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我會提出調動申請的。」如果那一申請得以通過，我也許一輩子就待在空軍部隊了。但大概一周之後「叮噹威利」得知了這個消息，他心中另有盤算。「我接到一份請調你的申請，」他告訴我，「不過我打算拒絕，因為你在這兒實在太重要了。」

父親完全能靠這筆生意賺上好幾千萬美金，但他絲毫沒有動心。他對靠生產軍械賺錢件事非常介意，這既是出於道德，也是出於對IBM公司形象的考慮，他不希望別人指責公司發戰爭財。於是他立了一條規定：IBM靠生產軍需品獲取的利潤不得超過公司總利潤的百分之一，因此戰爭期間，IBM每年的利潤都與1940年時持平。同時他還按比例將自己收入中代表戰時額外增加生意的那部分拿出來，建立了一個基金，用於資助那些應徵入伍不幸陣亡的IBM員工留下的遺孀。

和布拉德利共事時，我從未對自己所做工作的價值有過任何懷疑。但在瓊斯手下的日子卻讓我開始後悔，當初從蘇聯回來時沒努力找個機會上前線去。在華盛頓期間這個想法一直困擾著我。終於，在1944年年中隨瓊斯前去視察二戰期間最著名的空中運輸線時，我下定決心有所行動。當時日本已經佔領緬甸和中國沿海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將蔣介石統治下的國民黨政府困在了偏遠的內地。美國飛行員要想將盟軍提供的物資運往中國，必須從印度的阿薩姆峽谷出發，飛越喜馬拉雅山，抵達中國內地的昆明。這就是著名的「駝峰航線（The Hump）」，它也是達到人類想象極限的最危險的空中運輸路線。航線沿途的天氣條件極度惡劣——狂風暴雪能輕而易舉地將飛機掀翻。飛機本身的性能在如此高海拔的地區也會變得極不穩定——引擎會結冰、停止運轉或是失火燃燒。有那麼多架飛機墜毀在這條全長不過500英里的航線上，因此它也被人們稱為「鋁谷（Aluminum Trail）」。成功飛越這條航線的飛機還經常得面對中國境內好整以暇的日軍戰鬥機。可儘管如此危險，飛行員們還經常一天在這條航線上往返兩趟。如果沒有他們的英雄壯舉，太平洋地區的戰局早已改寫，我們可能已經輸掉了這場戰爭。

布拉德利帶著我一同前去，我們在總統辦公室對過的白宮側樓簽到，霍普金斯在這裡有個帶著卧室的辦公區域。這是我第一次去白宮，我覺得能見到霍普金斯真是棒極了，因為他的地位僅次於總統本人。當時霍普金斯正經受嚴重的胃病折磨，同我們握手之後他便伸展身子躺到一張長靠椅上，腳抬起來靠著牆。「請見諒，」他說，「只有這樣我才覺得舒服些。」

我原來以為布拉德利會說些「那是個不錯的選擇」之類的話，也許還會稱讚一下我的飛行技術。但他卻說：「真的嗎？我一直以為你會回去經營IBM公司。」

杜魯門那時還是個參議員，擔任著參議院國防計劃特別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負責監管戰時軍用物資的採購事宜，當時正有點把矛頭對準航空隊的意思，因為航空隊在管理飛機製造廠的運營方面做得不是很得力。比如委員會去參觀某個轟炸機製造廠，發現飛機因為某個部件供應短缺而不得不滯留在生產線上，那麼接下來的事情就不言自明了——杜魯門會在報紙上措辭激烈地指責航空隊。

羅斯福總統最後將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派了出去，這時駐蘇聯大使的職位已經空缺了大概五六個月。不過我當即就敏銳地覺察到是什麼原因，使布拉德利被排除在這項任命之外——他有些貪戀女色，所以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官員們反對他出任這一職位。

24小時之後，我才打定主意，馬上開始計劃一趟紐約之行。我給我的父親打電話說：「我想在某個工作日到你那兒去見見公司的人，因為不瞞你說，我也許會回IBM，只要你願意要我。」當然了，他等我這番話等了好多年了，雖然他只是簡單地回答說：「我很樂意，兒子。」但我還是能透過電話線聽到他聲音里的熱情和喜悅。

他在車上說：「湯姆，戰爭結束后你打算做什麼？」

「我是他兒子。」

儘管如此，二戰依然使IBM獲益良多，它將IBM推至真正企業巨頭的行列。戰爭期間IBM的利潤比例沒有提高，但銷售額卻翻了三倍——從1940年的4600萬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1.4億美元。戰爭還讓父親看到，IBM能夠做到快速擴張同時不失自己的特色。只需要幾個從恩迪科特抽調來的熟練員工，他就能在波基普西雇上2000個新人，向他們灌輸IBM的價值觀，讓他們很快投入生產。他對這支他稱之為「農場工人、小職員、藝術家和教師」組成的生產隊伍非常自豪。這一成功將父親的胃口刺|激得更大，以至於在1944年他表示當戰爭結束和平時期來臨時，他也無意讓IBM的生產規模縮小到戰前水平。

