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此次與丘吉爾的飛行，是導致我同機組人員的關係出現重大裂痕的導火索。我們離家不過三個星期，但一個不好的跡象已經出現：每次我們急需機組人員投入工作時，總有些人喝得酩酊大醉。我們需要出任務的時候，我負責在早上集合機組成員。要是我們定在上午8點整出發，我會在凌晨5點就起床，到他們的房間叫他們起床。在我們將要護送丘吉爾的那天早上，我發現軍士長和機組班長正同一群俄國少女玩撲克牌。走出房間時我叱責軍士長說：「該死的，你幾天才飛一次，可每次你都醉醺醺的！」他辯稱他現在玩撲克更多，喝酒卻比較少，但我根本不相信。我們登機時他得檢查飛機引擎，可這次他檢查完油箱后，竟然忘了把引擎罩蓋好。於是當我們的飛機開始在跑道上滑行時，四個引擎的保護罩都有一角掀了開來，最後被風撕裂颳走了。我確信丘吉爾的駕駛員看到了這一幕，肯定在心裏嘀咕我們的飛機鬧的這是什麼幺蛾子。我因此對軍士長相當不滿。

我們前去視察的第一個機場位於馬薩諸塞州北部，布拉德利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巡視了基地，與此同時我卻站在他的座機旁邊乾等著。在他們折返之前我忍不住想：「我這純屬浪費時間呀。」我得確保自己不只是個開飛機的「私人司機」。

我返回駕駛艙，對李說：「我覺得現在除了按那傢伙確定的航向飛之外做什麼都來不及了，可他說他不知道我們現在的位置！」

「我不知道，我沒有辦法入手。」

我一生之中曾為兩位傑出的管理者工作過。一位是我的父親，另一位就是福利特・布拉德利。

一天下午，我正在華盛頓附近駕駛一架DC-3型飛機進行演練，無線電里突然傳來呼叫：「沃森上尉，立即著陸。」在停機坪里我看到一個穿著切斯特菲爾德大衣戴著圓頂高帽的人正在等我——他來自IBM。他跟我說：「湯姆，我有不好的消息要告訴你。你的孩子病得很重，你父親打電話來讓你馬上到紐約去。」我返身朝那架DC-3型飛機跑去。當時航空部隊管得還沒那麼嚴。我通過無線電向上士請求允許我暫借飛機。一個小時后我在拉瓜迪亞機場降落，在那裡，我看到一面牆下坐著我美麗的妻子，我父親站在她身旁。看到他倆的一瞬間，我便知道我的孩子不在了。當時護士用嬰兒床推著他去公園，不知怎麼的他就在睡夢中去世了。奧莉芙悲痛得不能自已，我父親則因為她出門而有些不安——在他的傳統思想里，母親應該在死去的孩子身邊待上24個小時。不過奧莉芙完全不想看到孩子的遺體，我也沒有責怪她。

我們把孩子葬在西切斯特縣的沉睡谷墓園，我父親在那裡買了一塊家族墓地，在這之前一直空著。那個冬日的正午，我們一家人擠在一輛車裡前去墓園，看著那小小的棺材慢慢放入地下，感覺真是糟透了。隨後我帶著奧莉芙前往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附近的一處軍人療養地。我們乘坐的是夜間列車，我買了瓶蘇格蘭威士忌帶著。在車上我給奧莉芙和自己各倒了一杯，過了一會兒我說：「我覺得這玩意兒對這種事情沒什麼幫助。」她回答說：「你說得是。」於是我將酒倒到盥洗盆里，我們靜靜地坐在一起，品嘗著悲痛的苦澀滋味。

我們之間還有一個無形的紐帶：我們都因為從未收到愛妻的來信而鬱郁不歡。我非常想念奧莉芙，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即將誕生，但不巧的是她同布拉德利夫人交上了朋友。布拉德利夫人以善於得到「內部消息」而著稱，但那些消息都是錯的。我之前已經告訴過奧莉芙正確的通信地址，但布拉德利夫人說：「哎呀，不對，那地址是錯的，你應該寫這個地址。」於是其他機組人員每周都能收到家書，我和布拉德利卻連一封來信也沒收到過。對家鄉和奧莉芙的思念像洶湧的巨浪般一次又一次將我淹沒。我之前從未有過這種感受，可那時候，我甚至會覺得這種思念就像一把刀子正在我的胸膛里攪動。每當這時，我都會詛咒希特勒和裕仁天皇，夢想著能在自己家裡過安定的生活。

