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柯克的不喜有部分源自我的好勝心，以及我對他和我父親之間關係的嫉妒。柯克同我父親全然不像，我不能理解他們為何如此親近。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我不喜歡父親受柯克影響而表現出的那一面。其中最讓我煩憂的是人事方面的頻繁調動。二戰之後，公司不斷有人被解僱和調任，其中一些實在令人尷尬。我覺得IBM在人事方面的表現開始顯出冷酷無情的意味來。這部分是因為我理解中商界和軍隊的不同。我在航空部隊的時候，至少得有十幾個人遞交了你表現差勁的報告，你才會被調走。我懷念那種根據長期表現對人們進行評估的方式，我不禁懷疑起自己是否真的適應商界的這種作派。但我意識到，如果決策者能夠有節制地、明智地使用手中權力，一家企業能夠成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地方，比一個政府機關要效率太多太多。政府講究的是制衡，而企業則是獨裁機構，只有這樣它才能真正運轉。

我們此次旅遊的下一段行程是穿越阿爾卑斯山，經由里維埃拉地區一路前往馬賽，然後沿著盧瓦爾河谷向北前往巴黎。我們有兩輛汽車，其中有一輛漂亮的凱迪拉克老爺車。德國人佔領巴黎時，這輛車被IBM法國分公司的人拆開來埋在一個地下室里。戰爭結束后他們把它刨出來重新組裝好，除了有點生鏽外車子的性能完好如初。博卡斯和我及奧莉芙同乘一車，柯克夫婦及一個秘書乘坐另外一輛車。這樣安排甚好，因為柯克和我一同對方待在一起就渾身不自在。我們這輛車裡大家都快活極了，博卡斯哄得奧莉芙笑逐顏開。在米蘭附近的一座破落小鎮上，他告訴那些義大利人說有位從紐約來的著名影星到此地來參觀。一大群人聚攏近來。其時奧莉芙28歲，容貌不輸于任何電影明星，於是當地人都擠在我們的車窗邊圍觀，嘴裏還叫道：「給簽個名吧！」奧莉芙不懂義大利語，一開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直到博卡斯坦白了自己的小小惡作劇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父親聽聞埃克特和莫齊利之名是在戰爭後期，當時海軍方面要求IBM提供穿孔卡片設備用以協助「埃尼阿克」的數據傳輸。我和柯克正是因此得以一睹「埃尼阿克」真容。不過親自前去參觀「埃尼阿克」其實是柯克的主意。其時坊間大肆傳言「埃尼阿克」疾如閃電般的運算能力，讓柯克充滿好奇。他想去看看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埃克特和莫齊利正有意申請專利，這讓我們的律師擔憂不已——一旦電子計算機的理念被廣泛接受，IBM將不得不支付大筆的專利使用費。

「是嗎？」柯克回答道：「去要一個小時，回來又得一個小時。」

我說這番話時表情相當嚴肅，儘管我對接下來要怎麼做毫無概念。父親開始同我爭論起來，最後我拂袖而去。我給奧莉芙打電話，問她是否能開車進城來。大概6點鐘的時候她同我在華爾道夫飯店碰面。我們共進了晚餐，而後上到飯店頂層喝了香檳，跳了舞。我告訴她這天發生的事情，她說：「我敢肯定你以後會後悔的。」最後，大概11點的樣子，我們開車回家。

參觀「埃尼亞克」時的情形依然歷歷在目。它看起來就像焊滿了真空管的金屬支架，綿延數百英尺。實驗室里非常熱，我問埃克特——他是一位儀態整潔、彬彬有禮的人——為何會這樣。他解釋說：「因為這間屋子裡有著18000個真空管。」他們沒有在「埃尼亞克」上安裝控溫裝置。當我問到「埃尼亞克」正在做什麼的時候，埃克特回答說：「計算彈道軌跡。」為了向我們說明，他坐下來，用鉛筆在紙上畫出炮彈在空中運行的軌跡。他解釋說，為了將槍炮的功效發揮到最大，必須計算出炮彈飛行過程中每一秒鐘所處的方位。這就需要進行數量驚人的運算，而「埃尼亞克」正在以極快的速度進行這些運算——它得出結果的時間實際上比一顆真正的子彈擊中目標所花費的時間還要短。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克特還進一步告訴我說計算機將是未來的潮流趨勢。他倒是沒有明說我們的穿孔卡片機就像恐龍那樣行將絕跡，不過他說他和莫齊利正打算為「埃尼亞克」申請專利並投入商用。聽到這些話我感覺他們其實是想著很快就能把IBM擠到一邊去。我說：「你們的想法非常不錯，不過你們將會遇到資金問題的。將這些東西作為商品生產將會耗費極高的成本。」

