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因為在《美國名人辭典》（Who's Who in America）中佔據著迄今為止最長的篇幅而赫赫有名——他名下的詞條有16英寸半那麼長，也就是40厘米。小號的精美字體羅列著他在各個俱樂部、協會、基金會中擔任的頭銜以及名譽學位、授勛情況。我懷疑以後是否能有人打破他的這個紀錄，我自己更不用說了。經營IBM大概只佔用了他一半的時間，其餘時候他都在從事社會活動，打著世界和平或者IBM公司——乃至他本人，托馬斯・J·沃森的旗號，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此時現實生活中的他顯赫得就像我在兒時想象出來的那個父親形象一樣，但他依然沒有停下趨奉達官顯貴的腳步，比方說，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幾年前我得到機會翻閱了父親在FBI的檔案卷宗，裏面絕大多數是二戰後他同這位FBI局長大人的通信。看過之後我不禁啞然失笑。我父親對胡佛的恭維之詞簡直如同連珠炮一般——又是祝賀他獲得了英王喬治的授勛，又是恭喜他獲得了榮譽學位，就連他被一個兒童慈善會評為1950年「年度好哥哥」也寫信去道賀一番。父親空閑的時候，總喜歡拿著報紙琢磨，一旦發現哪位顯要人物有什麼好事就立馬發去賀電，其中有些人他甚至都還沒見過。還有一件他樂此不疲的事情就是，每當IBM發行的報刊提到了某位名人，他就會把那期報刊寄去一份給那位名人。當然了，所有這些都只是一種推銷技巧，而父親終其一生都在這麼做。

父親在戰爭剛剛結束時經人介紹認識了艾森豪威爾，兩人一見如故。艾森豪威爾對商界人士素有好感，而且他對美國未來的樂觀看法與我父親的觀點十分契合。而我父親從這位將軍身上看到了眾人未曾了解的閃光之處：艾森豪威爾胸懷抱負，還不是一般的抱負——他感覺自己背負著美利堅給予他的極大恩德，他想尋找一種最好的方式來報答這恩德。艾森豪威爾出身於堪薩斯州，家境貧寒，一步步成為二戰中的偉大英雄，當上了盟軍在歐洲戰場的最高司令官。他希望將和平及美國的生活方式傳播到全世界，卻不知道該從何做起。

得到參加這些活動的機會並不難，因為我是托馬斯・J·沃森的兒子。對我來說，難的是在會場上表現自如。父親那個人彷彿天生就應該活在聚光燈下。我見過無數次他在紐約參加會議和晚宴時的表現。他會站起身來，四處應酬，只要某張桌上有他認識的人，他就會走過去寒暄，同每一個人握手，特別不忘到IBM的席位上同員工及其家屬打招呼——哪怕他的座位在主席台上也不例外。他一晚上能見過400人。而我卻不一樣：我既不喜歡發言，也不喜歡參加晚宴，對在雞尾酒會上與別人閑談這事也很發怵——我在這些場合表現得總是非常拘謹。但就算我再不喜歡自己參加的會議，每次回到家的時候筆記本上也會記得滿滿當當。想要做個出色的商人，就得廣交朋友。結交新朋友是一個辛苦的過程，結果如何直接取決於你付出的努力多少以及思慮的周詳程度。每當有人介紹我新認識一個人，我常常會在其後不久給這位新相識寄去一封便函，上面寫著認識他我多麼高興；如果他表露出對某個話題的愛好，而我恰好有這方面不錯的書，就會給他寄去一本。這樣的舉動能讓人記上好些年。每結交一個新朋友，我都會做份備忘，以免記錯導致誤事。我會記下他或她的姓名、地址、電話、配偶姓名等。我還會記下我們在何時何地相識以及此人的特點或興趣愛好。