這並不是我們此次航行中唯一驚險萬分的事件。幾天之後，當我們進入蘇聯境內，準備在裏海的巴庫著陸加油時，我在降落前爬到位於駕駛艙下面的機腹處檢查前輪。我剛檢查到一半時，李就心不在焉地把起落架控制桿推到了「放下」的位置。他完全不像是會犯這種錯誤的人，但那次他就是犯了。我驚恐地看到腳下的艙板漸漸打開，自己正在檢查的巨大前輪開始緩慢放下。我朝著領航員所在的前艙跳過去，幾乎成功了，但一條腿卻被卡住了。我衝著領航員大叫，讓他把耳機給我。我一邊強迫自己保持鎮定，一邊向李描述我此刻的處境：「我被困住了——一條腿卡在起落架艙門和機壁之間，起落架艙門的另一側正懸在前輪支架的頂部。要是你此時降落，前輪的運動會導致起落架艙門夾斷我的腿。」我手腳攤開，呈大字型攀在打開的起落架艙門上，身下一千英尺的地方就是巴庫的油田。無線電報務員走下來，看到這幅情形，他差點暈過去，不得不被人拖回安全的炸彈艙。接著布拉德利將軍戴著他的夾鼻眼鏡走下來。他仔細地看了一陣，然後叫人拿鋼鋸來。不到五分鐘他就鋸斷了起落架艙門背面的鉸鏈，艙門鬆開來，我的腿保住了。

「我都知道了。我就在樓下。」

這時的雅庫茨克燈火是我記憶中最美好的景象之一——我原以為我們沒法活著回來。此時雅庫茨克正下著大雪。飛機的阻力板沒法工作，我們好不容易才將起落架放下。飛機開始以可怕的速度下降，我將兩個尚好的引擎推至極限以減緩墜勢。結冰的飛機變得非常重，我和李花了吃奶的力氣才控制住它。距離地面咫尺之遙時我們作了最後read.99csw.com一次方向調整，在我看來飛機馬上就要撞上跑道了——跑道在紛飛的大雪中幾乎完全看不清楚。不過最後飛機終於對準了跑道，我們還在下降，我看到前方的樹木，衝著李大喊起來——他沒看到，因為他面前的擋風玻璃全結冰了。於是我撲過去狂拉推動桿，將油門閥一拉到底。待在客艙里的人後來告訴我說將軍當時緊緊閉上了眼睛。飛機呼地從樹梢上方掠過，在跑道末端著地，甚至都沒有太大顛簸。我覺得大家都像聽到戰爭結束的消息那樣高興。

李走過去跟他聊了一會兒，因為衝著領航員叫嚷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我們沒有那麼做。我們的大方向是對的，就是沒辦法說出具體|位置。黎明時分我們開始焦急地尋找陸地，而直到原定降落時間之後一小時，我們才看到陸地。等我們終於在現在迦納共和國的首都阿克拉著陸時，油箱的指針已經指在了零刻度上了。

我下了樓，他同我走到公園又走回來，說的話恰到好處，讓我感覺好了不少。我跟本其實不是特別熟，他這樣做我非常感動——那是一種非同尋常的善良表現。那天晚上他搭乘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裡斯本港，飛機在降落時遇到大霧傾翻失事，本不幸遇難。但他給我留下了寶貴的一課：如果你能向一位處在悲痛時期的人伸出援手，你應該不辭辛勞、不厭其煩地那麼做。

一回到我們那間小公寓，我就走到嬰兒車邊。我把被單拿出來，接著取下枕套，枕套上有一絲細細的血痕，正在孩子小嘴挨著的地方。他顯然是窒息而死，在掙扎時流了一些血。我把枕套扔進洗衣機，把孩子其他的個人物品藏了起來。我們決定要求對孩子進行屍檢，看看是不是我們做父母的有什麼問題。於是來人運走了孩子的屍體。我們從未拿到書面的屍檢報告。醫生只是簡單地說：「你們沒有什麼要擔心的。繼續努力，你們會有更多孩子的。」

第二天，報紙登了一份死亡聲明，接著我們的電話響了。來電的是本・羅伯遜，他是我在莫斯科認識的記者之一。我說：「你好，本，很高興聽到你的聲音。我們這兒發生了些不幸的事情，我現在沒法跟你聊天。」

