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九年莫斯科發生了「涅恰耶夫案件」。從一八七〇年年初開始，俄國及國外報刊大量刊載有關這一案件的詳細經過。涅恰耶夫案遂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長篇小說《群魔》的契機。

在《群魔》中，大學生沙托夫形象被描寫為基督教宗教思想的體現者，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基於彌賽亞主義的社會歷史觀。作為「虛無主義者」，沙托夫屬於理想主義的年輕一代。他對斯塔夫羅金灌輸的思想終身痴迷不已。這種令其震驚的有力思想的實質又是他無法把握的。盲目的信仰使得他「彷彿被壓在一塊把他軋成兩半的石頭底下，一生都在臨終前的痛苦掙扎中度過」。沙托夫崇尚宗教，並且把上帝同民族的普遍的本質屬性等同起來。同時，他認為俄羅斯民族是地球上唯一「體現上帝旨意」的民族，他註定將以一個新上帝的名義來更新、拯救現存的世界，並且它也是唯一被賜予通向新生活鑰匙的民族。而「真正偉大的民族永遠不會甘心在人類中充當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充當頭等角色，而一定要獨佔鰲頭」。沙托夫基於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尋神」的信仰之路。與此同時，從自身特定的宗教觀點出發，沙托夫對理性和科學進行猛烈的抨擊，他斷言理性不僅不具備確定、分辨善與惡的功能，而且總是不免將善與惡加以混淆，而科學也總是藉助強權以解決社會問題。沙托夫的「反虛無主義」立場，他的「理想主義」個性，使得他逐步背離社會運動。最後他決意脫離秘密組織，另謀他途，末了慘遭殺害。

如果說斯塔夫羅金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旗幟或精神導師，那麼，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則是三個價值追求迥異，甚至是對立的三個旗手和僕從。他們從不同側面展示了斯塔夫羅金的思想歷程。

《群魔》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之一，最初發表於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的《俄國導報》。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作家一改以往的「人性與道德倫理」的主題，直接將「人性」與「社會」或「社會運動」聯繫起來，進而對俄國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作出獨特的評判。因此，《群魔》這部小說因其帶有強烈的論戰色彩而被稱為「政治小說」。

彼得·斯捷潘諾維奇是作家在《群魔》中塑造的又一關鍵形象。彼得·斯捷潘諾維奇這一形象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而是一個野心勃勃的陰謀家和政客。他的目標是利用斯塔夫羅金作為神秘的「精神偶像」，通過神話的設置使得「全球將會響起一片呼號：『現在實行的是新的公正的法律，大海將會洶湧澎湃，戲台將會倒塌，那時候我們就會考慮，最好興建一座石頭建築。』」須指出，這座「石頭建築」只不過是扼殺人性、人的天賦的「平權專制」的國家，即一種新的君主專制政體。而他的行動綱領則是有計劃地動搖社會基礎，瓦解社會的一切原則，使全體國民喪失信心，「使整個國家及其道德全部瓦解」。當整個社會搖搖欲墜，病入膏肓，且一切公共價值、社會準則遭到懷疑，但又迫切渴望獲得一種主導思想以鞏固社會基礎時，他們便發起暴動，奪取政權。為了實現其政治綱領，彼得·斯捷潘諾維奇以沙托夫可能告密為由背地慫恿「五人小組」的四名成員暗殺了沙托夫，其真正目的則在於把「流出的血當做一個扣，立刻把他們所有的人拴住，他們就會變成您的奴隸」。這個喪心病狂的野心家，「新君主制」的膜拜者，在追逐名利的過程中不擇手段，為所欲為，不惜擯棄一切道德和良知。最後，他惟恐事情敗露，逃往異地。

《群魔》的英譯者戴維·馬加沙克認為：「如果認真對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九_九_藏_書政治觀點，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由此忽略他那些才思橫溢的篇章，忽略他令人驚嘆的對人的洞察力，以及他對人的性格中那些對於人的思想行為有深刻影響的方面所作的毀滅性批判，那同樣是荒唐的。」作為「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與在他的其他力作中所表現的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對人性——人的靈魂及其外在表現進行嚴厲的審判。與其他小說中所揭示的「人性與道德倫理」關係不同的是，作家在《群魔》中更加突出了「人性與社會或社會發展」的必然聯繫，以及前者對後者毀滅性影響。作家同樣基於其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和基督教信仰展開了《群魔》的第二個主題：反社會、反人性和反宗教的個性對社會的挑戰及其毀滅。須指出，作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過顯示這部長篇小說深刻的哲理內涵，表現出他在「人的靈魂」探索和「社會理想」的探求等方面所進行的不懈努力。

