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UNIVAC已經比我們搶先起跑好些年了。更糟糕的是，當時雷明頓-蘭德公司走的每一步棋似乎都高明無比。1952年的大選之夜，當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陣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II），展開對總統寶座的最終角逐時，一台UNIVAC出現在了CBS的直播現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同意使用這台計算機來預測大選結果。於是在主持人愛德華・R·默羅（Edward R.Murrow）、埃里克・塞瓦賴德（Eric Sevareid）和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的引薦下，數百萬人們認識了UNIVAC，它被幾位主持人稱為「無與倫比的電子大腦」。它的表現堪稱完美——以至於操作它的人都不敢相信它預測出來的結果。選舉前所有的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兩位候選人勢均力敵，而UNIVAC只根據一小部分返還的選票得數就預測出艾森豪威爾將以遙遙領先的優勢獲勝。這個預測結果讓雷明頓-蘭德公司的人十分緊張，於是他們斷開了UNIVAC部分存儲器的連接，好讓它的計算結果同民調結果相符。而大選結果證明這台計算機是對的，於是在那個夜晚將要結束時，一位工程師出現在電視屏幕上，難為情地承認了自己對那台計算機動的手腳。雷明頓-蘭德公司的電子計算機因而聲名鵲起，當我們的第一台電子計算機面世時，我們發現人們提到它時總是管它叫作「IBM的UNIVAC」。

於是那些調查人員要求見我。他們到了我的辦公室后，說了那位工程師給他們的解釋，於是我說：「好吧，這就是那些百葉窗。」我給他們演示了這些百葉窗是如何操作的。他們仔仔細細地檢查了這些百葉窗，然後走了。我覺得我把這件事情揭過去了，但我並不確定，我開始害怕起來。當時我們正在進行SAGE項目，要是因為這件事情失去了我們清清白白的安全記錄，那可真是要了命了。

SAGE被譽為當時最偉大的技術成就之一。但儘管這個系統表現上佳，激烈的軍備競爭卻使得它還未曾全部部署完成便已落後於時代。它能防禦轟炸機的進攻，卻不能攔截導彈，所以當蘇聯人在1958年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后，SAGE便過時了。我還記得當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升空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坐在德國不來梅市一家旅館的餐廳里。一個知道我是美國人的侍者走過來問我，「你們的人造衛星呢？你們的人造衛星呢？」整個美國再次陷入恐慌，因為這個國家可能要面對來自太空的襲擊，而美國人卻手無寸鐵。不過我要為傑伊・福里斯特和所有決定建造SAGE的軍方人士說句公道話，在構想SAGE之時，沒有任何一個人懷疑過它的適用性。而參与這個項目使IBM得到了我一直追求的巨大發展。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我們往SAGE項目輸出的計算機幾乎佔到我們全部計算機銷售量的一半。為了堅守父親立下的「不發戰爭財」的原則，我們並沒賺到多少錢。但參与這個項目使得我們先於他人建立起了高度自動化的工廠，培養了數以千計的新型電子技術產業工人。

我努力地去爭取這份合同，付出的心力比我一生中任何別的項目都要多。我不斷跑去麻省理工學院問福利斯特，而他卻一直推託地不給我准信，不過最後我告訴他，要是他有意向把這個活兒給我們，我立馬就給他建一座工廠，都不用等合同簽下來。「我們握手為憑，這個星期我們就開始建廠。」我這麼說。我知道他擔心與空軍方面的文書往來會浪費不少時間。於是他點頭了。

記得有一次，我空出一個星期的時間去瑞士滑雪，坐在旅館房間卧室里翻閱報紙時，我看到《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報道說麥卡錫正在大肆攻擊身居高位的政敵。當時我心想：「我們怎麼能允許他繼續干出這樣的事情？他正在把美國變成審巫案風潮時期的薩勒姆。」生平第一次，我為自己的祖國感到難堪，返回紐約后，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訴了父親。他對麥卡錫的厭惡之情同我一樣，卻奉勸我要鎮定。「事情會好起來的。」他說。他的這種樂觀精神既是他過人的長處，也是他身上極大的弱點，正是這種心態使得他不會針對任何事情發表公開的否定言論。在麥卡錫這件事上，我不知道他這麼做對還是不對。多年以前，他比別人都要早地站出來，公開支持羅斯福新政，在我心目中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