即使坐在一架B-24型重型轟炸機里，在戰時飛往莫斯科也是件非常艱巨的任務。航程要花費10天時間。我們必須向南飛到巴西，穿越大西洋抵達非洲，然後小心避開維希政府控制下的法屬殖民地一路往北，途經開羅、巴勒斯坦和德黑蘭，最後越過高加索山脈進入蘇聯境內。像當時許多飛行員一樣，我對海上飛行總是非常緊張，因為一旦遇到麻煩，周圍沒有任何參照物，也無法找到任何幫助。

布拉德利花了三個月時間才同俄國人談妥諸項事宜，這段在莫斯科的日子過得很慢。拖住了希特勒軍隊腳步的冰冷秋雨連綿不斷，接著氣溫跌到了零度之下。儘管戰爭仍在繼續，俄國人的芭蕾演出和歌劇院依然開放，我們看了一些非常棒的演出；我們中一些人甚至開始學俄語。我們偶爾會被派去德黑蘭，在那裡什麼都能買到，於是在回來時，我們飛機的炸彈艙里會滿載著給使館人員帶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一次這樣的出行中，盧埃林・湯普森（Llewellyn Thompson）與我們一同前往，和我成了朋友——當時他資歷尚淺，但後來，他成為了美國駐蘇聯歷任外交官中最傑出的一個。我還同一些駐外記者交上了朋友，像是埃迪・吉爾摩（Eddie Gilmore）、《紐約先驅論壇報》的沃爾特・克爾（Walter Kerr）、亨利・夏皮羅（Henry Shapiro）和本・羅伯遜（Ben Robertson）。我們了解時事的主要途徑是英國廣播公司電台（BBC），它每天下午會進行可靠的戰況播報。我急於知道北非的戰況，因為我相信，在那裡進行的抵抗隆美爾的戰役，將預示戰爭的最終走向。最初英國軍隊進展緩慢，但當他們在阿拉曼戰役中擊敗了德國人，幾天之後美軍在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登陸時，我們晚上打撲克時的情緒都大大高漲。

我們在一個滿月之夜飛越南大西洋，厚厚的雲層在空中詭譎地翻滾，飛到一半的時候我對機組人員進行例行檢查。我從駕駛艙爬到領航員工作的機首。此次飛行的領航員不是布拉德利原先選定的老手，而是在最後一刻才換上的新人。他的腦袋幾乎全禿了，此時我能看到他的頭已經快垂到他面前的導航工作台上了。我拍了拍他的肩，他跳了起來。「情況怎麼樣，比爾？」我問。

我暗暗對自己說：「要是我連這些人都管不好，將來肯定一事無成。」我決定竭盡所能贏得他們的擁戴。作為第一步，我開了幾十英里的車，帶他們去成都市中心，請他們吃我能找到的最好飯菜，並對他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謝。在下一段航程中，我挨個問他們情緒如何，在中國時是否收到家書。我還送給每人一個我在成都買的白鑞工藝品。機組的士氣得以改善，因為我們踏上了歸途，所以我沒法看出自己的努力是否有所成效。

11月初的時候，從美國來的飛機終於穿越了西伯利亞，我們收拾行裝準備離開。布拉德利卻覺得我們很快還會再來俄國，因為美國需要幫著監管此項運輸計劃。俄國人心情不錯，竟允許我們取道最佳路線飛回美國——往東南方向飛到中國，布拉德利將在那裡與另一位美國將軍進行會談，然後我們將跨越西伯利亞飛往阿拉斯加。後來我們才知九*九*藏*書道，這是一項相當大的特殊待遇——我們成為戰時往東飛越西伯利亞的屈指可數的幾個美國空軍機組之一。為慶祝我們同俄國人結下的友誼，布拉德利將我們的飛機命名為「莫斯科號」，這個名字用西里爾文(注：指書寫俄語、保加利亞語等斯拉夫語言時所用的字母)漆在了機首。

等我們到了下一站，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時，我決定要跟在將軍身邊，除非他告訴我不要這麼做。每次巡視完后我還會給他寫份清晰簡要的概述。在這些報告中我會寫到我們會見的軍官、必需的供給以及我自己對運輸行動的看法。我在報告中指出，造成轟炸機延誤問題的原因部分是心理上的。一支轟炸機大隊在美國機場停留時間越長，就越想賴著不走。如果他們徑直穿越新英格蘭飛往紐芬蘭的甘德或是拉布拉多的古斯貝，就能一鼓作氣，在一周之內到達目的地；但如果沒人不停地進行催促，延誤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這就是我寫下的視察心得之一。布拉德利常常在我這些報告上批複：「非常感謝」，有時還會寫道「很好」甚至是「好極了」——這些小小的讚揚促使我愈發賣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同布拉德利在一起的幾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時間，因為他讓我看到自己具有條理清晰的頭腦，具有一種不尋常的能力，能夠抓住事物的重點並將其傳達給他人。

