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大致這樣說：　將來，只要有當選的職員，就還會有官員，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官僚階層還將繼續存在！大錯特錯了。馬克思以巴黎公社為例，指出社會主義制度里，擔任公職的人，不再是『官僚』，官員了，因為，除了選舉制度，還要逐漸建立起隨時撤換的機制，逐步把官員的收入縮減到工人的平均水平，並且以勞動法規取代議會法規，即制定各種法律，依法辦事。」

不管是什麼案件，將哪些勞動者傳到哪個法庭上，只要是領導要判處他們，那麼他們再怎麼有理，敢於站起來為他們辯護的律師也必然遭殃。

運輸卡車頻繁出車禍，既有司機疲勞駕駛的緣故，也有汽車質量差的原因。1936年經過檢驗的9992輛汽車中，就有1958輛不合格。某個運輸部門24輛貨車，23輛不能運行；另一個運輸部門52輛車，則有44輛不能運行。（《真理報》1936年8月8日）

正是你們吹噓得太高，我的信賴、激賞和快樂，才痛心得一落千丈。我並不指責蘇聯沒有取得更好的成就（他們現在向我解釋說，蘇聯若取得更好的成績不可能再快了，這一點我應當理解；他們強調她起步極低，是我絕對料想不到的；現在成千上萬的工人生活的貧困狀況，還是舊制度下受壓迫的民眾所不能企望的。我甚至認為，這樣講未免誇張了一點）。不，我特別要指責蘇聯的，是大肆宣揚那裡的工人境況多麼美好，多麼令人羡慕。而我要指責我國共產黨人的（唔！我不是指那些上當受騙的同志們，而是指明明知道，或者至少應當了解真相的），是有意或無意向工人說了謊——如果有意，則是出於政治需要。

「『在兩個五年計劃期間，烏克蘭的預算增加了七倍多。新的預算大部分費用，都投在社會與文化設施上，其中2527000000盧布撥給公共教育，1227000000盧布撥給公共保健衛生事業。』——嗯，這您還有什麼可說的？」

不再感到受剝削，這很了不起。然而，明知道還受剝削，卻弄不清受誰的剝削了；自己生活窮困，又不知道該怪誰，該指控誰了！……在這種怨恨無處發泄的環境中，恐怕塞利納有理由看出恐怖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的話擲地有聲：

在蘇聯走過很多地方的人明確對我說，韋德拉克、彭斯和我本人，我們如果離開大城市，離開旅遊路線，就準會大失所望了。他們談到一整片一整片地區，窮困景象一目了然。還有……

蘇聯工人依附於工廠，如同農村勞動者依附於集體農莊或村蘇維埃，如同伊克西翁依附於轉輪。一名工人，不管有什麼理由，希望改善點處境（生活減少點困苦），他如果要變動一下，那就得當心：　他是入了編的，歸了類的，上了套的，無論去哪兒都可能碰壁。即使不換城市，只離開原來的工廠，那麼他憑勞動而難得分到的住房（而且並不免費），也要被收回去。工人離開工廠，大部分工資就要扣除；同樣，莊員離開集體農莊，就要失掉他參加集體勞動的全部收益。反之，如果是組織調動，他就不能不服從。勞動者沒有去留的自由，既不能喜歡留在哪兒就留在哪兒，也不能去愛情或友誼呼喚他去的地方。

我們讀到新聞：　聖誕節的幾場彌撒，教堂都爆滿了，這沒有什麼令我們感到驚訝的。「鴉片」就是給被剝奪精光的人預備的。

「第二季度，雅羅斯拉夫工廠提供的汽車零件總量（這是大肆宣揚的官方統計看重的唯一數字）中，計有4000件廢品，而第三季度，廢品則達到27270件。」

再者，這些學院招收的合格學生，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佔54%，在白俄羅斯只佔42%，在塔吉克則佔48%，在亞塞拜然能佔40%至62%，等等。

「這有可能。」

蘇聯人有相當繁衍力，似乎不會在人類中產生陰暗的斷代。他們麻木不仁，因而貧困化尤其可悲。那些消失的人，被除掉的人，都是最有價值的人；也許並不像物質生產效益那樣，但是他們與眾不同，總標新立異，而芸芸眾生，僅僅在越來越低下的平庸中，確保他們的統一和一致。

一家合作社售出的150張椅子，就有46張一坐就斷裂了。供應的2345張椅子，就有1300張不能使用。（《真理報》1936年9月23日）

蘇聯並不是我們當初希望它的那樣，並不是它當初保證要成為的那樣，也不是它還竭力裝出的樣子：　它背叛了我們的所有希望。如果不讓我們的希望隕落，那我們就必須另找寄託。

我訪問蘇聯時，並未了解所有這些情況；同樣，我在剛果旅行時，也不了解殖民大公司的運作情況。在這裏也如同在那裡一樣，我觀察到一些慘不忍睹的實況，還弄不清楚前因後果。直到寫完關於蘇聯的這本書，我才把情況了解清楚。西特林、托洛茨基、梅爾西爾、伊翁、維克托·謝爾蓋、勒蓋、魯道夫，還有許多別人，他們把資料提供給我。他們告訴我的，以及我僅僅產生懷疑的這一切，都證實並加劇了我的擔心。法國共產黨到了該睜開眼睛的時候了，也到了該停止向它說謊的時候了。否則的話，勞動人民就該明白，他們被共產黨人欺騙了，正如今天，共產黨人被莫斯科欺騙了一樣。

莫斯科的報刊曾經刊登消息，說是短短几個月，我的幾種書就賣了四十多萬冊。我讓大家估計一下我的版稅率。還有文章，付的稿酬簡直太慷慨了！關於蘇聯和斯大林，我若是寫篇頌揚文章，那會發多大的財啊！……

我清楚，別人也一再對我說，他們有時極其可愛的一些性格特點，就比方一見如故，能當即引起我好感的無比慷慨，以及損害他們成就的明確缺點，都應當歸因於俄羅斯人半東方型的氣質，而不應當歸咎於新制度；哪怕是在沙皇統治時代，我也會遇見差不多同樣的優缺點。因此，僅僅期待社會狀態的改變，促使人性的深刻變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請理解我的意思：　這種變化，社會狀態能提供可能性，這很重要，也已經足夠了；這就很了不起了。然而，社會狀態的改變未必會引起他們的變化。須知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一點機械的成分，我們看到資產階級社會改變了，而「舊人」重又出現，重又發展起來，但每個人內心並沒有得到改造。