兩年半之後，這一產品終於面世了，那就是IBM702型機，不過當它尚在研製階段時，大家都管它叫作「磁帶處理機」。大家都能夠看到，IBM終於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跨過了父九_九_藏_書親所鍾愛的穿孔卡片機，繼續前行。

那位工程師無奈地回答：「噢，上帝啊，那不過是沃森先生辦公室的百葉窗！」

我演說完的時候下面的掌聲稀稀落落。儘管當時已經有許多知名人士站出來批判麥卡錫，而且我的演講也相對溫和，厄尼・加爾梅耶還是被我說的話驚呆了，他拚命在任何人有機會同我說話之前把我帶出了會堂。從厄尼的反應看來，韋恩堡的人對我所說的話相當反感，以至於厄尼都覺得我讓他的名譽受損了。不幸的是，那時候還不像現在一樣，可以在開完會後搭乘飛機直接回家，我還得在厄尼家尷尬地待上一晚。我之前以為自己能把他們全都爭取過來，誰曾想卻被當成異端對待，這種感覺讓我十分困擾，所以當我回到家后，我對奧莉芙說：「他們對待我的態度，就像我得了什麼惡疾似的。」後來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父親。他說：「湯姆，我也一直被人當作異端對待，因為我替窮人說話，我贊成提高稅收、實施更好的社會福利項目。」他讀了一遍我的演說詞，出人意料地一點反對意見也沒提。「這些話都是需要有人去說的。我很高興你說了。我也很高興看到你有著自己的公開立場，即使它現在還是少數派立場。」

我們成功地研製出了樣機，但這並不能保證我們肯定會拿下工程下一階段的合同。SAGE項目中的大頭——製造、維護整個系統所需的數十台計算機——還說不定會花落誰家。我覺得拿下這個合同對IBM的未來至關重要。哪個公司拿下這個合同，就意味著能在整個行業中遙遙領先，因為拿下合同的公司將率先領悟大批量生產計算機的訣竅。我們在競標中處於有利地位，因為我們已經製造了樣機，但在同麻省理工學院打交道的過程中，有好多次我都以為我們沒戲了。

福里斯特在計算機硬體方面是個天才，但他完全不能體會制定一套可靠的生產流程有多難。他覺得我們管理這個項目的方式完全是錯的。他的管理理念用他的話來說叫作「白馬騎士原則」。這個「白馬騎士」指的是拿破崙。福里斯特認為每個工程項目都需要一位獨裁者，而我們的人根本不吃他這套。他不斷的吹毛求疵讓我們的工程師怨聲載道、愈發反其道而行，我不禁擔心他會把SAGE項目轉給別的公司去做。

儘管國防部的電子計算機有一大部分是由IBM供應，我卻從來不是一個冷血的好戰分子。像絕大多數在恐慌環境中誕生的東西一樣，空中防禦系統只是看起來合理。我們之所以建造它是因為蘇聯人手裡有炸彈，而我們害怕他們會飛過來炸毀紐約。讓我驚奇的是，竟然從沒有一個人想過問這樣的問題：「蘇聯人為什麼要這麼干？」國務院也許會告訴我們，蘇聯人永遠不會對我們發動襲擊，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摧毀他們的城市。而且實際上當時蘇聯人根本沒有能夠進行如此長途飛行的飛機。所以SAGE只是一個花費高昂的意淫產物，是它那個時代的SDI。沒過多久我們就發現我們已經把自己武裝過頭了，反而面臨著自我毀滅的危險。