我隨一位叫作卡朋特的年輕上尉一同飛行，他要將四噸汽油送往昆明，而我將在此次任務中擔任他的副駕駛。我們戴上氧氣面罩，穿上沉重的靴子，帶好降落傘。我們有絲質的地圖，上面標明如果我們被擊落的話應該怎樣突出敵軍包圍線；我們的腰包里放著錢，以便向當地人買東西。我們計劃飛行4個小時，其中有兩小時是在日本控制的區域內飛行。黎明時分，我們在黑暗和大雨中起飛，依靠儀錶將飛機拔升到2100英尺的高度，在上升過程中我們甚至需要使用氧氣面罩。破曉之後我們能看到下面櫛比鱗次的土地，好在空中有足夠多的雲，能讓我們躲開日本戰機。第三次看到中國依然讓我興奮不已——儘管這個地區在日本控制之下。我能看到下面彷彿茫茫大海中零星孤島般的小山谷，山谷中的田地精耕細作，秀氣小巧的茅屋整整齊齊地排列著。

我原來可以繼續提出調任申請，但就在這段時間我想辦法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了另一次前線飛行任務，它給我留下的陰影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

阿薩姆峽谷有六個飛行站，跑道都以礫石鋪成，原始得令人難以置信。六個飛行站中只有一個是戰前就開始部署的，其餘都是1942年「駝峰航線」開通后才鋪設的。我們還見到了更多仍在建設中的飛行站。建設機場的都是當地居民——從茶園徵募來的一家子人——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施工設備。女人們用鐵鎚將大塊岩石敲成碎塊，那就是鋪設跑道用的材料，你能看到她們用頂在頭上的籃子將那些碎石運到工地。跑道原始簡陋、崎嶇不平，在飛行員眼裡卻是十分親切。一些飛行站看起來散漫無章——草草搭建的營房，工作人員的發病率相當之reａd.９９cｓw.cｏm高——但它們已經成功地運輸了數千噸戰略物資。為了保證飛行，機師們必須對飛機進行維護保養，以期使飛機的狀態保持在一定程度，但在這樣嚴酷的條件下，這項任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儘管如此，他們依然夜以繼日地努力著。我見過他們頂著烈日在大約40°C的高溫下更換飛機引擎，也見過他們在狂風驟雨中對飛機進行大修。

戰爭期間，我基本上和IBM沒什麼干係。每年我會同父親見上幾面，但我們從不談論生意上的事情。只是要避開IBM並非易事，因為當時整個軍隊的運轉都開始依靠IBM穿孔卡片——戰爭的規模開始變得如此龐大，戰況錯綜複雜，所以簿記工作必須在戰場上即時完成。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我曾去過某個剛從日本人手中奪回的太平洋環礁島，那裡我發現了一部制定軍人薪資表用的便攜穿孔器（這是我弟弟迪克的發明的，當時他是陸軍軍需部隊的少校，他想出這個將穿孔卡片機放在軍用卡車上以便在戰區使用的主意）。IBM的穿孔卡片記錄著轟炸結果、傷亡情況、戰俘人數、人員調動以及軍需供應。每個應徵入伍的人都有一份用穿孔卡片記錄的檔案，從入伍、分配、軍訓、服役直到退役，穿孔卡片將紀錄下他全部的軍旅生活。還有許多絕密的任務用到IBM的機器。中途島海戰之前，IBM的設備被用於破譯日方密碼，以便搜捕海上的德國U型潛水艇。

在放棄等待羅斯福電話的希望后，布拉德利前去找空軍指揮官哈普・阿諾德（Hap Arnold），以求另外的職位。阿諾德讓他出任新設的空軍監察員一職，也就是後來大家所說的總監察。這意味著布拉德利成為解決疑難問題的總指揮，當時美國航空部隊在世界各地的總人數已經超過一百萬。布拉德利讓我接著擔任他的專機駕駛員，併為我安排了一個技術監察員的職位，主要職責是到各個空軍基地巡視，看看飛機是否得到良好的維修保養。儘管這樣的話我們就得常駐華盛頓，遠離戰場前線，但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職位。自從我們失去第一個孩子后，奧莉芙情緒一直非常低落，我想多陪陪她。

處理這類事情讓我同布拉德利將軍的頂頭上司哈普・阿諾德有了接觸。阿諾德不時讓我充當他的私人信使。我尤為難忘的是一次他命令我找架轟炸機前去接送哈里・杜魯門。

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我飛往美國各地執行各種督察任務，每隔一周或十天後就會回到奧莉芙的身邊。我們在弗吉利亞的鄉下租了一幢小房子，第一次真正地共同生活。出差之後，回家的感覺特別美好。我總是將飛機壓得很低，從我們家的屋頂上方掠過。等我在博靈機場降落，將飛機入庫停好時，奧莉芙已經開車到機場大門口等著我了。後來我們在更靠近城裡的地方租了一間公寓，這樣我不在的時候奧莉芙就能找人說說話了。我們附近也住了一對夫婦，埃利奧特・諾伊斯（Eliot Noyes）和莫莉・諾伊斯（Molly Noyes）。埃利奧特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人，當時正參与航空部隊的滑翔機設計計劃，他後來成為了世界著名的工業設計師之一。他眼鏡的鏡片猶如啤酒瓶底那麼厚，以至於我在得知他也開飛機時著實吃了一驚，不過我猜想航空部隊選擇對此視而不見，是因為當時滑翔機駕駛員實在太難得了。

