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我像是對我們之間的這種爭吵上了癮，就連我晉陞為IBM總裁這件事，都被我們拿來當作由頭髮起了一場爭執。到了1950年，公司的日常事務實際上是由我和阿爾・威廉姆來掌管的，父親只是時不時插上一腳，檢查檢查我們的工作情況或是作出某個重大決定，他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世界貿易公司那邊。像以往那樣，喬治・菲利普斯充當著我們和父親之間的緩衝帶，也正像以往那樣，這樣的安排實際上沒什麼好處。每次我和威廉姆準備做某件事時，我們會先把一切都安排好，然後告訴菲利普斯，菲利普斯會說：「那就去干吧。」但隨後他會把這事告訴我父親，而我父親會說：「這是我聽說過的最荒唐的事情了！」於是老菲利普斯就會返轡收帆，改變立場。我從未真正埋怨過菲利普斯；他對我父親忠心耿耿，每個人身邊都需要有幾個像這樣的人。但到了1951年春天，當時我正在全力以赴地推動國防計算機項目的進程，這樣的事情又發生了。現在我已經不記得具體是什麼事情了，我只記得我一陣風似的衝進父親的辦公室。「該死的！」我嚷嚷道，「你乾脆讓你的秘書當公司總裁好了！我要做點什麼事情，他先是說好，然後跟你一談，就翻臉不認賬了！」父親讓我去他午間小憩的休息室等著，然後把菲利普斯叫來。兩人說了一番不知所云的話，然後他再次把我叫進辦公室。我一走進去，兩人都轉過身來看著我，然後我父親開口說道：「我們決定讓你擔任總裁一職。」我原本準備跟他接著吵下去的，這個突如其來的宣布讓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了。父親能夠看出我吃驚得說不出話。「怎麼？」他戲謔地說道，「難道你不想接受這個職位？」

父親則指出，他已經無數次拒絕了收購這座「辦公設備金字塔」中其他競爭對手的機會。多年以來，人們不斷試圖將各種機器的專利權賣給他。他曾有過收購安德伍德打字機公司、埃克特-莫奇利計算機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機會。1922年約翰・H·帕特森去世后，國家現金出納機公司的投資銀行曾提議讓我父親將該公司同IBM合併經營。父親將所有這些機會通通拒絕了，他告訴司法部長說，這足以證明自己並非一個壟斷資本家。

最後施拉姆會讓父親這麼干一年。1951年，施拉姆退休了，紐約證券交易所走馬上任了個新總裁，名叫基思・芬斯頓（Keith Founston），他是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三一大學的前任校長。我同芬斯頓在一年前的一次商務午餐會上有過一面之緣，他上任后，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我底下的人給我講了你父親用股票分紅的事兒。我仔細調查了一番，花了好幾個小時琢磨這事，最後認為我們不能任由你父親再這麼幹了，所以請他不要再到我們這兒來。我不希望，我上任的第一次爭吵留給在本地備受尊敬的一位企業家。」

「你就不該那麼做！」他會說。於是，一場激烈的爭吵就這樣展開了。

我和父親遇到過的最棘手的問題莫過於反托拉斯行動。杜魯門政府對大型企業頗為苛刻，每次反壟斷的案，司法部都大獲全勝。1945年它打破了美國鋁業公司對鋁業市場的壟斷，幾年之後又強迫聯合製鞋機械有限公司分成數家小公司，並迫使它們忍受來自國外製造業的競爭。我們知道政府遲早會找上我們。幾乎每家數得上名的美國公司，其財會部都有我們的機器，政府對此再清楚不過了，因為每個政府部門也在用我們的機器。我們憑藉優質的服務收取高額的租金，公司的增長速度和利潤都引人注目——多年以來，我們的稅前純利潤率保持在27%的水準。可是，儘管這一行如此有利可圖，我們遇到的競爭對手卻少得可憐，我們佔有著90%的穿孔卡片機市場。對司法部而言，所有這些都是IBM壟斷市場的鐵證。早在二戰剛結束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對我們展開調查，如同嗜腐的禿鷲般四處窺視。有時那些調查彷彿不了了之，但等下一年我們創下了一個利潤新高或是反壟斷委員會贏了某個大案子時，他們又會盯上我們。

