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誤會了，維恩，」我趕緊解釋，「我甚至都不知道這是你的船。我只是在和奧林說，他的委員會現在允許船隻進行非常規改裝的尺度越來越大。我這人比較傳統。」

不過，要是羅伯特・肯尼迪最後入主白宮的話，我可能會願意將自己的前程賭上一賭——不管是出來競選或是被指派到某個職位上——以便幫助他將國家引入正軌。我在1967年夏天就表示了對他競選總統的支持，哪怕當時看來他當選最少也是5年之後的事情。林登・約翰遜當時在總統位子上坐得很穩，沒人指望羅伯特・肯尼迪會在1972年之前宣布競選總統。但我告訴他國家沒有取得我所期望的進步，所以我覺得他會是最好的總統，我願意竭盡所能地支持他。我敢肯定同樣的話他已經從很多人那裡聽到過了。他當時只是簡單地回答說：「你的這番話對我意義很大。」除此之外再沒說過什麼。

我生平第一次覺得我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以前每當遇到危機時，我總能找到正確的答案，我相信自己能夠打造完美無暇的職業生涯。通過運用我手頭的全部工具——金錢、權力、威望——我知道我比絕大多數普通人有著更為強大、深遠的影響力，因此我十分自信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能處理好一切事情，不管是我自己的事情，還是我的家庭乃至IBM的事情。可現在我陷入了一個始料未及的複雜境地，就好像突然之間一切事情都沒那麼簡單了，一切事情都不對頭了。

就在羅伯特・肯尼迪宣布競選總統后三個月，加利福尼亞州預初選結束的那天上午，一位IBM經理打電話告訴我羅伯特遭到刺殺。我無法想象肯尼迪兩兄弟會以同樣的方式離開人世，所以我一開始安慰自己說他可能只是受了一點輕傷。我原本計劃在那天和伯克・馬歇爾一起去西海岸出差，伯克同羅伯特・肯尼迪的關係非常親密，他聽說羅伯特遇刺的消息后十分震驚，於是說：「我能不能給他家打個電話，看看他家誰要順路搭乘我們的飛機？」我說行，他打了電話，發現傑奎琳和她的妹夫斯塔斯・拉齊維爾（Stas Radziwill）要搭乘飛機，我便安排了一輛車從城裡將傑奎琳他們接到肯尼迪機場，從倫敦趕來的拉齊維爾將在那裡下飛機。碰巧當時肯尼迪機場的副主管是我二戰時的老戰友，於是我給他打了個電話說：「羅伯特・肯尼迪遇刺是個悲劇。我打算帶著傑奎琳同我一起去加利福尼亞。我想先把她送上飛機，然後我們的飛機滑行到斯塔斯搭乘的飛機旁邊直接接他上機。」

我從沒想過這個問題，不過我下意識地知道自己該怎麼回答。羅伯特在司法部的團隊之前剛剛解散，那些人可著實了不得。「你能推薦一個律師到IBM來擔任法律總顧問嗎？」我問。考慮到IBM的規模以及在計算機行業的壟斷地位，我確信我們將來肯定還會面對反壟斷訴訟。

這是肯尼迪時代的終結，儘管肯尼迪家族天賦異稟，能夠從災難中一次次站起來繼續前行。他們甚至一度打算讓我接替羅伯特代表民主党參加總統競選。就在羅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不久，我到海恩尼斯去，當我走下飛機時，一群肯尼迪家的小孩穿過停機坪向我跑來，他們穿著黃色的運動衫，上面印著「湯姆・沃森競選總統」的字樣。這是傑奎琳的手筆。我和她坐進汽車，車上還有羅伯特的遺孀埃塞爾，我說：「你們是當真的？」

他說：「湯姆，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合情合理、簡單易行的解決辦法。一個也沒有。唯一可行的舉措就是將我們的人撤回來。」