如果說我們在蘇聯看到的情景，都顯得那麼快活，那也是因為凡是不快活的就要引起懷疑，因為愁眉苦臉，或者至少顯出傷心的樣子，是要冒極大的危險。表現愁怨的地方不是俄羅斯，而是西伯利亞。

看事物，關鍵是看本相，而不是看人們所希望的樣子。

愛森斯坦停止了工作。他必須認「錯」，承認自己失誤了。他拍攝了兩年、耗資兩百萬盧布的新電影，不符合官方學說的要求，因此遭禁是理所當然的。

在蘇聯，所謂的「反對派」，就是自由批評，就是思想自由。斯大林只容忍贊同，凡是不鼓掌的人他都視為對頭。有時，他聽到某種改革建議，隨後也接受了；但是這種見解，他為了更好地據為己有，就首先除掉提出這種見解的人。這是他表明有理的方式。照此下去，過不了多久，他身邊就只剩下已毫無思想、不會揪他過錯的人了。這正是專制主義的特點：　簇擁在周圍的人沒有英才，只有奴才。

我的《剛果之行》一大弱點，我的見證極脆弱之處，就是我不能講出資料的來源，不能點出他們的名字而使他們受罰；他們相信我謹慎而向我提供了情況，或者給我看了通常不宜公開、我也不便引用的文件。

「為什麼？……」

第三季度……614000件廢品。

小學生練習本的封面上，印著這樣一張乘法表：

不管怎樣（只有這一點對我很重要），後來，調查委員會在剛果證實了我指出的一切。同樣，我收到的大量見證、我所能看到的報告、公正的觀察家（不管他們現在是，或者去蘇聯參觀之前曾經是多麼偉大的「蘇聯的朋友」）的記述材料，紛紛來證實我對蘇聯現狀的看法，同時也增加了我的擔憂。

1934年：　180盧布（平均）

然而，從那以後，總歸取得一些進展吧？

我明確告訴你們，我貿然去蘇聯旅行，具有一定的悲劇性。我確信無疑，滿懷激|情，去那裡要讚賞一個新世界，不料他們為了把我籠絡住，竟然向我展示我在舊世界深惡痛絕的所有特權。

假如我只停留在讚賞上，你們絕不會指責我（膚淺）了，可是那樣一來，我就名副其實膚淺了。

不錯，到蘇聯旅行的人，會遇見大量渴求知識和文化的青年。他們的熱忱，比什麼都令人感動。我們所到之處，都應邀參觀了青年所擁有的設施。我們由衷地讚賞蘇聯政府1936年2月頒布的法九_九_藏_書令，「要在1936至1937年度，完全掃除文盲，其中包括讀寫全不會的4000000勞動者，以及2000000半文盲」。然而……

「要承認，基督教思想跟馬克思主義毫無關係。」

我在什麼地方看到過這種說法：「知識分子」投身共產主義，黨可以利用，但是必須把他們當作「不穩定分子」，要時時刻刻提防他們。啊！千真萬確！當時，我對瓦揚-古久里一再講，他就是聽不進去。

8×3＝18，7×6＝72，8×6＝78，5×9＝43，等等。（《真理報》1936年9月17日）

伊翁先生在他的《俄國革命變成了什麼》小冊子中，也列舉出這種物質匱乏的事例，而且補充說：「住房這樣緊張的原因，是革命政權熱衷於『超過資本主義』，一味建大工廠，組織人力搞生產，而不去關心他們的福利。遠遠一望，這一切看似非常宏偉……走到近前，這景象真令人痛心。」

有人說我這本書觀察太膚淺，匆匆下判語。就好像蘇聯令我們著迷的不正是第一層表面！就好像不是更加深入觀察，目光就不能碰到最糟的情況。

人只要還受壓抑，只要還受社會不公的宰制，就有權希望釋放出自身蘊藏的巨大潛能。這跟人們往往希望孩子成為神童是同樣道理，結果長大之後非常普通。大家也往往抱著這種幻想：　這國人民的組成，要優於令人失望的人類其他部分。我只是認為他們「變壞」的程度輕些，但也會像其他人那樣，被金錢所腐蝕。請看看蘇聯的情況吧：　正在形成的這一新資產階級，具備我國資產階級的所有缺點。這些新資產者，前腳剛邁出貧困，回頭就瞧不起窮人了。他們窮日子過得太久了，渴望得到所有財富；他們也知道如何得到，及如何保住財富。

「我在首都每看見建立一座宮殿，就恍若看見全體國人都塞進破房子里。」（《社會契約》Ⅲ，13）蘇維埃工人「塞進破房子里」？哼！斯大林喜出望外！他們全給關進又臟又破的小屋裡。

也許是我的思想因接受新教的教育，形成一種怪癖：　我總戒備有所圖的想法和「悅耳」的見解。我是想說：　講這話的人可能有利可圖。

三個月來，我在這裏（在庫沃維爾）餵養了從巢里掉下來的一隻斑鳩，現在剛剛發現，在鳥籠角落的飲水盂旁，有兩顆喂鳥的麥粒發了芽：　兩顆麥粒滾落到籠邊連底的夾縫中，從時而外溢的飲水盂中得到必要的水分，就突然一下子（也就是說我突然一下子瞧見）冒出嫩綠的細芽，已有四五厘米高了。這種極其自然的現象，我見了卻萬分驚嘆，很久不想別的事情。不錯，人們數麥粒，掂掂分量，眼前的麥粒乖乖地滾動，可以隨意擺弄，好似橢圓形的堅硬的小東西。突然間，其中一粒要表明：　它畢竟是一件活物！讓養鳥人目瞪口呆。他俯身看著籠子，早就不想還會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禁止人工流產的法令頒布之後，每月出生的嬰兒，在莫斯科達到10000名，比法令頒布之前增長65%。比較出生率的這種增長，婦產醫院的床位僅增長了13%。」

但是，我還要申辯，不能把我所講的話，只看作是一個文學家的要求。我講思想自由的時候，所指的是另一回事。科學也同樣跟著隨聲附和。

誰也不會為那些人伸張正義。右派報紙頂多利用那些人，打擊他們憎恨的一種制度。而那些心裏裝著正義和自由的人，為台爾曼戰鬥的人，那些巴比塞、羅曼·羅蘭們，他們都住了口，現在還一聲不吭；而他們周圍則聚集著龐大的、盲目的無產階級群眾。