當然了，對司法部來說，所有這些都無關緊要。但這些事情反映了我父親思想方面一些非常重要的特質。就像一次他跟我母親說的那樣：「我不是什麼天才。我聰明的地方只有幾個——但我牢牢地立足於這些地方。」他一直關注著其他的公司和產品，但他始終堅信穿孔卡片機是最有前途的。他總喜歡用一句箴言來概括他的人生哲學：「思不出其位。」如果沒有他對穿孔卡片機的這份熱愛，IBM可能就會失去發展的重點，成為像雷明頓-蘭德公司那樣的大雜燴企業。不過有時候父親「思不出位」得有點過了——舉個例子，1941年的時候，父親拒絕了收購靜電複印術專利的提議，我們差點因此失去了整個計算機市場。靜電複印術的發明者，來自皇後區的切斯特・卡爾森（Chester Carlson）隨後找到一個買家，那家公司後來成為了鼎鼎大名的施樂公司。這是我家老爺子一生錯失的機會中最讓人感到惋惜的一個。

到了施拉姆那裡，父親開口說：「埃米爾，現在我想給你看看我們公司去年的經營狀況。」施拉姆是個高大魁梧的傢伙，他拚命想阻止父親的這一套，但不知道為什麼，父親總能舌燦蓮花地把他說服。施拉姆會說：「真想不通我為什麼能一直容許你這麼干，這下我只能容許別的公司也這麼幹了。」

行政方面的工作佔據了我太多時間。打個比方，當時公司每個職員的薪酬都得往上漲一漲，一部分是因為通貨膨脹，另一部分是因為父親知道在其他行業，工會已經通過鬥爭取得了大幅加薪。要是其他任何公司，這時候只會由總部簡單地下達一個普遍加薪的通告。但父親不會這麼干。他覺得這樣會破壞工人同上級主管間的關係，給工會一個突破口，讓他們給職員灌輸聯合起來同公司討價還價的想法。所以在IBM，加薪必鬚根據個人績效分別進行，每個職員的表現如何由他們的上級主管來評定。一個部門的經理不能簡單地通知自己手下的20個人說大家都獲得加薪了，他必須同這20個人分別面談。他得跟每一個人都說這句話：「你幹得不錯，這是你的加薪。」當我們決定把整read.99csw.com個公司員工的薪水都漲上一漲時，公司上下要進行數萬次這種績效考評談話，公司的業務一時間都陷入了停頓。當然了，員工們對我們正在做什麼心知肚明——這個時候的IBM，可能會讓他們其中一些人回想起軍隊中一板一眼的生活。

如同之前我們所有的爭吵一樣，這場爭吵最終也平息了，但它給我帶來的震動十分深切。我想那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意識到我的父親終將死去。在某種程度上，它也讓我開始認識到，我再也承擔不起像少不更事的毛頭小伙一樣行事的後果了。那年秋天我帶著全家人去度了個假，雖然我接任IBM總裁還不到一年，但我們都需要一點時間放鬆和調整。我們去了一座位於康涅狄克州海岸線附近的小島，在一棟小木屋裡度過了兩個星期的安詳時光。我同兒女們嬉戲玩耍，同時想了許多關於父親的事情。接著我又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駕船沿著東海岸航行，同行的有威廉姆、利爾森和其他一些我頗為倚賴的主管人員。這段旅程給了我更多時間整理思緒。最後，在登岸後幾天一趟搭乘火車的旅途中，我拿出一本黃色拍紙簿，訴說了我對我家老爺子的全部愛與溫情。

如果父親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更理智些的話，也許我們當時就把它給解決了。司法部認為我們需要競爭對手，但他們並沒有提出任何過分的要求，像是將IBM分成幾個公司。只要我們稍稍放開對市場的掌控——像是向其他生產商發放生產我們某些專利產品的許可、在提供租賃業務的同時也出售機器——他們就覺得行了。市場競爭自然而然會完成剩下的事情。這意味著我們的運營方式將發生一些複雜的改變，但我覺得這些改變對我們的損害肯定比不上同聯邦政府對簿公堂。1930年以來，90%的反托拉斯案件，政府都是贏的那方，要是我們鬧上法庭最後輸了官司的話，法庭很可能會判決將IBM分成數家公司。但當我向父親提議接受庭外和解時，父親卻決不讓步。在他看來，庭外和解同承認有罪沒什麼兩樣。

爸媽晚上還是常會出去參加一些社交活動，不過我有鑰匙，能自己開門。一貫節儉的母親依然不留僕人過夜，除了門廊里一個昏黃的10瓦的燈泡以外，房子里其他的燈也都關著。所以我進門后總是先打開幾盞燈。客廳里有著漂亮的大理石旋轉樓梯，牆上掛著大幅油畫，風格都是父親喜歡的——暗色調的風景、懶洋洋的奶牛。二樓有間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著鑲板牆壁，放著大大的扶手椅，罩著醬紫色的椅套，當然了，還有必不可少的波斯地毯。桌子上滿滿地擺著家庭成員的照片和世界各國領導人題贈給父親的照片。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和溫斯頓・丘吉爾首相的照片被尊敬地擺放在壁爐台上。

