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塵下的歷史是如此地光芒四射，這讓活在今天的我們感受到一種無法抑制的悲哀。當大學理念已經引導了西方數百年的發展之後，我們的大學卻依舊沒有成型。中國的大學除了在研究教學實力上落後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學並非是一個讓我們感到激動人心的場所。因為，我們的大學普遍缺乏這種理想主義精神。那麼，我們在這裏得到的是什麼?

他們當然是一小部分，國內的青年們正在爵士樂中快樂無比，汽車是新的追逐對象，通訊領域正在發生由一家叫AT&T公司領導的革命，廣播、電影開始普及，那些不怎麼樣的文學青年變成了廣告撰稿人，無意中推動著新商業革命。然後，這些巴黎浪子們回國了。他們發現自己、自己的小說一下子變成了時代的代言人。《偉大的蓋茨比》——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工商青年精英們的最愛，爵士時代的偉大小說；誰不在學習《太陽照樣升起》中男主人公堅硬、乾脆的講話方式；帕索斯更加雄心勃勃，他乾脆開始記錄起一個時代——《美國》三部曲；即使那個被海明威不屑的邁克爾·考利不也成為了《新共和》雜誌的書評編輯了嗎?他後來寫作的《流放者的歸來》，鼓舞了幾代文學青年的成長。

13世紀，當一群年輕的僧侶集中在中世紀的修道院中研究「一根針尖上是否可以站立著七位天使時」，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行為會給整個人類文明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這種把聰明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傳授學習神學知識的方式卻造就了大學的最初形態，它是黑暗漫長的中世紀里最偉大的遺產。美國的《生活》雜誌把「大學」視為這一千年中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延續整個世界文明的場所，也培養了大量全面了解這個世界的智者」。

四

跋：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而被視作官方組織的學生會成了校園內最大的擺設。根據西方大學的演進歷史，學生會的存在是為了在教師與校方之間，爭取學生的權益，它帶有強烈的民間色彩。但是，顯然中國大學的學生會普遍是學校的附庸，他們無條件地傳達校方的意見。在某大學進行的一次學生調查表明，八成以上的學生對學生會感到陌生。在某著名大學內，儘管每屆的學生會競選，都在校園內大張旗鼓，也儘管傳說每位候選人的拉票費用過萬。但是，顯然的喧鬧與學生無關。不管哪一位上台，總是用同樣的方式搪塞學生的需求，千方百計為校方辯解。而在某些嚴肅的學生眼中「碰上好學生會成員，不過是放一放電影，培養大家放鬆心情的享樂主義機構」。至於學生刊物，在大學內是普遍缺席的。學生會的刊物幾乎無法猝讀，大多數是政策上的解釋，除了枯燥不算，更經常大言不慚地顛倒黑白。而至於一些學生自己的刊物，則往往只能局限在風花雪月的地步，再好一點的，頂多是學術上的同行交流。至於能夠震動學生心靈，具有思想上洗滌感的東西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國的大學是無法容忍一份《深紅》存在的，而即使曇花一現的一些東西，也會因為缺乏嚴格的組織習慣，而無法繼續。北大的錢理群教授在紀念百年校慶的文章中甚至說，現在的北大把一些敢於獨立思考的學生視作不安定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試圖表達思想的刊物的生存當然很成問題。

哈佛的文理學院院長亨利·羅索夫斯基曾經這樣評論它：「《深紅》是本科生出版的一份日報，它的影響相當大，國內外報刊常把它用作了解學校的主要新聞來源……它吸引了一批出色的學生，辦報成了他們在校期間的主要活動，他們花在辦報上的時間比用在課堂或其他娛樂方面的還要多……在我當院長的11年內，它的專欄文章難得說我幾句好話，他們幾乎反對我的一切行動……」

北大、清華在這一年的七月舉辦了划艇賽，這是牛津與劍橋的傳統比賽項目。這個富有某種象徵意義的比賽，暗示了中國大學急於進入世界行列的心態。或許，再一年，這兩校會舉辦橄欖球比賽，這樣就可以離哈佛與耶魯更親近些。如果這項比賽能夠進行下去，這當然是有意義的事，因為體育生活本應是大學中重要的組成。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與世界名校在校園生活上的真正差異，是我們缺少讓學生自由思考的時間與空間，不能給他們的思想以探討和實踐的機會。只有思想，才是一所大學的社團中最寶貴的東西，儘管他可能無法吸引很多的人，但是它必須在那裡存在著。

