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壓抑和窒息都自己吞咽消化。面對龐大的審核關卡，人沒有個人價值，只有整體價值。他的價值混在沒有意識的人群之中，只是一個永恆不變的純粹分數，取決於他身上增加了多少馴服溫順的成分。

後來，她留給我們嚼口舌的機會越來越少，因為她不常在學校待著，而是參加名目繁多的各種比賽，比如「夢想中國」、「亞洲新人歌手大賽」、「青春麗人江灘行選美大賽」、「軍民一家親軍旅歌曲大賽」，等等。奇怪的是，她每次都能在預賽或者地區賽得冠軍，但是一進決賽就首先被刷。

就這樣，世界上有了第一顆捲心菜。

那一年留給我的最大印象就是餓，每時每刻都在覓食。上晚自習的時候，要是聽見細微的撕開食品包裝袋的聲音，全班就會立刻萬籟俱寂，所有人伸脖顧盼，看看是誰有了吃食。

2009年，遭遇了經濟危機，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會因此縮一點水，短一點斤兩，打一點折扣，在嚴峻現實逼迫的注視下，青春的不切實際好像有點太過奢侈了。

同一時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學也在為建國五十周年而排練。上述畫面成為我們模仿和趕超的對象，在錄像機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於我現在都能清晰地回憶起。回憶的畫面里還伴隨著我的音樂老師憤怒的畫外音：「你們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們自己的樣子。」

我記得那個時候坐在我前面的男生有個保姆，每天傍晚給他送晚飯，有時飯菜不好吃，他只吃兩口就晾在桌子上，菜香飄過來，我饞得全身陣陣虛脫。

這種「餓」多半還是心理上的。高三一年每天都處於恐懼忐忑之中，無論吃了多少東西，心裏還是空落落的。在沒有任何娛樂可能性的環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

刺|激我要開始學習品牌，是下面的一件事兒：有一次我同學從香港訂的球鞋到了，快遞到班上，從第一排傳到最後一排，再傳到第一排，大家挨個瞻仰。送到我手上，我輕微地感嘆了一句：「哇，阿迪達斯！」

我喜歡聽他們的談話，喜歡聽他們隨口說出一個恐怖的數字，喜歡他們慵懶而漫不經心地比周末購物所花費的巨款。儘管那些錢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我還是快樂得不知所以。

我喜歡向外人熱烈地介紹他們的財富，當別人婉轉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會因為感到挫敗而不服。

我每天一個人走路，一個人馬不停蹄地吃飯，一個人在學校超市採購。後來，就基本上斷絕了和同學正常的言語溝通。也許是因為我老是聽著耳機，別人經常滔滔不絕地對我說了一大串話我才意識到，拿下耳機十分無知又無良地問：「啊？」於是人們漸漸地就不怎麼找我說話了。

時隔十年，我再打量那個時候的自己，才知道時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麼，那是青春期過早地覺醒。

最後，老師大聲問我們：「我們該怎麼辦？一起說——」「「我們要拯救他！」「我們要不要帶著他一起走？一起說——」「我們要帶著他一起走！」

高三那一年，老師告訴我們：「想要成績好，就不能交朋友！你們看看有哪個狀元是一下課就三五成群地待在一起的？」

從圓珠筆到汽車，我忽然具備了一種具有穿透力的視覺超能力，能穿透物品直接看到它內側read.99csw.com的label，以及「made in somewhere」。這種感覺很奇妙，像是兩千度近視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鏡，周圍原來模糊不清的東西頓時鮮明起來。

網吧比遊戲廳更為風靡，因為格鬥是一種競技體育，任何競技都有弱者和輸家，被格鬥致死的人要接受來自一條街的孩子漫長的嘲笑。但是在網吧，沒有聒噪的觀戰者和評論員，而是一場不戰而勝的巷戰——與空虛的自己、無聊的學校和討人嫌的家庭沉默對抗，最悲慘的結果也不過是玉石俱焚。

