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光想，光打算，保險公司已經投錢給那些傢伙製造機器了！我們等不起了！我們的生意光靠想、光靠打算是成不了事的！有沒有什麼辦法能用最短的時間趕在他們前面研製出符合那些公司要求的機器？」

父親表揚了漢密爾頓費心費力想出這個點子，然後把他的計劃書撕成碎片。顯然，他不喜歡漢密爾頓設想的機器，因為這個設計很像UNIVAC。父親是在穿孔卡片上建立起自己的事業的，他本能地對磁帶保持懷疑態度。

為了確保SSEC獲得同ENIAC一樣多的公眾關注，父親將其安裝在IBM曼哈頓總部一樓的產品陳列室里，只要是路經此地的人都可以一睹其全貌。要是你走的是第57大街，甚至能透過櫥窗看到它的工作過程。

當我們在1948年年中首次將604電子計算器推向市場時，當時最樂觀的打算不過是能賣掉幾百台。但到了1949年底，我們已經安裝了差不多三百台這種機器，而市場需求量明顯突破了千際大關。604電子計算器的月租金是550美元，同高級機械製表機價錢差不多，但它能處理除法以及其他一些運算，要是用機械方式來做花費會讓人咂舌。

威廉斯拿著這些數據去找我父親。「沃森先生，」他說，「我不知道您是否意識到這件事情：我們在研發方面大大落後了。」父親當時沒有表態。不過第二天，他召集了一次主管人員會議，在會上他說：「先生們，我一直在想我們在研發方面的工作，我們下的工夫還不夠。我希望你們回去后把這事抓起來。坐在那裡的那位威廉斯先生——他是我們的『錢袋子先生』。他可能會跟你抱怨說花費太多。不過不要聽他的。我希望你們把這方面的工作做起來。」

不巧的是，父親的這些「發明家」裏面沒一個懂電子技術的。比方說，設計SSEC的那個人就不知道要如何連接真空管，他真的是去外面雇了剛從學校畢業兩三年的年輕工程師來完成這項工作。這些「發明家」這麼多年來獲得了如此多的成功，所以做起事來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我因為我們缺乏電子技術方面的專家而憂心不已，他們卻對我的這種擔憂嗤之以鼻。那個主管工程技術方面業務的副總裁也日漸讓我感到頭疼。他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擁有電子工程學的學位，1930年就加盟了我們公司。他本人挺有創意的，在向科學計算領域推廣IBM設備這件事上建樹頗豐。當時穿孔卡片機在解決科研小問題時很有用，我們的一款穿孔卡片機在科學家中極受歡迎，甚至被稱為「窮人的ENIAC」。這個副總裁的問題在於，他做起工程師來比做起高級管理人員來更為得心應手：儘管他本人對電子科技也很有興趣，卻從未真正明白這一點：IBM要想充分開發電子科技，必須在公司發展方向上作出根本轉變。

不過我父親放手讓我們去做自己的事情，後來我才發現，其實他一直非常密切地關注著我們的一舉一動。沃利・麥克道爾調到紐約之初，每天中午11:30的時候都會有個送餐員將兩盒午餐送到他的辦公桌上。11:35的時候，我父親會走進他的辦公室，坐下來，一邊打開其中一個餐盒拿出三明治來吃，一邊開始問沃利問題。父親幾乎每天都會同麥克道爾進行這種午餐會議，持續了好幾個月，而當時我一直不知道這件事情。

正是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了解，當你需要採取某項行動時，不要去徵求大多數人的意見，即便他們是此中行家。你得自己體會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然後作出自己的決定。這純屬直覺，因為當時我還不夠自信，所以沒能堅定自己的想法，但我打心眼裡知道，我們必須進入計算機和磁帶的領域。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公司總部里某個人的響應，而且他還不斷督促我付諸行動：此人就是柯克的哥們兒比肯施托克。在柯克去世后說服比肯施托克打消辭職的念頭是我做過的最明智的舉動之一，因為在將IBM推進至電子計算機市場的過程中，他比任何人做的都要多。他從銷售總經理的位子上下來后，被派遣到一個叫作「未來需求」的小部門中。這個部門的工作就是不斷聽取顧客的意見，從而幫助調整公司的產品結構。比肯施托克只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就將「未來需求」部變成了IBM未來方向的「監視器」。他本人不是工程師，但他對機器方面的東西有種天然的領悟力，並且有能力將其清晰地表達出來。

當ENIAC的研製者埃克特和莫奇利辭去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工作，在費城的一處店面開起自己的公司，開始同IBM角逐時，父親對他們的前景表現出極大的懷疑。但沒過多久，清晰的事實就擺在了我們面前：這兩個傢伙不僅是傑出的工程師，還是優秀的推銷員。他們將即將推出的新機器命名為「通用自動計算機」，簡稱UNIVAC，宣稱它不僅適用於實驗室，也適用於會計室。儘管第一台UNIVAC要數年時間才能真正製造出來，但埃克特和莫奇利僅憑一紙產品說明書，就贏得了我們十個最大客戶中的兩家——國家人口調查局和保誠保險的資金支持——此外至少還有一家別的保險公司有意投資。當父親知道此事時，他的懷疑變成了熊熊怒火。

「我們知道它們的需求，我們已經浪費了三個月了。要是我們造不出來，那乾脆退出這行好了。要是我們造得出，那就去造，而且要保證造出來的機器售價是那兩個傢伙永遠提供不了的優惠。我們的基礎比別的任何人都要好，要是我們沒辦法在這個基礎上造出這樣一種機器提供給客戶，那我們就根本沒資格在這行待下去了。讓那兩個傢伙得到那些保險公司的資助，簡直就是打在我們IBM臉上的一記響亮耳光啊！」

