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的師生似乎也並沒有從中接受教訓，狂狷的師生們對於教會、政權、世俗社會似乎都不太領情，劍橋的一位校長更憑藉其在教會內的影響力把劍橋市長剔除出了教會。學袍(Grown)與市鎮(Town)之爭，即學院與世俗社會之間的爭奪一直沒有停息。1381年，劍橋市長甚至率領著市民，帶著武器，氣勢洶洶地攻打劍橋大學。這一場小規模的中世紀式的局部戰爭讓劍橋大學的檔案付之一炬，劍橋的詳細身世成了千年來的謎。

就在我們的大學還未意識到大學真正的理想是什麼，大學生的培養的方向是什麼的時候，「人力資本論」又把學生打人工具行列。在這個時代，知識經濟成為教育界最時髦的口號，而科教興國再次使人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的教育是為具體事物服務的，而不是為了學生或者教育本身而存在。

對於厭倦的迷戀在我21歲那年，達到了頂峰。我幻想自己從宿舍樓上，筆直地躍起，並以美妙的姿勢在空中劃一道圓滿的弧線，因為死亡可能比僅僅作為一個學生活著更驚心動魄。這種想法，在兩年後的今天成為了遙遠的回憶。我不知該為自己悲哀還是慶幸。我想說服自己，那是青春虛幻症的典型代表，對於自己無法擁有的品質，具有無限的憧憬，或者更直接地說，那叫幼稚；但我同時又無法避免地責備自己，我已經失去了追求更高峰的生活品質的願望，我越來越容易對生活表現得滿足，我的精神正在變得平庸，只有平庸的人才容易滿足現狀……或許這種內心的爭執，意味著我依然在成長，依然厭倦著。

牛津大學校長在1998年5月北京舉辦的「世界大學校長論壇」上說：「大學應該成為打掃這個日益發達的物質世界的重要力量……儘管大學與社會不可能完全分離，但是大學的作用之一就是用良知批判社會。」在這次會上，與中國大學有著相似的背景的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的發言則說：「過去幾十年台灣的迅速工業化和商業化已經使我們的大學校園帶有一種明顯的實用主義氣息……如果不儘早採取措施，我擔心大學所崇尚的人文主義理想和精神會喪失殆盡，大學會降格為一種庸俗的教育場所。」相對於這些大學憂慮，中國的大學校長則表現出極大的樂觀。北京大學陳佳洱校長說，大學應該由邊緣走向中心，成為社會經濟的發動機。中國科技大學校務主任湯洪高說，大學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接軌。北方交通大學校長王金華說，大學要「主動適應，主動服務」……在大學校長論壇的演講合集上，相比較於西方著名大學校長的發言，中國大學校長的講話對我們的大學理想有了一個清晰得令人心寒的表白——大學毫無原則地適應社會。

閱讀是高貴的，這已經是上千年的傳統了。在中世紀，高高的城牆將教土的生活與民眾區分開，那些高貴的教士知道如何閱讀，如何直接與上帝的訓誡溝通。閱讀的能力象徵著權利。很難說，谷登堡的發明打破了這一切。經過谷登堡印刷術印刷出漂亮整潔的《聖經》，打破了教會對於上帝的專一的詮解權。它或許還直接促進了中世紀的結束。但是閱讀的高貴性和會閱讀者自以為是的特權卻保留了下來。無疑這種自以為是的特權傳統是重要的，它保持了我們歷史中最精華的東西得以流傳下來。

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此時被前所未有地進行擴充，它的任務是「科教興國」與「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擴大內需」。歷史告訴我們，當教育過於執著地為別的目的，而非自身服務時，它的效果往往很糟糕。我們錯誤地估計了教育對於刺|激經濟的作用，真正的教育應該是發揮長遠的作用，而非短期內的效益。