在那一年，唯一動搖了高考絕對權威的事情，就是5·12汶川地震。地震發生之後，我們不被允許看地震的圖片、錄像還有新聞，害怕心情受影響。那時，老師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熱點新聞和感人短文作為高考作文素材印發給我們，這長達五六頁的材料，幾乎就成了我們獲知地震新聞的唯一途徑。高三的我們彷彿被碩大無朋的箱子關住，只能從砰砰的敲擊聲大概猜測發生了什麼。

班裡的首富據說家裡有十億資產，因此得名「王十億」。班裡的闊少陪女朋友去買鑽戒，指著櫃檯說：「這個、這個不要，其他都包起來。」因此得名「吳鑽戒」。

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國家大喜大悲的波動頻率重疊交融，難捨難分。回想這近十年的青春，儘管有幾多乏味與蒼白，不能像聶魯達一樣說「我承認我歷經滄桑」，但至少有這個難以忘懷的尾巴，讓這段「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承平歲月不至於太過相形見絀。

老師為了教育我們，開了一次班會，還專門把他母親找來。他的母親眼睛里插了一根導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講台上，低著頭，形容慘淡。那是一場混亂的班會，批鬥、懺悔、原宥不斷循環。他哭，他的母親哭，我們也哭。

他們能輕易地通過某種高頻電波辨認出彼此，迅速親近結盟。這種彼此之間不為人知的默契簡直接近動物本能——據說假如雄孔雀失掉了一百五十根羽毛中的五根，挑剔的雌孔雀立刻就能察覺並且遠離。

之後的幾年，我也稀里糊塗地參加了許多莫名奇妙的「新」字頭活動——「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這一類的活動組織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沒，每次到了我們需要吃飯的時間就消失了。我們只好擠在狹小的賓館房間里，大聲熱切地討論文學藝術，假裝忘記了吃飯的生理需求。

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個周末我們班進了小偷，他把同學們散落在桌子上沒帶回家的雜物洗劫一空。後來經過調查，發覺這次搜刮課桌面盜竊走的物品價值大概超過十萬元。

那一年，韓寒出版了《三重門》，像是照明彈爆炸一般，多重效應讓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統瞬間顯形，照亮了青年自我認知的一條嶄新的小徑，引來了眾多亢奮叛逆的追隨者。

對信仰消費主義的青春，我給予有所保留的尊重。對於把青春本身就當做一件巨大消費品的人，我才是立正敬禮，表達最大程度的敬畏。

我看著我同桌佝僂的身影，心想：這才是慘綠少年，這才是殘酷青春。最殘酷的地方，並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荊棘扎得遍體鱗傷，而是經歷了這些，他還是要和我們一起走，還是要不分青紅皂白地往前沖涌。

這篇文章發表幾個月後，在一節心理學的選修課上，我的九九藏書老師把這篇文章作為課後的閱讀材料發給我和同學們閱讀。大概不是因為寫得多好，而是系統總結這一代人心理狀態的文章太少吧。

在網路的映襯下，現世是如此平庸不耐煩。每一代人的青春期都是不滿的，無條件的不滿，無條件發散的惡。青春期的兇猛看起來完全是每個人必經的生理階段。但是隨著新的網路時代到來，我們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範圍。

我現在看上一個年代的藝術作品，小說也好，電視劇也好，看那個時候的青春愛情，覺得最有代溝的一點，就是裏面的主角在發現自己的另一半隱藏的有錢人身份之後，第一反應往往是異常憤怒，覺得這種財富是對自己的莫大羞辱。

後來我才知道，這種相互辨認的暗號是各類品牌。再後來，我用了半年的時間，知道了我一生中應該知道以及不必知道的所有品牌。

球鞋的主人忽然臉色大變，憤怒地吼：「你看清楚，是ADICOLOUR W1！是ADICOLOUR！不是ADIDAS！」我嚇了一跳，問：「有什麼差別，至於這樣嗎？」他更加歇斯底里地揮舞著雙臂說：「差別大得很！大得很！」