我們租了一棟我們能夠找到的最大的房子——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區正中心諾斯特蘭大道上一棟髒兮兮的磚石結構庫房，房子有8層高，我們打算雇傭500名工人——不是將他們看作沒有技術含量的體力勞動者，而是看成真正的IBM員工，有體面的薪水、良好的福利、培訓計劃和晉陞的機會，他們甚至能夠通過調到IBM別的工廠而跳出貧民區。500名工人不算多，IBM在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的工廠就有3500名員工。但我們進駐的是一個充滿未知數的地區，之前也有少數別的企業在貧民區辦過工廠，結果很不理想。比方說，加利福尼亞洲的美國通用航空噴氣發動機公司曾在沃茨地區雇傭沒有經過專門訓練的年輕人為越戰生產帳篷，該公司對這項業務一無所知，工廠最後虧了幾百萬美元，不得不以裁員而告終。

在布魯克林區改造中，IBM作出了最大的貢獻：我們在那裡建了一座新廠。20世紀60年代末，人們開始討論「企業的社會責任」——利用大企業的財力改造社會的一些弊端——在我看來，IBM這樣做是責無旁貸的。沒人指望一家年利潤不過幾百萬的企業能對社會造成多大影響，但當你一年創收好幾個億時，再忽略公眾的看法就要小心了。幾年前約翰遜總統發表「向貧窮開戰」的演說時，IBM便已作出積極響應。我們以一家子公司的名義在馬薩諸塞州新貝德福德市羅德曼營——一個廢棄的軍事基地——建了一個大型就業中心。我們計劃每年培訓750名「長期失業者」——來自貧民區、從高中退學后便從未找到過工作的黑人。羅德曼營就業中心經營了很多年，其中的經驗促使我們進行了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因為我們遇到的問題比預期的要多太ｒeａｄ•９９csw•cｏm多。一開始接受培訓的人會在晚上成群結隊地到新貝德福德市裡遊盪，接著便發展成同當地黑幫發生械鬥。情況越來越糟糕，直到六名警察在一次這樣的械鬥中受傷，市議會向約翰遜總統上書，請求關閉就業中心。我們撤換了輔導員，完善了紀律制度，但基本的問題從未得到解決：接受培訓的人員已經太多年沒有工作，很多人有酗酒、吸毒的問題，沒有真正的人生動力，因此將他們培訓成上崗人員實際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IBM最後雇傭了少量羅德曼營就業中心的「畢業生」，我懷疑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公司雇傭這些人了。其他的就業中心也處於同樣的困境，政府最後只得放棄了整個計劃。

解決失業問題的關鍵顯而易見：我們必須避免讓人們淪落到去就業中心接受上崗培訓的地步——這就意味著改善他們生長的環境：貧民區。我曾作為約翰遜「反貧窮委員會」的一員去過那些貧民區，1967年爆發的那些暴亂並未讓我感到意外，因為我能夠理解人們為什麼想要砸毀燒掉那些貧民區。我同輩的一些企業家依然認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爬上美國的上層社會，但對我來說，事情卻是這樣的：在少數族裔聚居區，即便你努力工作，到死也依然身處社會底層。所以我們必須想辦法在那些社區重新建立誠實勞動與個人所得之間的對應關係。這就是「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區改造計劃」的核心理念。通過與羅伯特・肯尼迪的談話，我開始確信少數族裔聚居區需要的是工廠——人們能夠在裏面學到技術、賺得體面的工資、享受福利待遇，從而樹立「勞動光榮」的心態。要是IBM能夠證明建立這樣的工廠是可行的，其他企業也許會效仿我們，量變引起質變，最後少數族裔聚居區就會煥然一新。

作為紐約州參議員，羅伯特有意增進同工商業界的來往。這事本來毫無希望，但我費盡心思地拉攏那些工商業界的溫和派人士，在紐約安排晚宴和午餐會。這些舉動收效甚微，因為羅伯特只有在感受到聽眾的熱情時才能發揮出最好一面，同企業家們在一起時，雙方都沒什麼熱情。只有一次我看到他得到了企業界人士的好感，那是在1966年，當時他決定整治布魯克林的貝德福德-斯圖文森非洲裔美國人聚居區。那是紐約最貧困的地區，比哈萊姆區更大，也更疏於管理，長年充斥著暴力與犯罪。1965年夏天，洛杉磯的沃茨地區發生種族暴亂，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種族騷亂在全國範圍擴散開來。

