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H是個女同志，她告訴我說，在一節硬席車廂里，一個俄羅斯青年坐在她對面，過了七小時才肯開口同她講話，而剛一上車，那人就引起了她的注意和同情。

據那邊的某一位大夫講：　蘇聯是手|淫最盛行的國家。

新的水平差別，在各地已經在取代舊的差別，而且不會停歇，取代之勢日益加劇，就像後浪推前浪那樣確鑿無疑。

到莫斯科幫傭的，差不多都是窮人家的姑娘，每月只掙50盧布。她們從鄉村跑到城裡來，就是希望在工廠或者別的單位找到工作。她們做幫傭是等待機會，這也是排隊的一種方式。我的朋友H家同樓層鄰居的女傭有了身孕。鄰家出於極大的憐憫僱用了她。她睡覺的隔間伸不開腿，至於吃的……

五位旅伴中，兩位已入黨多年，是非常活躍的忠誠黨員。兩位會講俄語。此外，傑夫·拉斯特是第四次去蘇聯了；皮埃爾·埃巴爾住在莫斯科已有半年多了。他在那裡主持一種宣傳性的雜誌《國際文學》，同時用四種語言出版，因而他消息非常靈通，特別了解情況。而且，他天生具有一種敏銳的洞察力，肯定在許多問題上，都給了我提示和幫助，我是說：　幫助我認清不少我獨自肯定不明白的事情。在此舉個小例子：

我剛剛讀完《訪蘇歸來》。而我從那個國家歸來，正值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而引發的鎮壓給我留下強烈的印象，歸來后就大量閱讀有關蘇俄的所有新見聞。幾周前，我讀了維克多·塞爾日給您的信、伊尼亞齊奧·西洛訥在莫斯科寫的信，現在又看了您的書，既高興又傷心。高興的是，您的書再次向我肯定了這一根本論題：　只有一個真理，而這對我來說，正是生活意義的基礎。我是一個老共產主義戰士，蘇維埃幹部，在蘇聯工作了三年多，在新聞宣傳機構，視察各企業。我經過艱苦的思想鬥爭，經過一生最激烈的內心衝突，得出的結論，同來自另一個國家，另一個階層的您是一樣的。和我們見解相同的還有塞爾日，還有西洛訥，人類中還有這麼一部分，不接受您書中揭示的那種「因循守舊」。

我們不知道哪兒有香煙店（我們在哥里停留幾小時），皮埃爾·埃巴爾在河邊求跟他交談的一名工人，去給他買一包紙莎草紙的香煙。

「150盧布。」

然而您，您是公眾熟知的人物，您發出的呼籲，那些假借人類最偉大思想的名義，卻製造這種不義的慘劇的人不敢充耳不聞。

正在設計新的住宅。建築師N拿出了套房的設計方案。

依我看不出十年，所有舊的社會差別又會重新出現。

1936年12月4日

先生：

1936年11月29日，巴黎

我的俄語很好，您的所見所聞，也正是我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我鄭重其事地簽名同意，並且感謝您敢於講出來。

寫到此處，我猛然想到齊奧諾及其《拒絕服從》。達比十分喜愛齊奧諾，有些方面也像他。兩個人過去乃至現在，在很高的程度上，都有品位和「湯的感覺」（唯獨同樣具有這種感覺的人，才能理解這話的含義）。我們在喬治亞的時候，經常談論齊奧諾，心想這個草木繁盛的蠻荒國度，是特意造出來討他喜歡的，也想到有時他一定很痛苦，是的，「湯的感覺」，到處都淡薄了。

「這怎麼可能？」

請允許在放下筆之前，向您提出我始終放不下的一個問題：　就是您書的結尾，說革命事業能為蘇聯發生的種種遺憾事負責，這種說法危險，在我看來危險性極大，是因為蘇聯的宣傳不會像您要求的那樣，有勇氣不再搞文字遊戲（第67頁——指此信作者所見版本——譯註），老實承認「革命精神不再時興了」。正是缺乏這種態度，無數真誠的革命者，還將繼續把蘇聯和社會主義混為一談，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更為公正的一個社會秩序的基礎混為一談。我應當說，這種謬誤將麻痹並毀了人類進步的最優秀力量。怎麼辦才有助於避免可悲的結果呢？

在塞瓦斯托波爾，傑夫交上一名大學生朋友。那名大學生一點兒也不出眾，不過，正因為他跟許許多多大學生沒什麼差別，傑夫才對他感興趣，能從他那兒了解不少情況，然後再告訴我們。

「我敢打賭他來不了。」

至於隊長和組長，他們接到指令，限期完成某項工程。手下的工人或職員如果不夠努力，他們就得親自加班，如有必要每天就干18小時，因為手下人的勞動態度與效果，要由他們承擔責任。

我又重讀您的文章，心想現在您一定能夠明白，保衛過十月革命的人所能產生的感觸：　他們從一開始就認同，因為十月革命是他們反戰鬥爭的繼續，他們為這場革命付出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逐漸看到（不是近幾個月來，而是從列寧逝世之後）革命受到舊世界的傳染，長此下去，它真正的存在理由也許大大削弱……

