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之後，也就是1956年5月，父親正式將總裁一職交給了我。他把這事辦得十分莊重，表現出全然自願的姿態，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這是第一次我不用經過艱苦鬥爭就得到他的任命。在董事會投票通過這一任命后，我跑到一家銀行買了一疊5元金幣。我在午餐會上將它們分發給諸位董事，並發表了一番講話，說父親擔任總裁的這些年是IBM的「黃金年代」。接著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第二天早上，《紐約時報》刊登了我和父親握手的照片。父親在接受該報採訪時特別說道：「我並非退休。我只是想把更多時間花在IBM世界貿易公司上。」可不過一個星期，父親便對迪克做了同樣的事情——任命他為IBM世界貿易公司的總裁。

我安排了一輛汽車在樓下等我，我下了樓，鑽進汽車。我心煩意亂，以至於一路上身子都在輕顫。我走進法院大樓，像往常那樣在那張長桌子旁坐下。因為情緒緊繃，我幾乎沒跟任何人說什麼話。過了一會兒，父親的私人秘書從房間後門走了進來。我想：「噢，上帝呀，父親肯定中風去世了。」但秘書只是遞給我一張從「思考」筆記本上撕下來的小紙條，上面寫著：

「有意思哈。你為什麼不早跟我說？你進城去幹嗎？」

我想，在他把公司交到我手裡的時候，肯定已經意識到了死神的逼近。這也許是讓他決定徹底退出IBM舞台的唯一原因。但同時我也覺得，他之所以拒絕接受手術治療，是因為他已經做好了迎接死亡的準備。如果我和迪克還不能讓他放心，如果他依然覺得IBM完全離不開他，說不定他會冒險接受手術，再活上幾年。但他看到我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條，看到迪克在海外的業務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我猜他肯定是想：「我的一生完滿了，是時候走了。」他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顯然拖不過一個月。那年6月的紐約熱得讓人難受，父親便待在新迦南的鄉間別墅。1956年的總統大選正在進行，從電視上觀看競選使他得到了很大的樂趣，他樂此不彼地嘲笑著政客們反覆無常的表演。他的神智十分清醒，也不覺得哪兒疼，但是因為食不下咽，他已經沒有一絲力氣了。他又進行了幾次輸血，但那隻能讓他暫時有所好轉，很快他便繼續衰弱下去。

我們旅途的第一站是距離加拿大西海岸不遠的夏洛特皇后島。我想儘可能地讓湯姆飽覽旅途風光，這個島上有個大型的木材加工廠。於是我們便在木材公司名下的一家簡陋旅館住了下來。在這個島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看到一棵青蔥翠綠的大樹是如何被修剪成吊杆，用來將周圍被砍倒的樹木吊起、堆好。接著我們沿著海岸線向北飛行，途中補充了一些燃料，然後降低飛機高度，在冰川灣上貼著水面飛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機會沿著這一路線進行航海旅行，不過我們用飛機試了一番。那天天氣極好，陽光灑滿冰川雪山，水面飄滿浮冰。我們在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諾市過夜，第二天早上我們出去遊玩，在附近的一條河邊看到灰熊捕捉鮭魚的情形。

我很擔心母親能不能從父親去世的打擊中調整過來。

父親知道，只要他還在工作，就肯定會有批評反對的聲音。當初是他規定IBM員工的退休年齡為65歲的，而現在他已經八十多歲了，依然工資照拿、分紅一分不少，算起來每天的收入超過一千美元。他特別注意從不提及自己的年齡或是健康狀況，而儘管他身體一年不如一年，也從沒有過任何一個股東質疑他上班拿薪水的事情，因為他的成績白紙黑字地擺在那裡。我在摩托羅拉公司的朋友鮑勃・高爾文對此有自己的見解，他告訴我說：「企業創始人有權終身在職，直到去世為止。他可以享受各種特權和福利。但他的繼任者，不管是不是他的家人，都不能享受同等待遇。」高爾文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他即將從他的父親那裡繼承摩托羅拉公司，我將他視為可借鑒的對象。父親的身影依然活躍在公司舞台上這件事情究竟是好是壞，其實我也說不清楚。的確有很多時候，我會很難控制自己不說出「看在上帝的分上，父親，這件事情我正辦著呢！」之類的話，我覺得他讓我很有挫敗感。而另一方面，只要他還坐在頭把交椅上，我就永遠不必承擔全部的責任。每當作出重大決策時，我總會同他討論，而他也總是會給我堅強後盾的感覺。

父親知道我們正在進行談判，但在他心底深處，依然對簽署和解協議有著固執的反感。一天，他到公司來了，到得比以往都早，那天正是我準備前往法院大樓的日子。他坐在辦公桌前翻閱信件，看看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值得關注，有什麼瑣碎事情需要處理。他肯定有想過：「湯姆！我可以見見湯姆了！」於是大概九點鐘的時候，他裝在我辦公室里的那個討厭的呼叫鈴響了起來。我進城開會的時間就安排在九點半。但我從來都對他的召喚有求必應，於是我上樓去了他辦公室。