表面看來，斯塔夫羅金是一個最為陰險、最為神秘的人物。他內心空虛、矛盾，沒有任何道德原則，同時他脫離民眾和民族精神，蔑視人類和社會，冷酷而富於理性。他在內在精神上充斥著兩種互相對立的理念，卻不認同任何一種。「我依然像素來那樣：可以希望做好事，並由此感到高興；與此同時，我也可以希望做壞事，也照樣感到高興。但是這兩種感情像過去一樣永遠淺薄得很，從來不十分強烈。我的願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動。」蔑視和擯棄情感——本能的價值取向，必然將主人公推向「意志崇拜」或「意志迷信」，由此，斯塔夫羅金踏上了伴隨著靈魂受煎的「苦難的歷程」。在這一歷程中，主人公面臨的是對整個主流社會的挑戰——「加甘諾夫事件」和「省長事件」，而這些挑戰中則又包括些許妥協。而使得主人公精神逐步走向崩潰的與其說是對整個社會的反擊，毋寧說是他自身面對社會輿論壓迫的妥協。在這一歷程中，回溯並展現了主人公與瑪麗亞·季莫費耶夫娜、麗莎、達莎和瑪麗亞·伊格納季耶芙娜荒誕的感情糾葛和不可理喻的婚戀關係。同樣，也是在這一歷程中，主人公在人格精神層面與沙托夫、基里洛夫、彼得·斯捷潘洛維奇乃至列比亞德金髮生了尖銳的衝突——這表明了主人公對「舊的自我」的決裂以及對「往日理想」的背叛。而這一「舊的自我」同樣也包含著分裂的過程。

彌留之際，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回憶起《路加福音》中一個情節。他關於這段文字的悟解為我們把握《群魔》提供了一把鑰匙。在此他對自己，對自己所屬的那個社會提出了界定，並將他們自身的徹底否定或毀滅同俄羅斯的復興聯繫起來。「現在我思緒萬千，產生了很多很多想法：您知道嗎，這情形就跟我們俄國一樣。這些從病人身上出來、進入豬里的群魔——這就是積蓄在我們這個偉大而又可愛的病人體內，世世代代積蓄在我們俄國肌體內的一切潰瘍，一切烏煙瘴氣，一切污泥濁水，一切大大小小的魑魅魍魎、牛鬼蛇神……但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和偉大的意志將會從天上保佑它，就像保佑那個精神失常的鬼魂附體的人那樣，所有這些魔鬼，所有這些污泥濁水，所有這些沉渣泛起、浮到表面上來的、開始腐爛發臭的卑鄙齷齪一定會走出來……主動要求進入豬里去。而且已經進去了也說不定！這就是我們，我們和他們……我們這些精神失常和發狂的人，就會從山崖跳入大海，統統淹死，這就是我們的下場，因為我們的結局也只能是這樣。但是病人將會痊癒，『坐到耶穌的腳前』。」

斯塔夫羅金一方面申明，假如能夠像數學般精ｈttpｓ://ｒｅaｄ.99ｃｓw.cｏｍ確地向他證明，真理把耶穌排除在外，那麼他寧肯相信耶穌，也不願相信真理；而另一方面他卻斷言，從審美的觀點看，他不知道一樁禽獸般的淫|亂行徑跟任何一種豐功偉績，甚至是為人類獻身的行動，有什麼區別。英國評論家M.默里認為斯塔夫羅金的全部秘密在於「自己的心中有通情達理的本能，都要因為它是本能而蔑視它，把它看做是妨礙他發揮自覺意志的東西；要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衝動，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愛心，所有的一切都犧牲給意志；要以自覺意志主宰一切，因為不自覺屈服則等於宣布自己是可憎可厭的生活的奴隸；要讓自己的意志做一切事物的絕對主人」。然而，當主人公最終發現這種「無限的力量的試驗」僅僅是「為了自己並且為了自我炫耀」，並且直至最後也未發現這種運用力量的目的何在時，他的精神支柱也就崩潰了。而隨著他的意志大廈的坍塌，他的生命也即走到了盡頭。「對於一切都可以無休止地爭論下去，可從我心中流出的只有否定，談不到任何捨己為人，也談不到任何力量，甚至連否定也流不出來。一切永遠是淺薄和萎靡不振的……我知道我應該自殺，把自己像個等而下之的蟲豸那樣從地球上消滅掉。」總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將斯塔夫羅金視作一個時代的完全體現，認為他超乎常人，因為他擁有人類的全部勇氣，然而他卻走火入魔，生活或生命只能在無聊的毀滅中走向結束，但他又沒有別的選擇。