除了新潮社外，此時的北大還有「演講團」、「劇社」、「新聞學會」等學生團體，他們在整個五四啟蒙的過程中，將學生式的熱情與學院的思考帶向民間。胡適在五四運動過後，也希望學生社團可以更加完善，他提出了「學問的生活、團體的生活、服務社會的生活」，希望學生以更好的組織性凝聚在一起，探討學問，並儘可能地教育民眾。蔡元培時代的北大的光輝，除去那些動人的「兼容並包」的傳說外，這些有熱情有理性的學生社團也是重要表現之一。只有在真正的試圖健全的培養學生的大學之中，學生團體才可以得到健康的成長。但是，很可惜，中國動蕩的時局，無法讓大學保持延續性，而學生社團即使曾經如此輝煌，也終究是曇花一現。我們所羡慕的哈佛的俱樂部精神，正是在哈佛大學300年不間斷的歷史，始終維護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基礎上，才可能出現，這兩點保持了大學精神的延續性，也保證了教育理想的延續。

我更覺得中國的80年代青年相似於1890年的美國。這是美國文化開始崛起的過程。在此之前，愛默森早在1850年起就不斷呼籲「美國精神的覺醒」，美國人不能總是依靠閱讀英國小說、在歐洲文化的壓抑下成長。儘管有沃爾特·惠特曼、愛倫·坡、麥爾維爾的努力，但是美國文化依舊在沉睡著。19世紀90年代，是美國第一次試圖大規模引進歐洲文化標準的時期，比如亨利·詹姆斯，一代美國青年如德萊塞等也在不懈努力。此時的美國正在面臨城市化的過程，「生活的全面商品化」是當時的趨勢。當時的美國公眾更喜歡赫斯特的煽情新聞而非文學藝術……我認https://read.99csw.com為80年代的中國與之相似並非因為這些細節，而是80年代所蘊涵的強烈「過渡」色彩。生於60年代、成熟於80年代的那一代，他們的青年時期處在一個引入外來文化的最初階段，他們驚喜于那些思想；卻沒有時間吸收。但正是這大量有待清理的思想，為後來發展提供了奠基，他們才是真正的「迷惘的一代」。

中國的大學教育在這個注重知識創造效益的時代，重又回到大眾的焦點。211工程更是雄心勃勃地把北大、清華推人世界一流名校的行列。即使，我們不比較有關學術論文、科研成功、基礎建設、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這樣的硬性指標，僅僅把目光投向學生生活，就會發現其中的差距是多麼地遙遠。

1917年的沙灘紅樓，幾位北大學生極其相投，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討論時局。在他們的教授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的感召下，這幾個青年決定利用所學做一點事情，也參与到這場啟蒙運動之中。其中傅斯年提到，何不辦一本雜誌?他覺得「學生應該有自動的生活，辦有組織的事件，然後所學所想，不至枉費了；而且雜誌是有趣味的，有意與自動生活的……」隨後，他們找到當時的文科學長陳獨秀，並最終得到肯定：「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濟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接著校方撥款2000元用於《新潮》雜誌的創辦，這在當時實在是一筆巨款，而李大釗則專門從圖書館中騰出一間房子作為《新潮》的編輯部。而《新潮》雜誌果然不負眾望，它實行三條原則——創新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個性相當鮮明。而由於主辦者學生比教授更加年輕氣盛，在一般民眾看來，《新潮》似乎比《新青年》更加猛烈，引起青年更多的共鳴。而《新潮》第一期就重印三次，銷量達到一萬兩千冊，之後也經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後來，陳小峰甚至靠著賣過期的《新潮》雜誌，創辦了影響一時的北新書店。而胡適在多年之後甚至認為，《新潮》對於五四運動產生的影響無出其右。而《新潮》雜誌的成員幾乎都成了中國現代史上重要人物，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毛子水、何思源、俞平伯、葉聖陶、馮友蘭、朱自清……

當然，我並未意識到這些事件預示著的社會變革，張朝陽、丁磊神話還要過幾年才出現。為了躲避不滿與憤怒，我讓自己沉浸在幻想里，幻想中最常見的場景就是「這麼早就回憶了』』的80年代校園。高中時看到的《女大學生宿舍》奠定了幻想的基礎，這部蹩腳與幼稚的電影有效地挑逗起少年人心中「擔當社會責任』』的激|情，它部分準確地把握了80年代初期中國大學內四處洋溢的求知與變革熱情。一位83級的學生孔慶東用他的親身體驗將我的幻想推向極致。在他如金庸筆法的描述下，80年代校園成了一個奇情的江湖。形形色|色的年輕人充斥其中，不斷湧入的新思潮攪拌在一起：哲學上的存在主義、詩歌中的現代派、藝術上的實驗行為，還有荷爾蒙刺|激下的青春式自命不凡毫無顧忌地融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青春綻放的年代，生命中的狂喜被眼花繚亂的變幻從內心深處激發出來——他們在熱愛顧城與北島不久，就迅速宣稱打倒他們；他們剛剛讀了20頁的《存在與虛無》，就又要排隊去購買尼采；中央美院的孩子們為了表現自己的藝術熱情，開著大轎車來到北大食堂前，把一桶桶塗料往身上倒……詩歌與哲學是那個時代的通行證，就像86級學生李方回憶的，他流浪到內蒙古大學，飢餓逼迫他踹開一間宿舍的門，然後大聲嚷道，我是北京來的詩人，我要吃肉，然後他就被熱情招待。北大的三角地經常會貼著「以論文會友」的廣告，據說它像幾百年前的「比武招親」一樣受歡迎……1998年出版的《北大往事》將這種神話導向巔峰。多年以後，那些當初的年輕人滿懷喜悅與憂傷地將自己的少年意氣與瑣碎傾倒出來，結果那些憂鬱的碎片再次讓他們陶醉之後，也征服了我這樣的後來者。