人們不禁要問，考茨基今天是不是該反擊了？考茨基和列寧這兩個人中，今天斯大林會把誰關起來或槍決呢？

我打開路易·費舍爾這本特別為蘇聯說好話的書，翻到196頁，作為回答也念給X聽：

別人怎麼利用我寫的東西，我管不了，能管我也不想管。但是，為政黨寫些什麼東西好讓人利用，絕不，這種事兒找別人去。我一同我那些共產主義新朋友建立關係，就把話說在前頭：　我永遠也不會是個安分的新戰士，一個省事的新戰士。

看到他舉出的（或者阿萊桑德里和格列尼埃舉出的）某些數字，例如一座工廠的產量，我也承認非常了不起。不過，我也請這些同志考慮一下《真理報》透露的情況，以下便是我從1936年11月12日那期摘錄的：

基洛夫被暗殺之後，警察機構便加緊收網。年輕人將請願書交給埃米爾·維爾哈倫之舉，韋德拉克很讚賞，還繪聲繪色地講述，而這種事，今天肯定不可能發生了；同樣，（高爾基非常出色的書中的）母親及其兒子的革命活動（請讀成：　反革命活動）：　昨天，在自己的周圍，能夠找到幫助、支持、保護與合作，而如今只能遇到監視和告密。

我們還應當看到，延誤交貨和質量低劣，必然引起抗議，有時甚至打官司，結果嚴厲懲罰廠家，而報紙披露出來，也旨在改進生產。

「真是這些人鬧了革命嗎？不對，他們是受益者。」我在《訪蘇歸來》中這樣寫道。他們完全可以登記入黨，但是他們內心，就連共產主義者的一點氣味也沒有了。

然而，另外不少人，他們甚至忍飢挨餓，見著人還是笑呵呵的，而我說過，構成他們幸福的因素，就是「信賴、愚昧無知和希望」。

廣大群眾很可能不贊成這種制度，因此，就根本不讓他們講話。

自從新經濟政策結束之後，官僚階級勢力大增，根須甚至插|進了村蘇維埃和集體農莊。1936年9月16日的《真理報》，經過調查估計，以農機站的編製人員為例，人浮於事的職員佔14%以上。

到了1927年完成掃盲任務的規定日期，文盲還照樣存在，《真理報》1928年9月2日就指出，掃盲處於「停頓狀態」。

演。在如此薄的一本書中，那些講演占的比重太大，不免引人注意。此外，幾篇講演都是我此行初期所作，那時我還相信（是的，當時我就是這樣天真），在蘇聯，大家能夠認真地談談，坦率地討論文化；那時我還不知道，社會問題多麼落後，多麼悲慘。

盧那察爾斯基指出（1924），農村小學教師的工資往往要拖欠六個月，有時根本不發。他們的工資每月還不到10盧布（!）。這個時期，盧布值固然高些。但是，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對我們說：「麵包漲價了，現在，小學教師月工資10—12盧布，買不到從前4盧布買的麵包（1923年11月之前，小學教師月工資為4盧布）。」

唔！在蘇聯，我當然也參加過那些模範工廠、那些俱樂部、那些學校、那些文化園、那些託兒所，也同樣令我欣喜；我完全同格列尼埃、彭斯和阿萊桑德里一樣，巴不得自己被迷住，再以此去迷住別人。自迷和迷人該有多痛快呀，真希望我點了名字的這些人要確信，我一定有極大的理由，才能抵制這種迷惑，而我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輕率地」下了結論。

我只講了我觀察到的最典型事例（下文中，我還要舉出一些事例）。本書剛寫的時候，我就認為沒有必要堆砌那麼多報告、數字和統計數據。首先因為，我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只採用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情況；其次，也因為我不十分相信官方數據。特別是這類數據這類「圖表」（況且我也研究過），在別處也能見到。

「勞動英雄」廠供應給莫斯科小學生的2000000冊練習本，99%無法使用。（《消息報》1936年11月4日）在羅斯托斯，不得不扔掉8000000冊練習本。（《真理報》1936年12月12日）

為免遭人揭發，最合適的辦法，就是先下手為強。況且，聽見怪話而不立即彙報，就要被關起來或者流放。告密是公民的一種道德規範。從小就抓起，經常「read.99csw.com彙報」的孩子就受到表揚。

在所有人中，平常極為聰明的保爾·尼贊，卻對我作出一個極特殊的指責：「把蘇聯描繪成一個不再變化的世界。」我不知道他在哪裡看到這一點。我已然說過，蘇聯月月都在變。正是這種情況令我害怕。蘇聯的狀況逐月惡化，越來越遠離我們期望於她的當時和將來的樣子。

「我們恰恰擔心，在現行制度下，國家機構不再像蘇維埃體制時那樣，同勞動群眾打成一片，而是相反，逐漸拉大了差別。」

再說，平均工資的提高，也趕不上生活總費用的提高，但願盧布別喪失其購買力。

「我得出的印象，當政的無產階級正讓位給一些競爭者。須知正在建設中的十六所新療養院（在基斯洛沃茨克，要建成『世界最大的溫泉療養院』），幾乎全是由政府機構出資興建的，如國家銀行、重工業委員會、郵電委員會、《真理報》等。這些機構也僱用工人，但是我想象得出，比起工人來，官員更容易進入溫泉療養院。」

不過，既然有人向我提出來，我就舉出幾個實例說明。

你們這類批評，我早已領教過。我的《剛果之行》和《查德歸來》，也差不多招來類似的批評。當時有人駁斥我：

從蘇聯歸來，重讀列寧的小冊子《國家與革命》，不能不感到痛心。因為在蘇聯，今天比昨天離目標還要遠，我不僅僅指遠離夢想的共產主義社會，還指遠離了通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

3．我感到痛心的種種現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我卻不解其故：　這是為了更好前景的陣痛。

蘇聯工人變成了不幸的困獸，一旦失寵，就要挨餓，就要受擠壓而被碾碎，甚至不敢抗議一聲，甚至不敢高聲發發牢騷，他們又製造出一個上帝，要在祈禱中求生路，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呢？向人間能求助什麼呢？……

1935年計劃公布的唱片產量為50000000張，其中很大部分要由諾金斯克工廠生產，即4000000張；然而，這家工廠只生產了1992000張，次品卻高達309800張。（《真理報》1936年11月18日）1936年第一季度產量，只達到計劃指標的49.8%；第二季度產量，則達到32.8%，而第三季度，就只有26%了。