聯邦反托拉斯行動專署把現金收納機公司拎出來，打算來個殺一儆百。這個案子轟動一時，因為帕特森及其手下採取的手段即使以世紀之交的標準來看也堪稱殘忍。父親在公司的履歷使得他成為案子里最打眼的角色之一。政府宣稱他在1903年假裝辭去現金收納機公司的工作，這樣他就能成立一家皮包公司，實為帕特森秘密擁有，專門從事二手現金收納機交易。二手現金收納機市場是帕特森的痛處。他覺得任何由NCR製造的現金收納機在某種意義上都屬於自己，不管新舊，其他人都無權染指此項買賣。於是他掏出100萬美元給我父親用以擠垮全國各地的二手現金收納機交易商。父親會去到某個城市，開一家二手收納機商鋪，通過抬高收購價的手段對其他從事此項買賣的商人施壓，最終把競爭對手的店鋪吞併。柯克告訴我說，我父親因此被判有罪，要在監獄里服刑一年。帕特森和其他人也被判有罪。不過後來案子移交至上級法院審理，誰也沒去坐牢。幾個月之後，因為一個技術細則，原先的判決被推翻了，帕特森等人被要求籤署一份同意判決書，保證整頓其商業行為。我父親自始自終都堅持自己是無辜的，因此拒絕簽字。不過當時他已經因為其他原因離開了現金收納機公司，而政府也沒有再提出過要進行二審。

當時IBM的問題就是對員工的解僱和降職變得有點過頭了。許多年來，對某個他認為不夠盡心儘力的人，父親通常的做法是提出批評。他會說：「我剛到堪薩斯城去了一趟，辦事處那個叫布萊爾的，我就搞不明白了，他給我的印象就是抽煙很兇、衣冠不整，辦事處看起來也不像個樣子。我不知道這個布萊爾做IBM的銷售代表九九藏書是不是合適。」當話說到這兒，我父親實際上的用意是，如果這個布萊爾是個可堪重用的人，就應該有人跳出來幫他說話：「沃森先生，你這就錯了。布萊爾是個相當不錯的傢伙，他招攬了許多生意。」於是最後這個布萊爾可能還會得到提拔。公司在戰前就是如此行事的。但柯克來了以後，許多過去會站出來仗義執言的老員工要麼辭職了，要麼退休了，我父親身邊沒剩下幾個敢說真話的人。現在，每當我父親流露出對誰的不滿，柯克往往會說：「既然您對這個布萊爾意見這麼大，我今晚就坐火車過去。明天早上我就能到堪薩斯城把布萊爾處理了，後天就能回來。」他口中的「處理」就意味著「辭退」，這實在讓我大為震驚，因為提供工作保障本是父親管理方式的標誌性特色。

讓父親夜不能寐的事情中，肯定有對於1921年的記憶，當時美國經濟在一戰後大大萎縮，CTR幾乎破產。我敢肯定他還因為想到了成百上千租借給美國軍隊的數據處理機器而倍感沮喪。那些機器絕大部分將退回IBM。因為戰爭緣故而增設的那些國防設施建設承包商現在將面臨大幅削減，所以也不能指望他們會保留所有的機器設備。綜上所述，除非我們找到新的客戶群，否則我們的庫房將塞滿不再掙錢的舊機器，我們的工廠也將無工可開。

幸運的是，我的這種短視沒有持續太久。幾個星期後，我正跟著父親在IBM總部轉悠。父親在空閑的時候總喜歡到各個部門看看，那天下午我碰巧跟著他一起。我們走到了大樓的某處，這個地方我之前從未來過，我們面前有扇門，上面掛著「專利研發部」的牌子。進到裏面，我看見父親手下的一位工程師正將一架高速運轉的穿孔卡片機連接到一個有著黑色金屬蓋的盒子上。那個盒子看上去就像個行李箱，只是高度大概有4英尺。我開口問道：「這是在幹嗎？」工程師回答道：「用電子管進行乘法運算。」這機器正在製作工資表——穿孔卡片最普遍的應用之一——時薪數乘以工時，減去應扣的社保基金、退休基金、醫保基金等等，得出應發給每位職工的凈額數。接著那位工程師告訴了我這機器工作起來有多快。它花費在計算上的時間只有連接其上的穿孔卡片機列印計算結果所花費時間的十分之一。那個盒子有90%的時間閑著，因為電子部分運行得如此之快，而機械部分運轉得如此之慢。這對我猶如當頭一棒，因為表面看去那個乘法器才是相對沒有技術含量的部分。我離開時嘴裏不禁說道：「這東西實在是太神奇了。做乘法、出總數，全由電子管完成。父親，我們應該把這種東西投放市場！即便只賣出去十台八台，我們也能廣而告之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擁有世界上第一台商用電子計算機。」