這群被格魯特·斯泰因稱作「迷惘的一代」的年輕人出生於上個世紀初，在田野與大地成長，上大學時他們幼時的鄉村童年開始消失；他們中有的熱愛文學，於是住進了廉價的格林威治村，在那裡編輯《掃帚》、《轉盤》這樣的小雜誌；然後一次世界大戰來了，他們被扔到了歐洲，在那裡花著別的國家的錢，學會調情、酗酒與不負責任，看到了死亡隨時與自己擦身而過……在去歐洲之前，他們看到30個美國知識分子寫的《美國文明》，不斷有人告訴他們，美國一無是處，是缺乏"50個最有才智的人」的英國。《美國文明》的主編哈羅德·斯特恩自問自答道，美國年輕人該怎麼辦?到歐洲去，到歐洲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園之門)

我所探求的不是一個日期，而是一個象徵，一個轉折點，一個我們被歪曲的道德歷史進程中的隱秘時刻。

這是一個輕鬆、急速、冒險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度過青春歲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這個時代卻使人感到欣慰，就像從一間人擠得太多、講話聲太嘈雜的房間里走出來到冬日街道上的陽光中一樣。

培養我們的俱樂部精神

三

我承認在最初的大學生活中，我將年輕人的躁動與承擔歷史使命的激|情混為一談。20歲的年紀，把叛逆與喧囂視作青春的惟一亮色。我時常假想著20年代的北大。我不理解蔡元培與胡適為何反感學生罷課，我只是覺得那麼多青年聚集在街上，群情振奮就一定是對的，而且很富戲劇感。所以，我喜歡80年代鬧哄哄的校園生活。我清晰地記得我是如此著迷於北大的噓聲與大講堂門口的擁擠與混亂。我將這兩者都視作80年代校園精神的延續，併為它們的最終消失而惋惜不已。

無疑，我在第三段手舞足蹈描述的是80年代校園中豪情壯志的一面，它屬於80年代前半期。對於中國社會來講，幾十年的壓抑情緒是在那短短几年中以不可阻擋之勢爆發出來的，一種單純的理想主義鼓舞著人們投身於新時代。對於此時進入大學的青年來說，他們是中九*九*藏*書國最受矚目的群體，在集體抒情中度過的童年更讓他們賦予自我一種驚人的使命感。他們願意認為自己身處中國第二次啟蒙運動之中，此時的北大正是蔡元培精神的延續。

4年以後，我仍然清晰地記憶著李皖給我帶來的震驚。「這一年，高曉松27歲，但已經開始回憶。」1997年的秋天，我斜躺在北京大學28樓202宿舍里，這句話從《讀書》雜誌粗糙的紙張中跳出來，柔情似水卻準確有力地抓住了我渙散的神情。「這麼早就回憶了」，李皖在感慨的同時，開始尋找隱藏在一代人「懷舊」的面具后的秘密。

三

這句話用來解釋上大學的目的再合適不過了。「大學是一個讓你成為一個更完善的人。」西方人文主義的這種教育觀點在中國有了極其有趣的闡釋：中學是「死哭(Shcool)」，而大學則是「由你玩世界(University)」。這種插科打諢或許正暗示了大學的目的：更廣闊地觀察這個世界，像一個完整的人那樣思考。這一點正如英國思想家懷特海早在一個世紀前就激動人心寫道的：「在中學階段，學生伏案學習；在大學里，他應該站起來，四面瞭望。」

1916年，當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大學是用來追求高深學問的所在，而非為了做官」，並提出兼容並包的原則時，北大被注入一個全新的靈魂。在接下來幾年中，這種靈魂使北大成為整個新風的開創者，使北大在動蕩之中，卻始終是常為新的，常與黑暗的勢力做鬥爭，甚至還可以驕傲地宣稱脫離當時腐敗的政府……而當清華校長梅貽琦上任時，清華還是一所二流大學，正是梅校長所提出的理論：1．培養健全人才，而非專門人才；2．教授治校；3．學術自由，使清華迅速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高校之一。清華一時成為新學風的中心。而北大清華在這段時間內的學術成果與人才培養更是驚人，大學的教授與學生成為社會光明的象徵。在回憶當時北大清華的文章中，學生更是普遍把大學視作他們生命的重生，因為這裏的思想讓他們激動，這裏成為他們永恆的精神故鄉。