我覺得父親並沒意識到他已經把我逼到了何種程度。有時我真懷疑自己是不是就要精神崩潰了。那個夏天，公司打字機部的一位經理在加利福尼亞去世了。他在IBM資歷很老，但他娶了個心胸狹窄的老婆。不知為何，他妻子一直認為自己的丈夫在IBM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當他去世時，她告訴別人說她準備起訴公司，因為自己丈夫的心臟病是因為搬運沉重的打字機而導致的。當我聽說此事時，覺得如果親自前去參加這位經理的葬禮，對他的家人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可能會讓事情有個好的結果。在當時，這意味著我將坐在一種名為「星座號」的螺旋槳飛機上飛上九個小時。就在我準備啟程前往機場時，我父親叫我去他的辦公室，我們又大吵了一架。最後我說：「我不能再跟你說了。我得去趕飛機了。」然後我奪門而出。

這封信並沒有終結我和父親之間的爭鬥，但之後我們再發生爭執時，雙方都收斂了許多。

我希望我同父親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我能走進他的辦公室，把腳擱在茶几上，同他分享我對IBM未來的思考。到1950年左右，我覺得我已經學會經營之道了。我知道我們正在做什麼，我有威廉姆斯和其他年輕人才的通力協作，我清楚我要讓IBM沿著什麼方向走下去。但父親依然不肯放手讓我一個人走。我依然只是個執行副總裁，而且他非常明確地表示，要是我想擔負更大的責任，必須同他鬥爭到底。一次我忍不住抱怨他對我的苛刻，這時父親咆哮道：「我沒有多少時間教你了，這是我知道的唯一能在短短時間里教會你一切的辦法。」他下定決心繼續這樣對待我，直到我通過了他的檢驗，如同生鐵淬火，成為依照他的模子鍛造出來的又一個他。

父親面對這個問題時心態並不是很好。他在現金出納機公司時因為違反了反托拉斯法而被判入獄的痛苦經歷從未讓他真正釋懷。35年過去了，那件事情依然如同一道翻卷的傷口橫亘在他的自尊之上。他發誓要「鬥爭到底」。大多數企業家都對他的立場表示支持。IBM之所以贏得成功，不是因為我們將別人擠出了這個行當，而是因為我們有著優質的產品、優秀的推銷員以及大批滿意的顧客——其中甚至包括了聯邦政府本身——因為我們一直致力於穿孔卡片事業。父親不明白這些怎麼就不對了，制定用以遏制一家偉大企業崛起的法律算怎麼回事呢？要是我們所做的這些並不違法，那為什麼IBM會遭到圍剿呢？在反托拉斯法案里，父親最不能接受的一點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錯事，法律就可以判定你是有罪的。司法部之所以會盯上我們，只因為他們覺得市場上面我們的競爭對手太少了。

我說：「還行吧，爸爸。不過你要知道，像您這把年紀，作長篇大論的演講實在是太勞累你了。你真的應該少作些長篇演講了。」我向他說，他在商界有著如此崇高的地位，用兩三分鐘的精闢發言代替長篇大論豈不是更符合他的形象。在那之後，我盡己所能地避免讓他在公眾面前陷入尷尬境地。當次年的IBM年會臨近時，我明明白白地告訴他說，要是那些專好挑刺的傢伙提出過分的問題，就交給我處理好了。父親完全同意——他也意識到自己已經有些力不從心了。雖然私下裡他還是希望所有事情都由自己說了算，但每一年的年會上，他都讓我發揮比上一年更大的作用。

我把他的話轉告了父親，父親說：「那真是荒唐！太荒唐了！」當時我很識相地什麼也沒說。過後我再去找他，然後再一次。最後他說：「好吧，這次由你去華爾街，儘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從那以後，他提到基思・芬斯頓時一直很不客氣。他會說：「你知道那個叫芬斯頓的傢伙，他那人腦子不太靈光。我想他根本就不懂金融。」但我很欣賞芬斯頓的勇read•９9cｓｗ•ｃom氣，父親過世后，我還邀請芬斯頓加入了IBM的董事會。

我記得一次，在我的辦公室里，我和父親爆發了一場惡戰，最後我奪門而出。走廊盡頭是查利・洛夫（Charley Love）的辦公室，他是我父親的一個遠方表親。我推開查利・洛夫的辦公室門，一頭撲倒在長沙發上泣不成聲，完全不管查利本人還坐在他的辦公桌前。查利肯定大吃了一驚，不過他是個善解人意的傢伙，於是開口問我出了什麼事。