凌晨3點鐘，很多寢室還都透出光來，他們還在學習，學習。學習是不妥協的、嚴厲的。必須學習，不惜一切代價，而且沒有幻想。學習一切，以及它的對立物。文言文賓語從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博斯普魯斯海峽、蘇聯解體的表面原因直接原因間接原因歷史原因根本原因……

老師也同情她的無助，有時候會帶著同學幫她一起找兒子。下午一點半的寧靜，是屬於躁動少年的寧靜，我們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媽喊你回家吃飯！」她找不到兒子，同行的人都在低聲安慰，只有我上氣不接下氣、語無倫次地向她和老師告狀：「他上網，他才墮落，看特別多不健康的東西。」

他的話，成為我青春期孤僻、行為詭異的啟蒙和理論支撐。我的高中同學後來形容我說：「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個破耳機聽個破mp3在破路上走。」

我受老師之命，經常在中午待在網吧門口，攔要進去的同學，逮剛出來的學生。讓我感興趣的是那些長時間上網的少年的眼睛：他們推開網吧的門，總會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種來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們生活了多年的現世。

我們班有些有錢的孩子。現在，我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富二代」。他們的父母如果是原生大亨的話，他們就是從中衍生出來的完美破解升級版，一種新的「文化亞人種」。

直到這一刻，我才誠摯真心地祝福她成功，這樣至少在屏幕上停留的時間久一點，能讓人看得真切一些。

當我開始學習名牌的時候，我才發現品牌教育無處不在。新的一期潮流雜誌出版的時候全班傳閱著看，會有人立刻打電話訂購雜誌封底的手機；同學會教你通過需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的差別，辨認屬於不同年份的紀念版球鞋；到了家長探望日，我和我的同學就不去食堂，而是端著盒飯，沿著停車場走整整一大圈，一邊吃飯一邊通過車標和車牌號，估算汽車的價值。

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臨下地掃視，讓我們獲得了巨大的滿足。盲九九藏書人的國度里，獨眼人就能稱王，因為他擁有了自由。

這種心理，符合青春初始狀態的設定。年輕人（teenager）這個詞是1941年才被發明出來，正式被放置到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對立面上。而年輕人最基本的就是：不怕窮，對財產也沒有恭敬心。他們發現（當然是不同程度的覺悟）如果要把未來掌握在自己手裡，就得有系統地挑戰社會體系和財富體系。

上晚自習的時候，他們就坐在教室最後一排，一邊打牌一邊交換自己的欣喜和憂愁。有時是交換名牌資訊，有時是感嘆父母最近的投資失敗，有時是豪邁地計劃自己當了家族企業接班人後大刀闊斧的改革。

那幾年裡，韓寒、丁俊暉、郎朗紛紛從擁擠冗長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鮮為人知、充滿吸引力的小徑，大多數少年卻沒有條件更沒有勇氣效仿，而是裹挾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們這支步伐整齊、歌聲嘹亮、大步挺進的隊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湮滅了，恰似一張埋沒在海邊沙礫里的面孔。

而到了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心智經歷了蛻變，對於不平等的財富，已經能夠如此心平氣和地接受和認可。有一年剛開學的時候，我經過下一屆的教室門口，看到黑板上赫然寫著紅色粉筆字——「熱烈歡迎太子酒店公子×××就讀本班！」

新千年到來，一夜之間，街上所有的純真兒童被一掃而空，收進了20世紀的記憶圖書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裡的硬幣咣當得更為響亮的悠遊少年。喧囂的遊戲廳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後終於使它最後的擁躉都失去了興趣，轉身進入新開的網吧。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自習或者考試，我在做題的空隙抬頭，看到無數埋得低低的頭和突出的肩胛骨，總會有一陣莫名的悲憤的眩暈，有時候甚至突然氣得兩眼泛紅，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感受，只是覺得簡直太沒天理了。