從許多方面來說，奧莉芙和我同其他剛步入婚姻生活的平常夫妻沒什麼兩樣，吵架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為錢。我對我們的富有程度一無所知，因為父親到此時依然將我那筆信託基金的數額保密著。在我看來，奧莉芙和我的收入相當過得去——我經過努力已升至中校，算上飛行補貼的話每個月大概能有750美元的薪資，此外每月還從那筆信託基金處得到150美元的收益，再加上IBM支付的一百多塊戰時工資。但我至今仍保存著當時的一本賬本，上面記錄了我們的食品雜貨開支、支付給每周來一次的清潔女工的工錢，還有這樣那樣的花費，每到月底我們總出現六七美元的赤字。過去我總不情願同奧莉芙提到這個事實。她已經竭盡所能地勤儉持家了，每次我一開始念叨月復一月的入不敷出，她就表現得很是抵觸，無人敢觸其鋒。有一兩次我很想向父親開口求援，但最終還是沒有。我知道父親期望我們學會自己理財。好在我和奧莉芙之間的爭吵只會發生在我們核對賬本的時候，總的來說我們的關係是愈發親密的。1944年3月，就在我30歲生日後不久，我們的兒子湯姆呱呱墜地了。我們都為又有了孩子而欣喜不已。

「我也是這麼想的。」

返回華盛頓的途中，我開始認真考慮戰後的生活。同盟國的勝利已成定局，雖然戰爭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我為薩馬魯吉先生做了那些事，但對我來說，加入IBM成為我父親的手下這個想法還是對我沒什麼吸引力。此時我已習慣靠自己的能力完成工作，那會給我帶來成就感，而且我很享受飛行，駕駛飛機的感覺能讓我興奮不已。於是我覺得自己運營一家小小的航空公司會是不錯的選擇。1944年8月，我在休假的時候前往紐約，並且告訴父親我不打算回IBM了。

儘管我無比欽佩泰勒中尉這些人的勇氣，但此次飛機帶給我的影響已經足夠了。我毫無遺憾地離開了阿薩姆峽谷，隨瓊斯將軍飛往地中海地區，當時那裡的戰爭基本上已經勝利了。我們視察了北非和義大利亞得里亞海沿岸的基地，然後飛往羅馬。穿越義大利時，我們在蒙特卡西諾以北一點的地方經過了一處地勢險峻、崎嶇不平的地帶，去年冬天英國第八集團軍和美國第五集團軍在那裡經歷了最嚴酷的戰鬥。義大利的這一地區大多數城鎮都建在山頂，我們看到的每一處城鎮都遭到了嚴重的轟炸。我們在羅馬城外著陸，在驅車進城途中我們經過了許多損毀的德國88毫米防空火炮。因為同盟國與德國達成了協議，羅馬城得以免受戰火的侵擾。自從離開美國以來，我在這裏看到的人是最乾淨整潔的，姑娘也是最漂亮的。我們住進一家被徵用為軍官休養所的旅館，美美地洗了個澡，然後坐在開闊的陽台上享受美餐，耳邊不時傳來維也納音樂和街道上狂歡士兵的叫嚷聲。

總的算來，在我從軍的5年之中，我已經飛了大概2500個小時，其中有1500個小時是在海上或靠近敵占區的地方飛行。現在戰爭終於結束了，我還記得當時我們飛在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翻卷的積雲散開，一輪圓月徐徐露出皎潔的面龐。我坐在那裡，聽著某個火奴魯魯電台播放的交響曲，身後傳來飛機引擎柔和的哼鳴聲。九九藏書我想，此情此景奧莉芙一定會非常喜歡。

布拉德利於1943年初設立了空軍督察處，就在此後不久，他被派往英國執行一項機密任務。美國空軍第八軍已經開始在歐洲地區進行日間轟炸。飛行員們駕駛B-17轟炸機進行密集編隊飛行，從理論上說，這樣能讓飛機用機載機關槍互相掩護。但他們無法同蜂擁而至的德國戰機正面對抗，所以空襲的代價慘重。布拉德利的任務就是研究轟炸結果，判定日間轟炸是否值當。他親自參加了在德國上空進行的突襲，最終建議繼續日間轟炸。但就在作出報告后，他卻因為在高空缺氧環境下待的時間太長而突發心臟病。當時他年僅52歲，空軍就讓他退休了。他在一個叫斯佩里陀螺儀公司（Sperry Gyroscope Company）的戰爭器材承包商那裡找了份工作，此後我偶爾才能見到他。

對此父親表現得十分淡定，我原以為他會說：「我和你母親都非常失望。」可他非但沒有這麼說，還讓弗雷德・尼科爾幫我在民用航空界找機會。尼科爾馬上著手此事，他先是給父親的熟人、聯合航空公司的老闆帕特・帕特森（Pat Patterson）寫信，跟他說我想當飛機駕駛員，並且將來打算進入管理層。我收到了帕特森的回信，上面寫道：「戰爭結束時來找我。」接著尼科爾發現了一個叫作奧斯本的年輕人，他發明了用於水上飛機的浮筒。當時水上飛機很受歡迎，奧斯本的生意看起來大有可為。他的公司叫作伊多浮筒公司（Edo Float Company），讓我驚訝的是，當我提出買下這家公司時，父親絲毫沒有表示反對。他完全沒有對我施加任何壓力。但尼科爾急切地在IBM之外為我找尋工作的舉動，讓我不禁懷疑自己似乎正在放棄什麼，不過這也許正是父親刻意營造的效果。