為了讓博洛霍沃模範城這個小小的天堂接納，一個強盜痛改前非還不夠，還必須供出同夥。給告密者這種獎賞，正是格伯烏慣用的調查手段。

這個官僚階級，初創時作為管理工具，後來成為統治工具；而有些人聲稱，連斯大林都成為這個官僚階級的奴隸。一些毫無能力的廢物，若想把他們從閑職裁減下來，簡直比登天還難。1929年，奧爾忠尼啟則就驚呼，「無用之人數目如此龐大」，他們根本不想了解真正的社會主義，只起阻止社會主義成功的作用。「真不知道如何安置這些人，哪兒都用不著，只好把他們放在監督委員會。」他這樣說道。然而，這些人越無能，斯大林越能依靠他們俯首帖耳的忠誠：　因為，他們的優越地位，完全得之於受寵。自不待言，他們是這種制度的熱烈擁護者。他們為斯大林的利益效勞，也就保護了他們自身的利益。

三年來，我苦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過分浸潤，結果到了蘇聯，反倒十分迷惘了。此外，遊記、滿懷激|情的描述、讚揚的文章，我看得也太多了。我的很大過錯，就是過於相信那些頌揚。這也是因為，本可以對我起警示作用的那一切，說得語氣又太刻毒……我情願相信愛而不相信恨。是啊，我總是信賴、認同。因此，在那邊令我不自在的，既不是那麼不完善，也不是馬上又發現我要逃避的款待、我希望取消的特權。毫無疑問，盡地主之誼，很好地招待一位客人，處處向他介紹最好的東西，這在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然而，令我驚詫的是，最好的和普通的之間，相差十萬八千里，天壤之別：　特權無比美妙，而普通生活卻那麼低劣，或者那麼糟糕。

託兒所和幼兒園一般都很出色。然而，根據瓦爾特·西特賴尼的評估，1932年，有1/8的兒童進入託兒所和幼兒園……新計劃如果完全實現的話，這種比例能翻一番，即2/8的兒童可以入托或入園。有改善，但還是滿足不了需求。不過，工人住房的形勢，恐怕越來越嚴峻。新的建房計劃遠遠低於人口增長的需求。本來住三人的房間，不久就要住進四個、五個人了。還要補充一點：　近期完工的工人住宅，相當數量建造得很倉促，確切地說，施工極為馬虎，並且使用質量低劣的材料，可以預料要不了多久，就不能住人了。

然而，在我表示憤慨的時候，你們卻向我解釋（還以馬克思的名義！），說這種弊病確實存在，無可否認（我不僅僅談流放，還談工人的貧困、工資的不足或過高，還談重又攫取的特權、階級重又暗暗分化、蘇維埃的消失、1917年取得的所有成果的逐步喪失），你們巧妙地向我解釋說，這種弊病是必然產生的，你們作為知識分子，熟諳論證，辯證法的論證，你們接受這種弊病，認為它是暫時的，要通向更大的幸福。你們是聰明的共產主義者，願意了解這種弊病，但是你們認為，最好不要告訴不如你們聰明的人，怕他們可能要怒火衝天……

工資每天5盧布，往往還要少。可以同我國的工資相比較，甚至同我們的失業救濟金相比較。不錯，他們那兒的麵包比法國便宜（1936年，黑麵包每公斤0.85盧布，白麵包每公斤1.70盧布），然而，最普通的服裝、生活必需品卻是「天價」。盧布在「調整匯率」之前，購買力略低於法郎。他們不大愛談工人在工資之外，還享受哪些待遇，只因工資越高，待遇往往越高。

於是產生了這種荒謬的情況：　每日工資五盧布，甚或更少，將絕大多數勞動者置於近乎悲慘的境地，以便保證一些特權人物享受更高的待遇——也為了提供經費加強宣傳，讓我國工人相信，蘇聯工人生活很幸福。還不如知道他們並不那麼幸福，也好讓法國工人覺得更加幸福一點。

毫無疑問，我在蘇聯旅行訪問的全過程，沒有一絲一毫可抱怨的，而那些為貶低我的批評而杜撰出來的各種惡意詮釋，最荒謬的莫過於企圖把我的批評說成私慾不滿足的發泄。我歷次旅行，條件從未如此優越過。乘坐專列，乘坐最高級的汽車，住最高級飯店的最豪華客房，給我享用的東西是最豐富、最昂貴、最精挑細選的。多好的接待！無微不至的照顧！一切安排得多麼周到！無處不熱烈歡迎，不大肆吹捧。百般籠絡，優禮有加。供應給我的物品，似乎總嫌還不夠太好，還不夠太精。我受之有愧，卻之不恭，留下了美好的記憶，心中十分感激。然而，這種種款待本身，就不斷提醒我這是特權，是差別，而我到那裡原以為能找見平等。

1．我所指出的濫施淫|威是個別現象，並沒有產生嚴重後果（我所指出的事實，他們畢竟否認不了）。

總而言之，迄今為止，付出代價的總是老百姓，不管是以多麼間接的方式。無論是以這種還是那種方式——例如，出口老百姓最需要的食品，或者保持農產品收購和銷售之間的驚人差價，或者直接徵收幾成——必不可少的公積基金一直欠缺，每積累一筆總是損害工農階級，損害他們的消費基金。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情況就是如此，而且還在持續下去。這種公積金，除了維繫整個政府機器的運轉之外，如果還用於具體的、實用的、慈善的項目，那還說得過去。如建立醫院、休養所、文化館等，人們還可以相信，老百姓能享用，或者希望老百姓會享受得到。然而，在如此窮困的時期，還要用公積金，建造一座令讓·彭斯同志瞠目結舌的蘇維埃（蘇維埃亡靈）宮殿，又該讓人怎麼想呢！想一想吧！415米高的一座紀念碑（「紐約人臉都要氣白了。」他說道。），上面還有一尊七八十米高不鏽鋼的列寧雕像，僅一根手指就十米長。好啦！工人至少會明白，他們為什麼餓得要死。他們甚至還會想：　這樣也值得。雖然缺乏麵包，還是有所充實（能夠充實的，恐怕主要還是其他人）。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還能讓工人們投這宮殿的票，您就等著瞧吧，而且還一致通過！問一問俄國人民，提高福利和這座宮殿，他們究竟喜歡哪一個？沒有一個人不會回答，不會毫不猶豫地回答：　首先要宮殿。read.99csw.com

我已經說過，在法屬赤道非洲，只要有人「陪同」旅行，我就覺得幾乎一切都很美好。我一旦離開總督的轎車，決定獨自徒步走遍整個地區，以便同土著人直接打交道，歷時六個月，我才開始看清楚了。