我努力不去擔心格羅夫斯將軍或是其他公司，而是決定讓IBM自己證明自己。我帶著福里斯特參觀了我們的工廠，向他介紹了我們最有才幹的人。福利斯特的壓力也非常大，軍方要求這個項目必須儘快進入生產流程，所以我覺得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我們已經能在工廠里生產計算機這一事實。最後我們拿下了這個項目初級階段的一個小合同——同麻省理工學院聯手研製SAGE所需計算機的樣機。

小惠勒本來同這個案子毫不相干，但他給麥卡錫發了封電報說：「您的律師找得肯定不夠仔細。我非常樂意出庭為您作證，我相信本頓參議員所說的關於您的一切，並且我敢肯定，全國還有數百萬人願意像我這麼做。小沃爾特・惠勒，必能寶股份有限公司。」

推出IBM701型機時，父親想把所有IBM慣常使用的那些大張旗鼓的手段都用上，這也是因為我們需要將人們的目光從UNIVAC那兒吸引過來。於是我們將第一台701型機運到紐約，九*九*藏*書安裝在總部大樓的一層，並籌備了一場盛大的儀式。為了給這台新計算機騰地方，我們將那台SSEC拆掉了——父親那台龐大的「計算機之王」面世不過五年時間便慘遭淘汰的命運，這可以說明電子技術的飛速發展。701型機的揭幕儀式在4月舉行，150位頂尖科學家及美國商界領袖人物出席了典禮，其中包括晶體管的發明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傑出的現代計算機理論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美國無線電公司的總裁大衛・沙諾夫（David Sarnoff），還有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老闆和通用電氣公司的老闆。儀式的主賓是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這位了不起的物理學家曾率領一支科學家隊伍研製出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他發表了致辭，將IBM701型機譽為「人類智慧光輝的證明」，我們還在新聞通稿中誇口說701型機將「為重大國防項目的攻關人員打破時間的桎梏」。

一位名叫傑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的麻省理工學院工程師負責研製SAGE項目所需的計算機，他是個一絲不苟的人，和我年紀相仿，心中抱有這樣一個信念：計算機能夠做的事情超乎任何人的想象。1952年夏天，他周遊全國，依次考察了五家有希望中標的公司——美國無線電公司、雷神公司、雷明頓-蘭德公司、喜萬年公司以及IBM——各家公司都使出渾身解數想贏得福里斯特的青睞。美國無線電公司和喜萬年公司帶他參觀了他們的大型真空管生產廠，電子技術行業每一家企業使用的真空管都來自這些工廠。雷明頓-蘭德公司向他賣弄了UNIVAC，並請來著名的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Leslie  Groves）作代言，二戰期間美國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正是由這位將軍領導。

我曾去華盛頓看了麥卡錫在軍隊召開的那次聽證會，陸軍參謀長鮑伯・史蒂文斯（Bob Stevens）在聽證會上作證，這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教會我何謂「有所為有所不為」。史蒂文斯是我父親的朋友，曾擔任大型紡織企業J·P·史蒂文斯公司的老闆，那是他們家族的企業。史蒂文斯完全不是麥卡錫的對手，他努力遵循「昆斯伯里規則」，試圖將麥卡錫作為一名參議員來尊重。他說：「我當然是想幫助您的，先生。」而他越是表現得合作，就越是陷入難堪境地。我想：「他肯定是上過太多的寄宿學校了，他不願意降格同那傢伙計較。對付一個無賴唯一的辦法，就是擼起袖子把他揍得滿地找牙。」我認識的絕大多數人都在關注在軍隊里舉行的這次聽證會，聽證會的最後一場辯論通過電視向全國直播。這是電視這一新興媒體第一次在重大的全國性|事件中登台亮相。史蒂文斯雇傭了一位名叫約瑟夫・奈伊・韋爾奇（Joseph Nye Welch）的波士頓律師作為軍方代理，韋爾奇是個極有才幹的戰略家。就是這位律師，在數百萬電視觀眾的注視之下，對麥卡錫說出了那句「難道您不懂什麼是廉恥嗎？先生，您就沒有廉恥嗎？」，這句話成為了麥卡錫垮台的前奏。