阿諾德將軍對此很不高興，於是他派我做點什麼好改善這一局面。他告訴我說杜魯門正在其家鄉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獨立鎮訪問，於是我找了架一位駕駛員就能安全駕駛的B-25雙引擎中型轟炸機朝中西部地區的堪薩斯城飛去。

幾天後我返回昆明，找到陸軍航空隊第十四大隊指揮官克萊爾・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將軍，要求去前線參戰。陳納德因建立了美國志願航空隊（即「飛虎隊」）而世界聞名。「飛虎隊」是一支由美軍飛行員組成的飛行大隊，早在美國宣布參戰之前很久就已經悄悄進入中國，幫助國民黨政府對抗日本。當時陳納德已經從美軍榮退，擔任蔣介石的空軍顧問。羅斯福對他的活動一清二楚，卻佯裝不見。「飛虎隊」駕駛的都是被淘汰下來的戰鬥機，人數上也占絕對劣勢，但陳納德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戰術家，在他的指揮下，「飛虎隊」在中國和緬甸無數次粉碎了日本的空中打擊計劃。珍珠港事件后，「飛虎隊」歸併入美國陸軍航空隊，陳納德也重新加入現役。這支飛行大隊逐漸擴充為一支正規的航空部隊，到我面見陳納德將軍之時，它甚至單憑一己之力對日本進行了一次空襲，這還是1942年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冒死轟炸東京之後同盟國方面對日本發起的首次空中打擊。

我們抵達阿薩姆峽谷時，雨季正好來臨，但每天的飛行依然照常進行。飛機每天在壓頂的烏雲和瓢潑的大雨中起飛降落，航行足足16個小時。參加「駝峰航線」的飛行並非我正式工作的一部分，但一有機會擺在我面前，我便毫不猶豫地參加了。關於這條航線的可怕和艱難我已經聽說得太多，我覺得不管是對我本人還是對軍方而言，都理應了解參与這條航線的飛行員們究竟面對著什麼。

接下來的四天我們什麼都不幹，一直在等電話。最後，過了大概兩個星期，布拉德利問我：「你怎麼想？」

我在五角大樓工作時學到的東西要比在IBM培訓學校學到的多十倍。我的工作職責之一是調查涉嫌航空部隊人員的欺詐案和偷盜案，從中我了解到許多關於人性的東西，包括我自己的本性。打個比方，要是你不能從十七八個不同的角度證實嫌疑人的確犯下此件案子，就總有某個人能鑽空子，揪住些技術性問題大做文章，而我對這種事情相當沒有耐性。有一次受到指控的士兵已經老老實實認罪了，然而這案子最終還是被撤銷了，因為辯護方聲稱我在審訊過程中行事粗暴、威脅嫌疑人。我很高興我從未想過成為一名律師。

我大吃一驚，我試圖集中注意力好好開車，因為腦子裡空白一片，過了一會兒我問了他一個問題，我想這個問題自我孩提時代哭著跑回家那次開始就一直深深埋在心底。「布拉德利將軍，」我問道，「你覺得我能經營IBM？」

「將軍，我得到了一個工作機會。我將去聯合航空公司當飛機駕駛員。」

我問卡朋特：「這傢伙到底在說什麼呀？」

1945年春天，我回到華盛頓。布拉德利將軍當時已是斯佩里陀螺儀公司的副總裁，正在華盛頓出差。我將他邀請到我的公寓同我和奧莉芙共進晚餐。我在五角大樓等他，之後開車帶他回我家。他退休已經一年多了，這段時間我們只交談過寥寥數次。不過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春日傍晚我們在路上的談話——它徹底地改變了我的一生。

父親不辭辛勞地向那些服役的IBM員工給予支持。除去軍隊的薪資以外，每個參軍的員工還能在IBM領到相當於平時四分之一的工資；每到聖誕節，父親會給每人送去一個裝著食物和禮物的包裹；他還時不時給大家寄件毛衣或手套什麼的。他這麼做部分是出於愛國之心，部分則是出於商人的精明——他希望那些熟練工將來能回IBM工作。我像其他人一樣得到了IBM的戰時工資和愛心包裹。還有公司的內部報紙《商業機器》，不管我身在何處，每周都會送抵我手中。這份報紙上滿是IBM如何支持美國參戰的消息。此外還會有父親在彩旗環繞中為又一個新工廠剪綵的照片，剪綵現場還有來自紐約大都會劇院的樂隊和女歌唱家助興。

