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感覺不壞。前面有港，後面有山，回賓館房間有葡萄酒和奶油餅乾。而且現在我幾乎沒有任何必須考慮的問題。馬拉松跑過了，飛機票退掉了，小說寫完了，下一部小說要等些時日才能動筆。

但是，由於具有連接亞洲和歐洲的地利之便，歷史上卡瓦拉就好像門口的擦鞋墊一樣屢遭磨難，亞歷山大大帝死後處於羅馬帝國的統治下，繼而被諾爾曼人一把火燒光，接下去被拜占庭帝國併入版圖，成為土耳其與基督教軍隊激戰的最前線，結果被土耳其征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獲得獨立——漫長的奮鬥史。

前不久，希臘和土耳其邊境發生了小規模衝突，希臘兵死了一個，土耳其兵死了兩個。我從報紙上得知的。那是一次無謂的槍擊事件。實際上根本用不著開什麼槍，誰誰跨入國境線的此側啦、說了什麼挑釁話啦，無非這個程度。結果有人開槍，對方還擊，自動步槍的彈丸飛來飛去，死了三個士兵。希臘方面說土耳其兵先開火的，土耳其方面咬定希臘兵先射擊的，兩方的國民都只相信自己國家說的。

他們三個人靠著客輪甲板扶手，眼望卡瓦拉的港口。暮色正壓向港口，漁船已亮起船尾的誘魚燈。幾分鐘後輪船就要啟航。

「那太好了。我們就是想請外國來賓過得愉快。」

看地圖和翻導遊手冊的時間里，覺得佩特拉怕是不壞。「去那裡能有什麼？」「這——」問題是守在這裏不也無濟於事嗎？

「是啊，安安靜靜，好地方，確實。」她說，「從哪裡來的？」

另外，馬洛內先生家有一條母狗「瑪多」和一隻公貓「琴」。概括說來，瑪多未免輕浮嬉鬧，琴多少鬱鬱寡歡。作為檔次，我想以琴為上。不過，由於從小就在一起，作為狗和貓來說，琴和瑪多關係十分融洽。不久我們和兩個都要好起來，琴和瑪多天天來我們家玩耍。

「哎喲哎喲，那可夠遠的！希臘怎麼樣？」

這兩件事辦完后，我們開始去希臘北部悠然旅行。

新聞節目結束后，開始放錄像帶電影。約翰·米里厄斯（John Milius）的《赤色黎明》。

這回在羅馬租房子住。好歹也算是獨門獨院的房子，熱情的烏比通過個人門路給找到的。光靠我們夫婦倆，我想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找到。義大利原本就是個講門路的國家，沒有門路找房子比登天還難。這是因為，一旦不小心租給別人，對方往往一直住下去不出來，而房東倒要無可奈何地住在不方便的公寓樓里。我固然不大理解，但這在義大利雖屬違法，卻似乎是常識允許範圍內的行為。合同那東西在這裏不具多大效力。而且，即使打官司，由於衙門手續啦形式啦繁瑣得超乎想像，得出法律結論要等很長很長時間。所以，倘是已經搖搖欲墜的宿舍單元房倒也算了，而像樣的房子，若無相當特殊的情況，房東只租給知根知底的人。

萊斯博斯島作為「lesbian」一詞的詞源而為人知。傳說中此島的居民曾全部為女性，但老實說來，現在的萊斯博斯島距此傳說引起的想像已相去很遠，沒那麼多情調了，不過是一個沒什麼特色可言的極其普通的海島。從面積上說是希臘第三大島，由於鄰近土耳其，守衛國境水域的海軍和海岸警備隊的快艇觸目皆是。警備艇帶著「呯呯呯」的響聲駛進安靜的海港，甲板上的機槍閃著幽光。身穿白色水兵服的水兵聚在那一帶的咖啡館喝咖啡。海浪一閃一爍反射著秋日明媚的陽光。島固然美麗，但沒有特別有趣的東西。在淡季，尤其遊客在這裏極難消磨時間，真的沒什麼可做的。漂亮的海灘雖說到處都有，可是在這10月末，漂亮的海灘又有什麼用處呢？老人們坐在港口露天咖啡館里整天看海，問題是我們不是老人，沒有那麼大的耐性。

接下去又是戰爭。巴爾幹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是巴爾幹戰爭。在泥沼中腐爛的無數死者。疲憊不堪的戰旗。沒有歸宿的勝利。帝王和軍人和政治家和革命。在泥沼中腐爛的平民們。擦拭槍支的年輕士兵。目送士兵的女人們。

不料到了第三曲柴可夫斯基第三號交響曲，這支樂隊演奏得十分動聽，和剛才判然有別，真有些叫人懷疑自己的耳朵，以為和演奏莫扎特的不是同一樂隊。音域寬廣，音質渾厚，有表情，有生活，有性靈。說老實話，我不太喜歡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但這樣的演奏到底叫人聽來心悅誠服。人們常說音樂只有好音樂和壞音樂，但另一方面，我深切地認為適合和不適合那個地域的音樂也是有的，即所謂地域稟性。很想聽這支樂隊演奏一次西貝柳斯。如此擅長和不擅長截然有別的樂隊卻也令人精神一振，較之什麼都演奏得無懈可擊卻什麼都在平均線上的樂隊，這個更能讓人產生好感。

從米蒂利尼去佩特拉住一晚上純屬心血來潮，並非有什麼必然性。別無事情可干，就想換個什麼地方，如此而已。米蒂利尼這地方可看之處沒有多少。美術館看過了，港口看膩了。島上唯一的電影院正在上映麗塔·海華斯和格倫·福特令人懷念的《盪|婦姬黛》（Gilda），但去年在雅典一家電影院看了。所以，再在米蒂利尼住一晚上也無所事事，遂乘大巴去佩特拉。