「這話什麼意思！我們在大西洋的正中央！」

這些冗長乏味的爭辯持續了一天又一天，我花了無數個小時將小紙條送到電報機的紙帶盤上，那是我們用以給電報編碼和解碼的途徑。正是通過這項工作，我向布拉德利證明自己有著某種平和的性情，有著持久工作的能力。沒過多久將軍就開始在有某個決定需要進行商討時來找我了。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他也許是把我當成了自己的兒子：他的兒子於美國參戰前在英國進行的一次B-17飛機演示中失事身亡。

這是我經歷過的最沉重的打擊之一。我在航空部隊開闢了自己的事業，又是著名實業家的兒子，但我依然沒有學會怎樣對待下屬。我太急於取悅布拉德利，反而引起了同事的反感。他們抱怨說我要求太多，從不通融，堅持要每件事情都做到十全十美。他們覺得我小題大做，他們說的沒錯：如果人們按要求完成了工作，再吹毛求疵就完全沒有必要。如果他們幹勁十足，努力的方向離目標大體不差，那麼最好由他們去。

穿越西伯利亞的航線將我們帶到勒拿河畔的小鎮雅庫茨克，當我們抵達這個遙遠的城市時，氣溫為零下22°C。我不得不嘆服俄國人能在如此高緯度的地方建起一座真正的城市——即使它的主要產業之一是監獄。雅庫茨克被用於接納來自莫斯科的流放犯人，它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這座城市與外面世界的唯一聯繫途徑就是勒拿河——這條河流蜿蜒而行，在北極注入拉普捷夫海。一次我漫不經心地脫下手套，手指就立刻凍在了推進器控制桿上。

這個地方還有著鮮明的本土文化，當地土著被稱為雅庫特人，樣貌像是因紐特人與中國人的混血，大都留著濃密的大鬍子。他們穿著毛氈靴子、毛皮衣服，騎的是西伯利亞矮種馬和馴鹿。要不是他們提供的護脛、手套和靴子，我們肯定凍僵了。我還為我即將出世的孩子買了件毛皮大衣。在當地的博物館——沒有暖氣供應——我們參觀了附近挖掘出的一頭乳齒象和一位當地公主的木乃伊，那具木乃伊穿戴著華美的毛衣和珠子。博物館里展出的文物顯示這裏曾有過非常古老的文明。在雅庫茨克的第三天，我們去冰雪覆蓋的河邊看人鑿冰。我們看到了一幅西伯利亞冰封荒野的景象：河面白雪皚皚，平坦凄冷。我能看到遠處城市噴出的煤煙匯聚成濃密的雲團，正徒勞地抵禦著呼號的寒風。嚴寒刺骨，我們的眼睫毛都結了冰。

布拉德利把我帶上他那架雙引擎B-23飛機做了幾次飛行，以考察我是否合格，飛行一結束他立即任命我為他的專機駕駛員。自那以後，他常常會在飛行途中走到機首同一些別的軍官交談，與此同時我自豪地坐在駕駛座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我想竭盡所能地成為他的得力助手。

「什麼？」

「是的，但這是南半球——我真的不熟悉這些星星。」

那天晚上，我徑直走進機組班長的房間，告訴他我希望他現在對我的感覺不像曾經那麼壞了，問他是否願意再次加入。他給了我肯定的回答。其他的機組人員也是如此。我在他們身上花的工夫使我免於經受這樣的尷尬場面：不得不告訴布拉德利將軍他的機組人員拒絕讓我當頭兒。有趣的是，一旦我開始真正為這些人著想，我發現很容易就能讓他們的情緒高昂起來。那句老話說得的確管用——打一巴掌之後，一定要給個甜棗。

