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看到妻子和孩子沒有服從我的意願時，心裏就會充滿挫折感和氣悶感。這是我成年之後感覺最為黑暗的時刻。有時衝著奧莉芙和孩子們大嚷大叫后，我會鬱悶得只想挖個洞鑽進去。我會把自己鎖在更衣室里，而奧莉芙會站在門外想盡辦法勸我出來。最後她沒招了，只得給我弟弟打電話說：「你能過來勸勸湯姆嗎？」迪克就會從新迦南趕來。他總是知道怎樣減輕我心中的負擔，把我拉回現實世界。

《生活》雜誌刊登我們一家照片的那年，我的兒子13歲，剛上寄宿學校。他是個結實的孩子，但很嚴肅，他的妹妹們經常抱怨說他老是想對她們指手畫腳。他喜歡和我一起在院子里露營，花上好幾個小時練習射擊；珍妮特11歲，有點愛做白日夢，對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很著迷，不過她的故事講得很好，帶著一種很有意思的幽默感，讓我想到我的母親；小奧莉芙比珍妮特小2歲，但更加自信，也更加活潑。其他的孩子們都管我叫「爸爸」，只有小奧莉芙喜歡對著我直呼其名，有時讓我挺惱火的；辛迪7歲，處處以小奧莉芙為榜樣，膽子很大；蘇珊4歲，是個甜美的小姑娘，成天抱著她的洋娃娃；最小的是海倫，剛剛1歲大，是個漂亮的小嬰兒，我對她還不太了解——我從來都不善於哄小嬰兒。

如果性格隨和一些，我會覺得自己是個出色的父親，因為我為我的孩子們做了許多富有創意的事情。不幸的是，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下班回家后不知道怎樣轉換角色。對任何一個從事管理工作的人而言，這都是一件最難學會的事情。我在公司里一整天都面對著絡繹不絕前來徵求我意見的人——這個新產品的競爭對手是否值得擔憂；公司人事制度中某個模稜兩可之處怎樣解釋；某位主管人員因為喪偶而悲痛過度導致工作停滯不前該怎麼辦。而在接見這些人的間隙里總有接不完的電話——更多的人，更多的問題。作出決定本身並不難，難的是怎樣處理日復一日待在這個位置所累積起來的負面情緒。我曾經做過努力，但想把這副重擔卸掉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次旅行十分成功，我們意猶未盡，後來還去了以色列、希臘和日本。不過這些旅行也可以拿來做很好的例子，說明我的獨斷專行是怎樣抵消掉我為做一個好父親而付出的努力。我在計劃旅行的時候常常會遇到很多困難，我會絞盡腦汁地想辦法，但好的本意常常在我用不當的方式將想法告訴孩子們時付諸東流。我不會詢問孩子們想不想去旅行，只會簡單地命令他們準備出發。回想起來，要讓孩子們逐漸接受我的想法其實很容易，只需要這麼做：今天跟他們說：「你們知道嗎，在瑞典有條橫跨整個國家的運河。」然後第二天再跟他們說：「哎呀，不知道在那條運河上乘船旅行是什麼感覺……」孩子們就會又是好奇又是期待，不用你提出來就主動嚷嚷著要你帶他們去。但我是怎麼做的呢？簡單地宣布一句：「我已經訂了環球航空公司的機票，今年6月我們去瑞典，就這樣。」

在這些激動人心的旅程中，奧莉芙是最好的旅伴。她對旅行中的種種不便毫無怨言，而且能在遇到麻煩時表現出大無畏的勇氣。一天下午我決定帶家人們去看看大峽谷。由於遭遇氣流，飛機開始劇烈顛簸，孩子們都暈機了——珍妮特至今還記得我一邊操縱飛機一邊指著窗外飛掠而過的壯麗景象讓她欣賞的情形——這時坐在後面的奧莉芙一直拿著嘔吐袋照顧兩個孩子。她是一個真正值得信賴的伴侶。