我們走進一家廉價小餐館，餐館里蒼蠅亂飛，紗門積滿油煙。我們要了咖啡，然後他問我有什麼事。我回答說：「先生，航空隊的確在保證軍需品生產良好進行方面有所紕漏，但您的委員會窮追不捨地對我們進行公開指責，這對解決問題並沒有幫助。我帶給您的口信是，您能否稍微關注下其他的勤務部門，稍後再來看我們的表現？」他沒有生氣，也沒有大驚小怪。他回答說：「從我掌握的消息來看，你們部門的工作做得最差。不過你回去告訴阿諾德將軍，我收到他的口信了。謝謝你。」我將這一答覆九_九_藏_書帶回了華盛頓。

不久我就發現，如果我喜歡自己的上司，干起活來會賣命很多。接替布拉德利的將軍很快來了，他叫朱尼厄斯・瓊斯（Junius Jones），和布拉德利剛好是兩個極端——瓊斯是個非常古板、自命不凡卻不求上進的人。他一來就馬上考察我能否勝任他的專機駕駛員，不幸的是他喜歡我開飛機的方式。他是個怪人，說起話來慢慢吞吞、生硬乏味，一點幽默感都沒有。他會不停擺弄口袋裡的零錢，發出丁零噹啷的聲音，因而得了個外號叫「叮噹威利」。他上了年紀，笨手笨腳，乘坐飛機時總會做些最出人意表的事情。同他一起飛行簡直是個噩夢。他會坐在駕駛員的座位上問：「現在我該做什麼，沃森？」我不得不時刻留神著他。

之後我又跟隨瓊斯將軍作了一次長途出行，巡視整個南太平洋戰區。1945年8月中旬我們到了澳大利亞的悉尼。一天我正在旅館房間里打瞌睡，半夢半醒間聽到收音機里一個英國口音宣佈道：「日本無條件投降了。」我跑到大街上，同一個澳大利亞護士跳起了舞。5年的軍旅生涯，4年的戰爭歲月，現在勝利來臨了！這個消息令人難以置信，不過聽到它時我油然而生一種美妙難言的感覺，讓我直覺得膝蓋發軟。到中午時分我那個小小的房間里已經擠了18個人，大家都在唱啊跳啊。旅館前面的街道上擁滿了歡呼的人群，我只看到很少一些人沒有表現出欣喜若狂的神情——也許他們在戰爭中失去了自己的摯愛，明白這次勝利的得來有多麼不易。幾天後我們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午夜時分從夏威夷起飛直奔舊金山。我坐在駕駛座上，瓊斯將軍在一旁睡得很熟。

次日我在機場等到他，他非常友善，怎麼看也不像個咄咄逼人的人。他穿著一身白西裝——他非常喜歡穿白西裝——戴了頂草帽，腳穿白色鞋襪，完全就是個整潔優雅、穿著考究的小個子中西部人。他夫人帶著他女兒瑪格麗特前來為他送行，她們也非常隨和。我帶她們參觀了那架B-25飛機，然後杜魯門向家人道別，我送他前往芝加哥，這讓我非常激動——我為自己駕駛的飛機載著一位美國參議員而倍感驕傲。當我們在途中的機場降落休息時，我問他能否佔用他10分鐘時間。

返回印度時，卡朋特讓我駕駛飛機。抵達阿薩姆峽谷時我做了一次規範之至的著陸，知道自己成功飛越了「駝峰航線」，我心中油然而生勝利喜悅。不可否認它也許的確是世界上條件最惡劣的航線，但我覺得自己能搞定它。那天晚上我興奮得過了頭，滿腔熱情地開始想象要是自己當上阿薩姆峽谷某個飛行站的指揮官會怎樣，想象著自己參加各個飛行站之間的競賽，看誰在一個月內通過「駝峰航線」運送的物資最多。

「他在說『雞蛋』呢。」這個餐館只有雞蛋供應。我吃了一個又一個——總共吃了八個。我猜是因為一路上提心弔膽所以才會餓成這樣。

其實我並沒有實權，但薩馬魯吉和里特布希看起來對我寄予了很大期望。也許當時我整個人已經變得更為果決，抑或在那一刻我已經在潛意識裡做好了回到IBM的準備。不管怎樣，我徑直走去軍管處，向負責人提供擔保，證明IBM的設備屬於美國而非他國財產。我待在那裡，直到軍管處終於鬆口同意將管理權交回薩馬魯吉手中。接著我讓薩馬魯吉全權負責整個義大利的事務，直到米蘭被解放后再交接給IBM駐義大利的正式負責人。薩馬魯吉對我非常感激，送給我一把伯萊塔手槍以作紀念。那是義大利軍官攜帶的一種小巧精緻的武器，雖然我一念之間想到了像這樣的手槍曾被用來射殺過美國士兵，但我還是收下了它。

晚餐時，我一邊調製飲料、傳遞盤子，一邊在腦子裡翻來覆去地想著這番對話。在把將軍送回酒店之後，我把車停在一條僻靜的路上，在方向盤後面整整坐了半個小時，琢磨著他的話。他在一場雙方都很理智的談話中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因此我認為他的看法是出於真心。接下來一個問題是：他的觀點是否重要到足以讓我有所行動。毫無疑問布拉德利是個容易相處的上司。他是個優秀的領導者，但他的心境陰晴不定，我為他工作時的表現也並非盡善盡美。但除開這些之外，他對於我的能力有很高的評價。這讓我開始覺得去聯合航空公司——或者說除開IBM之外的任何地方，是在低估自己。