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自由主義的遺老。他曾於京城某大學任職，后被聘為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家的家庭教師，繼而成為她家的食客。對《群魔》這部小說的各種評論，幾乎都對該形象給予了肯定。「就描繪的藝術生動性、鮮明性和真實性而論，就藝術分析的深度而論，韋爾霍文斯這個典型接近於我們最優秀的作家們所塑造的那些典型。」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不僅是斯塔夫羅金的精神導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思想武庫。這一形象是後者的個性發展的邏輯起點。通過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不切實際的空想、脫離民族文化傳統、懦弱順從的性格、自私褊狹的氣度，作家再次展現俄國知識界「多餘人」的人格缺陷。然而，作為獨具藝術價值的人物形象，在其身上也不時迸發出思想的閃光。在最後一次訣別世俗社會的講演中，在反對者喧囂的叫喊聲中，他毅然堅持陳述了自己的價值理想：「當代青年的熱情就像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一樣純潔而又光輝燦爛。只發生了一件事：目標轉移了，一種美被另一種美所替代……而我要宣布，莎士比亞和拉斐爾高於農民解放，高於民族，高於社會主義，高於年輕一代，高於化學，高於幾乎整個人類，因為他們已經是成果，全人類的真正成果，也許還是人類可能取得的最高成果……整個秘密就在這裏，整個歷史也就在這裏！沒有美，連科學本身也無法存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宣讀完他的「美的宣言」之後，便走出既定的性格框架，踏上了與上流社會決裂通往真實生活的途程。然而，不久以後在這條漫無目標的途程中，他倒下了，並且再也沒有站起來。作家試圖通過這一人物的生命的結束，預示一代自由主義者的終結。

須指出，作家在整部小說結束之前除了敘述或轉述斯塔夫羅金所發生的各類事件以外，極少言及主人公內在的思想情感和價值觀念以及他種種不可理喻的行為的動機，因而給這一人物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直至小說結尾，通過他給達里婭的那封長信，作家才對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崩潰和肉體的毀滅給予了詮釋。

基里九_九_藏_書洛夫形象是作為沙托夫的對立面出現的。這位富有哲理性的建築工程師，代表了斯塔夫羅金這面精神旗幟的另一面。他畢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即是沒有上帝。「人為了能夠活下去而不自殺，想來想去想出了個上帝，這就是迄今為止的整個世界史。」基里洛夫獨特的推論是這樣的：如果上帝存在，那麼一切意志都是上帝的意志。他則不能違背上帝的意志。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一切意志都是他的意志，他可以為所欲為。他必須通過自殺實現自己意志的最高點，以證明自己是神。另外，基里洛夫通過自殺還欲證明自身的桀驁不馴和「新的可怕的自由」：「我的神性的標誌就是能夠為所欲為！這就是我可以在最重要的問題上用來表現我的桀驁不馴和我的新的可怕的自由的一切。」在小說的後半部，基里洛夫終於開槍自殺，以生命的代價完成了其「無神論」或「人神」探索的道路。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俄國批評家對長篇小說《群魔》貶褒不一，各派評論從各自的社會歷史觀、宗教立場和美學觀出發對《群魔》給予了不同的評價，有時這些評價可以說是相互對立的。例如，進步批評界通常以為作為《群魔》素材的「涅恰耶夫案件」在俄國解放運動中不具有典型性，所以不應由此推導出解放運動的共同性質，而這部作品充其量不過是「由病態的想像創造出來的荒誕不經的東西」。與此同時，保守的批判家則給《群魔》以高度評價，並以這部小說作為思想武器，同進步的社會思潮展開論戰。百余年來，俄國、西方和中國的文學研究者，在《群魔》一書的評論上，一直觀點分歧，爭訟不已。應該說，這一現象的本身便說明了這部作品所表達的思想之艱深、內涵之豐厚和矛盾之繁複。那麼，今日世界的讀者，究竟如何來解讀這部作品，把握這部作品思想精髓和價值指向呢？我們以為，英國評論家M.默里二十年代的評論足以借鑒：「他的世界是一個象徵和潛象的世界，體現為無法生活的生活；因為藝術和創造性活動既然是逃避難以忍受的思想苦悶的唯一出路，就必須要同造成苦悶的諸多懷疑相稱。因此他的藝術是形而上的，是與其他藝術完全不同的。他竭力要表達的感受確實是無法表達的，為此他不僅需要一種新的藝術，也需要一種新的哲學。」