「哼！」他怒沖沖地說，「你是想把我踢出比賽，你沒有這個權力！」

我的孩子們也到了十多歲的年紀，我同他們之間同樣出現了問題，只不過還沒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66年春天，我的一個女兒宣布打算從寄宿學校退學。好幾個月里，我每個星期都有一天是在大轎車的後座上處理公司事務——我得跑到新英格蘭去勸說她放棄這個打算。好在我最後勸服了她：後來她順利從寄宿學校畢業，進了大學。不過我之所以能說服這個孩子，部分也是因為我理解年輕一代的困惑。我在年輕的時候也經過漫長而艱苦的努力才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能理解那些在傳統眼光看來一無是處的孩子。於是我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大學應該給這樣的孩子機會，讓他們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我看來，林登・約翰遜的敵意反而是羅伯特・肯尼迪遭遇的最好事情。當約翰森在1964年清晰地表達了不希望羅伯特成為自己施政夥伴的意向時，羅伯特開始迅速地成熟起來。在他擔任參議員期間，他發展出了強大的實力，要是他真的當上了副總統，反而做不到這樣程度。他很欣賞我，儘管他不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有時候甚至會表現得很不友好。我還記得一次同他一起在北天堂島散步。我們一邊走一邊閑聊，這時起了一點霧，我沒有在意，可他突然生硬地打斷我說：「你打算什麼時候往回走啊？」

第二天的賽前會議上，我找到維恩，企圖向他解釋說他完全誤會了他無意間聽到的那段對話。但他壓根不聽我的解釋，徑直走開。奧林・斯蒂芬斯也試著向他解釋，受到了同樣的冷遇。IBM的兩位最高領導者在航海比賽場上結下樑子的事情肯定會讓那些喜歡小道消息的人大為興奮。我希望我能將這件事情就此過去，但我們兩人都太要面子了，反應都有點過激。我們參加了比賽——「雷鳥號」再次擊敗了「巴拉望號」，維恩得了第13名，而我排在了第20名。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我們回到公司，可維恩還是對我不理不睬。好幾天里他沒跟我說過一句話，甚至不回我的電話。過了一個星期他才冷靜下來，想起我們是在共同執掌一家大企業，董事長和總裁總得進行交流。我覺得他始終沒有相信我的解釋，即使奧林為我作證，不過最後他還是接了我的電話，同意放下這件事情。

1968年，我在弟弟妹妹們的支持下，啟動了一個不尋常的獎學金計劃：「沃森獎學金」，這項獎學金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資金來自我父母的遺產，面對的正是像我年輕時那樣的孩子，表達了我對我父親以及布朗大學無盡的感激之情。這個計劃每年會從全國各地的小型文理學院中挑選75名應屆畢業生，我們找的不是那種成績全A的「高材生」，而是要求學校推薦那些有特長、有九九藏書自己興趣、有創造潛力的年輕人，給他們一個發揮自我的機會。我們資助這些孩子去國外深造一年，幾乎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專業方向，只要是他們感興趣的東西。比方說，第一年有個學生便在巴黎學習繪畫，另一個則研究西方文明對古希臘法制體系的繼承，還有一個學生則研究美國對亞洲及南美國家醫療援助行動的影響。這些選擇反映了羅伯特・舒爾茲非凡的眼光和想象力，他是布朗大學的前校長，「沃森獎學金」計劃的第一任執行理事。

我見過羅伯特・肯尼迪許多次。每年冬天他都會到斯托去，夏天則到北天堂島去。我每年會把「巴拉望號」借給他一個星期，他和他的朋友們會在北天堂島待上一兩個晚上，然後駕船出遊。他的朋友們會把橡樹嶺農場的每個卧室住滿，那都是些很有意思的人——電視台記者桑德・瓦諾克爾（Sander Vanocur）、專欄作家羅蘭・埃文斯（Rowland Evans），還有宇航員約翰・格倫（John Glenn）。