如果說世界上有一個地方能讓我感覺自由自在，感覺我不是什麼大公司的老闆，不是一群孩子的父親，滿心只有歡樂，那個地方就是歐洲。每年冬天，我和奧莉芙會把孩子們留在家裡，去阿爾卑斯山進行為期兩周的滑雪之旅。我們和朋友們一起去，有時同行的人有十個之多。我最喜歡的度假小鎮是基茨比厄爾（Bezirk Kitzbühel）和達沃斯（Davos）——特別是基茨比厄爾，那裡的人們會用一種叫齊特琴（Zither）的樂器演奏令人心醉的音樂，我非常愛聽。我們會花上整個白天的時間滑雪，晚上的read.99csw.com時候村裡的小旅館會舉行晚會，有時晚會會在山頂上舉行，我們只要花上很少的錢，就能同朋友們一起搭乘只掛著單節車廂的有軌電車，上山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晚會上有音樂，有甘醇的奧地利美酒，晚會結束下山的時候，我們耳邊還迴響著那些浪漫的歌謠和阿爾卑斯山區古老舞蹈的優美節拍。

最後我被迫辭去了校董會董事長一職——這發生在一次董事會議之後，在這次會議中，我差點對一位支持校長的董事大打出手，那是個有名望的銀行家。他指責我太自私了，於是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身子扳過來面朝著我，幸好這時有人在我身後說了句「別做傻事」，要不然我準會一拳打在他臉上。這次事件極其嚴重地損害了我的名望，我再也沒有被邀請加入過格林尼治鎮上的任何一個董事會。

奧莉芙和我旅行時儘可能地帶上孩子們。旅行能給孩子們留下深遠的影響，我覺得這是做父母的能帶給他們的最重要的體驗之一了。我是在效仿父親——我還記得他在早年間開著房車帶我們四處旅行的情形，我們去了尼加拉瓜大瀑布和華盛頓等不少地方。只要我們覺得某次旅行對孩子們大有益處，就會毫不猶豫地把他們從學校里拖出來。辛迪同我一起出過好多次差，珍妮特到現在還津津樂道于那次她心情不好，我們便帶她去巴黎玩了一個星期的事情。

我會無所不用其極——想象力、金錢、父親的老熟人——以確保這些旅行給孩子們留下難忘的記憶。我們第一次全家出動出國旅行是在1958年夏天，當時我休了6個星期的假，帶著家人乘船遊覽瑞典。我們順著約塔運河一路而行，最後抵達波羅的海。

我在家裡的脾氣來得快也去得快，而且我父親曾跟我說過，夫妻是床頭吵架床尾和。所以我一旦冷靜下來，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會走到奧莉芙身邊，把她抱在懷裡，為我不可原諒的行為道歉。每當我那反覆無常的壞脾氣把家裡搞得烏雲密布的時候，是她的耐心和理解維繫著我們的家。她能讓你覺得她是發自內心地深深愛你，她對我的溫柔體貼常常讓我覺得慚愧不已。