回到1997年秋天的那本《讀書》，李皖在粗糙的紙面上繼續以高曉松為例探尋著"60年代人氣質」。許暉最初提出了這一命題，這個浸透憂傷的年輕人固執地認為，出生於60年代人是過渡的一代，他們趕上了一個激蕩時代的尾巴。前一代有沉重的歷史碎片咀嚼，而後一代即70年代人則毫無歷史負擔。漫遊的氣質，這是李皖認定的60年代人主要的共通點，他們的童年是在沒人管的田野中的閒蕩；而他們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80年代中後期的大學校園中度過的，彼時的校園才子、才女如雲，好一個白衣飄飄的年代；而畢業后他們遭遇了社會巨變，經濟與技術變革否定了閒蕩的氣質，讓他們無所適從……

距離1997年的秋天已將近4年了。我對於80年代大學校園的憧憬情感在1998年的《j匕大往事》后開始褪色。所以，《「六十年代」氣質》這樣書令我感慨，卻不再感動。我渴望這些已過而立之年的青年們，除了回憶與欷噓之外，能讓人看到一些更富建設性的作品。他們像考利一樣編輯過《我們》、《今天》等形形色|色的雜誌，他們也在貧窮與喧囂還有醉酒中慶祝自己的青春與寫作，而現在我渴望看到他們的《太陽照樣升起》與《流放者歸來》。

學者楊東平認為，20世紀20年代的北大與30年代的清華最接近現代的大學模式。因為他們灌輸的是理想與精神氣質，理解世界的方式，而非一種職業技能。因此，大學應獨立於政治，更不能屈服於社會，因為這兩者，都會毫不留情地剝掉學院理想主義，把大學變為培養工具人才的場所。很可惜，我們的大學都未能幸免於難。由於缺乏獨立的精神，中國大學在這幾十年間的學術成就與人才培養都顯現出驚人地可憐。北大南牆的推倒，清華開辦駕駛學校，這兩所曾經最具特色的大學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可能傳輸給它的學生以偉大的傳統，或者開創精神，因為喧囂的校園已經不再孕育這種理想主義氣質了。

許暉講的沒有錯，他們的確是過渡的一代，新出的那本《「六十年代」氣質》中無處不在的憂傷與被犧牲感不斷地強調著這一點。但誰又不身處過渡之中呢?而對於中國來講，海明威那一代何時才會出現呢?從1890年到1920年，整整30年間，那一代青年同樣是過渡，在等待輝煌。

——邁克爾·考利(流放者的歸來)

好了，我已經在青春的時空中穿梭了一個世紀了，並且不無自戀地讓自己回到了1997年時，那個臉上長滿粉刺的青年時代。我不斷地提及歷史，又不斷地否認過去。我知道我無法看清楚未來，但是我越來越清晰地聽到召喚的聲音。這聲音令我的情緒再次激昂，它提醒我不管是否身在何處，我都必須不懈地學習。儘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像1890年代那批美國青年那樣最終被淹沒，還是像菲茨傑拉德一樣留下痕迹。但有一點很清楚，我必須不斷地吸收世界上最傑出的思想文化，它比自我回憶更有建設性，即使是過渡的一代，我也希望這種過渡更加堅實。

威廉·詹姆斯在《真實的哈佛》中說：「(我們來到哈佛)是因為她的課程豐富多彩、不拘一格；是因為她哺育了如此豐富多樣的生命力的理想，並給這些理想的價值實現開闢了廣闊的天地……」中國大學什麼時候才能擁有威廉·詹姆斯的哈佛式的俱樂部精神?

前者是李皖所代表的80年代大學生的「聖經」。莫非他們在亂轟轟的60年代美國的記述中，看到了自己青春的時光?鮑勃·迪論是他們的崔健；艾倫·金斯堡是他們的北島；美國青年熱愛嬉皮士打扮，他們則穿起了牛仔褲、留起了披肩發；美國青年們在舊金山、在伍德斯托克上為生命自由與音樂而狂喜，他們則沉醉於羅大佑與齊秦，在大街上、在琴弦上寂寞成長；美國姑娘們習慣於用避孕藥，而他們則開始翻閱瓊瑤與《曼娜回憶錄》；美國青年們人手一冊馬爾庫塞與麥克盧漢，他們則言必稱薩特與弗洛伊德；圓明園的畫家村就是他們的ｒeａd.99ｃsｗ.ｃｏm格林威治村……這兩個時代都蘊涵了青春的喧鬧，但是60年代的美國更意味著「青年文化」的成熟，年輕人不再僅僅是成熟道路上的一個過程、一個亞文化群體，他們是獨立社會組成。但是，80年代的中國青年卻沒有傳達出這種聲音，他們要麼讓自己依附於歷史理想，要麼陷入自我的狹隘情感。更重要的是，他們尚未有時間與條件構造出自己的知識結構，讓激|情變為思想，讓情感富有韌性。