他提出的這個計劃耗資之多達到迄今為止IBM歷史之最：父親研製SSEC的花費不過它的十分之一。我要求進一步了解此種機器，於是1951年元旦后不久，我們在我的辦公室舉行了一次會議。與會人士中，只有我和威廉斯不是專業技術人員。赫德、帕爾默和比肯施托克把他們的公文包放在桌上，拿出這種新型計算機的示意圖——用電線連接起來的一堆黑盒子，看得我實在摸不著頭腦。經過多年的努力，我終於迎來了這一關鍵時刻。我們出得起這筆錢；我知道我能說服我父親和其他的主管接受這個計劃，只需要簡單地告訴他們這種計算機對於戰爭制勝至關重要。我不打算徵求推銷員或是市場調研人員的意見，因為他們要是看到我們打算幹什麼的話，只會大聲反對。我也沒想著能同父親討論計劃中的每個細節——因為很多細節我自己都是一知半解，肯定沒法回答他會提出的那些問題，所以我只能靠自己。我有一屋子才華橫溢的技術人員，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不過這可是一次押上300萬美元的豪賭——這筆錢的數目等於IBM過去兩年間研發費用的總和了。於是我對比肯施托克說：「我們開干吧。不過我希望你能幫我個忙，把這些計劃書整理一下，你和赫德帶著它們出去轉轉，看看能不能接到訂單。」與此同時，為了避免來自推銷員方面的疑慮，我們為這種新型計算機取了個充滿愛國熱忱的名字：「國防計算機」。

比肯施托克不斷告訴我說，穿孔卡片註定要被淘汰，要是我們不醒悟過來的話，我們也會是同樣的下場——淘汰。顧客們想要更快的速度，而我們的機器已經到達極限了。當我們將我們的穿孔卡片機運轉速度加快時，它們的磨損速度也變快了；當我們將我們的高速分揀機的速度從每分鐘分揀600張卡片提至800張卡片時，卡片本身就開始裂成碎片。他不斷地提醒我，讓我注意電子應用領域所有的動向，並且問我是不是真的想錯過這個機會。時時刻刻聽著這些念叨真是讓我非常頭疼，因為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說服httpｓ://ｒeａｄ.９９ｃｓｗ.ｃom我父親。但我也知道，要是我把他的這些話當耳旁風，那我就是個大傻瓜。

我知道，最讓父親鬱悶的是UNIVAC的設計。他覺得那是對我們的主營產品——IBM穿孔卡的一種挑釁。埃克特和莫奇利宣稱穿孔卡片已不再適用於現代電子設備。UNIVAC將取而代之，將數據存儲在新的媒介上——磁帶——當時這種東西已經應用於早期的錄音機上了。這個方法基本上還沒有得以實證，但幾乎所有的新型計算機設計都用到了它。埃克特和莫奇利向客戶們解釋說，磁帶同穿孔卡片相比，有著極大的優勢。首先，用它處理起數據來速度很快——在大型計算機中，使用磁帶錄入和輸出數據的速度幾乎可以與電流的速度相媲美。其次，它很小巧。像菜盤子那麼大小的一盤磁帶可以儲存一家保險公司一整個業務大區的保單記錄，而要是用穿孔卡片的話，得用到大約一萬張卡片，摞起來足有好幾碼高。

我所抨擊的正是父親倍感驕傲之處。他總是告訴人們，IBM擁有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工程部，他全心全意地信賴這個部門。不過他沒有直接回應我的話，而是按鈴叫來秘書，要求召見主管工程的副總裁。大概兩分鐘之後副總裁來了，父親對他說：「我兒子告訴我，說我們沒有任何像樣的研發機構，是這樣嗎？」

我估計那個勞動節弗蘭克・漢密爾頓是沒的休息了。節后的那個星期二，他帶著一臉憔悴出現在了我父親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會議在我父親辦公室隔壁的那間鑲著胡桃木牆板的大會議室召開。IBM所有的主管都參加了，與會的還有公司的保險業財會事務專家。漢密爾頓在會上提出了一個規模宏大的計劃，打算研製一種機器用以對抗UNIVAC。這種機器將同時使用磁帶和穿孔卡片，研發費用預計為75萬美元。大家聞言都止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氣。從研製一部穿孔卡片機的角度來看，這實在是一筆驚人的花費。當時我們投放市場的設備平均造價大概是2萬美元，月租金800美元。這麼算起來的話，一台造價為75萬美元的機器月租金得有3萬美元了！

父親一開始覺得，從商業角度看，電子計算機不會對IBM產生任何影響，因為在他看來，穿孔卡片機和大型計算機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席捲而來的計算機革命也許會讓整個科學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會計室里，穿孔卡片機仍將立於不敗之地。

時機終於來臨了，那是1950年的5月，我和父親來到恩迪科特參加百分百俱樂部年會。戶外活動日那天，我和父親到IBM鄉村俱樂部觀看體育賽事。我發現麥克道爾正站在網球場邊上，於是對我父親說：「父親，我們真的應該著手加強我們的研發工作了。我覺得我們應該從沃利開始。再沒有別的合適人選了。他有麻省理工學院的學位，這是其一；第二，我覺得現在主管工程設計的那個人既沒有那個能力，也沒有那個遠見負責這件事情。」