我們遇見一個挖土工人，那位負責人要證實他剛才講的話，他就對那個工人說：

還有，關於達比的筆記，我也必須駁斥另一種含沙射影的攻擊。他的幾本筆記，以及屬於他的所有文件，全由我轉交給了他的家人；不錯，是存放了一段時間之後轉交的。況且，他所寫的東西，絲毫也沒有能引起審查警覺的成分。他不止一次對我說，指望我站出來講話，而他特別想安靜和寫作，決不肯讓爭論來攪擾自己。他在最後的日子里，幾乎一心考慮寫作，考慮這部小說；他對我談了不少，說他現在看得更清楚想寫成什麼樣子，就打算再拾起來，完全重寫；他動身之前已經寫了上百頁，依我看沒有保留什麼。ｈｔtｐs://ｒead.９９csｗ•cｏｍ

她將扔掉的食物從垃圾箱里撿回去。

儘管有許多歡欣鼓舞的事，達比也和我，和我們大家一樣，看到不少事情深感痛心，因為他和我們一樣，到蘇聯只希望看見歡欣鼓舞的事。達比出身平民，從感情上和思想上，都緊緊同無產階級事業連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他天生缺乏戰鬥性，說他接近堂吉訶德，不如說他更接近桑丘·潘沙；他信奉蒙田式的明智，主張生活遠遠重於任何理想，而任何理想也不值得人為之獻出生命。他十分憂慮西班牙的事態，而他的憂慮甚至表現在這樣一點上：　他不能容忍別人對共和政府的勝利產生片刻懷疑。這種勝利，僅僅希望和相信還不夠，他還需要持續不斷地確保這種信念。然而，一聽傑夫·拉斯特說要去西班牙參加共和國民兵（不久之後，他果如所言），他就激烈地反對。那是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在塞瓦斯托波爾逗留的最後一天的前夕，我看見平時那麼文雅的人，真的衝動起來了，只因傑夫·拉斯特剛剛宣稱，他寧肯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願意眼看他們落進法西斯統治的魔掌。

我的同行們物質生活條件本已很艱苦，而最深惡痛絕的是思想的束縛。他們必須提防：　看門人往往是格伯烏成員；他們有什麼想法，也不能全告訴醫院里的夥伴。戰爭期間，我們這裏牆上貼的格言：「莫講話，謹防隔牆有耳。」在那裡完全具有現實性。

同他們一道旅行確實開心，分手卻很遺憾，但後來天氣日益炎熱，旅途越發勞累，我們還是慶幸他們沒有再吃苦。

「那麼，是哪兒弄來的呢？」

松塔（伊澤爾）

請您促使釋放斯大林的受害者！

請允許我把在那裡做的筆記寄給您，權當微薄的謝意。

然而，公共輿論、「人的良心」，似乎都不存在了。莫斯科審判的悲劇的重演，新西伯利亞的審判，所引起的反響多麼微弱啊！六條人命，只審理兩天，也沒有旁證，僅憑「嚴刑招供」，作為可笑的依據，就全槍斃啦！

在蘇聯，誰可以當醫生？那些業餘到醫學院學習的工人，還有每月領取110盧布獎學金的醫科大學生。他們住在一間10—15人的宿舍里。

我們初到第比利斯，未免大失所望，後來日益受這城市吸引，便逗留了兩周。我們又從第比利斯到卡奇列季遊玩了四天，非常愜意，從各種角度看都算得上最有趣的旅行，但是也相當勞頓，希弗蘭和吉尤就不大適應，回來時就聲明他們看得夠多了，也有了各種感受，想回法國去了。

「當然啦。」

「事情您都了解，一定能告訴我。什麼時候我們憑自己力氣幹活，能夠吃飽肚子呢？」

親愛的紀德先生：

「女僕？……可您完全了解，已經沒有女僕了。」

那是野蠻人入侵的現代形式。

隊長或者組長幹活超額，也不拿加班費。不過，他們有望假期加倍，得一筆獎金。常有這種情況，但是國家沒有死規定，完全是隨意性的。

「您想想，我們的日子已經這麼艱難了！假如再養一個孩子……嗯！我知道您要對我說什麼。可是，避孕藥很難搞到，搞來的質量也太差，沒法讓人放心。要說小心謹慎一些，像我們這種住房條件，也不容易做到。」

那工人的情緒極佳，笑著說：

「見鬼，那些偉大的領袖享有那麼大特權，您是在哪兒看到的？」傑出的C剛從蘇聯歸來，他讚嘆不已，對我說道。「我經常去看K，他特別和藹可親，特別簡樸。他帶我看了他那套住房，我覺得一點也不豪華，一點也不奢侈；他介紹我認識他妻子，她很可愛，同他一樣簡樸……」

那是在索契，一天晚上，吃完一頓豐盛的晚餐之後，我們特別想談談心裡話，也是乘著紅酒和伏特加的酒興。尤其是X，像個酒漏子，喝了很多，詩興大發起來。我們的陪同不免流露出不安的神色。恐怕X言多有失……他不是剛才還講，要給我們背誦葉賽寧的詩嗎？女陪同馬上介面說道：