起初我家除了我和奧莉芙之外，只有小湯姆和一個剛剛出世的嬰兒——一個可愛至極的小姑娘，我們用我母親的名字給她取名叫珍妮特——以及一個保姆。我們全都擠在一所房子里，這房子一開始就買小了。幾年後，我們又有了一個漂亮的小女兒，我們給她取名為奧莉芙。這https://read.99csw.com時我們搬進了一所較大的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個池塘邊，池塘里有時會有天鵝游來游去。周末的時候，我會帶著孩子們坐上一個戰時遺留下來的橡皮艇，划著船在池塘中遊玩。為了消遣，我還買了一條舊帆船，我把它放在一個當地的遊艇俱樂部里——那是我擁有的第一條帆船，名叫「小水兵號」。船有點兒漏水，駕駛起來也不太順手，但勝在花錢不多。我正是駕駛著它參加了最初的幾次帆船比賽。

出人意料的是，我在商界最好的人脈並不是通過父親的引薦建立起來的，而是通過老朋友弗雷德・尼科爾的穿針引線，也就是查利・柯克取代之前父親的二把手。弗雷德退休時安排我在一個名叫「美國銷售管理人員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Sales Executives，即ASSE）的組織里接替他的位置。這個協會名氣不大，卻在許多行業極具影響力。認識到這一點后，我開始認真出席會議。協會的成員是來自30家企業的資深人士，經過精挑細選，以至每人都堪稱自己行業中獨當一面的人物。其中有鋼鐵公司的代表、亨氏公司的代表、醫藥公司的代表和漢密爾頓手錶公司的代表。還有來自房地產業的、人壽保險業的、煙草業的、塗料業的。位於查塔努加的可口可樂裝瓶公司的負責人、聯合航空公司的老闆帕特・帕特森，經營真空吸塵器公司的H·W·胡佛（H.W.Hoover），錄音電話公司的金・伍德布里奇（King Woodbridge）都是該協會的會員，原來還有斯蒂龐克汽車公司的保羅・霍夫曼（Paul Hoffman），後來杜魯門總統把他招去主持馬歇爾計劃時，他才退出協會。這些人每年開兩次會，侃侃而談自己在商場中的所作所為。

不過父親在社會活動中取得的絕大多數成就都是實至名歸，都出自對全人類利益的真誠關懷。他對聯合國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認為它能在國際聯盟和國際商會未竟的事業上有所成就。二戰一結束，他又開始為「以世界貿易促世界和平」的運動四處奔走。他說：「如果商品和勞工能夠在各國之間正常流通，就沒有必要派遣士兵跨越國界線了。」他在《思考》雜誌上發表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社論，在其中的一篇里，他把第一屆聯合國大會的開幕比做全人類的「第一天開學」。他這樣寫道：「全世界每一個人都應該清楚地了解，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國際會議。」

我一直覺得待在像戴維森這樣的人身邊時，必須時時緊繃著神經。但父親告訴我說那是件好事。他說：「交朋友不要找那些讓你舒舒服服只想睡覺的人，而是要找那些能迫使你不斷提升自我的人。」遵循這一建議，的確讓我拓寬了眼界，但我也因此度過了一些非常難熬的時刻。1949年的一天晚上，戴維森請我和奧莉芙到他家吃晚飯。同席的有中央漢諾威銀行的幾位主管和他們的夫人，此外還有一位來自西班牙的貴賓：路易斯・德・弗洛里斯將軍（Luis de Flores）。德・弗洛里斯將軍留著兩撇翹鬍子，非常引人注目。他在一戰中當過飛行員，發明了很多在飛機上使用的儀器。他最新的發明同IBM也相當貼邊——他和兒子一起設計了一種用於圖書館的電子歸檔系統，中央漢諾威銀行為此投入了好幾十萬美元。

讓我入會的事是父親悄悄安排的。一次宴會上，我發現自己旁邊坐的正是美國工商業顧問委員會主席、B·F·古德里奇公司的約翰・科利爾（John Collyer）。他問我對委員會是否有所了解，我說沒有。這個回答聽起來肯定很傻，因為後來我了解到這個委員會是路人皆知的。不過科利爾很有耐心地向我作了介紹並問我是否願意加入，好吧，至少這回我總算知道回答說「不勝榮幸」。