羅伯特的構想是成立一個由白人企業家組成的委員會，同一個由黑人組成的社區委員會協同合作，提供管理諮詢和資金渠道。只要羅伯特對某件事情付諸熱情，聽眾無不群起響應。他成功地說服了紐約市長林賽和參議員賈維茨參与此事，接著又招募了一支由兩黨企業界頭面人物組成的隊伍，其中包括我、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比爾・佩利、《時代》雜誌社的安德魯・海斯克爾（Andrew Heiskell）、花旗銀行前身——第一國家城市銀行——的董事長喬治・摩爾（George Moore）、拉扎德投資銀行的資深合伙人安德烈・邁耶（AndréMeyer），以及來自華爾街J·H·惠特尼風險投資公司的本諾・施密特（Benno Schmidt）等人。羅伯特會專程從華盛頓飛到紐約來參加我們的會議，和其他那些名頭響亮的榮譽性委員會不同，我們的委員會真的在干實事。白人與黑人同心協力地探討如何解決就業問題、進行住房改造、提供社會福利，以求給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區帶來新的面貌。委員會取得的成績微不足道——但同其他那些最終以失敗告終的貧民區改造計劃一比較，這一成績還算是頗為引人注目的。在1967年那個「漫長炎熱的夏天」，美國數十個城市爆發了種族暴亂，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區卻一直風平浪靜，這其中羅伯特的功勞不小。

360項目危機過去后，我不是IBM里唯一一個開始進行自我反思的高級主管。離婚開始在IBM變得司空見慣——在父親那時候，高層主管離婚的事情可是聞所未聞。還有許多人面對自己正處於青春叛逆期的子女束手無策，他們竭力想保護自己的孩子免受20世紀60年代末動蕩社會的影響，結果只是徒勞無功。吸毒問題引發了不少悲劇。一位經理的兒子正處於青春迷茫期，他聽說致幻葯LSD能讓人了解真我，於是琢磨著吃一片效果不錯，那麼吃上兩三片效果肯定會更好，於是他吃了一大把LSD，結果徹底瘋了。他的父親沒有辦法，只能將他送進精神病院。

我為他的話感到十分震驚；他的想法要比我激進得多。我還停留在考慮如何向我們的南越同盟交代的階段，我們可是對他們做過那麼多的承諾。不過羅伯特對討論撤軍的細節興趣寥寥——他說不管我們怎麼撤軍，都將是一片混亂。對他來說，怎麼撤軍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他是在用長遠的目光看待這場戰爭對我們國家的影響。

「我手頭只有兩個值得你考慮的人選，」羅伯特說，「伯克・馬歇爾（Burke Marshall）和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只要你得到任意一個，對你們公司都會大有好處。」卡岑巴赫曾接替羅伯特出任司法部長，馬歇爾曾擔任司法部民權司司長，是美國南方廢除學校種族隔離運動中的關鍵人物。我去了華盛頓，拜訪了他們兩位，馬歇爾立即答應加入IBM，卡岑巴赫則在為約翰遜擔任數年司法部長和副國務卿后，也來到IBM公司工作。

最棘手的問題是要不要在這間工廠的大門上掛上IBM的牌子。我們可以通過中間人來給這間工廠掛牌——找個黑人企業家，給他提供資金，同他簽訂合同，讓他給我們提供零部件。我們的研究表明，如果採取這種方式，這間工廠在一年之後就能收回成本，只要我們找的中間人足夠節省，削減IBM工廠的一些標準配置——比方說一個同社區有所關聯的經理、一個心理諮詢顧問、內勤部，乃至前台接待員。維恩・利爾森和其他高層主管傾向於這種做法，我一開始也是如此，因為這樣更為保險，也更加省錢。但後來我改變了主意，因為我注意到其他公司都是通過中間人在貧民區設廠，我覺得這樣只會讓當地居民加深這樣的感覺：沒人願意相信他們。我想既然我們作出在貧民區設廠這樣一個勇敢的決定，就要做好面對風險的準備，於是最後這間工廠還是掛上了IBM的牌子。