但是，顯然教育對利益的重要作用，在50年代之後被迅速地失去控制地強調，原因是科學技術在經濟中越來越大的比重。加里·貝克爾在1964年的著作《人力資本》中估計，大學四年的投資，按一名男性畢業生的平均工齡來看，每年可得到大約13％的利益。這一估計與馬克盧普的看法遙相呼應：「大學畢業生同高中畢業生相比有更大的賺錢技能。」在這種情況下，大學迅速被異化成一個爭取未來利益的場所，教育中關於人的要求因素被大大忽略。這也衍生出一個學歷社會，專業證書成了被教育者的最重要，的追求，幾乎進入一種盲從階段。MIT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在1972年著文認為：「隨著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的供應增加，人們發現必須提高教育水平以保護他們目前的收入。如果他們不提高，別人會提高，然後他們就會發現自己目前的工作不能再得到什麼。教育成為一種好投資……是因為如果別人受到教育，而他們沒有的話，他們就不可能保證未來的收入。實際上，教育成為保護人們『市場分額』的一項必要的保護性開支。」丹尼爾·貝爾等「后工業社會」的鼓吹者一樣，他們都把大學視作科技的產生地，經濟的原動力。丹尼爾·貝爾認為，大學等研究機構不但不會消失，而且會在社會中佔據更加重要的地位，這是因為大學可以不斷產生新的技術發明。而關於人的位置，這些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似乎缺乏關注。大學似乎是在訓練一種人力，而不是人格。但是這種教育迅速暴露了他的致命弱點——對於人的精神世界的漠視，人文學科在大學沒有得到足夠重視。1984年，31位美國知名學者組成美國高校人文科學學習狀況調查小組，經過幾個月努力，完成《必須恢復文化遺產應有的地位——關於高等學校人文學科的報告》，報告認為：「人文學科是一套知識體系，一種探索的途徑，把嚴肅的真理，合理的判斷和有意義的思想傳達出來。它告訴我們國家的及其他世界的人們是如何設法對付生活中永恆不變的基本問題的。那就是，正義是什麼，應該愛什麼，應該保衛什麼，什麼是勇氣，什麼是高尚的，什麼是卑鄙的，某些文化為什麼繁榮，某些文化為什麼衰落。」而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門也認為，當前美國高等教育的主要問題之一是，過分強調|教育的經濟目的和經濟作用，學生只是為了今後的職業的需求而上大學，課程過分專業化，低估了人文科學對於培養人的道德創九九藏書造力和人際關係的能力的作用。

13世紀末的英國小鎮牛津籠罩在一種緊張的氣氛之中。當地的居民越來越無法容忍那些穿著長袍、喜歡夸夸其談同時又自以為是的學者們了，除了他們的生活放蕩不羈，舉止讓人看不慣外，這些人確確實實搶奪了居民們的生存空間。這些好逸惡勞的人也同樣看不起這些庸俗的小市民，他們不會知道蘇格拉底在說什麼，也不會介意自己的身心世界是否需要來自宇宙間的啟迪與升華。即使對於同樣的女人，在那些男性荷爾蒙過剩的牛津學生眼裡，那些市民也是缺乏足夠的鑒賞力的，因為他們不了解基本的美的特徵。

三、教育投資論鼓勵人們，要想取得高收入，就要求高學歷，結果帶來沒有任何好處的學歷膨脹社會。

前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曾說，「大學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大學猶海上之燈塔，吾人不能於此地(抗戰時期)降落道德之標準也。」竺校長說話的背景是1936年至1946間，浙江大學處於流亡狀態中，而浙大則由文理、農、工三個學院16個系，增至七個學院27個系，在校師生由512名升到2172名。在四處漂泊之中，浙江大學成為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之一。與此同時，由北大、清華、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也在不斷地轟炸中，于昆明破舊的校園中繼續頑強地學習。在這八年間，西南聯大培養了中國後來的1／2的學部委員，產生了楊振寧、李政道這樣一批學術大師。1986年在幾年《西南聯大50周年文集》中，聯大校友都對於那八年艱苦環境中仍舊屹立不倒的精神進行品味。馮友蘭先生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中寫道：「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聯大在抗戰期間的確也是中國青年的精神聖地，它對應中國大學的品質形成了巨大的影響。

閱讀正在發生變化，我們還無法確定它的優劣。印刷品的文字出現速率，鉛字對於我們的眼睛與大腦的刺|激程度，都證明了它是一種適合思考的，它給予大腦以足夠的從容去解構它。電子媒體似乎顛覆了這一切，跳躍的文字，不斷出現的畫面，它在抑制我們的思考機制嗎?一個有關電視的實驗，讓我們這些被電視哺育大的人憂慮。加拿大的兩位科學家講觀看電視的人大腦神經與測試儀器連在一起，得出結論：電視主要是在和我們的身體而不是心智對話。具體來說，人類的心智至少需要半秒鐘才能為複雜的刺|激提供適當的感覺閉合。而電視拒絕給我們這半秒鐘。媒體研究專家克盧格曼早在70年代就認為，書籍是與我們左腦交流，而電視是與我們的右腦交流，而左腦通常是負責理智的部分，電視使我們頭腦中理智的部分休眠。因此，對於習慣電視畫面的孩子來說，閱讀印刷媒體是痛苦的，幾乎令人無法忍受，它無法適應我們目光跳動的習慣。

在很長時間里，我陷入了水樣的春愁。我被一種緊張與憂傷包圍著。我時刻在期待著，出現那隻讓我盈握的小手，在偶爾晴朗的月空下，想像著那個細微卻驚險的動作。今天看來，這個動作已經對我的成長產生了歷史性的影響。我的整個成長被蒙上了現實的羞澀與內心世界渴望激|情的雙重幕布。