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學的旁聽生，曾積极參加一八六九年春季的學潮，后逃往國外，結識了巴枯寧，並逐步掌握了無政府主義的陰謀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隨身攜帶由巴枯寧簽署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國分部」的委託書回到莫斯科，計劃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組織。在莫斯科，涅恰耶夫秘密建立了幾個「五人小組」，並由它們組成「人民懲治會」。「五人小組」成員主要來自莫斯科彼得農學院。時隔不久，「人民懲治會」成員伊萬諾夫拒絕服從涅恰耶夫，同時提出脫離這個秘密團體。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涅恰耶夫採取惡意誹謗、欺騙和恐嚇等卑劣手段，脅迫「人民懲治會」成員在莫斯科近郊暗殺了伊萬諾夫，其理由是後者可能向當局告密以出賣組織。警方發現了伊萬諾夫的屍體，通過刑事偵察，搜捕了大部分秘密組織的成員，而涅恰耶夫則逃往國外。至此，「人民懲治會」徹底解體。

在藝術手法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長篇小說《群魔》中沿用了獨特的心理描寫和戲劇化衝突等手法，以實現小說「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在《群魔》中，作家以「刻畫人的心靈深處的奧秘」為宗旨，將「群魔」置於激烈衝突的內心矛盾中，著力描寫了這一過程中人物極度緊張的心理九_九_藏_書狀態以及情緒的轉換和變化。為揭示人物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沿用了內心獨白、錯覺或幻覺來刻畫病態或變態心理，或者再現之於人物重大心理影響的事件，或象徵性地暗示人物未來的命運。同時，作家將注意力投向人物的潛意識，展示人物在極度緊張的矛盾衝突中失控的潛意識活動以及難以把握的思想情緒，以揭示人物的內在心理造成具有強烈衝擊力的藝術效果。如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在開會歸來的途中，與斯塔夫羅金的談話，以及基里洛夫的自殺過程。其次，作家在特定的場景上，使得情節在時空上高度濃縮，通過高度集中的人群的對話和行動，使矛盾衝突跌宕起伏，瞬間多變，具有強烈的戲劇性。最典型的即是斯塔夫羅金經歷的「耳光事件」。另外，作為一部獨具特色的「政治小說」，《群魔》運用了諷刺性模擬手法，以這一特殊的藝術形式對社會、歷史和美學等問題表明自身的立場。一般而言，這些立場表達對「原型話語」意義的思考和否定。如在敘述維爾金斯基妻子與列比亞德金的婚外糾葛時，引用了所謂的「古羅馬格言」：「我的朋友，到目前為止我只愛你，現在我尊敬你。」實際上，這句話是對車爾尼雪夫斯基長篇小說《怎麼辦？》中對愛情、婚姻和嫉妒所闡述的見解進行模擬。與此類似的還有卡爾馬津諾夫對屠格涅夫特寫《處決羅普曼》的模擬——對作品中敘述者地位表達了質疑。同樣，作為俄國偉大作家的卡爾馬津諾夫在其《謝謝》一文中對屠格涅夫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部分作品——《夠了》《幻影》《關於〈父與子〉》的內容、結構、體裁、風格以及風景描寫手法均作出了逐一模擬。

《群魔》的創作以及主人公形象的選取，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〇年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寫過的書中，唯獨這一部特別令我感到棘手……可是後來我卻被真正的熱情攫住了，突然喜歡上了這部作品……今年夏天又發生了一次轉折：出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新人物，大有要當真正主角之勢；原先的主角（一個極其有趣的角色，但還稱不上是主角）反倒退到背景里去了。在這位新主角的鼓舞下，我已經動筆把全書從頭到尾重寫了一遍……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只是在表面上重要，這篇小說真正寫的並不是他；不過在他身上發生的事情，跟全書主要情節關係太密切，所以我不得不拿他作全書的主線。」至此，作家重新確立主人公，肯定了斯塔夫羅金的主導地位，藉以揭示其獨特的人格精神的成長過程及其反社會、反人性、反宗教的實質，以及這一人格精神之於社會或社會運動的毀滅性，展現主人公基於自我意志選擇的必然毀滅的邏輯。與此同時，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形象則是作為斯塔夫羅金性格淵源的詮釋出現的，而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則作為特定時期斯塔夫羅金的思想軌跡，發揮了主人公人格精神的「補白」作用。從這一意義上說，以斯塔夫羅金為軸心的，由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諾維奇一系列形象組成的形象群則是《群魔》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形象。