於是在1947年5月，我和柯克攜眷乘船前往歐洲。國際商會的會議枯燥無味。會後我們同父親派遣陪我們環遊歐洲的瓦倫丁・博卡斯（Valentim Boucas）會合。博卡斯是IBM駐巴西辦事處代表，他是我所見過的最老成練達又友善熱情的人。我自小就認識他，我父親也相當賞識他。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結識，博卡斯是里約熱內盧一個領航員的兒子，當時正在艱難時世中掙扎著想立穩腳跟。他個性鮮明，能用快樂感染身邊的每一個人。他有些圓滑取巧，雖然父親從來不願承認這一點。父親讓博卡斯幾乎一文不花就拿到了IBM在巴西的特許經營權，博卡斯因而變得十分富有。

博卡斯估摸著我將成為IBM的新總裁，所以他一點兒也不把柯克當回事。我們旅程的第一站是蘇黎世，IBM在那兒有個頗具規模的子公司。子公司的人在湖上一座大酒店裡為我們舉辦了大概有八九十人參加的晚宴。我用法語致辭，我的法語講得很不錯，而柯克用英語講了幾句話，有人為他做翻譯。接著他們請博卡斯講話，博卡斯會說英語，卻選擇用法語致辭，因為他知道柯克不懂法語。博卡斯張口就蹦出一句「le fils（法語，意為兒子）」的詞，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自始至終，他講話的主題都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對於經商而言，家族血脈是最重要的。「你們面前這位出色的年輕人，」他這麼介紹我道，「是那位偉大紳士的兒子。」他告訴在座的人們，我駕臨此地他們應該感到如何榮幸，我曾離家投身戰場，而今重返商界，接過家族榮耀的事業。柯克一句話都聽不懂，以為博卡斯說的是他。每當博卡斯講到精彩之處，大家都會鼓掌，於是柯克也會頷首微笑，而我和奧莉芙則把身子越縮越低，恨不能鑽到椅子底下去。最後博卡斯宣布我將在不久的未來成為公司的領導人，儘管這個消息尚未正式公布，但他會對此舉雙手贊同，他知道這對每個人都是最好的決定。隨著他的話音落地，掌聲雷動，柯克環顧四周，眉開眼笑。

1947年4月，我覺得自己終於對柯克已經忍無可忍了。我走進父親的辦公室，告訴他我要辭職。我說：「你看，父親，這都是因為柯克。你雇傭的所有人我都能相處得很好，只除了柯克。他和我不是一類人。他太粗暴了。而且他只比我大9歲。如果我繼續待在公司，我得在他手下幹上22年才能熬到他退休的那一天。然後我能管上8年的事，再然後我也到退休的年紀了。我不希望一輩子就這麼過。」

如果必要的話，父親真的很擅長做戲。我們抵達格林尼治村時已近午夜。我將車開到屋前，一眼便看到父親的車停在那裡，司機等在車上。我忍不住對奧莉芙說：「哎呀，我的老天。」我們走進屋裡，母親和父親都在書房。燈光被調得很暗，我可憐的母親坐在一個遠遠的角落裡，因為夜色已深而備顯疲憊。父親則佝僂著背坐在房間正中的一張椅子上，儘可能擺出虛弱衰老的樣子。燈光大概也是他調暗的，以便製造更好的「舞台」效果。我走進書房，看到這副情形，正打算走出去，這時他向我伸出手來，開口說道：「兒子，你不能這樣對我，你不能辭職。」他倒是沒有明說「不要把我一生的心血毀了」，不過肯定ｒｅad.9９csw•coｍ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他說，「要不這樣吧，你帶柯克先生到歐洲去，把他介紹給那邊的經理們，我來想想該怎麼辦。」

我們到馬賽的時候，柯克和我因為行程安排差點大打出手。之前父親在義大利的一位老朋友攜眷與我們同行了幾日，我從他們那裡了解到他們剛剛出嫁的女兒正在馬賽附近的一處度假勝地盤桓。按計劃我們應該從馬賽驅車前往裡昂，那處度假地則在去往裡昂的反方向上，距離我們所在之處足足四十英里遠。於是我對柯克說：「我們可以到那裡去打個轉，看望一下塞西爾。她父母會很高興的，奧莉芙想認識認識她，我也想再次見見她。不會花太久時間的。」

就在我們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之時，柯克無意中讓我度過了此生最為糟糕的一個夜晚。那天我們工作到很晚，於是一起出去吃晚飯，我們在飯桌上談起早年間的軼事——就是IBM還叫作CTR的那些時候——大概是因為臨近公司的某個紀念日，我們討論著應該怎樣慶祝。我談到了查爾斯・弗林特怎樣將我父親找來當總裁的事情，柯克聞言以一種古怪的方式看著我。他放下煙捲，慢慢地開口說道：「有些事情應該讓你知道。你父親當時只是被聘為總經理。董事會不同意讓他當總裁。」