還來的，我們說。想在夏天來。

我們歸攏行李，付款。接錢時她顯得甚是難為情，不知什麼緣故。大概還不習慣這樣的接待工作。我掏出從日本帶來的零幣，請她交給領我們來的女孩。她道聲謝謝，定定地注視手心裏的零幣。「再見！」我們說，然後把她輕輕放在那靜靜的水珠般的凄婉之中。

這樣的詞句，當今日本人不至於說得出來。或許可以說說不出來本身即是和平，但不管怎樣，這樣的詞句我想是絕對說不出來的。當然我也說不出。

死的總是年輕人，他們還沒搞清怎麼回事時就那樣沒命了。我已不年輕，去了很多國家的很多城市，見了很多人，有很多愉快的感受，也有很多不快的經歷，並且這樣想道：無論有怎樣的理由，人和人互相殘殺都是傻事。

「Good morning,What can I help you?」他喜不自勝地向我打招呼。

從米蒂利尼到佩特拉一天只兩班大巴，單程兩個鐘頭。路上沒多大意思。

我們在街上東張西望地散步，窺看了烏糟酒廠，登上石山頂上的教堂觀看彌撒，買了幾枚風景明信片，在露天咖啡館里喝著熱咖啡眺望即將沉入海中的夕陽。就好像用擀麵棒薄而又薄地擀餅所得，我們把種種動作和作業最大限度地拉長，好歹消磨時間。謝天謝地，天總算黑了，一天總算過去了。

不，準確說來並非什麼也沒有。此鎮以農業婦女會活動活ｒｅaｄ.9９csw•ｃoｍ躍而知名。下了大巴，眼前就是農業婦女會的事務所。幾年前，她們以農業婦女經濟自立為宗旨創辦了此會，大家提供住房開辦家庭旅舍，生產綠色食品，經營酒吧式餐館，一步步打下基礎。這在以男性為中心的保守的希臘社會是件稀罕事。萊斯博斯島的女權主義運動不也蠻有意思嗎？

不久，船艙廣播響了，通知驗票即將開始，要大家進自己的房間，他們這才撤離甲板。三人笑著或再次輕輕來上一拳消失在二等艙的房間中。此後我再未見到他們。

隨著日落天黑，人們領著動物們返回家去。星星像在天空歷歷打出的點一樣開始熠熠生輝。牛在哪裡懶洋洋地叫著。我們也回到自己房間。我邊喝水壺裡的白蘭地邊看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我不知道它是否適合淡季看，但此外沒有可看的書。

雅典馬拉松從馬拉松村跑到市內，全程42.195公里，即原始馬拉松距離，今年是第5屆。作為賽事的傳統雖說有所不足，但不用說，其來歷不亞於任何地方，畢竟可以上溯至兩千幾百年之前。

我們在這座房子里大約住了十個月。地點誠然不壞，可惜採光不好，有潮氣，濕乎乎的。因為建在小山的北坡，冬天一整天都沒陽光射進來。下一點點雨，牆就馬上發霉。床上被褥總是涼浸浸的，還漏雨，房前路面也總是又黑又濕。暖氣設施也不完備，冬天一直冷到骨髓。老婆恨不得爭分奪秒搬出這種潮濕地方，但前面也說了，在羅馬物色合適的房子比登天還難。我也抽時間到處找房屋中介商，在「住宅信息」那樣的雜誌上翻來找去，遺憾的是根本沒找到正經貨色。這樣，直到最後也沒能搬出馬洛內先生的房子。老婆預言「住在這種地方准沒好事」，在某種意義上真給她說中了。

不管怎樣，乘船時的他們顯得甚是放鬆，就好像幾個要好的高中生出去住一晚上那樣談笑風生，甚至有點亢奮。

「歡迎光臨！」她也用英語寒暄。儘管不很流暢，但不壞。我們問清房價，要了明天的早飯。房錢一千八百日元，早飯兩人五百日元。房間不差，作為希臘家庭旅舍算是上等的。綿軟的床，正常出熱水的淋浴噴頭，諸多東西全是新的。

三本書的裝幀定了下來，又同編輯這個那個商量完細節一一處理到只剩下印刷之後，再次離開日本。很有點像一次做好一個星期飯菜冷凍起來的主婦。從日本動身是9月初。雖是短期回國，但事情相當累人。要和人打交道，要處理紅薯蔓式的接踵而來的雜務，腦袋成了一團亂麻。美味日本料理又要一段時間吃不成了，難受也只好忍了。

感覺上不像同十來歲的女孩說話。

「沒有孩子？」她忽然想起似的問。

此外城裡女工數量多，無論去哪裡都能看見正在勞作的婦女。或許因為人口少，公共汽車和電車的司機可以說幾乎都是女性，從年輕姑娘到中年婦女，全都紅著臉頰幹得津津有味。人必須質樸、勤勞、健康這一思想在這個國家似乎無所不在。這點同羅馬截然有別，除了少數例外，羅馬人看上去都活得悠閑自在。較之羅馬，氣候也一塌糊塗，每天都陰沉沉的，冷雨淅淅瀝瀝下個沒完。雖然時值9月，但早上在郊外跑步時手都凍僵了。

鄰桌一個中年希臘人叫我看電視：「瞧呀，日本！」一等艙休息廳的電視新聞節目推出東京兜町證券交易所的光景：神情僵冷的人們有的叫喊什麼，有的豎起手指，有的挽起袖口對著電話大吼大叫。但我看不明白髮生了什麼。「money、money」，希臘人用隻言片語的英語說，並做出點錢動作。看情形是股市暴跌了，但詳情他的英語水平說明不了。（※後來明白，那就是那個「黑色星期一」。每當我想起當時的光景，我就思索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是在突尼西亞旅行時知道1929年股市暴跌的。「簡直就像遠方的雷鳴」，他描寫道。當然，「黑色星期一」作為規模無法同1929年的暴跌相比，但我仍記得當時某種不安穩的氣氛。大概因為那時正思考著戰爭，從而使得股市暴跌和電視熒屏上人們痙攣的面孔在我眼裡顯得格外凶多吉少吧？）