「沒事。我就是覺得有點不對頭，所以想最好起來走一走，不過我現在沒事了。」

他回答說：「當然了。」這個回答讓我心裏舒服了很多。

也許他夜裡驚醒，覺得自己就要離開人世了。現在我知道所有上了年紀的人在某個時候都會產生這種感覺——在睡夢中突然驚起，惶惶然不知自己的生命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我想父親是需要通過散步驅散這種感覺。

我們最激烈的爭吵不是發生在辦公室——辦公室外面的人可能會聽見，我們最激烈的爭吵都是發生在東75大街我父母的房子里。要是我晚上需要在市內參加宴會到很晚，或是第二天清早有個會議安排，有時我就會留在爸媽那裡過夜，而不是急匆匆地往返于格林尼治。我會睡在戰前屬於我的那間卧室。現在回想起來，我不是很清楚自己為什麼會一直那麼做。要知道，對父親而言，那所豪華的房子代表了他一生的所有追求；而對我來說，它帶給我的只有我身為一名IBM推銷員時不愉快的記憶。

父親對此從不買賬。每年春天，當公布年度分紅的時候來臨時，父親總會收一收自己的腰帶，說：「好吧，我得到華爾街去一趟，找埃米爾・施拉姆擺平這點賬目上的破事。」大概1949年的時候，他帶了我一起去。「要是你想一起去的話，沒問題，」他說，「不過別亂說話。」

我的金字塔圖並沒能說服司法部長，我不能怪他，因為連我自己都不是很相信。可能當時房間里全心全意地相信我們那些陳述的人，就只有我父親一個。那是因為只有他有著那樣的視野，能將那個金字塔看成一個巨大開放的市場。他真的相信穿孔卡片機在財會方面的應用有著無限廣闊的前景。他會告訴你說，終有一天，這些財會用的機器會取代紙和筆——而這正是今天的個人電腦所做的事情。但湯姆・克拉克並不這麼看。他聽完我們的陳述，然後只是簡單地說道：「我們認為穿孔卡片機行業是一個單獨的行業。」當然了，如果這麼說的話，我們在這個行業中的確處於壟斷地位。

我也許已經在這件事情上花費了很長一段時間，剛剛把它給解決掉，但父親從來不管這個。他會這麼說：「我對這事的處理方式一點也不滿意。」這就像我千辛萬苦一磚一瓦搭好了一堵牆，然後他毫不留情地推上一把，於是整面牆就在我面前轟然倒塌。我深愛著坐在我面前的老頭，他知道這一點，但我實在沒有時間或是精力重新搭建他不管不顧推倒的牆。所以每到這時，我會立刻從睡夢中清醒過來，準備迎戰。

事實上對於母親的要求，我能做的並不是很多，這也就是那些爭吵為何讓我深感不安的原因。那些爭吵不知所起、激烈狂暴、不可阻遏。父親很愛我，希望我越來越好；我也愛我的父親，希望他安享晚年，沒有痛苦，沒有窘迫，沒有危害健康的工作壓力。但儘管我一直在努力達到他的期望，他卻從不滿意，因為沒有哪個做兒子的能夠完完全全地讓自己的父親滿意。而每當他對我評頭論足時，我發現要想忍氣吞聲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可事實上，在接下來的六個月里，我同父親的關係反而急轉直下。IBM剛剛突破了年利潤2.5億美元的大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決定要下。我忙得不可開交：聯絡重要客戶、開拓電子技術方面的市場，同時還在努力壓下那樁反托拉斯的案件，以免它造成任何實質性的危害。在工作之餘，我還花費了大量時間參加童子軍的活動以及各種公益活動。我的新職位包括了許多儀式性質的工作內容——在年會上致辭、走訪全國各地的辦事處，同當地職員們共進父親稱為「家庭晚宴」的活動。

「查利，你在成長過程中同你的父親大吵過嗎？」

我很高興自己寫了那封信，因為我想那是我帶給父親的最快樂的一刻。

父親對自己的立場堅定不移。他在報紙上包下的整版廣告位用來大肆讚美自由企業制度，他告訴政府我們會全力配合他們的調查，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見不得人的東西。他上交了數千頁的文檔資料供政府檢查，花了許多時間同政府方面的律師會談，不厭其煩地向他們解釋他的經營理念以及IBM的運營之道。時不時地，司法部就會幹出點挑戰老爺子忍耐極限的事情來——比方說有一次，他們派了些反間諜專家來，把我們的外貿記錄翻了個遍。但父親滿心希望政府最終能夠看清事實。他不僅希望政府停止對IBM的調查行動——他甚至希望政府發布一個公開聲明，宣布IBM無罪。父親在一次開會時對我們這些IBM的高管說：「要是他們肯承認我們沒有違法的話，最好是能夠就此發表一份聲明，其中應該提到我們光明磊落的經營策略，包括為我們的用戶提供優質服務以及為我們的僱員謀求更高的薪酬和其他福利……這樣的一份聲明能夠向公眾證明，當司法部了解事實真相后，它會站在正義的一方。」