為此次出行作準備是我所接受過的最繁重的工作。布拉德利說我們可能在莫斯科待上八個月時間，在那裡要是有的吃有的住就算運氣很好了。我們可能需要的物品都帶上。華盛頓一家酒店裡有套IBM專用套房，我在那裡花了三周時間，忙得腳不沾地：為我們十個機組人員分別寫下備忘錄，列出供給清單——防寒衣物、飛機防凍材料、消遣讀物等。遺漏任何東西都將是我的責任。我們徵用了一架嶄新的B-24型飛機，這是當時最先進的重型轟炸機。布拉德利親自了挑選機組人員，其中甚至包括經驗豐富的轟炸機駕駛員李・菲格爾（Lee Fiegel），布拉德利還任命他為此次飛行的駕駛員。儘管我一直負責此次出行的組織工作，但布拉德利還是將我降為副駕駛員，因為我沒有駕駛四引擎飛機的經驗。我必須承認B-24型飛機讓我心生畏怯，在服役之前我只駕駛過小型飛機，確定航向用的是公路九_九_藏_書圖。在國民警衛隊時我們也只有單引擎飛機，從阿拉巴馬州飛到紐約就算很了不起——這段航程只有700英里，換句話說只需花費3個小時。現在我突然面對世界最大的飛機之一——總重量為28噸，8位機組人員，配備有輕型火炮，如果裝上備用油箱的話，能航行2600英里的距離。李花了不少時間為我介紹此種飛機的情況，此後我們成了一生的摯友。我們出發前兩天，我的父母和妹妹們來同我道別；迪克也應該來的，但當時他也應徵入伍，駐紮在馬里蘭州的阿伯丁試驗場。布拉德利讓我帶著我母親登上了那架轟炸機。母親在之前從未坐過飛機，不過看起來她似乎很喜歡它，與此同時我父親卻站在地面上，一臉緊張的樣子。

「我不知道該拿什麼參照物來測定位置。」

我的第一個工作微不足道。當時許多空軍飛行員不知道怎樣按照指令飛行，發生過很多起墜機事件。當飛行員進入雲層之中時，會失去方向感，衝著地面直直飛去。我被指派通過推廣「林克模擬訓練器」的使用來幫忙解決這一安全問題。那是一種初級的飛行模擬器，只要飛行員花上足夠時間用它進行訓練，就能學會只靠儀錶進行飛行。所有的空軍基地都配備有這種飛行模擬器，本來它應該起到很大作用，但絕大多數飛行員對它都不了解。我的任務就是改變這種狀況。這基本上就是個推銷工作，我非常賣力，因為這是能讓我在軍中嶄露頭角的第一個機會。我從緬因州的普雷斯克島飛往費城的空軍基地，大力推廣「林克模擬訓練器」。我纏著指揮官們索取訓練器的使用數據，把這些數據同其他基地的對比給他們看。我讓高級軍官寫信推薦這種訓練器。我全力投入、殫精竭慮——訓練器的使用量增加到原來的6倍，這讓我覺得自己拯救了一些生命。

我離開萊文沃思堡時，航空部隊正面臨一個艱巨的任務：將重型轟炸機運往英國。駐紮在英國的美國陸軍第8航空隊準備向納粹發起猛烈的轟炸，美國的工廠正趕製數千架諸如B-17之類的新型飛機。這些飛機能夠裝載的燃料不足以讓它們直接飛越大西洋抵達位於英國的空軍基地。它們得沿著海岸線飛行，首先沿著大西洋海岸往北飛至紐芬蘭島，然後在格陵蘭島和冰島略為停留，最後向南穿越蘇格蘭。飛機的出發點是在新英格蘭地區，那是美國陸軍第一航空隊的轄區，我就被分配到那裡工作。

將軍說話了：「好吧，我覺得你還是關掉它好了，湯姆。」

布拉德利將軍與蘇聯人的談判不比丘吉爾順利多少。我沒有與會，但我的職責之一是擔任此次任務的譯電員，所以我能看到所有的電訊。雙方的表現都令人失望。俄國人很討厭，即使是在現在，有些時候還會遇到類似的情況：我們試圖幫他們和我們自己的忙，經由西伯利亞把飛機運來，而他們卻對布拉德利說些諸如製造飛機輪胎該用何種橡膠之類的話。布拉德利不得不沒完沒了地同他們討論飛機的規格、運送時間安排、美國用於運送飛機的飛行員數量等問題。即便如此，俄國人還是認定我們的主要目的是想刺探情報，於是他們想用自己的飛行員駕駛飛機穿越西伯利亞。美國戰爭部對此毫不讓步。當聽說俄國不打算用美國飛行員時，美國戰爭部將原定在此項飛機運輸計劃的返程中用於將飛行員帶回阿拉斯加的運輸機數目從40減少到了10。這一決定在我看來很不公平。俄國飛行員的能力毫無問題，我當時並不明白，戰爭部何以認為他們難以完成此項任務呢？