瓦爾特·西特賴尼最關切的，還是住房這一可悲的問題。在巴庫附近的油田，儘管官方嚮導竭力轉移他的注意力，他還是參觀了工人的家居。「這個國家不乏骯髒的住房，可是我在這裏看到的幾個樣板，就更慘不忍睹了。」他說道，「處處看著都骯髒不堪。」嚮導還極力解釋，應當把這看成是「沙皇政權遺留的問題」，但無法讓他信服。西特賴尼反駁道：「今天，不再是百萬富翁來開採石油……革命勝利都十八年了，怎麼還忍心讓你們的勞動者住這種破房子！……十八年來，就讓幾十萬工人住這些『工棚』，不聞不問，想想不是叫人傷心嗎？」

「唉！……」

有人指責我根據極少的事例，作出極大的判斷，看到幾個孤立現象，就匆忙得出輕率的結論。我觀察並列舉出來的事實，也許一點不錯，但那是極個別的，說明不了任何問題。

新憲法不只在一點上，著重事先回答批評，防備它完全清楚該受到的攻擊。領導階層也完全了解，國家機器的領導脫離了人民，在人民和宣稱代表人民的人之間，一切真正的聯繫都斷了。這正是他們所希求的。因此，要讓人相信這種聯繫空前地緊密，就尤其重要了。要讓人相信，「群眾對蘇維埃機構的監督加強了，蘇維埃各機構也增強了對群眾的責任感」。1936年3月13日的《人道報》這樣寫道。它還補充一句：「新的選舉制度，又將加強人民選出的代表和廣大選民的聯繫。」好極了！這話講得多漂亮，因而這篇文章往下可以毫不掩飾，他們就是打算「指導選舉」，「批評壞的候選人，不待那些人在秘密投票中慘敗就公開反對他們」。這種如臨大敵的設防，實在不能叫人稱讚。想想啊！再出現1934年10月19日那種失誤，那就太叫人難堪了。那天，竟然任由人民選舉了（例如基輔地區委員會的全會上）「今天揭露出來的黨的敵人」。因此在選舉前，必須迅速「清除發展黨的積極核心的一切障礙」。只有在這方面萬無一失之後，才能進行「自由」選舉。

晉陞的一種極好途徑，就是告發他人。這樣，你就能同警察局建立起關係，立即受到保護，但同時也受人利用。須知一旦入這個道，就再也不能顧忌榮譽或友誼了，必須走下去。再說，這種訓練很容易，而密探又受到庇護。

1936年12月26日的《真理報》也告訴我們，高爾基的家鄉有5000名孩子根本不去上學。此外，退學的學生，第一學年末會有5984名，第二學年末有2362名，第三學年末則有3020名。顯而易見，堅持學下來的全是優秀的學生。

人們不禁要問：　加工製品，甚至農副產品（牛奶、黃油、雞蛋、肉類等），既然由國家統售，價格為什麼還那麼高呢？只要商品還不充裕，只要供應還極其低下，滿足不了需求，那麼壓抑需求也不算是下策。貨物只供給付得起高價的人。而廣大群眾缺衣少食就只好忍受了。

那時對我的批評、抨擊和謾罵，全來自右派勢力；而你們這些左派人士，那時就不大考慮我明顯是「外行」，抓住我那些聲明如獲至寶，認為正符合你們的方向，可以為你們所用。同樣，到了今天，假如我只讚揚蘇聯，說那裡萬事如意，你們也就絕不會指責我這麼外行了。

一旦入黨，就再也不能退出，如退黨就隨即失去地位和職務，也失去此前努力所贏得的全部優惠，同時還會面臨所有人的猜疑和報復。因為，人們不禁要問，在黨里好處多多，為什麼要退出呢？黨給了你多少實惠啊！作為交換條件，只要事事擁護，不再獨立思考就行了。既然承認一片大好，還有什麼必要考慮（還是獨立思考！）那麼多呢？一旦獨立思考，隨即就變成「反革命」。思想成熟了，就該打發到西伯利亞去。

我完全明白（你們對我講得也夠多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真理並不存在；至少不存在絕對中，只有相對的真理。這裏講的恰恰是相對真理，是被你們歪曲的。我認為，在如此嚴重的問題上，要欺人先就已經自欺了。須知在此處，你們所欺騙的，正是你們口口聲聲要為之服務的人民。蒙上人民的眼睛，就根本服務不好。

旅行訪問的全過程，確切說來，我們並不是政府的客人，而是經費充裕的蘇聯作家協會的客人。我一想到作協接待我們的花費，就懷疑我的稿酬哪怕是一座金礦，全丟給他們也恐難抵償。

為了進一步說明，我就在這裏抄錄伊翁先生列的有說服力的工資表。誰也不敢懷疑此表的準確性：

的確，這很了不起，曾經很了不起。但是，這種說法不再準確了。這一點很重要，因而我要強調。伊翁說得完全正確：「資本主義的消失，並不一定帶來勞動者的解放。」法國無產者最好理解這一點。進而言之。最好已經理解了這一點。至於蘇聯無產者，他們開始喪失最終為自己勞動，從而贏得尊嚴的這種夢想。毫無疑問，剝削他們勞動的，不再是股東資本家了。然而，他們還照樣受剝削，而且剝削的方式還特別狡詐，特別巧妙，特別迂迴，弄得冤無頭債無主，勞動者不知該向誰算賬了。正是他們的超低工資，保證別人拿超出比例的工資。享受勞動成果，享受「超額勞動」成果的，不是勞動者自己，而是那些受優待的人，那些紅人，那些俯首帖耳、腦滿腸肥的人；他們用從勞動者微薄的工資盤剝下來的錢，湊足他們每月10000盧布或更高的收入。

備受讚揚的掃除文盲的著名計劃，久拖不能完成，這也是因為那些不幸的小學教師，孤立的勞動者，常常拿不到微薄的工資，不得不另謀生路。1936年3月1日的《消息報》把拖欠教師工資的問題，歸咎於官僚主義的拖拉（或者資金被挪用），僅在古比雪夫地區，國家拖欠教師的工資就高達50多萬盧布。在哈爾科夫地區，國家欠資竟然達到724000盧布，等等。因此，人們不禁發出疑問，小學教師還怎麼生活呢，恐怕文盲還未掃光，教師就先走光了。

