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個委員會裡，我第一次產生了一種隱隱約約的感覺：也許我最終能在政府里作出一些成就。工會領袖喜歡我，因為我的自由主義觀點；商界人士佩服我，因為我事業有成；學術界人士則覺得我思想開明，能夠接納新想法。但我依然只是個新手，我在加入這個委員會的第一年裡就意識到，如果我想正式被華盛頓接納的話，還有大量的功課要做。

我開始產生在國家政治舞台上佔據一席之地的想法。並不是說我想成為政治家——我沒有這麼想過，至少當時是沒有——但我想讓自己的名字因為政績而為人們熟知，我想在華盛頓干出一番事業，就像我現在成功經營IBM公司那樣。要想在成就上超越我的父親，為政府工作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儘管我父親曾經同羅斯福總統走得很近，還幫助總統組建了工商業界諮詢委員會，但因為他平時忙於IBM公司和國際商會的工作，所以他對政府活動的參与僅限於一些儀式性場合。而我，既對積极參与政府活動的前景很看好，對經常往來於紐約和華盛頓也沒什麼意見，其他那些曾讓父親在政治舞台前裹足不前的因素也不曾讓我感到困擾。一個企業家，即使是一個處於事業巔峰的成功企業家，當他走出自己的公司想在政府部門謀求一席之地時，就得放棄很大一部分已有的權力，像個新人那樣從頭來過。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政治本身對父親沒有什麼吸引力，IBM就像他的王國，他把待在這個王國里進行統治看得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但我還算是相當年輕，而且只要能學到東西，我並不介意被人看作生手。

美味的午餐看來給總理帶去了愉快的心情。他對我說：「你很懂得心理學嘛，把我帶到這個餐廳作為我們互相了解的開端。」他的翻譯叫作維克多・蘇柯德瑞夫（Viktor Sukhodrev），比我從聯合國請來的那個傢伙強太多了——那傢伙在邊上一句話也插不上。我毫不在意，因為蘇柯德瑞夫的翻譯顯然很準確可靠。午餐過後，我帶赫魯曉夫前去參觀工廠，他在參觀過程中說：「我們蘇聯也有這樣的工廠。」接著他臉上顯出一絲困惑的表情，又說了一句，更像是自言自語：「我們蘇聯也必須有這樣的工廠。」我一直不知道蘇柯德瑞夫為什麼把這句話也翻譯了過來。

協會主席甚至召開了一場記者招待會，在會上解釋說，我其實是在說反話，全國製造商協會的立場當然是希望國會作出切實的努力以增加政府收入——通過減稅來刺|激經濟。

第二天早上，我派人把這封信送到白宮，交由林登・約翰遜本人。我知道，儘管寫這樣一封信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對當事人來說則是莫大的支持。大約在中午時分，我們又接到一個電話，是曾經肯尼迪總統的手下打來的，邀請奧莉芙和我與參議員及最高法院的人一起參加遺體告別儀式。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令人悲痛的場面。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肯尼迪總統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親自站在白宮東廳旁邊的樓梯拐角處向剛剛瞻仰完遺體的來賓依次致謝的情形。誰也不曾想到這樣一位出身望族的天之驕子會親自做這種事，實在令人感動。當輪到我們時，羅伯特同我握了手，給了奧莉芙一個長長的擁抱，他們兩人都泣不成聲。

於是我直接給克里姆林宮的赫魯曉夫辦公室發了封電報。我在電報中說：「我誠摯地邀請您參觀我們公司先進的電子工廠。我們在紐約的波基普西和加利福尼亞的聖何塞有許多這樣的工廠，您可以只作短暫的訪問，不過我們的建議是，如果您想真正了解我們的產品和生產人員，最好是上午來，用完午餐再走。」

他說：「沒問題，但他不會去的。」

約翰遜接任了總統，許多人告訴我說，他把我的信給他們看過。他把那封信帶在身上好幾個星期。我想它對他來說肯定很重要，因為它表明他已經得到了眾人的支持，甚至是肯尼迪擁躉的支持。不過這封信也表達了我對他的感受。由於我們個性的差異，我覺得我沒法為他工作——儘管他後來邀請過我出任商業部長，我還是婉言謝絕了——不過我知道，他會竭盡全力地完成肯尼迪總統的未酬之志，而我願意盡一切力量支持他。