現在回想起來，這封信的出發點依然是我對掌握公司全部控制權的渴望，但裏面扯了很多無關的事情。因為在當時，對於影響IBM前途的重大問題，父親已經在聽從我的意見了，他在我身邊充當的角色更多是一個良師益友而非頂頭上司。他基本上已經不跟我爭論了，但我過了很長時間才注意到這一點。比方說，他已經克服了對借貸的反感，在他的同意下，威廉斯和我以相同於公司發展速度的速率不斷增加貸款額度。我們向保德信金融公司借的錢最後超過了3億美元，這些債務完全可以用我們新建工廠生產的設備獲得的利潤償還。父親還准許我對IBM的養老金政策和福利政策進行徹底改進。這些改進措施讓IBM的員工不再擔心「對自身及家庭的看顧」，實際上完全符合父親一貫的關懷員工的主張，只是遠遠超出了他的設想。他設想的方案是每位員工退休后一年能領取最多3300美元的養老金，金額多少僅僅取決於員工為公司效力的時間長短，這在他那個年代算是很先進的政策了。而我們根據時代變化制定了新的方案，我們不僅考慮到工作年份，還考慮到員工在職時的工資水平，按照這一方案，退休員工每年最多可領取2.5萬美元的養老金。IBM還成為美國首批提供重大醫療保險的公司之一。

我打斷他道：「吉爾伯特，聽好了，不是我父親把你招進董事會的，把你招進董事會的人是我。IBM的一切都可以歸功於我的父親，但那個在萬通互惠理財公司董事會遇到你、賞識你的人是我，當時我只是個新來的，但你對我十分友好。所以當父親要我推薦一個人擔任能夠代表芝加哥地區的董事時，我把你的名字給了他。」我的這番話消除了我們之間的裂痕，在此之後，斯克裡布納繼續擔任了許多年的IBM董事。

到第七天結束的時候，我們都筋疲力盡了。我們旅程的最後一夜是在安克雷奇的一家旅館度過的。我發現湯姆的小夥伴約翰躺在床上哭——他想家了。那種沮喪感和無力感再次向我襲來。我沒辦法將他的母親找來陪他——他的父親去世了，他的親人只有母親——我也沒辦法立刻將他送到他母親的懷裡，這真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我返回新坎南時，父親仍然十分清醒。他說：「噢，兒子，真糟糕，你不應該錯過這場比賽的。」

我們在那裡坐了一會兒。母親開始哭泣。我想我們都哭了。護士進來了，九-九-藏-書然後是醫生，他摸了摸父親的脈搏，說父親已經離開了。

由於沒有接受手術治療，父親的消化功能漸漸喪失，毫無疑問，我的老父親在日復一日地挨餓。不過一年時間，他的體重便減輕了二十到三十磅，到1956年春天時，他看起來已經奄奄一息。他准許安特努奇對他採取的唯一治療手段就是輸血。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父親大概每隔三個星期便會去羅斯福醫院輸一次血。輸血會讓他的狀況好上一段時間，但很快他又變得筋疲力盡，直到進行下一次輸血。

只有一件事情依然讓我們爭論不休，那就是反托拉斯案。1952年政府對此案提起訴訟，在杜魯門執政的最後一年及艾森豪威爾執政的頭幾年，IBM一直在同司法部進行談判。我是想把案子在提交法庭審理前了結。時不時地，我們的律師就會帶著我到曼哈頓的聯邦法院大樓去，坐在一張長桌邊同司法部的律師及法官進行協商。法官名叫大衛・埃德爾斯坦（David Edelstein），個子矮小，聲音沙啞，比我大不了幾歲。這是他經手的最大一樁反托拉斯案，他想要好好表現一番。不過他跟我從來沒什麼話好說，那些公訴人也是，我一直覺得那些會談進展寥寥。不知道是有什麼法律上的規定導致他們不能跟我多說，抑或僅僅因為他們覺得我愚昧無知，不值得在我身上浪費時間，我對他們的印象一直就是：他們更樂於同我們的律師交談。

接著我們往南飛了兩百英里，返回諾姆市，在一家旅館住了兩晚。旅館里有個餐廳，名叫白令海咖啡廳。我認識了餐廳的年輕老闆。我們到那裡的頭天晚上，他和他的夫人同我們共進了晚餐，他問兩個男孩子有沒有讀過傑克・倫敦寫的那些關於育空河的故事。湯姆說讀過，於是餐廳老闆問他：「那你們想不想去淘金啊？」

「自從你父親把我招進董事會——」

「早啊，兒子！」他說，「坐吧。」我坐下來等了大概一分鐘，他只是埋頭繼續看信。

我感覺如此寬慰，不禁熱淚盈眶。

「現在給我聽著，年輕人，我這一輩子都在跟反托拉斯案子打交道。我對其中的貓膩再清楚不過了。我知道司法部的那些傢伙，你一不小心就會說錯什麼話被他們拿去當把柄。」

最後，在我的說服下，父親終於同意簽署和解協議書。1956年1月，我們的律師代表IBM公司在協議書上簽字。了結這個案子是我們有史以來採取的最為明智的舉動之一，因為它為IBM持續高速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對父親而言，那份和解協議始終是個痛處，我們從未再談起過它。不過經由這件事情，我們兩人都心知肚明，現在主導IBM的人是我了。

安特努奇所做的事情讓我感到十分不安，像是往父親身體裏面插管子什麼的。父親顯然很不喜歡這些醫治手段，從他發出的呻|吟聲便能知道。於是我說：「看在上帝的分上，這個人不行了，就讓他平靜地去吧。已經沒有希望了，不是嗎？」