到那個時候，我已經覺得麥卡錫現象是美國國民劣根性的一個病狀，我想要公開抨擊這一惡現象，哪怕這樣做意味著將站在與父親相違背的立場。那年晚些時候，我被邀請去印第安納州的韋恩堡對一大群來自各行各業的推銷員發表演說。邀請我的人是韋恩泵業公司的老闆厄尼・加爾梅耶（Ernie Gallmeyer）。厄尼是在美國銷售管理人員協會認識我的，覺得我是個年輕有為的企業家。即使是在今天，韋恩堡也是一個相當保守的地方，在當時則是麥卡錫勢力範圍的核心地區。我覺得對於發表反麥卡錫的言論來說，那裡是個理想的平台。「今天我要說的話，你們中有許多人可能不會贊同。這也很好！」我開始了。我演講的中心觀點是，在一個允許自由言論的氛圍中，麥卡錫永遠走不到今天的地步。我告訴他們說，作為一個美國推銷員，他們通過自己的言語謀生，他們有義務將公眾話題的討論推向深入，這種義務是可以上升到愛國主義高度的。

與此同時，我將精力轉移到了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推銷活動上去。20世紀30年代，通過為公共福利計劃和新政項目提供穿孔卡片機，父親成功地將IBM發展壯大，躋身美國頂尖企業的行列。而在杜魯門及艾森豪威爾統治期間，美國並沒有這種大規模的泛社會性項目可供我們利用。幫助IBM登上計算機行業霸主寶座的，是冷戰。1949年蘇聯試爆read.99csw.com了他們的第一顆原子彈之後，美國空軍便感覺美國急需一個尖端的空中防禦系統。他們還認為這個系統應該使用計算機——這在當時可是一個非常大胆的想法，因為當時的計算機依然停留在實驗階段。政府與麻省理工學院簽訂了一份合同，在那裡，一些全美最優秀的工程師擬定了一個計劃：部署一張由計算機和雷達運作的巨大防空網路，覆蓋整個美國，24小時運轉，計算出任何來襲轟炸機的位置、航線及速度。軍方將這個防空系統命名為「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簡稱SAGE。在此之前，美國的防空設施只有一些散布在各地的雷達站，觀測員在那裡用計算尺進行計算，然後用手繪製出飛行器的飛行路線。隨著科技發展，飛機的速度變得越來越快，要追蹤它們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一名空軍指揮官也許會同時從兩三個不同的雷達觀測員那裡得到訊息，每個觀測員都認為只有自己捕獲了敵機的動向，這些訊息有相當一部分是冗餘的。SAGE的設計初衷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混亂，指揮官能夠利用SAGE監控自己的全部轄區，並通過它向下屬的截擊機和高炮連下達指令。

作為推銷員，除了推銷商品之外，我們還有一個額外的義務。我們應該將美國生活方式的保護者這一身份置於推銷員身份之前——我們不能允許心懷叵測的或是莫須有的懷疑論調恐嚇美國人民。我們有責任在這個國家裡建立起誠實、公正的公眾輿論……不加約束的懷疑論調就像瘟疫，將毀滅我們的國家。所以如果這種論調再次開始在美國橫行，我們必須與之鬥爭。那個時候，你需要具備的不僅僅是推銷技巧，還要有清醒的頭腦。

現在我們手頭就有兩個重大的計算機研製項目在同時進行。數支工程師小組三班倒地全天候工作。每個星期一的早晨，我會將其他所有事情先放到一邊，花幾個小時同項目負責人談話，督促他們的進度。IBM的員工發明了「應急模式」一詞來形容我們當時的工作狀態：那時候我經常感覺我們就像泰坦尼克號上的乘客。1952年的一個早上，麥克道爾來找我，帶來了一份國防計算機研製費用的最新分析報告。「你不會想看到這個的。」他說。分析報告上說，我們之前提供給顧客的報價太低了——低了足足一半。我們原本以為研製這種機器每個月會花費8000美元，而實際上每月的花費將在12000美元到18000美元之間。我們別無他法，只得登門造訪客戶，告知他們這一情況。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訂單竟然並未因此而減少。當時我真想高呼：「尤里卡！」顯然，我們發掘到了一處全新的剛性需求源。這些客戶對電子計算機的需求如此強烈，以至於我們把價格提高了一倍也沒把他們給嚇跑。