儘管這個委員會的成員都是艾森豪威爾指定的，但委員會的最終成果實際上成為肯尼迪總統制定「新邊疆」政策的指南。委員會對多個問題提出的解決思路得到兩黨的一致支持，從對文藝工作提供國家資助到如何使用聯邦政府的權力，乃至強制執行投票權。最終報告在肯尼迪當選后數日面世。我還記得當時CBS的時事評論員霍華德・K·史密斯（Howard K.Smith）作了如此評價：「如果不是有大量證據證明肯尼迪參議員最近一直忙於其他事情，人們肯定會認為這份報告是他親自操刀寫就。」

我在委員會裡專門負責研究失業問題同自動化之間的關係。IBM在這個問題上一直走的是強硬路線——我們出售的穿孔卡片機能夠取代的人工越多，賣得就越好。父親對此曾做過辯解，他指出現代科技的發展將提高工業生產率，因而促進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並且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但現在我開始意識到，在這個過程中，將有大批工人被拋上街頭。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是在1960年，當時我參加了愛德華・默羅（Edward R.Murrow）主持的一個電視訪談節目，我去那裡是要向觀眾們談談IBM的一些理念，但給我留下不可磨滅印象的是節目的開場部分。默羅開場談的是肉類加工業，他先用他特有的那種沉靜有力的方式介紹了背景情況，然後採訪了一個彎腰弓背地坐在自家門廊的失業工人，那個傢伙原本在一家屠宰場工作，但後來他的工作被機器取代了。他大概只有45歲或者50歲，卻再也沒辦法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的絕望與沮喪彷彿充斥了整個電視屏幕。我被這個悲九*九*藏*書劇驚呆了：一個肢體健全的人坐在那裡訴說自己對工作如何求而不得，之所以會這樣，只是因為工業技術的發展。

「這對我非常很重要。」

1961年，隨著「柏林牆事件」的升級，我相信盧瑟・霍奇斯同商界的緊張關係已經不是總統心中考慮的首要問題了。儘管如此，當諮詢委員會開始討論是否應該終止同商業部的從屬關係時，我還是跑去見了肯尼迪。我說：「如果這事真的發生了，我覺得對你倒是不會有什麼特別不利的影響，但你要是能採取積極措施，總比聽之任之的好。」肯尼迪馬上喚來一位特別助理拉爾夫・鄧根（Ralph Dungan），吩咐道：「我完全不知道此事已經發展到如此地步。你馬上同湯姆一起介入此事，不要讓事態更加嚴重。」鄧根使盡渾身解數想要說服霍奇斯轉變態度，但霍奇斯就是無動於衷。於是在6月6日，工商業界諮詢委員會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同政府脫離關係。

我說：「埃迪，你很清楚你不能那樣做。」

我們打算讓赫魯曉夫看的計算機演示非常有意思。我們為RAMAC設計了一套程序，能讓它變身「電子歷史百科全書」。你可以用10種語言問它從公元前4年一直到當代發生的全部重大事件。當然有些年份並不像別的年份那樣大事頻發，但我們還是為每一年都找了些內容。比方說公元30年，當你問它的時候，計算機就會顯示「莎樂美要求獲得施洗者約翰的頭顱，並得償所願」。而且我們盡量讓這些內容同赫魯曉夫的來訪相契合，比方說如果問1917年，它就會顯示「俄國革命」。我很喜愛這個演示程序，因為這是我自己琢磨出來的。我們從洛杉磯分部挑選了一位程序員來操作RAMAC進行這番演示，那是一位硬朗的波蘭移民，能說流利的俄語。他自稱埃迪・考文（Eddie Corwin），但我在1937年上IBM推銷員培訓學校時就認識他了，那時他還叫作埃迪・索哈茨維斯基（Eddie Sochaczewski）。希特勒入侵波蘭時，埃迪作為波蘭騎兵部隊的一員奮勇作戰，在第一個星期的戰鬥中不幸被俘，隨後在一所納粹戰俘營里關了6年。

作為20世紀50年代未商界為數不多的自由派人士之一，我挑起過大量爭議性話題——對此我既感到驚訝，也相當樂在其中。舉個例子，在赫魯曉夫來訪兩個月後，全國製造商協會在華爾道夫飯店開會，我在會上作了發言，提出應該增稅，與會的人都大為吃驚。我指出，如果我們想保持對蘇聯的領先地位，更多的資金也許是必不可少的。

