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可以開始圓我渴望已久的遠航之夢了。我想當時我並不清楚自己為什麼如此急切地想去遠航，也不清楚自己內心的情感激蕩達到了何種程度。突然之間，我生命中那麼多重要的事情離我遠去——我的IBM生涯結束了，我的飛行執照因為我的心臟病被暫時吊銷了——隱藏在我意識深處的其實是對死亡的恐懼，我意識到自己很可能活不到父親那麼久，而會像簡那樣早逝。只有現在回想起來，我才能看到當時的自己有多麼恐慌。但在當時，我只是直覺地意識到遠航能夠拯救我。紐伯格醫生曾經說過：「你要麼做個心臟病人，永遠不敢離開醫院太遠，時刻準備著再次病發住院；要麼你就努力忘記病痛和醫院。」我選擇了忘記，為了做到這一點，我要去一個偏遠得沒有醫院存在的地方。我叫上保羅・沃爾特，一起駕駛「巴拉望號」繞過紐芬蘭島向北航行。

我試著吹了一下，哨子裏面可能塞住了，所以只發出「噗」的一聲輕響。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一下子就生氣，我嚷嚷道：「見鬼，奧莉芙，你能聽見嗎！」我大發了一通脾氣，我這樣做實在太令人討厭了，她顯然花了許多時間和心思布置這個房間，我應該感激她而不是表現得像個憤怒的傻瓜。

他說：「談談你自己，談談你們的問題。」於是我把自己的一生簡單介紹了一下，接著談了談我們的婚姻情況，他時不時會插|進來問幾個問題，像是「你們有沒有在吃早餐的時候發生過爭吵？」「你們有沒有為孩子的問題發生過爭執？」我們的確為孩子的問題發生過激烈的爭吵，於是我著重談了談這個方面。當第三個話題談到一半時，我對他說：「我猜你是想告訴我說，女人總是竭盡全力地想證明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而我從不讓她，每次吵架只想著如何吵贏。我猜我在吵贏的同時也失去了某些東西。」

「這麼想就對了。」他說。對於如何做一個好丈夫，我要學的還很多，但我至少明白了不能用經營IBM的那套辦法經營自己的生活。

「好吧，既然說到這裏，你出院后打算做什麼呢？」

1970年有太多不順，我開始夢想體驗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我辦公桌最上層的抽屜里，一直放著有關重大業務問題的備忘錄和我父親以前寫給我的信，現在我往裡面加了一張秘密清單，我會在沒人的時候拿出來看看。上面都是我想進行的探險：攀登馬特洪峰，學開直升飛機，去東非進行一次狩獵遠征，去北極航海，駕船環遊合恩角，單槍匹馬做一次探險——不管去什麼地方都行。我還想花時間陪陪妻兒，享受一下天倫之樂。我對工作的興趣迅速地消退。我們已經將IBM建成了一個年利潤70億美元的龐然巨物，在我內心深處，我覺得我能對它做的已經到了盡頭。我已經56歲了，我的生活就是不斷地忙碌，忙碌，再忙碌，忙著作決策，忙著推動IBM一路向前——解決一個又一個危機、參加一個又一個公司聚餐、走訪一個又一個工廠。每年都有數不清的會要開，數不清的話要講，數不清的公開場合要出席。我每天晚上都在考慮某個決定、練習某個演講，就連回家路上都不得放鬆。我已經這樣生活了15年，而我父親終其一生都是這樣度過的，但我已經從骨子裡厭倦了這種生活節奏，也不想再自欺欺人地覺得自己對這種生活甘之如飴。在一個繁忙的星期，我飛去芝加哥作一次演講，在演講前我為自己留出的半個小時準備時間里，一個想法突然浮現在我腦海里：「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要出事了。」但我隨即將這個想法拋諸腦後。

當年她賣掉她那份IBM股票后，我同她便很少來往，但在她的病痛面前，我那受傷的驕傲變得不值一提，我漸漸養成習慣，每個星期都會去探望她幾次。她是個頑強、體貼、堅韌的女人，她奮勇地與癌症作著鬥爭，儘管已經病得卧床不起，仍然會掙扎著起來參加社交活動、舉辦晚餐聚會。當尼克鬆任命簡的丈夫——傑克擔任副國務卿時，簡已經病得沒法去華盛頓了，但她知道這份工作對傑克有多麼重要，力促他接受任命。我去看簡的時候，她總是很開心。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我們兄https://rｅａｄ.9９cｓw.ｃｏm妹倆變得十分親近。我用日復一日陪伴在她病榻前這種方式向她表達著這一感受：儘管我們過去有著種種分歧，但我依然敬她、愛她，對她即將離開人世感到無比難過。