革命二十年之後，還始終存在二等和三等車廂。俄羅斯最新建造的大客輪，旅客75%坐三等艙，20%坐二等艙，5%坐一等艙。在食品、服裝、旅館方面也是如此。付得起錢的人總佔據最優越的地位。

有些人到了退休年齡，原先未能或者不善於攢錢，又不願意增加子女的負擔，就繼續勞動：　絕大多數人情況都如此。

「可是，有人對我們說過，從前這裏並沒有猴子。起初，一定是從別的地方弄來的。」

事隔三年，我第三次從俄國回來。

近來一段時間，新開了大量的商店，在蘇聯，在這麼多「修指甲店」，到處能遇見（當然主要是在迷人的海濱）塗脂抹粉、指甲染得紅紅的女人，這些都是令我吃驚不小的現象。

到處都在加班，因為物價高得讓人難以置信。

「這種情況您怎麼解釋呢？」

雖說吹得挺玄，大家還是看得見，這些不是始自今天。

「提吧，朋友。我來這兒就是要回答你們的問題。」

乘小轎車前往巴統。我的旅伴們觀賞大路兩邊新栽的樹木：　再長几年就成蔭了。我為什麼要向他們指出，這些樹沒有一棵不死的呢？毫無疑問，栽植不合時節，我是說：　不是有利於再生的季節；估計是為了服從上面下達的一道命令，執行命令免遭批評最為重要。不管是樹木還是人，必須讓天性屈從。

「哦！很簡單。他們領的工資很高，想花也花不出去，因為市場上可買的東西還太少。這很嚴重，還真是一個讓我們頭疼的問題。他們只好把錢攢起來，等攢到了幾千盧布，就成群結夥前往我國的里維埃拉，大大地享受幸福生活。我們不可能拉住他們。而他們都是最優秀的工人，知道廠方總會重新錄用他們。過一個月，或者兩個月……總之等錢花光的時候，他們就回來。不得不再用他們：　離開他們就是不行。」

「於是，他向我講述了他們的生活：　在基洛夫被暗殺之前，日子過得好好的。後來，不知誰告了密，他成了懷疑對象。幸虧他是個非常棒的工人，又沒有任何毛病好指責的，也就沒有立刻把他開除出工廠。然而他逐漸看到，他的夥伴們、朋友們都紛紛疏遠了。誰都害怕同他說話被牽連進去。最後，廠長叫他去，勸他到別處找工作，沒有明說開除，因為毫無理由。從那天起，他就從一家工廠到另一家工廠，從一座城市遊盪到另一座城市，越來越受到懷疑，走投無路，處處碰壁，read.99csw.com處處遭人拒絕，被剝奪一切依靠和救助，就連自己的孩子都得不到一點兒救濟，完全陷入了窮苦的絕境。

國家也相應地創建學校、工廠、醫院、幼兒園、療養院、休養所。那些休養院所，從外觀看令人讚歎，是一些勞動者度假的場所，然而，所有度假者都住在大寢室。盜竊或其他犯罪行為，要受到嚴厲懲罰，要判處死刑或者流放。國家也不斷讓人振奮精神，鼓勵生育，到處都剷除賣淫，另外還普及教育，但是普及率至今不得而知。80%的俄羅斯人，現在穿上了皮鞋或便鞋，而在沙皇俄國時期，80%的人走路則赤腳。

「喂，朋友，還好嗎？您還滿意嗎？」

「不僅可能，還是事實。」

「5盧布。」

「這個女人從前一定很漂亮，不過好像大病初愈。我看著特別驚訝，她好幾次給早該斷奶的孩子餵奶。她的乳|房像空羊皮袋耷拉著，不知孩子能吮吸出什麼來，但是一路上，自始至終沒有給他別的食物。看樣子他父母比他還飢餓。那男人終於開口講話了，而少婦卻顯露出一種難以描摹的不安。她左瞧瞧右看看，生怕鄰座聽見，其實我們的車廂里只有一個打瞌睡的老醉鬼、一個痴獃的農婦。她彷彿抱歉似的，對我說道：

有的人又狡猾又有野心，或者非常聰明，或者依仗親戚關係，能爬到極為優越的地位。每月工資從150—5000盧布不等。有些人掙得少得可憐，另一些人則掙得很多。

沒有這一小小警示，我就很可能什麼也看不出來。我會以為對方態度冷淡，說完了也沒在意，心想歸根結底，布哈林也不是非想見我不可，絕難料想他根本做不到。

陪同我的皮埃爾·埃巴爾聽見了這話，隨即悄聲對我說：

先生：

我剛剛讀完您在《星期五》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心裏又激動又感激，遂冒昧給您寫信。您有權接受那些認為革命首先就是爭取社會公正，爭取所有人尊嚴的人的謝意。作家踏上他們等同於革命的這片陌生大地，還敢繼續正視真相，並且看到真相還敢於高聲講出來，我知道這該有多難。然而我也知道，「保持始終如一的渴望」，只有以完全的真誠，才能真正得到滿足。而這種真誠，紀德先生，從來就不會損害工人事業；損害這種事業的，則是遷就和妥協。