「你說什麼？」

但我花了很長時間調整心態，才真正接受利爾森作為我的二把手。我很不喜歡之前他對待我弟弟的那種生硬做法。不過就算是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脾性的差異也會使我和維恩・https://read.99csw.com利爾森之間難以建立我同阿爾・威廉斯之間的那種信任關係。阿爾和我幾乎無話不談，從公司戰略到孩子的教育，不一而足。IBM的許多重大決策都是在我們的隨意談話中作出的，在這樣的談話中，我們甚至會把腳擱在咖啡桌上。相反，維恩則喜歡獨自工作，儘管他機智、果決、有魄力，但他完全不像阿爾那樣心思細膩、有條不紊。他儘可能地逃避開會，不重視參謀輔助系統的作用，賞識像約翰・奧佩爾那樣知道怎樣通過組織路線來走捷徑的管理人員。我同利爾森共事已經15年，他從一開始就極其討厭辦公流程。記得20世紀50年代，阿爾還是財務主管，利爾森還是銷售總經理的時候，阿爾就領教過這一點。當時維恩喜歡搞一種被阿爾稱為「假摔動作」的備忘錄，因為那些備忘錄都是在阿爾沒注意到的情況下悄悄放到他辦公桌上的。利爾森覺得送出那些備忘錄就算是通知阿爾了。每當阿爾質問他為何不打招呼就做了某件事情時，利爾森會說：「這件事情你知道的，我在10月28日給你發了備忘錄的！」

「怎麼撤回？」我問。

我們為解決代溝問題作出的這一積極舉措讓我感到很是驕傲，但我不得不承認，同20世紀60年代數百萬年輕人巨大的不滿之聲相比，這個獎學金計劃的反響微乎其微。當時動蕩的跡象無處不在——你能在電視上看到大學生們佔領校園、要求革命。那些抗議之詞讓人十分不安——聽起來就好像美國的民主進程已經到了崩潰邊緣——不過也的確讓我靜下心來思考引發這種現象的社會弊端。作為一個開明的民主黨員，我感覺自己有義務去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但我不知道該從何入手。我不斷尋找途徑讓自己發出更大的聲音，甚至一度動過投身政界的念頭。在不同的時期，肯尼迪家族和其他重要的民主黨人士都曾表達過希望我出來競選的意思。尤妮斯・肯尼迪・施萊佛（Eunice Kennedy Shriver）和薩金特・施萊佛（Sargent Shriver）曾到佛蒙特州拜訪過我們，尤妮斯當時就說過這樣的話：「湯姆，你知道我們是怎麼想的，你是個天生的政治家。我見過你怎樣讓人折服，你一旦下定決心便能無往不利。你為什麼不從政呢？」羅伯特・肯尼迪當時是紐約州的參議員，他力勸我參加1966年的州長選舉，同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進行角逐。第二年愛德華・肯尼迪則將我作為可能的參議員候選人介紹給新英格蘭地區有影響力的民主黨人士。但每當這樣的機會擺在我面前，我總是同奧莉芙商量一番，然後決定婉言謝絕。我不想離開IBM，而且我覺得自己既沒有那種抱負也沒有那種熱情走到大眾面前贏得他們的選票。

「為什麼不呢？為什麼不呢？」她們回答。不過我們都清楚我根本沒有希望獲勝。幾天之後，肯尼迪家族的一位專欄作家朋友打電話問我到底會不會接替羅伯特・肯尼迪參加總統大選，我告訴他說，我那點競選總統的野心已經被我自己扼殺掉了。

「要是我的話，會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從越南撤軍。我覺得越南戰爭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不管撤軍會讓美國在國際上丟多大面子，面臨何種困境，都比繼續待在那兒要好得多。所以呢，不管要道多少歉，作出多少承諾，我都會讓越南的所有美國軍隊在六個月內撤回來。」

兩年多的時間里，美國大學校園多次發生大規模反戰運動，目睹這一切后，我開始接受羅伯特・肯尼迪對越戰的態度。1970年6月，我被傳喚到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面前作證，他們希望探討越戰給美國經濟造成的影響，但我決定利用這個講壇陳述美國應當立即從越南撤軍的有力理由。我說只要這場戰爭繼續進行下去，必將打擊年輕一代的士氣，損害我們在國際上的聲望，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最終將對我們的社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我們不可能想出辦法將撤軍進行得有效、有序又不傷尊嚴。但我們必須在這場災難將我們徹底拖入泥潭之前將它結束掉。」其實我不過是在重複很久以前羅伯特・肯尼迪對我說過的話——但對一個社會知名人士來說，對撤軍發表如此坦白直率的看法還是很不尋常的，所以《紐約時報》在頭版引用了我的話。這隻能說明羅伯特・肯尼迪遠遠地走在了我們前面。