有時，我好不容易擺脫了官方的應酬，擺脫了監視，去接觸一些每天只掙四五盧布的力工，要我怎麼想每天為我舉行的、我不得不參加的宴會呢？幾乎天天宴請，冷盤就那麼豐盛，還未等上主菜，一個人有三個肚子也塞飽了；主菜有六道佳肴，要吃上兩個多小時，把人搞得精疲力竭。多麼靡費啊！一張賬單我也未能見到，說不出準確的數目。不過，我的一位旅伴非常了解物價，他估計每次宴請，包括酒水，每個人頭要花費300多盧布。我們一行六人，加上陪同共七人，陪坐的主人往往同客人一樣多，有時還大大超過客人。

在12月14日一期上，《真理報》談到某些工廠生產的鋼時，寫道：

如果他沒有入黨，那麼黨員同志們就會騎到他的頭上。要想出人頭地，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入黨，被黨接納（這並不容易，除了要掌握特殊的知識，還必須具備完善的正統觀念和獻殷勤的靈巧手段）。

自不待言，我讚賞你們信任和愛戴的一貫性（我這樣講並無譏諷之意）；然而，同志們啊，你們開始不安了，承認這一點吧。你們越來越惶恐地發出疑問（比如說面對莫斯科審判的問題）：　我們要一直贊同到什麼地步？你們的眼睛，遲早會睜開，而且不得不睜開。到那時，你們這些正派人就會問自己：　我們怎麼可能這麼久閉著眼睛？九-九-藏-書

結果大家對任何事、任何人都疑慮重重。小孩子的天真話，也可能把你葬送掉。大人不再敢在孩子面前說什麼了。每個人都監視別人，監視自己，又被別人監視。再也沒人敢推心置腹，暢所欲言了，也許只有在床上，如果信得過妻子，還能說說體己話。X就開玩笑似的斷言，這就足以說明結婚率為什麼那麼高。不結婚而同居的人，心裏就沒有那麼踏實了。想想看：　有的人十多年前說過話被人翻出來，就受到了懲罰！整天這樣，天天這樣謹小慎微，實在叫人受不了，回到家裡，總是越來越急切地在枕邊傾訴心裡話。

我們在1936年11月16日的《消息報》上看到：「新學年頭幾天，許多學校就向我們打來報告，說明學生的文盲狀況十分驚人。」

部分列舉的這些資料，應該讓那些捧場的人收斂一些了。不過，宣傳機構是不會考慮的。

人們總抓住「取得的成果」，誰也不願意那麼快就放手，於是乎，失業沒有了，賣淫沒有了，男女平等了，人有尊嚴了，教育普及了……然而仔細審視一下，就會看到這些美好的成果，每一樣都縮水了。

人們所說的心，不用就要「衰竭」。由此可見，要達到一定程度的枯竭，就未免太容易了：　由於（或者為了）總體的改善，個人就要一定程度貧困化……這種種考慮，會把我拉得太遠，還是留待以後吧。

因為，無產階級要選一個能維護受損害的利益的代表，甚至都不可能了。民眾投票，無論公開還是秘密的，都成為一種諷刺，一種走過場：　所有任命，都是自上而下決定的、產生的。人民僅僅有權選舉那些內定的人。無產階級被玩弄了，嘴塞住說不了話，全身捆住動彈不得，幾乎不可能反抗了。哼！斯大林運籌帷幄，穩操勝券了，還贏得全世界共產黨人的熱烈掌聲。這些共產黨人還相信，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還會相信，他們至少在蘇聯取得了勝利，而且認為凡是不鼓掌的人，全是敵人和叛徒。

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對比表，說服力也並不遜色。

在蘇聯，窮困是讓人瞧不起的，要掩飾起來，就好像是一種罪過。貧窮給人看見，引不起憐憫，引不起善心的接濟，只能招來蔑視。那些顯山露水的人，是侵害了這些窮苦百姓的利益，才攫取了那份安逸生活。

還有司法啊！誰想得到呢？正是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亞近來的審判，促使我遺憾地寫出這樣一句令你們氣憤的話：「我不免懷疑，如今在任何別的國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還能看到更不自由、更低三下四、更戰戰兢兢（驚恐萬狀）、更俯首帖耳的思想了。」

為避免官員變成官僚，列寧認為有三個條件必不可少：　第一，不斷調動和隨時改選；第二，官員與中級工人的工資持平；第三，他強調，所有人都參与監督，以便隨時撤換不合格的官員，不允許任何人變成「官僚」。這三個條件無一履行。

依傑夫斯克工廠生產的損耗，從4—8月份為416000盧布，而僅僅11月份，就高達176000盧布。

費爾南德·格列尼埃先生引用並贊成我在《訪蘇歸來》中的這句話：「至少有這樣一項成就： 在蘇聯，大多數人不再受剝削，而讓少數人得利。這很了不起。」格列尼埃還補充道：「的確，同志們，這很了不起！」於是贏得聽眾的掌聲。

我力求解釋他們的數據，為何同其他見證人舉出的數據不相符合：　其他見證人長期在蘇聯工作，有時間深入「下層」，當然更加了解情況——而那162位遊人僅僅走個過場：　他們的行程前後二十天，從8月14日至8月28日，在俄羅斯總共逗留十四天。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能看到許多，但僅僅是別人安排他們看的東西。他們誰也不會講俄語（我指的是三個指責我的人）。我希望，這回他們也允許我認為，他們的聲明未免膚淺。

在新建的學校里，不適應學習的學生比例特別高，可能達到75%（仍然根據《消息報》的報道）。僅莫斯科一座城市，就有64000名學生不得不留級。在列寧格勒，留級的學生有52000名，還有1500名學生留兩級。在巴庫，成績不及格的學生，25000名俄羅斯學生中佔20000名，而21000名土庫曼學生則有7000名（《巴庫工人報》1937年1月15日）。此外，還有大量學生逃學。「近三年來，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所技術學校，逃學者的數量高達80000人次。在卡巴爾達-巴爾卡爾教育學院，逃學者佔24%，楚瓦什教育學院退學率則高達30%。」報紙還補充道：「教育學院在校生也顯示出令人極度驚愕的文盲狀況。」

為了阻止中途輟學，一所技工預科學校的校長想以每人罰款400盧布的辦法，打擊那些退學者！（《東方真理報》1936年12月23日）。報道沒有講這筆罰款是否一次付清；看來一次付清很難，因為受處罰的學生家長每月才掙100—150盧布。