實際上，柯羅佐夫看見布哈林湊到我跟前，就立刻把他拉到一邊。我不知道柯羅佐夫能對他說什麼，但是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間，再也沒有見到布哈林。

「這事你們一定很為難。他們人數多嗎？」

她來懇求我的朋友一家：

「他大概也就三十來歲，但是讓人感到他已經飽受生活的磨難。我特別想攀談，問他一些事情，結果只得到幾句閃爍其詞的回答！我還特意告訴他，我不過是個外國人，他用不著擔心，他講的話我不會告訴任何人……跟他一起乘車的有他妻子和一個三歲的兒子。他告訴我說，另外兩個孩子撂在X，一是為了省錢，二是到莫斯科會怎樣心裏也沒譜。

我十分擔心一雙眼睛根本不夠用，就特意找了五位旅伴。那也是渴望同他們共享這次異常方便的旅行的樂趣。大家啟程前就興高采烈，他們也同我一樣狂熱，折服於蘇聯及其可預見的全部未來，都是那種制度的積極信徒。不過，他們比我年輕得多，氣質、教養和出身，都同我有很大差異；他們之間也相差很大。儘管如此，我們十分投契。是的，為了多看看多聽聽，我想六雙眼睛和六對耳朵並不嫌多，勢必不同的反應也好相互印證。

體力勞動者，年滿六十五歲，有二十五年工齡，每月可拿37盧布退休金。

三天之後，我又在高爾基的葬禮上見到他，確切說來，是在葬禮的前一天，高爾基的遺體還沒有火化，停放在擺滿鮮花的高大靈台上，供人瞻仰。弔唁的群眾列隊從靈台前走過，持續了多少個小時。隔壁一個廳小得多，聚集了各方面「負責人」，其中有季米特洛夫，我上前打招呼卻還不認識。布哈林就在旁邊，我離開季米特洛夫之後，他就拉住我的胳臂，俯過身對我說：

「『他的話總是太多，我們也就總倒霉。』

X背誦這首詩時，並不僅僅因為喝醉了酒聲音才發抖，背誦完了還淚流滿面。可是在此之前，整個晚上，我們只講些毫無意義的話……其實也不然；我寫這話的時候，就感到錯怪了X，也錯怪了我們自己。X已經逐漸激發起我們的情緒，他講述在中國的奇遇，如何連續被捕，又如何一次次逃脫，聽得我們連聲讚歎。他的相貌談不上英俊，但是五官生動，有一種粗獷不羈的神采；他的聲音沙啞而熾熱，給我們背誦這些詩句時，變得異常柔和，跟他先前說話的那種厚顏無恥、粗魯生硬，形成了極為奇特的鮮明對照。他內心隱秘的溫情區域，似乎袒露出來，完全沒有探察的一個區域，在我面前顯現，是最真實的，而其餘所有表現，厚顏無恥也好，粗魯生硬也罷，在我看來，只不過是一種人為的包裝，用來保護他內心最美好的情感。這種冒失的顯形僅僅持續片刻。女陪同回來，我們的交談又恢復舊觀，喧鬧而空泛了。

「可是，黨怎麼能容忍呢？斯大林怎麼……」

國家重建時期，同我們戰後一樣，百廢俱興；然而，百廢俱興，尤其在俄羅斯，並不一定意味改善生活，發家致富。

X夫人由一位負責人（這種稱呼是指那裡的當局領導）陪同，去莫斯科鄉下兜一圈。那位負責人對所有他遇見的工人，都裝出一副十分親熱的態度：「我就喜歡他們感到同我平起平坐。我跟他們講話，就像對待同志，對待兄弟一樣；他們呢，也絕不害怕跟我說話。」

「請太太不要把吃剩下的東西扔掉。」

X熱烈擁護蘇維埃制度，他充滿了信心和希望。他上大學一年級，助學金每月領60盧布，想到第二年能領取70盧布，第三年能領取80盧布，就感到心滿意足了。他可以住進大學宿舍，每餐一兩個盧布，但是他不願意離開老母親：　每月只掙90盧布的一個幫廚。母子倆同住一間屋子，每月付10盧布房租；他們每餐幾乎只吃黑麵包，還填不飽肚子（每天400克）。不過，這種「食品營養全面」，他就這樣講，一句怨言也沒有。他有個女友，很想住進已經住了兩個人的這間屋裡。他母親也這樣勸他，希望看到他結婚，然而，新的禁止流產法把他嚇壞了。

他們的獎學金隨著成績增減。畢業之後，他們就分配到農村，替代醫生助理或護士。蘇聯現有100000名醫生，實際似乎需要40000名。

X雖然喝醉了，意識還很清楚，能夠控制住自己，於是他暫時不講了；繼而倚醉賣醉，請陪同賞面子去給他買一包香煙。等女陪同一走，X馬上就背誦一首奇詩：　自從出版部門拒絕印葉賽寧的詩作之後，這首詩就在口頭流傳。葉賽寧寫這首詩，是回敬謾罵他的一篇文章。九_九_藏_書