「不是的，我是說最少幾百人，也許幾千人。」

「要是我們自己出錢的話，大概要花多少錢？」我問。

「研發過程加上製造一台樣機的話，要300萬美元。」他回答，「但整個項目算下來得要這個數的三到四倍。」

父親真的覺得SSEC就是最好的計算機了，其他同類產品在它面前簡直不堪一擊。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的確是事實。SSEC就好比我曾擁有的一款老式汽車，斯坦利蒸汽汽車——在它所處的時代卓越超群，卻並未擁有能夠最終制勝的科技含量。SSEC標志著IBM一個時代的終結：它是一群極具才能的發明家所取得的最後一項偉大成就，這群發明家貢獻了他們的一生為我的父親效力。他們曾設計出穿孔卡片機，IBM正是在此基礎上逐步獲得了成功，現在他們又研製出有史以來最為先進的機器之一。但是，儘管他們已經走到了通往計算機時代的大門邊，卻只有少數幾個人真正邁進了那扇大門。SSEC是在極其封閉的環境中研製出來的，其設計完全對外保密，所以儘管它大獲成功，卻沒有改變多少IBM在技術界的形象。新一代的電子技術工程師們依然將我們視為固步自封的公司，認為我們緊抱著穿孔卡片機和過去死不撒手。

「當你把一則信息記錄在一張穿孔卡片上時，它就是永存的了。你能親眼看到它，能把它拿在手裡。即便是保險公司里數量巨大的資料也總是能夠被文員親手抽樣檢查。可要是你用磁帶呢，那就等於把你的資料儲存在一種設計出來就是為了清洗和再利用的媒介上面。」父親站在客戶的角度設想這些，然後繼續說，「想想看吧，你某天著手記錄資料，滿心以為那些磁帶把你的數據都記錄下來了，可等你想要把資料拿出來用時，卻發現那上面什麼都沒有！」弗蘭克・漢密爾頓的計劃在會議桌上就夭折了，父親還告訴市場部的人給保誠保險公司打電話，說服他們投資UNIVAC項目是不明智的。

同時，我也開始收到來自客戶的警告之詞，大家都在說穿孔卡片就要被淘汰了。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一位副總裁吉姆・梅登（Jim Madden），他也是我父親的朋友，某天他把我請到他的辦公室。「湯姆，」他說，「你們快要失去我們這兒的生意了，我們已經把這棟樓里的三層用來裝穿孔卡片了，可還是不夠。我們再也沒法負擔額外的存儲空間費用了。有人告訴我說，我們可以用磁帶來保存資料。」《時代》周刊的總裁羅伊・拉森也對我說了類似的話。我曾在紐約醫院基金會的募款活動中為他工作過，他的公司也是我們的大客戶之一。他對我解釋說，《時代》周刊和《生活》雜誌之所以如此熱銷，是因為它們能在每周發生的新聞熱度尚在時，便送達數以百萬計的讀者手中。《時代》周刊雜誌社用IBM的穿孔卡片設備處理訂戶名單和投遞地址，但記錄一位訂戶的信息就需要三張穿孔卡片，而每個月新增加的訂戶數以千計，我們的機器幾乎都快處理不過來了。「我們有整整一棟樓里放滿了你們的設備，」拉森說，「人都快下不去腳了。要是你們不能承諾給我們來點新東西的話，我們只好另尋他途了。」

在比肯施托克和赫德啟程去推銷此種計算機之前，我們得先給它定個價。當時IBM里沒人知道怎麼給電子計算機定價，於是帕爾默帶著手下人算了一下購入真空管將要花費多少，在這個基礎上增加50%，得出一個數字：此種計算機的月租費應為8000美元。隨後比肯施托克和赫德拜訪了他們之前去過的所有那些國防實驗室，大力推銷「國防計算機」，宣傳它的全新功能。客戶們非常踴躍，不到兩個月時間，我們已經接到11份訂單，此外還有10個潛在的客戶。有了訂單在手，威廉斯和我便有底氣將項目計劃書提交給我父親，他沒提任何問題就批准了。

沃利大吃一驚，不過他還是接受了，我們任命他為工程設計部的主管。麥克道爾的前任保留了副總裁的職位；諷刺的是，將負責工程設計部的職責從他肩上卸下好像反而讓他渾身輕鬆了許多，他成為了電子技術研發工作的積極鼓吹者和強力支持者，特別是在晶體管的應用方面。與此同時，麥克道爾開始了大規模的招聘工作。一開始IBM想要吸引頂尖的電子技術人才並非易事，因為我們在這個領域毫無建樹。我們不能說：「來看看我們有什麼！」我們的定位更多是「來聽聽我們打算做什麼」。不過我們還是招聘到了不少人，因為我告訴麥克道爾，只要來應聘的人有那麼一點點可靠跡象表明將來能幹出點成績，就來者不拒。我對於應聘者來自何處也全無要求。所以他網羅了各式各樣的人物——美國人、歐洲人、埃及人乃至印度人。一些有著同我們全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干起活來差點意思——ｈｔtpｓ://ｒｅad.99ｃsw.ｃom來自英國和美國的應聘者作出成績的比率要高些。不過，在我們網羅的人才數量達到「臨界點」之前，這些都無關緊要。電子計算方面的問題種類多樣、數量繁多，除非我們有了足夠的人手，否則根本幹不成什麼事。等我們有了足夠的人才，就能對他們進行分類篩選。多虧麥克道爾的辛勤工作，在6年時間里，我們的工程師和技|師數量便從500人增加到了超過4000人。

但縱觀當時的IBM，帕爾默的工作屬於異數。1949年我一接過執行副總裁的擔子，就對我們全部的研發項目作了一個徹底的盤查，最後得出結論：IBM仍然處在「黑暗的中世紀」。我終於對父親開口說，我們需要做些改變了。當時我非常沮喪，於是以十分激烈的言辭批評了他設在恩迪科特的研發機構。我對他說：「你在那兒的人全是些蹩腳的工程師，他們做的事就連猴子拿個扳手都能做到。你還不明白么？對著金屬塊敲敲打打製作機器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現在要想在這一行幹下去，你得用示波器，你得明白電子管中電流是怎麼運動的、波束掃描是怎麼回事。你得做些理論性的工作，你得同有能力做這些工作的人共事，他們的背景同我們現有的那些人是不一樣的。你得聘用工程學專業的大學畢業生——聘用很多很多。」