來賓們對這台新型計算機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國各地的報紙爭相報道這一新聞。不過最熱烈的反應還是來自那些數年來一直催促我們開始研製電子計算機的大客戶。現在我們已經推出了供科研使用的701型機，他們希望我們正在研製的商用計算機也能儘快推出。「別再費時間推敲了，」我在《時代》周刊雜誌社的朋友羅伊・拉森對我說，「把你們手頭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看看，這樣我們也好決定要不要買台UNIVAC。」即使已經到了這個時候，公司一些負責穿孔卡片機業務的主管還在堅持，說研究電子計算機永遠不可能變得划算，但客戶們翹首以待商用計算機的事實幫助我推翻了他們的反對意見。九月份，我們公布了生產IBM702型機的計劃，接下來的8個月里，我們收到了50台這種機器的訂單。

國防計算機，或者用它正式的名字來稱呼：IBM701型機，是在1952年12月製造完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它同當時已有的任何計算機都不一樣。我們從一開始就把它設想為一種商品，而非實驗室設備。所以儘管它的結構極其複雜，我們依然把它放在工廠里而不是工程實驗室製造。它的外觀也和其他計算機不同，因為我們有意將它設計得易於運輸和安裝。別的計算機都是由超大的支架和嵌板組成，運送的時候必須拆開來，到客戶的辦公室里再費勁地組裝好。比方說，UNIVAC的主機箱就有一輛小卡車那麼大。而IBM701型機是由獨立的組件構成，每個組件大概只有一台大型冰箱九*九*藏*書那麼大，可以放進普通的貨運電梯。到了用戶那裡以後，我們的工程師將這些組件拆箱取出，三天之內就能把它們組裝好交付使用，當時任何其他計算機要組裝好投入使用至少也得花上一個星期的時間。

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們有數千名員工投入到SAGE項目中，那些巨大的Q7型機在北美大陸各地投入運行。我們一共生產了48台這種計算機。當時如果你駕車行駛到某個偏遠地區時，都能看到SAGE中心站。它們是巨大的混凝土建築，沒有窗戶，佔地足足有一英畝。每個中心站里裝有兩台計算機，控制室是一個很大的房間，由一種怪異的藍光照明。值班的空軍指揮官會坐在一張繪製出他整個轄區的巨大地圖面前。計算機會在屏幕上把天空中所有飛行器用黃點標示出來，並標註出它們的信息是否經過確認。如果有敵機來襲，指揮官只需要用一種被稱為「光筆」的裝置指向電腦屏幕上代表它的光點，SAGE就會自動將其位置用無線電發送給攔截機和高射炮連隊。這一系統具備了空軍方面要求的全天候可靠性，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將兩台Q7型機編為一組，讓它們輪流工作。一台計算機接受、處理雷達傳來的信息時，另一台機器就在旁邊接受檢修、維護，或者只是單純待命。通過這種方式，基本上所有的SAGE中心站在97%的時間里都處於高度警覺狀態。