比追隨logo更崇高的理想是自己成為logo。大多數人滿足於模仿偶像，有些人決定成為偶像。

每次集會，大家只不過在同一句宣言上反覆輾轉——「世界是我們的，也是我們的，歸根到底，世界還是我們的。」話說完之後，呼告者總要深深吸一口煙，把臉掩蓋在煙霧中警覺地打量四周，含有一點警告的意味。世界雖然是我們的，但為了避免衝突，大家還是各走各路隔開距離，公平分據地盤。

那時候，班裡的男生攀比誰在網吧待的時間長，我的同桌是傳奇般的無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時間超過了人類極限。我上課時不經意地轉頭，經常會被他媽媽貼在窗戶上的臉嚇到，她滿臉憂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尋著她的兒子，發現她兒子不在，就一路號叫著兒子的名字衝出校園。

網路提供了一個脆弱的高台，更徹底地抽身於現實生活，它提供了一種局外人的目光，教會我們更批判地看待我們成長起來的世界和社會習俗。來自於陌生人的熱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敵愾，教會我們更殘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師或父母身上任何虛偽的外衣。

音樂老師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經驗里，小學三年級的孩子應該小臉紅撲撲、奶聲奶氣，而不是眼前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狀的半熟少年。十歲的孩子，已經不願意穿背帶褲，不願意在發梢綁粉紅色的硬縐紗，不願意用口紅在眉心中間點一個大紅點。

我如此積極主動地告密，一半也是因為九-九-藏-書心虛。那時，我也開始上網，我們家那時候還是撥號上網，速度很慢。所謂「網上衝浪」只是心急火燎地盯半天滑鼠的小沙漏。而且上網很貴，每次交電話費都是驚險之旅，我記得有一個下雪天，我和我媽去電信局交了六百五十元網費，我們倆沉默壓抑地走著，我媽拿著繳費收據，忽然「撲通」一聲跪倒在雪地里，哭喊道：「我以後再也不上網了哇！」

青春這個大園子，有點美麗，有點誘惑，有點危險，就是沒有用。但若是全拔了無用的勞什子，改種飽腹的捲心菜，伊甸園變成菜園子，未免也太可惜了。

1999年，我十歲，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糧和工具，這是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的流行病，它以驚人的速度在同齡人中間蔓延。面對這種新穎而陌生的癥狀，所有人都一頭霧水，老師和家長失望地總結成「調皮」，那時候的我則羞愧地概括為「墮落」。所謂的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說：「救救孩子！」

我們從來沒正式認識過，然而正式分別也已經有兩年。我知道她仍在闖蕩，在酒吧唱歌期待被挖掘，也一度想參選「紅樓夢中人」，到處問別人自己適合演哪個節目，也經常計算自己已經「混」了七八個年頭，前面該還有幾個年頭。

2004年，上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我那個愛上網的同桌家裡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爺死了，他的父母姑舅去奔喪時又出了車禍，只有他的母親活了下來，受了重傷。這個消息是班主任挨個網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附記：

於是，我就開始自己給自己寫小紙條，老師只是規定要寫上每天的學習任務，但是我一寫就悲從中來，控制不住自己，中間還插播我編造出來的文學理論、人生哲理、課堂笑話和生活常識，比如「用手輕輕地擊打後腦勺可以增進思維」……一張紙正反兩面都寫不下。

我想起魯文·達里奧講過一個寓言，故事說的是伊甸園裡，有一株最美麗的玫瑰，有一天魔鬼對她說：「你的確很美，不過……你沒有用。你看看對生靈有所貢獻的大樹，玫瑰啊，美麗是不夠的……」

我有一個高中同學，是個黑瘦、長臉兒、頗有風情的女孩子。她會唱海豚音，是學校的diva。她是學校里辨識度最高的人，因為全校只有她一個人戴金邊大墨鏡穿銀色高跟鞋。我對她每次去食堂都要凹造型有些不以為然，覺得她真是太形式主義了。