隨著「國防計算機」項目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IBM部門參与進來。這個項目贏得了一些重要的支持者，包括雷德・拉莫特，此時他已經當上了主管銷售的副總裁；此外還有穿孔卡片機部門的銷售經理維恩・利爾森。我一直等著父親就這一項目評頭論足，但他從沒這麼做。相反，他在這個項目的進度過半時，對它進行了公開的祝福。他在1952年4月召開的股東年會上宣布，IBM正在研製一種電子計算機，「要比SSEC快上25倍」，這種新型機器將同我們的常規產品一同出租並享受售後服務。他將這種機器稱為「IBM701」，就像我們其他的產品一樣，而不像給它取個諸如TOMMIAC之類的名字，我對此十分感激。我敢肯定當時他心底肯定有著疑惑——那年3月，他曾同整個董事會一起到波基普西參觀「國防計算機」的樣機。負責展示樣機的工程師有些激動過了頭，說出了「未來屬於電子計算機」之類的話。我後來才知道父親當時對電子計算機獲得如此美譽相當不悅。不過他從未對我提及此事。要是在一年之前，他肯定會說：「就沒個人來告訴這個年輕人，我們公司的未來仍然屬於IBM穿孔卡片？」我想他是有意識地在將我和我的機器推上舞台。

604電子乘法器也大獲成功，這讓我更加堅信電子工業的發展將比任何人預期的都要快。604電子乘法器同其前輩603電子乘法器一樣，是為安裝在普通的穿孔卡片機上設計的——就連它那笨重的、維多利亞式的黑色金屬外殼都同603電子乘法器如出一轍。但這個金屬外殼裡面的機器構造一點兒也不老舊過時。帕爾默和他手下的人作出了一種全新的設計，驚人的簡潔，將以前經常會燒壞或出毛病的真空管變得不再是個問題。他們將每隻真空管及其配套線路安裝在一個標準化的插入裝置上，這種裝置可以以極低的價格大批量生產。通過這種方法，每隻真空管都可以在安裝到機器上之前進行徹底檢驗；要是機器使用過程中真空管壞了，更換也很方便。這種設計也使得我們能夠在顧客開始競相搶購604電子計算器時很輕鬆地提高產品產量。

在研發電子計算技術方面，IBM內部阻力重重，以至於相比之下，直接收購埃克特和莫奇利的公司反而來得更簡單。諷刺的是，這樣的機會曾經真的擺到過我們面前。1949年，埃克特和莫奇利的主要資助人在一場空難中喪生，沒過多久這兩位發明家就彈盡糧絕，只得來找我父親。他們來訪時，我也跑去了父親的辦公室。我之前從未見過莫奇利，所以對他很是好奇。結果我看到的是一個瘦高個男人，穿著隨便，看上去好像對這次會面很不屑一顧的樣子。埃克特則剛好相反，穿著非常整潔。走進辦公室后，莫奇利立即一屁股坐在沙發上，把腳翹到茶几上——要是他打算對我父親表示一些尊重的話，這副樣子可算糟透了。埃克特開始陳述他們的成果，不過我父親已經猜到了他們的來意，IBM的律師已經知會過他，想要收購埃克特和莫奇利的公司，是不可能的事情。UNIVAC是IBM為數不多的競爭者之一，根據反托拉斯法案，我們不能併購他們。所以我父親告訴埃克特說：「我不該讓事情到這一步的，我們不可能同你們作出任何形式的約定，要是讓你們產生了這種想法，會很不公平。根據法律，我們已經被告知我們不能那麼做。」埃克特很明白我父親的意思。他站起身來，說：「不管怎麼說，感謝您花時間見我們。」莫奇利自始至終沒說過一句話，他沒精打采地跟在站得筆直的埃克特後面出了門。幾個月後，傳來消息，他們的公司被吉姆・蘭德（Jim Rand）收購了。我們在穿孔卡片機市場上的老對頭雷明頓-蘭德公司（Remington-Rand）現在將完成6台UNIVAC機器的訂單。

當時我們僅有的電子技術專家處於公司的邊緣。他們的實驗室設在波基普西市，位於一棟可以俯瞰哈得孫河的鄉間老宅中，而且他們還不得不同附近IBM打字機廠的工程師們合用這個實驗室。這些電子工程師們絕大多數有過參与戰時國防項目研發的經驗，像是雷達什麼的。他們的頭兒拉爾夫・帕爾默（Ralph Palmer）曾經參与過國家安全局前身的機密項目，研製電子線路。1947和1948年，波基普西實驗室的主要項目是改進我最愛的機器：603電子乘法器。同時這個小組還開始試製UNIVAC式計算機和磁帶，但當帕爾默向那位主管工程的副總裁申請人力和財力支持以擴展這項工作時，那位副總裁拒絕了他。那位副總裁認為這一工作只會耗費原本可以供恩迪科特主實驗室用來改進穿孔卡片機的資源。當時恩迪科特的人正對數個項目寄予厚望，他們研發出了一種能夠使用巨型穿孔卡片的機器。這些巨型卡片尺寸是普通穿孔卡的兩倍，能夠容納更多的信息，他們指望靠這種巨型卡片來留著《時代》周刊雜誌社這樣的客戶。

這個主意相當激進，理由有兩個方面。首先，從技術層面說它是激進的，因為當時存世的計算機大概只有十多台，而除開埃克特和莫奇利，絕大多數設計者的想法仍然建立在設計專用計算機的初衷上。其次，這個主意從耗資方面來說也相當大胆，因為比肯施托克和赫德希望我們自己支付研發費用。比肯施托克指出，要是我們接受政府資助，就不得不將大量相關資料上交給政府，那樣的話我們就永遠沒法擁有牢靠的專利權。