讓·彭斯的誠意令人敬佩，他那深信不疑的態度也令人感動，就像一切天真幼稚的舉動那樣。別人說什麼他信什麼，不去考察，當然也不作批評，一如我本人初到時的表現。

我僅就教育問題，講一點具體情況；其他問題，我們在旅途中所見就足夠了。

1936年：　360盧布（平均）

在1937年1月15日的《消息報》上，我們還能看到：

我的《訪蘇歸來》一發表，就給我招來許多謾罵。羅曼·羅蘭的責難令我難過。我從未仔細品味過他的作品，但是至少我十分敬重他的精神人格。我的憂傷來源於此：　在竭盡表現其偉大之前生命便完結的人何其寥寥。我相信《超然于混戰之上》的作者，肯定要嚴厲評價老邁的羅蘭。這隻老鷹築好了巢，就在巢中安歇了。

這一點，為什麼我不能講出來呢？

在列寧的這本小冊子中，我們還讀到：

至於第四季度，完整的結果還沒有公布，但是有理由預料情況還要糟，因為僅10月份，就出了607600件廢品！由此可以判斷出，每件合格品的「成本價」會有多高。

「2—3月份，就淘汰了4.6%的廢鋼，而9—10月份，則淘汰了16.20％。」

除開謾罵者，也有一些善意的批評。我寫此書是為回答善意批評者。

重新形成的社會階梯，從上到下，最為得意的，就是那些最馴順、最怯懦、最屈從、最卑劣的人。凡是揚起額頭的人，一個一個不是被削掉腦袋，就是流放了。紅軍也許稍微倖免一點兒吧？但願如此。若是同樣處理，那麼要不了多久，當時深受我們愛戴的這支令人敬佩的英雄部隊，就會只剩下劊子手、唯利是圖者和犧牲品了。

計劃固然非常美妙，但是，鑒於現有的「文化」水平，要超過一定的產量，只有巨耗才可能。

讓·彭斯先生激賞平均工資的逐漸上升：

高級官員和著名專家的遺孀撫養費：　每月250—1000盧布，還擁有終身享用的別墅或公寓，領取子女教育費，有時甚至領取孫子的教育費。

外科醫療器械質量也同樣低劣。蘇聯著名外科醫生布爾傑恩卡教授就特別抱怨，精密外科手術器具質量非常糟糕，在手術中，縫針經常彎曲或者折斷了。（《真理報》1936年11月15日）

這位失慎的批評者還敢提醒說，「最近的統計數據表明，六十個公民中，就有一個是某一級蘇維埃代表」，而且「不管哪一級蘇維埃，都是金字塔上的一塊石頭，對國家的總政策施加了影響」。殊不知，這恰恰成為妨礙，這恰恰需要整頓：「基層的常設政治支部已不復存在。」

下面還有扣除工資的規定（月工資不足150盧布者，部分減免）：　約佔收入的15%—20%。我不能列舉整個章節，但是整個小冊子都值得一讀。

不過，這一點還存在：　看樣子俄國人民挺幸福。我完全同意韋德拉克、讓·彭斯在這方面的見證，而我每次捧讀他們的遊記，都不免懷念那段日子。要知道，我也說過：　哪裡也不像蘇聯那樣，人民本身，無論是我們在街上遇見的人（至少青年）、我們參觀的工廠工人，還是擁進療養院、文化宮或者娛樂場的人，都是那麼喜氣洋洋。我們現在了解了，廣大百姓還陷於極度窮困的境地，但是如何調解這種表象和這種困境呢？

對我的《訪蘇歸來》最有價值的指責，有一條就是認為過分重視知識分子問題，只要其他更為急迫的問題尚未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就應當擱置後面。這種指責還有一層來由，就是我認為有必要收錄幾篇我在那裡所作的，並且引起爭議的講

在法國，一家黨報出於政治原因，要詆毀某個人的名譽，就得找此人的政敵去干這種卑劣的勾當；而在蘇聯，則要去找此人最親密的朋友。他們並不去請求，而是要求。最有力的打擊，是由背棄加力量的打擊。想要毀掉一個人，讓朋友背離他也同樣重要，讓他朋友提供證據。（例如，把昨日的同志皮亞達科夫和拉狄克煽動起來，反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爾諾夫，然後再毀掉他們兩人的名譽，也把他們拉出去槍決了。）如果拒絕賣友，不肯干這種卑鄙的勾當，想救朋友，那他就要成為他朋友的陪葬品。

2．要找出足夠的理由讚賞現狀，只需比較原先的狀況，（殖民地）被征服前（我差點說：　革命前）的狀況。

一方面產量逐漸下降，而另一方面，廢品數量卻飆升：

我們只能完全贊同瓦爾特·西特里尼先生的聲明。他在聲明中表示：「確信蘇聯一如其他專政國家，是受一小撮人統治，在治理國家方面，人民大眾根本沒份兒，有份兒也微乎其微。」

真的，蘇聯政府給予藝術家、文學家，給予所有歌頌它的人一種極大的優惠，它能從中得到什麼益處，我看得一清二楚。同樣，文學家擁護政府，擁護如此優待他們的一種政體，能從中得到什麼好處，我也看得太明白了。於是，我隨即警覺起來，唯恐自己也受不住誘惑。那裡對我毫無限度的款待，真叫我害怕。我去蘇聯，不是要重又享受特權。在那裡等待我享用的特權，實在是明目張胆。

恰恰在果實的深處隱藏著蛀蟲。然而，當我對你們說：　這個蘋果蟲蛀了，你們卻指責我沒有看清楚——或者指責我不喜愛蘋果。

但願不要產生誤解：　我很遺憾援引這些殘酷的數字。形勢如此可悲，只能令人痛心。但是，我反對你們出於盲目，或者昧著良心，將明顯可憐巴巴的結果，當作輝煌的成就介紹給我們。

某位著名學者主張的理論，只要顯得不大符合正統，就不得不自我否定。某位科學院院士也承認「他以前的研究是謬誤的」，「可能被法西斯所利用」。他自己就這樣公開聲明。（《消息報》1936年12月28日）他迫不得已，承認《消息報》奉命對他的指控是準確的，即懷疑他的研究工作中有「反革命妄想」的凶兆。［見附錄（二）中的《1936年10月在醫學院所作的一份報告的摘錄》］

沒有一個政黨能掌握——我是說能籠絡住我——能阻止我把真理放在黨之前。一摻進謊言，我就極不自在；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謊言。我擁抱的是真理，假如黨離開真理，我當即就離開黨。