我們喜歡那些全家人都可以參与的運動。我們建了個網球場，想著大家可以邊打邊學。我們每個人都有輛自行車，周末的時候會全家一起騎車出去玩，我們那兩個十來歲的兒女要是在路上碰見了同學一準會抱怨說沒面子。到了冬天，我們的活動中心就轉移到位於佛蒙特州的滑雪小屋。奧莉芙和我在結識之初就開始藉著去佛蒙特州滑雪的機會秘密約會，當IBM銷售額首次突破十億美元大關時，我們在那兒蓋了間小屋子。考慮到我們倆當時的財政狀況，這個決定就同我在公司里作出的那些決定一樣重大，一樣冒險。當時滑雪還不是很流行。我們修建小屋的地點附近只有一棟滑雪小屋，我們把小屋蓋在斯托鎮外六英里處，就在曼斯菲爾德山腳。曼斯菲爾德山上的纜車是新英格蘭地區架設的第一部高空纜車；纜車排成單行緩緩上升，到周末的時候坐纜車的人非常多，要是你只等了45分鐘就坐上纜車，就算是撞大運了。我們的滑雪小屋有著漂亮的拱頂和一整面玻璃牆，屋前是一片覆蓋著皚皚白雪的樹林。小屋能容納20個人，有兩間大卧室和數間為孩子們準備的寢室。屋裡擺滿了我們在阿爾卑斯山和斯堪的納維亞旅遊時帶回來的紀念品，地上鋪著地毯，要跳舞的時候就把地毯捲起來，露出下面墊的油氈。壁爐旁邊的牆上掛著一幅樣子普通的油畫，上面是一片白雪皚皚的山坡，它象徵著佛蒙特州對我的意義。這幅油畫最開始掛在IBM恩迪科特鄉村俱樂部的宴會廳里，父親就是在那裡舉辦他那些彷彿永無盡頭的紀念筵席。它總是讓我想起某次在斯托滑雪時看到的一個彎道，那個彎道的地形非常特別。在恩迪科特的那些晚宴上，我常常會靠盯著它看打發時間，一邊在心裏想：「再過兩天我就能去那兒了。」

「巴拉望號」上唯一的IBM設備是一台口授錄入儀——是由打字機分部生產的——我們用它來記下航行日誌。家裡每個成員每周都會輪到一次這個工作。我還用它同那幾個年紀較小的孩子們九-九-藏-書玩遊戲：把麥克風舉到她們嘴邊然後問她們問題。我照了好幾百張照片，回來之後，我將這些照片做成了一個剪貼簿，再把錄入儀記錄的內容打出來，每張照片下面配上相應的一段文字作為說明。

駕船旅行給我帶來的愉悅幾乎同駕駛飛機一樣，我們的船是一艘54英尺長的新遊艇，是我在德國不來梅著名的阿貝金・拉斯姆森公司（Abeking & Rasmussen）定製的。我們在船廠驗收完這艘船后以菲律賓一座美麗小島的名字將它命名為「巴拉望號」，我曾在二戰期間參觀過那個小島。在玩快艇的人裏面，流傳著這樣一句俗語：一艘遊艇要是全家人舒舒服服地出遊，就別想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但這句話對「巴拉望號」並不是很適用。1959年我駕駛它參加了紐約遊艇俱樂部的一次比賽，賽程是繞長島一周，這是我平生參加的第一次重大遊艇比賽——我拿了第一名。

奧莉芙只有一個哥哥，所以總是很嚮往有個大家庭。20世紀30年代末，她曾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過一個大家族的生活：肯尼迪家族。儘管當時約瑟夫・肯尼迪——即肯尼迪總統的父親——已是駐英大使，但這個家族尚未被人們熟知。在偶然的機會下，奧莉芙同傑克（約翰・肯尼迪）及他的兩個妹妹在學校成為了朋友，她會在暑假的時候去海厄尼斯港同他們待上一段時間。我們家的周日晚餐會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從肯尼迪家仿效來的。奧莉芙會為每次晚餐會指定一個討論的話題——它可能是任何話題，從馬匹到日本——但話題只有一個，要是你想插得進話，還真得做一番功課。在肯尼迪家舉行的聚會上，談論的話題總是嚴肅的——政治、時事、國際新聞……討論由約瑟夫・肯尼迪大使親自主持，在一次討論中他做了這樣一件事情，給我妻子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那天討論的話題是某個社會名流，愛德華・肯尼迪——當時只有大概5歲——舉起手來說道：「他的頭髮卷卷的！」他的哥哥姐姐們聞言都捧腹大笑，但肯尼迪老先生咆哮道：「安靜！」然後他俯身看著小愛德華說：「你是個非常善於觀察的年輕人。」他有自己的一套辦法讓孩子們樹立自信心，這也是奧莉芙想要給予我們孩子的東西。