父親顯然已經考慮過這件事情，覺得換人是必要的。他回答我說：「這個主意不錯，你過去跟他談談？」

為SSEC不遺餘力進行宣傳的是哥倫比亞大學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天文學家，名叫華萊士・埃克特（Wallace Eckert）。在20世紀20年代末，埃克特。率先將穿孔卡片數據處理方式應用於科學問題的解決之中。他個子很小，不愛交際，單憑外表很容易被人低估。但在二戰期間對抗德國潛艇的戰鬥中，他通九*九*藏*書過計算出空前詳細的航海表，扮演了一個幕後英雄的角色。這些航海表能夠讓在北大西洋遭受德國潛艇襲擊的艦隊，非常迅速且精確地確定自己的位置並通過無線電呼救。埃克特是IBM薪水冊上第一位有著博士頭銜的科學家。戰後，我父親聘請他來主持IBM的理論科學部，並在哥倫比亞大學旁邊為他建立了一座研究室。他的工作讓許多科學家第一次看到了由機器代替人工進行計算的可能性，並吸引了大批人士前來關注SSEC。

他們考察了許多國防相關的領域——原子能、導彈、密碼分析、天氣預測、作戰演習等等。他們發現工程師和科學家們迫切需要高效的計算機器。因為朝鮮戰爭，當時美國境內瀰漫著一種嚴峻的危機感。距離二戰結束不過五年時間，美國已經大規模裁軍——士兵們退役複員，艦艇入庫封存，坦克和轟炸機被切割成了廢銅爛鐵。當國內僅有的常備軍被朝鮮戰爭全面牽制時，人們開始擔心蘇俄會乘機進攻歐洲或世界其他地方。於是在1950年秋天，美國匆忙地進行了動員和徵兵。就在比肯施托克和赫德四處走訪時，朝鮮的局勢不斷惡化——11月，中國志願軍參戰，將美國軍隊趕出了北朝鮮，美軍只得困守朝鮮半島南部三分之一的地區。

父親就像一位國王，眼看著一場革命在鄰國興起，卻覺得事不關己，一直等到自己的子民開始騷動時才大吃一驚。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一箇舊時代已經終結，一個新紀元已經開啟。

我覺得他是不敢太過於刺|激父親；也許他感覺到父親並不希望他那麼做。但他明明可以通過很多辦法做到兩全其美。他可以說：「兩位沃森先生，你們兩個都是對的。對我們迄今的產品結構而言，我們的工程設計部門的確非常優秀。不過我們將來必須採用真空管和電子線路，現在我們公司幾乎沒人了解這些東西。」

公司里那些老資歷的銷售主管和營銷策劃帶著極端懷疑的態度看待這次大規模的招兵買馬，那都是些在市場上久經考驗的人，是IBM的核心所在。在他們看來，在穿孔卡片機就像剛出爐的蛋糕那樣熱銷時急急忙忙地踏足電子科技領域實在很說不通。他們給我們招來的那些麻省理工畢業生們取可笑的外號，像什麼「四眼」「書蟲」。

當然了，甚至早在中國的算盤發明之前，人們就已經在生活中運用到各種計算設備了。早些時候，也已經有少量能夠勝任多種數學計算工作的大型計算機器存在，像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IBM為哈佛大學製造的馬克一號。但這些設備的工作原理就像人用手指頭計數一樣。它們的內部構造是電子管和機械的結合，同一台普通的穿孔卡片機並無二致。ENIAC的面世之所以引起轟動，正是因為其工作原理與之前的計算機有著本質的區別。ENIAC沒有來回運轉的機械部件，只有電子在它的真空管里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穿梭。這些電流迴路所做的全部工作實際上不過是計算1加1，但它們需要做的也就只有這些。科學界和商場上最複雜的問題其實常常能被分解成加減、對比、排序這樣簡單的算術和邏輯步驟，只不過要得出最終答案，你需要將這些步驟重複數百萬次，在電子計算機發明以前，沒有任何機器能夠以足夠快的速度完成這一工作。我們的穿孔卡片機中速度最快的繼電器，每秒鐘也只能完成四次加法運算。而即便是像ENIAC這樣原始的電子計算機，其電路每秒鐘都能完成5000次運算。

這一運算速度的極大提高向每個同數字打交道的人預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他們的生活從此將徹底改變——我曾聽一位工程師將這比作手握一塊錢和坐擁百萬美元的差別。一位參觀了ENIAC處|女秀的《時代》周刊記者這樣寫道，它「輕盈靈活的電子」開啟了一片全新的領域。到此時為止，世界上已有許多科學和工程方面的理念廣為人知，但無人加以實際應用，因為投入實用需要太多的計算工作。打個比方，在理論上，飛行器設計師們很清楚該如何預測風阻，但進行這些計算實在太麻煩了，所以他們寧可用一個不那麼精確的辦法，也就是製造按比例縮小的飛行器模型，拿到造價高昂的風洞進行測試。所以ENIAC一經面世，人們便開始展望美好未來，希望能夠在計算機的幫助下突破音障、預測天氣、解開基因的秘密乃至設計出比原子彈威力更為巨大的武器。

