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我們有關的這一案例，也許就是這類不誠實行為。小過失，有人會說；就算是吧，但小過失如果不懲處，很快就會由於壞樣板被遷就了而使忠實的隊伍士氣低落。

我由衷地鼓掌喝彩。

明天黎明時我將離開班比奧經森林趕赴諾拉，然後去卡諾，我打算從那裡，經博祖姆，上巴坦加福的大路，然後抵達阿尚博堡。我將在阿尚博堡待一段時間。我叫人把信件都寄到那裡。在那裡如果收到您的一封短箋，告訴我您並沒有覺得我的信有所叨擾，我會卸下重負。也許這封短箋甚至促使我向您談更多的事：

親愛的韋貝爾先生：

「……這種原來建立起來的特許開發制度要結束了。此外，所有特許開發合同都將於一九二九年到期。我向議院保證任何一份合同都不會續訂或延長，至少是不會按原來給予的條件續訂或延長。」

但當人們終於認識到這些公司隱匿的勢力和如何善於周旋后，就不再驚訝了。毛病首先出在巴黎。我很願意相信，倘若某些負責人能清楚地想象到他們有罪的通融造成的結果，他們會於心不忍。但剛果很遙遠。何必要去知道人在不知情時覺得很輕鬆的事呢？就算想了解情況，要發現那麼多人為了那麼大的利益要隱藏的事又談何容易。所以去看看吧！就是到了那裡，還有多少偽裝掩蓋！人可能在這個國家一連走上幾個月卻完全不明白那裡發生的事，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我一開始時就是如此。我在遊記中講述了是在什麼樣的偶然巧合之下我才睜開了眼睛。我會再講到這件事的。

請相信，我本來天性就是懷疑論者，在法屬赤道非洲度過的短短數月已經告訴我，要提防那些「真實敘述」，那些對一點點事件的誇大與歪曲。因此在敘述頭一事件時我一定要明確說出名字和數字。至於另一事件，如果相信傳言，恐怕並非特例，所以我採取各方印證法，只講了從好幾個地位、出身很不相同（因為那天不是只有黑人在場）的直接證人那裡同時獲知的情況。帕夏令他們恐懼，他們求我千萬不要說出他們的名字。也許他們之後會「溜」，會否認看見過什麼。安托內蒂先生或您本人巡視當地時，下屬會在場，而且會在報告中介紹那些他們認為最能取悅于您的情況。我擔心，我在這裏向您彙報的情況可能是您調查中了解不到的，有人會小心地扼殺可能讓您了解真相的聲音。作為一個普通遊客旅行，我有時會耳聞目睹那些最底層的您難以了解到的東西。

接受交給我的使命時，我一開始並不太清楚我的角色是什麼，我能起什麼作用……如果這封信能對您有所幫助，我就沒有白來一趟。

現實卻沒那麼浪漫。

這些明智的勸告沒有被聽取。一八八七年起，加彭成立了一家公司，上奧果韋公司，但該公司是在極不光彩的情況下成立的，議會決定讓其解散了。作為賠償，上奧果韋公司的經理們要求並得到了選擇一塊三四十萬公頃土地的權利，全部所有權歸屬公司。兩年後，議會同意成立了四十家公司，六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特許開發權給了這些公司。（別忘了法國的總面積是五十五萬一千平方公里。）不過，這些公司大部分沒有存在多長時間。有些轉型了，有些合併了。我們現在面對的只是幾家公司，要談的也只是這幾家公司。

致法屬赤道非洲代理總督的信

當我決定去剛果時，新總督特意提醒我，「您不如去象牙海岸，」他對我說，「那裡一切都很好，我們取得了令人讚歎的成績。在剛果，幾乎一切都有待去做。」法屬赤道非洲一直被視為我國殖民地中的「灰姑娘」。這個詞並非出自於我；它充分表明一個殖民地的狀況，它本來可能成為最富庶、最繁榮的一個殖民地，但迄今為止仍是最貧困最被人瞧不起的一個殖民地；這種狀況該停止了。在法國，人們開始關心它。是時候了。在加彭，由於接二連三的疏忽，好像幾乎輸掉了比賽。在剛果，如果對某些組織錯誤、某些公認有害的、頂多是暫時可接受的方法進行補救，比賽還沒輸。無論對住在那裡的被壓迫民族，還是對法國本身，我希望同樣能有幫助。兩個民族，兩個國家，我指的是殖民國和被殖民國的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如果不聯繫在一起，殖民就很糟糕。

結束之時，社長先生，我請您相信森林公司和任何人一樣渴望為改善剛果土著的命運做出貢獻。歸到森林公司頭上的冷酷無情的手段不僅是極端殘酷的事——想到這樣的冷酷手段對公司都是不能容忍的，也是荒唐到家的事。公司知道，在我們的殖民地，只靠土著居民的協助任何有用的事都做不成，所有人，公務員和殖民，他們的第一責任是提高他們的物質和精神水平，使他們人口更多，更加繁榮幸福。

他將他的起訴狀建立在不加核對的兩個慣犯的說法上，一個是黑人，叫桑巴·恩戈托，一個歐洲人，×先生，這種輕率和輕信進一步使他的審判失去權威性。

森林公司沒有落在行政機構肩上那樣沉重的責任和偉大的使命。但它竭力輔助行政機構，教給他的黑人僱員工作的好處，讓他們賞識工作帶來的物質滿足。

我曾不得不挺身而出揭露幾種暴行，在那部遊記中講述這些暴行，有人看后情緒很激動。我是否要吐露下面這一點呢？這些罪行再令人髮指，在我看來也遠不如一些表面看去並不嚴重的壞事重要，我馬上就將這些壞事揭露出來。第一種罪行，駭人聽聞但屬於例外，只是由於一個不稱職的行政官員缺乏監督造成的，此人之後在這點上被宣告無罪。第二種罪行，我要說，責任仍在同一個行政官員身上，則不再具有偶然性，其恆常性甚至令人極度不安。怎能不將之視為是這塊殖民地實行的制度的自然的、註定的、不可避免的後果？下面就是相關事件，我再說一遍，也許事情不那麼重要，但特別說明問題，冒昧地說： 可為例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那次議會會議上，康塔爾省議員豐塔尼耶先生就可恥的特許開發制度進行了長時間質詢。他沒有政府的報告，因為那始終是機密的，便不得不參考我提供的情況，參考我的書，他讀了其中許多段落。殖民部部長萊昂·佩里耶先生對他作出答覆。

我不是不知道，您的文章僅僅是對安德烈·紀德先生的一本新書的概述。我不揣冒昧地請您在輿論面前預審此案時，秉持公正精神並考慮基本的司法程式，在我看來，這正是這本書的作者所缺乏的東西。