那次飛行是我一生中最漫長的九個小時。我魂不守舍，生怕他在我再次同他說話之前死去，那樣的話，我的整個餘生都將在我詛咒了自己父親的悔恨中度過。飛機一落地，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給他打電話向他道歉。

我的房間在第三層，它布置得很簡單，但十分舒適；看上去就像一間普通的客房。我總是直接上床睡覺，等爸媽參加完晚宴回家時，我早已沉入夢鄉。父親會借道晚安的理由把我叫醒，他會在我床邊的椅子上坐下，問問我這天過得怎麼樣，寒暄幾句后他會話鋒一轉，說：「順便提下，兒子，我想再跟你討論一下西部銷售區的那件事情。」

父親將帕特森安排進了公司的董事會，我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說服我父親。1950年父親去歐洲時，帕特森也飛過去同他待了段時間，他啟程時，我請求他找機會同我父九九藏書親聊聊接受庭外和解的事。他同我父親待了半個夏天。但我沒有得到來自他的任何消息，等他終於回來了之後，我邀請他共進午餐。「那麼，你說服了我父親沒有？」我問。

同父親共事的挫敗感使我對其他人的態度變得頗為苛刻。每當視察某個銷售辦事處時，我絕不會像個好糊弄的糊塗老闆那樣走走過場，對看到的每件事情點頭稱是。我心中壓抑的怒氣使我變得極為敏銳，我會找出各種不對的地方，把心中的怒氣發泄出去一部分。不過通常只有一點兒。我知道，這些辦事處的人我可能兩到三年才會見上一次。所以我會注意克制自己的脾氣，原因很實際，要是我對他們太不客氣的話，就會在他們的心裏留下負面情緒，這種情緒會一直留存，越積越多，最後危害到公司的業務。我最後往往是將我的怒氣帶回家中，我的妻子和孩子便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到這時奧莉芙和我已經有了四個孩子，湯姆、珍妮特、奧莉芙和辛迪，最大的孩子8歲，最小的才2歲。奧莉芙整天都在照顧他們，等我下班的時候，她會把孩子們收拾得乾乾淨淨、漂漂亮亮地歡迎我回家。而我一踏進家門就會說：「那個孩子的襪子沒有提好。那個孩子的頭髮沒梳。這些盒子放在客廳里是要幹嗎？它們早就應該寄出去了。」我的態度就同我在公司里時一樣吹毛求疵，這讓我的妻兒都很不好過。

那個時候，我對自己運營IBM的能力已經相當自信。我更關心的事情是自己能不能應付得來我的父親。我們在生意上的分歧多半來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對於IBM不斷擴大的勢頭，我相當滿意，而他頗為不安。我們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從戰場歸來的時候，IBM的年盈利額是1.4億美元，到1952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已經增長了一倍多。父親不斷地在下述兩者之間糾結：一是開始出現在公司賬目上的巨額數字，一是當年他的老闆帕特森不在時他代管那家小型現金收納機公司的經營方法。他會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你和阿爾・威廉斯管理銷售業務的辦法真是錯得離譜。」我問他指的是什麼，他說，對部門經理和大區經理來說，掌握業務動向的唯一途徑就是閱讀「訪問報告」。所謂的「訪問報告」就是推銷員同一位潛在客戶接觸后交上的報告書。父親在現金收納機公司擔任地區經理時，就曾通讀了所有的「訪問報告」。我不得不跟他解釋說，他的要求在今天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們的推銷員平均每天要接觸4位潛在客戶，在一個比較大的銷售處，推銷員的數量是40人；就一個銷售大區而言，每天的「訪問報告」數量可能將近4000份。要是一位經理把它們通通讀一遍，就根本沒有時間干別的任何事情了。「IBM現在是家大公司了，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難處！」我不斷這樣告訴父親。