現在我糾結的問題是，讓誰來接替我掌管公司。一年之前，當迪克離開公司前往巴黎時，我曾決定讓弗蘭克・卡里做我的接班人。弗蘭克可謂眾望所歸。他是IBM國內計算機分部的負責人，儘管他的管理風格與我截然不同，但他身上有著與生俱來的領袖氣質。弗蘭克有著出色的商業分析頭腦，遇事冷靜，處事公正，而且非常自信。他很少在開會的時候發言，像我和利爾森那樣臨危受命、力挽狂瀾不是他的風格。他沒做過什麼英雄壯舉，也沒犯過什麼明顯的錯誤；但他遇到問題時，會很淡定地拿出解決方案。許多人將弗蘭克這種不疾不徐的風格歸功於他來自加利福尼亞洲的事實——他是阿爾・威廉斯在1955年翻遍整個公司尋找工商管理碩士時發掘出來的那些青年人才之一。有段時間弗蘭克在芝加哥擔任地區經理，我曾飛到那裡去視察工作。我第一眼看到他時覺得此人其貌不揚，但我隨即發現他在同我談話時神態自若，一點也不慌張。當我揪著某個問題刨根究底時，他的回答簡單明了，態度十分冷靜。之後我給阿爾打電話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小夥子調到東海岸來。」弗蘭克一到紐約便開始大發異彩，而且是在全然沒有我或者阿爾為他撐腰的前提下。他一開始大概是處在管理層的第四級，在遇到我們之前已經得到了許多位上級的交口稱讚。

我在6月底向董事會遞交了辭呈，同意繼續擔任董事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就像阿爾・威廉斯當初退休時做的那樣。信孚銀行董事長比爾・摩爾當時是我們公司薪酬委員會的負責人，他問我：「你想拿多少薪水？」我不禁莞爾，因為相比父親剛剛去世的那個時候，現在我對薪水問題的心態已經放鬆了許多。我告訴他說，這一年我拿全薪，接下來的一年拿半薪，最後一年，也就是達到公司規定退休年齡的那年繼續工作，但不拿薪水。我不想因為拿了薪水而感到有義務到辦公室來上班。

我沒有固定的話題，只是把腦子裡能夠想到的每一點建議都告訴了他。在談到企業領導者應如何處事時，我把父親說過的一句話告訴了他：「行動起來要像個乞丐，自我感覺要像個國王。」這句話的思想是，當你同別人打交道時，態度要謙虛，要以感情來打動他；外表要獨立自主，內心要充滿自信。弗蘭克・卡里本能地做到了這一點，我告訴他，他這樣做是正確的。

在IBM苦苦掙扎的同時，我的孤獨感也與日俱增。三月份的時候迪克從IBM辭職，接受了美國駐法國大使的職務。在System/360項目進行過程中發生了那些事情之後，他對公司再也沒有建立起什麼好感。我知道父親肯定會為迪克出任大使而感到驕傲——看到我弟弟被委以重任，我也卸下了心頭的一個重負，因為我的處理不當，曾經深深地傷害了他，而他現在走上了我們家從未有人達到的高位。可我隨即又意識到當我退下公司一把手位置時，便沒有姓沃森的人接掌IBM了，這個想法讓我十分心痛。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妹妹簡因為罹患癌症，正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盡頭。她的癌細胞已經擴散轉移，春天的時候不得不接受手術切除腦部的腫瘤。手術之後她的身體便每況愈下，每隔幾個月便住一次院。

這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結婚已經差不多30年了，她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來適應我的臭脾氣，現在她覺得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費。退休生活似乎只是讓我的脾氣變得更差。她向我提出了離婚。

我們費了很大工夫來修補我們婚姻中的裂痕，這些裂痕主要是我造成的。有一段時間我們差點又走到分手邊緣，於是我決定去看心理醫生，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踏進心理醫生的診所。「我們需要幫助，」我對醫生說，「但我沒法把奧莉芙帶來，因為她不喜歡剖析情感問題。」