儘管我從未想過有九_九_藏_書朝一日能與父親並駕齊驅，但也希望有一天能夠代表IBM站在世人面前。從小父親就向我灌輸這樣的思想：對一名企業領導者來說，他在公司之外做的事情與在辦公桌上處理的業務同樣重要。我對此深信不疑。於是我也開始在公司之外參加慈善活動、結交知名人士，以樹立自己的名望。二戰結束后，父親為我安排了諸多參与此類活動的機會——都是與當時才疏學淺、囊中羞澀的我頗為相稱的事情。像是有一次，我接到時代公司總裁羅伊・拉森（Roy Larsen）打來的電話，他請我在1948年紐約城市聯合基金募款活動中幫忙，當時他是基金會的主席。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又不住在紐約市裡，為什麼要去？」但我馬上想到：「他可是個大人物，年紀正在我與我父親之間。同他一起工作我能學到些東西，還可以結識參加募捐活動的其他重要人物。」結果正是如此。此後數年間，我被邀請參加了紐約男童子軍委員會的活動，最後還當上了該委員會的負責人；我還參加了旨在推進聯合國事業的聯合國協會。

奇怪的是，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鎮的社交圈遠比紐約的更難打入。我和奧莉芙剛從部隊回來，更習慣於軍營的生活，雖然那裡可能相對比較單調、閉塞，卻有著好客的傳統，能讓新來的人感覺賓至如歸。每當你新到一個基地，鄰居們總會主動登門拜訪——歡迎你的到來，提醒你指揮官的脾性，告訴你最好的商店在什麼地方，諸如此類。我們完全沒想到在格林尼治鎮我們遭遇了全然相反的待遇。想加入俱樂部？只能通過朋友介紹，前提是你有朋友的話，但根本沒人前來拜訪你。幾個月後，一對在戰前與我們是點頭之交的夫婦路易斯・沃克和格蕾絲・沃克向我們伸出了援手，這才慢慢開始有人請我們參加宴會和鄉村俱樂部。我被一位叫作約翰・巴托爾（John Bartol）的人介紹進了一個男士投資俱樂部，他是美國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員。對格林尼治鎮的男人們而言，坐在俱樂部里談論投資理財不過是每月聚上一次的借口。我在那個俱樂部里結識了鎮上年輕一代的大部分重要人物。但總的來說，我和奧莉芙過得還是相當「離群索居」的生活。

於是，父親說服校董會讓他前往五角大樓向艾森豪威爾提出這一邀約。他對艾森豪威爾說：「你是一位偉大的英雄，而我代表一所偉大的大學而來，我們想請你出任校長。」

晚餐吃得很愉快。飯後，男士們去書房休息，喝上一杯白蘭地。門剛關上，戴維森的同僚就給了我個下馬威。他們說德・弗洛里斯將憑藉這一圖書館系統吞併IBM。其實這事本來很清楚——沒幾個圖書館有錢購買昂貴的科技產品。但當時我腦子裡卻只想著：「老天呀，我們公司的研究預算每年有好幾百萬，這個西班牙佬居然想打敗我們。」旋即另一個想法浮上我的心頭：這會不會是戴維森讓他的人合夥戲弄我呢？當大家準備離開書房同女士們會合時，我開口說道：「等一下，先生們，我想跟你們打個賭。如果你們有誰明天去買3000塊錢德・弗洛里斯的股票，我就買3000塊IBM的股票，然後我們等上五年。到時候要是IBM的股票比德・弗洛里斯漲得多，你的股票就歸我；如果德・弗洛里斯的股票漲得多，我的就歸你。」沒人想跟我賭。沒過一年，德・弗洛里斯去世了，這讓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儘管我一點針對他本人的意思也沒有。我懷疑戴維森一開始就打算讓我吃吃這樣的苦頭，不過這是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同父親推薦的那些不好相與的人做朋友意味著什麼。

父親正是從此入手，在他的安排下，艾森豪威爾接受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出任該校校長，此舉使艾森豪威爾得以完成向平民生活的轉變。父親是哥倫比亞大學重要的贊助者，又是校董會的副主席。二戰末期，哥倫比亞大學原校長、著名的尼古九_九_藏_書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因年長體弱已不堪重任。校董會的絕大多數成員希望再找一位教育家來接替他。父親對此並無異議，但他覺得艾森豪威爾將軍能為哥倫比亞大學掙得的聲望要比任何一個專職教育家都大得多。