Ⅲ

致命的遴選在進行： 最受賞識的並不總是最好的，唉！但他們卻留了下來。我這樣說一點沒有不信任特許開發地區的任何一位行政官員的意思，甚至沒有損害大公司代理人的聲譽的意思。我要說的是，這種糟糕的制度，一方面誘使人濫用職權，一方面誘使人通融，甚至同謀，這種誘使力太強大了，要想抵禦這種力量，在沒有任何讚賞、任何鼓勵、任何支持的情況下，只剩下誠實了；一種精神價值，一種道德英雄主義，而環境並不促人有這樣的價值和英雄主義，即便在法國，這也是很少能指望一遇的。

我們的董事長非常仔細地了解了情況，肯定會在您回法國后與您談論此事的。

請允許我進一步介紹一下這兩個討人喜歡的人物。

致布拉柴維爾森林公司總經理普瓦斯諾先生的信

「這些人（森林采膠人）的生活和定居村中不出門的人的生活比起來很沒吸引力。他們體驗不到待在家庭中住在好茅舍中的滋味。他們出去采膠，一個月左右不在家，一個月里生產五到三十公斤橡膠。村子有時離采膠的地方兩三天的路程。他們回村待上一天，然後去代理商行賣掉他們籃中的收成，再回村來，二十四小時后，又出發去森林了……

十月二十一日，楊巴中士被博達行政長官派到博當貝雷去對該村（博達和恩戈托之間，屬於博蘇埃）居民施行懲罰。因為這些村民拒絕服從命令，不想放棄他們的莊稼，所以不肯把家搬到卡諾公路邊上。他們還有一個理由是在卡諾公路邊上定居的是巴亞人，而他們是博菲人。

先生：

但我們把財政問題放在一邊。我步行穿過了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活動的地區，然後在了解事實的情況下談到了它和行政部門的關係，和土著的關係，以及它的「教化作用」。我注意到，任何一個有思想準備的旅行者都會注意到，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經理（他從未去過剛果，只能信他的代理人的報告）所說的「種植園」微乎其微，他講到的保健措施、預防措施、采膠人的營地，一句話，所有有利於土著的承包議定書規定的人道措施往往只存在於紙面上。

總督先生：

「……一個采膠人『去采膠』因為有人讓他去。這個生產者納的稅總是大大超出其個人人頭稅和妻子的人頭稅。他是村子的財源，為所有人所接受，唯獨除了他。

唉！總督先生，要不是擔心叨擾您，我本來有很多話要對您講，我的信也會長得多。自從來到殖民地，我就意識到困難重重，錯綜複雜，這些困難只有您的才智和熱情能夠解決。我絕不想就我能力不及而且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提高嗓門大發議論。但這裏涉及的是一些具體事件，完全與一般意義上的困難無關。也許您從其他途徑已得知這些事件——這樣的話，我這封信就沒有存在的理由，就請您原諒我這封信。

我能向他提供的我的真誠的最好的保證就只有將他的長篇辯護全文複製如下。也請他ｒｅａｄ.９９cｓw.ｃｏm允許我加入我的幾點想法，大家可以在註釋中讀到：

至於×先生，是個比屬剛果的在逃騙子，那裡的監獄正守候著他。紀德先生記錄的唯一的歐洲人的證詞就是他的。他逃到法國領土，利用毫無任何警力的當局的無力，以各種手段掙錢糊口。

除了公司這樣組織的採集，還有另一種（公司僅僅是容許而已），就是時不時的，特別是在徵稅時，各村土著的采膠活動。這些人采膠不受公司任何控制，公司只是給他們的收成支付和公司采膠隊的收成一樣的報酬。這種工作，主要是為了給黑人搞到足夠納稅的錢，當然在黑人中不受歡迎。在法國，稅單同樣不受歡迎。各村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弄到必要的收入，生產其他產品，通過競爭找到買主。他們之所以不那樣做，也許是因為間歇性的采膠更適合他們天生的懶散。

「豐塔尼耶先生的提醒很有道理，殖民政府應該密切監督那些將土著勞工束縛于私人企業的合同。正如我們的同行議員所說，只有對合同的履行加以監管，合同才有價值。

我們比任何人都為我們不幸的剛果的不開化狀態而痛惜。不是將那些在可怕的條件下試圖做些有益的事情的人說成海盜就能醫治病症的，那些疾病的病根首先是黑人沒有能力自我提高，沒有能力對抗自然，而疾病的持久不治只能由法國行政部門長期的軟弱無能來解釋。領導權力只由幾個孤立的官員代表，各自負責這相當於幾個省的廣闊領土，而且還報酬很低，勞累過度，經常生病，只有幾個土著步兵做助手，那些人隨時會把最小的一絲權威與有權使用暴力甚至與殘暴混為一談，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維持秩序，公平分配，促進一群幾千年來生活在萎靡不振和飢荒狀態中的居民的經濟發展？

「定居村民的錐蟲病患者： 3.15％。

詩人的幻象——就像維克多·雨果的章魚。

此外紀德先生沒有給他的論斷提供一點點證據作為支撐。要想聲稱我們公司在當地的存在就是那些由完全在公司之外的幾個失去理智的人所犯的濫用權力行為的深層原因，像他做的那樣，需要的不是假設、演繹、武斷的推理和情緒成分超過邏輯的論證，而是別的東西。

對於任何人，在沒有聽到他的辯護並沒有給他辯護的手段的情況下不做出判決，這是所有正直的良知接受的原則。紀德先生卻忘了這一點。他去非洲帶著森林公司領導人的信，保證他可以非常方便地從森林公司代理人那裡得到信息，因而更不應該忘記這一點。在他自己授權自己進行的裝模作樣的調查過程中，他既沒有想讓他控告的人做出解釋，也沒有想讓他們的領導做出解釋，也沒有讓獨立的值得信賴的第三方作證。

行政部門要求公司在派采膠隊進森林時，要給這些人各種預支款項，尤其是食物配給的預支款。倘若他們在路上散開，沉湎於悠閑，而他們有了口糧沒有任何食物之憂，這樣的悠閑更加愜意，他們就對公司犯下真正的偷竊罪。在法國，這種事會受到懲罰。這種現象在殖民地特別常見。

普瓦斯諾先生的回信

「公司維持兩個月的儲備糧供應。茅舍的修建受到監督。

「定居村民的錐蟲病疑似患者： 5.18％。

——談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有時使用各種手段不按最新合同給的每公斤兩法郎價格支付當地人——這是優質橡膠的價格（森林公司代理人貝魯爾親口承認這一點）；

不幸我只保留了這封信不完整的草稿，可能有些句子略有改動。

它甚至不是按照一八九九年分割剛果時的方式成立的那種享有特許權的公司。再說這一過時類型的企業只剩五個了。其他公司都已放棄了這種不正常的特權，那是政府方面的一個錯誤，對於公司則是個虛妄的海市蜃樓。森林公司自豪地作為第一個做出這一進步和明智舉動的公司。

我上面摘錄的醫療報告是一九一九年的。之後情況有什麼改善嗎？我很願意相信是這樣；但我一點也不確信這一點。畢竟，勞動者的生活條件和在森林里待的時間仍然完全一樣。當我經過此地時，與一九一九年最顯著的差別是，不再僅僅徵調村長指定的幾個少年，而是徵調所有健壯男子去采膠。