我們住的賓館附近有掛著鐮刀斧頭黨旗的共產黨總部，其一樓有個小咖啡館。我們常去那裡吃早餐，畢竟便宜。在賓館餐廳吃，一個人將近五百日元，而這裏一百日元就能吃下來。剛剛烤好的乳酪餅加稠糊糊的奶油咖啡才一百日元，而且早上6點就開門了。咖啡館是一對父母及其三十歲左右的兒子經營的。客人有漁民們和共產黨員們（看樣子大概是，沒有細問）。在那裡一邊看福克納——不過這福克納的小說是資產階級的呢還是非資產階級的呢——一邊吃早餐。周圍時不時有客人吵起來。漁民對漁民，或者共產黨員對共產黨員，抑或漁民對共產黨員……Who Knows？

有一幅過節的畫，賞心悅目。畫幅狹長，畫中共有十一個人，最左端是市長夫婦，蓄著鬍子、腰佩長劍的極有男子漢氣質的市長和看上去總有些多疑的夫人。她把手搭在丈夫肩上，斜眼瞥著他。實際看畫即可知曉，塞奧菲洛斯的畫在技術上是稚拙的，然而人物的視線全都那麼富有生機，賦予他的畫以奇異的生命力。六個男女夾著擺滿山珍海味的餐桌跳舞，三個少女，三個小夥子，不知何故臉上表情都不怎麼開心，有點像拍攝紀念照似的略顯緊張。這真是個謎。畢竟是歡慶日子，美味佳肴滿滿一桌，年輕男女又手拉手起舞，本該多少顯得開心些才是。

迪蘭沒聽，去聽了赫爾辛基交響音樂會。會場在一座名叫芬蘭音樂廳的漂亮場所。以日本說來，也就是中型音樂廳，但有一種十分親密的氛圍，能讓人靜心欣賞音樂。票價四十二馬克（約一千二百日元）。廳內有酒吧，可以喝到雪莉酒，八馬克（二百四十元）。大玻璃窗外面舒展著美麗的湖水（也可能是海灣）。白天鵝掠過湖面，黃昏的細雨靜悄悄落在紅葉斑斕的樹林——風景極具北歐情調，彷彿聽得見西貝柳斯的旋律。

在出發地點見到了前來參加的日本人團隊。大老遠組團來到雅典，日本也算是相當可以的闊佬。不過，大概到底過於遙遠或費用過高，說是團隊，其實一共才七個人：女性兩人，七十多歲的長者四人，年輕男子一人。昨天剛到。我問長者們：「沒因時差搞得暈乎乎吧？」「我們時不時去海外跑一圈，沒暈過時差。」「困了就睡，睡不著起來就是。」他們回答。著實了得。

我們在這座港城逗留了四天，因為很中意這裏。四天里我們幾乎什麼也沒做，只是懶洋洋去電影院（《妙想天開》也是在此看的，蠻有趣的）、散步、坐在賓館陽台上眼望港口、查看魚市、在魚市附近的海鮮館吃喝、吃完繼續散步，下雨就在附近超市裡買一大堆葡萄酒和奶油餅乾，悶在房間里看書。

比寒冷更傷腦筋的是飲食。

我九*九*藏*書咬著老伯仔細用紙包好遞給我的麵包沿坡路爬上城堡，站在一個人也沒有的城牆上眺望大海和市容，然後穿過嘈雜的魚市返回賓館。

回頭來說音樂會。第一支曲是一位名叫某某的芬蘭人創作的現代音樂。一如幾乎所有的現代音樂那樣，聽起來好像恐怖片里的配樂。音樂的好壞自是聽不明白，不過我想那種東西未免莫名其妙，又不是沒有多少好聽些的現代音樂！

難怪昨天她臉上好像有幾分凄楚。

從大巴下來后，先有一個書報亭老伯大步流星朝我們靠近。「Guten morgen」，他說。穿著整齊西裝的很客氣的老伯。此類人基本講德語。「您在找住宿的房間嗎？」他問。但我們一開始就已決定到農業婦女會那裡找房間，所以客氣地謝絕了老伯。是覺得過意不去，可我們有我們的安排。老伯遺憾地離去。我心裏暗暗同情：農業婦女會肯定給老伯添了麻煩。

我們的房東馬洛內先生是那不勒斯出身的義大利人，在義大利外交部做高級官員，在這座小區里擁有三座房子，其中一座租給了我們。馬洛內在巴黎也有別墅，總之是有錢人。

就沒有人為我們畫上一幅？遠離故國的三十八歲作家和他的妻，餐台上的啤酒，差強人意的人生，以及碰巧趕上的午後陽光。

10月8日從羅馬去雅典。

不過除了寒冷和飲食，赫爾辛基這座城市還是極能讓人放鬆的。人們溫和穩重，而且人數少，幾乎看不見排隊。英語也相當通行，搭話時全都報以笑容。估計沒有小偷，警察也難得一見。在街頭見到的警察數量覺得也就是羅馬的五分之一。

「日本。」我說。

我們租的房子位於羅馬郊外高地一塊算是高級的住宅小區。有圍牆，面積很大，帶電動門，大門口設有煞有介事的值班房，進入時要查看長相。身份得不到確認不給開門，所以在治安這點上大致可以放心。居民多是外交官和高級商務人員，車也大部分是寶馬、賓士、奧迪、沃爾沃、薩博、路虎等進口車。