杜魯門當政的那些年裡，父親努力經營著同另一個人的關係，此人在他看來同羅斯福一樣偉大，那就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1946年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知道艾森豪威爾不滿足於美國陸軍參謀長的職位，各大勢力都在競相拉攏他。資本家們高薪聘請他去經營公司，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有意提名他為本黨的總統候選人。但沒有一個人知道艾森豪威爾的政治意向——事實上，在羅斯福總統去世后，其遺孀埃莉諾・羅斯福和孩子就曾試圖讓艾森豪威爾代表民主党參加競選，就連杜魯門也表示了對此事的支持。但艾森豪威爾對所有的提議通通回絕。他不想步入商界，又說自認為職業軍人不宜位居高級公職。

我在IBM已經歷練了不少年，父親覺得我已經具備了進入美國工商業顧問委員會的資格。在他的安排下，我於1951年接替了他的位置。這是一項重大的社會榮譽，是他向世人展示對我極大信任的方式。不過老實說，我還是從美國銷售管理人員協會那裡獲益更多。美國工商業顧問委員會是新政時期建立起來的一個聯邦智囊團，發起人是羅斯福總統的第一任商業部長丹尼爾・羅珀（Daniel Roper），旨在贏得商界領袖的合作與支持。在20世紀50年代，委員會沒什麼實際作為，不過當時它已經成為美國最有名的商業論壇，代表著極大的權威力量。

會議的流程很簡單，總是由一篇長長的講話作為開場——一名會員上台講述自己公司的歷史。這個開場白是大家輪流來做的，這樣大概五年之中每個公司都能輪到一次。開場完了之後，所有會員按照姓名的字母順序用15到20分鐘時間陳述自己公司的情況。我在這些會議上學到的管理經驗比一百所商科學校能教我的還多——僱人的技巧、激勵人的方法、應避免的差錯，等等。

父親從未擔任過聯合國的任何職務，但多年以來，不斷有政治家、外交官前來向他討教，藉助他巨大的影響力促成許多事情。他不斷地作為東道主為聯合國成員舉辦招待會和晚宴，IBM公司的職員也常常為聯合國的事務奔忙——從籌劃公共教育實施計劃到為來訪的達官顯宦排定宴會的座次、安排欣賞百老匯演出的包廂，大大小小，不一而足。聯合國最早的兩位秘書長特里格韋・賴伊（Trygve Lie）和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ld）都曾親臨IBM公司，到父親的辦公室拜會過他。1946年的時候，甚至連溫斯頓・丘吉爾都點名要見父親一面。他們在佛羅里達州碰了面。父親當時正在那裡度假，而丘吉爾則是經由此地前往密蘇里州富爾頓——他就是在富爾頓發表了那篇著名的鐵幕演說：「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了。」

將軍答道：「你找錯人了吧。你該去找我弟弟米爾頓才對。」他弟弟當時是堪薩斯州立大學的校長。父親鍥而不捨地請求了將軍一年多時間。最後，在1947年春天，艾森豪威爾終於答應了。他和我父親一起管理哥大，直到三年後前去出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洲盟軍統帥才離開學校。在哥倫比亞大學時，艾森豪威爾喜歡將我父親稱為他的「夥伴」，並從我父親身上獲益良多。在我父親以及其他著名企業家——諸如通用電氣的CEO菲利普・里德（Philip Reed）、可口可樂的威廉・魯賓遜（William Robinson），以及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幫助下，艾森豪威爾開始出入一些俱樂部、參加了適當的委員會，知道了哪些社交邀約應該接受，哪些必須婉拒。後來，艾ｒeａｄ•９９cｓw.ｃoｍ森豪威爾加入了共和黨，父親逐漸淡出幕後，因為他是個忠誠的民主黨人。但要說到幫助艾森豪威爾為入主白宮做好準備，我父親功不可沒。