沒過多久，我有了一個想法：IBM要想前程無虞，聰明的做法就是僱用電子工程師——大量的電子工程師。不管我們最後是否得通過電子計算機和磁帶賺錢，IBM總歸需要了解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電子應用領域猶如一塊新開闢的戰場，戰線既多，戰場上的形勢又瞬息萬變，所以我覺得一小支電子工程師「部隊」肯定不夠用。我們需要足夠多的相關人才，才能做到「量變引起質變」。不過我的這一想法產生於父親任命我為執行副總裁之前，當時他手下那些研發人員沒一個聽我的。IBM的主實驗室設在恩迪科特的北大街上，那是一個非常古怪的地方。雖然在那裡工作的人有三四百之多，但其核心卻是七位高級工程師，父親將他們稱為他的「發明家們」。這七個人多半是自學成才，跟隨我父親已有數十年之久。儘管實驗室設有一位主管，公司里也有一位主管工程技術的副總裁，但這些「發明家」都直接向我父親報告。父親實際上等於「總工程師」。當他有個關於某種產品的點子，就會在這幾個「發明家」中叫來一兩個，把自己的想法描述一番。接著這些「發明家」就會回到實驗室，試著把父親的設想——用他們的話來說——「用金屬造出來」。這幾個「發明家」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間和助手，每當父親有某個工程技術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時，他總喜歡讓兩支或者更多支這些「發明家」領導的工作組互相競爭。「沒人能聰明到先知先覺。」他過去常常這麼告訴我。父親的這種做法很費錢，不過對改進產品而言非常有效，後來我自己也採用了這種辦法。

我可不認為跑去跟父親說穿孔卡片要完蛋了是個明智之舉。他只會把我丟出辦公室。我用了一個循序漸進的法子，我知道這會對老爺子管用。1949年的時候，我從公司最好的計算機系統專家中抽了18個人，組成一支工作小組，研究我們是否應該在產品目錄中加入磁帶。改進產品的建議應該來自客戶——這一理念對於我父親來說如同宗教信仰。當然了，客戶們提出的要求並非總是一致——有的希望機器更快；有的希望列印出來的東西更整潔、能複印更多份複印件；有的希望機器運轉起來噪音小些——要是你緊張兮兮地想要面面俱到，下場就是破產。你需要甄別哪些改進是有意義的，而且能真正回本。這個工作組花了3個月時間研究磁帶是否可行。當他們回來彙報時，說的是：在這個世界上，就會計工作而言，穿孔卡片是最好的東西了，IBM不會有磁帶的立足之地。我再次作出努力，把頂尖的推銷員們召集進來，向他們描繪了一番磁帶的功用，但他們最後也都是大搖其頭，覺得穿孔卡片更好。從他們那裡我沒得到任何可以拿去說服父親的東西。

「最好的辦法就是考察一下那些公司的需求，看看它們想要什麼。」

不過就像事實證明的那樣，我覺得父親是打定主意要將IBM全面電子化的機會留給我，而「國防計算機」是他讓我以公司領導者的身份所做的第一次重大冒險。

這個項目一經啟動，生產新型電子計算機的想法便俘獲了我的想象力，我從沒想過經商能如此吸引我。我在心裏將國防計算機項目想象成類似於萊特兄弟壯舉的事情。他們想飛上藍天，卻遇到了無數阻礙。他們面臨著動力問題、如何用機翼提升機身的問題、如何控制機翼的問題，他們面臨著如何離地起飛的問題。他們必須研製高https://read.99csw.com效的螺旋槳，當他們試圖依照輪船螺旋槳仿製飛機螺旋槳時，發現根本行不通，因為水和空氣完全是兩碼事。他們遇到的這每一個問題各不相同、毫無聯繫，要是其中有一個他們沒能解決，他們是永遠沒法飛上天空的。而這兩個人，在七年時間里逐一解決了這些問題，唯一協助他們的只有他們自行車鋪子里的一名助手。

「我想我們正有此打算。」漢密爾頓回答說。他表現得有些不悅，因為我父親忘了漢密爾頓和其他的工程師們正在夜以繼日地研製那台超級計算機。此時父親變得愈發生氣。

朝鮮戰爭爆發后，我們終於開始研製計算機。那是1950年6月，當時我父親正在歐洲忙於建立IBM世界貿易公司的事情。他給杜魯門總統發了封電報，提請將IBM的資源供政府任意使用，並指定我為此事的聯絡人。我將比肯施托克派至華盛頓，讓他看看我們能夠做些什麼。我知道他會自告奮勇地提請政府讓IBM研製一種供戰時使用的計算機，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在我看來，要是我們能夠同政府簽訂合同生產一些獨一無二的計算機，我們就能在這個新領域中佔得一席之地。整個1950年的秋天，比肯施托克拜訪了五角大樓的各個部門，四處參觀政府名下的實驗室，走訪各個國防承包商，了解他們在計算方面的需求。他隨身帶了一位數學家，是在1949年從橡樹嶺原子能實驗室跳槽到我們公司的，名叫卡斯伯特・赫德（Cuthbert Hurd）。赫德了解一切關於科學計算的事情——實際上，他曾在將穿孔卡片機推廣至工程實驗室和工場的活動中充當了先鋒。

SSEC堪稱都市中的一道奇景——三面長長的牆，嵌滿電子儀錶和控制面板，到處是指針、開關、錶盤以及在機器進行運算時不斷閃爍的指示燈。每天有數以百計的人駐足觀看SSEC，好些年裡，當人們聽到「計算機」這個詞時，浮現在腦海中的都是它的樣子。當好萊塢開始在科幻電影里加入計算機這個元素時，它們的樣子看起來總是很像SSEC——儘管說起來SSEC算不上是真正的計算機。父親將這台機器捐贈出來「供全世界科學研究使用」。SSEC投放社會是非盈利性質的，任何人，只要有「純科學」問題想解決，都可以免費使用它；而那些不是出於這個目的的用戶——像是需要對某塊正在鑽探中的油田進行數據分析的石油公司——我們每小時收取300美元，以維持機器運行所需要的開銷。