同我一起執行此次任務的駕駛員是泰勒中尉，他告訴我，他因為在黑市出售香煙而獲罪，受到的懲罰就是在這條航線上再飛一年。我們起飛時的天氣要是在和平時期肯定會被認為「無法起飛」——雲層距離地面只有三百英尺距離，能見度只有一英里。他和他的副駕駛載著我們飛過第一處山谷時，飛機的高度是如此之低，以至於要是按照地圖上標註的海拔來看，我們正在海平面以下飛行。唯一讓人安心的是泰勒總能以某種神秘的方式知道我們身處的位置。每過幾分鐘他就會告訴我前面有條路或是有個村子，而事實正如他所言的一般。不過正當我們穿越山隘最狹窄的一段時，濃密的大霧圍上了我們。我們的飛機距離地面只有一百英尺，我確信大難臨頭了，於是在泰勒的座位後面蜷著身子仰面躺下，繃緊肌肉等待撞機的時刻到來。這時泰勒開口了：「你在幹什麼，你還想活下去嗎？」我們在大雨中翻越了最後一道山脊，接下來的雲層開始逐漸上升，升到了大概四百英尺的高度，我們能夠順利的在雲下飛行。下面有個濃翠欲滴的平坦山谷一掠而過，我還注意到沿途有許多被擊落的DC-3型飛機殘骸，這可一點都不能讓人安心。最後我們開始盤旋，我問道：「你怎麼分辨出哪兒是交火地帶？」

泰勒回答說：「雙方交火的地方總是在變。不過日本人只能拿輕武器朝我們開火，所以不用擔心。」我們終於著陸了。降落的地方離交火地帶非常近，我都能聽見甚至是輕型武器開火的聲音，這弄得我心驚肉跳的。突然就在我身後傳出一聲巨響，「轟！」我一頭趴到地上尋找掩體，卻看到別人都泰然自若地站著。我沒注意自己正站在一門經過偽裝的75毫米口徑加農炮旁邊。

我面見陳納德那天他正在生病。只是因為克萊頓・克拉森（Clayton Claassen）上校的引薦，他才同意見我。克拉森上校是我在五角大樓時代就結識了的親密好友，當時他正在陳納德的指揮部擔任行動指揮。我見到陳納德將軍時，他正https://read.99csw.com躺在自己的臨時營房裡，一位護士守在行軍床邊。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的臉——因為經歷了無數次墜機而疤痕累累，而且全無表情。他問我是否想加入他的部隊。

「哦，我不介意。你同湯姆・沃森有什麼關係么？」

布拉德利在他面前坐下，我站在一邊，手裡拿著筆記本。布拉德利說：「這位是沃森上尉，我帶他來是因為他速記做得很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們談話的時候他就坐在這裏。」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能肯定父親是否為我重返IBM掃清了道路。但那年春天我到IBM大概轉了轉的時候，能夠看到高管職位的潛在競爭並不大。IBM正在迅猛發展，但紐約總部的經理辦公室卻空得出奇。許多早年間同父親一起打拚的老員工已經退休，而父親並不著急找人填補他們留下的位置。戰前公司里有一些50歲左右，聰明能幹、進取心十足的管理人員千方百計地謀求那些高管職位。但我這次回來時，那些「熱門人選」都走了——跳槽去了別處或是自立門戶了——接替他們的人毫不起眼。我從未找出這些變化的真正原因——當時我真的以為那是天助我也。我記得當時自己想道：「也許我在這兒大有可為呢。」

說來也怪，我在調查敏感事件時表現會好很多，像什麼戰機可疑的受損，導致高階軍官受傷的飛機失事之類。我記得有一場不幸的事故，受害者是一位叫作烏扎爾・恩特（Uzal Ent）將軍的著名空軍將領。他可是位真正的大英雄，曾在羅馬尼亞普洛耶什蒂油田領導了一次勇猛的空中突襲。事故發生時，他原本是要從科羅拉多州的斯普林斯飛往聖安東尼奧市，起飛前他的副駕駛員生病了，於是他要求基地指揮官提供一名替補人員。基地派出的是一個新人，恩特沒有將自己的習慣跟他介紹清楚。當飛機加速準備起飛時，恩特開始自哼自唱，並隨著節拍不斷點頭。新來的副駕駛以為將軍是在下達收起起落架的命令，儘管通常情況下應該是在主駕駛員比出明確的手勢並大聲喊出「收起起落架」之後才進行這一操作。當副駕駛員再一次看到恩特點頭時，便將起落架收起。當時飛機的速度只有70節，遠未達到足夠起飛的速度。飛機沉沉墜下，腹部著地，靠恩特那側的螺旋槳從發動機上脫落，扎進飛機機身。一片槳葉正好插在恩特的背部，切斷了他的脊椎，他從此癱瘓。當我向那個副駕駛取證時，我問他：「如果你明知飛機還未達到起飛速度，為何會將起落架收起？」

我們在昆明降落，著陸的那條跑道被日本飛機炸得坑坑窪窪，勞工們不得不日夜勞作填補那些大坑。我們將運來的汽油交付，然後卡朋特帶著我去了機場邊上一家非常簡陋的餐館。夥計是個中國人，他一看到我們進來就開口說道：「愛哥思，愛哥思（Eggs）。」