當時協會主要由年紀較長的人把持，但年輕一代的力量正在注入，我發現了兩個與我同齡的會員，他們後來都成了我的終生摯友。第一個是鮑勃・高爾文（Bob Galvin），他父親創建了摩托羅拉公司，他接掌公司時，那還只是個生產汽車收音機的小企業，是他將摩托羅拉打造成一家規模巨大的電子企業。我結識的第二位青年才俊是查爾斯・珀西（Charles Percy），他因年紀輕輕就將貝爾-霍威爾電影器材公司經營得極為出色而聲名遠播，後來當上了美國參議員。我特別喜歡這個協會的一點是那裡的人們能看到我與我父親的不同，並給予我相應的尊重。大家都知道IBM正在崛起，每當我們談論問題，比方說員工福利制度的發展趨勢，總會有人問：「湯姆，在這方面你是怎麼做的？」我就會坐在那裡跟他們海闊天空地閑聊，一直聊到深夜。我希望能把IBM的產品賣到每一家企業中去，所以想方設法地了解每個行業的特點和每家公司的風格。每次我回到IBM時，腦子裡總是裝滿了新點子，不過我從不告訴別人我的靈感來自何方。

戴維森肯定從我父親那裡聽說了我易怒的脾性，因為他總是談及身處商場需要懂得自我控制。他給我講了這樣一句話：「說話之前先思考。」每次我打算寄出某封言語尖刻的信件時——要是我這樣做，之後肯定會後悔不迭——這句話就會浮現在我腦海中。我並不總是聽從了戴維森的忠告，但至少我銘記於心。

我還記得第一次出席這一晚宴時曾看到一件事情，讓我大為反感。有位成員是來自西部的鐵路大亨。那天他在餐前酒時間多喝了幾杯雞尾酒，接著到了入席時間，他在攜著嬌小的妻子穿過大廳時突然一頭栽倒在地，大家都驚得倒抽一口氣。可他隨即站起身來——原來這隻是他耍的一個把戲——把身子稍稍弓起，頭扭到一邊，倒地時就不會弄傷自己了。大家聽完解釋后都笑著鼓起掌來。於是那人又表演了一次，接著又是一次，弄得滿身是灰。看到一位美國商界領袖人物出演這樣的鬧劇，實在是讓人震驚。

能加入這個委員會的確是一種榮幸，但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苦惱。委員會每年都在弗吉尼亞溫泉城的一家豪華飯店霍姆斯特德酒店開幾次會。每次開會都以一個正式晚宴作為開場，男士們要著正裝、系領結，攜夫人出席。我和奧莉芙是晚宴上最年輕的人。每次宴會開始前我們都會坐在自己的房間里，一邊琢磨什麼時候下樓喝餐前酒最合適，一邊拿著會議組織者提供的賓客名冊，努力把上面的人名和記憶中的面孔對上號。

我的交際圈越大，就越少在公開場合感覺渾身不自在，學到的社交技巧也越多。這些經驗常常是在無意間學到的。像是有一次，在紐約一次男童子軍午宴上，我剛好同湯姆・杜威州長比鄰而坐。我伸過手去對他說：「你好，我是小湯姆・沃森。」他咧嘴笑道：「知道嗎，你用這句話做開場白可算是給人幫了大忙了。要是你上來就說『你好，杜威州長』，我只會在心底暗暗嘀咕『這人是誰呀』。不信一會兒吃飯的時候你留個神，肯定有人會走過來跟我打招呼說『你好嗎，湯姆！瑪麗讓我向你帶好！』，我既不認識他也不知道那個『瑪麗』是誰，只能坐在這兒傻笑。」

會員中有不少人年紀都有我父親那麼大了。我花了不少時間傾聽阿爾・福勒（Al Fuller）的講話，他是福勒毛刷公司的創始人。他給我說，最初他只是哈特福德的一個有軌電車司機，每天下班時指甲縫裡總會積滿煤塵污垢，怎麼也洗不幹凈。於是他和妻子開始研製刷子，最後終於發明了一台能用纏扭的金屬絲把豬鬃製成刷子的機器。他們將此作為基礎，再加上挨戶推銷的新方法，建立https://read.99csw.com起了一個龐大的企業並獲利豐厚。