我永遠不會忘記他離世的那個時刻。我們人類有著與生俱來的求生慾望：跳出傾覆的汽車、逃離著火的房屋，幾百萬年來人類的這種本能一直代代相傳。但直到那時，我才第一次親眼見到這種求生的意志——此時此刻支撐著我的，也正是這種意志——父親躺在那裡，頭微微仰起，病房裡燈火通明，他雙眼緊閉，沒有戴氧氣面罩，母親和我們幾個子女守在他身旁。父親深深地吸一口氣，接著好一會兒沒有動靜，然後他又把這口氣長長地吐出。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分鐘里，他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困難，每次呼吸的間隔也越來越長。最後他深深地吸了口氣，帶著些許顫抖，然後呼了出來，就好像在說，就這樣吧，塵世的一切牽絆到此為止。然後，他再也沒有了呼吸。

父親在世時曾表達過對自己葬禮的期望：辦得既傳統又莊重——躺在敞蓋的棺材里，朋友們依次上前瞻仰遺容，然後在公園大道的布里克長老會教堂舉行隆重的葬禮，由他的老朋友保羅・奧斯汀・烏爾夫神父（Priest Paul Austin Wolfe）主持。我和迪克按照他的意願進行了安排。我們穿著黑色西裝，走進殯儀館，只有迪克和我，我們在敞蓋的棺材前待了一會兒。首先前來致哀的是斯派羅斯・斯庫拉斯（Spyros Skouras）和伯納德・吉伯爾（Bernard Gimbel），兩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商業人士。吉伯爾創立了自己的百貨店——薩克斯第五大道精品店（Saks Fifth Avenu），並使其名滿天下。斯庫拉斯靠在聖路易斯經營連鎖電影院起家，後來成為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的老闆。他對父親一直很好，在父親最後的那些日子，他送給我父親一台電影放映機，還每隔一兩個月便送來一部父親想看的電影。父親的這兩位朋友走進殯儀館，對我們說：「孩子們，不要為他的離去傷心了。這會兒你們可能覺得一片空茫，但想想他一生所做的事情。看看那副面孔，想想他來自何方，想想他出生的農場，想想現金出納機公司。」他們的話讓我感覺意味深長，因為他們都是白手起家的人，他們知道父親的奮鬥史。隨後又有數百人前來致哀——聯合國秘書長、外交家、企業家以及在IBM工作的普通員工。

結束對此地的訪問后，我掉頭去接兩個孩子，隨後我們駕駛飛機飛越了迪韋德峰——它隸屬的山脈將阿拉斯加沿對角線分成兩半。我們的飛機需要補充燃料，所以我把飛機停在一個簡易機場的雜貨店前面，店員們把一根管子沿著門廊拉出來，給飛機加滿汽油。我突然發現，這裡是自西伯利亞之後我去過的最偏遠的地方，這個發現讓我震動不已。我本想一路飛到美國最北部的城鎮巴羅角，但空軍正在建設遠程預警雷達防線，那裡的機場已經爆滿。我們只得掉頭返回白令海峽的科策布，就在北極圈以北一點點的地方。我把飛機拔高，這樣我們就能看到蘇聯的小代奧米德島和大代奧米德島了，它們離阿納德爾不遠，阿納德爾是二戰時我在西伯利亞停留的最後一站。我把這些都告訴了湯姆。

「好吧，你聽著，我已經同我母親和其他兄弟姐妹談過了。我們覺得你應該想辦法讓他安詳地離去，但是不要再往他身體裏面插任何東西了。」於是他們停止了搶救。

我當時已經41歲了，但他卻像教訓毛頭小伙九九藏書一樣把我噴得狗血淋頭。最後我說：「爸爸，就算我現在走也得遲到10分鐘了。您要麼告訴我您想讓我去，我這就走；要麼告訴我您不想讓我去，我就打電話取消約會。」

「別啦，」他說，「今天來的這些人都很忙。有些人家裡還有孩子等著。你就這麼講吧。」他同那個推銷員一樣對我毫不客氣。

在他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那些日子，他會一連好幾個星期從辦公室消失。他愛上了到全國各地進行隨興的長途旅行。父親一直是這樣，身在旅途的時候心情最好。每次作這樣的旅行，他只會帶著我母親、司機和幾個行李箱，有時一路開到芝加哥去，有時會從舊金山出發向東行駛，一路探訪沿途的IBM辦事處，每晚都同當地員工坐下來共進「家庭式」的晚餐。父親總是會在這些聚會上侃侃而談，說他是多麼感謝我母親、回憶他們兩人是怎樣相攜相伴著走過了一百多萬英里的旅途。他總是會說：「我們從未感覺離家很遠，因為我們一直都在IBM這個大家庭里。」母親會帶著恬靜的微笑坐在他身旁，要是他說的時間太長，母親就會悄悄地拉拉他衣服后擺。母親很少開口，頂多說句「謝謝大家」。