他真是個蠢貨，他的回答是：「我以為是將軍讓我那麼做的！」

她的回答更讓我堅信布拉德利的話沒錯。我加入陸軍航空隊后的變化之大連我自己都感到吃驚。我的態度端正了、能力提高了。我已經認識到自己有這樣的個人魅力：能讓別人接受我的觀點，只要我事先花時間把事情思考清楚了。這都是我在布拉德利手下工作時發掘出來的優點，他就是我走向自信的橋樑。

沒在卡普里島度個短假，瓊斯將軍可不打算離開地中海地區。在看過所有那些戰火留下的瘡痍景象后，波光粼粼的碧藍海水、嶙峋岩石環繞中的海濱別墅簡直讓人驚艷。我在海邊遇到一位義大利女侯爵，她邀請我和我的同僚參加當晚舉行的一場晚會。我們是晚會上唯一的美國人。在我看來，女侯爵邀請的所有賓客身上都散發出糜爛墮落的氣息。美麗的義大利侍女身邊，總是有看上去就像來自各國的浪蕩男子，我同一位富有的瑞士婦人跳了支舞，她告訴我，戰局危急的那段時間她一直在「卡普里島躲避戰爭陰影」。離開這個晚會時，我為自己身為美國軍人而深感欣慰。

「非常願意，陳納德將軍。」

次日，我發現自己正在電話簿上找尋IBM駐羅馬辦事處——在這裏它被稱為「義大利沃森公司」。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自己必須到那裡去看看情況如何。辦事處就在旅館附近，地理位置絕佳。它看起來像是關閉了，門上有個大大的牌子寫著「IBM財產，美國紐約」。不過大門沒有鎖，我推門進去，穿過空空蕩蕩的產品展示廳，走進經理辦公室。此處的經理是朱塞佩・薩馬魯吉（Giuseppe Samarughi），以前我曾在紐約見過他一次。他熱情地和我握手，接著辦公室里另外一個人開口說道：「很高興你來了。也許你能幫幫我們。」那是個美國少校，叫作哈里・里特布希（Harry Ritterbush），以前在IBM的紐約辦事處工作，現在負責整個地中海戰區的穿孔卡片檔案記錄事宜。他告訴我，自從羅馬解放后他就一直試圖照看這個辦事處。令人稱奇的是，這一地區的顧客仍然不斷將租金寄來，但同佔領區當局打交道卻非常令人頭疼。像羅馬所有的企業一樣，「義大利沃森公司」也被美國軍管處接管，他們不讓薩馬魯吉先生正常經營辦事處。

回到家后我對奧莉芙說：「布拉德利將軍覺得我能經營IBM。」好一陣子她一言不發，於是我接著說：「奧莉芙，你怎麼看？」

你比絕大多數人的自我要求稍高，又不能高到讓人覺得你是個愛挑事的傢伙。如果一個團隊剛剛經歷了一段時間特別緊張的工作，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應該讓他們放鬆一下：請他們所有人帶著家眷出去喝上一杯。如果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工作量很小，那就得讓他們忙上一些日子了。

將軍們都很喜歡我，因為我在很短的時間里完成了很多工作，並將完成的工作寫成詳盡的報告。我越來越自信，而且還能不斷鞭策自己。時不時會有某個滿腹怨氣的人對我說：「哼，看在老天的分上，你來航空隊不過區區4年，我已經在這兒待了15年了。別以為你能指手畫腳！」在五角大樓，最開始我同許多人相處得並不融洽——那些人是滿腦子只想著在官場鑽營的年長軍官。但隨著認識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人，我意識到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須同幾乎每一個人處好關係。如果你不喜歡同你一起工作的人，最好不要表現出來。我懂得了要想做個好領導，就得學會掌握某種微妙的平衡，也就是說你對下屬的驅策要達到那樣一種程度：

「先生，我知道現在不是談話的時候九*九*藏*書，但我從阿諾德將軍那裡帶來了一個口信和一架飛機，不知我是否能為您效勞？」

我們在俄國時，布拉德利住在斯帕索大宅，那是美國駐蘇聯大使館所在地。三十多年後，當我成為駐俄大使，有時會走去他曾住過的房間，靜靜地坐下，懷念我的朋友——他曾為我做了那麼多，後來當他與自己夢寐以求的機會失之交臂又是多麼令人遺憾。

他回答說：「當然了。」

戰地醫院由一位叫作戈登・西格雷夫（Gordon Seagrave）的醫生主持，他是個友善親切的人，戰前就已經作為傳教醫生在緬甸待了二十年。現在他加入了美軍，並剛剛寫了一本叫《緬甸軍醫》暢銷書。西格雷夫的醫院是從小山一側挖進去的壕溝，唯一的掩護就是頭頂簡陋的茅草蓬。這裏到處都是遍身泥濘、血跡斑斑、帶著臭蟲的傷員，氣味令人作嘔——真是可怕的情形——不過西格雷夫依然設法將感染率維持在相當低的水平。