「女僕的卧室。」

「那位負責人是怎麼回答的？」輪到我問X夫人了。

他輕聲笑起來。我忍住沒有講什麼，但是忍不住心中暗道：　如果問題很嚴重，他就不會以這種口吻談論了。其實，緊接著就顯示出來，他是要強調斯大林的一項別出心裁的措施。斯大林不是想重新提倡婦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首飾，哪怕妖艷一點兒嗎。

一般說來，努力工作得到支持和酬償，但是偏袒並未失勢，在遠離注意的中心，許多有成績的普通勞動者，就完全默默無聞。

我們這位可愛的女陪同盡心儘力，人好極了。但是有這樣一點讓人吃不消：　她提供的確切情況，只會把我們引入歧途。

國家為了彌補總支出，就提高物價。最普通的絲綢，每米165法郎。這個商人成了新富，對於他揮霍財富，誰也不敢稍有怨言。

噢，當然啦！我絕沒有斷言，這些官方的觀點、這種製造輿論的做法，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牽著每個人的鼻子走。有些名字，尤其葉賽寧，只能悄聲提起來了，不過總還是提到。我應當這麼講：　還提及這些名字，但是壓低聲音。我很不了解葉賽寧的詩歌，但是一次小小的冒險行為，給了我讀他詩歌的強烈渴望，下面就談談這件小事。葉賽寧自殺了，跟馬雅可夫斯基一樣。據說，是由於感情糾葛。有這種可能。我們也可以放開想象一下，自殺還有什麼更深層的原因。

這種高溫天氣，有人說二十年未遇，還有人說五十年未遇。可是，我們並沒有感到疲憊不堪，也沒有看到一點跡象，不料突然一場病，三周后就奪走了達比的生命。關於他的病，我不能不憤怒地駁斥一些含沙射影的攻擊。惡意最少的說法：　誤診。在蘇聯可能稱為「猩紅熱」，並將各種鏈球菌引起的一系列類似的炎症，都歸到這個名稱下。達比並沒有嘔吐，而我認為嘔吐是真正猩紅熱初發的癥狀。回到巴黎后，我在一本醫學雜誌的疾病統計表上看到，比較其他國家和其他疾病，猩紅熱在蘇聯發病率很高，我感到吃驚，不免推想在蘇聯，這個術語比在我國更有彈性，更好用（這樣講並不牽涉誤診——況且誤診在巴黎也會出現，我就有兩個痛心的例子：　夏爾-路易·菲利浦和雅克·里維埃爾，起初兩人都診斷為普通感冒，等發現是傷寒就太遲了）。這一點交代之後，我要明確地講，達比接受了最精心、最切實的治療，主治大夫是塞瓦斯托波爾的三位最好的醫生，女同志波拉在這種時候也盡心盡意，表現出了完美的忠誠。

「哦，至少要200盧布。」

我本人，竭盡全力進行鬥爭。但是我的力量有限。我的呼籲只能傳到有限的人耳中，不足以摧毀監獄的高牆。

「一回去我就重新動手。」他一再對我們這樣說。他寫作的慾望十分迫切，甚至說要馬上獨自回國，假如我們在回程的路上，還要在敖德薩，再到基輔延長逗留的時間。

比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蘇聯經濟代表一種巨大的進步，但是也不應無視它所包含的資本主義的幼芽：　自由市場、工資的不平等及其各種後果。

「哦！對，那個合法的……您不知道，他有三個女人。另外還有兩套房子，還不算去海濱或鄉間度假的各種待遇。他有三輛小轎車，您見到的那一輛是最普通的，那是用作處理日常家務事的……」

「同志，能允許向您提一個問題嗎？」

「你說這種話，簡直慘無人道（我是頭一回聽見他用這種聲調講話）。」我們剛吃完晚飯，他用拳頭捶著餐桌，吼道：「你無權為了一種思想犧牲別人的性命，甚至無權犧牲你自己的性命。生命比什麼都寶貴。」

死者再也救不活了。但是可以阻止再有人以同樣的方式死去。可以讓還有口氣的流放者生還；他們被流放到冰海邊，西伯利亞遼闊的凍土帶，關在臭名昭著的盧比揚斯卡格伯烏的地窟里。

我不知道您怎麼看最近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審判，怎麼看大批被槍斃的人，怎麼看白海、西伯利亞、突厥斯坦那裡集中營里成千上萬名「反革命」的問題。集中營里除了俄羅斯和外國同志，還有共和保衛同盟成員，而兩年前，他們為了爭取好一點的未來，參加過渥塔克林街壘戰。那裡還關著沙皇時期的囚犯，他們曾被投進彼得保羅要塞在涅瓦河水位以下的地牢。蘇維埃監獄里關押著岑茨·穆薩姆（多麼可悲而令人深思的巧合），她丈夫已經死在希特勒的集中營里。那裡還有許多人，也許已經死去，也許成了還有一口氣的屍體，他們不僅是我的朋友，還是共產主義社會黨人和所有陣營進步的朋友熟悉的革命者。

