰。」很顯然，愛情與戰鬥並無分別了。而不管是在雜誌、電視還是網路上放肆的色情物品，更是把愛情直接演化成一種追求數量的生理衝動。而此時，已經解放的婦女們渴望的男人是詹姆斯·邦德型的，他們無所不能，並且不需偉哥便性|欲熾烈。

而今天，在「.com」的刺|激下，能夠在NASDAQ上市的網路英雄們早巳讓騎士精神黯然失色，比起充滿隱喻的詩歌，姑娘們更加熱愛直接的stockoption(點擊)。到這裏，我終於含含糊糊且斷章取義地完成了我對於愛情歷史的敘述。而現在，我對於你惟一的奢望是，能夠合上你的眼睛，讓自己暫時性地遠離現實。你嗅到了12世紀的法國普羅旺斯的氣息了嗎?愛情從那裡飄了出來……

我們還是先從王朔說起。王朔應該明了的一點是，那個需要通過冷嘲熱諷來摧毀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消費經濟有力地蕩滌了舊的意識形態觀念。我們今天面臨的嚴重問題是，舊信仰已經被摧毀，而新的信仰還未形成。一種畸形的物質主義成了暫時的替代品。這種沒有遊戲規則的拜物主義，讓我們的精神陷入空前的蒼白之中。我們藐視了人類社會基本的精神準則：同情、愛、公正、善良……今天，我們急切地需要吸收人類歷史中最精純的品質，不管是偉大的著作還是偉大的人物，都為我們提供了某種快捷方式。從經驗看來，藐視歷史(世界文明史)往往意味著精神的荒蕪。

接下來的文藝復興不留情面地衝擊了這種形式主義。人們發現，像《十日談》中奮不顧身的滿足慾望，是件讓人快樂的事。形式主義的愛情觀開始受到實用主義的挑戰。當然，在接下來的17、18、19世紀中，中世紀遺留下來的騎士精神愛情觀並沒有遭遇多麼嚴重的挫折。因為，在這幾百年間，人類文明依舊節奏緩慢地進展著。

有些時候，在疲軟的夕陽下，我會猜測起這兩個人年輕時的樣子，在雲南的雨林中，他們該是怎樣的意氣風發或無精打采……我漸漸了解，對於那種苦難的嚮往，是對我們目前生活的一種無情的唾棄。由於這種唾棄，我會對於30年前的大洋彼岸的狂亂抱有無限的心馳神往。革命的熱情，無所畏懼的自由的性，世界大同的理想，還有鮑勃·迪倫嘶啞的嗓音。於是，我在《阿甘正傳》中看到「Berkly」的字樣，聽到「如果你去舊金山，別忘記在頭上……」時激動得心跳超速。於是，當我閱讀《在路上》時，我的靈魂已經被帶到了另一個世界，那裡有無限延伸的公路，荒涼的沙漠，疲憊卻年輕的面孔，還有肆無忌憚的自由，可以無限揮霍的青春……

李敖的大學札記是李敖最動人的文字之一，這個一心要成為巨人的年輕人在札記中不斷叫囂著，自勉著，痛苦卻頑強地面對挫折。讀這些札記，彷彿看到一個努力向上爬的年輕人，他滿臉的堅毅，同時又帶著淺淺的玩世不恭——這是他面對世俗世界的武器。我常常在上課時望著窗外，想像那個整天在校園裡穿著長袍，一臉不吝的青年。有時，甚至會冒出兩句李敖式的豪言壯語，在平庸的90年代的中學課堂上引起小小的騷亂。

從19世紀開始，資本主義的實利主義開始緩慢地侵入男人體內。男人們在這個物慾擴張的社會形態中，逐漸朝功能化的方向發展著。實利主義忽略美感，強調人身上的功能性。在商業取得相當成功的19世紀末，「男人留著鬍子，頭戴高高的絲帽，手中握著手杖，他們自豪而幼稚地相信自己是大自然及歷史造就的佼佼者，」。這樣的社會地位與財富地位，是男人快樂的標誌。