一次，我們的飛機負載很滿。起飛時，尚未達到起飛速度，他就企圖猛拉操縱桿讓飛機離地升空。這很容易讓我們為此喪命，我只得把操縱桿使勁往前推，好讓飛機繼續留在地面上。有時在飛機將要降落時他會說：「現在放下起落架，沃森。」我只得無奈地指出：「我們的時速是180英里，將軍。」如果起落架在這麼高的空速中放下，上面的金屬整流罩會被狂風刮掉。等我終於喊出飛機時速已減至120英里或更低安全著陸速度時，他會若無其事地說：「放下起落架，沃森。」好像之前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我都不記得自己有多少次將他從類似的危險中解救出來。瓊斯越來越依賴我，同時也越來越不喜歡我。這對我的軍中仕途而言實屬大患——整整兩年時間里，我一直停留在中校的位子上。瓊斯既不願提拔我，也不放我離開。

我們在那裡待了大概兩個小時，我記了厚厚一沓筆記。他們談到了蘇聯，同時，儘管霍普金斯沒有直說，但話里話外的意思顯然是布拉德利將得到駐蘇聯大使的職位。霍普金斯對布拉德利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確信總統將在幾天內聯繫你。」在我們驅車返回五角大樓時，布拉德利問我：「如果這事定了，你願意同我一起去俄國嗎？」我將此看成對我的莫大讚賞，自然忙不迭地答應。

我們必須自己抬擔架，因為此地的士兵意志相當消沉，完全幫不上忙。那些傷員是我見過的人中最讓我揪心的——一個瘦瘦的金髮男孩帶著困獸般的神情，他與自己的隊伍失散，在叢林中遊盪了好幾個星期；一個滿臉鬍子的大個子男人腿部受傷，疼痛難忍，卻一直用微笑和言語給其他人打氣；其他那些腹部受傷、頭部重創及患上叢林熱的可憐人則在掙扎著與死神抗爭。熱烘烘的座艙內惡臭難聞、蒼蠅亂飛——我抑制不住地乾嘔，最後不得不走去飛機前部的戰鬥艙，離開這個讓人不知所措的地方。那天我們飛了兩趟，將28個傷員撤至安全地帶。看著這些人，我終於明白，為何那些飛行員甘願冒著生命危險飛越這些地獄般恐怖的航線。

我總是回絕父親讓我去恩迪科特參加慶祝活動的邀請，我同布拉德利將軍共事得越久，就越想將空軍作為我的終身職業。我們離開蘇俄時曾預想很快會回去幫著監管西伯利亞航空運輸計劃的運作。但蘇俄方面突然將美國擯棄於此事之外，同時布拉德利的軍旅生涯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折。1942年聖誕節后的一天，我正同他待在五角大樓，白宮突然打來電話。布拉德利將軍被要求前去面見當時總統羅斯福最得力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我猜這事沒戲了。」

那是一次醫療運送任務，我們將沿著一條新開闢的航線翻越重重高山進入緬甸。這條新航線與利多公路平行，飛行高度與危險係數都比「駝峰航線」要低，預計這條航線將成為一條主要的空中運輸路線。航線通往一個建造在叢林中的機場，這個機場剛被有著「酸罐子」外號的史迪威將軍率領的中美聯軍佔領。史迪威將軍是中緬印戰區美軍的最高將領，同時還擔負著制定中國戰區的戰術戰略，訓練並武裝中國軍隊、鼓動他們對抗日本的任務。1942年時日軍擊潰了史迪威的軍隊，將他逐出了緬甸，但現在他又回來了。當時一場旨在爭奪緬甸密支那城的大戰正在激烈地進行，城外數千名日本人夜以繼日地挖掘著掩體。而據守城內的史迪威將軍有大量的傷員及患上痢疾、傷寒的危重病人需要送出城外。

她說：「湯姆，你就像個貪玩的男孩，很難讓人相信你真的想那麼做。不過你全神貫注在某件事情上時，我從未見過你失敗。」

「嗯，很好，明天我要去芝加哥。上午10點，你在獨立鎮機場等我。」

為軍隊和國防部軍需部門生產穿孔卡片機就已經會讓IBM的工廠滿負荷運轉。而IBM還被交予生產軍械的任務——裝備在戰鬥機上的機關槍、步兵卡賓槍、轟炸瞄準器、防毒面具以及三十多種其他的軍用品。為了完成這些任務，父親在波基普西市建了一個新廠，同時將IBM在恩迪科特的工廠規模擴大了一倍多。在戰爭中期，IBM工廠三分之二的生產能力全部投入到生產軍械設備中去了。

「那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認識湯姆，他是羅斯福在商界唯一的朋友。」

接著霍普金斯轉向布拉德利。「你可能認識海軍上將斯坦利，我們駐蘇聯的大使，他馬上就要離任了……」

我在一個教會舉辦的晚宴上找到了杜魯門。我站在會議廳的門口，看到裏面許多張桌子擺成一個「U」字形，而參議員先生就坐在尾端。這時在外面等著可能會是更明智的選擇，但既然航空隊的阿諾德將軍給我下了命令，我就得遵從。於是我擠過那些正在品嘗豆子和雞肉的人，徑直走向杜魯門，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抬起眼來，問道：「怎麼了，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