你們還會讀書嗎?這是上一代對我們的憂慮。比起印刷媒體，我們讀的更多的是電視與計算機的顯示屏。我們閱讀的更多的是圖像，而不是文字。我們中的大多數對於所謂泛著油墨香的書籍不感興趣，甚至覺得那有點臟。梭羅希望我們把清晨的時光獻給《伊利亞特》，獻給《聖經》。可是每天早晨，我們在努力睜開雙眼之後，是打開電腦，去「新浪網」上看一看今天的新聞。這純粹是浪費時間，這些信息會伴隨著早餐的結束而被消化掉。但是，我們似乎又不能放棄這種徒勞的努力，因為閱讀新聞似乎已經成為我們確立自己存在這個時代的重要方式，我們怕睜眼醒來突然已被這個發瘋了前進的世界遺忘。

真正的教育的終極目的從來都是對於人的完美性的追求。就像康德所說的：「人不應該被作為手段，不應被作為一部機器上的齒輪。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覺、自立的，是由他自己來引導內心，是出於自身的理智並按自身的意義來行動的。」儘管這種理想在現代社會被不斷扭曲，大學越來越被看作職業訓練場所，但是對於那些真正具有良知，對於人類抱有深切憂患意識的教育家來講，大學必須保持「對人的培養」這一根本性原則。如費希特所說的：「教育必須培養人的自我決定能力，而不是去培養人們去適應傳統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著眼于實用性的，不是首先去傳授知識和技能的，而是要去『喚醒』學生的力量，培養他們的自我性、主動性，抽象的歸納力和理解力，以使他們能在目前還無法預料的未來局勢中自我作出有意義的選擇。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個民族。」

我想起了哈佛校長陸登庭在北大講演時所說的一句話，它激起了長久的掌聲：「大學幫助學生尋求實用和令人滿意的職業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學教育的傑出性是無法用美元和人民幣來衡量的。最好的教育不僅使我們在自己的專業中提高生產力，而是使我們善於觀察、勤於思考、勇於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它幫助我們的科學家欣賞藝術，藝術家欣賞科學，它幫助我們看到用其他方法無法掌握的不同學科之間的聯繫，它使我們作為個人和我們社區的成員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人格力量的教育在這個時代變得越來越枯萎，即使在我們大聲疾呼「素質教育」，大叫如何進行創造性人才的同時，我們的大學依舊沒有關注到學生的個人的發展，所謂素質教育創造性的培育，不過是把這些年輕人看作一樣可以更快產出經濟效益的工具。我們的教育家在不斷呼喚，我們應該培養出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物，因為他有創造性，他可以讓自己的財富到達一千億以上。在這些人所看中的不過比爾·蓋茨這樣的金錢標誌符號。真正的大學是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的。正如紐曼所說：「大學不應滿足於培養偉大的人物九-九-藏-書，儘管大學里有這樣的人才。但是大學訓練是達到一種偉大而又平凡的目的的偉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會的思想格調，提高公眾的智力修養，純潔國民的情趣，為大眾的熱情提供真正的原則，為大眾的志向提供確定的目標，擴展時代的思想……這種教育使人對自己的意見和判斷能有一種清醒的狀態，推進政治權力的運用以及使個人生活之間的交往文雅化……」

「靜謐的激|情」，這個短語完美地解釋了我心中一直以來隱隱刺痛的原因。對於每一個成長於90年代的少年來講，不管是「靜謐」還是「激|情」都是被遺忘的詞語。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開放時代，比起每一代中國青年，我們都獲得了一種空前的視野。我們幾乎可以看到任何我們渴望的東西，在現代技術的幫助下，我們的青春在一個沒有禁區的環境中度過。但是，這種鋪面而來的豐富，也一下子讓我們年輕的靈魂不知所措。

「大學不是詩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學如果不能激起年輕人的一些詩心的回蕩，一些對人類問題的思索，那麼，這所大學之缺少感染力是無可置疑的。」

於是，于連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心理遊戲，他通過追逐戀人的朋友來刺|激其戀人，以達到最終的效果。這一段喜劇殘酷的描寫迷住了我。「厭倦的神情」，我總是不自覺地陷入對這種表情的猜想。當這個叫于連的年輕人，走進充滿嘈雜的貴族沙龍時，他臉上該是一副什麼樣子，那裡面有自尊，有不屑，有自卑，還有永遠無法消失的羞澀與虛榮。這副面孔曾經安在盧梭的身上，依靠這種充滿矛盾與高傲的表情，盧梭征服了宮廷的貴婦們。于連則徹底打敗了自以為是的德拉木爾小姐。