如今這一切都變了。是當初那些熱愛傾聽的心靈變得滄桑了?還是為了保持以為的年輕，崔健給自己攙雜了過多的做作?或許兩者都是。可能，對於一個漫長的生命來講，靈魂可以激動的時期本就很短，這是整個暗淡生命中最明亮的時段，或許也是我們之所以存活在世間的主要緣由。不管是崔健還是李敖，他們準確無誤而又精彩萬分地在充當了這段時間中我們靈魂的導遊人，他們是內心深處最熱血沸騰的記憶。如今他們老了，我們也老了，像告別了蜜月期的情侶，我們相互指責對方的叛變，同時誰也無法忘記那些最美妙的時光。

一

但是，今天呢?李敖依舊是「我還年輕」的模樣，他的身體也可以保證他在57歲的時候再生個兒子。但是，他確實不再年輕了，脫離那個年紀的李敖的話不能激動人，反而讓人覺得滑稽，在電視上看到談笑風生的他，我覺得他只是一個憤世嫉俗的老年人，他已經60歲了。誰說只要保持心靈的年輕，人就可以不老，我不相信。我甚至寧願相信，那不是李敖，真正的李敖還活在60年代，還活在我16歲的心裏，那是一個如此年輕的李敖。

1992年，李敖已經57歲的高齡，但我與他相逢時，是一顆還未遭遇激|情的16歲的心靈與一顆正在年輕的27歲的心靈的相逢，李敖激起了我們最共同的感想。這是很多人讀李敖的感受。李敖說《十三年和十三月》是他收到讀者來信最多的一篇文章。「一位初中二年級的小朋友，窮得站在書攤旁邊看完它；一位高一肄業的少年人，在金門戰地里看完它；一位匿名的中學生，『激動得連午飯都吃不下』，『含著淚水，又看了一遍』；一位台大醫學院四年級學生，看過後『激動得整夜不能眠』……」真正感動人的，從來不是思想，而是年輕的勇氣。李敖在這篇文章中，並沒有表現出過人的思想，他只是以一個27歲的青年的身份在說話，他毫不掩飾他的感慨，他的憤怒，他的慾望，他的痛苦，和身處困境中卻毫不動搖的勇敢……這一切正觸動了所有年輕心靈的神經。

二

所以舒爾茨的努力，可能無意中正契合了當時的時代精神。《沙龍》雜誌認為，舒爾茨的漫畫，象徵了在美國戰後一代少年中所出現的不安與焦慮感，他們普遍對於自己缺乏自信。這種分析正確卻並不全面。對於美國讀者來講，查理·布朗可能是《花生》漫畫中的主角，他正是這種分析的代表。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長遠寬闊，我們會發現，在非美國地區，史努比往往是漫畫中的主角。在全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的50年中，《花生》始終能贏得眾多觀眾的關鍵因素，似乎也是因為這條與眾不同的狗。發生在上海、北京的為獲得玩具史努比而搶購麥當勞的事件正體現了這一點。

從16世紀到18世紀，男人們沉浸於遊戲的快樂之中。歷史資料表明，從1500年到1700年期間，男人的服飾不斷劇變著，他們沉浸於巴洛克與洛可可式的花樣之中。活在這兩個世紀間的男人是幸福的，他們盡情地賣弄自己。

李敖又露面了，甚至比30年前更風光。他在接受楊瀾訪問時，依舊毫不掩飾地說：「我只看漂亮的女人。」他在指點台灣總統候選人時，依舊是嘴不留情，挖苦對手身上的每一個器官。他那麼爽朗的笑聲依舊存在著，他的臉似乎也還年輕。但是，這一切已經無法激起我任何感覺了。我驚恐地望著電視上的他和生活中的我自己，是他在衰老?還是我在衰老?是他已經喪失了魅力?還是我已經不可避免地滑人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