我做的第一件準備工作就是到聯合國請了一名俄語翻譯。赫魯曉夫到的幾天前，我去了聖何塞，在一家酒店裡設了接待處。我預想了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和突發|情況。比方說，我意識到我們肯定有些僱員對他不滿，但我得確保不會因此出現什麼暴力事件。於是我在工廠的布告欄上貼了張告示，上面寫道：「我邀請赫魯曉夫總理來訪，考慮的是通過此次訪問增進美國的利益。如果有人不想看到他，可享受兩天帶薪假期。」最後大概有20名員工接受了這一帶薪假期。

肯尼迪總統遇刺那天，我正在紐約和一批工商界人士共用午餐。當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老闆比爾・佩利（Bill Paley）被叫了出去。他回來之後走到宴會主人旁邊小聲說了幾句話，後者站起來說道：「總統剛剛在達拉斯遇刺。他的傷勢十分嚴重，可能挺不過去了。」我們的酒立刻醒了，紛紛起身準備趕回自己的辦公室。我當時坐在麥克唐納飛行器公司老闆麥克・麥克唐納（Mac McDonald）旁邊，他說：「我今天下午的日程安排正好是同你碰面呢。」

我說：「麥克先生，我都忘了這件事了。要不我們過一兩個星期再找個時間碰面？」

他移開目光，怒容滿面，最後答應了我，所以我仍然讓他來進行計算機演示。

「我們這兒來了兩位蘇聯軍官，他們想檢查我們的工廠！」於是我知道，赫魯曉夫接受了我的邀請。

在赫魯曉夫到達的前幾天，我到工廠核對接待事宜。我問埃迪：「你的演示要花多長時間？」

「赫魯曉夫是我們的客人，除非你以名譽擔保不這麼干，否則我不能讓你來進行演示。」

在經過工人們身邊時，赫魯曉夫不斷地同他們握手或是拍拍他們的肩膀。雖然他參觀工廠的時間很短，卻給每位員工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我所知，這個世界上只有另外一個人能做到這樣，那就是我的父親。我們對參觀的整個行程做了嚴絲合縫的安排，但赫魯曉夫會走著走著，突然向幾個工人走過去，同他們每個人談話。「你做的是什麼種類的工作？」「你的薪水多少？花在食物和日用品上的錢是多少？」「這裏的工資普遍都是這個水平嗎？」蘇聯在這一年剛剛成功地發射了「月神號」月球探測器，赫魯曉夫在參觀時親自動手給工人們別上了「月神號」紀念章。不過他一走開，我就看到工人們把紀念章從衣服上拿下來看。有的看完以後別了回去，有的人嘟噥一句「狗娘養的」，然後隨手扔進垃圾桶。

「算上提問環節差不多15分鐘吧。」

「不，不行，我想現在就談。」

當時委員會裡正在就如何九_九_藏_書使廣大美國工人得到就業保障的問題展開辯論。保守派一如既往地認為應該減少企業稅收以刺|激經濟發展，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自由派人士則希望進行政府改革，出台新政策，例如提供失業保險。我讓IBM的一位經濟學家寫了份報告，以表達我的觀點，他同我談了談，然後迅速地寫了一篇極端自由主義化的文章。我錯在沒仔細通讀就冒冒失失地把文章送給了所有委員看。看完以後，工會領袖喜笑顏開，而企業家們驚駭不已——這篇文章中的主張實際上是回歸到了羅斯福的「新政」。亨利・福特二世手下的首席財政官寫了一篇嚴厲的回應文章，痛斥我的文章既荒謬又毫無價值。儘管我覺得他說得有點太刺耳了，還是不得不承認我這篇文章的確十分幼稚。

最後，我們走到記者面前接受採訪，赫魯曉夫感謝了我們對他的熱情款待，然後發表了一番講話。這個講話當時被大肆報道，因為這是赫魯曉夫在美國逗留期間發表的最友好的講話。他說，蘇聯願意同美國人民及美國政府成為朋友，他不會對兩者加以區別。他的講話中只有一句含沙射影的話我不是很喜歡。那句話是這樣說的：「當我會見企業家時，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分歧，但在會見一些別的人時，比方說工會領袖或某些政客時，事情就沒那麼順利了。」我覺得這是在含蓄地攻擊艾森豪威爾總統，因為艾森豪威爾總統之前剛在戴維營同赫魯曉夫就柏林問題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艱難會談。雖然我想做一個好的主人，但也不能對他的這一舉動視若無睹。所以當他講完話后，我說：「女士們，先生們，赫魯曉夫總理感受到了美國人民帶來的友好氣氛，雖然他將此歸功於我，但我得說，真正遞出橄欖枝的人是艾森豪威爾總統。」赫魯曉夫沒有繼續糾結這個問題，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至此，赫魯曉夫對IBM的參觀圓滿結束，他在IBM的自助餐廳里沒有再來一次「廚房辨論」，讓我大感欣慰。