我可以想象同約翰・肯尼迪進行輕鬆愜意的談話，但要是羅伯特，我完全想象不出來。他對小孩子極好，但同大人談話時總是非常嚴肅，他比絕大多數美國人更關注自己對國家的責任，從不鬆懈。我覺得他同我待在一起的時候也不是特別自在。不過在他當上參議員不久后做了一件事情，對IBM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我們在斯托，我們待在我的那間滑雪小屋裡，在談話的間隙，羅伯特突然說：「湯姆，你為肯尼迪家族做了那麼多，我們能為你做點什麼呢？」

到1965年時，我們已經躋身全美十大企業的行列，兩年之後，我們股票的市值已經超過通用汽車公司。我為我們取得的成績自豪不已，但我有種感覺，我不過是在做重複的事情：巨大的成功、飛快的增長、頻繁的重組、不斷招聘培訓更多的人。站在企業權力頂峰的壓力真的讓我筋疲力盡，我的生活節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瘋狂，就read.99csw.com在這個時候，我開始發現自己沒法再像父親剛剛去世時那樣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照管IBM的工作中去。也許對於IBM，我是不可或缺的，但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

如果再發生一次類似這樣的事情，維恩和我的合作關係也許就到頭了。但在這段時間，IBM的發展十分喜人——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維恩的管理才能以及他對System/360項目的出色完成。經過20世紀60年代初的停滯不前之後，IBM再次達到接近30%的年增長率——一個處於初創階段的企業達到這樣的增長率不足為奇，一個身家數十億美元的企業做到這樣可是史無前例的。

「下雨了。」

「在我看來這就是下雨。我們回屋子裡去吧。」

要是羅伯特・肯尼迪能夠看到這個計劃獲得成功，一定也會感到驕傲。但這項計劃尚未公之於眾，他便在1968年4月將注意力從紐約的政績轉到了總統大選上去。我同他之間的最後幾次會面，談的也都是關於大選的事情。我還清楚地記得2月下旬的一天，他到我辦公室來就競選總統一事探詢我的意見。我們聊了大概一個小時，主要在談越南戰爭的事。談話發生在越南的春節攻勢之後，這次進攻引發美國輿論嘩然，國內反戰情緒高漲。我問他美國對此應該作何反應。

我們在公司內部對這個辦廠計劃進行了仔細的研究，也許我們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情就是始終將它作為一份商業提案來分析。比方說，我們是在考察了其他的少數族裔聚居區之後才決定將廠址設在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區的，對這個地區進行改造的意願只是得出最後決定的諸多因素之一。羅伯特・肯尼迪本人從未要求我建工廠，而我也是在建廠計劃最後確定下來之後才告訴他的。我們還研究了是否應該招聘那些長期失業者，就像羅德曼營就業中心培訓的那些年輕人——最後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弗賴德利指出的那樣，我們建這個廠的首要目標是建立一個能經營下去的廠子，而不是接收太多社會包袱，導致工廠不堪重負，關門了事。他雇傭了200名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區當地居民，其中112人是失業人員，40人有過犯罪記錄，但他毫不客氣地將那些有著酗酒和吸毒之類嚴重問題的應聘者拒之門外。弗賴德利的判斷十分正確，因為這個工廠的生產情況比我們預期的要好很多。當初我們預計這個工廠基本不會有什麼利潤，後來卻發現這個廠生產的電纜和其他計算機元件的成本比我們的其他工廠還要稍低一些，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區的工廠就這樣成為了IBM公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維恩同阿爾一樣，很善於自我約束，絕不會挑起一場自己毫無勝算的戰爭，所以他從來不在公司直接挑戰我。他把發起挑戰的地點放在了公海之上。我的業餘愛好是參加航海比賽，就在我提撥他擔任總裁的那年，維恩也開始參加紐波特-百慕大的航海比賽，我已經參加這一比賽好些年了。他沒有多少深海航行的經驗，但他是個不錯的水手，擅長駕駛小型賽艇。我曾在一次管理評審委員會開會的時候開玩笑地跟他說，要是他還想在IBM待下去的話，最好別在航海比賽中贏過我，但維恩直言不諱地表示他打算擊敗我，擊敗所有人。他買了一艘全新設計的Cal40遊艇，並將這艘遊艇的設計師招募為自己的船員。他研究了比賽的歷史，發現一艘船曾獲得過三屆冠軍，於是將此船的領航員找來。那年6月的比賽中，我的「巴拉望號」發揮正常，拿到了第24名——而他的「雷鳥號」則名列第一。