那天晚上將軍把我叫到他的房間。我們暢談了一番，無話不說。最後他提到了下一次去俄國執行任務的事，說李・菲格爾不是很喜歡機組人員的工作狀況，對再次前往俄國興趣不大。將軍說：「湯姆，我打算讓你做首席駕駛員。你工作努力，學到了不少，我非常高興。我支持你。」即使有人給我100萬美元，也沒有聽到這些話更讓我高興。

我們抵達莫斯科時已是8月，戰爭的走向即將發生轉折，不過當時不管是蘇聯人還是我們都不知道這一點。希特勒最精銳的軍隊向蘇聯發動猛攻已是維持了兩年，在列寧格勒和塞瓦斯托波爾之類的地方，傷亡人數即便對斯大林本人而言都是駭人聽聞的；已經有數百萬俄國人死於傷病和飢餓，還有更多的人成為了俘虜。前一年，納粹士兵逼近到離莫斯科不過咫尺之遙的地方，甚至都能從克里姆林宮的塔樓上看到他們。絕大多數政府機構連同盟國的使館一起後撤到五百英里之外的小城古比雪夫。當時納粹軍隊被蘇聯的冬天和蘇聯紅軍的英勇作戰擊退，不過當我們抵達莫斯科時，這座城市依然處於被圍困的狀態。我們住進可以俯瞰整個紅場的國家酒店。從我們的房間看出去，能看到克里姆林宮旁邊的壕溝里停著一溜裝載著文件箱的小卡車。這些那都是蘇聯的國家檔案，時刻準備著，只要納粹軍隊再次逼近城門就撤走。一天到晚都會有辦事員走出來，到卡車邊翻出某份文件，然後急急忙忙地跑回去。我們在街上看到的人都明顯地顯出營養不良的癥狀——紅腫的眼皮、深陷的臉頰，還有因為長時間只能吃麵包而鼓脹的腹部。當時蘇聯的人們非常窮困，運輸工具又相當緊缺，以至於送葬的人們只能將死去的親人裹在粗麻布九九藏書里，用手抬去墓地。

我們停留了幾天為飛機在冬季飛越西伯利亞作準備。布拉德利讓我負責此項工作，我把要做的事情分門別類地整理出來，分派給機組人員。第一天快結束時，我向他們提到我們基本上肯定會再去俄國執行一次任務。讓我吃驚的是他們的回答：「別算上我們。」他們毫不客氣地告訴我說，他們寧願執行轟炸任務也不願再和我一同航行。

再次看到中國讓我激動不已，特別是當我們在中國甘肅省內沿著長城飛行時。當我意識到眼前的這段城牆是我1937年在北平附近看到的那座長城的一部分時，簡直驚呆了，北平當時距離我們有一千英里之遙。我們降落在古城成都，這裏離蔣介石政府的陪都重慶不遠。我們在機場附近一個叫「協進會社」（Society for Moral Endeavor）的小旅館住下。那裡整潔乾淨，從我的房間看出去是一個非常美麗的花園。我目光所及之處都那麼迷人，真讓我想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中國。

布拉德利是航空部隊的先行者之一，在他所作的貢獻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他是第一個將無線電訊號從飛機上傳至地面的人。他在一戰後加入陸軍航空軍，當時的陸軍航空軍還是個因為充斥著冒失鬼、飯桶和酒鬼而臭名昭著的地方。但布拉德利是個技術超群的飛行員，同時也是天生的領導者。就像「比利」・米切爾和「吉米」・杜立特一樣，他深知空軍的重要性將日益凸顯。他比我父親大概小15歲，頭頂卻幾乎全禿了，只剩周圍一圈白髮。他有張圓臉，雙眼深陷，但目光銳利有神。他用一根長長的煙斗抽煙，戴付夾鼻眼鏡，眼鏡用根黑帶子系在脖子上，平時總放在左胸口袋裡，而且他儀錶堂堂，談吐風趣，非常善於鼓舞士氣。