其答案近年終於弄明白了。原來從馬拉松跑去雅典的那個希臘人前一天已經在雅典和斯巴達之間跑了個往返。他為了請求斯巴達人支援對波斯之戰而攜帶親筆信跑去斯巴達，然而固執的斯巴達人一口回絕，他又手拿回絕信急急趕回雅典，繼而跑去馬拉松戰場，看準勝敗趨勢后又一次全速跑回雅典。這樣，我也認為必死無疑。我坐大巴從雅典去過一次斯巴達，路上山連嶺嶺連山，煩不勝煩，進入伯羅奔尼撒半島後幾乎沒有平地，山高路險。坐大巴都那麼累，跑個來回不累死才怪。具體不清楚，但單程我想有250公里，跑這單程的比賽每年也舉行一次，遺憾的是眼下我已沒有氣力參加了。

走進餐館，每個季節各有菜單。拿起一看，夏季菜單種類相當豐富。例如9月可以吃到波羅的海鯡魚、鱈魚、比目魚、白鱒魚、白魚、七鰓鰻、兔子、野鳥、野鴨、蘑菇、草莓、越橘、洋李、紅莓苔子、羊肉等等，極盡奢華。但夏季結束冬天到來的時候，到處冰封雪凍，食物來源少之又少。及至11月，使用新鮮材料的菜肴只有馴鹿肉、鱈魚子和駝鹿肉。駝鹿肉！其實，即使在9月間，赫爾辛基街頭餐館的飯菜也絕對算不得美味可口，想到羅馬市場上擺放的那些新鮮得幾乎爆裂的神氣活現的蔬菜，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儘管有些歉疚——在芬蘭久居，不想在這種地方吃著甘藍和腌鯡魚過冬。儘管城市非常漂亮、給人印象良好。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跑42公里也是這個比賽。六年前自己一個人反向從雅典跑到馬拉松，因為必須趕在交通擁擠前跑出雅典。早上5點從雅典出發，在盛夏險些讓人暈倒的酷暑中拚死跑到馬拉松。時隔六年，這次在秋日陽光下倒過來從馬拉松跑到雅典。較之雅典至馬拉松，馬拉松至雅典上坡要多一些。

走著走著，終於走到了她的家。

飯吃完時，房東太太來聊天。「我們一直在澳大利亞，」她說，「為了攢錢一直在澳大利亞做工。用那筆錢翻蓋了這座房子，這回可以作家庭旅舍使用了。所以回到了希臘，和大家在一起。也想讓孩子在希臘接受教育。不過大兒子昨天又去澳大利亞了，因為高中畢業了，要找工作。昨天去的。」

我們到羅馬的當天晚上，馬洛內一家在花園裡招待我們吃烤肉。馬洛內的太太是英國人，過去想必很有姿色，但現在身體各部位脂肪未免多了些。這對夫婦有兩個十三四歲的女兒，名字叫狄波拉和寶琳娜，都長得如花似玉。感覺上似乎義大利人爽朗豁達的血液和英國人內省穩重的血液摻和得恰到好處（若是反過來可就無可救藥了）。一如這個年紀的女孩兒表現的那樣，十分害羞，但好奇心旺盛，對旁邊搬來一對日本夫婦懷有不小的興緻。姐妹倆非常要好，兩人常說悄悄話。

不管怎樣，我一路跑到了作為終點的雅典奧林匹克體育館，所用時間仍不很理想（三小時四十幾分），途中乳|頭被襯衫磨出血了（不但不雅觀，還相當痛，這個），但終究堅持下來了，值得舉起易拉罐啤酒慶賀。從日本帶來的寶貝耐克鞋也表現不俗。好妙！

但開跑之後一個日本人也沒見到，四周清一色歐洲人。我長期旅居國外也沒怎麼感到孤獨，惟獨這個時候深切感覺到了：啊，我在這裡是異鄉人，孤身一人！我身邊奔跑著許多國家的人。當然有希臘人，還有義大利人。世界上大概最有閑工夫的加拿大人自然少不了。此外有德國人（這個地球上難道真有看不到德國人的地方）、身穿同樣運動服的快樂的法國人、無比友好的北歐人、鬱鬱寡歡地默默奔跑的英國人。放眼看去，東方人僅我自己。當然旅行時也去了生來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那個小村莊，但那種地方即使一個人也感覺不出什麼孤獨。說來也怪，在這周圍全是外國人的馬拉松路上跑上三小時幾十分鐘，孤獨感竟時不時撲胸而來。什麼緣故呢？

「喏喏羊！」她說。

時不時下雨。下雨天氣在小餐館陽台上看著雨吃魚，驀然覺得好像到了天涯海角。怎麼回事呢？聲音散不開，冰鎮過頭的白葡萄酒瓶浮起一層水珠，漁民們裹著黃色雨衣排成一列，解著色彩鮮艷的漁網的網結，黑毛狗以儼然葬禮勤雜工的姿勢一陣小跑去了哪裡。男服務生百無聊賴地一眼一眼掃著報紙。男服務生很瘦，蓄著魔術師一般莫名其妙的鬍鬚。我一邊吃著烤竹筴魚，一邊把隔著兩張桌子前面那個身穿尼龍夾克的老伯形象素描在本子上。他極其無奈似的喝了半升葡萄酒，吃著魷魚，撕麵包塞進嘴裏。順序有條不紊：喝葡萄酒、吃魷魚、把麵包塞入口中。一隻貓目不轉睛地向上看著他。我用圓珠筆別無用意地把這位老伯素描下來。雨日的午後的確無事可干。

卡瓦拉是在那不勒斯（Neapolis）這個名字下作為港灣城市從古代繁榮起來的。距卡瓦拉十五公里的西北方向曾有一座名叫腓立比（Philippi）的古代城市（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菲立普二世建造的），卡瓦拉好比它的門戶。並且，卡瓦拉還作為聖保羅初次在歐洲傳播基督教的地點而聞名。聖保羅在特洛伊城時夢見一個馬read.99csw.com其頓男子為他獻上祝福並這樣說道：「請到馬其頓去吧，並請解救我們！」聖保羅醒來后馬上收拾東西準備遠行。他把美國運通旅行支票揣進衣袋（開玩笑），領著兩個弟子上船，先到薩莫色雷斯島，之後在卡瓦拉登陸。如此這般，基督教在歐洲傳播開來。