奧莉芙和我費盡心力地將此次駕船出遊張羅得有模有樣，我們確定食物清單、安排值班表。我倆之前都去過瑞典，但孩子們對這個國家卻很陌生。帶著孩子們，「巴拉望號」很快變成水上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有好多次我們在岸邊停靠時，人們都能看到我們的船舷欄杆上晾曬著孩子們的衣服——要知道，那可是一艘漂亮氣派的新遊艇。我們參觀的城鎮治安都很好，所以奧莉芙和我都放心地讓孩子們騎著自行車自由自在地探險，甚至連剛剛四歲的小蘇珊都不例外——奧莉芙會跟她說我們需要牛奶，於是小蘇珊就會拎著一個小桶去最近的商店裡買。不過瑞典人的大胆作風著實讓孩子們吃驚了一把。瑞典人進行日光浴時喜歡把衣服都脫|光了，他們裸泳的情形讓我那四個妙齡女兒目瞪口呆，更別提我兒子了。「巴拉望號」上流行的一個玩笑就是大小湯姆總是搶著用望遠鏡。

20世紀50年代末，我的家庭受到了許多人的注目和羡慕。《生活》雜誌曾到格林尼治來對我們家進行採訪，登載了圖文並茂的專題報道。不久之後，《體育畫報》也在封面刊登了我們一家的照片，標題是這麼寫的：「享受滑雪的樂趣——湯姆・沃森一家」，照片上是我和奧莉芙帶著我們的四個孩子在佛蒙特州一處滑雪場嬉戲的情形。要是當時已經有了《人物》雜誌，我估計我們也會在其中佔據一席之地。我們的家庭似乎是完美的典範：成功的丈夫、美麗的妻子、六個聰明活潑的孩子。但生活並不總像看上去那樣美好。我們家同任何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一樣，都有著逃不開的壓力。我們家裡的主要問題還是我的臭脾氣。

幾乎每個周末我們都會開車7個小時到斯托去。我們一家人在這間小屋裡度過了許多歡樂的時光——我依然記得我駕駛旅行車緩緩停靠在屋前的車道，車門打開，滿車的可愛孩子歡躍而下，興奮地將小屋指九-九-藏-書給他們的小夥伴們看。對那些毫無戒心的客人們來說，這個小屋處處充滿驚奇，因為我們會不斷想法子捉弄其他人——將橡皮玩具蛇藏在他們的睡衣里；將滿溢的水杯搖搖欲墜地放在門框頂上。奧莉芙和我會讓孩子們帶上家庭作業，但絕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是一進門就把書包甩開，不到周末過完絕不會碰第二下。這事我得負很大一部分責任——我帶著他們玩得那麼起勁，他們根本沒時間看書。我每天早上七點鐘就會跑去把孩子們卧室的燈打開，放起震耳欲聾的音樂，把他們弄醒。讓他們吃過早飯後，我們會任由他們去山上玩耍，直到大概4點纜車停運的時候才回到小屋。

當然了，歐洲屬於IBM世界貿易公司的業務範圍，是我弟弟迪克的「地盤」，但我每年總有那麼一兩次機會因為公務原因到那裡去。迪克和我總會找機會給自己放放風，我們曾經共度的許多美好時光都是發生在這種時候。20世紀50年代末的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威茲・米勒（Wiz Miller）一同飛往柏林。第二天上午我們同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有個約會，勃蘭特是一位傑出的社會民主黨黨員，是當時的柏林市市長，後來當上了西德總理。當然，西德的夜總會充滿了誘惑，我們誰也不想待在旅館研究第二天開會的資料，於是我們一起去了市裡。我們看了兩場讓人拍案叫絕的歌舞表演，然後去了一家著名的夜總會，那裡的每張桌子上都有醒目的號碼，還有部電話，要是你看上了房間那頭的某個姑娘，就可以打電話過去自我介紹。我們三個人真是大開眼界，我們差不多待到快天亮的時候，不過沒幹任何不體面的事情。