阿爾和我經常會出入對方的辦公室，而維恩和我通常只在管理評審委員會的例會上碰面，一個月不過四五次。他主持的例會每次流程都安排得很緊，直線指揮系統的主管人員和參謀輔助系統的專家一個接一個地發言——預算案、定價決策、產品策略、人事政策，我們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這可以放在教科書中作為「精確管理」的典型例子，IBM就是以這種管理方式而著稱的。而我在主持這種會議時採取的方式則會讓絕大多數商科學校的教授大吃一驚，在他們看來，我的方式絕對稱不上科學。我會利用這些會議了解公司情況，讓問題自己冒頭，我希望這些會議達到的效果更接近於我父親的想法，只不過父親是通過把人叫到自己辦公室里隨意布置任務來達到這些效果的。打個比方，要是當天的報紙報道有個貝爾實驗室的物理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我就會打斷會議議程，發起為何IBM的科學家未能獲得此項殊榮的討論。就像父親一直所做的那樣，我不斷想辦法讓我們的主管人員著眼更高的地方。

「我們可不會管這叫作下雨。」

阿爾會回答說：「我根本沒收到這樣一份備忘錄！」但當他在桌上堆積成山的文件里翻找時，沒錯，那份備忘錄就壓在底下。於是我父親讓阿爾為維恩動用的某項支出負責，而此項支出阿爾根本沒有批准過。如此數次之後，阿爾終於告訴維恩說，任何維恩送來的備忘錄，只要他沒有讀到，沒有在上面親筆簽名，就不算數。

奧林是個非常溫和的人，他說：「唔，沒錯，這種設計很巧妙，不過你為什麼會反對這種設計呢？它的適航性很好嘛。」

這一年嚴冬時節，母親去世了，享年82歲。她去世前已經病了好幾個月，所以對她的離去我們已經有所準備。迪克非常傷心，https://read.99csw.com因為他是母親最小的孩子，同母親最為親近，而且母親去世前幾個星期他剛被解除負責IBM生產技術事務的職務。為了向母親致哀，我帶著奧莉芙去了科羅拉多州，在那裡我親筆寫了數百封弔唁信，發給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我們在那裡待了差不多兩個星期，雖然時間不夠撫平內心的哀痛，我卻不得不回去工作。那時我們經營上的危機已經解決，但為了完成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計算機訂單，我們還得埋頭苦幹。我的工作依然像過去那樣緊迫——但我正在逐漸喪失經營公司的熱情。母親逝世了，迪克退到一邊了，阿爾正在逐漸減少工作量準備退休，我發現自己正處在想象不到的孤獨境地。

「因為要是我們由著這些人違反比賽規則，」我說，「他們就會變本加厲，直到最後船隻完全達不到適航性的規定標準，比賽中就會出事。」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我拿來做反面例子的那艘Cal40遊艇正是利爾森的「雷鳥號」。我話音剛落，便聽到一個憤怒的聲音：「你說什麼？」接著維恩的身影從船體的陰影處冒出來，雙拳緊握，看起來足有9英尺高，「我的船違反了比賽規則？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接到他倆以後，飛機起飛了，因為我在駕駛飛機，所以我們基本沒有交談。我們中途在位於美國中心的內布拉斯加州格蘭德島停留休息時，找了《蘇格拉報》的湯姆・麥凱布（Tom MaCabe）和一群剛從俄勒岡州為尼爾森・洛克菲勒加油助威回來的共和黨人打聽情況。但沒人清楚羅伯特・肯尼迪的情況究竟如何。當我們在洛杉磯降落時，查克・斯波爾丁（Chuck Spalding）在機場與我們會合，和我們一起開車進城，他是肯尼迪家族的密友，傑奎琳問他：「查克，情況到底怎麼樣？我要聽實話。」