正因為如此，我不講出一位撰稿人的名字，深恐給他招來指責，給他惹起麻煩——儘管他完全擁護斯大林的蘇聯和新憲法，他在讚揚中，還是貿然講出這一稍許保留的看法：

第一季度……156200件廢品，

「掃除文盲」的問題，早在1923年就已經提出。完成掃盲的這項「歷史」（他們的說法）任務，要趕上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慶祝活動（1927）。詎料，1924年，盧那察爾斯基已經提到「災難」了：　創辦的小學不到50000所，而在舊制度下，全國人口少得多，尚有62000所小學。

我卻要提請他注意，普通工人的低工資還是原封未動，這平均工資的上升，是大部分紅人及其漲高的工資給拉起來的。

然而，我們的目光不會移開不看你喲，光榮而痛苦的俄羅斯。如果說當初，你首先成為我們的榜樣，那麼現在，唉！你卻讓我們目睹一場革命會陷入怎樣的泥潭。

（1937年6月）

我根本不必產生M那種想法：　有一天他就說：「見鬼！有朝一日，也要輪到我的頭上……」這些受害者，我看見了，聽見他們，感到他們就在我周圍。昨天夜裡，正是他們窒息的喊聲把我喚醒；今天，是他們的沉默授意我寫下這些文字。我是想著這些殉難者，才寫出遭你們反對的這些文字，因為在我看來，我的書如能到達他們的視聽，得到他們的默認，要比《真理報》的讚揚和詛咒更重要。

今天上午（1937年2月8日），X得意揚揚地拿來昨晚一期的《時報》念給我聽：

流放犯，成千上萬……他們不懂，或者不願意完全按照要求那樣低下頭。

顯而易見，他們如此慷慨投資，是另有希圖。《真理報》讓我感覺出來的這種氣惱，我想有幾分就是這種緣故：　接待我不大「划算」。

「您根本沒弄明白，」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我說道，「馬克思主義僅僅反對一人剝削眾人；這一點，還要人向您重複多少遍呢？理解這一點之後，您就可以跟阿歷克賽·托爾斯泰，或者跟大歌劇院的一名演唱家一樣富有，何況您的財富是靠個人勞動掙來的。我從您對金錢的蔑視和仇恨中，遺憾地看到您早年受基督教思想影響的痕迹。」

「因為，選舉者之間就有差異，選舉者和他們選出的代表之間就有差異。」

路易·費舍爾談到「工會的無所作為」時，語氣非常溫和。照他的說法，工會完全可以阻止官員、工程師以及其他「戰略上舉足輕重的集團」佔據最好的住房，超比例擁進溫泉療養院，等等。不對，不對，在官僚階級佔主導地位的地方，工會根本無能為力。有人對我們說過，那是無產階級專政。離這種說法越來越遠了，越來越像「官僚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了」。

工人養老金：　每月25—80盧布，沒有任何其他補助。

1935年：　260盧布（平均）

再說，最了解情況的那些正派人，也不大反對我的論點，他們只是尋找並提出一些解釋的理由。是的，解釋，同時也是辯解，為糟糕的事態辯解。須知對他們而言，僅僅說明如何走到這步田地還不夠（歸根結底，這還是比較容易理解的），還必須證明走到這步田地是對的，至少先經過這一步再求更好是對的；還要證明，沿著同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理想背道而馳的這條路走下去，照樣能通向共產主義，舍此沒有別的路可走，唯獨我一點也不得要領。

第二季度……259400件廢品，

自我批評，在理論和原則問題上極端缺乏，但是一涉及實施所通過的計劃，就會充分發揮作用。我們從《消息報》（1936年6月3日）了解到，莫斯科一些區，現在每65000居民才有一家藥店；在另一些區，每79000居民才有一家藥店；而全市的藥店也不過102家。

現在大家明白了，在蘇聯，會計們為什麼經常使用珠算。

我們這裏，還在尋歡作樂！沒人迫使我們有什麼奢求！大家還是「被壓迫者」！我們可以把命運的全部魔法，都算到吸血鬼的賬上！算到「剝削者」這個毒瘤的賬上！然後，就像婊子那樣做人。不讓人見，也不為人所知！……怎麼，從什麼時候起，人再也無權摧毀什麼啦？甚至連咕噥幾聲都不行啦？生活變得叫人無法容忍了！……（《我的罪過》）

菲爾南德·格列尼埃、讓·彭斯和阿萊桑德里教授，我想是集體去蘇聯旅行的，另外大約還有159人，同他們一樣是「蘇聯的朋友」。這三位指控者（被告就是我）所做的見證，如果有些混同，那絲毫也不奇怪。他們為了證明我錯了，引用了同樣的數據，即他們不經核實就接受提供給他們的數據。

「有人破壞。」會有這種說法。近來審理的幾件大案，就好像為這種說法提供依據（而且互為佐證）。然而，由此仍舊可以看出，這些廢品正是人為的生產冒進所付出的代價。

教科書嚴重缺乏。至於要使用的課本，簡直錯誤百出。1937年1月11日的《真理報》十分氣憤地提到，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官方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無法使用。教育出版社刊印的一份歐洲地圖，愛爾蘭浸在鹹海中，蘇格蘭的一些島嶼漂到裏海上，而薩拉托夫城則離開伏爾加河，移到北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這種種考慮，既不可能約束住我的讚揚，也阻止不了我的批評。不過，我要承認，給所有搖筆杆子撰文說好話的人特殊的優厚的待遇（超過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給了我不小的警示。在蘇聯，比起所有工人和手工藝人，文學家是許多人中最受寵的。我的兩位旅伴（各有一本俄文版書付梓），凈跑古董店、古玩店、舊貨店，剛拿到的幾千盧布的預付款不知如何花掉，而他們知道這些是不能帶出境的。至於我，巨額稿酬放那兒用不著，只能動一點點，因為那裡一切都是免費奉送。對，一切奉送：　從旅行本身，一直到一包包香煙。我每次掏錢要付餐費或旅館費，要買郵票、報紙，我們的陪同就粲然一笑，斷然阻止我：「您開玩笑！您，還有您的五位旅伴，都是我們的客人啊。」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論家，依我看就特別缺乏能使種子軟化而發芽的這種心情。當然，這裏不是感情問題，必須伸張正義的事，求助於憐憫之心就等於緣木求魚。見著不幸就心生憐憫，灑下淚水，本來應當阻止不幸，卻用眼淚去澆灌並維繫。（絕不讓革命所需要的炸藥受潮，也同樣非常重要。）

總之，既然有人不斷要求我們拿蘇聯的現狀同革命前作比較，我們就不能不指出，受苦階級的狀況，在許多領域都遠遠沒有得到改善。不過，話題還是回到學校問題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