修建一棟滑雪小屋已經算得上很值得誇耀的事情了，但當我們物色夏日別墅時，我心裏又有了更大的宏願。我想找一個可以停靠飛機和遊艇的地方——現在孩子們還小，我們不必等IBM賺更多的錢就能負擔得起。奧莉芙和我駕駛著一架租來的小飛機開始尋找這麼一個地方。我們先是看了看長島兩岸，然後依次飛過布洛克島、瑪莎葡萄園島、南塔基特島和科德角。很快我們往北飛過緬因州一半的海岸線，接近卡姆登市，我小的時候，父親曾在卡姆登買了一棟夏日別墅。最後我們在北天堂島上找到了一個心儀的地方，那裡距離佩諾布斯科特灣只有幾英里。這塊待售的土地叫作「橡樹嶺農場」——一塊風景優美、怪石嶙峋的半島，它有半英里長，有著布滿岩石的海灘和成片的雲杉林，廣闊的草地上曾放牧過無數代羊群，所以草長得並不高，地勢最高的地方孤零零地長著幾棵橡樹，這個地方正是因此得名。農場里唯一的建築是一棟不很整齊的老房子，頂上的煙囪都塌了。不過這個地方既有大小合適的海灣又有足夠平坦的草地，正符合我們的要求。

在這些滑雪之旅中，我們有意保持簡樸作風。我們的孩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擁有的財富越來越多，但我們不希望嬌慣他們。小屋的清掃工作和三餐的烹飪都由我和奧莉芙親力親為。我很喜歡做飯，這個愛好可以追溯到我小時候，那時我在男童軍里獲得了一枚烹飪榮譽徽章，贏得了母親讚賞的目光。我將整個廚房整理得井井有條，每個抽屜和櫥柜上都貼了標籤，這樣不管是誰來幫我做飯都能將東西歸置好。奧莉芙則想出了一個天才的主意讓孩子們的卧室保持整潔。她發現市面上的毛巾顏色正好是六種，於是她將孩子們卧房裡的六張床漆成相應的六種顏色。每張床的床尾釘上同色的毛巾架。浴室的櫥櫃也按顏色|區分。這樣一來，孩子們收拾起卧室來就不會互相推諉。與此同時，我努力將我母親勤儉節約的作風傳給孩子們。我女兒珍妮特總是津津樂道于這樣一件事情：當時我不停地告訴孩子們出門要關燈，但他們都當成耳邊風。有一天早上，他們又沒關燈就離開了房間，於是我等他們出門以後把他們卧房的所有燈泡都擰下藏了起來。等傍晚孩子們回來的時候，他們沒一個人能讓燈亮起來。

在我心裏，橡樹嶺農場就像彼得・潘的永無島（Neverland），再異想天開的舉動你都可以大胆去做。我喜歡駕駛一輛老式福特T型車載https://read.99csw.com著孩子們在山上兜風——這輛車很像我12歲時偷偷摸摸買的那輛。孩子們用我們平日里常常掛在嘴上的話給山路命名，像是「很難但很公平路」「爸爸快來路」。我們甚至還弄來一輛艷紅色的水陸兩用摩托——孩子們會邀請他們的小夥伴去野餐，然後讓我用這輛摩托載著他們穿越水面，到海岸兩百碼開外的一個小島上去，每到這時，孩子們都會又驚又喜，尖叫不斷。不過，也有一些異想天開的舉動最後讓我悔不當初。在臨水的一座小山上，放著一艘中國式帆船。我在一次去香港的旅途中買下了它，一路運到緬因州。但我們發現它很難駕馭，孩子們都不喜歡它，於是我們只得把它從水裡拖出來，放在支架上當裝飾。在另一座小山頂上有一個50英尺高的圖騰柱，出自一位自稱「基克波酋長」的印第安人之手。我是某年在加拿大遇見他的，儘管我自始至終也沒搞清楚他來自哪個部族，但還是覺得他是個很有魅力的人。他說服我讓他帶著助手來給我雕一根圖騰柱。這根柱子杵在那座小山頂上顯得有點孤單，於是過了一陣子，我在一次去科羅拉多州的時候找到了一組真人大小的青銅雕像，雕的是正在研磨玉米的大平原印第安人女子，我把這些雕像放在圖騰柱旁邊高高的草叢中。在我眼裡，「基克波酋長」的圖騰柱就像一個紀念碑，讚頌著全世界巧言令色的商人。