「你說什麼？」

「你父親在宴會開始前二十分鐘給我打了個電話，說，『大家喝點酒怎麼樣？』所以我就要了酒。」

這次旅行有湯姆陪著我真是再好不過了。他繼承了奧莉芙的溫柔和她那種與生俱來的同情心。儘管他只有12歲，而且我們從未直接談及我父親的離世，但他還是察覺到了我正在經歷的痛苦，他的陪伴是對我的最大安慰。他對野生動物十分好奇，我在往北飛去費爾班克斯走訪那裡的辦事處時，給他和他的小夥伴安排了幾次周邊游，他在一次出遊中給一頭大角麋照了不少照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還是迴避了我真正的問題。「不是的，」我鍥而不捨地追問，「我的意思是，你們能賺到錢嗎？」真正的答案是沒有。他們仍在寄希望于某天撞大運。就在我們聊天的時候，湯姆和他的小夥伴已經在溪水中找到了黃金——只有一小點兒。我們用一條思高透明膠帶把它粘在硬紙板上以便觀賞。驅車離開時，我還在想著這對淘金夫婦徒勞無功的生活：他們挖開河岸，淘到一點兒黃金，買上一輛卡車，慢慢地，卡車用舊了、銹掉了，然後他們又淘到一點兒黃金，再買一輛卡車，如此周而復始。

「我只想陪在您身邊。」我說。

最後我們到達了目的地，餐廳老闆說那裡有一對夫婦常年用高壓水流和水槽淘金。我們在驅車前往這個小河谷的途中經過了無數廢棄的拖拉機、拖車、水泵、汽車和卡車，這些東西大概得值好幾百萬美元。我們在小河谷看到了那對淘金夫婦，他們正對坐在兩個箱子上吃飯，他們的食物只有一袋打開的麵包和一些花生醬。我同他們聊了一會兒，我問他們收穫如何。

我說：「要知道，當人們打算淘金時，心裏想到的可不只是『靠這個吃飯』。」

他說：「你那麼重視在宴會上上酒這件事情。你是年輕人，你知道這些事情，我可不想做個老頑固。所以我聽從了你的意見。」當然，他知道這次宴會上了酒的消息會立刻傳遍IBM的每一個角落，要想再用過去嚴格的禁酒令規範員工得花上我好幾個禮拜的時間。我大為吃驚，要知道，這大概是父親在25年中第一次表現出他性格里頑皮的一面。既然現在我是大老闆了，他就陽奉陰違地給我來了次惡作劇。

法官問：「你是不是收到了什麼壞消息？」

在我動身之前，公司的一位董事來找我。他叫吉爾伯特・斯克裡布納（Gilbert Scribner），是芝加哥一家不動產公司的高級合伙人，很有影響力。斯克裡布納是我們公司薪酬委員會的負責人，他問我：「你想拿多少薪水？」

六月初的時候，我去看望了他一趟，隨後便前往羅得島州的紐波特準備參加去百慕大的帆船比賽。我挑選了出色的隊友，船隻也已準備妥當。我離開新迦南時，父親有些病怏怏的，不過看上去情況還算穩定。但就在比賽開始的前一天，母親打來電話，我在碼頭上接的電話。她說：「湯姆，我只想告訴你，你還是不去參加比賽的好。我也說不出來為什麼，雖然你爸爸的病情並不是很嚴重，但我覺得你最好還是別去。」接完電話后，我回到船上，指定一名資深隊員當領隊，對他說：「你帶隊去百慕大吧。」

父親在旅途中有時會給我寫便箋，對IBM不斷增加的開支花費表示擔憂。有時他會去拜訪某位客戶，出於想幫忙的好心插手當地分公司的銷售業務。有那麼一次，他拜訪了邁阿密的一家銀行。午餐時，銀行的主管們提到他們正在考慮將一到兩台IBM的機器換成其他公司生產的專為銀行業務量身定製的機器。這本是我們分公司經常會遇到的銷售問題，分公司完全能夠自己處理。但一想到IBM將有一筆租賃生意落到競爭對手手中，父親便變得心煩意亂。他給我寄了一封加急信，密密麻麻地寫了三頁紙。信里寫道：「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在那些面向特定客戶群的機器上，我們應該下更大的工夫！以更大的力度去關注！」好在當時我們正要推出一款面向銀行用戶的新機器，正符合那個客戶的需求，我把這個消息寫信告訴了父親，安撫他說這筆生意保住了。

「還不就是那樁反托拉斯案。我得去跟法官談談。」

「這個嘛，」他說，「我們每天淘洗很多沙子，多少總能淘到點東西。現在我們過得還算不錯，我們有輛像樣的卡車，冬天的時候能去西雅圖過冬。」

他立馬勃然變色。「你根本沒能力做這種事情！你一點經驗都沒有！你說你去和法官談，談什麼？」

費爾班克斯機場有個陳列室，展出具有數千年歷史的猛獁象牙，都是從凍原挖掘出土的。當地IBM辦事處的經理到機場來接我，還帶了一位工作業績十分突出的當地推銷員。機場航站樓的牆上掛了一幅地圖，上面繪有俄羅斯的一部分。我為自己曾去過那裡而非常驕傲，於是開始誇耀我在戰時的經歷，眉飛色read.99csw.com舞地描述我們在飛機險些墜毀后被困在那裡的故事。我指著地圖說：「就在那裡！雅庫茨克！」

在我看來，此事關乎的並不只是我們對某位員工的處理方式。我父母擔憂的是，隨著父親漸漸淡出IBM的舞台，公司的管理層將會丟掉關懷員工的作風，而這曾是他殫心竭慮建立起來的。我相信事情不是這樣的，於是坐下來寫了封信給他們倆，說了說我希望父親此時在公司應扮演的角色。這是我給他和母親寫過的最長的一封信——有12頁——我在信里傾吐了我對IBM，對公司前景，對各種問題以及對如何做好總裁的一切思考。我想把這事一次了結，說服父親徹底退隱，將公司的事務放心地交給我來處理。