1948年的時候，我變得愈發不安。我的朋友雷德・拉莫特從華盛頓辦事處給我寄了封信，信里寫道他派了一個人參加全國各地的工程類會議。據此人報告，至少有19項關於計算機的重大項目正在進行——其中絕大部分將採用磁帶。雷德說這事讓他感到很是不解：「鑒於IBM在計算機設備領域的領導地位，它難道不應該積极參与該領域的活動，對所有的動態了如指掌么？」

1947年勞動節前的那個星期三，我走進父親的辦公室，發現他正在對著我們的一位高級工程師弗蘭克・漢密爾頓（Frank Hamilton）大發雷霆。在場的還有一位秘書，正逐字逐句地記錄他們的談話內容。父親一開口便說：「我聽說好些保險公司給那幾個造出ENIAC的傢伙提供資助，讓他們研製計算機。我們為什麼不製造一種符合它們要求的機器呢？」

在這嚴峻的局勢下，比肯施托克和赫德提出了一個比我預想的要大胆得多的計劃。他們說我們應該研製一種通用科研計算機，可以應用於他們之前考察過的全部國防領域。「也許它不能解決百分之百的問題，但它將解決百分之九十的問題。」赫德這樣告訴我說。他覺得我們能找到三十家願意為這種機器掏錢的客戶。

副總裁想了一會兒，然後慢慢地說出他的回答，好顯得誠懇些：「我們有著全世界最出色的研發機構。」這一刻，他這個人像在我心裏的印象就算完了。每個在商場打拚的人，終其一生都在會某個時候被問到類似這樣的問題。他要麼勇敢地作出回答，然後或是被開除，或是被提拔；他們也可以選擇做個懦夫。這位副總裁剛剛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因為我父親來日無多，而等我當上了一把手，身邊肯定不會有這個副總裁的位置了。要是連我都知道我們缺乏必需的科研機構，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知道研發是怎麼回事，他知道工程設計是怎麼回事，他應該能看清形勢，了解到我們正處在一個不妙的境地。

我繞過網球場走到麥克道爾面前，問他是否願意調到紐約，大規模地招聘工程師。「你說的『大規模』是什麼意思呢？」他問，「幾十個？那樣的話我在這兒也能幹。」

要不是阿爾・威廉斯，我都不知道我和父親會因為工程設計問題而僵持多久。阿爾當時仍在負責財務事務，他做了一項研究，將IBM用於研發的費用同RCA（美國無線電公司）、通用電氣公司以及其他成功的公司做了番比較。結果顯示我們大大落後。平均看來，這些公司將總收入的3%——即每100美元銷售額中的3美元——用於研發。而我們只拿出2美元25美分。

20世紀40年代末，報紙上到處都是關於實驗性計算機的報道，這些計算機有著古怪有趣的名字，像是BINAC、SEAC、MANIAC和JOHNNIAC。以電子技術和計算機應用為主題的科學會議場場爆滿。IBM原本並沒有製造此種機器的計劃，但關於這類機器的研製計劃不斷傳入我們耳中，致力於此的既有英國、美國的高等院校，也有像雷神公司、美國無線電公司這樣大名鼎鼎的公司，還有一些此時籍籍無名後來名聲如雷貫耳的科研新秀。這些新機器通通又龐大又笨重，而且十分昂貴，設計的目的都不是為了商業銷售，此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們之中只有ENIAC——也就是我和查利・柯克跑去賓夕法尼亞大學參觀的那台著名機器——是真正投入正式運行的。儘管如此，人們還是不能自已地猜想這些「巨大的電子頭腦」對於人類將意味著什麼。

在那九*九*藏*書個時候，對於研製像UNIVAC那樣的計算機——或是放棄穿孔卡片轉而使用磁帶——這樣的想法究竟有沒有商機在裡頭，我不是很肯定。那些新型計算機又笨重又複雜，造價極其高昂，設計中採用了那麼多異乎尋常、未經檢驗的技術，使得它們實際上可能並不具有適用於商業用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父親的許多顧慮我也有，不過我不得不為電子電路那極快的速度而嘆服。我們的603電子乘法器大受顧客歡迎，這還是父親在我的不住催促下推向市場的。它同UNIVAC相比，就像一隻小老鼠之於大象。603電子乘法器設計出來就是為了配合普通的穿孔卡片數據處理設備使用，月租金僅需要350美元。但它很成功——我在IBM的第一次成功——我覺得它也許預示了我們將來的方向。在波基普西市的IBM工廠，我們有一支由電子工程師組成的小小隊伍，正在研製603電子乘法器的升級版，我們稱之為604，但我開始擔心我們做的可能還是不夠。我懷疑我會這麼想，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當時我不過33歲，而我覺得再過個10年或者20年，IBM就會「字元串操作空間不足」了。

漢密爾頓終於意識到我父親有多麼生氣。為了免遭池魚之殃，他只好開始附和我的父親。「沒問題，我們能造出來，」他說，「一點問題也沒有。」

之前威廉斯去找我父親的事我全不知情，但我在會上聽到父親的話時十分高興。父親心知肚明他的這一決定，意味著IBM將大力開展電子技術研發工作。我望向會議室另一邊，那位主管工程技術的副總裁就坐在那裡，我開始考慮用誰來取代他。帕爾默並不是合適的人選——將波基普西實驗室那群特立獨行的傢伙的負責人放到這個位置上，對父親在恩迪科特的那些「發明家」將是個侮辱，這沒必要。此外，波基普西實驗室也實在離不開帕爾默。我花了好些天才確定了一個人選：沃利・麥克道爾（Wally McDowell），恩迪科特實驗室的負責人。麥克道爾同我父親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聯繫，因為他的父親是康寧鎮上的醫生，那個鎮子距離我父親成長起來的地方不過四十英里。他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當時公司里這樣的人才只有寥寥幾個——他同那位主管工程技術的副總裁同一年進入IBM工作，公司里那些「老頑固」都很尊重他，但他富有遠見，這一點給我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儘管他在招聘電子工程師方面沒有任何經驗，但我覺得他能把這事辦好。在提升麥克道爾和撤換那位主管工程的副總裁這件事上，我沒有走正式程序，而是等待著，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直接向父親提請。