我從沒在心裏想過這樣的問題：「這個老傢伙什麼時候才會拱手讓位呀？」我記得有一次喬治・菲利普斯跟我聊天時說道：「你知道嗎，湯姆，你父親已經77歲了。好多人還沒到這個歲數就得心臟病或者癌症死掉了，而你父親挺到了這個年紀。要是那些毛病會找上他，早就找上他了。他可能會長命百歲呢。」我心想：「哎呀，要是那樣豈不是棒極了？」我從沒有感覺說：「噢，上帝呀，要是他還要活那麼久，那可真要了命了。」大多數時候，我的生活因為他而變得充實豐富，因為現在我能給我的老父親些許幫助，並因此得到他的感謝和讚賞。只有當我們之間發生極大的摩擦時，我才會回家對奧莉芙抱怨說：「我希望老爸趕緊退休。」總的說來，我希望父親留在公司。後來我和IBM的馬士基・摩勒（Mærsk Møller）私交甚好，他的處境幾乎同我如出一轍：都得頂著自己父親的壓力費盡心力地運營公司。他的父親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創建了A·P·摩勒-馬士基有限公司（A.P.Møller-Mærsk Gruppen），那是世界最大的船舶公司之一，馬士基從父親手裡接過了這家公司。老摩勒先生大概已有90歲了，身體日漸衰弱，不得不住進醫院。但他會從病床上一躍而起，徑直衝到辦公室，將馬士基之前下達的指令通通撤銷。馬士基的妻子曾經跟我說，要是老摩勒先生再活上幾年，住進醫院的人就該是馬士基了。但馬士基默默無言地忍受了這一切，因為他和我一樣，都對父親有著不變的忠誠。

我會說：「爸爸，你看，這件事我們已經討論過了，我們都覺得派法韋爾到卡拉馬祖市去不是個好主意。」

父親也下樓鑽進他的豪華轎車，不知怎麼的竟然趕在我前面到了機場。和我同去參加葬禮的是打字機部的主管威茲・米勒（Wiz Miller），正當我們抵達拉瓜地亞機場，朝停機坪上的飛機走去時，我看到了父親。那時他已經非常老了，78歲，我還記得他蹣跚地從候機樓投下的陰影中走出來的樣子——他的汽車就停在那裡。當時我只覺得他是在打年齡這張牌，好讓我心軟。他慢慢地穿過停機坪向我走來，不少人駐足圍觀這古怪的一幕，他不顧周圍人的眼光，伸出他那瘦骨嶙峋的手來抓我的胳膊。我一下子徹底爆發了。「見鬼，老傢伙！你能別再纏著我了么？」我嚷嚷著。我沒有打他，但我狠狠地抽出胳膊，轉身登上了飛機。

父親經常會在我辛苦工作一整天，快要下班時把我叫去見他。他真的是卡著下午五點那個點這麼干，要是我想趕上回格林尼治的火車，就得在那個點下班。我正要拎包出門，蜂鳴器響了，接下來我就得坐在那裡，渾身疲憊不堪，聽父親宣布一項決定，比如：「我打算派法韋爾到卡拉馬祖市去。」而毫無疑問，這肯定是同前一天我們商量好的結果截然相反。

在我正式上任的前一天，懷著擔任總裁能夠讓我和父親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平順和諧的美好願望，我給老爺子寫了封信，對他表示感謝，並試圖在我們之間營造一種新的氛圍。

「可是我已經告訴了法https://read.99csw.com韋爾——」

這一招相當漂亮，我們的利潤增長如此之快，所以股東們無需承擔任何風險，但這個辦法卻讓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大佬們十分不安，要是某個經營不善的公司也像IBM這樣用新增加的股票進行分紅，以掩蓋其無錢可分的事實，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大佬們可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所以證券交易所的總裁埃米爾・施拉姆（Emil Schram）開始對此進行嚴厲打擊。他制定了一條新規定：作為紅利發行的股票，價格必須同其市價一致。

「我的公司可不像別的公司！只要看看我們的資料就知道了！」

這樣的爭吵經常在淚水中收場。父親和我會互相擁抱——然後筋疲力盡地各自上床睡覺。我們總是發誓再也不這樣吵架了，但不出兩三個星期，我和父親之間又會出現意見不合，繼而不斷升級，直到爆發又一場白熱化的爭吵。有時想想我會覺得很奇怪，兩個人能夠如此互相折磨，卻從未想過罷手。

在為IBM的發展尋求資金來源的問題上，父親的意見是將公司所得的利潤重新投入生產。這做起來並非易事，因為他堅持給IBM的股東不菲的分紅。許多年裡，父親依靠巧妙的財會手段規避著這個兩難的境地。他用股票而不是現金來支付紅利，也就是說，如果你手持100股IBM的股票，到年終分紅的時候你會得到額外5支股票。與此同時，父親會讓手下的會計們在IBM的資產負債表上為這些新增加的股票標上一個名義上的價格，比方說IBM股票的市價是200美元一股，那麼給這些新增加股票標註的價格就只有5美元。通過這個方法，公司只需要動用一小部分利潤，就能將資產負債狀況平衡過來。