我們在格林尼治的房子有15個房間，總是被孩子們、寵物們和來訪的朋友們擠得滿滿的。房子里裝飾著我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古怪物件，像是從亞洲和拉丁美洲帶回來的各種帽子、太平洋上帶有舷外托座的小艇模型。房子後面是一片起伏的草坪，長著幾棵大樹，我在樹上系了一張戰時用來拖運物資的大網兜，讓孩子們爬著玩。我們還有一架出遊時使用的梅塞施米特式小型戰鬥機。甚至我還弄到了一艘小皮划艇，它曾經還撞壞過幾個行李箱，我們用它到附近的河裡或是緊挨我們房子的那個小湖泊上划船。

夏天的緬因州海岸是世上最美的地方，經過九個月的寒冷霜凍，萬物蘇醒過來，一派欣欣向榮。這個美妙的地方成為我們夏季的活動中心，客人們紛沓而至——飛機員、遊艇愛好者、孩子們在學校的朋友。那棟老房子在我們買下之前已經空置了二十年，它的前任主人曾打算把它推倒，然後在農場最高的小山頂上修建一棟更體面的大宅子。但奧莉芙和我覺得現在這棟房子就很適合我們，只需要把它的煙囪和屋頂修好。它實際上是由一個穀倉和兩間農舍組成的，大概已經有五十年歷史了。房子里有許多小而舒適的房間，穀倉很大，用來舉行娛樂活動再合適不過了。有一年我們在穀倉里舉行了一場方形舞會，邀請了整個島上的居民參加，從那以後，這就變成了當地夏季的一個傳統節目。

我們在雲杉林中砍出路來，還買來大小馬匹和驢子以供騎乘。我甚至還想弄些野生動物來放養，我覺得那肯定很有趣。於是我同美國國立博物館的館長迪倫・里普利（Dillon Ripley）聊了聊，他給我列了一張無害的野生動物名單。列在第一個的是美洲駝，所以我們弄了兩隻來。然後是一種扁角鹿，它們的毛皮是淡淡的黃褐色，非常活潑。再然後是野雉、丘鷸和火雞。我聽說緬因州有兩個專門飼養野牛的農場后，差點弄了幾頭來養。我先給第一個農場主打電話，告訴他說我想弄幾頭野牛當寵物養，他回答我說：「寵物？它們可是野獸！要是遇到它們心情不好，你就得結結實實地挨上幾下了。」我對他表示了感謝，然後給第二個農場主打電話，這人就要圓滑很多，他聲稱野牛就像小兔子一樣溫順。「我都是在廚房門口喂它們呢。」雖然這兩個農場主都樂意把野牛賣給我，但我還是決定接受第一個農場主的忠言。最後我只買了兩隻馴鹿和一些加拿大盤羊，這些野羊已經馴化了，頭上有著盤曲的長角，看上去長得很像大角羊。

第二天早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糊塗。我們都忘了要求酒店的叫醒服務，所以等我醒來的時候，離會見勃蘭特的時間只剩半個小時了。我從沒見過有誰穿起白襯衣來像那天的我們一樣快。出門之後我們打了輛車，就風馳電掣地往read.99csw.com市裡趕，一路爭論睡過頭到底是誰的錯。好在同市長大人的會談進行得十分不錯，沃森家的名譽算是保住了。不過我總是忍不住想，要是父親知道這件事，他會怎麼說？