從東京來到赫爾辛基，看上去這座城市總好像空蕩蕩的。路面寬，汽車數量極端之少，公園極端之多，街上一台自動售貨機也沒有，彷彿一座不怎麼考慮經濟效益的城市。城市規模不算很大，但也許道路寬闊的關係，走起來相當累，同在札幌逛街差不多。

反正我是在此吃便宜早餐。

「謝謝。旅行得非常愉快。」

出門爬了一下山坡，走進最先看到的咖啡館，要了冰鎮啤酒，冰得甚是徹底，讓人眼底都有些作痛。安靜的午後，溫暖的陽光。導遊手冊上說「萊斯博斯島在希臘以晴天最多而知名」。巡邏艇進港了，藍白兩色希臘旗迎風飄揚。宛如人生最向陽的一天。

「為和平而生是美麗的，為和平而死是尊貴的。」

關於馬拉松傳說的第二個疑問：以長跑為業的傳令者乃奔跑「專業戶」，何以跑42公里就一下子跑死了？如今即使是業餘跑手，42公里也不在話下。全程馬拉松跑死人這等事還幾乎沒聽說過。

年輕的軍人。較之年輕，說年少或許更合適。有的雖留有鬍鬚，卻因此更帶孩子氣。軍人和警察看上去像孩子，換言之，即是說我上了年紀。總之，他們確實是一副少年的眼神。

「好地方啊，安安靜靜。」我說。

這就是佩特拉發生的一切。

不過我看第一眼就中意他的畫。光看都讓人覺得心胸豁然開朗。小屋裡一共展覽了近百幅他的畫，但由於屋子小，滿牆滿壁全是畫，空白啦余白啦幾乎沒有，那才叫密密麻麻。但這種擁擠並不顯得張揚，而同塞奧菲洛斯的畫相得益彰。樹林里萬籟俱寂，只偶爾傳來鳥鳴。鳴聲滑潤，猶如用軟布擦拭上等玻璃器皿。從了無裝飾的窗口瀉入的午後陽光。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中花時間慢慢一幅幅細看。看的人惟獨我們夫婦。畢竟時間綽綽有餘。管理員老伯時而進來覷一眼，並非放心不下，只是看一下情況，像是說「這兩人看得來勁兒了」。我說「真是好畫啊」，他高興地點頭，講解起畫來。因是希臘語，聽不大懂。不懂他也熱心講解一陣子，之後又折回曬太陽。

其後面是兩個樂師吹奏樂器，一個吹豎笛，一個吹大約是羊腸做的類似風笛的東西。兩人儼然專家的架勢，對音樂全神貫注。最後有一個少年在火上烤羊肉串。這男孩臉上好像漾出一種充實感（屬於何種充實感呢？是擅長烤羊肉的還是慶幸得以參加節日慶賀活動的呢）。便是這樣一幅畫。畫並不出類拔萃，但可以使人感覺出某種活生生的生活氣息，注視之間，但覺這些人曾實際存在並且唱著、喝著、戀愛著、苦惱著、爭戰著以至最後死去，那種實感呼之欲出。

馬拉松完了，剩下的就是退飛機票。這個比預想的費事。哪個國家都一樣，錢一旦給出就很難回來。但由於GNTO（瑞典政府旅遊局）工作人員全力幫忙，加上我死纏活磨，兩星期後總算從旅行代理店拿回了錢，我和老婆再次舉杯慶賀。GNTO那地方，據我所知是世界上最友善的政府機關，工作效率高，完全為遊客著想。如果在希臘出了麻煩事，儘管去找GNTO，而在義大利遇到麻煩，則快快死心塌地為上策。在義大利，一旦出手的錢花兩百年也絕對回不來。因為縱然等上五百年，義大利的衙門也不可能有效運轉。

這樣，除去寒冷這點，芬蘭成了對我胃口的感覺極好的國度，夏天再去一次也未嘗不可。

我們在那裡的椅子坐下，啪啪啦啦翻看《萊斯博斯島的歷史》圖片集和《塞奧菲洛斯畫集》。《萊斯博斯島的歷史》是一本十分令人傷心的圖片集，開頭是土耳其佔領時期的圖片，全部身穿土耳其樣式的服裝，土耳其軍人耀武揚威。某年土耳其軍隊鎮壓起義，但人們還是要起義。手拿老式槍支、鋤頭、長矛的情緒激昂的人們。聚集在大炮周圍的神情樂觀的英雄們。鬍鬚挺挺上翹，19世紀式的民族主義倫理的光輝籠罩著他們。敗退的土耳其軍隊。獨立。萬歲。慶祝。和平。民族的尊嚴。眼淚。暴力。

她的家要出鎮一直走很遠。走了十五六分鐘。同很多很多綿羊、山羊、牛、驢、狗擦身而過。動物比人多得多的地方。她在我們前面「嘎吱嘎吱」蹬著自行車，時不時回頭看我們一笑，彷彿說「讓你們走這麼遠，不好意思，不過快了」。

還有熱火朝天的遊行活動。我們傍晚走進街里的電影院，正看《芳心之罪》（Crimes of the Heart）時，銅管樂隊吹奏著虎虎生威的進行曲從電影院門前緩緩通過，以致台詞好一會兒聽不清楚。

正要進入沒頭沒腦的內戰時期，這時一個女孩騎著自行車接我們來了。也就十來歲的小女孩，長的雖不很漂亮，但胖乎乎的，看上去分外有主見，而且逗人喜愛，我覺得恐怕比我還有主見。

無所事事其實是我們這種淡季遊客如影隨形的宿命。秋冬兩季的希臘是絕好的去處，遊客寥寥，賓館空空，居民熱情，物價偏低，哪裡都安安靜靜，心情怡然悠然，但無所事事。而夏天則活動多極了：海濱游泳，看女孩子，日光浴，喝啤酒，吃著希臘式色拉說說笑笑——光這樣就能轉眼把一個月時間打發走。不是瞎說，真的沒工夫考慮什麼。夏天的希臘嘈雜、擁擠、遊客未免多過頭了，但什麼都不用想，而在旅遊淡季我們就必須絞盡腦汁，琢磨下一站去哪裡，下一步做什麼。