「大部分猴子都是在這當地出生的。對，差不多全是在這裏出生的。」

那個政權充斥著十分粗暴的底層人，創建之初，就讓人踐踏了藝術、文化和情感。

順致敬禮

批評蘇聯是否適宜的問題，我予以肯定的回答。必須分析俄國革命的經驗，如有必要還得批評，列寧本人就是請求別國共產黨人這樣做。然而，這種時間在哪兒呢？一個共產黨人不能拒絕分析現實，拒絕分析就是否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人正因為代表工人運動的未來，就無權向無產階級掩飾一次革命實踐的錯誤，哪怕借口以免使無產階級喪失勇氣。反之，他的職責，他們的任務，就是分析俄羅斯革九_九_藏_書命所走過的道路，尤其在法國，工人階級政治成熟，能夠理解別人的失誤，但是不能理解別人來誤導他們。這種分析將表明，社會主義並沒有在蘇聯實現，但同時也表明，蘇聯的鬥爭、取得的成就及其革命的條件，對無產階級將來的鬥爭來說，是彌足珍貴的教益和鼓舞。這樣一種態度，絕非為資產階級煽風點火，而是繼續純潔無產階級的意識，加強無產階級鬥爭的革命性，並且排除危險的幻想，讓無產階級提防過分的樂觀主義。

皮埃爾·埃巴爾和我去列寧格勒，迎接乘船來的吉尤、希弗蘭、拉斯特和達比，然後我們上火車包廂一同回到莫斯科。幾天之後，還是這節包廂，將我們拉到奧爾忠尼啟則市；我們再換乘三輛舒適的轎車，穿過高加索，第三天到達第比利斯。我們抵達喬治亞的首府，比原定的日程晚到了一天，因此，喬治亞的那些詩人極其熱情地迎接我們，在山區邊境站等候了二十四小時。藉此機會我要講一句，他們那樣盛情的接待，那樣彬彬有禮，那樣無微不至的殷勤照顧，真讓我銘感五內。如果能發生什麼奇迹，這本書到了他們手裡，那麼不管別人對他們說了什麼，但願他們知曉，我對他們始終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

心胸狹窄，眼紅嫉妒，到處都是一樣。有覺悟而聰明的工人，稱作「突擊隊員」，掙得比同伴多，他們帶工資休假，就可以達到一個月，而不是兩周。

「當然可以。這太容易回答了。」

她苦笑了一下：

「過一小時，我能再去大都會看您嗎？我希望同您談談。」

阿·德尼埃博士

民眾在相當程度上受了益，以表明1917年的流血鬥爭是值得的嗎？儘管實現了巨大的進步，全國也明顯作出非凡的努力，而實際上又達到了怎樣的平等呢？

這裏（蘇庫米）飼養大量猴子，用來按照沃羅諾法進行雜交和多種試驗。我想了解這些動物來自何地，可是，在這裏也像在非洲殖民地那樣，所得的答覆五花八門，相互矛盾。大部分人的頭腦耽於空泛而多餘的信息，尤其是我們這位翻譯兼陪同，可愛的女同志。再說，什麼也難不倒她，問什麼都能答上來，越不知道越敢斷言；不過，她並不知道自己無知，並且讓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白這樣一點：　不自覺的無知往往武斷。這類人滿腦子似是而非、虛假的情況，滿腦子人云亦云的東西……

「您都想象不出來，我們每走一步，面前出現什麼奇怪的新問題，必須琢磨出新的解決辦法。您想想看吧，最優秀的工人，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現在都大批脫離工廠。」

在我參觀的一家工廠里，有一條橫幅警告工人：　從9月1日開始，凡是不能完成定額的工人，不容分說全部辭退。

（她又問陪我們參觀的人。）

有時沒有生產任務，工人沒活兒干，就拿不著工資。國家不會感情用事，有活兒就給工人干，要幹得又快又好，沒活兒就讓工人自己想辦法，另謀生路。

「一天的工資啊。」

「『這種狀況有一年多了，』少婦說道，『我們忍受不下去了。這一年多來，無論在哪兒，都不讓我們待上兩周。』

「從哪兒都弄來點兒。」

截至兩年前，醫生每月工資110盧布，實在入不敷出，有些醫生就乾脆改行，去當收入高一點的技術工人。招聘醫務人員很難，婦女占絕大部分。他們終於明白，醫生雖然什麼也不生產，卻是國家不可缺少的，於是把工資提高到400盧布。接著，又提高學歷，而原先只達到醫生助理的水平。