龍應台稱台灣的大學生是幼稚園級別的，因為他們缺乏獨立的思考能力。而我們的大學又何嘗不是呢?同樣經過了一個「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教科書」的中學年代，而大學又不鼓勵他們自由的思考與實際的行動。青年李普曼等在當年哈佛的舉動，對於中國學生是不可想像的。於是，中國的大學生自然而然地心靈萎縮。於是，這代中國大學生呈現出極其可怕的一面。一方面因為缺少思考能力，思想與行動上顯現出幼稚化傾向；另一方面由於消費主義的衝擊，大學又不能給予心靈上的引導，學生變得極其世俗化。這是一種怎樣奇怪的混合，他們無法擁有健康的未來——除了缺乏行動的能力，更是缺乏理想主義氣息。而大學的目的是什麼?是讓受教育者對未來有著美好的理想，並有能力去實現它。我們的校園顯然沒有給他們這些機會。

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培養大學生的社會價值》中有極好的論述：「大學雖然不能給你這個或那個實用技能，但它會為你的全部智能提供比技能更重要的因素。它們教誨你，使你變得知書達禮；它們成為你精神上的良師益友……」

一

對於沉浸於20年代美國情緒中的我來說，我很願意把自己想像成邁克爾·考利。生於60年代的青年不喜歡技術與商業，認為它們毀滅了我們的心靈。但我更願意將20年代美國作家的成功分給當時美國的技術與商業革命。正是福特的努力、正是留聲機與廣播這樣的發明讓美國人生活得更富裕，資訊更發達，他們開始有時間與精力閱讀了。像菲茨傑拉德、海明威的作品都是先成為時尚，然後才成為經典的。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讓自己墮入許暉、李皖、高曉松這些80年代學生營造的憂傷氛圍中。我像他們一樣喜歡回憶自己尚不豐富的人生，並以此為傲。但最終我發現自己實在無可追憶，這種追憶也很容易演變為自憐自艾。在離開學校之前，我開始閱讀《伊甸園之門》與《流放者歸來》。

我正是在這樣一個極度缺乏浪漫氣質的時代進入校園的。在我熱烈地猜想著80年代校園時，李皖告訴我高曉松的音樂令我沉醉的原因。一方面它是小布爾喬亞|情調的，另一方面它是豪情灼人的。啊，我幾乎要驚呼起來了，這已經精確地道明了貫穿於80年代的校園與60年代年輕人間的氣質。

在《李普曼傳》中，作家羅納德·斯蒂爾描述了李普曼在這所學校的俱樂部中的成長。1906年，這位後來空前卓越的專欄作家進人了哈佛大學，他和一些朋友做詩寫劇本，辦政治刊物，並且常常辯論到深夜。他們圍坐在壁爐旁，誦詩飲酒，議論教授，探討生活的意義。李普曼曾經給女朋友的信中寫道：「這簡直是一個狂熱的時刻，每天我們探討形而上學、社會主義、藝術理論、叔本華等等直至清晨……」

詹姆斯的驕傲是有道理的，這位哈佛的精神導師之一從來都是期望哈佛的學生像一個成年人那樣成熟地思考，並且熱烈地探討問題。大學是一個培養「紳土」的地方，成熟的心智與激|情的思考相結合是理想的大學。這也是一所大學最激動人心的地方之一，對這個世界有著熱切地渴望精神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毫無成見地對明天的社會進行構想，並激動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在這裏，他們不用擔心實際困難的困擾，不用被世俗的意見所左右，大學是一塊豐饒的實驗田，學生在這裏培育明天的希望。

哈佛歷史上最偉大的校長C．W．埃利奧特認為，應該把每一個進入大學的學生都視作成熟的人。因此，他極度推崇學生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發展，「使每個人按自己的所好去思索和行動」。為了這種目標，這位校長知道應該給他的學生創造最大的時間上與活動空間上的自由。因此他創立了劃時代的「選課制」，所有的課程都是平等的，開放的，而學分又規定得非常之少，剩下的大部分時間交給學生自己。同時，他讓各年紀學生都混住在校園內，以便自由交流。對於優秀的哈佛學生來講，這種制度無疑「是一個良好的空氣調節閥」，鼓勵智慧以最佳的狀態釋放。