於是玫瑰——像夏娃一樣受了誘惑——一心想變得有用。她去請求上帝：「您能把我變得有用嗎？」

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評論我們這一代，說這一代的年輕人很冷，「而且是一種不舒服的冷——缺乏熱情，缺乏善意，對待周圍的事物，尤其是對待人（可以說是包括自己的親人在內的一切人），有一種刻骨銘心的冷漠」。他本來想把這一代稱為「冷漠的一代」，後來覺得過分了一點，就把它改成「調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徵，就是自以為把什麼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還有真誠的東西，所以對什麼都調侃，已經沒有敬畏之心了。」

校園曾經是最後一個還沒被品牌化的邊陲，而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也被成功攻陷了。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里，logo是全世界中產階級青少年共同的語言。

上帝回答道：「如你九*九*藏*書所願，我的孩子。」

在應急燈的照耀下，對面的牆上被投射出一個個巨大的黑的彎曲的側影。

比較各個年代的青春，最有意思的是，我們這一代的青春，是沒有什麼共同記憶的。50年代有激|情歲月，60年代有饑饉動亂，70年代有上山下鄉，80年代有思想激蕩……到新千年，我試圖提煉一代人的共同情感，卻發現青春只是散落凌亂的個人記憶。

這當然是作廢的誓言。接下來的日子里，我和我媽還是貪婪又絕望地等待一個個緩慢打開的網頁。

這篇文章是為《新周刊》的建國50年特刊《青春——從新中國到新新中國六代人的青春影像》所作。那期刊物，邀請了王蒙書寫50年代的青春、陳丹青寫70年代的青春等，我所代表的是1999—2009年代的青春。

十年前，國慶盛典前的綵排，上萬名少先隊員在《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的樂曲聲中，走過天安門廣場，放飛了萬羽鴿子和彩色的氣球。他們歡呼跳躍著，以秋分時節海潮的速度，像液體一樣，狂歡著湧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滲入城市的所有縫隙。

當富人進化到2.0版本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默認他們是不同的人。他們血液是鈔票色的，他們脖子後面印著出廠日期和獨一無二的編號表示是限量版的，他們額頭上有「¥」的熒游標志，只有在滿月的夜晚才會發光。

1999年12月31日最後一節課打響下課鈴，男生們守在教室門口，向走出來的人挨個借零錢，好換遊戲幣到街上的遊戲廳打「拳皇」。當少數幾個人或出於慷慨或出於義氣借給他們零花錢時，男生們就會溫柔地開玩笑：「謝謝，下個世紀再還給你。」

同學違背老師的要求，買了很多報道地震的報紙和雜誌，上課壓在課本底下看，下課傳給同學看。仔細看過的同學，總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復過來，但是卻永遠無法徹底恢復。那是一種恐怖，你可以暫時忘記它，被解析幾何、模考排名、錄取資訊吸引過去，但是你總會回到那裡，又讓這種恐怖和悲憫成為所有思考的中軸線，因為它從未離開過我們，它是良知的經緯線。

學校規定晚上11點熄燈，大多數人為了熬夜在學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沒有租房的條件，只能偷偷開著應急燈學習。學到凌晨3點鐘，我經常會拎著應急燈在寢室樓里走來走去，一方面是睡不著，另一方面是想偷窺其他人的勤奮程度。2007年武漢的冬天前所未有的冷，我在寂靜的走廊里逛來逛去，凍得瞬間沒有知覺，隔了好久才有一陣通體導電般的刺痛。

當年，我們這些「新」字頭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幫結派，又忙著劃清界限，最後還是身不由己被合併同類項。我也曾被劃到「殘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處理成黑白的，印上觸目驚心的「疼痛」兩個字。我自己倒覺得我從小到大並無坎坷，不覺得有什麼憤怒非吶喊不可，有什麼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著自己的傷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

對於她的「搏」，我既希望她早日出頭，又會不無陰暗地想——天老爺吶，哪一天不會真叫她搏出位了吧？前幾天，我看「名師高徒」節目，看到她唱海豚音時標誌性的臉一掃而過，那是曾經的選手的敗部復活，幾十個選手搏殺一張復活卡。