在社交場合，我的壞脾氣也會「走火」。我曾在我們孩子上學的格林尼治鎮中學擔任過多年的校董事會會長。我兢兢業業地對待這個職務，和我一同擔任董事的人總是誇讚我說：「沃森先生肩負如此重擔，但他提出了那麼多具有創造性的意見，也從未缺席過董事會的任何一次會議。」好景不長，一年夏天，當地一家報紙披露了一份警察報告，說這所學校有位老師花錢找了個流浪漢搞同性戀，社區一片嘩然。這件事情本應由校長處理，可當時校長正好攜夫人去度假了。有人打電話告訴了他這件事情后，他建議把這件事情交由學校董事會處理。於是我像處理IBM事務一樣開始著手此事，我成立了一個工作組，由具有影響力的董事會成員組成，對此事展開調查，最後我們打發這個老師走人，還以董事會的名義給了他一筆錢，責成他接受心理治療。這件事情到這兒本來就完了。但校長回來后對此毫無表示，我一下子火了，衝著他大嚷大叫了一頓，把他也給徹底惹毛了。我過後才意識到自己不該對他表現得如此不友好：他是個有才幹的校長，對這個學校而言比我更重要。我們之間的爭執傳到了董事會，我試圖作出補救，提出捐錢贊助校長的某個教學項目，儘管他提出的那些項目計劃在我看來都不值一提，但董事會拒絕了我。

等我下班回家時，整個人已經筋疲力盡。當我走進家門，迎接我的常常是大家庭所不可避免的凌亂景象——這邊有玩具汽車在地上跑來跑去，某個孩子正拿著BB槍對著它射擊；那邊是兩個孩子扭成一團；再或者是某個孩子交上一份「慘不忍睹」的成績單。所有這些事情在我看來都是需要立刻解決的，可我實在是一絲力氣都沒有了。每當這個時候，我會無比渴望有某個人走進來幫我處理這些事情，我就可以喘口氣了。但是沒有這樣的人，於是我就會大發脾氣。孩子們會像受驚的小鳥一樣四散奔逃，只留下奧莉芙獨自承受我的滔天怒火。事實上，她是一個了不起的母親，富有耐心和同情心。我覺得我是期望她對孩子們的管教能嚴格些，就像我母親對我那樣，但這根本不符合奧莉芙的本性。我花了好多年才體會到經營一家企業和主持一個家庭之間的根本區別。我經營IBM就像開汽車：每到拐彎處，我能打好方向盤，漂亮地轉過彎去，開上一條嶄新的道路。雖然時不時有顛簸起伏，但最後我總能把車開到我想去的地方。但我在家裡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一個家庭更像是一輛有著兩個甚至多個方向盤的汽車，我只握著其中一個方向盤，卻不斷地想讓其他的方向盤也按照我的意願轉動。

每過幾年，我就會把IBM的工作暫時放到一邊，給自己放個假，帶著家人進行長途旅行。對於這些旅行，我所做的考慮和準備工作就同我在工作中作出重大決策時一樣慎重。旅行之前好幾個月，孩子們就能看到我列出長長的清單、在飯廳的桌上仔細研究地圖、埋頭翻閱與目的地相關情況的書籍。我希望帶孩子們看的第一個地方就是我們的祖國——美國。我從公司租了架飛機，親自駕機載著他們從懷特普萊恩斯飛往加利福尼亞州，並在返程途中多次停下，讓他們欣賞祖國的河山。我會操縱飛機在農田上方低空飛行，讓他們感受平原的廣闊；我帶著他們飛越白雪皚皚的落基山脈。當我們在拉斯維加斯降落加油時，孩子們通通跑進航空站里玩起了老虎機，直到老闆出來跟我說他們年紀太小，不能賭博。

像所有為人父母者一樣，奧莉芙和我一直努力改進我們教育孩子的方式。我覺得我父親從未留出足夠的時間過自己的生活。他永遠是IBM先生：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某個社交場合為自己和公司賺取名聲。我從未想過像他那樣讓IBM佔據自己的全部時間，而且我還年輕，有精力同我的孩子們做些我父親從未同我做過的有趣事情。我將幾乎所有的周末都留給我的孩子，帶他們去放風箏、野營、駕船航行，我帶他們進行各種冒險，竭盡所能地讓他們感到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