回想起來，我覺得父親當時肯定對我們之間漫長的爭鬥終於抵達終點而感到釋然。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在當時意識到這一點，因為這會讓我同他相處時態度更好一些。有件事情也是我不斷試圖說服他的，那就是解除IBM的禁酒令，儘管我知道對於這件事情他一生都很抵觸。我常常對父親說：「爸爸，我們IBM舉行晚宴的時候，人們總是會提前半個小時或四十五分鐘到場，而他們只有橙汁可喝。這段時間顯得可尷尬了。也許在這段時間我們可以提供些白葡萄酒。」

「這事你可不能妥協！」他說，「先是喝些白葡萄酒，接下來的事情你也知道……」

「爸爸，」我說，「讓我們現實一點。您知道大家都怎麼幹嗎？每次舉辦宴會時，每十個人里便會有一個人在旅館訂個房間，在那裡擺滿美酒，大家在赴宴之前先到那裡痛飲一番。禁酒令實際根本沒用。」

幾天過去了。時不時地，我們兄妹幾個就會有人去街上的教堂做禱告，但在我們心裏，已經對父親能挺過這關不存希望了。這段時間非常難熬，這位老人在各個方面贏得了我們這五個子女的愛與尊重。我描繪不出我兄弟姐妹的悲痛心情，但我很清楚我自己的感想，我只覺得自己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正在離我遠去。父親就像一塊堅實的磐石，支撐了我42年。想到未來，我有一種可怕的空茫感，沒有了這位我曾與之爭鬥不休的老人，未來將會怎樣？歸根結底，T·J·沃森對我的影響之大，這世間恐怕再沒有什麼能與之相比了。

我回到紐約后，薪酬委員會終於在九月份的時候開會討論了我的待遇問題。他們同意我享受同父親一樣的薪酬標準。不久之後，吉爾伯特・斯克裡布納前來找我，對我說：「我想，你大概希望我辭職吧。」

「我們就靠這個吃飯。」那個男人告訴我說。

我回到紐約后，曾試著去辦公室工作。但我發現自己心情差得根本沒法集中精神。IBM的一草一木都讓我想起父親。我已經花了四年時間重新安排一切，以便能夠取代他管理這個地方，但在此時的我眼中，父親的影子似乎依然出現在公司的每一處。我覺得唯一能夠讓我忘掉這一切的辦法就是同我自己的兒子待上一段時間。我決定帶他出門旅行一周，我選擇了阿拉斯加作為目的地，因為我覺得小湯姆會對那裡產生濃厚的興趣。我想給他留下一些難忘的記憶——我想帶他到人類文明的邊緣地區，讓他看看冰川、高山和白令海峽——我曾坐在一架蘇聯運輸機里從西伯利亞橫穿白令海峽，那時我同他母親結婚剛剛一年。

「不，」我說，「實際上那是個好消息，我只是有點激動了。」

「我有個約會。我得進城去一趟。」

他說：「你父親可是白手起家創辦這個企業的！他當時四處奔走，找銀行借錢！他可是真正做了事情的！」

不過，在父親作出的讓步中，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終於同意讓員工享有優先認股權。但凡涉及IBM股票，他總是非常保守。儘管他擁有的股份從未超過5%——其中除了他個人持有的股票外，還包括他存入家庭信託基金的股票和贈予其他家庭成員的股票——但父親運營起公司來，總好像整個公司全屬於他一人似的。在早年間，哪怕只是單單提起賣掉些股票，有時都會讓他大發雷霆。父親從沒考慮過員工應享有優先認股權的問題，也不同意這麼做，但他卻會鼓動IBM的員工和遇到的任何人在股票上投資。一些在我們公司總部隔壁哈爾珀藥店里站櫃檯賣三明治的夥計就這樣成了巨富——戰前我還是個毛頭推銷員的時候，就在他們那裡喝咖啡呢。不過儘管父親對員工優先認股權持有懷疑態度，但在我告訴他這種做法現在已經被廣泛認可，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很難留住我們的優秀管理人才之後，他便不再反對了。我們給予員工的優先認股額度相當大，大概是他們工資的5倍，這樣的話，一位年薪7萬美元的經理優先認股的額度能夠達到35萬美元，這些股票最後可能值700萬美元。在頭兩輪認購中，有超過50名員工參与，最後，他們每一個人都成了百萬富翁。

那天晚上我們在一家水上餐廳舉行了聚會。我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湖區的每一座房子前幾乎都停了一架水上飛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阿拉斯加的那個地區，水上飛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參加聚會的大概有15位IBM客戶，主要來自鐵路部門和國防設施建設部門，其中一些還帶了家眷。那個飯店只有一個餐廳，飯店的人便用帘子為我們的聚會隔出一塊地方。開始一切都很好，直到輪到我講話。我正要站起來，帘子那邊卻開始了一場節目表演。一個男人又唱又跳，妙語不斷地講著笑話，把觀眾逗得哈哈大笑。我看了看當地IBM辦事處的經理，無奈地說：「我最好還是等那個傢伙表演完再說吧。」