於是秉承著英國人強烈的人文主義色彩，38歲的赫胥黎以他特有的尖刻詞語，冷漠地猜想了這個「美好的未來社會」。然後，藉助這個叫伯納德·馬克斯貝塔人種，銳利地撕破了技術時代表面的美麗面紗。故事從參觀倫敦中心區繁殖和分類場開始，而這個馬克斯先生是由於無形繁殖的流程中的一個不幸的疏忽造成的——他在胎兒期間酒精進入了他的血液循環。於是這位先生顯然與幸福的時代不合拍，他甚至用老掉牙的方式愛上了一位蓮娜·克羅尼的阿爾法女人，並放棄了「新世界」中流行的性|愛遊戲規則，而想與她成為那種早已消失的「戀人」。於是，他帶著她乘火箭去了新墨西哥的原始保護區。生活在原始保護區的「野人」看起來很痛苦，生活的環境骯髒，女人要忍受分娩的痛苦，他們會得病，會變老，會有讓人討厭的爭鬥……但是，這一切卻讓骨子流著酒精的馬克斯激動不已，於是他喊出了開頭的話。

郁達夫在他13歲那年，考取了杭州的學堂，因此他要離開小鎮那個剛剛開始熟悉的漂亮姑娘了。多情甚至濫情的郁達夫經歷了沉淪的青年之後，開始了對於少年的回憶。《水樣的春愁》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動人的文字之一，那種單純而潔凈的少年情懷，攙雜了明顯的羞澀和恰到好處的憂傷。

發出這聲音的是伯納德·馬克斯，一個生活在「美麗新世界』』中卻不知滿足的人。在這個世界里，福特的《我的生活和事業》取代了聖經，孩子的兒歌是「福特開著小汽車，世界變得多美好」，這個世界推崇的是「共有、劃一、安定」，一切犯罪都徹底從這裏消失，最重要的是，這裏的人類是通過無性繁殖的。一個叫「中央倫敦孵育暨制約中心」控制著整個國家的人口，他製造著肩負不同任務的人種，阿爾法、貝塔、伽瑪、德爾塔和艾普西龍，他們的智力水平逐級下降，如艾普西龍，他是作為國家勞動力的需求和製造的，幾乎不需要智力，而中心可以這個需求使他的智力程度保持低水平。

20世紀30年代，梅貽琦校長在與北京教育界的閑聊中，自嘲教育界之於政府，好比妓|女之於嫖客，因為人家出錢，所以你要符合他們的要求。梅校長實在是不知足，那時的大學的尖銳和自主性令多少今天的學者感慨。1992年，除了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給中國帶來的衝擊，中國的高等教育也迎來了一場暴風雨的洗刷，這其中攙雜了巨大的污泥。相比于梅校長的某種屈辱感，今天的中國高等教育則帶著明顯的快|感。

比起少年維特的矯情，這個東方少年更舒暢地進入了我的心靈。閱讀這篇文字時，我14歲，似乎也正處於類似的情感中。我找來杭州的地圖，我看著那條彎曲的富春江如何蜿蜒地流過那個叫富陽的小城。我拚命地將自己的身份轉化成那個羞澀的13歲少年，在北京凜冽並攙雜著大量黃沙的春風裡，我幻想著自己流淌在緩慢的富春江水裡，也幻想著那個趙姓的姑娘。不知為什麼，我還固執地認為，那個女孩臉上一定點綴著淺淺的雀斑。儘管整篇文章的敘述是那麼緩慢，它在結尾處還是給了我一個極大的刺|激。

後來幾百年間，牛津與劍橋高高的城牆隔開了大學與市鎮，他們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有著自己的法規。香港學者金耀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劍橋古老學院的又高又厚的大門象徵主權的領屬，也象徵『靈界』與『俗界』的界限。站在街上，只能看見那突人天際的禮拜堂，其他就幾乎給重重門牆鐵柵半遮半掩地擋住了。但進人大學，眼界變得豁然開朗，寬敞的方庭，肅靜的迴廊……完全是另一種天地……在方庭之內，我們看到的世紀的移動，13世紀的，14世紀的，15、16世紀的……」

終於，因為一個女人，這兩邊積壓的怒火爆發了。穿著長袍的學者們被強悍得多的居民擊潰。這些失敗的學者之間本來就充滿矛盾，這個事件加速了其中一部分師生遷到了另一個小鎮——劍橋。

然而，不管是于連還是拜倫，他們卻似乎沒有通過這種征服獲得過幸福。于連迅速厭倦了貴小姐；而拜倫擁有過無數女人，卻從來沒有真正的愛情，他似乎必須通過不斷地給予肉體以刺|激，才能勉強說服自己生存下去。比起拜倫，于連與盧梭僅僅是淺層的厭倦者，他們只是用冷酷來掩藏自己的怯懦，用厭倦來隱瞞自己的慾望……而拜倫的深層厭倦，則似乎只有通過死亡來治療，因為這個天才根本無法容忍自己僅僅作為一個人而存九-九-藏-書在。