我們面臨的問題同樣複雜，儘管我們的人手比他們多好幾百倍，可支配的金錢也多得多。我們將放棄穿孔卡片，一種我們十分了解但是速度相對較慢的存儲媒介，轉而採用一種速度快百倍但我們一無所知的存儲媒介。我們得設法開發邏輯電路、記憶電路、磁帶控制裝置、讀寫頭、穿孔卡-磁帶數據轉移技術，而且還得聯合其他製造商改進真空管和磁帶本身。帕爾默的實驗室迅速壯大，那棟鄉間老宅已經裝不下了，我們只得租用了另一棟建築，就在哈得孫河邊，離那座老宅不遠，曾經是一家腌菜廠。我們將其改建成進行真空管和電路研發的實驗室，而所有關於磁帶方面的研究工作仍在原來那棟鄉間老宅里進行。從本質上說，我們正在進入一種全新的行業。

此時的IBM處於這樣一種典型境地：因為現有的成功而抱持井蛙之見。正是由於很多其他行業也抱著這種心態，這個時期里，電影錯失了進軍電視屏幕的機會，因為它覺得電影是電影，娛樂業是娛樂業；鐵路也漸漸式微，被公路運輸和航空運輸趕超，因為它覺得火車是火車，交通運輸是交通運輸。我們的業務範圍其實是數據處理，而不僅僅是穿孔卡片數據處理——但當時在IBM，沒人聰明到能想到這一點。

這些工程師一直以來都對父親心存畏懼，因此也不敢要求時間上的寬限。他們全力以赴，把手頭其他所有的工作擱置一旁，在1947年餘下的時間里幾乎不分晝夜地工作，花費了差不多100萬美元——製造出一台能夠實際運行的機器。它叫作可選序列電子計算器（Selective Sequence Electronic Calculator），也被稱為SSEC，它是一個古怪的龐然大物，電子元件和機械部件不協調地組裝在一起，就像現代計算機和傳統穿孔卡片機的「雜交體」。它全長120英尺，有12500隻真空管和21400隻機械式續電器。它在1小時內完成的計算用紙筆運算得花上10年。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台機器是極具創新意義的：它作為第一台可運行軟體的大型計算機而在計算機工業史上佔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它的這一創新，使得它比ENIAC實用許多：你只需要將指令輸入SSEC的存儲器中，就能讓它開始計算一個新的問題，而要改變ENIAC的解題程序，你需要用手重新連接其控制台上的數百條導線。儘管如此，因為有著機械式的內部構造，SSEC成為了一隻「科技恐龍」——它天生就比全由電子元件構成的ENIAC要慢，而用戶希望得到的，正是速度。

在我看來，這個全新的行業既奇妙又驚人。那時你只要踏上波基普西的土地，就能感覺到工程技術領域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轉變。我們在恩迪科特的實驗室總讓我覺得像個古板沉悶的博物館——那裡的新點子相當鮮見，而且都被當成寶貝那樣小心翼翼地保守著，很少公開。而波基普西就像一塊廣袤開闊的原野——那裡的新點子就像空氣一般尋常，你能感覺到無限的未來正在自己面前展開。恩迪科特的那些老「發明家」喜歡單幹，而在波基普西，人人都相信合作才是能將複雜的電子技術項目推進下去的唯一途徑。在波基普西，你目光所及之處皆是奇思妙想。我還記得有一天我走進那座鄉間老宅，發現一個真空吸塵器被安裝在某個磁帶機的底座上。我問工程師詹姆士・威登漢姆（James Weidenhammer）這是幹什麼。他告訴我說他想出個點子，用吸塵器的吸力吸住鬆鬆垮垮的磁帶，免得它們亂成一團。這是個十分聰明的構思，直到今天，所有的高速磁帶驅動器依然根據這個思路來進行設計。

許多人都有這樣一個印象：我和父親在關於電子技術的問題上從未達成一致，這都是因為那次他把那位主管工程的副總裁叫去辦公室所導致的。不過這樣的事情也就那麼一次，事實上，父親和我唯一沒有爭論過的重大問題就是電子技術。這挺奇怪的。我傾向於這樣認為：就算我不曾大力推進此事，父親最終也會將IBM引入電子時代，因為他對運算速度也很著迷。在國防計算機的計劃尚未提出時，父親參觀了他資助的一家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室，那家實驗室當時正在研製高速電路。父親回來後去了我的辦公室，我能看出他有多興奮。他說：「你應該去那兒看看那玩意兒。我不清楚它是什麼，不過那些傢伙用它在一秒鐘里做了20萬次運算！」

倒不是說父親完全忽視了電子計算機面世所帶來的威脅。他只是相信，說到製造用作科學研究的大型計算機，沒人能夠打敗IBM，而在他看來，那些新的計算機正是用作此途，他開始著手證明這一點。1947年春天——那時我還只是個副總裁，大部分精力花在銷售方面——他把那些曾為哈佛研製過馬克一號的工程師們召集起來，告訴他們他想要一台新的「超級計算機」，要是「最好、最快、最大的——要比給哈佛研製的那台機器更好，自然也要比ENIAC更好」。工程師可以使用真空管，只要真空管能讓計算機跑得更快，不過父親希望工程師們在8個月內完成這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