那麼今天的我呢?一個生於1976年的青年，就像我最初寫到的，在我進人大學這一年，以互聯網為主的新技術革命正在席捲全球，從1995年到今天，技術革命對普通中國人的影響比起從前的政治更為巨大。當我在鄙薄了90年代中期平庸的校園之後，我必須承認，那些在新技術影響下、於1998年後入學的青年的確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他們也並非像我過去認為的那樣沒有頭腦、沒有感情，新資訊革命讓他們的知識層次更豐富，也更加獨立、強調個人主義。而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全球化現象，則讓他們真的與巴黎、紐約生活在一起。他們或許快樂多於憂傷，但到目前為止我還不能說不憂傷就是缺乏人文關懷。

這一切讓人沮喪，但確實是一個事實。在90年代的中國，大學是一個愚蠢自在地消磨時光的地方，或是一個背爛英語單詞或者學會其他實用技能的地方，它無法激發起青年的熱情。你可以試著去和一個所謂的大學生交談，在經過最初的自我介紹之後，你很可能會陷入某種僵局。你不知道該和他談些什麼，社會，思想或者文化，這些主題似乎都離他們很遠。除了一些他們天天打交道的專業課程上的術語與實用技能上，他們所知甚少。大學像一個巨大的專門知識工廠，在一條巨大的流水線上，年輕的心被整齊地打造好，讓他們適應這個社會中的某一項工作。即使當整個教育界在高呼，素質教育，或者培養綜合人才，大學依舊是沒有前途的。因為，目前的一切形式都忽略了一個基本前提：大九*九*藏*書學教育是塑造靈魂的教育，大學必須鼓勵年輕人的靈魂可以自由探索、遊盪。他們必須在這裏毫無拘束地觀察世界，並賦予他們一種內在的崇高精神，讓他們可以完整地獨立在這個世界上。因此，大學自身必須具備獨立精神，特別的魅力。

喧鬧的60年代美國，實際上也在宣稱自己文化的真正成熟。那個年代，歐洲國家已經不能再宣稱美國毫無文化與藝術了。J．D．塞林格、凱魯亞克、卡波特這樣的小說家已經成為歐美批評界共同關注的對象，特里林、蘇珊·桑塔格這樣的批評家已成為公認的學術明星，而即使像安迪·沃霍那樣的波普藝術家顯然也已是新的時尚，更不用提好萊塢電影這樣的大眾文化了……當然，你可以說這種強勢文化背後是美國強大的經濟能力。但我們同樣無法忽略美國的文學藝術人士在其中的不懈努力。

北大的山鷹社的登山水平無疑在世界大學的範圍內都是傲人的，清華的音樂團體的成績同樣令人矚目，這兩所學校甚至還慷慨地請進了國家級運動員。但是，這種活動的喧囂無法掩飾住大學的蒼白，缺乏思想的學生活動，讓大學校園缺乏靈魂。

這樣的渴望顯得殘忍與粗暴。畢竟，他們缺乏時間與機遇。他們也沒能「到歐洲去」、「到美國去」，去那些國家的中國青年更多學習的是技術而非寫作。

於是，我們看到哈佛這樣的大學內，學生社團是以一種怎樣成熟而卓越的形態而存在。辯論社是哈佛最受推崇的社團之一，因為哈佛深信一個適合辯論的人說明他的頭腦敏捷；而哈佛《深紅》日報，幾乎是世界範圍內最權威的學生刊物，世界各大報欲想了解高等教育的動態，往往喜歡引用《深紅》。該雜誌一年年地在哈佛傳承下去，如果你想進入核心的編輯層次，除了天賦外，還必須有足夠的耐心打人這個集體。而對於報紙，參与者無一不全身心投入，因為《深紅》的編輯離校后往往直奔《紐約時報》這樣的權威新聞機構。一位《華爾街日報》的前任總編輯回憶道，他在哈佛《深紅》的經歷是，第一年是三點一線，睡覺、上課、《深紅》，以後的兩年就是睡覺、《深紅》。

在這9個世紀里，儘管大學的模式不斷變遷：從最初的義大利的博羅納大學創立，12世紀的巴黎大學的興起，到14世紀的牛津、劍橋的古典主義模式，或洪堡19世紀在柏林大學的改革，再或20世紀，美國哈佛、耶魯大學的如日中天……但是在貫穿歷史的主動脈里，大學始終是人類主要精神資源傳遞與創造者。在18世紀英國紅衣主教紐曼《大學的理想》中，大學是我們重溫蘇格拉底的智慧與但丁的風採的地方，是一個培養性格知識完美的紳士的地方；在19世紀早期德國人洪堡的實踐中，大學是發現創造現代科學、探索人類未知領域的地方；在19世紀後期英國人亨利·約翰那裡，大學是一個聚集了熱情的年輕人，對世界進行討論的地方；在20世紀初美國人佛萊斯納的《大學》中，大學是一個有機體，是社會的表徵，是批判的把持一些永久性的觀念的地方．……簡而言之，大學是一個提供理想主義精神的場所，它可以表現在：1．對於偉大的文明的傳統的繼承；2．對於未知領域的探索研究；3．對於個人品質的完善。這種理想使得大學成為激動人心的，讓年輕的靈魂在偉大的領域遊盪的場所。正如紐曼所說：「大學不是詩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學如果不能激起年輕人的一些詩心的回蕩，一些對人類問題的思索，那麼，這所大學之缺少感染力是無可置疑的。」也由於這種理想的支持，從中世紀起，大學就具備了一種孤芳自賞式的獨立風格，它試圖用精神氣質來引導社會。