我在1942年聖誕節前夕回到紐約，正好趕上我第一個兒子的降生。但兩個月之後，我們的巨大歡樂變成了深深的悲痛。

這一小小的成功引起了陸軍第一航空隊司令官福利特・布拉德利少將（Follet Bradley）的注意。

「我想跟你談談。下來吧。」

1942年6月，他問我是否願意擔任他的副官。他的這一提議讓我又驚又喜，但也將我置於兩難境地。如果我拒絕，可能會影響我在航空部隊的前程；可要是我答應了，所做的工作就是充當他的私人助手，那是我不願意從事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的。我還得為奧莉芙考慮，因為將軍副官的妻子最後總是會變成將軍夫人的隨從。不過我倆一致認為這是個機會，於是我接受了。事實證明，我們的決定再正確不過了。

我們回到市裡時天還沒亮，再次看到溫暖的房間、房間里粗劈原木製成的牆壁，還有煤爐，大家都非常開心。我們的飛機被西伯利亞的寒冬幹掉了，我們被困在了雅庫茨克，過了一個星期俄國人才安排了一架運輸機把我們接走。絕大多數機組成員都心甘情願地待在屋子裡，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只有我和我們的翻譯哈利・特瑞斯（Harley Trice）每天會出去走走，在市裡逛逛。每次我們出去的時候，總有一到兩個當地的人民委員陪同我們一起，引起一大群人圍觀，形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我敢擔保，如果不算犯人的話，15年裡來過這個城市的外國人不超過25個。雅庫茨克的西半部分似乎是一處大的監獄，不過俄國人從未讓我們靠近過，所以我們也不能肯定。城裡隨處可見波蘭人，他們曾是犯人，刑滿釋放后又因為太窮而沒法離開。還有一些我們遇到的人說著法語或是德語。

沒人立即作出回應。大家都有點稀里糊塗，因為駕駛艙的取暖裝置壞了，我們都凍得要死。菲格爾沒出聲，正站在我倆之間的將軍本人也沒有。我接著說道：「我不想烏鴉嘴，但我們要是不馬上對那個引擎做點什麼的話，也許它就徹底報廢了。我建議我們立即關掉那個該死的引擎！」

機組人員中，我是之前唯一來過莫斯科的——就在1937年我從布朗大學畢業后的那個夏天，對於這個城市的變化我有著極大的好奇心。每次一有空閑，我就會叫上某個機組人員出去走個幾英里。一路上會有女人不斷同我們搭訕。我們估計那都是俄方的密探，不過要我們在三個月里只同十幾個自己人聊天，肯定會憋得發瘋。絕大多數已婚男士都把持得住，但有幾個人陷入了複雜的糾葛里。一度有三個機組人員同時追求一個叫盧德米拉的姑娘，她自稱是個芭蕾舞演員；而我同一位叫作塔尼婭的護士成為了朋友，她不知怎麼知道了我的名字，給我們那個小小的辦公室打電話找我。我們在兩本字典的幫助下互相交談，度過了相當美好的一段時光，不過我們之間的關係只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幾周之後我九九藏書們已經能夠相當流利地交流，她帶我參觀了她的公寓。那個地方住了三戶人家，塔尼婭住的像是女僕房，就在廚房旁邊，不過其他兩個房間都滿滿地擠著一大家子人，他們幾乎一無所有。我讓塔尼婭給我看看她的衣物，她打開衣櫥，裏面只有一件冬衣、一件夏裝、一件有襯裡的大衣、一些笨重的高筒氈靴、一雙平跟鞋、一雙高跟鞋、一件毛衣、幾件襯衣和內衣。這就是她所有的衣服。所以之後，每次我去德黑蘭的時候都，會給塔尼婭和其他認識的俄國人帶回些長襪鞋子之類的東西。