「至少是不會按原來給予的條件續訂或延長」讓人隱約預感到，這些表面上如此令人充滿希望的承諾，倘若佩里耶先生不去抓（而且取決於他是否還在任負責抓此事），很可能只是預示著其他公司很快將和森林公司目前的制度相似。

（2）

一家公司在一九一年前就組織一項疫苗接種任務，為之出資，抑制了當時可怕的天花災害，森林公司接替了這家公司。在它自己和國家簽訂的合同中，提議建一個醫療站，公司可以負擔費用。這樣提供的志願補助金被資金短缺的行政部門僅僅用於維持先前已有的一個醫療站，這不是公司的錯。最近，公司提議為它的團隊配備土著護士，由公司來支付薪水；布拉柴維爾的各部門由於人員不足，至今沒能滿足公司，這仍然不是公司的錯。今天，通過建種植園，公司希望使橡膠生產更規律化，使這一工作對僱工們變得更輕鬆，報酬更多。我還要補充的是，在公司存在的十七年間，一次沒有接到過政府的通告，要求將這個或那個公司代理人解職，因為其有虐待或濫用職權行為，而按照合同，這種情況下，公司不得不宣布解除此人職務。

但這是哪家公司呢？這是《論戰報》不肯讓我們知道的事。殖民部和赤道非洲經濟代表處都無法告訴我，我把這篇文章給那裡的人看，他們看了都和我一樣驚愕。這篇文章講的一切除了存在於署名者過度的信任中之外是否還存在於別處呢？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切中沒有一樣在我旅行時的剛果存在，沒有一樣在總督宣布相關的大公司「完全沒有為土著做過任何好事」的時候存在。我們是否該猜想某家受到威脅的享有特許權的大公司剛剛嘗試做出突然的巨大努力，讓帕揚先生可以描畫出這樣一幅鼓舞人心的圖景？在這種情況下，這種遲到的布西科主義讓人覺得是想以這樣那樣的方式逃避殖民部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議會宣布的決定：「……這種原來建立起來的特許開發制度要結束了」等等。我想消除心中狐疑，便給《論戰報》寫信了解詳情。德·納萊什先生本人對我做出回答： 署名愛德華·帕揚的文章讚揚的是「森林海洋網路集團公司」。

若非距離遙遠，我會直接致信韋貝爾先生，因為我想非常友好地告知他，面對森林公司對B先生的起訴書，我將不得不使用我在沿途所做之筆記；這些筆記和B先生對森林公司的指控有關，可以顯示這些指控中一些內容是有根據的。

——談搬運勞役僅僅落到婦女和兒童頭上，所有男子都忙著到離村相當遠的地方去采橡膠，以應對森林公司的苛刻要求；由此，莊稼沒人管（在博達行政分區我們經過的路上，木薯、蓖麻，等等，都沒能收割）；

接著描繪了這些樂善好施的公司給土著創造的條件：

「這些數字具有決定性。它們表明不強制同一個人持續待在森林里有多麼重要，待在村中很少會有林中這些情況： 充滿舌蠅的簡陋住所，令人疲憊的勞動，必然很次的食物。」

桑巴·恩戈托從前是土著步兵，依靠其聰明和詭計在一九零六年被任命為村長，二十年來，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和當地所有軍職或文職行政官員發生爭執。一九一四年戰爭初期，他讓人殺害我們的士兵。一九一八年被流放，重新啟用，再次被革職，然後他又一次被置於其部落首領的位置，正是針對任命他的官員，他激起紀德先生的怒斥。這個經證實的食人生番，奴隸販子，搶劫犯和小偷，他罪行累累，倘若政府不是那麼不可解釋地寬大為懷，他應該被判的監禁徒刑要兩生才能服完。

這之外還要加上姆比利的頭領，他逃離了自己的村子（布巴卡拉，恩戈託附近），楊巴在恩戈托東北的第一個村子博蘇埃抓到他，在十月二十二日左右殺害他。這個日期我沒能核實。

這一切，我都做了精確的記錄，隨時可提供給您。

它不是一個憲章公司。

我給總督寫的信是從諾拉發出的；隨即寫給韋貝爾和普瓦斯諾兩位先生的信是從卡諾發出的，那是過了諾拉之後我可以寄信的第一站。為了更加迅速，我通過特別信使把給韋貝爾先生的信發往喀麥隆（而我六個月後才深入喀麥隆），這樣能大約節省六個星期。因此後來給我送來的收據上才有「1929.11.27約卡杜馬—喀麥隆」的郵戳，我保留了這個收據是很明智的。也許是這個喀麥隆郵戳騙了韋貝爾先生，讓他以為我「就要返回法國時」才給他寫信。

一個首領，和民兵中的一些人合謀，認為https://read.99csw.com這個機會正好可以洗劫鄰村人，他和他們素有不和。就是在這次行動中，在沒有任何歐洲人在場，沒有任何分區長官的命令，而且分區長官也不知情的情況下，犯下了轉述的暴行。那是一起黑人間的糾紛，讓人可以想象，如果法國政府消失的話，這些不幸的人將生活在什麼樣的田園牧歌狀態中。

我是作為讓·韋貝爾的朋友貿然給您寫信的。同時也要對阿利博和貝魯爾兩位先生的一片盛情表示感激，在我出發到法屬赤道非洲前，在拉羅什福科街，他們對我非常友好。

您真的認為，為了法國的榮譽，最好掩蓋一種情況？而照那些最能幹的無私人士的說法，這種情況成了一個可怕的危險。

按照您的要求，我隨即將您的信轉給韋貝爾先生。

我相信安德烈·紀德先生的真誠。

我前面說過，我再重申一遍，公司無權懲罰它的土著僱工，它能做的一切就是向權力機關代表告發他們。

韋貝爾先生致國民議會議員兼《人民報》社長萊昂·布魯姆的信

這封信沒有迴音。

啊，《論戰報》，你何必不早說呢。這就是有人找出來反駁我的一切。

以《剛果之行》為標題，您七月五日和七日發表了兩篇文章，其中包含對我榮幸代表的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的嚴重指控。請允許我就此向您做出禮貌但強烈的抗議，並請您秉持公正，將此回應予以刊登。