而我們的律師更是讓我們雪上加霜。IBM長期合作的律師事務所知道我們應該接受和解——起初正是他們說服我接受和解的——但他們面對我父親時並沒有如我期望的那樣據理力爭。要告訴我父親「他錯了」，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他被這個反托拉斯的案件弄得焦慮不堪，任何一個同意他觀點的人都被他引為知己。他在華盛頓又聘請了一位律師協同與司法部進行交涉。此人名叫約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是位退休的聯邦法官，實質上卻是個專事鑽營的卑劣之徒。他跟我父親說：「這種事情總是能解決的，沃森先生。」然後寄來一張數額極大的賬單。但調查還在繼續。1950年前後，父親聘請了第三位律師，這讓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這位律師名叫羅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曾是杜魯門政府的首任陸軍部長，他是個了不起的人。他一走進門來便告訴我父親，在這種案子中，暗箱操作是沒有用的，基南必須走人。

「嗯，但我又想了想，改了主意。」

父親不斷地想改變我，而我也試圖改變他。我希望他成為一個親切隨和的父親，而他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他則希望我能夠更順從他，別總是只想著反抗。我們都想從對方身上得到對方給不了的東西，而我母親則盡其所能地去平息我們之間的爭執。有時她會私下跟我談話，她會說：「我比你父親年紀小很多，所以能夠深深體會他是個不好相處的人。我也知道你不得不在幾乎每件事情上服從他的意願。但你要記住，他年紀已經非常大了。讓他大動肝火對他的身體沒什麼好處。要是你們吵架的時候他出點什麼事，你會一輩子後悔的。我不知道你們每次都是怎麼吵起來的，也不知道你要怎麼做才能讓他消氣，不過我懇求你一定要盡你的全部所能，試著把你們的爭吵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我氣憤極了。「你在開玩笑嗎？你在那邊待了六個星期！你都幹什麼了？」

贏得這場戰鬥的最好策略也許是讓他自己偃旗息鼓。要是當時是上午9點，我剛剛休了一個星期的假回來，也許我能心平氣和地跟他說：「讓我再考慮一下。」可事實經常是我言辭激烈地進行反擊，於是引發一場徹頭徹尾的大戰。他會氣得滿臉鐵青，下巴不斷哆嗦。所有的舊賬都會被翻出來，他會毫不留情，而我也寸步不讓。

「湯姆，」他說，「當你父親不想被說服的時候，想說服他可真難啊。」我能理解這一點，但我一直寄希望于帕特森能夠替我搞定這塊「硬骨頭」。也許帕特森最終能夠說服我父親改變主意，但他最終沒有得到這個機會。1952年1月21日，司法部對IBM正式提出訴訟。就在第二天，帕特森死於空難。

我希望能夠從他身上感受到這樣一種情緒：他把我繼任總裁看成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重大成就，就像他成功贏得我母親的芳心以及他這麼多年來在IBM創下的卓越業績。可相反，他看起來好像只是為了避免又一場爭執的爆發而作出這個決定。我覺得很受打擊。父親似乎也很失落，作出這項宣布后他便出差去了，臨走前一句話也沒跟我說，甚至連張字條也沒留。他只是讓菲利普斯給我送了封信，證實那場談話並非我的幻覺。儘管如此，父親還是為交接事宜做了妥善安排，於是，在1952年1月，我繼任了IBM的總裁。與此同時，菲利普斯也得到了提升，擔任了公司的副董事長——這樣父親就能繼續拿他當緩衝器使了。繼任總裁后，我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決策權，但在諸如財政問題之類的重大事務上，我還得通過菲利普斯徵詢父親的意見，而父親也依然通過老菲利普斯來放馬後炮。

此時父親已年逾古稀，精神和體力都日漸衰退。他早上到公司的時間越來越晚，午飯後還要在辦公室隔壁的休息室里九九藏書小睡上一兩個小時——他在那裡放了塊毛毯，午睡時好蓋在身上。秘書們替他保守著這個秘密，因為父親希望在人前保持精力充沛的形象。在公開場合出現時，他堪稱一位完美的演員：即使身體不適，他的腰板依然挺得筆直，走起路來同比他年輕三十歲的人一樣矯健。有時他真的好像能從工作中汲取能量。比方說我們一起開會，他跟我說他累得要命，必須躺下休息一會兒，可要是在走去電梯的途中遇到了某個久未謀面的人，他就會開始跟人家談起事來。他會站在那裡一氣不歇地聊上二十分鐘，就好像談話讓他完全恢復了精力。