她看了看我們，隨即微微一笑：「還年輕啊！」

這次乘芬蘭航空經赫爾辛基南下羅馬。赫爾辛基是第一次來，準備住五六個晚上。北歐國家的航空公司大都叫人喜歡，芬蘭航空更是我中意的航空公司之一。空姐絕對不算漂亮，體形也很難恭維，但基本部分很熱情，落落大方而又沒有生硬之處，全都顯得悠然自得，笑吟吟忙來忙去。大概是只選健康女子進公司的。日本的航空公司的服務總體上我想是好的，但有的公司過於規範，未免令人覺得有些神經質（簡直成了天上飛的麥當勞），而芬蘭航空不妨說處於另一極。

還有，不知何故，卡瓦拉是個麵包好吃的地方，麵包品種也和其他地方相當不同。走出共產黨咖啡館，我沿著拜占庭時代的舊城坡路散步。坡路到處有麵包鋪。從窗口窺看，師傅正在烤早晨的麵包，味道也很好聞。一進門，裏面出來一個小學生樣的小孩，叫我等一下，說新麵包馬上就好。他的父親和母親在灶前邊擦汗邊烤麵包，爺爺和這個男孩賣。男孩把背包放在門口，幫忙干到上學時間（我每每佩服，希臘的小孩子們真是勤快，而義大利的小孩和日本的小孩一樣懶）。他是這個家中多少能講英語的惟一人物，並以此為自豪。

從塞薩洛尼基乘大巴花三個小時來到卡瓦拉。已有年代的大巴長吁一口氣似的翻過最後一道山脊，海面、港口和卡瓦拉出現在九*九*藏*書眼前。卡瓦拉準確發音為卡瓦——拉，是一座三面環山的不大的港城。和大多數希臘此類港城一樣，海港入口的山丘上聳立著拜占庭時期又大又老的城堡，城牆炮眼中有生鏽的大炮將炮口對準海港入口，城堡最高處迎風飄揚著藍白兩色希臘國旗。港口漂浮著幾艘貨船，漁船留下白色航跡向外海開去。

世上怎麼有這麼多軍隊呢？

她們好看地一笑：「那好，沒問題，有好房間。請坐在那兒等一下，馬上有人來接。」

「正在找今晚住宿的房間。」我說。

到達赫爾辛基機場時溫度為8度，相當冷。畢竟離開日本時才一件T恤，不可同日而語。以日本說來，大體是11月末的氣候，運動衫外面套一件皮夾克正好。想到到了隆冬時節可如何是好——僅僅這麼一想——心裏頓覺一陣發冷。我實在耐不住冷。這麼著，鮑勃·迪蘭的音樂會就免了。正趕鮑勃·迪蘭和湯姆·佩蒂（Tom Petty）的樂隊來到赫爾辛基，本想去聽，但會場是名叫「冰雪大廳」（Ice Hall）——光聽名字就徹骨生寒，居然取這麼個名字——的音樂廳，嚇得我打了退堂鼓。也罷。迪蘭去年在武道館聽了。順便說一句，這「冰雪大廳」據說是打冰上曲棍球的地方，類似芬蘭的武道館。真有些擔心鮑勃·迪蘭得寒症，此人也年紀不小了。

此外概無東西可看。鎮上幾條小街，外圍一片接一片莊稼地，往下就什麼也沒有了。

可我知道，他們最終在丘吉爾的鐵腕面前低下頭去。

先說馬拉松。

我們到達的10月18日對於卡瓦拉城是重要的節日——1919年的這一天，此城從土耳其手裡解放出來。希臘北部的城鎮都如此擁有各所不同的獨立紀念日，這是因為希臘軍隊是經過浴血鏖戰後由西向東把自己的城鎮一個個依序從土耳其軍隊手中奪回來的。這天，人們一大清早就穿戴得整整齊齊趕去教堂，向耶穌獻上祝福，感謝解放與獨立。

新聞轉為日本的首相如何如何。正值中曾根首相下台，政局正因繼任人選問題照例變得兵荒馬亂。少頃，竹下登的面孔出現在熒屏上。看樣子竹下登當選首相了。我不甚知曉竹下登這個人，但竹下登從熒屏上給我的印象可用一個詞來概括，這種時候英語真是再方便不過：unimpressive。

我們試著走去農業婦女會的事務所。兩個二十四五歲的年輕農婦坐在桌旁，圓溜溜的眼睛，態度很熱情。

這也許是因為我是在米蒂利尼郊外一個小小的石砌美術館看他的畫，並且美術館位於岑寂的林中。假如在東京的美術館里看同樣的東西，自己說不定對作品有另一番感受。塞奧菲洛斯的畫實在是同這場所、這空氣、這岑寂正相吻合的畫。

我用軍用小刀削了個梨當晚飯吃，還嚼了奶油餅乾，喝了幾口水壺裡的白蘭地，隨後翻開福克納。船輕輕搖晃。電視里傳來自動步槍的射擊聲。美國的少年們正以攻進家鄉的古巴兵為對手展開游擊戰。我合上書，回房間躺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接連不斷的戰爭。納粹的血腥鎮壓。英勇的反抗。共產黨游擊戰。不屈不撓的抗戰。勝利。歡天喜地。慶祝活動（這樣的圖片極有感染力）。但是，繼之而來是英國的干涉。希臘北部是共產黨主導的抗戰，他們因而反對丘吉爾。圖片很有點像愛森斯坦執導的影片中的一個鏡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人們把旗插在坦克上，身體一齊挺胸前傾，絕對積極絕對樂觀。他們對什麼堅信不疑。每一張照片都向前挺胸。不壞。「丘吉爾見鬼去吧！」他們高舉這樣的旗幟。