一開始我趕早班火車，以確保能在早上9點到公司。但不久之後我發現了一個竅門。平常我乘的火車上坐的都是些工蜂般勤奮刻苦的傢伙——正在努力往上爬的年輕人們，必須按時上班。而那些更年長、更成功的商人們則會避過高峰期以免擁擠，於是我時不時會調整下工作日程，這樣就可以乘坐稍晚時候的火車。通過這個辦法我結識了一些在紐約極具影響力的企業家，比如斯坦利・里索（Stanley Resor），他同妻子一起將智威湯遜廣告公司（JWT）建成了世界頂尖的廣告公司。我在這樣的火車之旅中最有價值的收穫是認識了喬治・戴維森（George W.Davison），他退休前曾擔任過中央漢諾威銀行（Central Hannover Bank）——也就是後來的漢諾威製造公司——的董事長。父親原來為我們引薦過，我在同戴維森一起乘坐火車的時間里，通過聆聽他的觀點和評論，所學到的東西幾乎同我從父親那裡學到的一樣重要。我們一開始互相交談我就喜歡上了戴維森。他給我的第一個忠言就是關於「高度」的。戴維森的學問很高，智慧很高，處世的手段也很高明，但他本人大概只有5英尺8英寸高。他說：「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別想著你能佔盡天下好事，也別以為壞事只會登你家的門。要想往上走，不妨先看看自己現在的高度。話說回來，要是你個子高的話，成功總會來得容易些，因為人們更容易注意到你。」他微笑著說，「不過，對於成功而言，聰明也很有用處，我就只佔了聰明這一條。」

我以為他只是在逗趣，沒想到他所言非虛，沒過多久就有個男人走過來說：「嗨，州長，我打賭你不記得我是誰了。」整頓飯期間這樣的事情不斷發生。所以面對不認識我的人時，我總會特別注意告訴他我的名字。

宴會上引薦給我們認識的人大部分都對我們不冷不熱的。一來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是民主黨人，而當時絕大多數大型企業仍同羅斯福執政時一樣由共和黨人把持。此外，我當時還不是IBM的領導者，肯定有不少人認為我父親把我塞進委員會為時尚且過早。我在宴會上感到如此格格不入，於是對奧莉芙說我們應該回紐約去。我敢那樣說是因為心裏很清楚，她肯定會說服我為了IBM留下來。

父親與羅斯福總統私交甚篤，卻對杜魯門入主后的白宮敬而遠之。父親和杜魯門有許多共同之處——二人都是出身貧寒農家，都有著堅定而樸素的思想，推崇勤勞、誠實的價值觀——但我覺得父親似乎把杜魯門和他那些粗魯的密蘇里州朋友們視為整個國家不進反退的象徵。父親在表面上還是對杜魯門很尊重的，但同大多數不希望杜魯門在1948年大選中獲勝的美國人一樣，父親私下底刻意保持著同他的距離，甚至在杜魯門擊敗了托馬斯・杜威（Thomas Dewey）成功連任總統后也是如此。不過我家裡其他人都與杜魯門家很熟。我妹妹簡在戰爭末期認識了杜魯門總統的獨生女——瑪格麗特・杜魯門，她們兩人很快成了朋友。1949年簡出嫁時，瑪格麗特為她舉行了婚前派對，並在婚禮上做她的伴娘。我弟弟迪克戰後回到耶魯念書，當時正在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也同瑪格麗特玩得很好。他曾在紐約陪瑪格麗特看戲，還在許多個周末去華盛頓看她，報紙上那些八卦欄目沒少拿這些事做文章，但他們真的只是單純的朋友關係。

我每天乘坐火車進城上班，我總覺得火車站台是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我可以在那兒買到報紙，而且隨著我的熟人數目慢慢增多，我在那兒經常能碰見某個人打打招呼。此外，要想在火車進站后找到一個單獨的座位或是正好挨著熟人，就得提前在站台上找到一個恰到好處的位置等車，我把這當成一個饒有趣味的挑戰。我們用的都是可乘車50次的通票，算下來坐到紐約連1塊錢都花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