國家財政有困難，就提高稅收，而且從工資中直接收取；或者強行攤派公債，也是從工資直接扣除，誰也不能作弊。

我在索契看見您時，極為擔心您會上當，真怕您受黨派觀念——這是進步的死敵——的影響，去歌頌那個新政體；讀了您的《訪蘇歸來》，我由衷地高興。

「他給那名工人上了一堂學說理論課。」

「於是，他向我解釋說決定去莫斯科上訪，如有可能就申辯，或者抗議無端受懷疑，大不了徹底完蛋。」

「『讓我知道到底指責我們什麼也好啊，』那男子又說道，『肯定有人說了我壞話。我也不知道是誰，不知道他說了什麼。我只知道一件事：　別人沒有什麼可指責我的。』

「那麼，您是怎麼對付的？」

我們到達莫斯科的次日（皮埃爾·埃巴爾回國待了三天，同我乘飛機從巴黎出發，先行到達莫斯科，其他人要乘坐蘇聯一艘輪船，十天後才到達列寧格勒），我接待布哈林來訪。那時，布哈林還很受群眾的歡迎。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不知是參加什麼集會，還受到群眾的熱烈歡呼。不過，他失勢的一些跡象，已經暗暗表露出來。皮埃爾·埃巴爾要在他的雜誌上刊登布哈林的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就遇到了極大的阻力。這種種情況都應當了解，我是在見面之後才聽說的。布哈林獨自前來，但是，他前腳剛邁進安排我住的大都會飯店豪華套間的客廳，後腳就不請自來了一個自稱記者的人，參与談話，也就攪了我們的談話。布哈林幾乎馬上起身告辭，他趁我送他到前廳，就對我說希望還能再見面。

先生：

「您完全喝醉了，不知所云了，還是住口吧……」

1936年12月2日

上帝保佑我們的法蘭西，願她穩妥而明智地開闢自己的新路。

從那以後，「政府就沒有停止過行動，證據就是一卷卷的規章、詔書、通令，還有建造起來的許多宮殿大廈、出版的各類書籍、創建的各種機構：　學校、慈善會、救濟院，還不算外國政府機構中沒有的類似機構」。

但是，新聞自由完全廢止。危害公共權利的犯罪分子，根本沒有申辯的權利。反之，審判政治罪行，報紙所有版面就連篇累牘，刊登消息，持續多少天，將輿論高度調動起來。

8月8日，政府一道法令，從每人工資扣除一部分，支援反法西斯鬥爭中的西班牙人。這是國家的權力，誰也無話可說，個人入不敷出，出現空洞也無所謂。

這次旅行參觀，倒不是達比不感興趣，但是比起我們來，他畢竟參与活動少了，不那麼投入了，越來越抽身獨自行動，去看書或寫東西，或者向女士獻殷勤。當時他在看我帶去的蒙戈爾的譯本《死魂靈》，有時還讓我欣賞某一段。尤其果戈理放在他《詩歌》第二卷卷首的四封信，我在《訪蘇歸來》中引用了ｈｔｔｐs://ｒｅaｄ.９9cｓw.cｏｍ幾行。這些文字及其他文字讓我們產生懷疑，是不是真像有人常說的那樣，沙皇時代沒有，或者幾乎沒有為人民做任何事情，至少沒有任何值得炫耀的東西。

……一位很了不起的同行，是科學院院士，坐了兩年牢剛放出來，他們對外國人說他病了。還有一位，由於發表了不合共產主義理論框框的科學見解，就被趕下了講壇，還被取消了實驗室；為免遭流放，他不得不像當年伽利略那樣，寫了一封認錯的公開信。還有一位有自主見解的同行，還在原地，我本該見到，為什麼見不到了呢？我給他發的電報，在我經過那裡之後一個月才交到他手中。我去看望他時，明明他人在，得到的回答卻是他外出了。

「你起來反對神甫的時候，我們就贊成你，」葉賽寧在詩中對那篇文章的作者大致這樣說道，「你嘲笑天堂和地獄，嘲笑聖母和仁慈上帝的時候，我們站在你的一邊。然而，你談論基督時，千萬當心。你別忘了，為人類獻出生命的基督，不是同人間的大人物站在一起，而是同窮苦人與卑賤者站在一起的，他雖被稱為上帝之子，但他的最大光榮，是讓人叫他『人之子』。」

「什麼，哪一個，就是他妻子……」

「要多少錢一包的？」

請允許我握您的手。

這段時間，工作似乎很有利，但是我剛才講的只是理論，實際上很少有人工作六小時。每月工資，通常只有400盧布，維持不了生活。一名醫生要兼兩三個職務，才能掙到800—1200盧布，這要弄明白盧布的購買力：　一件極普通的衣服賣800盧布；一雙好一點兒的皮鞋兩三百盧布，一公斤麵包1盧布90戈比，一米床單100盧布。此外，截至1936年，每年必須拿一個月的工資買國債。醫生全家只住一間房子，既是卧室又作餐室，既當書房又是廚房，等等，每月租金50盧布。沒有孩子，那就算幸運的了。