報紙上大大登出死亡的希臘兵照片（土耳其報紙也會刊登土耳其士兵的照片，不用說），一個十八九歲的英俊小夥子。他身穿軍裝，面帶微笑，那長相讓我想起常在客輪上見到的年輕軍人。他到底為什麼死的呢？

「那麼，領二位去我們家。」說著，她跨上自行車，我們隨後跟著。前面有羊走來。

至於他們坐客輪出於什麼目的，我不清楚。也許前往駐紮地，或者利用休假回故鄉也未可知。他們總是三至六人結夥行動。

在希臘，坐客輪常可見到軍人。

同兩個兵擦身而過，同騎驢的農夫擦身而過，同兩個小女孩擦身而過。她們好奇地盯視我們，我們微微一笑，她們也微微一笑。

他們身穿土黃色軍裝，做工甚為馬虎，粗粗拉拉，質地如舊毛毯，給人的感覺就像因為不得不給他們穿點什麼，所以軍隊做了這個發給他們。腳上穿的是似乎沉甸甸的長筒靴。便帽折起來夾在肩章里，背著和軍裝同一顏色的行囊。胸口衣袋裡裝著盒裝香煙。可是，令人不忍的是，那軍服全然不適合他們，不合身。

「你們好！歡迎光臨佩特拉！讓你們久等了，對不起。」她說。英語說得甚為地道，好一個未來的農業婦人。

意為「誰知道呢」。

計程車司機把我們放在一無所有的樹林里。「喂喂，美術館（姆希歐）喲，我們要去的是。」「這就是姆希歐。」司機說。那麼說，樹林往裡一點是有個石砌小屋那樣的東西。「就那兒！」他說。小屋前面一個老伯坐在椅子上曬太陽。

「非常中意。」我彬彬有禮地回答。

由於我是在神戶長大的，來到如此地形的場所，不由感到一陣釋然。有港口，有包攏它的小商業區，繼而有山坡隆起，房屋像俯視港口似的往山頂排列開去——便是這樣的場所。海與山之間的距離越窄越好。

那麼，若問佩特拉這座海濱小鎮有什麼，什麼也沒有。鎮在海濱，當然有海，但前面也說過，10月份去海濱也百無聊賴。倒是有聖處|女教堂建在俯視全鎮的高聳的石山頂上，教堂也的確富有情調，但也不是非看不可的勞什子。啊，教堂建在山上，有趣有趣——如此而已。

什麼也沒有的地方，周圍只有莊稼地無限鋪展開去，只有牛羊的叫聲。女孩微笑著鑽進裏面，旋即走出腰扎圍裙的母親。表情總好像有幾分凄然，但分明是精明能幹的希臘主婦。

好了，我參加的馬拉松賽的正式名稱叫「國際雅典和平馬拉松」，是紀念一位名叫科利苟利·藍芭基的田徑選手舉辦的賽事。藍芭基退役不當選手之後成為國會議員，作為和平主義者反抗當時的軍事政權，1963年舉辦旨在和平的馬拉松比賽，在跑的路上被捕，遭到毆打，翌月在塞薩洛尼基遇害。比賽宣傳冊上引用了他這樣一句話：

反正先去老伯那裡再說。「這裡是姆希歐嗎？」我問。「正是。」他說。買門票，一個人五十日元。客人只有我們。他把英語小冊子遞給我們。美術館里集中了一位叫塞奧菲洛斯（Theophilos）的畫家的作品。小冊子上寫道，塞奧菲洛斯生於萊斯博斯島，以其獨特的筆觸描繪了希臘風景。單純的線條、明亮的色彩。不妨說是一種純真藝術（innocent art），或者民間藝術（folk art）。

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絕妙午後。塞奧菲洛斯美術館旁邊，有一座收藏畢加索、馬蒂斯九-九-藏-書、萊熱、布萊克小幅作品的同樣不大的雙層美術館。我們在這裏也愉快地度過了一些時間。這座美術館里同樣也除了我們別無參觀者。是一座私人美術館，創立者系萊斯博斯島出生，20世紀20年代去巴黎創辦繪畫藝術的出版社獲得成功，在功成名就之後返回家鄉萊斯博斯，展示自己收集的作品。他是在和當時的畫家們交朋友當中收集的，藏品品位絕對不俗，名作雖然沒有，但燦然生輝的精緻小品不在少數。美術館里一個看守人也沒有，只有一個婦女在入口深處的房間里等著，叫一聲「你好」，她出來微微一笑賣票給我們，而後又撤回裡頭的房間。

清晨醒來時，客輪已經進入萊斯博斯島的米蒂利尼港。

沒有，我們回答。

這雅典馬拉松蠻有家庭氣氛，不那麼興師動眾，感興趣的人不妨一試。路線自不必說，終點是光榮的奧林匹克體育館這點也讓人切實歡喜。只是，從日本趕來太遠，因此保證身體不出毛病相當不易，再說由於希臘菜過於油膩，賽前如何攝取碳水化合物也是個難題。另外，進入雅典市內后的糟糕空氣也讓人吃不消。

「哈啰！」一個打招呼道。她們的英語還算過得去。

總之就是在這一偉大志向之下舉辦的比賽。如果問和平跟馬拉松有什麼關係，我也答不上來，但若說我的個人感想，我覺得人在長跑時心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變得平和。跑過一定距離之後，漸漸懶得去想各種各樣的事，覺得什麼都無所謂，反正拚命跑就是。而和平那東西未嘗不是在這一原則下形成的。

塞奧菲洛斯終身在希臘各地流浪，在流浪中作畫。人似乎有點特別，最喜歡打扮成亞歷山大大帝的模樣旅行。對金錢和名譽概無興趣，熱愛流浪人生。人們嘲笑也好，小孩子扔石子也好，他都不放在心上。很長時間里沒得到任何人承認。最後固然得到承認了，但過了不久就死了。便是這樣一個人。