接著我們開始經常在斯托遇到肯尼迪家族的各個成員。他們沒有在我們的滑雪小屋住過，不過經常在那裡舉行聚會。帕特莉西亞總是和我的一個好朋友比爾・麥克道格爾（Bill Macdougall）一同露面，比爾是泛美航空的飛行員，當時正在同帕特莉西亞約會。約翰・肯尼迪的弟弟一家，羅伯特和艾塞爾每次來都會帶著一大幫孩子，我們曾經在小屋裡安排過25個孩子的座位，樓梯上面都坐滿了，想穿過屋子都得側著身子走，我們會放電影給孩子們看。肯尼迪家族的孩子精力旺盛，但都是好孩子。我們舉辦聚會時，常常會翻來覆去地玩一個遊戲，但肯尼迪家的人都很喜歡這些傻乎乎的遊戲。

肯尼迪的商務部長是北卡羅來納州的前州長盧瑟・霍奇斯（Luther Hodges），一個溫和的自由派人士，比總統大20歲。當他剛被任命時，大家都覺得他會同時贏得商界和國會的歡心，但他雖然有著和藹可親的外表，實際上卻是個頑固透頂的「老傻瓜」。霍奇斯認為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政府同大企業走得太近了，他將為這種親密關係畫上句號。他告訴工商業界諮詢委員會主席，他覺得這個委員會並不能真正代表美國的工商業界。這話讓每個人都驚呆了。接著他又禁止我們在沒有政府官員參与的情況下關起門來開小會，並且責令我們從小型企業中選出代表加入委員會。沒過多久，委員會裡就怨聲載道。

一個月前我剛去過莫斯科。那年是冷戰期間一個短暫的解凍期，艾森豪威爾總統和赫魯曉夫都在努力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美國在莫斯科的索科爾尼基公園舉辦了一次大型的日用消費品及科技產品展銷會。IBM公司將RAMAC送去參展，展示這種機器在記憶存儲方面的出色表現。展銷會為期六個星期，250萬名蘇聯人蜂擁而至，爭相一睹美國的最高科技的產品。我記得有一個展位展出的是美國現代家庭模板間，裏面擺放的都是最新款的家用電器，就是在那裡，赫魯曉夫和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鬆進行了那場著名的「廚房辯論」。辯論的主題是：美國展出這些展品是不是想愚弄俄國人——普通的美國家庭根本用不起這些東西。

為了說完就走，不必再回到台下就坐，我一早就作了安排。我從講台上下來，從後門出去，鑽進一輛早就在等我的汽車前往機場，然後直飛歐洲。我很快就發現我的那番講話引起了何等騷亂，《紐約時報》和《先驅論壇報》都在第二天的頭版作了報道：沃森發表「最本分的」觀點，猛烈抨擊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稅收立場。

肯尼迪的當選讓我在商業界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就像當初羅斯福當選改變了我父親的商界地位一樣。在肯尼迪當選之前，絕大多數企業家將我看作一個持自由主義觀點的「少數派」，他們之所以容忍我或多或少是因為IBM的成功。現在我一下成了個重要人物。比方說，工商業界諮詢委員會以前好像一直忘了有我這麼一個人的存在，現在卻將我提到副主席的位置上，而且我很快發現，自己正逐漸成為大企業和白宮之間的橋樑。