不知為何，我總覺得父親會永遠在我身邊為我出謀劃策，就像他在過去一年裡做的那樣。但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那年冬天他總覺得身體不舒服，於是一直待在佛羅里達。因為患有胃潰瘍，他沒法正常進食。從我記事開始，父親的胃就一直有毛病。他經常消化不良，得服用小蘇打。我小時候經常聽到他關起門來狂打一陣嗝，然後繼續處理工作上的事情。有時候他還會胃出血，但他從不當回事。在他看來，患有胃潰瘍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因為按照他的老眼光，只有酗酒的人才會得胃潰瘍。他忘了25年來自己一支接一支抽的那些煙，也從不接受工作壓力會導致胃潰瘍的說法。

父親似乎下定決心決不讓步。但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IBM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們將在佛羅里達州舉行一次大型會議，父親和我都將前往參加。當時我正在外面出差，到得晚了一些。當我走進宴會廳時，發現現場的氣氛比以往略微活潑一些。我被領到主桌，當我俯身親吻父親時，我看到桌上擺了酒！就放在冰桶里，而且不光是這一桌，所有的桌上都放著酒。我把主工程師麥克道爾拉到一旁，問他：「沃利，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的事。」我說。

「是的，」安特努奇說，「但我們醫生還是得儘力呀。」

父親同我們每個人都說了話，第二天他便陷入了昏迷。那是一個星期天，但我們還是找來一個醫生，醫生說我父親已經心力衰竭，於是叫了輛救護車將他送到紐約。與此同時，我給安特努奇打了電話，他正在謝爾特島度假。這事讓我十分不滿，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不明白為什麼許多醫生會在理應工作的時候出去度read.99csw.com假——那時候他們本應該在半夜出去問急診或是處理別的緊急情況——而在理應休息的時候忙個不休。安特努奇當時就是在度假，他給我父親在羅斯福醫院安排了一間病房，並讓自己的助手在醫院大門口迎接我父親入住，但他本人直到第二天才趕到。

舉行葬禮的時間到了，我們合上棺蓋，前往教堂。父親的葬禮安排在立夏的第一天，紐約天氣悶熱、細雨綿綿。布里克教堂水泄不通，門廳站滿了人，主廳側翼的禮拜堂里坐滿了人，就連地下室里也擠滿了人。我們安裝了特別的音響系統，好讓所有參加葬禮的人都能聽到烏爾夫神父的講話。他發表了感人至深的悼詞，讚頌了使父親獲得成功的決心和質樸品質、父親對人們作出的貢獻。葬禮結束后，我們一家人前往沉睡谷墓園為父親下葬。二戰期間我和奧莉芙的第一個孩子夭折時，父親在那裡買了塊地作為家族墓地，我們將把父親葬在那裡。烏爾夫神父在悼詞里特別為我和迪克援引了《聖經》中的一段話：「大衛的死期臨近了，就囑咐他兒子所羅門說，『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當剛強作大丈夫。』（《聖經・舊約全書》列王記上2:1-2）」但我站在墓園看著父親的靈柩一點點放入墓穴時，絲毫也沒覺得自己像所羅門王，我只覺得悲痛欲絕。

父親剛去世時她曾跟我和我弟弟說：「沒有你父親，我怎麼活得下去。」但葬禮結束后，她性格中的堅毅一面開始顯露出來。當時我問她：「媽媽，你想做點啥？你有什麼打算？」

第二天我們啟程回家。我們從安克雷奇直飛紐約，途中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時間。我都不知道副駕駛員和我是怎樣辦到的。我們返家的速度如此之快，湯姆和約翰給他們母親帶的鱒魚都還新鮮得很——我們動身前在安克雷奇買了一兜子魚。

「沒錯，」父親說，「但你知道嗎，當他離開房間的時候，我就好象看到他磨刀霍霍的樣子了。」

湯姆的眼睛一下睜得有茶碟那麼大。「天哪！」他說，「太棒了！可我們用什麼去淘金呢？」餐廳老闆掏出一捲紙幣，抽出5塊錢，說：「沿著這條街走，你會看到一家五金店。敲門告訴他們是我讓你來買個淘金盆的。」湯姆和他的小夥伴徑直朝那家店跑去，買了個淘金盆。第二天餐廳老闆帶我們去了鄉下。我們看到了雷鳥，那是生活在寒帶的一種松雞，樣子又好看又特別，它們的羽毛一直長到腳爪上。

一個強大如父親般的人居然會如此迷信讓我感到十分不解。但在他作出拒絕手術治療的決定時，他的意識完全清醒，所以我們都覺得無權干涉他的決定。直到生命最後一刻，老爺子的生命力都煥發著奪目的光彩。我永遠不會忘記他最後一次站在IBM員工面前的樣子。那是在1956年3月華盛頓舉行的一次銷售大會上。那家大酒店的會議廳里大概坐了有500人。父親到得比較遲。主持會議的人發現父親坐在後排，便說：「我非常榮幸地宣布，今天沃森先生來到了會場。沃森先生，能請您到主席台上就坐嗎？」父親當時已是82歲高齡，身體十分虛弱，他站起身來，沿著傾斜的過道小心翼翼地朝主席台走去。人們都站起來沖他鼓掌歡呼。他們越是鼓掌，父親的精神便越是抖擻。他的腰桿越挺越直，步伐越來越快，當他終於走到主席台前的台階時，看上去已是精神煥發，他走上講台的步伐如此矯健，簡直給人兩步並作一步的錯覺。推銷員們的歡呼聲如此熱烈，似乎讓父親在走上主席台的過程中年輕了三十歲。他扶著講台，發表了一番非常激動人心的講話，他揮舞著拳頭，告訴與會者們應該如何利用眼前的大好機會，告訴他們IBM將會怎樣前途無限。