大學從最初的出現到近千年的不斷轉變，始終都無法完全具有「遺世而獨立」的氣質，它總是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從某種程度來上來講，它是為這個社會服務的。但這種服務卻是目光遠大的，它不應該立刻滿足這個社會的即時需求，而是對於社會的遠景做出承諾與研究，也只有從這個方面，大學才能為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所以它必須具有比世俗社會擁有絕對的理想主義色彩。

一、教育投資論把國民僅僅看作生產的手段，是經濟增長的工具，這從根本上是非人性的。

——威廉·馮·洪堡

三

「但是，我喜歡不舒適的生活。我要上帝，我需要詩歌，我需要真實的危險，我要自由，我要變老、變醜，甚至變得性無能的權利，我要犯罪，我要痛苦、憂慮……」

所以，我們快樂，卻不幸福。幸福需要的是一種心靈的力量，它讓你如此地專註你的興趣，它可能是愛情，可能是理想，甚至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玩具。於是，在這個時代里，我們最終淪為了浮士德。在我們年輕的身體中，充滿了各種知識與技能，卻惟獨沒有了靈魂。所以，我們的身體雖然豐|滿，卻沒有脊樑來支撐。

任何一所優秀的大學都應以培養學生這種不懈地對於生命本質的追求為自己的責任。這種精神的培養關乎到生命的全過程。人不僅僅是動物，生命從一段黑暗到另一段黑暗，這中間他們有幸走過一段光明的稱作人的道路，因此，他們應該在這段光明之中，探究人的意義，尋到靈魂。而理想便是靈魂生活的寄託。

二

今天的大學呢?他們總是在抱怨經濟的壓力過大，所以不得不放棄理想。但是，相比于聯大的困境，今天又算得了什麼。從本質上講，是因為今天的大學缺少一種內在的精神氣質，他們不重視自己的地位，對於社會缺少明顯的責任感。在中國大學的主辦者還有教職員看來，大學不是這個社會的燈塔，而更像一個工廠或者其他的辦事機構，只不過產出的一個個會工作的人罷了。

看，這個激動人心的地方

美國經濟學家弗里茨·馬克盧普在1959年，發表了有關理論的第一篇論文《人力投資——一個經濟的觀點》。在接下來的一系列論文與講演中，這位後來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強調，傳統的經濟理論僅僅包含了生產資料和貨幣，而忽視了重要的生產要素——人的能力。如果忽視人的能力，經濟增長無法得出合理的結論。在這個傾向於數字結論的經濟學家眼力，人力與物力是平行關係，他在論文中寫道：「(教育)主要是一種投資活動，其目的在於獲取本領，以便進一步得到滿足，或增加個人作為一個生產者的未來收入。因此它的一部分是類似於普通耐用消費晶的消費品，另一部分是生產物資。所以我主張將教育看作一項投資，將其結果看作資本的一種形式。」

我曾經堅信厭倦充滿著穿透人心的力量，是一種貴族式的情緒。因為，只有你有能力睥睨一切時，你才具有厭倦的能力。所以，拜倫比于連更早地打動過我。這個曠世奇才在《唐璜》中，讓自己以怎樣的一種厭倦形象出現的。年輕的我，曾經為他如此輕易又如此眾多的征服女人，而心潮澎湃。是厭倦使拜倫獲得了這樣的能力。

到今天，西南聯大精神依然是當代學者無法揮去的某種情結。學者謝泳在文章《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的形成與衰落》中認為，抗戰後的國人普遍對西南聯大的成功有高度評價，在國家面臨危亡的歷史時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現出了吃苦耐勞、團結合作的精神。張申府教授在1946曾寫道：「這幾年來(抗戰)，國人中表現得比較規矩、最公正、最有知識、最能感覺、最關懷國家、忍受的苦難也比較多、最不失為固窮，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學教授。」任之恭也同樣回憶道：「中國學者被認為是社會中的道德領袖，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精神領袖……而且也是國家道德和精神價值的體現。」

我們習慣上的閱讀可能即將被唾棄。儘管，我們可能依舊在昏黃的燈光下，懶懶地躺在床上，拿著一本印刷精美的書籍，去享受印刷文字的快樂。但是，我們可能不得不承認這幅動人的圖景可能即將像那些已經消失的古董一樣讓我們留戀。而我們的那些孩子們呢?我們還可能理直氣壯地去指責他們，為什麼不好好讀書，為什麼不讀一讀古典名著?