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的第一站是東海岸，然後前往洛杉磯。我關注著所有的電視和報紙報道，心裏七上八下，不知道我為IBM爭取來的這次訪問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他在華盛頓對記者團口出不遜；在埃莉諾・羅斯福家中做客時表現得很無禮；當洛杉磯市市長告訴他基於安全考慮他不能去迪斯尼樂園參觀時，幾乎引發國際衝突。根據報紙報道，當時赫魯曉夫拍著宴會桌嚷嚷道：「為什麼不ｒeaｄ.９９csw.ｃｏｍ能去？你們在那裡藏了火箭發射台？那裡有霍亂病流行？那裡是黑幫的地盤？簡直難以置信！我怎麼向我的人民交代！」我開始擔心他會借參觀IBM的機會公開指責美國的生活方式。我日思夜想，琢磨著要是赫魯曉夫說出什麼無禮之詞時，我該以何種外交辭令得體地應答。但他離開洛杉礬后，卻好像一下變了個人。不知是不是受到美國人民熱情的感染，雖然他說的還是那些話，態度卻發生了突然的轉變：臉上總是掛著微笑。他在舊金山一家酒店入住時，曾走到窗前向外面的群眾揮手致意，引發了一陣熱烈的歡呼。第二天上午，在前來訪問我們工廠的途中，他突發奇想地跑去參觀了一家舊金山超市，引起不小的騷亂，接著又心血來潮地臨時決定在一家碼頭工人工會設立的職業介紹所作短暫停留。

從私人感情方面而言，我對這個委員會其實一點好感都沒有。委員們每次開會都選在度假勝地，比方說溫泉市，日程表上寫著要討論五件事，但他們會把每個下午的時間用來打高爾夫球，聚在一起開會的時候就胡侃一通生意經，當真正談到政府的問題時，他們可謂「英雄所見略同」：都強烈反對政府插手商界事務。但除開這些，我覺得打壓這樣一個在危急時刻有著舉足輕重作用的組織實在是非常愚蠢的行為，我也不能理解被視為該委員會代言人的霍奇斯為什麼會對它如此不友好。

他直視著我的雙眼回答說：「我打算跟他聊聊波蘭難民在蘇聯的境況。」

奧莉芙和我開始頻繁地被邀請去白宮做客，就好像我們和肯尼迪一家是近鄰一樣。我們參加了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社交活動——我記得一次晚宴上帕布羅・卡薩爾斯做了演出。那是他自西班牙內戰後在美國第一次舉行正式的演奏會。奧莉芙和我還被邀請參加白宮舉行的私人舞會，其中有一次舞會是為肯尼迪總統的連襟兄弟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辦的，大家唱唱跳跳一直到凌晨五點才興盡而歸。在那次舞會上，奧莉芙的座位被安排在緊挨總統的右手邊，這樣的榮幸使得那個夜晚成為我們家族「典故」中一個永恆的話題。

「你說什麼？」我有點摸不著頭腦。

「我們必須認識到作出一些犧牲是必要的。為了美國的利益，有許多事情是必需和必要的，但我們不可能包攬每一件——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我們只能做好自己身為企業家的本分。如果必要的話，我們首先要作出的犧牲就是自發自願地接受增稅，這是為了一個光榮而宏大的目標：保持美國在各個方面的世界領先地位。」

「但我們給這一項分配的時間是20分鐘呀。剩下的5分鐘幹嗎？」

我努力為IBM所有的主管人員樹立榜樣。麥卡錫的那些聽證會過去才幾年時間，我不斷敦促他們身體力行地參与到民主化進程中去。我跟他們說：「你們在IBM公司的職位為你們提供了一個面向社會發言的平台。站上去，運用你們的影響力，推動國家往好的方面發展。」當時正值艾森豪威爾統治的末期，美國的學術界、企業界和工會的重要人物都開始考慮以一種更加振奮人心的新方式思考美國的未來。艾森豪威爾在執政的最後一年，成立了「國家發展委員會」，任命布朗大學榮退的校長亨利・里斯頓（Henry Wriston）擔任主席。艾森豪威爾將一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這個委員會：為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的發展方向繪製藍圖，這份發展綱領涉及國家事務的各個關鍵性領域：人權、外交政策、失業問題、城市改造，一百餘人參与了此項工作，從國家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的主席喬治・米尼（George Meany）到杜邦公司的總裁克勞福德・格林沃爾特（Crawford Greenewalt），都參与其中。我也擔任了一個專家小組的組長，我們這個小組專門研究科技變革，成員包括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的領導人沃爾特・盧瑟（Walter Reuther）、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後來成為財政部長的他，當時還是個年輕的經濟學教授、查爾斯・珀西——在他擔任貝爾-霍威爾電影器材公司的總裁時便與我相識，以及和我一樣來自IBM的曼尼・皮埃爾（Manny Piore）。