母親會聽到我們憤怒的吵嚷聲——「現在讓我來告訴你些事情！」「不許那樣跟我說話！」——這可能是在凌晨1:30，最後母親不得不從床上爬起來勸架。我還記得她站在我卧室門口的樣子，穿著睡衣，頭髮睡得亂蓬蓬的。她從來不偏袒任何一方。她只會說：「你們就不能各自去睡覺么？」

因為同樣的原因，他從不樂意貸款。我們當時正在新建工廠、製造供出租的計算機，這些機器將在短短几年內為我們賺回大把鈔票。而這個項目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父親樂見於公司發展壯大，但他痛恨債務。一生中經歷過數次經濟大蕭條的他，總覺得我們手裡應該留有足夠的流動資金好償付任何到期的貸款。1950年的時候我們欠了8500萬美元的債——考慮到我們只需要償付2.5%的利息，這筆債其實並不算多，我們租賃業務的穩定收入就能把它抵銷掉。但父親不停地在開會時念叨這筆債務。他說：「我沒法不去想那筆8500萬美元的債，它像塊石頭一樣墜在我胃裡。它可不是什麼能夠一笑置之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時刻想著點它。」

但調查還在沒完沒了地進行著，最後父親要求面見司法部長湯姆・克拉克。父親覺得我們也許可以說服他叫停對IBM的窮追猛打，免得最後弄上法庭。像許多反壟斷的案子一樣，這個案子的關鍵實際在於你如何定義「市場」的概念，父親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為了便於司法部長大人理解，我做了一張大大的示意圖，把整個財務用品市場用金字塔的形式描繪出來：

這對他簡直就是致命一擊，因為他自己就曾是一個推銷員，他相信推銷員的隊伍越是壯大，就說明企業越是興旺。他只好說：「讓我再看看那些貸款數目。」接著他指示秘書同保德信金融集團聯繫，替我們約好時間去借更多的錢。

可我知道，父親的身體大不如前了，我開始關注他的健康狀況。我們一起乘火車出差時，要是我半夜醒了，總會去看看他是否一切安好。我記得在一次從印第安納到華盛頓的旅途中，我探身進他的包廂看他，他卻不在那兒。我穿好衣服四處找他，最後發現他正沿著過道走過一節節車廂，身上穿著整套商務西服，系著領帶。我問道：「你沒事吧，爸爸？」

「老實說，」他回答，「我沒有說服他。」

沒人敢去找他說這事，所以只有我上了。可我一去找他，他就會說：「我們需要貸款的唯一原因，就是你們這些人花起錢來一貫大手大腳。」我苦惱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最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完美的突破口。我說：「好吧，爸爸，我們不貸款了。不過我們得暫停僱用推銷員了，因為我們收到的訂單眼下已經足夠我們忙活了。」

1950年的一個晚上，我同他一起參加一個晚宴。就在那次宴會上，父親做了一次極其失敗的演講。宴會在巴爾的摩飯店舉行，共濟會將在宴會上給我父親頒獎。而他為答謝詞所作的準備只有草草寫下的幾點提綱，他覺得自己能夠就這幾點提綱展開演講，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76歲的人力所不能及的。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在台上徒勞無助地翻弄那張提綱，替他感到窘迫不堪。後來他問我：「我的講話怎麼樣？」

我們需要貸款，因為即使父親成功地將我們賺到的每一分錢都重新投入生產，也還是不夠用。IBM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如果父親對借貸這事有著更大的容忍度，許多事情會變得順利很多。但事實並非如此，所以威廉斯、拉莫特以及其他的人紛紛來找我訴苦：「怎麼辦，你父親不肯再貸款，而我們需要資金。」

道理很簡單，要是你將全世界商業活動中同計算有關的部分定義為我們的市場，那我們的競爭對手簡直數不勝數，而且這個市場中的大部分份額屬於紙、筆的製造商。相比之下，IBM簡直微不足道。為了表述清楚我的觀點，我舉了一些政府給出的數據：隸屬國會管轄的一個委員會曾做過這樣的估算：在美國，只有16%的財會工作是運用IBM的機器來完成的；根據商業部的數據報告，在整個「辦公及商業機器」生產工業中，IBM工人的工時只佔到全部工時的9%。在我們自己的估算中——也就是父親的估算——美國商業行為中所有同數字運算相關的部分，IBM只佔到大概2%。我告訴司法部長說：「我們不是壟斷者，實際上，我們只剛剛沾到了市場的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