我說：「我不知道——回去工作，然後過幾年退休。」

我們返回北天堂島時，奧莉芙正在那裡等我。自從得了心臟病後，我的所作所為給我們的婚姻造九_九_藏_書成了極大的傷害。我肯定是覺得自己得靠自己好起來，因為當時我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把她從我身邊推開。我表現得自私固執、粗魯無禮、對她的體貼與善意毫不買賬——據說這在心臟病人身上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奧莉芙不斷設法讓我開心起來，但一有什麼事情不合我的意，我就會勃然大怒：「你不知道我有心臟病嗎，我怎麼能做那件事情呢？」我從紐芬蘭遠航歸來時，我們的婚姻已岌岌可危。奧莉芙九個月來的壓抑終於爆發出來，她與我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最後她說：「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這些事情接踵而來，重重壓在我的心間，我無處逃避。要是我沒有戒酒，當時肯定會因為借酒消愁喝到酒精中毒而送命。休假也於事無補。我跑去滑雪——僅僅1969年一年，我就進行了十多次滑雪之旅——當天氣轉暖后我又跑去駕船航行。但當我休假結束回到IBM時，精神依然像出發之前那樣緊繃。到1970年秋天時，我的負面情緒開始在外表顯露出來。與我共事的人都說我的脾氣變得越來越反覆無常，像是用什麼方式鏟停車場上的積雪這種小事都能讓我大發雷霆。11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星期三，我待在辦公室里，我的行政助理簡・卡希爾（Jane Cahill）走進門來，接著一下子愣住了，因為我趴在了桌上，她緊張地問：「您還好嗎？」

弗蘭克走馬上任時，我讓他抽時間和我一起到佛蒙特州我的滑雪小屋裡待上幾天。我告訴他說有些經驗我想傳授給他，儘管他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但這些經驗他可能並不知道。世界上沒有哪本教科書能告訴你怎麼當好IBM的一把手，我擁有的最重要的經驗都是我父親傳授給我的。一開始弗蘭克似乎有點勉強，我對此並不感到意外。我敢肯定他是以為我會對他長篇大論地說教一番；當年我對我父親也有著同樣的想法。最後他還是答應了。於是在3月中旬的時候，我們一起飛往斯托。滑雪的季節已經過去，滑雪小屋裡空無一人，正是遠離塵囂的好去處。

「我很好，我只是累了。」我說。簡提議說開車送我回家，但我告訴她我自己能開車。我妹妹的病情更加惡化了，而且就在前一天，我還接到了我在大學時最好的朋友尼克・盧肯的死訊。他已經病了好幾年了，但在我的記憶里他還是那個快活的傢伙，喜歡搞惡作劇，總能逗得我樂不可支。我打算次日清晨前去參加他的葬禮。

我派我的秘書前去告訴奧莉芙我病了。奧莉芙半信半疑。「他能挺過去嗎？」她問我的秘書。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閉門謝客，一門心思設計我的新船。保羅・沃爾特在我們房子後面的車庫裡造了一個1:1大小的船體模型。我本來還不該下床走動，但我經常偷偷溜到車庫去看那個模型，一看就是好幾個小時，一邊想象這艘船真正的模樣，一邊同保羅討論應該做哪些改動。

「我會盡量避免心臟病再次發作的。」我說。

「我覺得他會挺過去的，沃森太太，但他真的很難受。」秘書回答道。於是奧莉芙馬上趕到了我的病床前，這是我們重歸於好的開端。沒過兩天，我們便在前往歐洲的路上了，我給IBM董事會發了份電報。

我們帶了幾個年輕人干船上的重活，我的一位老朋友艾德・索恩（Ed Thorne）也同我們一起，他是一名優秀的水手，曾獲得過航海比賽的冠軍。艾德知道自己將與一位隨時可能心臟病發死去的船長同行，但他依然欣然加入。我們出發之前他去見了紐伯格醫生，紐伯格醫生用一個橘子作示範，教他怎樣在危急時刻給我注射嗎啡。我隨身帶著嗎啡，因為我知道心臟病發作時極其疼痛。我們出海之後，每天晚上睡覺前我都十分擔心自己會奄奄一息地醒來，而方圓幾百里內根本找不到醫生。碰巧有一天我們在紐芬蘭大北方半島停泊時，面前正是格倫費爾教會醫院，當時一個念頭劃過我的腦海：也許這是我最後活著離開「巴拉望號」的機會了。但我隨即將恐懼拋諸腦後，我很高興自己這樣做了，要是時時心懷恐懼，活著又有什麼意義呢？天氣很差，我們走了一個月，整個旅程比我料想的要順利許多。但實際上我的身心依然十分脆弱。