中國的大學紛紛把注意力放在最熱門的專業，而對於那些基礎、見效緩慢的系科則失去了耐心。把市場機制照搬引入大學是愚蠢的，就如經濟學與管理學在目前是可以給學生帶來財富，所以就受到歡迎，但是不能為此就降低文史哲這樣令門科目的重要性。國外的大學處在一個更成熟的市場之中，但是他們對自身的作用則往往有著更成熟的看法。哈佛大學前文理學院院長亨利·羅索夫斯基說：「學生對於教學的要求，應該得到滿足，但這是更大的使命的一部分，我們的任務還在於保存和闡述文化。我們要將偉大的傳統一代一代傳下去。我們講授的那些學科與方法也許目前並不需要，或者表面看來與當前關注的問題不甚相干，然而我們知道，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間，往往沒有多少關係。在哈沸大學，即使沒有學生選學拉丁語，我們也有責任使該系繼續存在下去。為什麼呢，因為法語、西班牙語和義大利的古典文學著作是人類寶貴的遺產。失去它們對於現實生活的影響，就等於又回到歐洲中世紀去了。大學不能由成本會計師開辦，也不能辦成一個只跟著變化的市場轉的商業性企業。那樣對我們來說，是很糟糕的，而對我們力求為之服務的社會就更糟糕了。」西方的大學與社會之間的學袍與市鎮之爭，在中國似乎根本不能成為問題。幾百年，牛津、劍橋這樣的一流學府堅持著對於世俗社會的抵抗。但是，中國最著名的大學在南巡帶來的一片春風中，毫不猶豫地把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出去了，因為北大忘記了自己並非是一個創造利潤的機構，也不是一個面向市場的集體，它推崇的應該是精神的建設與守候。

由於這個世界是被技術嚴密設計的，這裏的人從不知道什麼叫痛苦，他們過著極有規律的生活，從不會有自發的情感

https://read.99csw.com這種爭奪從大學產生起就開始了，大學最初的意思就是，教育與學生的聯合會，他們本能地拒絕教會或是世俗社會對他們的直接干擾。如同牛津、劍橋的血腥一樣，其他古老的大學也同樣身處教會與世俗之間，左右飄搖。1229年，市民與學生之間發生爭吵之後，在巴黎主教的默許下，許多學生被國王派遣的士兵殺死。大學的教師立刻停課以示抗議，當發現無效后，大學師生自動搗毀學校，其中一部分師生渡過英吉利海峽，去投奔牛津大學。這場艱苦卓絕的抗議在1231年收到了效果。教皇格里高利頒布了一道訓令，明確規定和確認了教師們利用停課堅持自己的意見的權利；同時教師必須制定規章，強迫其成員接受這些規章以自律。有了這道訓令，世俗社會的司法官與教會權利都被削弱。

電視使我們膚淺，為了迎合我們短暫的注意力，電視節目必須拋棄深度。一位評論家傲慢的結論無疑正戳中了我們的痛處：「電視正在向我們以前占統治地位的、有文化修養的精神氣質發起挑戰，並代之以自身觸覺的和集體的口語狀態。它威脅到了我們通過讀寫獲得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自主權。」

確實存在某種必須普及的知識，且還有某種誰也不能缺少的對信念和個性的培育。每個人顯然只有當他本身不是著眼于其特殊職業，而是努力成為一個良好和高尚，受到教育的人和公民時，他才是一個好的手藝人、商人、士兵或經紀人。這種教育不應該是為維持生計和複雜的文明機構的實際功能做準備，而應該是理想主義的類型。

「憂愁的態度不能算是優雅；你需要的是一種厭倦的神情。若是你發愁，那是因為你有欠缺，在某些事情上失敗了。這是表現自己的低下。反過來如果僅是厭倦，低下的卻是徒然討你歡心的那個人了。」在《紅與黑》中，柯哈莎夫王子這樣教導失戀的家庭教師于連。

1992年，對於中國歷史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除了它在政台與經濟上的巨大變化外，對於高等教育，它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年，北大的南牆拆除了。這個極富象徵意義的舉動被國內外媒體爭相報道，因為它標志著中國大學的標誌已經向社會完全展開了。北大的負責人對爭論的解釋是：「我們不爭論，先幹了再說。」這句話令人辛酸，一所具有標誌意義的大學，在做出如此重大的舉措時，卻說不爭論。大學是一種歷史的延伸，它代表著一種民族的核心，在她發生巨大的方向未知的轉變時，竟然用這種論調。