對於必須在公司總部同柯克競爭，我真是始料未及。在我看來，柯克就只是一個屬於恩迪科特的工廠主管。但是可憐的尼科爾終於被長年為我父親工作而導致的焦慮情緒壓垮了——1945年春天，他患上神經官能症，幾個月之後就退休了，時年58歲。當尼科爾不會再回到公司的事實已成定局時，父親將柯克從恩迪科特召來，任命他為執行副總裁，並在董事會裡給他安排了一個位子。對此我很不解——我猜是因為當時在我看來父親的精力依然相當充沛，所以我完全想不通他為何會需要一個副手。不過後來我明白了一條公司管理的訣竅：管理一家公司就像操持一個兒孫諸多的大家族：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你又想要工廠運轉良好，又想讓銷售額提升，又想鼓勵這個員工的積極性，又想為某個職位尋求一個更適當的人選——你的辦公桌上擺著一長串待辦事項的清單，裏面每樁事情辦起來都頗為棘手。而如果你有個像柯克這樣的手下，就可以把清單交給他，而他會說：「讓我來處理這四件事情吧。」像我父親那樣年逾古稀、諸事纏身的主事者，對此舉是相當歡迎的。但當時我想到的卻只是萬一父親生病了或是不幸離世了，柯克就會順理成章地成為公司的下一屆領導人。

國際商會正計劃六月份的時候在瑞士的蒙特勒召開一次會議。這個組織在戰後恢復了，儘管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柯克和我將作為美國代表前去參加，會後我將帶柯克去往歐洲各地，把他介紹給駐各國辦事處的負責人——其中有許多是我從小就認識的人。再然後會怎樣我就不清楚了。我懷疑父親也是如此。他把我們派去歐洲只是想拖延時間，但我知道，最終結局要麼是我把這個問題解決掉，要麼是離開，這個想法倒是使我冷靜了下來。我不想再坐以待斃。在潛意識裡，我認為父親將要動手「處理」柯克了。

柯克肯定是看到了我臉上的震驚。他花了20分鐘給我講了我父親早年間的這個插曲，那顯然是眾人皆知的事情，但我卻從未聽人提到過。那發生在我出生之前數年。父親以及國家現金收納機公司的全部高管，包括約翰・帕特森本人，在美國首次反托拉斯行動期間被送上了被告席，罪名是陰謀遏制貿易及企圖建立壟斷。帕特森倡導了現金收納機的使用，當時美國幾乎所有的現金收納機都是國家現金收納機公司（NCR）製造的。帕特森認為19世紀90年代通過的反托拉斯法案與己無關，市場就是他的自留地，任何膽敢同他競爭的人都活該被消滅殆盡。

事實上，我對「埃尼亞克」的反應正如一些人對懷特兄弟的飛機的反應——完全無所觸動。我不知道為何當時腦子裡沒有出現這個念頭：「老天，這正是IBM未來的方向。」坦白地講，我無法把一個如此龐大笨重、造價高昂同時可靠性堪憂的設備看成一件消費者們喜聞樂見的商品。柯克也是這麼想的。在從費城返回紐約的火車上，他說：「唔，那玩意兒實在是太笨重了。我們永遠用不著像那樣的東西。」我們一致認為，儘管像雷達那樣新問世的電子設備引起了大眾廣泛的關注，但「埃尼亞克」的實驗性實在太強了，很難投入商用，因此不會對我們有所影響。我沒有停下來好好想一想，如果電子電路運算的速度能夠用於商用的話，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面對可能出現的困境，父親下意識的應對方式總是雇傭更多的銷售員。我複員返家的時候他正打算這麼做，他決定在每個州的首府都設置IBM的辦事處。上至柯克下至普通職員，每一個人都在拚命將銷售網路儘可能快地擴大。就在大家忙得人仰馬翻之際，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產品訂單雪片似的飛向IBM。預想中的戰後經濟衰退沒有出現，相反，人們戰時受到極大抑制的商品需求——汽車、房子、家用電器、時裝——全面釋放出來，將美國經濟刺|激得一片繁榮。經濟的欣欣向榮又反過來刺|激著諸如銀行業、保險業、零售業之類的支持性產業——而它們正是我們最大的客戶。一時間這些客戶對數據記錄及賬目管理的需求迅速增長。我們很快發現必須趕工才能滿足這些需求。我剛到公司時，柯克每天都得工作16個小時。

1945年底我從陸軍航空軍退役，於1946年第一個工作日前往IBM報到。父親在他的辦公室歡迎了我的到來。那天我穿著一身考究的黑色西裝，戴著筆挺的襯衫假領。父親同我握了手，然後朝房間另一頭做了個手勢。「湯姆，」他開口說道：「來認識一下查利・柯克。」接著他告訴我，我將擔任柯克的助手。我肯定當時自己有同柯克握手並說了些「很高興認識你」之類的話，不過讓我吃驚的是我完全不記得自己有那麼做了。我花了好幾天時間才理清思緒，弄明read.99csw.com白自己對於此項任命的感受。我知道這並不像聽上去那麼有失體面，因為在IBM，「助手」這個頭銜有著特殊含義。父親一直大力宣揚這樣一個理念：主管人員應該將自己視為員工們的「助手」而非他們的上司。他還經常將前途無量的年輕人指派給高層主管當助手。所以剛到IBM便當個助手也並不是件丟臉的事情。