由於沒有靈魂的指引，中國的大學社團呈現出極度幼稚化的傾向。在中國各個大學中，最出名的團體是「愛心社」，這個社團的隊伍極其龐大，他們最喜歡的活動是在冬天里掃雪，在黑板上貼上一張宣傳畫「請幫老師擦黑板」，或在樓道里擺上一瓶公用的墨水瓶……諸如此類的小兒科行為卻成為學校表彰的對象。我並非反對他們的存在，只是懷疑這樣的行為，如何成為大學的主流，大學不是幼兒園。而其他的學生組織更是缺乏組織性，他們並非聚集同志，為了某種目標而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校園的社團的組織者，甚至是為了某種功利目的，按照一位同學的說話「是為了撈取一點政治資本，好找工作，好人黨。」在每年畢業生的自我推薦表上，的確有相當人堂而皇之地寫上某社團負責人，儘管他可能什麼也沒做。

終於，我們來到了邁克爾·考利所描繪的20世紀20年代美國。在我有限的閱讀歷史中，還有什麼比《流放者的歸來——20年代的文學流浪生涯》更能表現一個年輕人的憂傷與快樂呢?在我尋找青春力量的過程中，這本書比起《北大往事》、《伊甸園之門》、還有那本最新出版的《「六十年代」氣質》更為公正與積極地描述了青春的氣質。

儘管在當時社會主義被視作社會異端，但在1908年，李普曼與他的同學組建了「社會主義俱樂部」，煞有介事地宣稱要「考慮所有旨在根本重建社會的改良方案」。除了討論，他們向校方提出挑戰，要求學校停止剝削校工，他們甚至還越出校方，為市政府擬定了一個社會主義綱領。這些青年顯然被自己的熱忱與抱負所激動，李普曼在校刊上撰文說：「如果有人在凌晨一時鳥瞰坎布里奇，發現五、六群情緒激動的哈佛學生在街頭巷尾大喊大叫的話，那麼就應該告訴他，那天晚上社會主義俱樂部開會了。」

為此，大學本身也要習慣被那些學生攻擊。1902級的學生約翰·里德曾寫道：「人們在談論世界，談論大胆新奇的設想，談論離經叛道的思想；異端邪說一直是哈佛的一種精神。」在被1906級學生李普曼譽為「有點像活著的上帝」的埃利奧特眼中，哈佛的教育目的是探索實驗和自由思想。而威廉·詹姆斯乾脆說：「這些不服管的學生是我們最大的驕傲。」

90年代的校園是令人失望的。越來越強勢、越來越標準化的應試教育讓入學的年輕人越來越同質與乏味，我們生於70年代。我們已經hｔtpｓ://read.99cｓw•coｍ不可能再有那些集體憂傷與歌唱的興趣，同時，我們可憐的個人主義卻沒有機會真正成長起來，甚至滑向了極度自私的一面。小布爾喬亞|情調成了我這樣的年輕人最後的救命稻草。儘管．內心深處可能更加渴望波瀾壯闊的場面，但是現實卻最多讓我選擇琴弦與姑娘作為區分我與庸眾的標誌。高曉松的懷舊所代表的80年代末大學校園的風花雪月精妙地切人了我的內心，令我迴避了洋溢在90年代的實利主義。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們在30歲左右就成了國際知名人士。1930年，美國人甚至第一次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儘管辛克萊·劉易斯在《大街》里的表現不盡人意，他的年紀也大了一些，也儘管他的獲獎更多是由於美國經濟、政治地位的崛起。但是，誰又能否認，此時由「迷惘的一代」們創造的美國文化已經開始擺脫幼稚了呢?一方面，他們要感謝「到歐洲去，到歐洲去」的偉大號召，另一方面他們也應該感謝19世紀90年代那批人為他們做出的犧牲。文學批評家拉澤爾·奇夫認為，20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之所以被人發現與接受，是因為他們引起的巨大社會震動的後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由19世紀90年代那些作家代為受過了。那些今天已經被人遺忘的名字與青年，成為了海明威的墊腳石，前者比後者更加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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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2月20，留學美國的胡適在因為看到美國著名大學對於社會的影響，而在日記中寫道：「吾他日能見中國有一國家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牛津、劍橋，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暝目矣……」第二天，他在日記里繼續寫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乃可恥爾……」