高爾基葬禮那天，我在莫斯科，聽到了您的演說，當時真感到難過，因為我知道您是真誠的，擔心您的整個訪問期間，完全成為漫長的上當受騙的過程。我剛剛讀了您的《訪蘇歸來》，這才鬆了一口氣。我去蘇聯，是為了研究生物物理學方面的問題。我完全不受官方控制，也不用翻譯，自由地和同行們生活在一起，同他們坦誠相見——但我很痛心。您表述得極好：　生活中排除了不肯循規蹈矩的人；我那些同仁，全是「肚子里有貨」的人，深藏不露，決不表達或者寫出自己的見解。就是一舉一動，也必須時時刻刻約束自己，我那些有主見的朋友，包括開業醫生、著名教授，他們都迫不得已，具備雙重人格：　一種是外在的，別人看得見的，能公開講出來，公開表現出來的；另一種則深深地隱藏，只有親密無間，相處一段之後，他們才會讓人了解。

「行動吧，同志們，好好照顧你們的女人！把她們打扮得花枝招展！錢花在她們身上吧。」

「能不能問問，這裏養的猴子來自什麼地方嗎？」

巴黎 1936年11月25日

繼而，他的樂觀精神又佔了上風，他高興地得出結論：　像他這樣吃得很差，總比節制飲食要好。

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畢業生當了醫生，所學都不夠用，他們不得不回爐，到醫學院再進修半年。

「唉，太太！……總有辦法對付。」

這回，她也不問那人了，斬釘截鐵地回答：

將近150年前，彼得大帝就打開我們的眼界，教我們汲取歐洲文化，讓我們掌握了行動的所有手段……

給女僕設計一間卧室，多明顯的招認啊！不管怎樣，蘇聯如果還存在僕人的話，那他們就認倒霉吧。

「包住嗎？」

計件制越發普遍了。能幹的工人比同伴掙得多，同伴就眼紅，就因為不夠靈巧。

「哪一個？」

他還講了許多話，突然變得口若懸河。當然，傑夫也不甘示弱：　我則在一旁聽著，根據各人所講的話，時而贊同這個，時而贊同那個；更確切地說，我固然更讚賞傑夫及其激|情，但主要還是贊成達比及其具有反抗性的良知。當時我尤其在想，人類中最好兩者都有，最好彼此相制約。但是，我突然聽見傑夫用「懦夫」的字眼反駁達比，就馬上干預，表明反對在我們之間用這一字眼，如果說投身戰鬥往往需要很大勇氣，那麼宣布不參加戰鬥，有時需要的勇氣也不見得小。

於是，那人就說：

「既不包吃，也不包住。房費至少要付20盧布。」

1936年11月5日

「您每月掙多少錢？」女同志H問X飯店「美容廳」的職員。

這五位旅伴，你們也認識，正是傑夫·拉斯特、希弗蘭、歐仁·達比、皮埃爾·埃巴爾、路易·吉尤。

希特勒的受害者奧西茨基獲釋了。

「這個空間做什麼用？」

事情不總是那麼好辦，他們夾在中央政權和幹活馬虎的工人之間，處境有時是非常困難的。

柯羅佐夫總是那麼和藹可親，顯得有說不完的知心話。我很清楚，他只會對我講他認為該講的話，但是他做得煞有介事，讓我感到深得他的信賴而飄飄然。他擺出那副樣子：　對您，我什麼也不隱瞞，便開口說道：

在理論上，再也沒有女僕了，這是一條極好的理由，就讓女僕睡在過道或者廚房，或者隨便什麼地方。

蘇聯那些著名人物，像飛行員、科學家、政治家，稍有一點成就，就可能在報刊上宣揚，都處於一種催眠狀態，而斯大林就是他們的上帝。

X

工人每六天工作五天，干40小時活。他們每年有五天假日，按照官方規定的，比起工作40小時的法國工人，每年多干出400小時。但是，他們的工資極低，因而經常一天干一天半，甚至干兩天，即在兩個地方幹活，每天干12—16小時。

「看來，您只剩下130盧布了。吃飯呢？」

不過，我們旅行的第二階段則最有教益。安排比先前鬆了，假象少了，我們同老百姓接觸也更為直接；從第比利斯開始，我們才算真正睜開了眼睛。

我寫的關於蘇聯的書，也許您會感興趣。我同時給您寄去我的小書：　《歐洲的再發現》、一本小冊子：　《莫斯科審判》。此外，我還請我的出版商，瑞士蘇黎世斯皮戈爾出版社，給您郵去我一年前出版的著作：　《告別蘇聯》。

工人受了三次警告，就可能隨時被開除，不打招呼，也不給一點補償。

有的香煙一包只賣80戈比，甚至60戈比，質量低劣，叫作「無產者牌」。我們抽的是「紙莎草紙的捲煙」，專供給外國人抽的（有的品牌稱為「旅遊商品」），20支一包裝的，售價五六盧布，還有更貴的。

「您不要這麼天真了。斯大林害怕的，是那些廉正的人，那些清貧的人。」

「有好幾千人。要知道，每個工人都有權帶薪度假。但是這種假期，總安排在合適的時間，分割開來，不用說，這樣做以免影響工廠的生產。然而，這裏根本不同。這裏，是他們自己花錢，就隨自己的便，想走就走，而且呼啦一下全去度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