儘管我同柯克從來沒有成為朋友，但在我們一起工作的頭幾個月里他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表不算討人喜歡——中等個子，正在謝頂，梨形身材，衣服皺皺巴巴，戴副金屬框眼鏡，煙不離手。但此人簡直就是台「永動機」。在公司飛速發展的這段時期，我看著他運籌帷幄，有條不紊地在各處雇傭、提升、調動大量的主管人員。他對生產非常了解，每次我父親表揚某個工廠主管時總會說：「這活幹得像柯克一樣。」柯克也極受銷售員和顧客們的歡迎。他鋼琴彈得很好，每次我們到恩迪科特去，IBM鄉村俱樂部的人們最後總會聚集到他周圍。他會斜坐在琴鍵前面，香煙隨意地銜在唇間，一邊用腳打拍子一邊彈奏樂曲，人們隨之歌唱。

從我們結束會議回到紐約時起，柯克待我相當好，不遺餘力地教我業務上的事情，在這一點上我不得不對他表示欽佩。他辦公室里有張大桌子，他簡明扼要地告訴我拖過一張椅子來。「我沒有太多時間解釋我做的每一樁事情，」他說，「不過只要你坐在這裏注意看就能學會。」就這樣，好幾個月里我就坐在那裡看著，要是柯克外出開會，我也一同前往。我幾乎觀察著他做的每一件事。我學會了如何作決定，因為柯克非常善於快速作出決斷，並且絕大多數決定都是對的。當你對業務有著像他那樣的經驗和直覺時，你也能立下決斷，特別是在那些你能預見結果的事務上。同時，他也知道什麼時候不應倉促行事，比如那些一旦處理不當就會有損IBM的名聲或是引發法律糾紛的事務。當時柯克同時負責著許多不同方面的事務——我從未見過像他那樣精力旺盛、工作出色的人。坐在他旁邊，比在公司其他任何地方更能讓我深入而全面地了解IBM所面臨的問題。

我從他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舉個例子，父親過去常常鼓勵員工將IBM當成大家庭，歡迎有事找他，但柯克告誡我說千萬不要過多涉足工廠職工的生活。他只說了一個故事就讓我信服不已。他告訴我說，他在恩迪科特當工廠經理時，曾收到一名職工妻子的來信，信里抱怨說那名職工公然將自己的情人帶到家中同居。柯克覺得這事不妥，而且傳出去也對IBM的名聲不利，於是他把夫婦兩人都找來。那個丈夫申辯道：「事情根本不像我老婆說的那樣。那女的只是我一個朋友，她遇到了難處。我沒和她上過床。」而那個妻子則說：「你就是和她上過床！吃晚飯的時候你帶著安眠藥片。你對著我倆左看右看，決定晚上和誰睡覺，就把安眠藥放到另一個女人的咖啡杯里！」柯克實在聽不下去了。他決定從此以後對工廠工人們的私生活管得越少越好。「那是個無底深淵！」他告訴我說。雖然父親對他的說法肯定會不以為然，但那仍不失為發自肺腑的忠言。

我同柯克進行第一次商務之旅時，但凡我們兩人有一個理解了自己看到的東西，整個計算機工業的歷史可能都將改寫。那是三月里的一個陰天，我們前去賓夕法尼亞大學參觀「埃尼阿克（ENIAC）」。那是最早的電子計算機之一，龐大、原始，用以解決各種計算問題。當時它剛剛投入使用，其發明者普瑞斯波・埃克特（Presper Eckert）和約翰・莫齊利（John Mauchly）因而名聲大噪。他們用電子電路取代機電式續電器——我們的製表機用的就是此類續電器——從而開闢了計算機發展的新天地。父親對資助「埃尼阿克」之類的研究項目有著極大的興趣，但更多是出於名譽和慈善方面的考慮，而非商業意圖。二戰時期，IBM曾與哈佛大學合作研製了一台巨大的非電子計算機，叫作「馬克一號（Mark I）」。它的基本計算單元是合計重達2噸的IBM製表機器，由一根傳動軸同步驅動，就像紡織廠里的織布機那樣。「馬克一號」作為「哈佛機器人的超級大腦」而受到極大關注，並被成功用於處理戰時機密要務。