中國人似乎總是誤解，以為哈佛聞名的是他的工商管理學院，哈佛的精神是體現在產生了多少位富豪多少位美國總統上。其實，真正的哈佛的精神是體現在威廉·詹姆斯所說的俱樂部精神中，體現在年輕的李普曼們所進行的勇敢的嘗試上，是那些叛逆卻並不幼稚的學生身上。也正是這種精神促使了哈佛的領先地位，或許在另一方面也造就了這些成功人士。美國的另一所名校伯克利也同樣因為鼓勵學生的思考行動精神而著名。在整個喧囂的20世紀60年代，這裡是全世界學生的聖地，儘管盛大的學生運動帶來的危害性值得商榷。但是，無疑伯克利的無數學生組織是處於某種理想主義的目的而掀起這場行動的。李遠哲教授在台灣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談到伯克利。在80年代中的一次伯克利大學開學典禮上，代表教授講話的是一位歷史學家。他談到伯克利大學的校園精神時，一再地推崇伯克利大學學生敢於提出與當代不同意見的話。李遠哲為此感慨，一個教授讚譽學生勇於站在社會前端，這在中國是不可見的。

戰後，他們開始流放自己，巴黎，那裡是文學與藝術的中心。他們拚命地學習福樓拜、學習普魯斯特。他們有年輕的記者海明威、有憂傷的菲茨傑拉德、有激進的帕索斯、有喜歡熱鬧的邁克爾·考利，還有一大批有二三流才智但無比熱情的美國青年，他們喝苦艾酒、在咖啡館里爭論，他們都努力地寫作，努力地學習歐洲蘊涵的意境。

這是一個逃課的上午，屋內微冷，校園的樹葉變得金黃，並逐漸飄落。這一年，我21歲，三年級學生，滿臉的迷惘與偶爾的憤怒，四處表現著對於當時北大的不滿。壓抑，是我當時最喜歡的措辭，它被隨時用來形容我的青春與校園生活。自從1995年進人北大，一種致命的平庸與現世感就死死地圍困著我。周圍的同學要麼瘋狂地學習，努力成為國內外的研究生；要麼就終日無所事事，通過玩電腦遊戲消磨時光；還有一少部分樂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廳與錄像廳(或許還有學生會)為核心的社交場所……也在1995年，微軟發布了Windows95，並被扯進了一場似乎無法結束的反壟斷官司；而一家叫網景的公司創造了股票市場奇迹，那個有著娃娃臉的叫馬克·安德森的年輕人，當天就成為了億萬富翁，「．com"狂飆運動開始了；七大工業國還在這一年通過了興建「信息高速公路」的協議，決定共同促進「信息社會」的早日來臨……到了1997年，多利羊出場，黛安娜隨風逝去，連《泰坦尼克號》這樣的片子都大獲成功……

誰能說胡適的感慨已經過時，而在這個人類的精神愈見混亂迷惘的時代，大學更是應該成為社會精神資源的中心。但是，大學決不是一間工廠，也不可能僅僅依靠簡單的計劃或者什麼指標使中國大學取得真正進步。因此，我們必須回到一個基本的常識：大學是什麼?我們如何遵照它的客觀需要?或許首先，我們必須幫助它重新獲得獨立的精神風貌，使理想重新成為大學的核心，只有這樣，大學才可能再次成為一個激動人心的場所，激發年輕人動感的靈魂。

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哈佛的講演中曾說，哈佛讓人驕傲的是它給它的學生灌輸了一種俱樂部精神……在真實的哈佛中，俱樂部是學生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生把自己劃分到不同的組織中，按照一位美國作家的說法是：「這裡有運動員的哈佛；有眼睛盯著研究生院的學者的哈佛；有弔兒郎當、無所事事後來在華爾街銷售債券的人的哈佛；有來自豪門大戶、條件優越的年輕人的哈佛……還有反叛者的哈佛。」在這些不同的俱樂部中，儘管仍舊會有很多的胡鬧的行為，但同志間的相互促進，無疑可以幫助這些年輕人迅速擺脫幼稚的言行，更重要的是哈佛通過這種努力，讓這些熱情的年輕人具有某種高尚的理想，並讓這種理想伴隨他一生。

經過摧殘人性的高考試題，你僥倖得到了那張視為生命目標的錄取通知書。一張半價的火車票把你帶進了大學校園；四年之後，你離開了這裏，在這段最為青春的歲月里，你得到了什麼?150個學分，摩擦臀部的板凳，陳舊的教材，一個還算漂亮的女朋友，沒完沒了的自習，剛好可以去美國的GRE分數，計算機或者律師證書，當然還有一張證明你在這裏生活過四年的學位證書，它幫助你找到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