正是基於上述的社會歷史觀和基督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揭示了第一個主題：反虛無主義。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作家以涅恰耶夫為原型，塑造了彼得·韋爾霍文斯基這一形象，通過其領導秘密組織進行恐嚇、訛詐、縱火、暗殺等恐怖活動及其本人道德淪喪、野心勃勃、挑撥離間、恬不知恥等個人品質，作家對社會解放運動從根九九藏書本上予以否定和批判，主張俄國必須擺脫革命思想的影響，從基督教中尋找出路。必須指出，《群魔》一方面由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觀的局限，顯示出其反歷史的特質；另一方面，它通過對「俄羅斯思想」的溯源，對自由主義的空想、上流社會和行政當局的腐敗無能的批判，對俄國革命運動負面的揭露以及對一系列社會問題——諸如六七十年代革命運動與四十年代的關係、社會主義與無神論之間的關係、革命暴力的道德論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現實主義創作的力度。

一八四九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的其他成員一起被捕。作為主要案犯之一，作家因其散發傳單和在集會上朗讀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反對宗教、政府等罪名被判處死刑，后又改判為苦役和流放。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到嚴重摧殘，在精神和肉體上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創傷。在流放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發生了深刻變化。「我被控企圖（僅限於此）反對政府；我罪有應得，長期沉重而痛苦的經驗使我清醒並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我的思想。可是我當時是盲從的，相信了理論和空想。」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作家重新審視和肯定了基督的理想。他在一八五四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基督是最完美的形象，如果真理與基督不能統一，他將選擇基督而不惜拋棄真理。從宗教理想和東正教觀念出發，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對農奴制改革以後迅猛發展的俄國資本主義，表現出深切的憎惡和恐懼。作家堅持認為，日益興起的解放運動並不能使俄國擺脫資本主義奴役。因為，解放運動是非俄國所固有的、從西歐人為地搬來的東西，無神論和社會主義旨在「僅僅根據科學和理性的原則」來建立一個「沒有上帝」的「理想社會」。這一主張同篤信宗教、天性溫順的俄羅斯民族是格格不入的。有鑒於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社會歷史觀：俄羅斯民族應該選擇一條獨特的歷史發展道路。如果貴族階層能夠接受民眾的道德標準和宗教觀念，這兩個對立的社會力量便能和睦相處，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便能迎刃而解，從而使俄國社會通過改造獲得新生。

當時旅居德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涅恰耶夫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以此為素材，構思完成了著名的長篇小說《群魔》。《群魔》的構思與創作反映了作家基於世界觀的必然選擇，同時也體現其對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的價值判斷。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俄國的「社會主義者」脫離人民，不理解人民需要，與人民之間不存在任何共同語言；他們鼓吹唯物主義只是強調物質利益，擯棄了人的個性和道德。作家竭力否定「社會主義者」的無神論和暴力革命，認為這類觀念和行為擯棄基督，企圖「以劍和血來達到聯合」，迫使人類相互殘殺，趨於毀滅。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對社會革命的同時，卻熱烈追求一個和諧美好的理想社會。作家認為，整個西歐社會到處瀰漫著敵對情緒，已經不可能組成一個和諧整體。與之相比，俄羅斯民族還保持著善良的「本源」，所以在俄國存在建立理想社會的可能。這一「本源」，即篤信基督，崇尚愛與寬恕的宗教感情和順從謙卑的精神。作家甚至認為，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民族是「人類美的理想」，基督精神必須依靠俄羅斯民族發揚光大，「世界將通過俄羅斯思想獲得偉大的復甦」。

長篇小說《群魔》的第二個主題直接來自於作家對主人公尼古拉·弗謝沃洛多維奇·斯塔夫羅金及其他主要人物的精神成長的追溯和思想構成的剖析，作家通過系列「對話」場面，逐步建構一部多聲部的敘事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