安德烈·紀德先生說，森林公司每公斤橡膠支付一法郎；一個采膠人要在森林里干一個月才能賺到十法郎。在沒有特許開發的烏班吉河流域，橡膠是按每公斤十法郎向土著購買的。

然後汽車來了，真得對事物有種奇怪的觀念才會指責森林公司為其開發配備了現代交通工具，這些交通工具是對當地最切實有用最有益的一項改善，那裡除了人沒有其他馱重牲畜。

「采膠人錐蟲病患者： 30.00％。

「公司組建的一個職工小賣部按進價供應土著消費品： 布料、梳子、廚房用具、服裝、彩色玻璃首飾，等等。酒的銷售是絕對禁止的。

敬意！

先生：

但我們對遭受苦難的人類的慈善不應發展到把平靜的風車當成兇惡的巨人的地步。

人們不會出於消遣去剛果。到那裡冒險的人都是帶著明確的目的上路的。那裡只有商人，他們只講他們想要講的事；只有行政人員，他們只說他們能說的事，而且只有向其領導說的權利；只有必須考慮到方方面面的領導；只有保持沉默才能在那裡待住的傳教士。有時終於有幾個尊貴的人物，像在榮光的汽車拉力賽中一樣，從兩列「法國萬歲」的歡呼聲中間穿過當地，只有時間看到想給他們看的東西。萬一某個自由的行客冒險去那裡，就像我自己做的那樣，不關心別的，就想認識那個國度，他從旅行中帶回的行記和我的沒有明顯差別，人們在裏面會驚異地發現如奧古斯特·謝瓦利埃二十年前就揭露的同樣的赤貧的描繪。什麼也沒改變。他的聲音沒有人聽。沒人聽布拉扎本人的話，接近他的人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光，他是何等悲哀地看到有人不斷不遺餘力地要讓他的見證變得不可信，要扼殺他的聲音。我的行記能否有更多的幸運讓人聽到，對此我並不抱多大希望。「我獲得可靠消息，」×曾給我寫信說，他所處的位置讓他得到這個消息，「有人準備陰險地攻擊您的書。」這情況免不了發生了。有人一看到我的證言有可能有人聽了，便想方設法對其價值提出懷疑。我被說成是頭腦輕率、憑空想象、「吹毛求疵的人」……如果這裏只涉及我個人，我會毫不理會這些有傾向性的指控，但這裏關乎的是一個民族的命運和一個地區的未來。還有對我不公正的指責，我拒絕接受。我在下面將提供的情況全是官方的。就連我增加的評論也往往只是從行政部門的報告中摘出的句子拼成的非個人的集錦。須知，和某些人說的正相反，我反對的根本不是行政部門，我只是遺憾它面對我指出的這些弊病無能為力，而我這篇文章沒有別的目的，正是試圖對它施以援手。

我並不認識B先生，只是遇見他兩次，指控他什麼，我也全不清楚。相反，我知道對這個行政官員的起訴書出自巴黎，至少得到其批准。但韋貝爾先生從未來過法屬赤道非洲，也許很不了解這裏發生的事。您看過此信后如能儘快將信寄給韋貝爾先生，我將不勝感激。順致

它沒有任何領土權，任何商業壟斷，對居民更沒有任何權力。它只是個貿易公司，和當地其他所有公司一樣；它唯一的特別之處在於有償地購買了在明確限定的國有森林里采橡膠的權利。和在法國經營樹木砍伐或國有產樹脂的樹木移植的開發商能簽訂的合同相比，它的合同毫無任何過分之處。

此致……

卡諾，1925年11月19日

「對那些在他看來沒有在采膠工作中表現足夠積極的人，他宣布罰金懲罰，吞掉他們全部所得，並作出最高的監禁懲罰。此外，他還對那些由於產量低而特別受到告發的人施行體罰： 扛著沉重的大樑，被迫在代理商行院中不停地轉圈。這種考驗，從早上八點開始，直到中午一個叫馬蘭格的人倒下以後才停止，他在當天夜裡死去。」

我順帶簡單說一下有關班比奧公路翻修的敘述。這類工程不是森林公司決定的，也不是森林公司安排執行的。如果缺乏工具，只能到政府的貧窮中找原因。說這條路只用於公司的汽車很可笑。公路是消除搬運役必不可少的工具；搬運役一般由婦女實際承擔，而她們的丈夫卻沉湎於遊手好閒的魅力中，搬運役的辛苦遠遠超過修建和保養一條說得過去的道路花費的力氣。

此人曾不得不出庭作答，而訴訟期間，我們公司沒有任何時候直接或間接受到指控。今天事實已通過法院得到證實，情況如下。

至於在駐地的囚徒，不給食物，其中一個還可能被民兵一槍托打到下巴上致死。這些囚徒根本不像文中錯誤地提出的那樣，是森林公司的采膠人。他們都是因各種罪行被判刑或羈押的罪犯（縱火、破壞種植園、謀殺、同類相食等等）；看守這些人的民兵知道一些人吃了他們的同伴，便按照黑人的邏輯，在行政官員不知情的情況下，對他們實行報復，不給他們食物。至於死了的那個人，那是一個可恥的拜物教巫師，犯下殺人罪，做了數不清的壞事，而且是個人所共知的食人肉者。

我再說一遍： 一種情況之所以在那裡持續存在僅僅因為它不為公眾所知——我也很願意相信，也許韋貝爾先生本人也不知道。

剛果享有特許權的大公司很樂於談論他們對殖民地的幫助和他們的「教化作用」。請他們允許我們來仔細研究一下這兩方面。

一方面，享有特許權者支付自然產品的價格低廉導致土著拒絕合作或合作有限，另一方面，進口商品只有享有特許權者有權出售，價格高得出奇，從而限制、阻礙了購買。而且享有特許權的大公司往往不重視為其代理商行供應最必需的東西或土著最喜愛的東西。「土著面對享有特許權的大公司的這種欠缺和弄到歐洲進口商品的重重困難，很快泄氣了，不再努力通過勞動增加產量，」我們在一份報告中讀到。而另一份報告寫道：「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想象出土著的精神狀態，他們今天已經完全了解情況，知道每筆交易中占他們多少便宜，極其焦慮卻又不抱多大希望地等待這種制度的結束。」

誠摯的敬意！

我完全明白，帕夏先生是害怕桑巴·恩戈托想要告訴您的悲慘事件被泄露出去。桑巴·恩戈托在行政長官的命令催促之下，不是聽任這點希望之光熄滅，而是自己承擔了責任，清晨兩點叫醒我們。他講了很長一段話，但因為沒有翻譯，我們一個詞也沒聽懂。我們答應為他的延誤負責，將為他作證，好讓他在帕夏那裡免受責罰，並將長談推遲到次日。然而，下面就是博達地區所有博菲人村莊的首領桑巴·恩戈托要對您講的事：

「采膠人總是冒著被蒼蠅叮的危險，一旦染上錐蟲病，他在村中度過的少有的幾天會對村子變得更危險，因為醫生會例外地來給他檢查，正由於他總不在家。」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請高級行政官員和大公司當心，不要想過快地定期搜刮一塊我們尚不夠了解而土著尚未懂得我們期望讓他們做什麼的屬地，」薩沃尼昂·德·布拉扎在一八八六年寫道，「我們的行動，主要目的應該是為將土著變成勞動者、生產者和消費者做準備，直到有了新的命令。最要擔心的是十年之功毀於一旦，因為在一項以耐心柔和方式準備的事業中介入武力可能一下前功盡棄https://read.99csw.com。」