一個軍人高得不得了，一個軍人矮得不成樣子，另一個不高不矮，胖墩墩的。如此三人並立一處，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出是軍人，參差不齊，鬆鬆垮垮。不高不矮的軍人從胸袋裡掏出一盒「萬寶路」，一支叼在嘴上，又遞給另外兩個，分別點燃，於是三個橙黃色光點在暮色中各自畫著圓形。他們一邊吸煙一邊樂不可支地說個不停，或「啊哈哈」放聲大笑，或皺起眉頭，或揮掌擺手，或顯得害羞，或往誰肚子上輕輕來一拳。「萬寶路」空了，矮個兒軍人隨即掏出一盒「駱駝」，又一起吸「駱駝」。無風，煙靜靜上升，輪廓緩緩消失。

我們決定搭計程車去郊外美術館。導遊手冊上介紹近郊一座村莊有個絕對不差的美術館，雖然心想無非是沒什麼大不了的鄉下美術館，但畢竟此外無事可做，再說偶爾悠悠然看看畫也蠻好。況且天氣好上天了，出一下遠門也不壞。

清晨給丁丁當當的羊鈴聲叫醒。我們要趕米蒂利尼方向的大巴，房東太太提前做了早飯。我們在陽台餐桌上吃早飯：麵包、全油蛋糕（不知何故，希臘北部早上大多吃這東西）、煮蛋、咖啡。蛋是剛生下來的，鮮極了。兩隻貓前來討食吃。

住此期間，我寫了、譯了幾本書，長篇小說《舞！舞！舞！》也得以完成。工作方面我想進展是順利的，四十歲之前做的工作基本令人滿意。但此外這個那個有許多無奈。

露天咖啡館里有三四個德國遊客，在相當砭人的冷風的吹拂下，臉朝迷濛的太陽做日光浴（假如能稱之為日光浴的話）。德國人有各種各樣的特殊能力，一種是無論什麼都吃得津津有味的能力，另一種是任何季節都能做日光浴的能力。我們和他們作為淡季奇特的遊客互致簡單的問候。奇怪的是，他們看上去絲毫也不感到單調。德國人果然與眾不同。

1987年初夏，我差不多時隔一年返回日本，目的是為了拿《挪威的森林》的清樣。猜疑心很重的講談社的木下陽子（她本人自是矢口否認）也說「唔，極有意思」。於是放下心來。原本擔心她若說出「什麼呀這個光是拖拖拉拉的」可如何是好。另外旅歐期間（說法好像有些過時了）完成的保羅·索魯（Paul Theroux）的《世界盡頭》（World's End and Other Stories）和布萊恩（Courtant Dixon Barns Bryan）的《偉大的德斯里夫》（The Great Dethriffe）的翻譯清樣也要校對，就是說要把一年來的稿件集中處理完畢。雖說是工作，但畢竟要乾的事太多，整個夏天為此報銷了。

「是日本人吧？在澳大利亞看見許多日本人，都很精明。」隨後她黯然搖了下頭，朝田野遠處望去，似乎遠處會出現澳大利亞。「請再來，」她說，「這麼安靜，好地方。下次多住幾天。」

不過，我對這馬拉松的起源一向懷有疑問。首先，關於有傳令者從馬拉松村跑到雅典告知勝利這點，當時難道沒有馬？算是沒有馬吧，因為若有馬就完全沒有必要讓傳令者奔跑。但是，亞歷山大大帝時代應該有馬出現了。何以見得呢？因為過去我在歷史書上看過騎在馬上的亞歷山大大帝的圖片。如此說來，希臘的歷史某個時期理應有馬參与才是。原打算查閱一下究竟哪個時期，卻因天天忙於瑣事而不了了之。這種「如此說來」式的疑問，似乎大多如此不了了之。至於日本的飛腳為什麼不騎馬以及日本為什麼馬車不發達，對於我也是個常年未解之謎。世上費解之事相當不少。

我去雅典有兩個原因。首先一個是參加10月11日舉行的雅典馬拉松，另一個是退掉今年春天由於雅典代理人的失誤而未能乘坐的奧林匹克航空公司的飛機票（雅典——羅馬之間，兩人四萬七千日元）。原本說機場服務台早已準備好了機票，不料根本沒有準備，以致必須新買正規的飛機票。在電話里再發牢騷也弄不出結果，遂趁參加馬拉松之機直接去談判。

第二支曲是莫扎特為兩架鋼琴作的協奏曲。鋼琴手是一個名叫TAWASTSTFERUNA的芬蘭人和一個叫HUI-YINGLIU的中國女性，兩人合奏。怎麼說呢，這可是相當厲害的莫扎特，聽得筋疲力盡。莫扎特就好像從前幾個型號的半舊「沃爾沃」在手剎車的狀態下向上爬坡，重得一塌糊塗，叫人雙肩酸硬。音樂誠然有各種各樣的解釋，當然不必所有人都演奏天真爛漫的莫扎特，可這個畢竟有點離譜了，我想這已超出了解釋的範圍。但既然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那麼在芬蘭很可能這樣的莫扎特才符合一般人口味。

之後，我們又折回鎮里，走進海邊一家餐館。因是星期天下午，餐館給鎮上的人擠得滿滿的。蒼蠅也滿滿的，很難有多麼衛生，但氣氛溫馨。雖然幾乎全是本地客，但排他感全然沒有。視線相遇，全都報以微笑。風吹來時，鄰桌向我們招呼說「克里奧（冷啊）」，端菜的中年婦女也笑吟吟很熱情。我們要了相當大的撒上香草的對開烤鰹魚、色拉、豆角、燉肉、葡萄酒和麵包，叮囑烤魚不要用橄欖油。這東西十分可口。一共一千三百日元。感覺幸福極了。

我們同羊擦身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