我看了眼地板，地上有二十多個揉皺的小紙團。「這是什麼？」我問。

當時布拉德利正忙於在新英格蘭進行視察工作，力圖將轟炸機更快送至大洋彼岸。在運送過程中存在著擁堵問題，飛機經常在機場耽擱不少時間。

初夏時節，布拉德利受命前往莫斯科，處理一個更為棘手的運輸問題：將飛機運到斯大林手中。當時蘇聯急需來自美國的武器和供給：在北邊，德國人兵臨列寧格勒城下；在南邊，德軍正步步進逼斯大林格勒和蘇聯的軍事重鎮巴庫附近的油田。而最讓美國頭疼的問題之一是怎樣將P-39、P-40戰鬥機和A-20輕型轟炸機運達蘇聯。因為這些機型航程較短，要快速安全地運送大量這些飛機，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先將它們開到阿拉斯加，然後分段飛行5000英里穿越西伯利亞。布拉德利的任務就是建立這一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運輸航線。當他問我是否願意同去時，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榮幸之至。」但實際上我內心充滿擔憂。戰爭已經進行到最嚴峻的時刻，軸心國在各個戰場佔盡上風，此時我自願接下這樣一個期限未知的海外任務，說不定會在國外待上好幾年。奧莉芙和我度過了許多不眠之夜，思忖著將來會怎樣，她又該如何獨自挺過懷孕生子的這段時間。當時我甚至不能告訴她我的真正去向——我們得到保密命令，只能用「大平原」一類的詞代指我們的目的地。

僅僅數周之後，布拉德利將我帶到了華盛頓。當我問他「我們來這裏做什麼」時，他的回答是將我提拔為上尉。他知道這對我有多麼重要的意義：在辦完書面手續后，他將我領到位於老軍需大樓的軍人服務社，買了上尉肩章，親自為我別上。

最後，俄國運輸機載著我們離開了雅庫茨克，飛越西伯利亞東部陡峭的鉛灰色山峰。我們沿途停下加油的機場都已經停滿了美國製造的嶄新戰鬥機，它們正要奔赴東部的前線。布拉德利開闢的這條阿拉斯加-西伯利亞運輸航線（簡稱為ALSIB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截止戰爭結束時，共有將近8000架飛機經由這一航線送達蘇聯。甚至連我們那架B-24型飛機也在俄國人修理之後重返藍天。在官方記錄中，二戰期間轉交蘇聯的飛機有戰鬥機、輕型轟炸機、運輸機，以及一架重型轟炸機——就是我們的那架飛機——成為了紀念布拉德利此次任務的一座小小豐碑。

我們在抵達雅庫茨克的次日夜晚起飛，打算往東直飛2000英里到達阿拉斯加的諾姆市。但當時的氣溫大概在零下40°C，嚴寒影響了飛機引擎的工作和潤滑。作為副駕駛員，我的職責是監控引擎狀況，當時四號引擎只產生了大概一半動力，所以我不得不將其他三個引擎推進到超出安全工作的範疇以便起飛。我們成功地在月光中衝上天空，在雲層里飛行了大概20分鐘，我開始放下心來。但起飛大概半小時之後，四號引擎的油箱溫度開始上升，油壓不斷下降。這種情況一旦出現，就說明我們遇到大麻煩了，必須立刻行動起來——引擎一旦過熱就會起火。我說：「我覺得我們應該關閉四號引擎。」

我覺得自己終於能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了。我們的戰爭需要空中力量，而駕駛飛機這件事我很擅長。陸軍航空隊正在積極擴軍，從35萬人猛增至超過200萬人。不列顛空戰說明一個事實：掌握不了制空權，就無望于戰爭的最後勝利；從這一刻起，飛機將成為同戰艦或坦克一樣的制勝關鍵。能成為航空部隊的一分子，讓我非常激動，雖然最後我沒能像有些人那樣越級升職或是滿載獎章而歸，但我取得的成績全屬自己創下，一絲一毫也未曾假手他人。生平第一次，我不再擔心會被父親的威名掩蓋。

我按下一個紅色的大按鈕，四號引擎立刻順利地關閉了。靠其他三個引擎我們得不到足夠的動力，因為這時，二號引擎也出了點小問題——也許我們總共只得到了65%的動力。我們真的有大麻煩了——飛機正在結冰，沒法保持高度，卻依然朝著一千多英里開外的諾姆飛去，此時卻沒人出手將飛機調頭。我坐著想了大概一分鐘，然後說道：「我說，夥計們，別跟我說我們將靠三個引擎飛到諾姆去。飛機正在結冰，要是我們再往前飛一點就沒有機場可降落了，到時候就要命了。」布拉德利終於下令調頭。

我們抵達莫斯科后不到一個星期，溫斯頓・丘吉爾也飛來了。斯大林一直催促英國和美國立即登陸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丘吉爾此行便是來當面告訴他這事近期絕無可能。在回憶錄里，丘吉爾將這個答覆比作「雪上加霜」。他花了三天時間讓蘇聯人冷靜下來接受這一決定。等他在第四天早晨動身離開前往開羅時，我們負責武裝護送他至德黑蘭。出發前的那個夜晚，我收穫了一次了不起的人生體驗：參加一次外交宴會並同英國首相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