人們的關注一時間被我的書激起來，然後幾乎隨即放了心，相信了部長的聲明，這種關注是否又要重新沉睡過去？……直到二十來年後某一天，另一個人像我一樣在瘋狂的念頭驅使之下，想去那裡看看那裡在發生什麼，發現新的濫用職權行為，揭露類似的暴行，讓公眾明白，這些弊端沒有任何改變，除了換了標籤，以包庇弊端。

我還要說的是，不慎重地將價格推到紀德先生指出的價位的商貿公司今天瀕臨破產。

Ⅰ

這樣的事業，在沒有經濟手段、成套工具，行政部門甚至不能組建起最基本的幹部的地區，遇上巨大的困難，其中，原住民天生的懶散和野蠻又是最糟糕的。不要忘記在這些原始人初級的語言中，「善良」一詞也有「軟弱」的意思，而「力量」同時表達「惡毒」的概念。

「而且，一般這是一個年輕人，或者由其家庭自己，或者由村長宣布可征徭役。其平均年齡只有十四到十六歲。很快他就會被這持續不斷的林中生活搞得很疲憊，帶著反感幹活，所掙工資的大部分還不留給他……

致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經理韋貝爾先生的信

我的見證本來就那樣難以讓公眾聽到，為什麼還要設法破壞它？像貴報這樣的各家報紙對如此中肯的見證裝聾作啞，歪曲其指向、意義、影響，這有什麼奇怪呢？如果極端黨派的報紙借題發揮又有什麼奇怪呢？不肯承認有病（承認的同時嚴格明確危險所在，像我留意做的那樣，防止任何不公正的一概而論，損害法國物質和精神利益），就是阻止一個患病的國家傷口愈合，而可能使病痛擴散。

「這是個勝利，」您會說；令人驚訝的是： 報紙似乎極少提到一個不只是要讓十二萬黑奴擺脫奴役狀態的承諾。

——談博達的監獄制度（由於遭受虐待，食物不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囚犯都死了。特別是一個村裡的二十個土著中，最後回來的只有五人。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其中包括村長］被監禁是因為森林公司的一些代表認為他們交來的橡膠不夠量，而這些代表是得到帕夏先生的支持的）；

在某些領域，沒有人命的犧牲就不會實現任何進步。不論是強加的犧牲還是無私地接受的犧牲。如果這犧牲有利於團體，如果歸根結底有進步，至少，還可以說這犧牲是有用的。我這裏講的弊病阻礙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進步；這種弊病為了幾個人的利益毀了一個地區。我要趕緊說明，這是我們的赤道非洲特有的弊病，特別是在中部剛果和加彭： 自從烏班吉—沙里地區享有特許開發權的公司自己放棄這種特權以來，這種弊病已經從這片殖民地消失了。

但願部長本人也不要過快地放下心來。他向我們通報的決定再出色，只有那些享有特權的大公司罷手了——只有讓他們罷手了，病痛才會停止。

最後，上剛果法國公司儘管獲得巨大利潤，卻從未為改善它剝削的土著的命運做過任何事情： 沒有修公路，建學校，建醫院；沒有一點公共衛生機構。倘若該公司最終撤走，離開時，留下的將是一個搜刮乾淨的國家和比白人到來之前更悲慘的土著。

上剛果法國公司覆蓋二百六十萬公頃的面積。而且，該公司控制著留下惡名的前阿利邁艾特許公司和前恩戈科—桑加特許公司的地區。因此上剛果法國公司擁有居住著十二萬居民的五百六十萬公頃土地的絕對商業壟斷（我給出的是官方數字）。

韋貝爾先生極力要把我的指控歸為個人問題：「紀德先生對顯露出來的事實感到震驚……我們和有批判精神的人討論，而不和信徒討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他的股東大會上宣稱。我因此不得不對他再說一遍，這裏根本不是我的個人觀點的事情。這既不是我的主觀印象，甚至不是我反駁他提出的理由，這是殖民地高級公務員的官方報告，他既不能懷疑這些人的能力，也不能懷疑他們的權威。他是否想再看一份報告呢？

我的遊記第二卷附錄中提供的關於特許公司問題的陳述，非常客觀的陳述中，我儘可能不給極端黨派提供武器。如果您把一件已經團結起殖民地行政官員、總督以及他們的上級領導的案子丟給極端黨派單獨去管，那就是您將幫他們的忙。請您相信這個案子值得團結起所有正直的人。

我給德·納萊什先生寫通道：

我感到異常驚訝的是，竟然要輪到我來討論紀德先生轉述的事件，指出敘述中歪曲事實的錯誤和誇大之處。這個任務難道不應該只落到那些該受指責的人頭上嗎？而我斷然否認森林公司在事件中直接或間接負有任何責任，我將證明這一點。

南方街85號

作為對我的指控的間接回答，《論戰報》覺得有必要讓它的讀者放心。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那期報紙的頭條發表了一篇署名愛德華·帕揚、題為《也談一項指控》的文章：「無條件取消特許權」在帕揚先生看來，「是一種簡單化的解決辦法，可能大大延遲大片地區的開發，從而延遲土著福祉的提高」。

社長先生：

韋貝爾先生搞錯了。

還要補充的是大公司們在向殖民地償清欠款方面顯得並不那麼積極。現任總督不是要拼全力才將拖欠的一百萬稅款收繳入國庫嗎？而其中有些稅款都拖欠十年了。這個數字很能說明地方政府在享有特許權的大公司面前是多麼軟弱。

但是……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的特權在一九二年以稍微改動的形式續訂了，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到期。

楊巴中士帶著三個衛兵（邦若、恩丹加、恩加費奧）離開博達。和這支小分隊同行的有頭領巴烏爾和他手下的兩個人。一路之上，楊巴在所過的每個村裡抓兩三個人，鎖上帶走。到了博當貝雷，懲罰開始了： 十二個人被綁在樹上，而名叫柯布雷的村長逃走了。楊巴中士和衛兵邦若向被綁的十二個人開槍殺死了他們。接著又對婦女進行屠殺，楊巴揮動大砍刀砍她們。然後他又搶了五個年幼的孩子，將他們關進一間草房，然後點上一把火。總共有三十二個受害者。

我國赤道非洲的困境

由於公務員匱乏，一九二四年洛巴伊行政分區政府管理放鬆了，不同部落發生叛亂，當地衛兵遭到攻擊，其中五人被殺並被吃掉。

（3）

您知道這裏認識您和阿利博先生的人怎麼說嗎？他們說你們倆都被人「哄了」……我無法相信您了解情況……倘若您知道這裏發生的事，您會那麼盛情地為我參觀此地提供建議嗎？

我剛剛給普瓦斯諾先生髮去一封信，請他轉給您；其實，那封信本應直接寄給您，但由於您可以看出的原因，我希望您的代表順便也能了解此信。我並不懷疑那封信會寄到您那裡；但我還是給您又寄去副本。必須讓您了解情況。您和阿利博先生的接待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這促使我寫那封信，我可以肯定您不會誤解我的心意的。