可在那個時候，因為對「紅色威脅」的恐懼，整個美國陷入了風聲鶴唳的狀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大肆舉行聽證會，宣稱要「掘地三尺，找出每一個共產黨人」。有那麼一回，我真以為IBM會失去在國防事業方面的機會，原因就是我辦公室百葉窗的樣式。那時候的百葉窗絕大部分都是水平式的——也就是普通的威尼斯式百葉窗。不過垂直式的百葉窗已經發明出來，有人給我的辦公室裝了幾幅。一天，一個到我辦公室來開會的IBM工程師對這種百葉窗產生了興趣，琢磨著給自己辦公室也裝上一幅，於是他畫了幅草圖，繪下這種百葉窗是如何依靠一根輪軸收起放下的。他把這張小紙片放到襯衣口袋裡，然後忘了個一乾二淨。幾天之後，洗衣店的人在把這位工程師的襯衣放進洗衣機前翻了一下口袋，於是發現了這張小紙頭——只有圖示，沒有說明。當時麥卡錫已經把整個國家的人嚇得草木皆兵，每個人都在懷疑別人是不是共產黨人。於是這個洗衣店的人把這張紙送到了麥卡錫那裡，很快，參議員派來的調查人員就到了IBM，他們對那位工程師說：「經過鑒定，我們發現這是一張雷達天線的設計圖，我們想聽聽你對此作何解釋。我們希望對你公平些，但我們知道這是一張雷達天線的設計圖，我們是在這件襯衣里發現它的，而這件襯衣是你的。」

沒過多久，我被邀請去雷曼兄弟銀行參加午宴，那是一家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在當時極有影響力。那天有不少重要人物到場，我們圍坐在一張大圓桌周圍。席間銀行老闆鮑比・雷曼（Robert「Bobby」Lehman）談到了麥卡錫。他說：「麥卡錫這個人很粗鄙，我不喜歡他的行事方式。不過他說的要將共產黨人從我們的政府中連根拔起，對這點我們毫無異議。」接著他問我的看法如何。我說：「不巧，我不太同意麥卡錫參議員的做法。我覺得他做的事情弊大於利。我不相信我們政府的高層之中到處潛伏著共產黨人，我想可能的確有些軍隊的低級職員是共產黨人，那是挺討厭的，不過也沒什麼大礙不是？」當時在場的人都相當保守，二十多位客人中，我是唯一一個持這一立場的。不過這並沒讓我感到不安。讓我煩惱的是，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好幾個當時在場的人給我寫來了信，信里都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我不想在公開場合說出我的想法，但我同意你所說的每一句話。」

在對待麥卡錫的態度上，商界人士中我最欽佩小沃爾特・惠勒（Walter H. Wheeler Jr.）。他是康涅狄格州一家非常成功的製造公司——必能寶公司的老闆。小惠勒是個六英尺多高、體重大概230鎊的彪形大漢。他對麥卡錫對康涅狄格州參議員威廉・本頓（William Benton）提出的起訴相當不平。本頓曾發表演說稱麥卡錫是個「騙子」，並說麥卡錫發起的這種「獵巫式」行徑正在將美國四分五裂。麥卡錫以誹謗罪和中傷罪控告本頓，索求200萬美元的賠償，還在本頓競選連任時做了手腳，使得本頓競選失敗。接著，麥卡錫又在案件將要提交法庭審理前夕撤回了起訴，他聲稱這是他律師建議他這麼做的，他沒辦法證明本頓先生傷害了他，因為他們連一個相信本頓先生的話的人都ｒead.９9ｃｓw•ｃｏm找不到。

臨近黃昏的時候我飛回了紐約，立即召開了一個會議，一直開到深夜。當時整個IBM沒有一個人意識到電子計算機的巨大潛力，我們完全想象不到，哪怕百分之一都想象不到。但有一件事情是我們能夠想見的，那就是我們正在丟掉一部分生意。我們的一些工程師已經開始進行設計商用電子計算機的初步嘗試了。我們決定將他們的工作加以推進，以期生產出可與UNIVAC分庭抗禮的主打產品。

對一個商人來說，想在演講中暢所欲言其實是件很奢侈的事情。要是IBM的利潤沒這麼高，整件事情可能就不一樣了。人們不會再對邀請我講話感興趣，我也肯定不敢如此坦率直言。每當我在公開場合露面時，我總不忘提及我身後強大的IBM公司：「看看這家公司。經營它的就是站在你們面前的這個傢伙。不要小看他，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要是說，我不是IBM的總裁，而是一個小煤場的老闆，每年創造的純利潤也就6%，而不是IBM每年創下的23%，我的看法也許永遠都不會引起公眾的注意。