儘管如此，柯克和我之間似乎不太可能建立起友誼。一天晚上，夜色尚淺，他邀請我到他的住處做客，同去的還有三四個IBM同事，都是他的朋友。當時他還沒有時間將家從恩迪科特搬來，因此獨自住在里茲大酒店的一個房間。大家落座后，柯克變戲法般地拿出一瓶酒扔到床上，說：「喝點啊，湯姆。」我回答道：「不了，多謝。」除我之外的其他人都喝了，柯克喝得最多。他知道二戰前我常去夜總會飲酒作樂。但他不知道的是，大概在1944年年中，因為考慮到自己的前程，所以我決定徹底戒酒，即使是在社交場合。「唔，」我說，「這不是在針對你們任何一個人——這畢竟是下班時間——不過我現在的確滴酒不沾。」這使得我成了這群人里的異數。其他人一邊喝酒一邊開始談論起在聖路易斯辦事處的舊事，而我起身告辭了。

我知道他的話純屬謬論，但我氣得要命，一時沒法駁斥他，而他咬死不鬆口，堅持自己是對的。這場可笑爭執的激烈程度難以付諸筆端，不過爭吵結束的時候我真是大大地鬆了口氣。奧莉芙死命扯著我的外套，我可算閉了嘴回到我們的車裡。

六月份的時候柯克回來上班了，當他發現我積极參与了各項事務並作出了許多決策時大為吃驚。我像在空軍時為上司所做的那樣把這些事情都寫成備忘錄，他走進辦公室時那份備忘錄就放在他的辦公桌上：「在您請假期間，我們出於如下理由完成了如下事項……」我那長期在外奔忙的父親對此舉肯定大為讚賞，因為就在那個月他提拔我為副總裁。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當時才32歲，除我之外IBM只有4位副總裁及12位高管。父親手下的人立馬將我的照片貼在IBM銷售例會的橫幅上，旁read.99csw.com邊寫著「讓我們為了新的副總裁力創新高！」這實在是讓我尷尬得很。於是當輪到我對銷售主管們講話時，稱父親對我的表揚大多言過其實。如果大家都像我學習，那麼IBM將會開展一次「爭后恐先」的活動了。大家聽了之後便哈哈大笑，現場的緊張氣氛開始得到緩解。

「好吧，那我們的行程就得延後五個小時了。」

我說：「怎麼會是五個小時呢，只有兩個半小時呀——去一個小時，在那兒待半個小時，回來一個小時。然後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不對，不對。你跑那一趟的時間原本可以用來向著里昂開出兩個半小時的路程。所以2.5加2.5就等於5了嘛。」

「你父親應聘時正面臨著刑事起訴。董事會知道他是個出色的管理人才，但他們不想冒險讓他當總裁，除非他的罪名洗清了。」

我同柯克之間關係的轉折點在我們一同工作了大概四個月之後到來。1946年5月，他得了闌尾炎，請了六周的病假。當時我仍坐在他桌子的一角，但到那時為止我已經通過耳濡目染學到了一些經營之道。柯克不在的時候，許多事情直接送到我這裏來作最後決策，部分是因為我是他的助手，部分是因為我有著「沃森」這個姓。我想大家可能覺得同我打交道要比同我父親打交道來得更容易吧——老爺子實在太難以捉摸了。人們會拿著問題來問我，我給出答覆，然後看到結果。處在這樣一種位置相當令人愉快——刺|激了我參与管理的興趣。我開始享受決策過程——在此過程中我既體會到了責任感，又有機會看看最後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在戰後以加倍速率發展的技術產業中這樣做尤為讓人興奮。

父親無疑是有史以來最積極主動、最樂觀向上的企業家之一，但即使是他也為此憂心不已。有份1944年的會議記錄，上面顯示他當時就已經在拚命催促工程師們為和平時代開發新產品了。「假設歐洲的戰爭在三個月內結束，」他當時這麼說道，「我們能拿出什麼產品讓人家下訂單？因為到時候我們現在生產的那些東西就沒人要了。」工程師們說了一些正在開發中的產品，但父親說這些東西沒一個能打開新的市場。「我要的是能打開新市場的東西，」他說，「否則的話，還談什麼讓所有僱員都有事可做啊，先生們。真是說來容易做來難，因為想這事兒，我昨天一晚上沒睡好。」父親告訴工程師們，從此刻開始他們必須快馬加鞭。二戰之前，IBM的產品從提出設想到投放市場的周期，大約是5年時間，在當時這也不足為奇。但父親指出，像機關槍這樣對IBM來說全然陌生的產品從設計到全面投產也只用了數月時間。「如果我們在生產槍械時能做到，」他說，「那麼在生產我們多少有所了解的商用機器時也能做到。」他這麼說並非主觀臆斷——他不知如何敏銳地察覺到，經過這場戰爭，美國技術變革的步伐永久性地加快了。