肯尼迪最終獲勝時我很高興，甚至有點被興奮沖昏了頭腦。那年冬天我在百分百俱樂部年會上講話，對推銷員們說：「在選舉結果出來之前，我不得不閉緊嘴巴，但現在肯尼迪成為了美國人民的總統，我可以暢所欲言了。我想你們都會同意我們應該為自己幹上一杯，因為我們選出了一位了不起的總統。」這番話招來了百分百俱樂部年輕成員們的不滿，他們紛紛表示這些話我留給自己聽就好。不知怎麼的，我忘了一個關於人性的基本事實：如果一個小夥子出身貧寒，靠半工半讀才讀完大學，然後迅速地掙到了許多錢，那他肯定會成為一個極端保守主義者。一個年輕的IBM推銷員如果足夠聰明，入行5年之內便能做到年入2.5萬美元——在當時可是不小的數目。我自欺欺人地認為我可以兼顧企業老闆和自由主義者的身份。經過這件事情，我認識到，如果我想從政，最好是辭去總裁一職，要是我想繼續當IBM的老闆，就得謹言慎行。其實我持何種政治觀點從來都不是問題的關鍵，不過從那以後我再沒做過類似的公開發言了。

我在新成立的勞資政策諮詢委員會也佔有一席之地，這個委員會同工商業界諮詢委員會形成了鮮明對比。勞資政策諮詢委員會在肯尼迪執政期間極其活躍，幾乎完全取代了工商業界諮詢委員會的作用。它由19位來自商九*九*藏*書界、工會和教育界的領袖人物組成——像是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約瑟夫・布洛克（Joseph Block）、喬治・米尼和沃爾特・盧瑟——肯尼迪總統本人也經常前來參加委員會的會議。在這個委員會中，我感覺自己是真真正正地走在偉人身邊，我們對許多問題看法一致，也讓我驚喜不已。總統要求我們重點關註失業問題，因為當時經濟的不景氣使得美國的失業率攀升至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最高點。因為這個緣故，新生兒出生潮也讓大家擔憂不已——這些孩子長大后，我們要怎麼給他們提供工作崗位呀？

拋開兩國之間的暗潮洶湧不談，我發覺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漫步是令人十分難忘的體驗，這是我在二戰結束后第一次來莫斯科，住的還是俯瞰紅場的莫斯科國家大飯店。很多年來，它對入住的西方人有著相當多的限制，但我卻被安排住進了列寧套間——1917年列寧從流放中回來時就住在那個套間——讓人十分不可思議。這間房間對蘇聯人來說就像一個「聖地」，不過我對它可是十分熟悉——我隨同布拉德利將軍來蘇聯時就住在那裡，1942年的許多個夜晚，我們就待在那裡打撲克牌。

我直到1958年才真正見到約翰・肯尼迪，我是在紐約至華盛頓的短程航線上偶遇他的。我上前作了自我介紹，然後我們聊了聊各自的家庭。多年來我從我妻子和約翰的姐妹們那裡聽了那麼多對他的讚譽之詞，所以一開始對他有點抗拒心理。但當我在電視上看到他同尼克鬆的辯論時，對他所持的保留態度一下子煙消雲散。第二輪選舉過後，我便認定他將贏得最終的勝利。我給他寫了封信說：「我支持你。」隨後，他的一位助理給我打來電話，問我是否願意向媒體公開表達對約翰的支持。因為同IBM有生意往來的既有民主黨人士又有共和黨人士，而我又是IBM的老闆，所以我只得拒絕了他。但我告訴這位助理說，對於我會把選票投給誰這事不用保密，要是他們想宣揚這件事情，盡可以去做。我為肯尼迪的競選出了不少力：捐款、寫信，甚至以個人名義為他拉票。在企業界他很不受歡迎，那些聽說了我所作所為的人都覺得我瘋了。在大選前夜，奧莉芙和我前去參加工商業界諮詢委員會的一次宴會，發現幾乎找不到什麼人願意跟我們說話，大家都對我們敬而遠之。

1959年年中，我從收音機里聽到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即將訪問美國的消息，我立刻想到一個足以讓IBM吸引眼球的點子：邀請赫魯曉夫到IBM的工廠進行參觀。在發出邀請前，我給國務院打了個電話，想確定一下這種做法是否會違背外交禮節。接電話的是一位協助安排赫魯曉夫行程的官員。我問他：「我們希望邀請這位總理訪問IBM公司，不知國務院是否同意？」