我們對於這個上帝的信服，是因為它能迅速給我們帶來現實的快樂，汽車、電話、計算機，而不需要像從前那樣整天祈禱是為了縹緲地來生的幸福。技術是一個功利化的見效快的上帝，並且毫不拒絕地讓我們縱慾。於是最終，我們必然被技術本身所異化，讓自己丟失掉人類最重要的特徵，就像《美麗的新世界》中元首所說的：「今天的世界是安定的，人們很快樂，他們要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而他們永遠也不會要他們得不到的。他們富有，他們安全，他們不懼怕死亡，他們幸運地對激|情和老邁一無所知……」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人類的快樂永遠產生於強烈的對比之中。所以，所有的讀者都知道美麗的新世界，美麗得不適合居住。幾十年來，沒有誰比赫胥黎更成功地對技術進行質疑，於是在克隆羊出現時，這本書被廣泛地引用著。我們有理由感謝赫胥黎先生的想像力與陰冷的文風，儘管他營造的世界有點滑稽，離我們依舊遙遠，但是，他卻以他對於「人」的關注來不斷提醒我們，技術給我們帶來偏差的可能。

距離郁達夫的春愁將近一個世紀了。那種純凈的情感，被今天的現實映襯得更加可貴。這是一個少年們拒絕含蓄的時代，同樣十三四歲的孩子們早已不滿足僅僅是拉一下手，更不會理解那個簡單的動作蘊涵著怎樣地驚險與快樂。當然，我並沒有責怪他們的意思。我只是無限地懷念那憂傷與羞澀，它是我們心靈依舊敏感而非麻木的標誌。

我們的生活就像網頁上永遠沒有窮盡的鏈接一樣，從這一點到那一點，我們無法把精力集中在任何一點上，而青春與才情就消耗在這沒完沒了的跳躍過程中。我們的周圍是如此喧囂，我們的偶像是互聯網世界風起雲湧的驚世富豪們，而後現代主義者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是由偶然造成的……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失去了讓自己靜謐的能力。我們必須不斷讓自己置身於吵鬧聲中，不管這種吵鬧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感到安全。因為沒有靜謐，我們必然也就失去了獲得激|情的環境。激|情是以全部身心的力量，選擇狹窄的突破點，才可能實現的。而我們的肉體與心靈上帶有了太多的接觸點，有了太多的興奮帶，所以，我們最終喪失了激|情的可能。我們可能是快樂的，但這種快樂可能也永遠是不痛不癢的。

於是我們發現那些所謂的大學生，在沒有理想的牽引下，他們似乎有點像愛因斯坦所說的「一隻受過訓練的狗」，這位偉大的人物說道：「青年人離開學校時，應是作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而不只是作為一位專家。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像一條受過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而要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則需要培養全面的自我辨別力，這取決於自由而全面的教育。」

如今，電視正對這種傳統進行一場幾乎是顛覆性的嘲諷，並且大獲成功。電視是一種口語化的，是更接近於我們日常生活的，也是更瑣碎的。我們靠著「還珠格格」這樣的東西成長，這是一個快樂卻令人憂慮的成長過程。而接著呢，計算機將培養我們新的閱讀習慣。這是世界上空前強大的圖書館，你可以找到各種五花八門的資料。它們參差不齊，同時你又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鑒別它。比我們更小的孩子將依靠這些龐雜的資料成長。據說，計算機是對電視的一次逆反，計算機是互動的，它不像電視一樣單向的流通信息，它可以讓使用者有所反應。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互聯網上的閱讀是傳統意義上閱讀的一次真正革命，它融人了參与性。但這一切變化的前提依舊是，我們正從占支配地位的識字文化返回到口語文化。而傳播學巨ｒｅaｄ.99csｗ.ｃoｍ擘馬歇爾·麥克盧漢則更加推斷，在未來的電子社會中，對於由口語控制的信息體系來說，無知將成為一種有價值的商品。因為無知者更具有可塑性，他們不受過去的規範來限制，所以他們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可以更容易地學習新技術。

一位北大的博士對《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說：「綜觀世界各國的大學，沒有一個國家會像中國大學擁有如此多的校辦工廠。」這讓我們的想到了《日瓦戈醫生》中的一句話：「一個崇高完美的理想會變得愈來愈粗俗，愈來愈物化，這種事物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希臘就是這樣變成羅馬的……」這似乎正說明了目前中國大學的狀況，只不過我們知道希臘可以變成羅馬，卻不知道我們的大學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場所。一個計算機程序員或者其他類似的手工業從業人員的培訓中心?還是一個新的批量出口人才的公司?大學要面對經濟建設的主戰場，這是如今的中國大學校長的口頭禪。在他們看來，大學和辦工廠或開公司一樣，要迅速成為一個新的經濟生長點。他們不再關心這個社會，不再關心未來，更不關心這裏的學生會成為什麼樣子，一切都是最急功近利的，最容易出效益的。喪失了理想主義的大學越來越成為社會中一個普通的服務機構，從理想主義氣氛慢慢地滑落出的大學更是不知魂歸何處。在一份高等教育通訊上，各位學者正在討論中國大學應該如何更加緊密地與企業結合。正如學者張汝倫所說：「60年前，人們因為國難深重，偌大的校園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才衝出書齋，今天的大學真的又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或已無需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嗎?只要在大學校園裡走一圈，不難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廳舞廳和酒樓，大學一概不缺，惟獨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我們必須回到本源：大學在社會中充當何種作用。美國學者布魯姆在目睹美國大學與社會的過度結合之後，發出哀嘆：「大學必須抗拒那種事事為社會服務的傾向，作為眾多利益集團中的一個，大學必須隨時警惕自己的利益由於人們的要求而更加實用，更為適應現實、更受大眾喜愛而受損害。」因為「大學必須蔑視公眾輿論，因為在其自身內就有著自治的淵源，即按照自然去追求真理、發現真理……」