再說，公司在這一事件中沒有任何責任。它既沒有決定也沒有建議施行的刑罰。倘若您讓人捉住一個不誠實的僕人，從而間接地使他可能會照俗語說的，被「胖揍一頓」，這也是一種非法懲罰，您不會因此受到責備，同樣，公司也不該受到責備。

我此信原本只應包含感謝的內容，但意外情況湊巧突然讓我獲知一個信息，因此我趕緊轉告給您。

剛果享有特許權者於是擁有大片幾乎未開發地區的所有自然產品的獨家所有權。將這些地區授予他們的政府和享有特許權者自己都一樣不了解這些地區。那以前，狩獵和採摘的產品屬於土著；但幾乎不能說這些人被剝奪了所有權，因為其實他們自己連同土地一起被出讓給了享有特許權者。享有特許權者於是可以出點工資迫使他們幹活，且自己保留規定工資數額的自由。至於產品，享有特許權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用再付錢了。

因為我去年十一月底放年假回法國，我在法國收到了您十一月十九日的來信。

「大部分勞工來自內地，通過合同招收。他們一到就要進行體檢，並根據他們的生理狀況要求接受治療，而且幾乎一般都要接受排除寄生蟲的治療，寄生蟲是很多嚴重的消化道疾病的根源。他們被指派干一些輕活： 除草、清潔、種植，直到醫生診斷他們適宜從事正常的開採勞動為止。

最近兩篇文章一心要降低我的見證的可信度，指控我打消殖民積極性。倘若享有特許權的大公司續簽合同之事終於在議會上進行辯論，可以想見享有特許權的大公司的朋友將極力利用這種如此有利於他們的利益的混淆。因此怎麼反覆講下面這一點也不多餘： 殖民的努力和在我國殖民地積極貿易的存在與一種反而損害殖民地的不公的制度毫不相干。此外，我也不希望人們誤解，不想有人試圖將這一局部弊端極為特別的問題淹沒在原則與理論的思辨討論中。這一以我控告的形式出現的享有特許權的大公司問題，我再說一次，只存在於剛果（當有人試圖讓我們的達荷美殖民地遭受同樣的制度時，這裏的總督堅決有力地予以反對）。這個問題超出政治派別，值得團結起所有政黨有良知的人。是時候了，該糾正錯誤，結束一種不僅愚蠢、極端昂貴而且不人道、有損法國名譽的制度了。九*九*藏*書

——談班比奧公路工程（這條路已經使那麼多人喪命——您知道，是吧？——而它僅用來每月通一次汽車，拉著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的莫迪里耶先生去班比奧集市，行政官員帕夏陪同）；

安德烈·紀德先生的指控是第一次對公司的指控。我認為已經證明了這些指控的脆弱和無效。此外對一個我想受到高尚的人道主義情感激勵的作家，我也沒有任何不滿，但他沒有充分控制他的信息，也沒有進一步弄清真相，而只是停留于完全衝動的第一印象。森林公司在這一令人遺憾但讓其領導人問心無愧的事件中，只是看到又多了一條理由需要它加倍警惕和努力，讓其意圖不要不為人知，讓其作用如設想的那樣，成為進步和繁榮的一個因素。

「這種無休止的遊牧狀態完全是強制性的。

要想把森林公司牽涉到這些事件中，需要有桑巴·恩戈托這個強盜的全部欺詐與惡意。聲稱受害者犯了拒絕「拋棄似乎妨礙了公司的住處和莊稼」的「罪」，像紀德先生那樣輕率地寫的，實在荒誕不經。公司在有關地方連下級代理處都沒有，真納悶這些可憐人怎麼能、哪兒能妨礙了公司。

祝您下面的旅行順利，順致

「那是我最關心的事情之一，我要說，我剛剛敦促殖民地總督，尤其是赤道非洲的總督，仔細組織這種對勞動力的監督，我構想了監督的明確形式。我向總督指出，監督機構應由公務員群體組成，包括一名行政官員，一名醫生和一名職員。

九月八日是班比奧的集日，為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幹活的十名采膠人被判罰在烈日下扛著異常沉重的木樑圍著代理商行轉，因為上月沒有交來橡膠（但這個月他們交來了雙倍的收成）。如果有誰倒下，就有衛兵用皮鞭抽打他們，叫他們起來。「舞會」從八點開始，持續了一整天，就在帕夏和莫迪里耶先生眼皮底下進行，他們二人坐在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駐地。十一點左右，一個叫馬蘭格的，巴古馬人，摔倒后再沒起來。有人將他的屍體抬到帕夏先生那裡，他只說了句：「我才不在乎呢……」命令繼續開「舞會」。這些都是當著來圍觀的班比奧居民和鄰村來趕集的所有村長的面發生的。我從好幾個渠道聽說此事。

行政官員宣布的懲罰本身是寬容的；那是我們的軍團里受到蹲監獄或坐班房懲罰的人要做的事——背包和步槍被肩上扛的一塊木頭代替。這個懲罰的錯誤在於不合法。司法調查證實，那些人既沒挨打也沒挨罵；其中一個人的死亡是不幸的意外事故，使得這一不合法行為更加嚴重。如果P先生宣布一項合法懲罰，比如一天監禁，不管發生什麼，他也不會為此受到追究。

——最後談博達分區土著令人擔憂的成批出走，逃往不那麼受詛咒的地區。

請相信，總督先生，我來到此地絲毫沒有要展開一場調查的意圖。而且重申一遍，桑巴·恩戈托本來打算的是和您講話，一開始也以為是在和您講話，而我們自不必說很快便讓他知道他搞錯了，不過我們答應他，會把他講述的這些事寫信告訴您，否則，他的陳述可能永遠到不了您那裡。我覺得事件嚴重，必然會令您警覺，這一點我可以肯定。

以上剛果法國公司為例，這是依然存在的最重要的一家公司。他們的特權於一九二九年到期，但儘管看上去如此難以置信且令人極度不安，似乎仍然即將續約特權。

我憤怒地拒絕這種以請願、原則和無根據的斷言做出的論證，此外還充斥著具體的錯誤。

先生：

部長先生宣布所有特許開發區都將於一九二九年到期，那麼就是他不認為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享有的特權可以使其屬於特許開發大公司一類。

萊昂·佩里耶先生接著宣布：

我要再次對您的接待表示衷心感謝。在我們一路所經各處，已經感受到您的作用，您所轄殖民地的行政官員奉您的指示，都盡其所能為我們的旅行提供方便。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我們已離開班吉，同日返回中部剛果。

2

再說，紀德先生提到的高市價只持續了幾星期。行市的迅速上漲是由於歐洲漲價，一磅達到四、五先令。今天市價已落到這個價的三分之一，在烏班吉地區，每公斤橡膠沒人再出十法郎。

之後，在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的例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作為公司董事長的韋貝爾先生聲稱：「紀德先生利用他給我寫的一封信沒有得到迴音大做文章，而他寫信時已經在歸途中，而且走的是查德領土。」