我的兒子小湯姆當時正在緬因州參加夏令營。我從IBM找了架飛機和一位副駕駛員，費用與公司平攤，因為我計劃順便走訪阿拉斯加的辦事處。我們在巴港機場接了湯姆和他的朋友約翰・加斯頓（John Gaston），然後一路向西飛去。這是一趟艱苦的旅程——我們乘坐的是一架雙引擎比奇飛機，飛機很小，飛得很慢，時速大概只有160英里。我們花了兩天時間，大概飛行了21個小時才抵達加拿大的西海岸。

當父親外出旅行時，我永遠猜不到他會作出什麼事情來。他的怪癖之一就是堅信自己只憑某人的外貌便能看出此人是否堪當重用。他每次前去和員工共進晚餐時，員工們都會在門口排成一列歡迎他，他會同每一個人握手——哪怕到場的有500名員工。在他對面不顯眼的地方總會站著一個秘書，手裡拿著小本本。要是父親覺得某個人看起來規矩老實，就會輕輕地點一下頭，秘書就會把那人叫到一邊說：「沃森先生想知道你的姓名、職位和家庭住址。」父親經常把這樣的人送到紐約來。他物色的這些人大部分都很不錯，但也有少部分實在沒法用，這種時候對於我和那個被送過來的人都是一件頭痛的事情。

她回答我說：「我想賣掉那座房子。」她很不喜歡那所位於曼哈頓的豪宅。它太華麗了，在她看來，打理它是件非常頭疼的事情。她曾為了父親這樣做，並且做得非常出色，但料理日常家務以及盛情款待各種來賓真的從不是她的興趣所在。迪克和我把那所房子掛到市場上，不到四個小時就以開價成交。我給母親打電話，告訴她房子賣掉了。她聽到這個消息憂心忡忡地說：「這肯定是你父親給我的訊號。你覺得他是想同我說什麼？」

他說：「不，你去吧，但不要作出任何決定！」

「天哪，天哪，那有什麼了不起的呀。」那個推銷員以一種嘲諷的口氣說。同我在阿拉斯加見過的許多IBM員工一樣，這個傢伙也是個「直腸子」。我沒有對他發火，他的態度是對我的一個警醒，而我很高興有人這樣警醒我。我心想：「我還是低調些為好。我剛才表現得就像個大喇叭。」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會被拿出來討論。我覺得我父親拿多少薪水我就應該拿多少薪水。於是我說：「這個嘛，吉爾伯特，同工同酬啦。我父親拿多少我就拿多少好了，分紅也是一樣。」

「媽媽，如果這真是父親發來的訊號，他肯定也是表示贊同而不是反對。買家甚至都沒還價。」

我的兄弟姐妹們也都來了。父親躺在床上，我們輪流到房間里看他，同他進行長談。每次有人進去，母親總會說：「你們就不能讓他歇會兒嗎？」可過一會兒，下一個人還是會進去。父親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但他從來不說諸如「我希望你們好好照顧你們母親」之類的話。他只是同每個孩子閑談。我便同他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愉快交談，話題無所不包。他談到了他在我們共事的十年間逐漸對我建立起來的信任，談到了他是如何知道公司將朝著正確的方向快速前進並且變得越來越強大。接著我們的話題不知怎麼的轉到了古董傢具上。他說：「如果你看到一件喜愛的傢具，一定要毫不猶豫地買下來，即使你覺得你買不起。因為要是你當時不買，以後一輩子都會後悔。」

「我說，爸爸，我有個約會。」

「可是湯姆，」她說，「你跟安特努奇醫生說了你會接受手術的。」

這是父親用自己的方式在告訴我：「我意識到，在你這個年紀，我不應該那樣數落你。」

父親屍骨未寒，董事會就向我擺出了如此強硬的態度。我想，如果此時我退縮了，那將來很可能無法掌控董事會。我從未想過我的回應態度有任何一點不合理之處，我甚至覺得他們向我提出來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對我的冒犯。我沒有留下來等待董事會的商談結果，而是按原計劃出發前往阿拉斯加。

於是我回應道：「爸爸，行了。我每周都去和法官協商，這事您都知道的。今天我們還有些事要商談。」

輪到我致辭時，我說：「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宴會。」這句話引起了哄堂大笑。不過等到宴會結束后，我去了父親的套間，問他為什麼這麼做。

一切結束后，我帶著奧莉芙和我們的兩個女兒前往百慕大群島。我們住在一個海濱度假村，還租了摩托車，以便更好地遊覽這個小島。在那裡住了幾晚之後，父親去世對我的打擊終於表現出來，我出現了非常嚴重的過敏反應，同折磨迪克多年的病症一模一樣：喉嚨腫脹、呼吸困難。奧莉芙急忙找來醫生給我打了一針腎上腺素才讓我免於窒息而亡。但隨即我身上出現大片觸目心驚的紅疹，根本退不下去。我一回到紐約便去找安特努奇，他告訴我說這都是因為我悲痛過度而導致的。

我記得那是一個炎炎夏日，當我看著那些熊一屁股坐在冰冷的水中時，心想那種感覺一定很不錯。但導遊給我們講了鮭魚的事情，讓我覺得這種魚的一生充滿悲壯色彩。導遊說鮭魚到了產卵期時會沿河逆流而上，那時它們已經年老體衰，它們越游越虛弱，但最後總會到達產卵地，它們一產完卵便會死去。