一直到阿爾擔任總裁的時候，我的這種做法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阿爾就像一個理想的地面領航員，每當我偏離航向時，他總能以一種讓人很舒服的方式輕鬆地將我拉回正確航道；而在我作出正確決定時，他總能堅定、默契地配合我。可到了維恩擔任總裁時，委員會的氣氛就變了。他生性多疑，又沒有耐性，眼光不夠開闊。他從沒公然對我表示過對抗，卻經常會表露出這樣的想法：我所做的決定他早就想到了，或者我浪費時間關注一些同IBM的經營完全無關的事情。

在提升利爾森之後，我把自己明升暗降。我仍擔任著董事長，但已經不再操心公司的日常事務。公司所有的高級主管，不管是屬於直線指揮系統還是參謀輔助系統，都直接向利爾森彙報。毫無疑問，利爾森這個總裁可謂實至名歸。他為攻克360項目組建的領導團隊，集合了IBM有史以來最好的技術管理人才——鮑伯・埃文斯（Bob Evans）、弗雷德・布魯克斯、吉恩・阿姆達爾（Gene Amdahl）。儘管利爾森有著「鐵面」之稱，還是贏得了這些人的忠誠和尊敬。他把這些人稱作「男孩子們」，他們工作十分出色，憑藉這些新型計算機，公司前途一片大好。

「人們對遊艇的改裝太過頭了，你們居然一點都不管。」我跟他說。當時我們附近的水中正好停著一艘「雷鳥號」那樣的Cal40遊艇，你能清楚地看到那艘船的龍骨和艇舵都不符合傳統設計。我朝那艘船做了個手勢，說：「你看那艘船。它的設計就鑽了比賽規則的空子。」

查克說：「唉，他不行了。」沒過多久噩耗便傳來了。

這件事情對我的刺|激也許比我意識到的要大，因為在兩年後的又一屆紐波特-百慕大航海比賽中，我無意間挑起了同維恩的一次衝突。當時像「雷鳥號」那樣的船已經相當普遍，儘管在比賽中使用這樣的船依然頗有爭論。這些船速度很快，而且船主每年都無所不用其極地讓它們變得更快一些，但還是有一大幫像我這樣持傳統觀點的人認為這些新式設計過於追求速度，忽視了船隻的適航性和安全性。那年比賽開始前兩天，我同美國遊艇設計師協會主席暨國際航海比賽規則委員會主席奧林・斯蒂芬斯（Olin Stephens）一起在紐波特的碼頭上散步。

為了避免陷入同樣的窘境，我們決定生產我們熟悉的產品——用在我們計算機上的纜線和其他部件——而且得讓經驗豐富的IBM經理來管理工廠。我挑選的人是歐內斯特・弗賴德利（Ernest Friedli），我們在金士頓市有個大型工廠，他是那裡的副經理。弗賴德利是白人，但他出身於布魯克林貧民區的一個移民家庭，所以他把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區叫作「我的老鄰居」。他這人十分直率。在計劃建廠的過程中，我曾問他是否應該在這間工廠安裝空調，當時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區別的企業都沒有空調，我不希望我們的工廠顯得太特殊。弗賴德利立即毫不客氣地回答我說：「你把自己放在工人的位置上想想。假設你到恩迪科特接受培訓，發現那裡的工廠都裝了空調，然後回到這個破破爛爛、沒有空調的廠房，你會怎麼想？」我點頭同意。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讓這裏的工人感覺自己像二等公民。弗賴德利是個真正的好領導。他轉遍了IBM的各個工廠招募管理隊伍，最後招到4名黑人和2名白人，弗賴德利告訴他們調去新工廠並不是進身之階，因為這是一個需要獻身精神的工作，而這六個人都表示願意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