從查利・柯克那裡聽到的這個故事讓我心中極端苦澀。飯後我徑直回家，一夜輾轉難眠。在我眼裡，父親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經商之道都無可指摘。他真會明知故犯作出違法之事來嗎？我隨即想到其時他年紀尚不到三十，還是個涉世不深的毛頭小子，出身貧寒、野心勃勃，十年間乾的都是些低微的工作——先是在雜貨鋪里當夥計，而後走街串巷推銷縫紉機。我想到他對帕特森是多麼忠心耿耿，所以當帕特森對他說這些話時他會怎樣做就可想而知了：「我把這100萬美元放心地交到你手中。去做這件事——我們是占理的一方，那些機器都是我們的，不該由那些二手商來倒賣。」在他生命中的那個時候，我父親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犯法的——反托拉斯法還是個新鮮事物，而他的受教育程度不過八年級。但他肯定心知肚明此間有著不足為人道之處。好吧，至少現在我知道為何父親會對司法部門有著在我看來極其無端的敵意了。

可另一方面，我將同柯克而不是父親共事這個事實著實讓我擔憂不已。到我入職第二周快結束的時候，我已經很清楚地看出來父親和柯克之間建立起了一種非常緊密的關係。周末的時候父親召集所有IBM的銷售經理到恩迪科特召開為期一周的會議，柯克和我都參加了。在IBM，像這樣的會議被稱為「主管進修班」。戰爭進入尾聲以來，這還是公司第一次召開此種大型會議。負責主持會議的正是柯克。我父親直到星期三才露面，他走進會議廳，在後排坐下。當時在講台上發言的是IBM最年輕的分區經理之一，名叫吉姆・比肯施托克（Jim Birkenstock），來自聖路易斯辦事處，正是柯克的密友。我看到父親示意柯克到他坐的地方去，兩人把頭湊到一起開始竊竊私語。過了一會兒，父親突然作出了一個極具戲劇性的舉動，他高聲說道：「柯克先生，講台上那個年輕人非常值得讚賞，他將成為我們新一任銷售總經理，我將馬上下達此項任命。」在場聽講的諸位經理都倒抽了一口氣，因為此舉使得比肯施托克從低位一躍成為在場幾乎每個人的上司，新職位還將帶給他2萬美元的年薪。接著父親正式下達了這一任命，與此同時柯克將原來的銷售總經理叫到一邊告知其將調至別的職位。眾所周知，父親的確喜歡出人意料地擢升新人，但像這樣的決定卻是聞所未聞。我將此視為柯克對我父親有著極大影響力的一個明證。

說實在的，IBM當時的境況足以讓每個人都想喝酒。同數以百計的其他企業一樣，我們必須儘可能快地從戰時狀態調整到和平時期的狀態中來。父親無意將IBM的規模縮小至戰前水平——那將意味著解僱新進員工、賣掉他深以為自豪的新廠、將那些複員的老員工拒之門外，而他覺得安置這些人是不容推卸的義務。可我們三分之二的廠房專用於生產戰時物資，戰爭勝利后，這方面的市場需求就沒有了。那麼我們要怎樣才能讓每個員工有事可做、讓所有工廠有工可開呢？為了做到這一點，IBM必須設法賣出比戰前多出三倍的商用機器。

這就是IBM怎樣進入電子行業的過程。1946年9月，我們在《紐約時報九九藏書》上以整版廣告對這種計算機進行了宣傳。我們稱之為「IBM603電子乘法器」。從技術層面說，它並非電子計算機——它沒有存儲程序，只能處理通過穿孔卡片輸入的數據。實際上，對603電子乘法器的宣傳更多是一種公關策略——它能以電子的速度進行計算，但並不是很實用，因為連接計算器的穿孔卡片單元跟不上計算速度。儘管如此，這東西卻大受歡迎。我們原本只希望租出去幾台，能把廣告費收回來就好，但許多大客戶都急不可耐地想要做一把電子產品的弄潮兒，於是我們賣出了上百台機器。不到一年時間，我們便不再停留在營銷階段，我們設法讓電子電路不僅能進行乘法運算，還能進行除法運算——這一工作如果用機械來完成的話成本高得幾乎讓人望而卻步。至此電子計算器才變得真正實用，我們推出的下一款機器「IBM604」銷售量數以千計。