「好，」我說，「我也忍不下去九九藏書了。」我拂袖而去，同幾個朋友啟程前往西部地區。

這位律師非常實在。「我會幫你，我告訴你是為什麼，」她說，「我曾經見過你父親。當時我剛參加工作，還是個年輕的非合夥律師，一次我去他在紐約的住處送文件，那天晚上下著大雪，他簽完文件后把我送到大門口，叫來他的專車，讓我坐進去，又在我膝蓋上蓋了一塊小毯子，然後告訴司機把我送回家。所以看在你父親的分上，我會去勸勸你的妻子。」奧莉芙知道了以後氣得要命，但那位律師的確好好地勸了她一番。

我還告訴他，對他來說，真正的考驗是他能不能讓IBM在保持現在這種規模的同時避免失去人情味。我很擔心他能不能將那些細微之處的關懷舉動繼續做下去，我和我父親都十分看重這些小小的舉動：給員工的太太送花；記下他們的生日；用親筆書寫的字條告訴員工你將他們的工作成績看在眼裡並且十分讚賞。「這些事情並不費錢，結果卻很划算。」我說，「IBM公司是一個服務性質的企業，你越是表現得有人情味，員工和客戶回報給你的就越多。」

發完這些牢騷后不到一年，庫克船長便設法獲得了兩艘船的指揮權，啟程進行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偉大航行。既然庫克船長都能從退休后的低落情緒中走出來重返大海，我想我也能夠做到。知道我的雄心壯志后，迪克送給我一幅巨大的油畫，畫的是一艘19世紀的英國航船遠航歸來，正徐徐駛入朴茨茅斯港。他在隨畫送來的便條上寫道：「希望這是你收到的最大一張慰問卡片。」對此時的我來說，IBM已經遙遠得像是另一個星球了。

轉眼便過了幾個月，我回到IBM，告訴大家我正在考慮退休。董事會竭盡所能地挽留我。他們或是單獨前來，或是成群結隊地來：「你對公司如此重要，你可以調整一下日程安排，減少些工作壓力，但是請不要辭職。」IBM有著全世界最好的董事會，但所有的董事會都有著一個共同的毛病：如果董事長表現出色，董事會就不願意推舉接班人，除非出了什麼問題——要是真的出了什麼問題，他們通常會急急忙忙地從公司外面找個新面孔來擔當此任。儘管如此，我還是試著按他們的建議留了一段時間。醫生曾告訴我要多走走路，以便逐步增強心髒的功能。於是我會離開辦公室繞著我們總部大樓周圍的空地沒完沒了地走。醫生還告訴我午飯後要躺一兩個小時，於是每天中午我吃過飯後便會老實躺下。但你沒法這樣子掌管一個龐大的公司。於是我會從辦公室裡間的沙發上爬起來，看看外間，卻看到人們帶著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坐在那裡苦苦等待。這可不是我想樹立的作風。兩個月之後，我終於召開董事會，告訴他們這樣不是辦法。我知道我作的決定是正確的。相比掌管IBM，我更希望自己能活下去。如果是我父親，肯定不會作出這樣的選擇，但我想他肯定會尊重我的決定。

1969年年中，尼克鬆時代的經濟衰退開始了，其持續時間之長和影響之深都超出了人們的預料，IBM公司也出現了自我執掌以來的第一次嚴重倒退，不僅銷售額停滯不前，利潤也開始下跌——這還是二戰以來的第一次，以至於讓華爾街得出IBM的輝煌歲月終於開始走到盡頭的印象。在1970年的前八個月里，我們的股票一跌再跌，最後股價跌到了原來的一半。儘管我竭盡全力地想讓公司重煥活力，但隨著時間推移，情況看上去只是越來越糟。