最後終於輪到我們了。他的專車正好在午飯前到達，車上下來的正是赫魯曉夫總理本人，一個圓滾滾的小個子，穿著一套皺巴巴的棕褐色西裝，看上去有幾分滑稽。他戴了一頂純白的碼頭工人帽，是他剛剛在那家職業介紹所用自己的帽子同別人換的。他的官方陪同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我不是很熟。隨行的還有兩國的一些官員和密密麻麻的記者。奧莉芙和我走上前去向他表示歡迎——赫魯曉夫夫人留在了舊金山購物——接著我們簇擁著他走進工廠。

絕大多數大企業家自然是反對肯尼迪總統的。他入主白宮還不到六個月，工商業界諮詢委員會就正式同政府撕破了臉。這次事件摧毀了自羅斯福以來政府同商界的和諧關係，我也被捲入其中。工商業界諮詢委員會由65位最具影響力的美國企業家組成。它成立的目的用官方的表述是在經濟問題上對商業部長提供建議，但其真正的作用要在危急時刻才能表現出來。比方說二戰期間美國參戰時，這個委員會就承擔起了戰時生產委員會的職責。在和平時期諮詢委員會的確沒有太多事情可做，都快變成「老男孩俱樂部」了。

委員會裡有些人認為，如果勞資雙方能夠通力合作，美國就可以像瑞典那樣想出合理有效的經濟政策。如果肯尼迪不曾遭遇不幸的話，我們或許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但肯尼迪遇刺不到一年後，美國汽車工人工會就發起了針對通用汽車公司的大罷工，雙方最終達成的和解協議其實是違背國家利益的。為了使工人復工，通用汽車公司作出了非常大的讓步，包括以遠超政府反通貨膨脹方針限度的幅度給工人加薪。這也給我上了另一課，使我認識到，即使一個大工會和一個大公司達成一致，結果也未必是好的。只有聯邦政府的權力才能保護勞資雙方的共同利益。

肯尼迪家族第一次進入我的生活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是1952年，我和奧莉芙正要前往達沃斯，我們在瑞士一個火車站的月台上等候換車，注意到一大堆看上去非常昂貴的行李包。奧莉芙仔細看了看標籤，驚喜地說：「是肯尼迪一家！」過了一會兒珍妮・肯尼迪（Jean Kennedy）和帕特莉西亞・肯尼迪在（Patricia Kennedy）跑過來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擁抱。她們也是要去達沃斯。在達沃斯的那個星期，我們還見到了他們家的不少成員。我們晚上一起出去玩，他們都是很有趣的人。一個星期結束后，他們便急急忙忙地趕回家去了——為首次競選參議院席位的約翰・肯尼迪加油鼓勁、舉辦茶話會拉票。

過了好幾個星期，一點迴音也沒有。我撒下了一把種子，不過並沒有指望真的長出一棵樹來。一天，聖何塞工廠的廠長加伏・考倫（Gav Cullen）給我打來電話，他說：「您打算對我們幹什麼？」

沃爾特・盧瑟也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很多人管他叫「共產主義分子」，因為他曾在20世紀30年代初和他弟弟在蘇聯一家汽車製造廠做過工。他ｒeaｄ•99cｓｗ•ｃｏｍ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我相信他稱得上是美國的一位偉人，當他在1970年因為飛機失事而去世時，對整個國家而言都是極大的損失。在默羅之後，是他讓我對許多事情有了新的思考。沃爾特・盧瑟深入淺出地為我講解失業問題造成的危害，他說如果別克汽車公司決定關閉底特律一家設備老化、已經跟不上時代的工廠，然後在南部地區修建一家現代化的新廠，原來在那家底特律工廠工作的5000名工人便會流落街頭；南部地區，比如田納西州的就業機會對底特律的工人沒有什麼意義。保守派人士可能會辯稱說這種事情在自由企業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失業工人的家庭就像隨著碾米機的歡快轉動飄落到泥地上的穀殼。但我並不這樣看。勞資政策諮詢委員會當時還研究了歐洲實行的就業保障手段。我們曾特別就瑞典的做法進行了長時間的研討：瑞典政府聯合工業界和工會施行合作項目，將高失業率地區的工人聚集起來進行再培訓，然後將他們舉家遷至有就業機會的地區。肯尼迪總統對在美國實行類似合作項目的想法很感興趣。