每個優秀的管理者都應該不時深入基層了解情況，但我不喜歡看到父親如此惴惴不安。我願意做一切事情讓他安心，但我終於失去了耐心。1955年初，一位婦女給我母親寫了封信，說她丈夫受到不公正的指控，被公司解僱了。她丈夫名叫史密斯，是個低階經理，做了錯事被當場抓住，所以我們解僱了他。母親讀了這封信十分不安，便給我父親看了。父親看到公司里居然發生如此露骨的「不公正行為」，怒不可遏，以至於病倒在床。

我既要照看湯姆和他的小夥伴，又要注意飛機的情況。但除此之外，我的頭腦幾乎一片空白。在阿拉斯加的整個星期，我一次也沒想過父親。但當我看到那裡的人們是如何在荒野中艱難求生時，那種深深的無助感和悲痛感依然流遍了我的全身。同吉爾伯特・斯克裡布納的爭執也讓我如鯁在喉，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一找到電話，就會打給阿爾・威廉斯訴苦。

這話讓我怒火中燒。我說：「最近這些年父親在IBM的活動可沒有以前那麼高，而我們的利潤增長率依然保持在16%。我想，這一局面你們董事會應該希望保持下去吧。」於是他說他會回去和委員會商量商量。

辦完這件事讓我如釋重負。搬家之前母親有充裕的時間，於是我的妹妹們帶她去西班牙和愛爾蘭旅行散心。她在愛爾蘭時我去陪了她六天，發現她精神狀態很好。她住在阿什福德城堡附近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租了輛老式的高背座椅賓利汽車，雇了個專用司機。那是個健談的愛爾蘭人，他同母親相處得很好。母親一貫是走到哪裡都想四處看看，了解當地的歷史，所以他們每天都會開車到鄉間遊覽。當地有些英國人修建的建築物周圍環繞著十英尺高的石牆，母親對這些漂亮的石牆十分喜愛，當她指給我看時，那位愛爾蘭司機說：「夫人，您得記住，在飢荒年代，一個人得工作一整天才能換來一碗熱湯，那些牆就是這麼建起來的。」我的祖母就是在飢荒年代逃難出來的，所以從此以後，母親就很少談論那些石牆了。

我只想說：「上帝啊，我做不到啊。」但人生在世，你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你得學會去適應。於是我把致辭縮得儘可能短，不過聲音提得夠高，壓過了那個表演者，或者至少可以保證讓坐在帘子這邊的人都能聽到。不管怎麼說，阿拉斯加離美國本土畢竟太遠了，所以我身為一個大公司總裁的事實在這裏似乎變得沒那麼要緊——不管是對其他人來說，還是對我本人而言。這麼一想，我又覺得寬慰不少。

我記得我和我弟弟一起回我的辦公室去安排葬禮事宜。迪克和我一致認為，我們能夠給父親的最大哀榮就是將他的葬禮辦得同他在世時舉行的任何一次IBM大會一樣隆重。我們擬定了流程，同IBM的其他人進行了商討。首先，我們給IBM的每一處機構和父親的全部朋友發了電報，我們通知全世界的IBM工廠停工，下半旗致哀。任何一個想來紐約參加葬禮的IBM員工都將獲得准假，不過公司不報銷旅費，因為這會讓員工們以為公司希望他們全都去參加葬禮。我們將各界人士寫給父親的悼詞以黑紗縐邊，掛在總部大樓大廳的窗上，《時代》周刊以四欄的篇幅刊登了父親的訃聞，並援引了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一段評論：「托馬斯・J·沃森的離世使美國失去了一位真正傑出的人——一位偉大的企業家，但他更是一位偉大的公民和慈善家。我痛失良友，他的諍言始終體現出對人民的深深關懷。」

父親的醫生叫作亞瑟・安特努奇（Arthur Antenucci），是有名的專家，溫莎公爵都曾是他的病人。他在檢查完我父親的胃部X光片後跟我說：「你父親的胃看上去就像第二次馬恩河戰役的戰場。」父親的工作壓力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安特努奇說，父親胃裡的瘢痕組織層層累疊，導致他的賁門逐漸閉合，所以他才會進食困難。這病只需一個簡單的手術就能治愈，但父親選擇不做手術。他對躺在手術台上任人動刀子的看法就同坐飛機一樣。他從沒做過手術，哪怕是小小的疝氣手術——這個毛病折磨了他半輩子——他也只是每天早上戴上疝帶，默默忍受。安特努奇警告我父親說，如果瘢痕組織徹底堵塞賁門，就回天乏力了，父親一度同意接受手術，但最後還是改變了主意。一天晚上，他在晚餐桌上同我母親說：「我覺得我會死在手術台上的。」

父親暈迷的原因是胃梗塞，此時做手術為時已晚。安特努奇告訴我說：「你父親撐不過去了。」父親入院后曾清醒過來，但他隨即開始陷入時而清醒時而昏迷的狀態。我們走進病房看他時，他有時能認出我們，有時完全認不出來。我記得他的腹部已經脹大，透過被單都能清楚地看到。慰問的電報和來信開始從世界各地飛來。艾森豪威爾總統親自打來電話，當他得知我父親已經不能說話時，便派人送來一封慰問信。信的大意是：「您的一生是了不起的一生，但您還有更多的大事要做，祝早日康復。」我走進病房，把這封信給父親念了幾遍，他好像是聽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