「嗯，我們只會在那兒待半個小時。」

「為什麼這麼說？」

通往IBM之路似乎在我面前暢通無阻，我不作他想，目光直接瞄準高層職位。但當1945年9月我從南太平洋返家之後，卻聽聞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父親將公司原來的二把手弗雷德・尼科爾換成了一個叫作查利・柯克（Charley Kirk）的新人，此人精明能幹、作風強硬。我從未將弗雷德・尼科爾很當回事，他起初不過是父親的秘書，就同喬治・菲利普斯一樣；他是那樣一種人，父親要是對他說：「我們來建座通到月亮上的高塔吧。」他的回答肯定是：「好的先生，我今天下午就去訂購鋼材。」而查利・柯克則全然不同，他年僅41歲，幹勁十足、爭強好勝，卻在公司內很受歡迎；他出身寒微，這點很像我父親；他在IBM聖路易斯辦事處創下輝煌的銷售業績，從而聲名大振；二戰爆發時，父親將他派到恩迪科特負責工廠生產事務，在他的管理下，工廠產值迅速增長，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我不責怪柯克將我父親的這一往事告訴了我；他其實是出於好意，而且從一個對我父親滿懷敬仰和同情之心的人口中聽聞此事比在其他情形下聽到要好很多。但在經營之道方面我正在迎頭趕上柯克，這使得我們之間的關係每況愈下。柯克越是擔心自己的位子，就越對我父親唯唯諾諾。父親只要在言語間流露出片刻對某人成績的關注，柯克就會想辦法除去那人。1946年底，一個名叫哈里・艾勒（Harry Eiler）的地區經理就遭遇了此種命運。艾勒工作非常出色，很受大家歡迎，他常駐明尼阿波利斯，負責中西部銷售大區。一天父親問柯克將中西部銷售大區的總部設在芝加哥是否更為合適。柯克立即命令艾勒動身前往芝加哥，當艾勒拒絕時，柯克不問青紅皂白就將他降職為某個銷售處的主管，並在芝加哥任命了一個新的地區經理。這事讓我非常生氣，因為我知道艾勒非常棒。後來我們得知艾勒是因為身體及家庭原因而不能遷往芝加哥。但柯克堅持不肯收回成命，又有我父親給他撐腰，於是艾勒只好離開了公司。

父親覺得柯克的死是他個人的一大損失——柯克是他的左臂右膀，是IBM的「自己人」。但也許他也會覺得鬆了口氣，因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但我敢肯定他對於此種解脫心懷愧疚。當柯克的葬禮在恩迪科特舉行時，我能看到這些情緒從父親身上流露出來。那真的讓人印象深刻。父親請來當地學校的校董們致辭，那一篇接一篇的悼文足足念了兩個半小時。在這樣一個重要場合，父親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沒有講話。後來我聽說，當送葬隊伍走出教堂時，父親一時情難自禁，擠到兩個扶柩者中間，親手扶住棺木的一角。

我覺得正是從此時起，柯克和我開始多少有些認真地重新審視對方。柯克可能開始擔心自己的位置不保。在我看來，他並非從一開始就將我視為對手——畢竟他對我戰前的「好名聲」從何而來心知肚明。但現在他意識到我儼然初具決策者的雛形。而1946年10月603電子乘法器橫空出世，在市場上大獲好評，我因此被選入董事會的事實更加重了他的疑慮。所有這些使得柯克處境極其艱難。他知道我父親是個要求多麼高的人。他知道我是父親的兒子，是父親的掌上明珠。他知道他教我的東西越多，他自己登頂的機會就越小。即便如此，他仍然選擇了繼續幫助我。我猜他肯定是這麼想的：「我最好是協助那小子，然後寄希望于命運的安排，也許他會自己栽跟頭。也許老爺子突然歸西，我可以直接說服其他董事讓我當一把手。」他這麼想其實沒錯。如果當時父親去世了，董事會很可能推選柯克而不願冒險推舉我。

我說：「父親，你是個精通世故的人。不用我說你也知道，就算這會兒你管我叫不肖子也好，說我沒出息也罷，都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我才34歲，而我得一直埋頭苦幹到56歲才有機會管事。」

那天晚上我們終於到了里昂。深夜時分，我躺在旅館房間里，被一陣重重的敲門聲驚醒。敲門的是我們的秘書。「快來，沃森先生，」他說，「柯克先生病得很厲害。」我披上睡袍跟著他去了柯克的房間。柯克大面積心肌梗死。我到他房間的時候，他已昏迷不醒，不到一個小時就去世了。柯克夫婦是天主教徒，柯克夫人說她想為柯克做一次亡者彌撒，於是天亮后我們一同去了里昂大教堂。因為要做屍檢，我和博卡斯暫留里昂，而奧莉芙帶著柯克夫人前往巴黎，她將在那裡找一個更舒適的旅館安頓柯克夫人。諸事完結后，我們一同運著棺木返回紐約。

我依然掛著他助手的頭銜，但此時我已經有了一間辦公室，就挨著他的，父親還給我配了個秘書。我開始猜想我還得同柯克共事多久。他不是很文雅的人，也不像我父親那樣自覺自愿地提升自己的修養。我很難想象他有朝一日代表IBM出現在公眾面前，而那正是父親當時大部分的工作。我曾親眼目睹柯克在如紐約廣告俱樂部一類的地方發表講話，他表現得十分笨拙，我都忍不住為他和IBM感到難堪。我同他待在一起的時間越多，對他的反感就越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