諮詢委員會為肯尼迪政府做過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為總統的援外項目提供志願者。我負責招募事宜，這項工作被大家戲稱為「大款行動」。當時美國正在源源不斷地向國外提供巨額的援助資金，相應地，肯尼迪希望援外項目的工作能由商界人士承擔。他的想法是請50家大企業派出最能幹的副總裁及主管人員到海外工作一年——一支由管理人才組成的「和平隊」。我調動諮詢委員會的力量來進行這項工作，邀請了四位資深理事負責各個地區的人員招募工作，其中包括美國機械鑄造公司的卡特・伯吉斯（Carter Burgess）及柏克德工程公司的老史蒂芬・柏克德（Stephen Bechtel Sr.）。他們招募到了一些非常能幹的人，可接下來我們又得同國務院的那些官僚主義者作鬥爭，那些人堅持認為，為了避免利益衝突，志願者必須在赴海外之前從原來的公司辭職。不過那個時代的人都富有奉獻精神，所以最後有35名志願者冒著損害自己前途的風險同意了這個要求。我記得博格華納有限公司老闆鮑勃・英格索爾（Bob Ingersoll）的弟弟去了菲律賓；IBM的比爾・勞利斯（Bill Lawless）去了扎伊爾，他之前是阿爾・威廉斯的助理，還有一個來自IBM的小夥子替我統籌整個項目計劃，他名叫斯坦・麥克爾羅伊（Stan McElroy）。

IBM公司為了赫魯曉夫的來訪準備了好幾個星期。按照行程，他將參觀好萊塢的一家電影製片廠、一所大學和一家農場，而美國大企業中只有兩家有幸接待他，那就是生產農業機械的約翰・迪爾公司（John Deere Corporation）和IBM。工商業界對他的來訪多持觀望態度，部分是因為蘇聯和美國意識形態的差異，另外一部分是出於「恐懼」。已經有許多人因為試圖改善與俄國人的關係而遭到批評，所以許多工商業界領袖人物唯恐引火燒身。所以在赫魯曉夫的日程表上，只有另外一位美國企業家將會見赫魯曉夫，那就是羅斯威爾・加斯特（Roswell Garst），他來自艾奧瓦州，同蘇聯人做玉米種子生意。

在肯尼迪當政的那些年裡，我得到不少了解、接近國家權力中樞的機會。我在總統名下的眾多委員會裡佔有一席之地，其中包括勞資政策諮詢委員會以及掌管「和平隊」事務的委員會。不管從哪個角度說，我對為總統效力都感到十分榮幸和驕傲，但我從不自欺欺人地認為我是什麼重要角色，也不認為自己已經成為了真正的「政治動物」。我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者」而存在。

赫魯曉夫喜愛美食，所以我們作了安排，先請他赴午宴，正是此舉打破堅冰，讓賓主雙方在隨後的參觀過程中相處融洽。那個星期早些時候，我已經對食堂負責人作了詳細指示。我說：「我們要向赫魯曉夫展示的是工廠的普通一天。不用作特別安排。平常的菜色就好。」他安排的菜色果然十分平常，但精美程度真是我生平僅見——色味俱佳的加利福尼亞拌菜和冷肉拼盤簡直可以直接放在華爾道夫菜譜中當範例。我給了赫魯曉夫一個托盤，自己也拿了一個，然後我們開始從長長的餐台上拿取食物。自助餐所用的盤子和碗都很小，目的就是為了限制每次所取的量。但這並不能阻止赫魯曉夫。我注意到他不停地往碗里堆食物。我拚命地忍住笑，因為周圍都是攝影記者。我可不希望讓他們拍下我嘲笑總理大人的照片，那就太尷尬了。但是赫魯曉夫肯定是看透了我的想法。他把碗盛得滿滿的，食物堆出碗口足有三四英寸，然後朝我眨了眨眼，給了我一個會心的微笑，我終於忍不住笑出聲來。《紐約時報》的攝影記者當然不會錯過這一幕，第二天這張照片就登在了報紙上。

我被總統遇刺的消息震得不知所以。我心想：「搞什麼呀，他想談，那我們就談吧。」我把他帶到我的辦公室。原來他想購買我們的維修服務部，這個部門擁有自己的計算機中心，可以租給客戶使用，按時間收費。我渾渾噩噩地同他談了二十分鐘，他走了以後我便立刻回家。我到家后沒多久——肯尼迪家做事總是井井有條——就接到了羅伯特・肯尼迪手下打來的電話，通知我們說總統已經去世，喪禮正在籌備當中。那天晚上，我拿出幾張紙，給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寫了封信。我只在白宮見過他幾次，但我想告訴他，我能體會此事對他的打擊，理解他將面對怎樣的艱難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