另一方面，享有特許權者保證將其利潤的百分之十五支付給殖民地政府，並遵守承包議定書條款。其中一些條款的確聲稱保護我們的原則承認的我國所有殖民地土著擁有的「按慣例享有的權利」。這些條款滿足了公共輿論的公正精神，蒙蔽了公正精神，實際上卻從未執行過。住在遼闊的出讓土地上的居民其實淪落至一種狀態，而我想請人告訴我，這種狀態與奴隸狀態有什麼差別？

追查和逮捕罪犯引發各種事件，在某些部落和民兵間造成一種緊張狀態。

我並不怪韋貝爾先生出這個錯誤，但只要稍稍核對一下我的遊記中的日期便能避免出這個錯。這表明他對這一嚴重事件並不重視。不管他的連襟愛德華·于利亞在《時代》上怎麼說，「輕率」不在我這邊。

「采膠人錐蟲病疑似患者： 85％。

Ⅱ

出於怎樣可悲的軟弱，儘管最精明能幹的人表示反對，特許開發制度還是於一八九九年得到了同意，但這並非令我們驚訝之處。因為畢竟在當時這一制度可能顯得有用。為了開發一個新地區，會拒絕送上門來的資金、力量、良好願望嗎？不會。令人驚訝的，是已經公認為有害，已經那麼多次受到殖民地歷屆總督的揭露，已經意識到這不是什麼開發，而是一味地搜刮當地，是無恥的剝削，這可憎的制度卻依然存在。

別忘了森林公司統治波及的遼闊地區正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可憎的弊端發生的地區，我在我的《剛果之行》中揭露了這些弊端。

「此人（當事人行政官員P先生）說，他接到命令，必須加大橡膠產量，便將其所有可用的懲戒許可權都用在為森林公司的私人利益服務了，目的是促進該產品的收益，該產品是以每公斤兩法郎的適中價格支付的……而他的懲罰，應當看到，是實施到那些跟這個公司沒有任何集體或個人勞動合同關係的土著身上的。

（1）

森林公司和其他所有公司一樣，迄今為止並沒有為它的六千股東帶來什麼幸福，他們都是法國的小儲戶，小人物，不是什麼「財團」。

安德烈·紀德先生過度混淆森林公司的名字和他指責P先生的行為，當時他是當地擔任行政官員的土著事務代理人。

以如此大胆的想象，紀德先生把森林公司想象成一種資本主義怪物，縮在匿名的暗處，不知以什麼看不見的力量操縱著行政機構的木偶，野蠻地剝削當地，將不幸的黑人的血淚轉化成金子。

當然，公司藉助土著勞動力采橡膠。我們從未在招收工人上感到過絲毫困難。聚集到這個團隊里來的人都對自己的命運表現得很滿意。他們大部分還會再次被僱用。他們受到行政部門的控制，行政部門是土著的監護人。沒有一份合同的簽署、沒有一份報酬的支付、沒有一起爭議的審理不是當著行政部門的面由行政部門來管的。公司沒有任何權力粗暴對待或懲罰任何人。在極少數有損公司的不誠實行為情況下，公司唯一的辦法就是向權力機關的代表起訴罪犯。

「還終於為勞工安排了一點消遣： 組織管弦樂隊、放電影，等等。」

我終於要說到那唯一具體的事件了，在這一事件中，我們公司的名字刻意被提到而沒有明顯地冒犯最基本的真誠： 九月八日，在班比奧，十名采膠人被判罰的「舞會」，其間，一個人可能因受嚴重虐待致死。

幸好在貴報一月二十八日那期上，阿·熱羅先生的一篇文章把帕揚先生洗亂的牌又放回原位了。在該文鼓舞之下，我給您寫信，還有其他熱羅先生影射的文章也給我留下強烈記憶，也在貴報發表，標題為《人見人憐的非洲居民》。

「這樣，監督就可以不僅針對合同物質方面的履行： 工資、勞動時長等等，還針對被私人特許開發公司使用的土著的健康狀況。」

巴黎，1928年2月8日

我從剛果一回來，便去將我欠萊昂·佩里耶先生的報read.99csw.com告交給他，他接見了我，和我的會談讓我感覺非常令人鼓舞。此外，一得知應徵來修建布拉柴維爾—黑角鐵路的土著中死亡率令人擔憂，他立即派去一個調查委員會，表明他的人道主義熱情是講求實效的，而不是光說空話。他此日在議會上做的聲明包含的絕不僅是許諾，聲明宣布已經採取了最能讓我們放心的措施：

簡直像在做夢：「黑人們很幸福嘛！還抱怨可不合適了，」《論戰報》的善良讀者必定這樣想。

萊昂·布魯姆在《人民報》上就我的《剛果之行》及此書中包含的對森林公司的指控發表了幾篇文章，作為森林公司經理的韋貝爾先生作出回應，在給萊昂·布魯姆的公開長信中寫道：「……我相信紀德先生的真誠」。

在喀麥隆，采膠是自由的，森林與剛果森林完全相似，但運輸的困難卻要小，目前向當地人購買未經篩選的橡膠每公斤二點五法郎，這與每公斤干橡膠三點五法郎是一致的。

我要補充說明的是，我覺得這種糟糕的狀況是博達特有的；一離開這個行政區進入諾拉地區，就聽不到怨聲了，相反，當地人表示滿意；他們可以忙莊稼，橡膠生產不再叫他們脫不開身。

這家公司以及一般說來那些大公司老在說他們通過繳納開發稅（即除了幾項很輕的固定稅，我剛才講過的利潤的百分之十五）給殖民地預算帶來的間接援助。但看看銷售額表，很容易算出如果大公司讓位於自由貿易，殖民地在關稅及其他方面又會賺回多少。我援引一個高級權威人士的說法，他估計，在自由貿易區，從一千萬的交易產品中，殖民地可徵收三百六十萬法郎的直接稅和間接稅（此外還留給土著六百四十萬零八百法郎）；而同樣的產品在特許開發區，只給殖民地帶來九十萬法郎，給土著只有一百六十萬法郎；自由貿易支付的價錢和大公司給的價格之間的差別如此之大。

至於采十公斤橡膠需要花的努力，真相是這樣的： 剛果森林一棵產橡膠的樹funtumia，割一次可出一百克干橡膠。要生產十公斤干橡膠，采膠人就要處理一百棵樹。遠東地區的種植工一天就割三百到四百三葉橡膠樹。

我們不能將與博達監獄（位於行政官員住所）狀況有關的報告其餘部分全部引用，「在采膠工作中表現不夠積極」的土著在這所監獄服刑，報告說，根據「可靠跡象」，可以認為驚人的死亡數字是由於「過於艱苦的勞動，虐待，食物不足」造成的……至於死亡數字，行政官員P先生「甚至沒有履行其最基本的職責進行統計」。（原因不言自明……）