哲學家周國平曾說：「我喜歡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劇本《天邊外》，其中你可以感受到，一方面幻想毫無價值，美毫無價值，在現實生活中，一個幻想家總是失敗者，一個美的追求者總是處處碰壁的倒霉鬼；另一方面，對天邊外的秘密的幻想，對美的憧憬，仍然是人生的最高價值，那種在實際生活中即使一敗塗地還始終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運兒。」這種幻想觀念其實是每一個學生都應該擁有的。

華中師範大學博士杜時忠在考察教育對經濟的影響力時發現有關「人力資本」的學說至少存在三個主要缺陷：

故事的結局讓人悲哀，是因為這個世界的元首害怕「野人」來破壞他們統一的思想。像後來的喬治·奧威爾一樣，赫胥黎對於未來世界是悲觀的。只不過奧威爾對於世界的恐懼語言更多地是針對極權主義，而赫胥黎則是技術。這種對於技術的恐慌讓人想起了施賓格勒在《西方地沒落》里對於技術的描述：「技術是像我父上帝一樣永恆和不可變化的，它像上帝之子一樣拯救人類，它像聖靈一樣照耀著我們。」

在臨走前的晚上，喝了少量酒的郁達夫走進了姑娘的家，正好家裡沒人。蠟燭在這時滅了，只有月光溜進了屋內。少年趁著酒神對於他的挑逗，大胆地握住了姑娘纖弱的手。經過猶豫或者說象徵性的拒絕後，少女的手安靜地躺在少年的手中。

——紐曼

始終沒有形成獨立校格的中國大學，在面對90年代的經濟誘惑時，紛紛放棄本來就缺少的貴族氣息，他們迅速調整自我適應市場。房地產、金融、股票、管理、財經、計算機成了一所大學最熾手可熱的專業，它們佔據了大學中主要的經費。

這兩隻手的糾纏，也糾纏了我的心。這個簡單的動作，蘊涵了怎樣的驚心動魄。在三個少年人心中同樣激起了一場巨大風暴。兩個當事人被一種極度的喜悅與刺|激所左右著，而作為閱讀者的我，似乎同樣參与了這場重大的陰謀，當然，在閱讀的緊張之時，我還感到了一種莫大的失落感——為什麼我不是那個少年。

這是阿爾多斯·赫胥黎營造的《美麗的新世界》，這個牛津大學的畢業生儘管有個崇拜科學的爺爺托馬斯·赫胥黎，但顯然他對當時正在流行的「科技崇拜症」抱有明顯地不信任感，他似乎同樣鄙夷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者莫爾的《烏托邦》。於是在1932年，他催生出了這樣一個將高度發達的科技與專制主義結合起來的產物。這一年，福特的T型車已經在世界廣為流傳，而他發明的裝配線正在不停歇地上演卓別林的《摩登時代》，而斯大林正在把那些與他理念不同的人驅趕到古拉格群島，有理由相信，技術至上主義與專制主義正在世界肆無忌憚地展開……

二、人力資本理論把教育制度的目標限定在為經濟增長服務上，把重點放在職業培訓上，這在實際上根本行不通。一方面，在急劇的社會變化和技術革新的條件下，準確地預測未來的人力需要不可能。第二方面，作為經濟發展的一部分，要求學校培養大量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卻造成其中大量的學非所用，以致造成一個學歷社會。

我在快速地翻閱本雅明的文集時，歌德的一句話從密密麻麻的字元中跳躍出來，準確無誤地抓住了我。這個德國老人說道：「在這個躁動的時代，能夠躲進靜謐的激|情深處的人確實是幸福的。」我不知道這句話的語境，但語言的動人正在於它具有穿越歷史的力量。

幾乎與此同時，日本文部省在對1967年後20年中的教育反思，認識到這20年來的「教育荒廢」。為了迅速趕超工業文明，從而忽略了青年學生的精神需求，使日本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後卻變得更加沉淪。而聳人聽聞的奧姆真理教的成員中竟然有相當部分是日本各大學的尖子學生，他們接受奧姆真理教的影響，成為野心家與陰謀家，並試圖製造大規模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