當1953年蘇聯成功試爆了它的第一顆氫彈后，部署SAGE系統已經成為燃眉之急。我們從公司其他的計算機研製項目中抽調出頂尖的工程師，將他們派去同福里斯特的人一同工作。簽下合同一年之後，我們已經有700個員工投入到SAGE項目中去。最後我們只花了14個月的時間，就設計並製造出一台符合要求的樣機。那是一台龐大的機器，比在那之前生產出來的任何計算機都要大。空軍方面將它命名為AN/FSQ-7型機，簡稱Q7型機，它裝有5萬隻真空管，數十個機箱排開來把一個大倉庫塞得滿滿當當。它實在是太大了，儘管電流在導線中傳播的速度接近光速，但信號從這台機器的一頭傳送到另一頭有時都得花上很長時間。

為了讓SAGE成功運轉，計算機必須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工作。當時計算機的運作一般是以一種被稱為「批處理」的方式進行的。這種運作方式要求你先收集數據，然後將數據輸入電腦，再坐在那裡等著運算結果出來。你可以把「批處理」方式想象成馬戲團里的高空跳水表演——每次表演的時候，先來上好長一段時間的鼓點助威，然後表演者飛身一躍，濺起一朵小小的水花。但SAGE系統必須能夠全面掌握極其廣闊的領空中瞬息萬變的情況。這就意味著它必須持續接收雷達送來的最新信息，並不斷地進行及時處理，這種方式被稱為「實時處理」。所以用於SAGE的計算機更像是個雜耍藝人——不斷將手中的球拋出，然後接住助手從各個方向拋給他的新球——而空中總是有幾個球停留。「實時處理」已是一個技術難點，軍方還要求這個系統必須絕對可靠。在那時候，要是有人能製造出一台每天工作8小時而不出故障的計算機，就已經算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了。而SAGE需要年復一年一天24小時不間斷地運轉。

沒過多久，當別的商人將我看成狂熱的自由主義分子而對我不屑一顧時，我也不再感到難為情了，因為我的心情同父親一樣。這個國家曾經給予了他許多，並且正在給予我許多。我有著一家盈利豐厚的公司，我年輕，充滿活力，願意大聲說出我的信念。

20世紀50年代初的一天，我在華盛頓短暫停留，中轉換機，當時擔任華盛頓銷售處負責人的雷德・拉莫特到機場來見我。「湯米，」他用他特有的那種隨意語氣說，「美國人口普查局從雷明頓-蘭德公司買了一台UNIVAC，聽說不久之後他們還要再買一台。普查局的人都很興奮，為了給UNIVAC騰地方，他們把幾台我們的製表機推到角落裡去了。」當然了，我知道這件關於UNIVAC的事情，但人口普查局早在19世紀80年代就開始使用穿孔卡片機，那個地方一直堪稱「IBM的後院」。我心想：「上帝呀，我們還在這邊費心費力地研製國防計算機，那邊UNIVAC已經開始搶佔所有的民用計算機市場了。」我開始恐慌起來。

麥卡錫主義飛揚跋扈的那些年正是我性格定型的關鍵時期。當時我剛剛開始經營公司，不知道應該以多大的力度說出自己的想法。我對麥卡錫的態度就像大多數關心時政的普通市民一樣：一開始覺得他可能有道理，但漸漸的，他的霸凌行徑和謊言使得這種想法逐漸讓步給憤慨和驚愕。

惠勒還將電報的副本寄給了各家報紙，第二天早上《紐約時報》就把它登了出來。這是我曾見過一位商人所能作出的最勇敢的舉動——這話在今天聽起來可能很古怪，但在那個時候，麥卡錫的權勢之盛可謂一手遮天。我給惠勒打了電話，並親自去拜訪了他，從那以後，沃爾特・惠勒便成為我心目中的商界英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