但在談這些公司前，我想提醒讀者不要混淆剛果特許權和普通特許權，比如殖民或大金融公司獲得的種植一塊土地或開採礦產資源的特許權。后一種特許既有助於殖民和公司致富，也有助於當地和居住當地的民族致富。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政黨不贊成這種特許，這對我並不重要，我無意與這個黨派聯合反對法屬赤道非洲特有的弊端。

總督先生請細想一下，如果進行一場輕率的預審，可能要了桑巴·恩戈托的命，帕夏先生不會原諒他講了話的。如果您詢問帕夏，一切都讓人相信他會把這些駭人聽聞的行為的責任推到楊巴中士身上，說他誤解了或沒有正確執行他的命令。而我覺得楊巴不過是按其主子的意思行事，而他的主子，我途中見到時，看著像是個陰森病態的人，他絲毫不掩飾自己「仇視黑鬼」，並證明這一點。

白鴿城，1926年1月13日

在行政官員和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代表的眼皮底下，為班比奧每月集市提供橡膠的土著就在公司代理商行的院子里受到刁難，直到其中一人因此死去。在行政官員的命令下，這些人是由於沒有交來足夠的橡膠而受到懲罰的。我不可能講得過細，敘述這些人怎樣根本沒想要逃避勞動，而是森林的逐漸破壞迫使他們要走很長的距離（常常要走一個多星期才能找到藤本橡膠），他們在那裡待了一個月沒有回來，免得走雙倍的路程，下一個月，交來了雙倍的收成。我在給總督的一封信中指出了這些令人極度不安的事件。我的信引發了一場政府調查，調查證實了我的敘述，並導致對那個行政官員的指控。但是我覺得好像人們不認為應該在這一事件中強調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的角色，然而，從法屬赤道非洲司法處長兼總檢察官先生報告中的這些話清楚顯示出該公司的同謀性：

安德烈·紀德先生經過當地時，公司按照與政府的正式協議，每公斤干橡膠付一點五法郎，再加上零點七五法郎的獎金。公司那時剛剛與當地政府達成新協定，將這二點二五法郎的工資總數提高到三法郎，這一價格隨後立即實行了。另外還約定「在此價格之外還要提供食物配給」，這就相當於每公斤總共支出三點六法郎給土著。如果和烏班吉流域相比，應當說，除了這份工資，公司還欠國家的特許權使用費，總額將近每公斤三點五法郎；而烏班吉流域採集稅剛剛升到五法郎，這樣每十法郎的售價落到當地人手裡的只有一半，五法郎。

我知道有些不可避免的病症；比如由於氣候原因造成的病症；有些克服起來非常緩慢和昂貴的困難，是由於地理條件和地形原因造成的（剛果的地理條件和地形尤其不利，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其開發的緩慢，成為開發緩慢的借口）；最後還有某些殘酷的犧牲，我指的是那些用人命來計算的犧牲，某些為了未來更大的福利而痛苦地接受的不幸——此處我特別想到的是修建大公路尤其是鐵路引發的不幸。

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不盈利。這是該公司經理告訴我們的，而且公司已失去百分之四十五的資本。「十六個結算期中，」他說，「股民只有六次拿到五到二十法郎的股息。」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目前正致力於公司復興，發行新股票，籌集新資金，讓公司可以繼續損耗殖民地。

1

「我們無須為森林公司辯護，既然它受到我們的行政部門的嚴格控制，」最近巴黎一份大報的撰稿人就此這樣寫道。這些話暴露出他對此問題的無知。在整個森林地區，橡膠問題與一個行政分區可能出現的所有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行政官員的角色是特別難當的。他有能力頂住自由商人，他們需要他，害怕他。大公司則很多次顯示他們毫不懼怕下級行政人員，甚至對上級官員也一樣。多少次，剛果歷任總督，還有現任總督，他准許我說出來，他們不得不向壓力讓步，同意在特許開發地區安排受公司保護的行政人員，這些公司的「心腹」！總督本人不是剛剛明確透露反對與一家這樣勢力強大的公司續約特權的意願就受到威脅？而且，說來說去，一個行政官員，小區甚至分區的首腦，報酬不夠，管理著遼闊的土地，各方各面的職能、工作多得讓人焦頭爛額，他能做什麼呢——我是說，面對這些公司的代表，一開始對你關懷備至的代理人，很討人喜歡，過於討人喜歡，而之後會變得很可怕，因為他擁有勢力和靠山，行政官員的生涯往往就有賴於這些，面對這樣的代理人，他能怎麼樣呢？

諾拉，1925年11月6日

社長先生，請原諒此信的冗長，順致崇高敬意。

有了路，路首先用於手拉車運輸，男人拉車，卻也不放過將車扔到溝里，好免去一份比他們強加給他們的女人的活兒輕多了的活兒。

巴黎，1927年7月12日

我不要在這裏長篇大論地講述特許給桑加—烏班吉森林公司地區所有男性土著被迫從事的艱苦勞動（須知涉及的絕不僅僅是「志願僱工」和專門被公司招收的勞工，我們下面將會看到這一點）。這種制度使土著總要遠離自己的村莊，其對家庭生活、出生率、農作物的影響以及從而對整個地區的普遍繁榮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人們可以充分理解，不用怎麼強調。沒有特許開發的地區，在朗布蘭總督發起下，種在村子周圍的塞阿拉的橡膠將逐漸取代所謂「採集」橡膠，「採集」橡膠是天然產品，享有特許權的公司只有這種橡膠的權利，而種植的橡膠，公司必須要購買，這就導致公司並不怎麼鼓勵種植。欲了解更多詳情，只要參考我的遊記即可。

謝謝您願意給我提供《論戰報》一月八日文章影射的公司的情況。有關公司不能被拿來和我在書中揭露的享有特許權的大公司混為一談。這些公司能繼續生存全靠不讓公眾知道他們的開發必然引發的不公。我所讀到的所有政府部門的報告都讓我意識到這一點。請您看看我引用的幾段報告。

當地首領桑巴·恩戈托在返回他居住的博達路上，已經快要到博達的時候，遇上拉我們去恩戈托的朗布蘭總督的汽車。他以為遇上的是您本人，便立即原路折回，天黑時到達恩戈托。那時馬克·阿雷格萊和我已經坐到桌前，桑巴·恩戈托擔心打攪我們，和我們很快打過招呼后，把原打算與您進行的談話推到次日。但他半路折回的事情已經被人知道。一個送信的，由博達行政長官帕夏派來，在桑巴·恩戈托到達之後幾個小時趕到恩戈托，向他傳達返回博達的命令。

接下來是個表格，概括如下：

「醫療服務由殖民部隊的一名軍醫官負責，幾名護士協助。他掌管一所一百七十張床位的醫院，為土著治病。醫院為磚房，房頂鋪瓦，醫院包括門診室、病房、實驗室、手術室、藥房，裏面甚至有最貴的葯，公認為是治療土著易患的地方病最好的葯。另外，除了醫院，還有一個醫務室和幾個急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