「要是你覺得不舒服，就吹一下哨子，我們馬上就會來。」

我像個絕望的少年那樣懇求奧莉芙回心轉意，又過了好幾個星期，她依然不為所動，於是我同我妹妹海倫前往英國散心。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在倫敦的河岸街散步，我突然感到一陣眩暈。這完全是心理壓力導致的，但我以為自己大限將至。我馬上回旅館結賬，直接返回美國住進了格林尼治鎮醫院。我對醫生說我覺得自己的心臟疼得好像碎成了一片一片。「我猜那是因為你太想你的妻子了。」醫生說。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陽光從窗外照進來，覺得幾十年來心情第一次這麼好。我決定了，只要自己還在住院，就絕不去操心IBM的事情。我派人把那份已經在我辦公桌抽屜里靜靜躺了許多年的探險清單送來。九-九-藏-書對一個剛得過心臟病、正在恢復之中的人來講，清單上絕大部分計劃執行起來都十分費勁，根本不用考慮，但我覺得駕船出海這事還是可行的。沒過多久，我就開始琢磨設計一艘適合遠航而不考慮航速的新船，這個想法讓我樂此不疲，我把美國遊艇設計師協會主席，也就是國際航海比賽規則委員會主席的奧林・斯蒂芬斯和「巴拉望號」的船長保羅・沃爾特（Paul Wolter）找來，我們就在醫院著手繪製設計圖。我開始重讀兒時愛不釋手的庫克船長的日誌。其中有段話我特別喜歡，幾乎能夠默寫下來。庫克船長在經歷了十年的航海生活光榮退休，到英國的格林尼治進行地圖測繪工作，他給他的朋友寫了封信，那段話就摘自這封信：

就在那天晚上，我伴隨著胸口的一陣疼痛醒來。疼痛本身倒不是很厲害，就是一直消不下去。奧莉芙當時正和朋友們在加勒比海度假，於是我自己開車去格林尼治醫院的急診室，他們給我帶上了一個心臟監測器。到早上的時候我確信自己已經好了，便對一位前來為我作檢查的生說我想出院。他說：「你哪兒也不能去。你這是心臟病發作。」

我的心臟病突發將我安排弗蘭克做接班人的計劃完全打亂了，因為這個計劃制定的前提是我還會在公司待上三年多的時間，直到年滿60歲，也就是所有高層主管協商后一致同意的退休年齡。如果事情按計劃發展，比我年長的維恩會比我先退休，弗蘭克走上IBM權力頂峰的道路就暢通無阻。可我在此時決定引退，維恩才58歲，還得過一年半才到退休年齡。儘管卡里是我們挑選出來的人選，但維恩幹了這麼多年，作出了這麼多成績，論資排輩的話也得是他。最後我將維恩任命為董事長及總經理，任期十八個月。

我們談到了IBM的方方面面，從公司的著裝標準一直到如何遊說國會。身為公司一把手，必須廣交天下朋友，不僅要結交政界人物，也要結交那些有影響力的人，包括報紙出版商和其他企業家。我告訴弗蘭克，結交朋友最得體、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私人情誼，而讓職業說客跑去華盛頓上下疏通關係則是最糟糕的做法。

我花了好幾個星期才意識到自己正在犯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我立即趕回東部，請求她回心轉意，她已經從我們在格林尼治鎮的房子里搬了出去，在曼哈頓找了間公寓。知道此事的朋友都覺得此事無可挽回了。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她不會回來了，所以別再浪費時間了。」另一位朋友看到我在奧莉芙離開后如此消沉，說：「她是個出色的女人，你這是自作自受。」

心臟病發作后一個月，我出院了，回家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參加我妹妹的葬禮。她是在當年的最後一天逝世的，年僅55歲，不過我覺得家裡人對她的去世都有心理準備，畢竟她得的是絕症。接著我就得面對自己病後復健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了，這種痛苦既有身體上的，也有精神上的。當你經歷了一次心臟病發作，你就會意識到自己的身體是多麼脆弱。我感覺我的身體一下子垮了，簡直變得手無縛雞之力，好幾個月里我都會因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暴跳如雷。奧莉芙首當其衝地成了我壞脾氣的受害者。她怕我沒有力氣爬樓梯，便在我們家的一樓為我收拾出了一間非常舒適的房間，房間里放滿了我喜歡的書、畫等等。第一次走進這個房間時，我看到她甚至在床頭柜上放了一隻小哨子，就是籃球比賽中請求暫停時吹的那種哨子。「這是幹嗎用的？」我問。

主治我的內科醫生紐伯格大夫是個精力充沛、招人喜愛的人。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里，他經常和我長談，告訴我心臟病發作是怎麼回事、我的病情有多少嚴重、我得花多長時間才能恢復等等。最後他開玩笑地說：「現在你對心臟病的了解比我遇到過的其他病人都要多了。」

紐伯格大夫直盯著我的眼睛說：「那你為什麼不現在退休呢？」

「這不可能！」我想，「父親從沒得過心臟病。」但他們把我推到重症監護病房，放進了氧幕里。接著醫生想往我胳膊上插靜脈輸液管，針頭斷了，他衝著護士大聲嚷嚷，叫她再去取一個針管來。我還在想她有點太緊張了。這時又進來了好幾個醫生。氧幕里有個麥克風，於是我對他們說：「你們這麼多人都圍在read.99csw.com這裏幹嗎？」我的聲音非常虛弱，因為我正在慢慢地失去知覺，接著我又說：「哦，我知道了——這樣你們每個人都能向我收醫藥費了。哈哈……」話音未落，我便失去了知覺。

如果我父親當年是以這種方式倒下的話，IBM公司可能會陷入癱瘓狀態，因為IBM是他一個人在挑大樑。但我病倒之後，公司的業務依然進行得十分順利。維恩・利爾森到重症監護病房來看我，我順勢把IBM公司交給了他，直到我康復為止。我可不想在醫院的病床上辦公。接著我給阿爾・威廉斯打了電話，他現在是公司董事會的高級董事，我告訴他說我們已經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被他的話驚得目瞪口呆，那天餘下的時間我的腦子裡幾乎一片空白。我意識到經營IBM公司的緊張壓力會讓我付出巨大的代價，而現在就有一個光榮退休的機會擺在我面前。

我覺得代表IBM同外界打交道可能是弗蘭克的一個弱項。迄今為止，他的成功主要局限在公司內部，我希望他能認識到自己現在已經是個公眾人物了。我和我父親都強烈地感覺到，企業家有責任為社會做些事情，而不應該只是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忙著賺錢。我從自己參加的各種公眾活動中得到了極大的樂趣，只除開每年作為紐約地區男童軍委員會負責人去帕利塞德州際公園露營時度過的那些個孤單夜晚。我告訴弗蘭克，維護這個「服務社會」的傳統是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我還告訴他應該如何去參与這些活動：「你現在是個大人物了，你會被邀請去參加各種活動。選擇兩三個你覺得真正有意義的社會組織，花時間認真投入進去。你必須在公司之外贏得你的位置，就像你在IBM贏得自己的位置一樣。」不過很快我就發現，弗蘭克對成為「國民偶像」沒什麼興趣。相反，他加入了一些大公司的董事會，並逐漸開始在「企業圓桌會議」及其他商界精英組織中扮演重要角色。一開始我有點失望，但我知道弗蘭克的這個總裁當得很不容易，他得在我父親和我投下的影子里經營IBM，我能夠接受他想以自己的方式經營IBM的事實。努力讓自己聲名遠揚是沃森家的人會做的事情，但不是弗蘭克・卡里的風格，事實證明，在他執掌公司的8年間，IBM發展得同以往一樣好。

我聯繫不上她。她不回我的信，也不接我的電話。很快我們分居的消息便出現在八卦專欄里，讓事情看上去更像已成定局，奧莉芙雇了一位最好的離婚律師。我知道我得採取點極端措施了。於是我跑去找那位律師，請求她的幫助。我說：「奧莉芙的態度不會那麼肯定的，我想要她回來。你願意當我們的調解人嗎？」

尼克鬆執政期間的經濟衰退結束了，維恩・利爾森短短的總裁任期內，IBM發展良好。到1973年1月弗蘭克・卡里接任總裁一職時，公司再次走上了高速發展的道路，年收入逼近百億美元大關。我專心致志於身體的復健，在維恩擔任公司一把手期間，我很少感覺到自己已經放棄了執掌公司的大權，維恩所作的決策往往同我的想法頗為一致。但當卡里接任總裁后，我真真切切地體會到這樣一個事實：沃森王朝在走過將近60年的時間后，即將抵達終點。弗蘭克年僅52歲，不出意外的話，他將擔任8年的公司一把手，從我的個人經驗看來，8年時間已經足夠一個公司領導人永遠改變公司的面貌了。

「我的命運驅使著我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幾個月前南半球浩瀚無際的大海在我眼裡都不夠開闊，而現在我卻要被束縛在格林尼治，對我這樣思想活躍的人來說，這個地方實在太小了。但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很好的養老之處，而且收入頗豐，只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放鬆下來，享受退休生活，也許時間會告訴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